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 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内容简介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本书 为其短篇小说作品在国内首次完整结集，被称为英语文学的奇迹。 68则幽暗而充满魔力的故事中，纳博科夫完美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说技法，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智力游戏，以及对生命中无从躲避的暧昧和失落的迷人洞察。夜晚书桌前的男人被一位不速之客惊扰，原来是来自故乡的木精灵；失散已久的儿子与母亲重逢，却现身在无比尴尬的时刻；名为剃刀的流亡理发师给曾经迫害过他的男人刮脸；新郎在蜜月结束后不得不向岳父报告新娘的死讯；羞涩的梦想家与恶魔做了灵魂的交易纳博科夫一生中所关注的命运主题：怀旧与讽刺、时间与死亡、流亡者的日常、对故国的纪念、隐晦的童年创伤、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此一一呈现。 前言 纳博科夫的五十二篇短篇小说先是在报刊上发表，后来收入各种不同的选集，最终在作者生前纳入四部英文定本选集中。这四部选集包括《纳博科夫的“一打”》(1) 和其他三部收有十三篇短篇小说的“一打”：《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 纳博科夫很早以前就说过想出版最后一批短篇小说，但不能确定有没有足够的故事能符合他的标准，好编出第五部纳博科夫式的——或是数字上的——“一打”。他的创作生涯太丰富，终止得也太突然，无法让他自己编出一部最后的选集。他曾经手拟了一份他认为值得出版的短篇小说的简明清单，把这单子标注为“木桶的底”。他对我解释，其含义并不是说这些短篇小说的质量是垫底的，而是说根据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材料来看，这些就是值得出版的最后一批短篇小说了。尽管如此，在我们将作品全部归档整理并彻底检查过后，薇拉·纳博科夫和我又兴致勃勃地提出整整十三篇来。这十三篇经过我们的谨慎评估，认为纳博科夫可能会考虑收入。这么一来，纳博科夫的“木桶的底”篇目单（复印件附在《前言》之后），就该视为一个收集不全的初步单子了；其中只列了十三篇新收短篇中的八篇，还列了《魔法师》。实际上《魔法师》并没有出现在目前这部新编全集里，而是作为较短的长篇小说出了英文单行本（纽约普特南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纽约文塔基国际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作者手拟的篇名和最终决定收入这部全集的篇名也不完全是一一对应的。 在题为“用英语写的故事”的手拟单子中（同样参见《前言》后面的复印件），纳博科夫略去了《初恋》（最初以“科莱特”为篇名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略去的原因要么是出于疏忽，要么是因为它变成了《说吧，记忆》（原书名《确证》）中的一章。单子左上方标有一些说明——虽然是用俄语标出的，表明这是为打字而誊写的篇目单。两份誊写的清单有个别不准确之处，比如《瓦内姐妹》实际上是写于一九五一年的。 前述四种“定本”选集由纳博科夫本人煞费苦心地进行了分类整理，用了各种评判标准——主题方面的，时代方面的，气氛方面的，一致性方面的，多样化方面的。恰当的做法是使四部选集的每一部在重版时都保持原有的“书”的特征。新编十三篇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版的书名分别是La Venitienne 和La Veneziana （《威尼斯女郎》），也许也有资格出一部英文单行本。这十三篇还在欧洲以其他语言独立发表或是结集出版。先前的四种选集已经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了，有时候收入的篇目不太相同，如最近在以色列出版的Russkaya Dyuzhena （《俄文“一打”》）。我就不提在经济重建后的俄罗斯出版的纳博科夫短篇小说选集了，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上百万册的盗版。尽管改进的曙光已经露出地平线，但到如今从各方面讲还是盗版横行。 当前的这部全集，在不打算遮蔽以前各种选集特点的同时，特意按照创作的时间顺序做了安排，也就是说以最有可能的大致创作时间为序。出于这样的目的，以前各种选本里使用的篇目排序会有所变化，新收的篇目也插在合适的地方，以求与创作时间的顺序相一致。按创作日期排序是基本标准，如果具体日期不详，或不可靠，就以最初发表的日期或别处提到的日期为准。新收十三篇中有十一篇以前从来没有翻译成英文，有五篇从来没有发表过，直到最近才出现在几种欧洲文字的新编“十三篇”中。篇目题解和其他有关的信息放在了卷末。 新排序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方便地了解纳博科夫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有趣的是，其创作并非总是呈线性发展，年轻时代写的简单一些的故事中会突然展现出短篇小说艺术的惊人成熟。在展示创作演变过程的同时，还可让读者饶有兴味地深入体察作家后来所使用的，尤其是在长篇小说中使用的主题与技巧——从这个意义上讲，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可以归入最能直接体现这一切的作品之列。虽说有些短篇以某种方式和长篇小说相联系，但它们都可以单独成篇。它们可以从不同的层次解读，但读它们不需要先读文学入门书。读者不论是否接触过纳博科夫比较复杂的大部头作品，也不论是否研究过纳博科夫的个人历史，只要看了这些短篇，就会立刻心满意足的。 新收入的十三篇中我翻译的部分由我个人负责。以前出版过的俄文短篇的翻译大多是父子之间通力合作的结果，但父亲是原作者，有权改变他自己的行文。有时候只要他认为合适，译好的行文也可以改变。由此可以想见，他那些新近翻译过来的短篇小说也有可能在一些地方被他改动过。不用说，我作为独立的译者，能享有的自主权限仅仅是改正以往文本中明显的排版错漏和编辑失误。其中最为严重的要数《助理制片人》的所有英译本中都整整漏掉了精彩的最后一页，好像是第一个译本漏掉了，后面的也都跟着漏掉了。顺便一提，在故事中两次提到的那首歌里，把新娘扔进伏尔加河的那位顿河哥萨克人是斯捷潘·拉辛(2) 。 我承认，在这部全集长久的孕育过程中，我得益于目光锐利的译者和编辑的质疑与评论，他们都在最近，或与我同时，把这些短篇翻译成其他文字或是编辑这些译文；也得益于一些出版商缜密的审稿意见，他们正在各自准备出版这些短篇中少量几则的英文版本。校对工作不管做得多么认真规范，总会有一条或几条漏网之鱼。不过，日后的编辑和译者应该明白，目前这个选集，一旦出版问世，足以代表这些短篇英文版本的最精准水平，尤其是新编的十三篇，还有原文是俄语的几篇。（这几篇俄文原作往往很难译解，其中的疏漏之处，有可能是作者的，也有可能是抄稿人的，甄别起来相当困难。另外，这几篇俄文原作偶尔还有一种或多种不同的版本。） 公平地说，我要感谢自发送上的两则短篇的英文初译。一篇来自查尔斯·尼科尔，另一篇来自吉恩·巴拉布塔洛。两篇都得到了认可，两人都不要报酬。不过，为求写作风格大体一致，我基本上保持了我自己的英文行文习惯。我要感谢布莱恩·博伊德、迪特尔·齐默、米歇尔·尤利亚，感谢他们做出宝贵的书目文献研究。最为重要的是，要感谢薇拉·纳博科夫，感谢她无穷的智慧、高超的判断力、坚韧的毅力。凭着这毅力，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靠着越来越弱的目力和虚软的双手，记下了好几段《众神》的最初译文。 这些短篇中交织着纳博科夫小说的主题、手法、形象及其发展，也反映着纳博科夫在俄国的青年时代、在英国的大学岁月、在德国和法国的流亡时期，还反映着，按他的话说，在创作了欧洲之后又开始创作的美洲。要把这一切追根溯源，远非一个简短前言所能做到。从十三篇新收短篇中随便挑几篇看，《威尼斯女郎》离奇曲折，反映着纳博科夫对绘画的喜爱（小时候曾有志于终生画画），并且背景与网球有关，他本人就打网球，而且人们都说他是个网球奇才。另外十二篇也风格各异，有寓言（《龙》），有政治阴谋（《这里说俄语》），还有富于诗意和个人风格的印象主义（《声音》和《众神》）。 纳博科夫在他自己作的注释（附在书后）中就原先收编的短篇讲了一些情况。情况很多，另外还可以加上一条，那就是一些怪诞的时空重叠（在《未知的领域》和《博物馆之行》中）。同样的手法还出现在《爱达或爱欲》和《微暗的火》中，《透明》和《看，那些小丑！》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纳博科夫对蝴蝶的偏爱是《昆虫采集家》的中心主题，也闪现在很多其他短篇中。不过更为奇特的是，他对音乐从来没有特殊爱好，可音乐经常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声音》、《巴赫曼》、《音乐》、《助理制片人》）。 令我个人特别感动的是那种登临极目的升华感，在《兰斯》中有所反映（如我父亲所言），当年爬山时我的父母有此体会。不过最深刻、最重要的主题，不管是显是隐，依然是纳博科夫对残暴的藐视——人间的残暴，命运的残暴——这方面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了。 德米特里·纳博科夫 俄国圣彼得堡，瑞士蒙特勒 一九九五年六月 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编辑主任乔治·黑普写来一注，说明新收入该集的《复活节之雨》的发现经过，兹录如下： 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间，我们正在准备出版第一本德语的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纳博科夫学者迪特尔·齐默遍访所有能访到的图书馆，寻找俄国移民杂志《俄罗斯回声》一九二五年四月的那一期。不管找不找得到，他都去找了，因为他知道那一期上登有《复活节之雨》。他甚至在只有一天许可的情况下去了一趟当时的东柏林，也想到了莱比锡的德语图书馆。可是当时机会渺茫，官僚主义的办事程序令人寸步难行。此外还有别的问题，即使去了莱比锡，那里很可能还没有复印机。 于是我们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没有收入《复活节之雨》。书出来后他才听到传言纷纷，说住在瑞典的一位学者在莱比锡找到了《复活节之雨》。当时铁幕已经抬起，他便过去查看。果 然是它：一套完整的《俄罗斯回声》杂志。现在那里也有复印机了。 这样《复活节之雨》就于二○○二年加入到我父亲的美国版短篇小说全集之中——其第一位发现者是斯韦特兰娜·波利斯基，我们则是多年之后才听闻其大名的。 德米特里·纳博科夫 瑞士沃韦 二 ○○二年五月 二○○五年，《词语》的一种俄语文本引起我的注意，故事哀婉深情，令人震惊，以至于我不得不压下对其真实性的怀疑。第二年夏天，俄国学者安德烈·巴比科夫劝我说纳博科夫当年有一篇没有发表的短篇小说，交给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档案室保存，现在可以让它自由了。于是这两篇小说——一篇是特别年轻的《娜塔莎》，一个极富洞察力的幻想故事，一九二一年写于柏林，另一篇就是《词语》——现在都收入这部全集中了。 《词语》是我父亲出版的第二则短篇小说，也是他父亲一九二二年遭暗杀后他发表的第一个作品。它写于柏林，登在一九二三年一月的《方向报》(3) 上。《方向报》是柏林的一种俄国流亡者报纸，他父亲曾参与其出版工作。和十年后发表的《极北之国》一样，《词语》包含着一个人人可解却永远解不透的秘密。和《木精灵》与《娜塔莎》一样，《词语》投射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世界，以对抗残酷的现实。它在《方向报》上排得不是地方，令人伤心：前边是已故老纳博科夫的一篇未竟之作，紧挨着的就是《词语》。 《词语》也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很少几篇有天使加入的短篇小说之一。其笔下的天使，当然是很有个性的人之化身，更贴近寓言、幻想故事和壁画里的天使，倒不像俄国东正教的标准天使。他父亲死后，纳博科夫小说中的宗教信仰方面的象征特点出现得越来越少（《振翅一击》中是一种颇不一样的天使），这也是实际情况。《词语》中独创的喜悦情绪在我父亲后来的作品中也有表现，不过只是一晃而过，在纳博科夫只能暗示的想象世界之中。然而他解释说，他知道的要比他能用言辞表达的更多；要是他知道的不多，他所能表达的那部分也会无从表达。 德米特里·纳博科夫 佛罗里达州棕榈滩 二 ○○七年十一月 纳博科夫手拟的短篇小说篇目单，标注为“木桶的底”。 纳博科夫手拟的短篇小说篇目单，标注为“用英语写的故事”。 (1) 　原书书名为Nabokov's Dozen ，戏仿习语“a baker's dozen”（面包师的一打），指十三，而非常规的十二。因此《纳博科夫的“一打”》收入了十三篇短篇小说。 (2) 　Stenka Razin（约1630—1671），顿河哥萨克人，俄国民间传奇英雄，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末组织领导了俄国较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3) 　Rul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流亡国外的俄罗斯人在柏林办的一份俄文报纸，又译《舵》。 木精灵 墨水瓶投下一个抖动的圆形影子，我正在专心致志地描画它的轮廓。远处的一间屋里时钟在打点，我呢，又是一个精神恍惚、老像做梦一般的人，还以为是有人在敲门，先是轻轻地敲，接着敲得越来越响。来人敲了十二下，停下来等候。 “是的，我在家，请进……” 门把手怯生生地转动一下，满身流汁的蜡烛斜了一下烛光。来人往旁边一闪，站在了长方形的阴影之外，只见他弯腰弓背，灰衣上披着星夜的霜尘。 我认得这张脸——认识他已经好久好久了啊！ 他的右眼仍然隐在阴影里，左眼怯生生地偷偷瞅我，眼睛拉长了，隐隐发绿。眼珠子像一块铁锈在忽闪……两鬓灰白，如青苔丛生，银眉很淡，不注意看几乎看不出来，没有胡须，嘴周围的皱纹显得很可笑——这一切像是和我的记忆开玩笑，让我隐隐恼火。 我站起来，他上前一步。 他的破旧上衣显得太小，好像穿得不大对——衣襟错了位。他手里握着一顶帽子——不能叫帽子，是一个松松垮垮的深色包袱，根本没有帽子的样儿…… 对，我当然认得他——也许从前还喜欢过他，只是眼下实在想不起来是在何时何地遇上他的。我们肯定经常见面，否则我不会对他的相貌有如此深刻的印象：那莓红色的嘴唇，那对尖楞楞的耳朵，还有那个滑稽的喉结…… 我含糊不清地咕哝了一句欢迎的话，握了握他轻飘飘、冷冰冰的手，拍拍一只破旧的扶手椅的椅背。他在椅子上悬悬地坐下来，像一只乌鸦蹲在一截树桩上，然后急匆匆地说起来。 “街上乱得可怕，所以我就躲进来了。不请自来，来看看你。你认出我了吗？你我二人过去常在一起玩，追逐打闹，一玩就是好几天。如今故地重游。你难道要说全忘了？” 他的声音实实在在地迷惑了我。我觉得头晕目眩——依稀记起了当年的快乐，无穷的、无可替代的快乐，至今萦绕心头…… 不，这不可能：我是一个人来的……怕是什么精神迷乱症，说犯就犯了吧。然而我身旁的的确确坐着个人，瘦得不像个真实的人，穿着带长穗的德国短靴，声如铜铃，闪动着金黄色和碧绿色，好熟悉——说出来的话却又如此简单，和真人一模一样…… “好啦——你记得的。对，我是从前的森林精灵，一个淘气鬼。如今我在这里，和大家一样，迫不得已逃亡啊。” 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我又一次产生了幻觉，好像看到如波似浪的滚滚灵气，高大茂密的枝叶汹涌奔腾，明亮的桦树皮一闪一闪，宛如海浪飞溅，伴着一种连绵不断的悦耳轰鸣……他朝我俯过身来，亲切地盯住我的眼睛。“还记得我们的森林吗？冷杉黑漆漆，桦树白茫茫？如今全被砍光了。说来痛心，令人难以忍受——我亲眼看着我心爱的白桦树噼里啪啦地倒下，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把我赶进沼泽地里，我哭泣，我怒吼，像只麻 一样狂叫着，飞快地逃走，去了邻近的一片松树林。 “我在松树林里伤心，止不住哭泣。我从小到大都不习惯松树林，再说，瞧瞧，这哪里还是松树林呀，只是一摊蓝瓦瓦的煤渣。还得再走些路。不知不觉到了一片树林——真是一片好林子，茂密，幽深，凉爽。然而不知为何，这林子和以前的林子不完全一样。想当年我经常从早玩到晚，猛烈地打呼哨，使劲地拍手，惊吓路人。你还记得你自己的事吧——有一次你在我森林里的一个昏暗地方迷了路，你穿着小小的白裙子，我不停地把林中小路弄得错综复杂，让树干乱转，闪现在枝叶丛间。一整夜都在恶作剧。不过那时就是到处鬼混，开开玩笑，大家怎么骂我都行。可如今我清醒了，因为我的新住处实在不好玩。白天黑夜周围都有奇怪的噼里啪啦响声。起初我以为是个精灵同伴，在这一带出没。我呼唤着，又听听回音，还是噼里啪啦声，还有轰隆隆声。不过不对啊，那不是我们精灵发出的声音。有一次天快黑的时候，我悄悄溜到了一片林间空地上，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到处躺着人，有的仰面躺着，有的脸朝下躺着。好吧，我心想，待我吵醒他们，让他们动起来！于是我开始摇晃树枝，用松球当炸弹轰炸他们，发出沙沙响声，像猫头鹰一样尖叫……我拼命干了整整一个钟头，却一点不管用。于是我走近一看，惊得目瞪口呆。这里一个人，脑袋悬在一根深红色的细线上；那里一个人，肚子上一堆粗壮的蛆……我无法忍受，发出一声尖叫，跳到空中，一溜烟逃走了…… “我久久流浪，穿过不同的树林，却找不到安宁。要么是死寂，荒凉，了无生趣，令人窒息；要么是恐怖，令人不敢去想。最后我下定决心，变成一个乡巴佬，背个背包出发，永远离去。别了，俄罗斯！一个同类精灵，是个水妖，帮了我一把。可怜的家伙也在逃亡。他见什么都觉得惊奇，嘴里不停地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真正是一场灾难！想当年他也有快乐的时光，常诱人落水（他是一个好客的精灵）。作为回报，他在金色的水底多么宠溺地亲抚他们，唱着多么动听的歌将他们迷倒！而如今，他常说，水上漂过去的只有死人，一批一批地漂过去，多得不计其数，连河水里冒出的湿气也充满血腥，像血一般稠，像血一般温暖，像血一般黏腻，致使他没有办法呼吸……于是他带着我走了。 “他逃到远方，在某个遥远的海面游荡，在一处雾蒙蒙的海边把我放到岸上——去吧，兄弟，自己找一片能和睦相处的绿林吧。可我什么都没找到，最后落脚在了这个陌生的、可怕的石头城。于是我变成了一个人，戴着浆过的硬领，穿着短靴，完全一副人样，甚至还学会了人的话语……” 他陷入了沉默。眼睛像湿润的树叶一般闪闪发亮，胳膊交叉起来。蜡烛淹没在烛泪中。摇曳的烛光下，他梳向左边的几缕灰白的头发很奇怪地闪着微光。 “我知道你也在苦苦寻找，”他的声音又幽幽传来，“不过你的寻找比起我的来，比起我狂风暴雨般的寻找来，不过是熟睡之人均匀的呼吸罢了。你不妨想想：我们部落里没有一个人留在俄罗斯。有一些像丝丝烟雾一般绕着圈飘走了，另一些流落到世界各地。家乡的河水变得忧伤，再没有欢快的手在河面上击溅月华。偶有没被收割的风信子，成了孤儿，默然无语。淡蓝色的古斯里琴也不再弹响，它曾为我的对手、轻盈的田野精灵服务，为他的歌声伴奏。那个头发蓬乱、热情友好的家居精灵，含着眼泪放弃了你那蒙羞受辱、又脏又乱的家，也放弃了枯萎的小树林。想当年那些小树林，明亮处楚楚动人，幽暗处又神秘莫测…… “这就是当年的我们，当年的俄罗斯，曾是你的灵感，曾是你风月无边的美丽，曾是你青春永驻的魔力！如今我们全都走了，走了，被一个发了疯的检查员赶出家园，亡命天涯。 “我的朋友，我不久就要死去，对我说点什么吧，告诉我你爱我，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过来坐近点，把手给我……” 蜡烛扑扑闪了几下，熄灭了。冰冷的手指摸摸我的手掌。那熟悉的忧郁笑声如钟震响，然后消失了。 当我打开灯的时候，扶手椅上并没有人……没有人！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只有一股淡淡的香气，桦树的香气，湿苔的香气，飘荡在屋子里…… 这里说俄语 马丁·马丁尼奇烟草店位于一座大楼的拐角上。怪不得烟草店都爱开在楼角上，原来马丁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橱窗不大，但布置得很好。小镜子把窗子里展示的东西照得栩栩如生。橱窗底部铺着天蓝色的绒布，起起伏伏形成沟沟壑壑，里面摆着五颜六色的香烟盒，烟牌子都用国际通用语亮闪闪地标出来。大楼是座旅馆，名称也是亮闪闪的国际通用语。橱窗靠上面一些，摆着一排排轻便烟盒，里面的香烟像人笑而露齿一般露出盒外。 马丁年轻的时候是个富有的地主。在我的儿时记忆中，他因拥有一辆气势不凡的拖拉机而很有名气，当时他儿子彼佳和我同时读梅恩·里德(1) 的冒险小说，也同时患上了猩红热。到如今过去了风风雨雨的十五个春秋，我还是喜欢到那个热闹角落看看马丁的烟草店。 还有一点，就是去年以来我们之间已不仅仅是一同回首追忆往昔了。马丁有了个秘密，我则是那个秘密的合谋之人。“这么说，诸事如常？”我低声问他，他则回头一瞥，同样轻声回答：“是的，感谢上苍，平平静静。”那个秘密可不是个寻常秘密。记得当年我去巴黎时，前一天就待在马丁的铺子里，一直待到傍晚时分。人的灵魂可以比作一个百货商店，眼睛可比作一对展示橱窗。一看马丁的眼睛，就知道那是一双热情的黄褐色眼睛。根据这样的眼睛判断，他灵魂深处的货物也是优质产品。一把大胡子，闪动着俄罗斯人特有的刚劲灰色。身材高大，胸膛宽阔，风度翩翩……曾有一时，大家都说他能挥剑断帕——那是英国古时候狮心王理查的能耐之一。如今一起的流亡人士常怀着羡慕说：“此人从不服输！” 他的妻子是个文静的胖老太太，左边鼻孔旁长着个胎记。自革命考验之时起，她的脸就开始痉挛，看了令人同情。只要一发病，总是快快地斜眼望天。彼佳长得和他父亲一样高大魁梧，给人印象深刻。他表情忧郁，却为人谦和，还动不动来点幽默，这些我都很喜欢。他长着一张大脸，软塌塌缺乏生气，他父亲老拿这张脸开玩笑，说：“好大一张脸——绕它航行一圈三天也不够。”头发红棕色，永远乱糟糟的。彼佳在城里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开了一家小型电影院，收入还相当不错。这一家人我们就算都说到了。 那天我在铺子里坐了一天才走，就坐在柜台旁，观察马丁招呼顾客。他一般是先轻轻往前靠靠，伸出两根食指拄在柜台上，然后走向货架，拿出一盒装饰华丽的香烟，一面用拇指指甲打开烟盒，一面问道：“Einen Rauchen(2) ？”我至今记得那一天是有个特殊原因的：彼佳突然从街上回来，披头散发，脸气得铁青。马丁的侄女决定回莫斯科她母亲那里去，彼佳就到外事部门办手续。外事部门里的一个外交官给他交代办事程序，另一个显然是官方政治机构的外交官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附近到处都是白军的残渣余孽。” “我恨不得把他剁成碎块，”彼佳说，一拳砸到手心里，“但说来不幸，我不能忘了我姑妈还在莫斯科。” “你出于良心已经犯事一两次了。”马丁好心地低声说他。他说的犯事是指一桩极其可笑的事情。不久以前，在他的命名纪念日那天，彼佳去了一家苏联书店。好好一条柏林的繁华街道，有了这家书店，算是有了一块污点。他们不光卖书，还卖各种各样的手工制作的小古董。彼佳挑了一柄小锤，刻有罂粟花饰纹和表明此乃布尔什维克小锤的特殊铭文。店员问他还要不要别的东西，彼佳说“要”，朝一尊乌里扬诺夫(3) 先生的石膏半身小塑像点点头。半身像和小锤加在一起付了十五马克，然后就在柜台上，他一句话也没说，挥起刚买下的小锤砰的一声砸了刚买下的半身像，用力之狠，致使乌里扬诺夫先生变成了一堆碎片。 我很喜欢这段故事，就像喜欢难忘的童年学下的一些可爱的幼稚话一样，一想起来就暖人心扉。一听马丁那么说彼佳，我不由得笑着看了看他。可是彼佳却阴沉着脸，又是耸肩，又是皱眉。马丁在抽屉里翻腾，给了他店里最高档的烟。不过这也没有驱散彼佳的一脸阴沉。 半年后，我返回柏林。一个周日早晨，我觉得要去见见马丁。如果是工作日，我可以从店铺里直接穿过去，因为他的寓所——三间屋子和一个厨房——就在店铺的后面。可是周日早上商店当然是关门的，窗户外面的防盗栏也放了下来。我透过防盗窗的间隙迅速瞥了一眼：大红金黄相间的烟盒，黑黝黝的雪茄，角落里一块中等大小的标牌，上面写着“这里说俄语”。我注意到，展柜布置得比以往更好看。我绕到后面从院子里进了马丁家。奇怪的是，看马丁的样子，好像他也比以往更高兴、更得意，容光焕发。彼佳则让我彻底认不出来了：油亮浓密的头发整整齐齐梳向脑后，一丝略显羞涩的微笑未曾离开张开的双唇。他好像不说话也挺高兴的，像是遇上了什么奇特的开心事，又像是怀里揣着一件宝物，一举一动都要轻柔。只有彼佳的母亲和平时一样面色苍白，脸上也和平时一样，一抽一抽地动，像夏天打的微弱闪电，好生可怜。我们坐在整洁的起居室中，一看就知道另外两个房间——彼佳的卧室和他父母的卧室——也和这里一样干净舒适。我发现这样想的话，心里也愉快。我慢慢抿着柠檬茶，听着马丁悦耳的话语，实在摆不脱这样的印象：他们家里一定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快乐而又神秘的事，令人静不下心来。比方说哪一家有人要做妈妈了，就是这么欢天喜地的样子。有那么一两次，马丁早有准备地看儿子一眼，儿子一见便立即站起身来，走出房间，回来时小心地冲父亲点了点头，好像说一切都进展得极好似的。 老人的谈话中还有别的新奇事儿，我觉得不好理解。我们说到巴黎和法国人，他忽然问我：“我的朋友，告诉我，巴黎最大的监狱是哪一所？”我说不知道，然后就跟他讲起了一出写狱中女性的法国讽刺剧。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马丁插嘴道，“举个例子，人们都说监狱里的女人把墙上的石膏刮下来，当做粉底抹在脸上、脖子上等地方。”为了证实他的说法，他跑进卧室，拿来一本大部头的书，是一位德国犯罪学家写的。他翻到其中一章，专写监狱里的日常生活。我试图转换话题，但无论我选什么话题，马丁都能巧妙地把它转回来，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地讨论开了终身监禁是否和立即处决一样人道，罪犯们为越狱逃往自由世界都能想出哪些妙法。 我越看越糊涂了。彼佳是个爱拨弄机械东西的人，这会儿正用小折刀拨弄他的手表发条，边拨边暗自发笑。他母亲在做针线活，时不时用胳膊肘把面包和果酱推到我面前。马丁五指紧攥着腮下凌乱的胡须，黄褐色的眼睛朝我侧目一闪，突然间藏在心里的话涌了出来。他朝桌上猛击一掌，转眼对着儿子：“我再也忍不住了，彼佳，我要在崩溃之前全都告诉他。”彼佳默默地点点头。马丁的妻子站起来，准备去厨房。“瞧你那张碎嘴。”她说，一个劲地直摇头。马丁一只手按住我的肩膀，使劲摇了我一下。假如我是园中的一棵苹果树，他这么一摇，苹果也就悉数从我身上掉下来了。他盯着我的脸，说：“我有言在先。我马上要给你说一桩秘密，一桩天大的秘密……我不知该如何开口。记住了——听了一定守口如瓶！明白吗？” 他欠身靠向我，把我浸在烟草味和他身上特有的老年人气味之中。不过他讲的故事的确不同寻常。(4) “事情就发生在那天你离开后不久，”马丁开始说起来，“一位顾客走了进来。他显然没有注意到窗子里面的告示牌，因为他用德语跟我打招呼。我要强调一下：他要是看见了告示牌的话，就不会踏进一个流亡人士开的小店了。我一听他的发音，马上认出他是个俄国人。那张脸也是俄国人的脸。我当然说起了俄语，问他要什么价位、什么种类的烟。他瞅我一眼，好像觉得又意外，又不高兴。‘您凭什么认为我是俄国人？’我记得我给了他一个十分友好的回答，然后开始给他数烟卷。正在这时候，彼佳走了进来。他看见我的这位顾客后，十分平静地说了句：‘可真是相见恨晚啊！’话音未落，我的彼佳迈步走近那人，砰地一拳砸在那人脸上。那人僵住了。彼佳之后跟我解释，说刚才发生的一幕并不是一拳将人击倒在地，那是一种特殊的攻击：后来证明彼佳这一击的威力稍后才显露出来。那人爬起来，走了出去，看上去就像站着睡着了一般。接着他开始像座斜塔似的缓缓向后倾倒。彼佳绕到他后面，从腋下托住了他。这实在是太过意外的事情。彼佳说：‘爸，来帮我一把。’我问他这是要干什么，彼佳只又说道：‘帮我一把。’我深知我的彼佳——傻笑什么，彼佳——深知他有他的道理，做任何事都经过深思熟虑，不会无缘无故将人打昏。我们把那个不省人事的家伙从店里拖进走廊，再拖到彼佳的房间里。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一声铃响——有人进了铺子。当然，所幸早些时候还没人进来。我返回店里，做完买卖。这时好巧，我妻子也上街采购回来，我立即把她推到柜台上守候，自己则没说一句话，迅速返回彼佳的房间。那人躺在地上，两眼紧闭，彼佳坐在桌旁，沉思着翻检一些东西：一个很大的皮革香烟盒，五六张色情明信片，一个钱包，一本护照，一把老式的但分明很好使的手枪。他立即解释道：我知道你肯定胡思乱想了，这些东西都是从此人衣袋里拿出来的。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外交官——你记得彼佳的故事——就是他说过白军的残渣余孽之类的怪话，对，对，正是同一个人！再说，从某些文件看，他还是一个格伯乌(5) ，这种人我以前见过的。‘说得好，’我对彼佳说，‘就凭这你就打人专打脸。他该不该受你这一拳暂且不论，可请给我解释，眼下你打算怎么办？显然你忘了你姑妈还在莫斯科。’‘是呀，这我倒是忘了，’彼佳说，‘我们必须想点办法。’ “我们想了办法。首先，我们找来一根粗绳，然后在他嘴里塞了一块毛巾。我们正在捆他时，他苏醒过来，睁开了一只眼。我挨近瞅瞅，让我告诉你，那张脸看上去不但难看，也很蠢笨——前额上，小胡子一带，还有蒜头鼻子上，长满了癞疥疮。彼佳和我让他躺在地板上，我舒舒服服地坐在旁边，开始了一场司法讯问。怎么问我们讨论了好一阵。我们关心的倒不是他那句侮辱言词——那当然是小事一桩——我们想更多地了解他的整个职业，也就是说，要了解他在俄国做过的事情。被告准予得知我们的最后决定。我们除去他嘴里的毛巾，他呻吟一声，噎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讲，只口口声声说：‘你等着，你等着……’毛巾又塞进他嘴里了，司法程序又开始了。最初我们的意见有分歧。彼佳要判他死刑。我则认为他是该死，但建议判为终身监禁。彼佳想了想，同意了。我又补充说，虽然他肯定做了坏事，但我们无法给他定罪。他从事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犯罪，那么我们的任务只限于让他不能再害人，也就到此为止。后来如何，且听我马上道来。 “我家门廊尽头有一间浴室，很黑很黑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涂了彩釉的铁浴缸。水经常罢工。偶尔也有蟑螂。房间之所以很黑，是因为窗户极其窄小，又正好开在天花板下方。除此之外，窗户正对面，三英尺开外，就是一堵坚固的砖墙。我们决定就把囚犯关在这个隐蔽之处。这是彼佳的主意——对，对，是彼佳，我实事求是。要关人，这囚室自然得收拾一番。我们开始把那人拖进走廊，这样我们工作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的妻子也来了。快到晚上了，她刚刚锁好了铺子，往厨房走时路过这里，看见了我们。她非常惊讶，甚至来了气，但听了我们的解释，也就理解了。真是个乖女孩。彼佳开始把我们放在厨房的一张结实的桌子拆开——卸下了桌脚，剩下桌面一块平板，用锤子打进浴室的窗户堵上。然后他旋下水龙头，移走了圆柱形热水器，在浴室地板上放了一个床垫。当然第二天我们又做了多种改进：换了把锁，装了一个固定插销，还把堵窗户的板用钉子钉牢——做所有这些事，当然不能弄出太大动静。你知道的，我们没有左邻右舍，但还是应该小心谨慎。结果就做成了一间真正的囚室，把这个格伯乌家伙带了进去。我们解开绳子，松开毛巾，警告他要是喊叫，就再次捆起来，捆上好久。看他也明白浴缸里放的床垫是为谁准备的，我们也就放心了，便锁好门，然后一整夜轮流值班看守。 “此时此刻标志着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不再单单是马丁·马丁尼奇，也是看守长马丁·马丁尼奇。起初关在里面的人对所发生的事摸不着头脑，所以没有过激的反应。然而，没过多久，他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当我们给他送来晚饭时，他狂风暴雨般地破口大骂起来。他骂的那些脏话我不能重复，我只能说他大骂我亲爱的已故母亲，给她扣上种种奇怪的罪名。我们决定让他彻底明白他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法定地位上。我解释说，他将会被一直这么关下去，一直关到死。我要是死在他前头，就把他当作一笔遗赠交给彼佳，我的儿子又会相继把他传给我未来的孙子，一直这样传下去，把他变成一个家族传统，一个传家宝。我顺便提到，万一我们不得不搬家，搬到另一所柏林的公寓房里，那也会把他五花大绑，装进一个特殊的大箱子里，轻轻松松地和我们一起搬走。我继续给他解释，他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得到大赦，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像泡泡一样破灭之日，也就是他获释之时。最后我承诺给他好吃好喝——比我被契卡(6) 关起来的时候好得多。还有，给他一点特权，有书可读。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我认为他对饭菜不曾抱怨过一次。不错，最初彼佳曾建议给他吃干鱼就行了，可是他找来找去，柏林就是找不到苏维埃的鱼。我们不得不给他吃资产阶级的饭。每天早晨准八点，我和彼佳就进来，在他的浴缸旁边放一碗热肉汤，一长条全麦面包。与此同时，我们订购了一把夜壶，是一件专门为他所用的灵巧设备。下午三点钟，送给他一杯茶，七点钟将会再送些汤。这套食谱是按照当时欧洲最好的监狱里使用的一套食谱制定的。 “书就多了点问题。我们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讨论让他从哪些书开始读，最后定出三本书：《谢列勃良内公爵》、《克雷洛夫寓言集》、《环游地球八十天》。(7) 他声明他不会读这些‘白军小册子’，但我们还是把书留给了他，而且我们很有理由相信他会高高兴兴地读这几本书的。 “他情绪不稳定，后来慢慢安静下来了，显然在谋算什么。也许他希望警察开始寻找他。我们查看报纸，但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失踪了的契卡特务。极有可能其他官员已经确定此人叛逃了，由此倾向于将此事深埋地下。这段若有所思的时间就是他企图逃跑之时，或者说他至少想给外界送个消息出去。他在囚室里拖着脚走来走去，兴许还够着了窗户，也可能想把木板撬松，还‘通通通’地猛撞。我们给了他点威胁，他也就不再撞了。有一回，彼佳一个人进去，那人突然朝他猛扑过来。彼佳给他来了个熊抱，卡住他，让他坐回浴缸里。经过这次事件后，他又变成另一副模样，脾气变得非常好，还经常开玩笑，最后竟然想收买我们。他提出给我们一大笔钱，说找某某人拿钱就行。看这一招也不管用，他就开始抽抽搭搭地哭，退回到破口大骂的境地，骂得比先前更凶。目前，他到了逆来顺受的阶段，正处于一个完全顺从的阶段，这恐怕不是个好兆头。 “我们每天带他到走廊里散步，一周打开窗户两次，让他呼吸新鲜空气。为了防止他喊叫，我们自然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每个星期六让他洗一次澡。我们自己就只好到厨房里洗澡。每个星期天我给他做些简短演讲，让他抽三支香烟——当然，我在场看着他抽。我那些演讲都讲什么呢？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讲。比如讲普希金，或者古希腊。只有一个话题避而不谈，那就是政治。他被完全剥夺了谈政治的权利，就好像政治这东西在地球表面压根不存在似的。你可明白？自从我关了一个苏联特务，我就是为祖国效力了，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得意，我快乐。生意也在转好，养着他也没什么大问题。他一个月花我二十马克左右，包括电费：那里头黑咕隆咚的，所以从早八点到晚八点，一个昏暗的电灯泡总是亮着的。 “你问他是个什么背景？这个嘛，我怎么说呢……他今年二十四岁，是个乡下人，不大可能念完乡村小学。他就是大家说的那种‘老老实实的共产党员’，只在政治上扫个盲。这样的教育，按我们书上所讲，也就是把笨蛋教成傻瓜——我知道就是这么个结果。噢，你想看看的话，我就带你去看看。只要记着，不要说话！” 马丁走进了走廊，我和彼佳跟在后面。老人穿着舒适的居家外衣，看上去倒真像个监狱长。他边走边掏出钥匙，往锁孔里插钥匙的动作颇为专业。那锁嘎吱嘎吱响了两声，马丁推开了门。里头远不是一个灯光昏黄的暗洞，而是明亮宽敞的浴室，这样的浴室在舒适的德国人家里随处可见。电灯明亮，但不刺眼，遮在一个华丽的灯罩后面。靠左手的墙上闪着一面镜子，浴缸旁的小桌上放着几本书，一只光面的瓷盘里放着一个剥了皮的橙子，还有一瓶没有打开的啤酒。白色的浴缸里，床垫上铺着干净的被单，上面躺着一个吃饱喝足、双目明亮的人。他身穿浴袍（是主人的半新浴袍），脚蹬轻柔暖和的拖鞋，脑后垫着一个大枕头，颔下一把长髯。 “喂，你有什么话说？”马丁问我。 我觉得眼前的场景很滑稽，不知道如何回答他。“那里就是原来开窗子的地方。”马丁用指头指指说。果然，窗户被木板盖了个严严实实。 那囚犯打了个哈欠，朝墙转过脸去。我们走了出来。马丁笑着摸摸门闩。“他要逃跑那是没门的事，”他说，接着又若有所思地补了一句，“不过自关了他以来，我就一直很想知道，他将在那里边度过多少年呢……” (1) 　参见书末《注释》。 (2) 　德语，来一支 。 (3) 　编者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原注：列宁的真实姓。 (4) 　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原注：该篇故事中凡与马丁的真实身份有关的标识或蛛丝马迹自然都特意作了处理。我之所以注明这一点，就是为了猎奇之人不去白费气力地寻找“大楼拐角处的烟草店”。 (5) 　参见书末《注释》。 (6) 　参见书末《注释》。 (7) 　参见书末《注释》。 声音 有必要关上窗子：雨敲打着窗台，溅在镶木地板和扶手椅上。伴随着一声清脆滑溜的声响，巨大的银色幽灵迅速穿过花园，穿过树丛，沿着橙色的沙地走来。排水管咯咯作响，阻塞了。你正在演奏巴赫的曲子。钢琴已经抬起了喷漆涂盖的侧翼，侧翼下面摆着里拉琴，小音锤正在琴弦上跳动。织锦小挂毯扭曲出粗糙的褶皱，从钢琴的尾部滑落了一半，把一曲打开的乐谱碰落在了地板上。每时每刻，透过赋格曲的狂乱，你的戒指老在键盘上发出叮当声，伴着六月的雨，持续地、壮观地打在窗玻璃上。你没有停下弹奏，轻轻扬起头来，合着节拍惊呼：“雨啊雨……我的琴声要盖过你……” 可是你盖不过它。 影集摆在桌上，像一口口天鹅绒棺材，我扔开它们，注视着你，听你弹奏赋格曲，听着雨声。一种清新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像康乃馨带露的清香。那清香飘散在每一个地方：架子上，钢琴的侧翼上，枝形吊灯的长方形金刚石上。 每当你手指压向波光闪闪的琴键，你的斜肩就会轻轻抖动，我就会感觉到你抖动的斜肩和银色的雨神之间存在的音乐联系，这时我会产生一种平静的喜悦感。每当我深深地陷入沉思，整个世界也似乎是这个样子——单一，和谐，遵循着协调一致的规律。我自己，你，还有康乃馨，在这一刻都成了五线谱中垂直的音符。我意识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包含了不同声音的相同颗粒相互作用而成的，如树木，水，你……一切都是统一的，相等的，神圣的。你站起身来。雨仍然在杀伤阳光。昏暗的沙地上，小水坑看上去如同一个个洞——自地下升出的另一片天空上钻出的一些小孔。一条长凳，像丹麦瓷器那样闪闪发亮，上面放着你的球拍。球拍的网绳因雨变成了褐色，球拍的框架也扭曲成了一个“8”字形。 我们走进那条小巷，巷子里阴影杂乱，还有蘑菇腐烂的气味，我觉得有点发晕。 我记得你碰巧走在一小块阳光之中。你的双肘很尖，眼睛苍白，灰蒙蒙地没有光彩。你说话的时候，瘦削的小手边缘总是凌空挥舞，细手腕上闪着一只镯子。闪着阳光的空气在你的头发周围抖动，你的头发和空气融在了一起。你抽烟抽得很厉害，神经质一般地抽。你从鼻孔里往外喷烟，手一歪弹掉烟灰。你的鸽灰色庄园离我们的庄园五俄里。庄园里面空旷，豪华，凉爽。庄园的一张照片登在了一家光面的都市时尚杂志上。几乎每天早晨，我都会跳上我的皮革自行车车座，沿着小路沙沙地前行，穿过树林，再沿着公路，穿过小村子，然后沿着另一条小路朝你家骑去。你盼着你的丈夫九月不回来，这样我们就什么也不担心了，就你和我——不担心你家仆人们的流言蜚语，不担心我家里人的怀疑。我俩都信命，方式不同而已。 你的爱有点沉默，就像你的声音不那么响亮一样。有人会说你爱得不真，你也是从不谈情说爱。你属于那种不善言谈的女人，和你交往，马上就会习惯了你的沉默。不过有些心里话倒是经常听你脱口而出。然后你那架贝克斯坦大钢琴会发出雷鸣般的声音。要么你会两眼迷茫，直视前方，把你从你丈夫或他的伙伴那里听来的轶闻趣事讲给我听。我记得你那双手——修长的、苍白的手，布满青筋。 在那愉快的一天，雨如鞭抽，你弹奏得出人意料地好，我也下决心解决我们相恋最初几周后隐隐约约出现在我们之间的讲不明白的事情。我意识到你没有能力控制我，也意识到我爱的并非只有你一个，我也爱整个大地。就好像我的灵魂延伸出了无数的敏感触角，我生活在每一样事物中，看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远隔重洋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又同时看到了眼前巷子里细长的金色雨滴刷刷落下，滴答有声。瞥一眼白桦树闪亮的树皮，我突然觉得它那斜垂的枝变成了我的胳膊，枝头上小树叶还带着雨滴；又觉得它那数以千计的细根变成了我的双腿，深深扎入大地，吸取大地的养分。我多想将自己像树一样融入大自然之中，去感受做一株有海绵般黄色底部的牛肝菌老蘑菇会是怎样的情景。要么做一只蜻蜓，要么做一会儿太阳系。我想得痛快，突然间大笑起来，亲吻你的锁骨和脖颈。要不是你讨厌诗歌，我甚至会对你吟诵一首。 你淡淡一笑，说道：“这里雨后很舒服。”接着你沉思片刻，又说：“你看，我刚想起来——今天有人请我喝茶……地方叫什么来着……帕尔·帕里奇家。他是个很无聊的人，但你知道，我不得不去。” 帕尔·帕里奇是我的一个老熟人了。我们经常一起钓鱼，他还动不动就突然扬起他带点男高音的破嗓子唱起《晚钟》(1) 来。我倒是很喜欢他。这时树叶上一滴热腾腾的雨珠正好落在了我的唇上。我说我陪你去。 你有点为难地耸耸肩。“我们会在那儿闷死的。太可怕了！”你瞥了瞥手腕上的表，叹了口气，“到时间了。我得换鞋去。” 你的卧室光线朦胧，阳光从拉下来的软百叶窗透入，在地板上形成了两道金色的梯子。你压低声音说了点什么。窗外的树滴着雨水低语，舒畅地沙沙作响。我冲着这沙沙响声微微一笑，轻轻地、很节制地拥抱了你。 事情就是这样。你家的花园和草场在河的这一边，小村子在河对岸。公路上到处是深深的车辙。路上的泥是深红色的，坑洼里是冒泡的牛奶咖啡色的水。黑色的小木屋投下斜斜的影子，格外清晰。 我们沿着一条已有很多人踏踩过的小径往前走，走在阴凉里。走过了一个杂货店，走过了一个挂着翠绿色招牌的小旅馆，走过了几处洒满阳光的庭院，院子里散发着粪便和新鲜干草混合在一起的气味。 学校是新建的石头房，周围种着枫树。校门口一个农妇正把一块抹布拧干放进桶里，她的两条白色小腿肚闪现在门槛上。 你在问：“帕尔·帕里奇在吗？”这个长着雀斑、扎着许多小辫的女人迎着阳光眯着眼睛说：“他在，他在。”说着用脚后跟推推水桶，水桶叮当作响，“进来吧，太太。他们都要到工作室去。” 我们沿着一道昏暗的走廊走过去，又走过了一间宽敞的大教室。 路过那个教室的时候，我瞥见了一幅蔚蓝色的地图，心想俄国就是这样的——阳光灿烂，幅员辽阔……教室的一角散落着一支碾碎了的粉笔。 再往前去，就到了那间小小的工作室。里面有木工胶水和锯末的气味，很好闻。帕尔·帕里奇没穿外衣，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伸出左腿压在一块呻吟的白色木板上，正对着白板津津有味地作规划。汗津津的秃脑袋在一道扬着灰尘的阳光中来回摇晃。他的工作凳子下面散落着刨花，卷卷曲曲像轻薄的鬈发。 我大声说：“帕尔·帕里奇，你有客人！” 帕尔·帕里奇吃了一惊，随即手忙脚乱起来。你打了个熟悉的手势，无精打采地向他伸出一只手，他礼节性地在手背上拍了拍，紧接着马上把他的潮湿手指塞进我的手里，握手问候。他留着柔软的八字胡，脸上布满未老先衰的皱纹，看上去整张脸像是油腻子制作出来的一般。 “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么衣衫不整的。”他带着一丝歉疚笑着说道。说罢抓起一对衬衫袖套，匆匆戴上。这对袖套刚才一直放在窗台上，像两个圆筒一般并排放着。 “你这是在做什么啊？”你问道，你的手镯闪了一下。帕尔·帕里奇挣扎着穿上他的夹克衫，动作幅度很大。“没什么，混时间罢，”帕尔·帕里奇急急忙忙地说，发唇辅音的时候有点结巴，“在做个小架子之类的东西。还没做好。还得打磨上漆。不过看看这个——我称它为‘飞翔’……”他两手一并，一边摩擦，一边旋转，一架木制小型直升机发射了出去，嗡嗡响着向上飞，撞在天花板上，掉了下来。 一个礼节性的微笑影子一般掠过你的脸面。“啊，我好糊涂，”帕尔·帕里奇又是一惊，“我的朋友们，刚才就要请你们上楼……这个门总是吱吱响。不好意思。请允许我先上去。上面恐怕很乱……” 我们开始沿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楼时，你用英语说道：“我觉得他忘了是他请我来的。” 我走在你后面，看着你的背，看着衬衣上的丝织小方格。楼下什么地方，可能是院子里，传来了一个农妇洪亮的声音：“杰罗西姆！喂！杰罗西姆！”突然间我头脑里豁然开朗，数百年来，世界一直在花开花落，旋转变化，目的只是为了现在，在此刻，将刚才楼下的那声喊叫，将你柔软光滑的肩头动作，还有松木板的香味，组合起来，化成一个垂直的音符。 帕尔·帕里奇的房间洒满阳光，多少有点狭小。床头上方的墙上钉着一条深红色的壁毯，正中央绣着一头大黄狮。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装裱好的《安娜·卡列尼娜》的选段，做得很讲究，一行行的文字安排巧妙，在明暗光线的相互作用下，构成了托尔斯泰的脸部轮廓。 主人搓着手请你坐下，他的夹克衫将桌子上的那张唱片打翻在地，他将它捡了起来。茶、酸奶和一些淡而无味的饼干被端了上来。帕尔·帕里奇从餐柜的抽屉里拿出一罐水果硬糖，糖罐上画着花。他一弯腰，衣领后面一褶肿泡的皮肤凸了出来。窗台上挂着一张蜘蛛网，网丝上粘着一只已经死去的大黄蜂。你无精打采地从椅子上拿起一张报纸，刷刷地翻，突然问道：“萨拉热窝在哪里？”正忙着倒茶的帕尔·帕里奇回答道：“在塞尔维亚。” 这时他伸出一只抖抖索索的手，小心翼翼地用银茶托托着一杯滚烫的茶，递给你。 “茶来了。我可以给你拿点饼干吗？……他们为什么要扔炸弹呢？”这是在问我，肩头耸了一下。 我正在把玩一方厚实的玻璃镇纸，已经把玩一百遍了。这方镇纸透着雪青色，里面是点缀着金色沙粒的圣以撒大教堂(2) 。你笑着大声读道：“昨日，一位第二行会的商人，名叫叶罗欣，在魁希萨纳饭店被捕。结果那位叶罗欣，借口说……”你又笑了起来，“算了，下面的话太不文雅了。” 帕尔·帕里奇变得慌乱起来，脸上飞起一阵褐色的红晕，手里的勺子也掉了。窗下的枫叶刷刷闪亮。一辆马车扎扎驶过。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哀伤柔弱的叫卖声：“冰淇淋！……” 他开始谈论学校，谈论醉酒，谈论河里出现过的鳟鱼。我开始仔细地观察他，觉得我现在才是第一次真正看他，尽管我们已是老熟人了。我们初次见面时，他的形象想必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永远不变了，好像是先入为主，已成习惯了。一想到要说说帕尔·帕里奇，我不知为何就有这样的印象：他不光留着一撮黑黄色的八字胡，也留着一缕黑黄色的长胡子。这缕长胡子是我假想的，不过它是许多俄罗斯面孔的特点吧。现在，对他进行了一番所谓的仔细观察后，我定睛一看，他的下巴其实很圆，光秃秃没有胡子，(3) 还有一点轻微的凹槽。他长着一个肥厚的鼻子。我还注意到他的左眼皮上有一颗粉刺一般的痣，换了我，情愿把它割掉——可是割了说不定会要命。那个小颗粒牵制着他，全面地、绝对地牵制着他。我对他进行了全面观察。看清这一切后，我做了个极其轻微的动作，仿佛抬肘轻推一下我的灵魂，让它向下滑行，滑进帕尔·帕里奇的体内，让我自己在他体内安营扎寨，宛如以他之心来感受长在皱巴巴眼皮上的东西，也感受一下他的硬领侧翼，还有那只爬过他秃下巴的苍蝇。我两眼转来转去，目光犀利，把他的一切都看在眼里。床头的那头黄狮子现在仿佛也成了我的老朋友，好像从孩提时代起它就一直挂在我的墙上似的。装在凸面玻璃里的彩色明信片显得十分特别，雅致好看。我坐在低矮的柳条扶手椅里，脊背已经习惯了椅背，但坐在我对面的人不是你，而是学校的女赞助人，一位沉默寡言的女士，我不大认识。这时我和刚才一样轻轻一动，又立刻滑进了你的身体，感受你膝盖上方的吊袜丝带，再往上一点，是细棉布毛织物引起的痒痒。又换成你的想法，觉得很枯燥，很热，想抽烟。就在此刻，你从你的小包里摸出了一个金盒子，往烟嘴里装了一支香烟。我便钻进了各样东西里——钻进了你，钻进了香烟，钻进了烟嘴，钻进了笨手笨脚摸索着火柴的帕尔·帕里奇，钻进了玻璃镇纸，钻进了窗台上死去的大黄蜂。 许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那个腼腆、臃肿的帕尔·帕里奇。有时候，尽管他是我最不愿意想起的人，我居然会在梦里见到他，就在我现在生活的环境里。他迈着紧张的步子，微笑着走进一个房间，手里拿着褪了色的巴拿马草帽。他弓着背走路，拿着一块大手帕擦拭他光秃秃的下巴和红润的脖子。我梦见他的时候，你总是从头至尾出现在我的梦里，懒懒的样子，穿着一件低腰丝绸上衣。 在那美妙愉快的一天，我没有多说话。我吞下了滑滑的凝乳，用心听每一种声音。当帕尔·帕里奇陷入沉默时，我能听见他的胃在低语——一阵轻微的吱吱声，随后是一阵细细的汩汩声。这么响了一阵后，他装模作样地清清嗓子，匆匆开讲了。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时，他就会打结巴，一打结巴便眉头紧皱，指尖像打鼓一般敲击桌子。你斜倚在低矮的扶手椅子里，面无表情，沉默不语。你一偏头，抬起你瘦削的胳膊肘，整理你脑后的发卡时，会透过眼睫毛瞥我一眼。你以为我会因为和你一起来而在帕尔·帕里奇前面感到尴尬，他也可能对我们的关系有所耳闻。你这样认为的话，我就觉得可笑了。我还觉得可笑的是，当你故意提起你的丈夫及其工作时，帕尔·帕里奇脸红了。 学校前面，太阳的赭石色热力泼溅在枫树下。帕尔·帕里奇站在门槛边向我们鞠躬，感谢我们顺便来访。他退到门庭里，再次鞠躬。屋外墙上的一个温度计闪着玻璃的白光。 我们离开了村庄，过了桥，爬上了通向你家的小路。我从胳膊肘下扶着你，你侧目一笑很特别，等于告诉我你很快乐。突然间，我想给你讲讲帕尔·帕里奇的小皱纹，讲讲金光闪闪的圣以撒大教堂。可是我刚开始说，就觉得要说出错话了，说出怪话了。你亲切地说“颓废”，我就换了话题。我知道你需要什么：简单的感觉，简单的话语。你的沉默不费气力，风平浪静，像云彩或植物的沉默。所有的沉默都可以认为是神秘的，你身上似乎就有很多神秘之处。 一位穿着蓬松上衣的工匠，喘着粗气，稳稳地磨他的大镰刀。蝴蝶飞舞在尚未收割的山萝卜花丛中。一个年轻姑娘沿着小路朝我们走来，肩上披着一块淡绿色的方巾，黑头发中戴着雏菊。我已经见她三四回了，她那晒黑的细长脖子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她过去时，只将眼睛稍稍一斜，关切地看了你一眼。然后她小心地跳过沟去，消失在桤木林里了。一阵银色的颤音抖过质地粗糙的灌木丛。你说：“我打赌她刚才在我家园子里愉快散步。我多么讨厌这些到处度假的人……”一只猎狐狗，是条肥大的老母狗，跟在它主人后面一路小跑。你非常喜欢狗。这小动物拖着肚子爬到我们跟前，耳朵贴到后面扭动着身子。你伸出一只手，它在你手底下打滚，露出粉红色的肚子，上面布满了灰色斑点。“怎么啦，你这心肝宝贝。”你用你那特有的又疼爱又生气的声音说道。 猎狐狗在你身边打了一会儿滚后，发出一阵细微的尖叫，越过沟，往前跑去了。 我们已经快到你家庄园的低侧大门时，你决定要抽烟。可是翻了翻你的手提包，你咯咯轻笑起来：“我多傻呀，把烟嘴放在他那里了。”你拍拍我的肩膀，“最亲爱的，跑去拿一下吧。没它我不能抽烟呀。”我笑着吻了你闪动的睫毛，还有眼睛眯起来的微笑。 你在我身后大声呼喊：“快点啊！”我奔跑起来，倒不是我跑得快，而是我周围的一切在跑——灌木的彩虹色在跑，映在湿草上的云影在跑，淡紫色的花朵在跑——它们赶在刈草机的疾光之前冲进沟里逃命。 十来分钟后，我喘着腾腾粗气爬上了学校的台阶。我挥拳猛击褐色的门。屋里床垫的弹簧吱吱作响。我转了转把手，但门是锁着的。“谁呀？”传来帕尔·帕里奇慌乱的声音。 我叫道：“快点，让我进去！”床垫再次响了起来，也传来赤脚啪啪走路的声音。“你干吗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帕尔·帕里奇？”我马上注意到他的眼睛发红。 “进来，进来……见到你真高兴。你看，我刚才在睡觉。快进来。” “我们把个烟嘴忘在这里了。”我说道，尽量不去看他。 我们终于在扶手椅子底下找到了那个绿珐琅管儿。我把它装进上衣口袋。帕尔·帕里奇正冲着手帕大口喘气。 “她是个美妙人儿。”他沉重地坐到床上，不合时宜地说道。说完叹口气，斜眼往一旁看去。“俄国女人身上有一种气质，一种——”他眉头紧皱，伸手搓着眉结，“一种——”他发出一阵轻柔的咕噜声，“一种自我牺牲精神。世上没有什么比这种精神更崇高的了。那种自我牺牲精神，非同寻常地微妙，非同寻常地崇高啊。”他双手交叉在脑后，热情奔放地笑起来。“非同寻常……”他突然沉默了，然后问起来，已经是全然不同的语调，我听了老觉得可笑。“你还要告诉我什么，我的朋友？”我真想抱他一下，说些充满热情的话，说些他想听的话。“你应该出去散散步，帕尔·帕里奇。为什么闷闷不乐地待在这沉闷的屋里呢？” 他轻蔑地挥了挥手。“该看的我全都看了。出去啥也没有，就是个热……”他揉揉红肿的眼睛，然后往下捋捋八字胡，“也许今晚我去钓鱼。”那个粉刺一般的痣在他皱起的眼皮上抽动。 真该这样问他：“亲爱的帕尔·帕里奇，你刚才为什么躺在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是因为得了枯草热，还是有什么特别悲伤的事？你曾经爱过一个女人吗？为什么偏在屋外阳光明媚、池水似镜的这样一天哭？……” “好了，我得走了，帕尔·帕里奇。”我说道，看了一眼弃在一旁的眼镜，重新排版印制的托尔斯泰著作，还有桌子底下那双带着像耳朵一样的饰环的靴子。 红色的地板上停着两只苍蝇，一只趴在另一只身上。它们嗡嗡叫着，分开飞走了。 “没有痛苦的感觉，”帕尔·帕里奇缓缓舒了一口气说，他又摇摇头，“我会微笑着承受它——去吧，不要让我拖住你。” 我又沿着小路奔跑，一旁是桤树林。我觉得自己沉浸在另一个人的悲伤之中，因为我高兴时他在流泪。这是一种快乐的感觉，以前不常有：比如看到一棵弯倒的树，一只扎破了的手套，一匹马的眼睛。这种感觉之所以快乐，是因为它有一股和谐的流动。它就像任何快乐的行动或快乐的光辉一样快乐。从前有这种快乐感时，我被分裂成了百万个个体和物体。今天我是一个整体，明天我就有可能再行分裂。因此，世上每样事物都会注入他物，与之融合。那一天是我最走运的一天。我知道我的周围的一切都是同一部和声的音符，知道——隐秘地知道——声音的来源和声音不可避免的力度霎时间组合起来，每一个即将消散的音符又产生出新的旋律来。我灵魂深处的音乐之耳知道并听懂了每一种事物。 你在花园里铺设了石子的地段迎接我，这地方靠近阳台的台阶。你的第一句话是：“我刚才不在时我丈夫从城里打来电话。他十点钟到家。肯定出了什么事。也许他现在正在转车。” 一只鹡鸰，像一阵灰蓝色的风，轻轻地快步跑过沙地。停了一下，走了两三步，又停了一下，又走了几步。鹡鸰，我手中握着的烟嘴，你的话，你衣服上落下的阳光点……不可能出了别的事。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皱着眉头说道，“你在想有人会告诉他之类的事。不过告诉不告诉都一样……你知道我已经……” 我直直地盯着你的脸。我用我全部的心灵直接看着你。你我的眼神撞在一起。你的眼睛那么清澈，仿佛眼睛上飘走了一片薄薄的软纸——那种珍贵书籍里保护插图的薄膜。你的声音也是第一次显得清澈：“你知道我已经做了怎样的决定吗？听好了。我没有你就活不下去。这就是我要讲给他听的话，一字不差。他会和我马上离婚。然后，比如在秋天，我们就可以……” 我的沉默打断了你的话。你轻轻离开我一点，一个光斑从你的裙子上移到了沙地上。 我能对你说什么呢？我能说我要自由，不要受人束缚，能说还不够爱你吗？不能，绝对不能说。 就过了一刹那。就在那一刹那间，世上发生了很多事：某个地方一艘巨轮沉没了，一场战争爆发了，一个天才诞生了。那一刹那过去了。 “这是你的烟嘴，”我说，“在扶手椅底下。你知道不，我进去的时候，帕尔·帕里奇肯定一直在……” 你说道：“好。现在你可以走了。”你转过身快步跑上台阶。你抓住玻璃门的把手，没能马上打开门。你肯定备受折磨。 我在花园里站了一会儿，周围是略带甜味的湿气。随后，我双手深深插入衣袋，沿着斑驳的沙地绕到房屋前面去。我在前廊找到了我的自行车。我伏在车把手的两个低角上，顺着庄园的车道摇摇晃晃地骑走了。沿途四处躺着蛤蟆。我没注意压上了一只，车轮下噗的一声响。车道尽头有一张长凳。我把自行车靠在一截树桩上，在长凳诱人的白色木板上坐下来。我想一两天后，我会收到你写来的一封信，不论你怎么呼唤我，我就是不回返。你的房子远去了，和我拉开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忧伤距离，一同远去的还有屋里的钢琴、落满灰尘的《艺术评论》杂志、房屋周围的轮廓。失去你是件开心的事。你固执地猛拉玻璃门，消失了。不过一个不同的你用另一种方式和我分别，在我快乐的亲吻下睁开了苍白的眼睛。 我就这样一直坐到傍晚。蚊虫忽上忽下飞荡，仿佛受着无形之线的牵引。突然间，在附近什么地方，我觉得有个亮点闪动——那是你的裙裾，原来是你—— 难道最后的颤动还没有消尽？于是，你又来了，我倒觉得不安。你远远地躲在一边，在我的视线之外。你正在走动，越走越近。我使劲地转过脸来。原来不是你，而是那个戴着绿色围巾的女孩——还记得吗？就是我们遇到过的那个女孩，还有她那只长着个可笑肚皮的猎狐狗…… 她走了过去，穿过枝叶间的缝隙，过了桥。桥那边有个小电话亭，装着彩色玻璃窗。女孩觉得烦闷，就到你家庄园里散步，我也许不久就会和她熟起来。 我缓缓起身，骑上车缓缓离开沉寂的庄园，上了大路。我直接骑进了广阔的夕阳之中，在一个弯道的外侧，超过了一辆马车。那是你的车夫谢苗，用正常速度赶着车朝火车站驶去。他看见了我，缓缓摘下帽子，梳理了一下后脑勺上几缕油光闪亮的头发，然后又戴上帽子。一条方格护膝毯折叠起来放在座位上。黑骟马的目光中反射出周围迷人的景色。因是下山，我没踩踏板，一路飞驰而下，来到河边。从桥上望去，我看见帕尔·帕里奇的圆肩和巴拿马草帽。他坐在桥的下游方向游泳换衣间投下的阴影里，手中握着一根钓鱼竿。 我刹住车，一只手扶在桥栏杆上。 “喂，喂，帕尔·帕里奇！鱼怎么上钩的？”他抬头望望，朝我亲切随便地挥挥手。 一只蝙蝠掠过如镜的玫瑰色水面。树木的倒影宛如黑色的缎带。远处的帕尔·帕里奇在喊着什么，边喊边挥手。帕尔·帕里奇的又一声喊叫在黑色的水波上抖动。我放声大笑，推开栏杆离去。 我沿着紧紧挤在小木屋之间的小路一阵无声地猛骑。牛叫声飘了过去，飘进了没有光彩的天空中，仿佛一些小柱子碰撞着向上飞去。远处就是公路，沿公路再往远看，在无边的夕照中，水气隐隐蒸腾的原野间，是一片沉寂。 (1) 　The Evening Bells ，原是爱尔兰诗歌，由俄罗斯诗人科兹洛夫翻译成俄语，遂成为一首动人的俄罗斯民歌，流传很广。 (2) 　Saint Isaac's Cathedral，位于圣彼得堡，始建于一八一八年，历四十载而成，用了四百多公斤的黄金做装饰。 (3) 　编者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原注：熟悉俄语原文的双语读者，眼尖的话，可能注意到这里是用“hairless”（光秃秃没有胡子）替换了“irresolute”（优柔寡断）。俄语里这两个词意思相近，“irresolute”几乎可以肯定是抄写员疏忽所致。 振翅一击 一 当一副滑雪板弯曲的头与另一副交叉时，你就会一个跟头栽向前去。刺骨的雪灌进你的衣袖，要重新站起来可真难了。科恩滑雪时间不长，滑不了一阵就出汗。他觉得有点眩晕，眼前金星乱冒，便一把拉掉扎得耳朵直痒痒的羊毛帽，擦擦湿漉漉的眼皮。 此刻弥漫在六层楼旅馆前的尽是欢乐与碧空。树木在雪光中失去了形状。数不清的滑雪板印迹飞流而下，犹如从雪山肩上垂落的幽发。周围无尽的白色涌向云天，在空中逍遥自在地闪烁着。 科恩沿着斜坡往上滑时，他的雪橇吱吱作响。那个英国女孩昨天，也就是他来的第三天，才与他相识，但她注意到他宽阔的肩膀、骏马般的身形，还有闪在颧骨上的健壮红润，便以为他也是英国人。她叫伊莎贝尔，一群皮肤黝黑闪亮的阿根廷型青年戏称她为“空降的伊莎贝尔”，她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跟到旅馆舞厅，跟到装有衬垫的楼梯上，跟着爬上雪坡，在闪亮的雪尘里嬉闹。她步履轻快，热情奔放，嘴唇特别红润，真好似造物主舀了一勺热带的朱砂，给她下半截脸上拍了少许。笑意洋溢在她毛茸茸的眼睛里。一头黑缎般的秀发，如波浪起伏，上面挺立着一只西班牙发卡，宛如波浪上的一只鸟翼。这便是科恩昨天见到她时的样子，当时有点空荡的铜锣声响起，叫她离开三十五号房间去用餐。事实上，他们是邻居，她的房号恰是他的年龄。那天他们在一张公共长餐桌上进餐，她正好坐在他的对面，高挑，活泼，穿一件黑色低胸连衣裙，光脖子上围着一条黑丝巾——这情形似乎对科恩影响特大，以至于压了他半年的忧郁心情顿时如开了个小口一般。 宝 书 网 w w w . b a o s h u 2 . c c 是伊莎贝尔首先开口说话，科恩倒没有觉得意外。这个大旅馆，闪现在大山中间，与世隔绝，这里的生活在沉闷的战争年代后节奏轻快起来，无忧无虑。再说，在她伊莎贝尔看来，一切都是没有限制的——没人限制她的眼睫毛向两边跳动，没人限制她说话时发出旋律一般的笑声。她把烟灰缸递给科恩，一边说道：“我觉得在这里只有你和我是英国人。”说着把一侧隔着薄纱的肩膀朝桌子低了低，肩上搭着一条黑丝巾，像斜背着的一条绶带。她接着说：“当然不用数，还有五六位小老太太，另外那边那个穿翻领的人也是。” 科恩答道：“你错了，我是没有祖国的。我从前在英国待了多年，这倒不假，另外——” 第二天早上，破罐破摔地过了半年的他突然心情愉快地洗了个冷水浴，锥形的水淋得他耳朵发聋。九点钟，吃了一顿简单却又很充实的早餐，然后套上滑雪板，嘎吱吱地走过旅馆露台前面那条雪光闪闪的小道，小道上散落着深红色的沙砾。他爬上了雪坡，坡面为了方便滑雪，呈燕尾形，这时他发现伊莎贝尔就在那边，被围在穿着方格灯笼裤的红脸人群中。 她用英国人的方式向他打招呼——只投来一个灿烂的微笑。她的滑雪板闪着橄榄般的金黄色。她双脚上绑着复杂的带子，雪一直粘在带子上。她的脚和小腿很壮实，不像是女性的腿脚，但紧紧打着绑腿塞在坚韧的长筒靴里，显得很匀称。在她身后，沿着薄脆的雪面滑来一个紫红色的身影，这时她双手满不在乎地插进皮夹克的口袋里，左脚的滑雪板微微前冲，便沿着雪坡滑了下去，越滑越快，围巾在扬起来的雪粉中飞舞。这时她在全速滑行之中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一只膝盖紧紧地弯起来，接着又伸直了，飞速而去，滑过冷杉林，滑过绿松石色的溜冰场。一对穿着彩色毛衣的年轻人和一位著名的瑞典运动员正在后面追赶她，那位运动员面如赤陶，头发颜色暗淡，梳向脑后。 一小会儿后，科恩在一条发蓝的滑雪道上又碰到了她。这条道上滑雪的人不少，一个个像长着毛的青蛙一般，肚皮几乎贴着滑雪板，一闪而过，每过一个就发出哗啦一声轻响。伊莎贝尔的滑雪板一闪，消失在一段雪堤后面，这时科恩自愧身手不如她那么矫健，随后赶去，在银装素裹的树林中一处松软的洼地里赶上了她。她的手指在空中摇摆几下，跺跺滑雪板，又滑走了。科恩在紫罗兰色的树影里站了许久，突然感到一阵熟悉的沉寂，令人恐惧。树枝的花边在瓷釉般的空气中发出寒气，如同吓人的童话故事一般令人心惊。树林和树木错综复杂的影子，还有他的滑雪板，看上去很奇怪，都像玩具一般。他意识到自己累了，脚后跟上起了泡。他抓住几根突出来的树枝，转过身来。滑雪的人一个个机械地从平坦的绿松石路面上滑过。在远处的雪坡上，那位脸色赤红的瑞典人正在把一位满身是雪的瘦高个从地上扶起来。这个人戴一副角质框眼镜，像只呆鸟一般在飞扬的雪尘中挣扎。一只滑雪板从他脚上脱落，滑下山去，宛如一只脱离鸟身的断翅。 回到房间后，科恩换了衣服，听着铜锣叮叮当当响起，便摇铃要餐，点了一份烤牛肉冷盘，些许葡萄，一瓶基安蒂红酒。 他的肩膀和大腿老是疼。 追她不是他该干的事，他心想。一个人脚上粘一对木板，行进中体验地球引力。荒唐。 下午四时左右，他下楼来到宽敞的阅览室。室内壁炉炉火熊熊，炉口冒出橘黄色的热气。人们都深深地坐在皮制扶手椅中，看不见身子，只见小腿从手中的报纸下面伸展出来。一张橡木长桌上乱堆着杂志，都是些洗漱品广告、舞女、议员们戴的大礼帽。科恩挑出一本破旧的《闲谈者》杂志，是六月份那一期，他盯着上面一个女人的笑容看了许久。那个女人曾是他的妻子，夫妻一场有七年之久。他想起了她死去的面容，变得那么冰冷，那么僵硬。他还想起了他在一个小盒子里找到的一些信。 他把杂志推到一边，指甲在光滑的页面上吱吱作响。 然后他吃力地动了动肩膀，吱吱吸着短烟斗，出来走到宽敞的封闭露台上。露台上一支乐队冒着严寒演奏，很多人围着鲜艳的围巾，喝着浓茶，准备再次冲出去，冒着严寒冲上雪坡。透过宽大的窗玻璃看去，那雪坡闪着微光，已经忙碌起来。他抬眼一扫，目光落向露台。有个人好奇地看看他，他觉得一阵刺痛，宛如针刺了牙神经一般。他立刻转身回去了。 台球室的橡木门被推开了一条缝，他侧着身子进去了。蒙费奥利，一个脸色苍白、红头发的小矮个，只知道念《圣经》、打台球，这时正伏在绿色的台布上，来回滑动球杆，瞄准了一只准备要打的球。科恩最近才和他熟起来，他便立刻让科恩看自己收集的《圣经》语录。他说他正在写一本大书，在书里要论证如果从某一个角度领会《约伯记》会如何……但科恩没有听下去，因为他忽然注意到与他对话者的耳朵了——一对尖耳朵，上面蒙着一层淡黄色的灰尘，尖顶上长着微红的绒毛。 台球咔哒作响，四散开去。蒙费奥利一挑眉毛，提议打一局。他长着一双忧郁的眼睛，略微有点突出，公山羊一般。 科恩早就想打一局了，甚至已经往他的台球杆上擦了些白粉。可是突然间，一阵可怕的无聊感波浪一般袭来，只觉得胃里一阵疼痛，两耳嗡嗡响，便说他胳膊肘痛。走过一个窗子时，他往外扫了一眼，看看雪上白糖一般的光辉，然后回到了阅览室。 在阅览室里，他架起一条腿，一只漆革鞋轻轻抽动，又一次仔细观看那张灰白的照片。照片上那个曾是他妻子的伦敦美女，有着孩子般的眼睛，涂了唇膏的嘴唇。她自杀后的第一个晚上，他在一个浓雾弥漫的街角跟上了一个冲他微微一笑的女子，以此作为对上帝、对爱情、对命运的报复。 现在来了这个伊莎贝尔，也涂着那么红的唇膏。要是能…… 他咬紧牙关，扯动了下颌上强健的肌肉。他过去的整个人生似乎就是一幅幅晃动的多彩屏幕，他躲在后面，免得遭受无穷无尽的损害。伊莎贝尔只是屏幕上最新的闪亮一幕。曾经有过多少这样的丝绸碎片啊，他多么希望把这些碎片挂满那黑洞大张的巨口啊！航海，装帧精美的书籍，七年如醉如痴的恋情。这些碎片，随着窗外的风翻飞，撕扯，一片一片掉落下来。那个缺口无法遮挡，地狱般的深渊吸着气，把一切都吞噬了。他明白了这一切，当那个戴着仿麂皮手套的侦探…… 科恩觉得他在来回摇摆，一些脸色苍白却有着粉红眉毛的女孩正从一本杂志后面看着他。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泰晤士报》，打开了巨幅报页。报纸如床罩盖住了缺口。人们发明了罪行、博物馆、游戏，只是为了逃避未知的命运，逃避多变的天空。而现在，这个伊莎贝尔…… 他把报纸甩到一边，用他的大拳头摩擦他的前额。再一次，他感觉到有人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他缓缓地走出房间，走过看书报的人的脚，走过壁炉橘红色的炉口。他在喧闹的门廊那里迷了路，发现自己在某个门厅里。那里有一把弓形椅，白色的椅腿映在镶木地板上。一幅巨画挂在墙上，画的是威廉·退尔把摆在他儿子头上的苹果一箭射穿。然后，他详细地审视了一下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忧郁脸庞，眼白上布满了血丝，花格蝴蝶领结闪现在一间浴室里明亮的穿衣镜中。这间浴室里的水音乐一般汩汩流响，不知谁扔掉的一个金黄色的烟头漂在瓷缸底部。 窗外远处，雪地渐渐朦胧，变成了蓝色。彩色的微光照亮了天空。喧闹的前厅入口处的旋转门两翼慢慢亮起来，脸色红润的人们雪中游戏后累了，带着水汽和呼吸的云雾拥入门厅。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惊叫声和大笑声。然后旅馆平静下来：每个人都在更衣，准备就餐。 科恩的房间灯光昏暗，他跌坐在扶手椅中，恍惚如冬眠一般，听见铜锣震响，惊醒过来。他新增了力量，很欣喜，便打开灯，把衬衫链扣塞进新浆洗的衬衫里，从吱吱作响的压裤夹子底下拉出一条平整的黑长裤。五分钟后，他看头顶上的头发定了型，凉飕飕地发亮，每一条裤缝都直挺，便下楼去了餐厅。 伊莎贝尔不在餐厅。汤上来了，然后是鱼，可她还是没有出现。 科恩厌恶地看看几个皮肤晒得黝黑的年轻人，然后是一个面如青砖的老女人，画了一颗美人痣来掩饰一个粉刺。还有一个长着一双山羊眼的男人，最后他把忧郁的目光定在了一只绿瓶中由风信子组成的毛茸茸的小小卷曲金字塔上。 黑人乐队敲击乐器，吟唱起来，这时她才出现在挂着威廉·退尔画像的门厅里。 她吸了一口冷气，闻闻花香。她的头发看上去湿漉漉的。她脸上有点不对劲，科恩觉得奇怪。 她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整了整她透亮肩膀上的黑丝带。 “你看，我刚回来。连换衣服草草吃块三明治的时间都没有。” 科恩问道：“总不是一直在滑雪吧？怎么啦，外面可全黑了。” 她定睛看了他一眼，科恩这下意识到刚才是什么让他吃惊了：是她的眼睛，不停地闪动，好像蒙上了霜雪似的。 伊莎贝尔开始用英语柔滑的元音讲起来，鸽子一般轻盈：“当然全黑了。我刚才可真是超乎寻常。我摸着黑猛冲下坡，有凸起的地方就飞身而过。险些撞进星星群里去了。” “你这样就等于自杀。”科恩说道。 “险些撞进星星群里去了。”她又说了一遍，眯起毛茸茸的眼睛。接着她裸露的锁骨闪了一下，又说道：“我现在想跳舞。” 黑人乐队在厅里又是说唱，又是嚎叫。日本灯笼晃悠，五彩缤纷。迅速变动的脚步带着拖拉的脚步，他的手掌紧贴着她的手掌，科恩不断靠近伊莎贝尔。再进一步，她那修长的小腿就会挤进他的腿之间；再退一步，她的小腿又会一弹抽出来。她清新的发香萦绕在他的鬓角，他能感觉到，就在他右手的边缘下，便是她柔软波动的裸背。音乐一停，他就喘粗气，然后又踏着节拍往前滑去……他旁边漂浮过去了一对又一对，个个舞步笨拙，目光呆滞，心不在焉。乐队的演奏本来就不流畅，还不时夹杂着乡土小锤的敲击声。 音乐加速，膨胀，最后咔嗒一声终止。一切都停下来，接着爆发掌声，要求再来一曲，但乐师们还是决定休息一下。 科恩从袖口里掏出一块手帕擦擦额头，然后跟着伊莎贝尔出去了。她一边扇着她的黑色扇子，一边朝门走去。在一段宽大的台阶上，两人并排坐了下来。 她没有看他，说道：“对不起——我刚才觉得我仍然在雪地和星星之间。我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你跳得好还是不好。” 科恩瞥了她一眼，好像没听见她说话一般。她仍沉浸在自己的星光思绪中，那是科恩不得而知的思绪。 坐在他们下一级台阶上的是一个年轻人，穿着非常窄的紧身夹克衫，另一个是个极瘦的女孩，一边肩胛上有块胎记。音乐再次响起，那个年轻人邀请伊莎贝尔跳一曲波士顿舞，这样科恩也不得不和那个瘦女孩子跳。瘦女孩身上有一股稍稍发酸的薰衣草味。彩色纸带打着圈在厅里到处飞舞，和跳舞的人纠缠在一起。乐师中有一位粘着一道白色八字胡，科恩不知为何觉得他很不地道。一曲跳毕，科恩撇下舞伴，冲出去寻找伊莎贝尔。到处不见她的人影——既不在自助餐车旁，也不在楼梯处。 有个地方——卧室，科恩一下就想到点子上了。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拉开了帷帘，躺了下来，什么都没想，只是望着夜空。一扇扇窗户在旅馆前方昏暗的雪地上投下倒影。远处，房屋的金属尖顶在一抹哀伤的光辉中浮动。 他觉得他看见了死神。他紧紧地拉上了窗帘，不让一点夜色渗入房间。可是他关上灯躺下来后，注意到一块玻璃隔板的边发出了反光。于是他起身在窗边踱步良久，咒骂斑驳的月光。地板如同大理石一样冰冷。 科恩松开睡衣的腰带，闭上眼睛，这时光滑的雪坡开始在他身子下面急速地动来动去。他的心里开始响起空洞的嗵嗵声，好像心已经一整天没跳了，现在要利用夜深人静之际好好跳动一番。他一听见心这般跳起来，就开始害怕。他想起有一次，在狂风大作的一天，他和妻子路过一家肉铺，挂在钩子上的动物尸体晃动着，碰到墙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那声响正是他现在的心跳声响。当时他妻子眯眼迎风，抓着她的帽子，说风和海快让她疯了，他们必须离开，必须离开…… 科恩翻了个身——翻得小心翼翼，以免心跳的连击冲裂胸膛。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头埋进枕头里喃喃自语，绝望地伸直了两腿。他仰脸躺了一会儿，望望天花板，又望望渗进屋里的微弱白光。就这一点点微光，刺得他极不舒服，就像他的肋骨刺痛他一样。 当他再次闭上眼睛时，不声不响的火星开始在他眼前滑动，然后便是透明的螺旋体，无穷无尽地在眼前扩散。伊莎贝尔雪蒙蒙的眼睛和热烈的嘴唇从眼前闪过，然后又来了火星和螺旋体。刹那间他的心揪成一团，撕裂般难受。然后它又膨胀，怦怦狂跳。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快疯了。没有将来，只有一堵黑墙。什么都没有留下。 他觉得纸带蜿蜒飘落在他脸上，瑟瑟作响，裂成窄窄的碎片。日本灯笼彩河一般在镶木地板上流动。他在跳舞，往前迈步。 但愿我能松开她，将她翻转过来，张开手臂……然后…… 死神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滑动的梦，软软地落下来。他什么都不想，也不害怕，没有疼痛。 缕缕月光在天花板上不知不觉地移动。脚步声沿着走廊轻轻地响过，什么地方门锁咔哒一响，轻轻的声音飞了过去。然后又是脚步声，低沉轻柔的脚步声。 这就是说舞会结束了，科恩心想。他把干瘪的枕头翻了个个儿。 现在周围一片寂静，漫无边际的寂静，逐渐冷却下去的寂静。只有他的心在紧张沉重地跳动。他在床边的桌子上摸索，摸到了水罐，端起来猛喝一口。冰冷的水流刺痛了他的脖子和锁骨。 他开始想用什么办法才能睡着。他想象海浪奔涌，来来回回拍打着海岸。又想象灰白色的肥羊缓缓地翻过栅栏，一只，两只…… 伊莎贝尔就睡在隔壁，科恩想，她睡着了，可能穿着橘黄色的睡衣。黄色很适合她。西班牙颜色。我要是用指甲挠挠墙，她就会听见。该死的心跳…… 他开始思量开灯读点什么是否管用，就在念头这么一动之际，他睡着了。扶手椅上躺着一本法语小说。象牙色的小刀在滑动，割下书页来。一页，两页…… 他醒来时竟然在屋子中央，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恐惧。原来正是感到恐惧，才惊得翻下床去。他刚才梦见床靠着的那面墙开始缓缓地朝他垮塌——他吓得抽筋喘气，往后缩身。 科恩摸索着找到了床头板，要不是听见墙那边有动静，他就会马上返回床上睡觉。他没有马上弄明白这动静是从哪里传来的，但他聚精会神地听了，使得他本来随时都准备滑向睡眠之坡的神志突然清醒起来。那动静又开始了：拨了一下琴弦，接着便是丰富洪亮的吉他弹奏声。 科恩想起来了——隔壁房间里住的不就是伊莎贝尔吗？立刻，就像是回应他的想法一样，墙那边传来她一阵响亮的笑声。两次，三次，吉他琴声悠悠，然后消失了。接着是一阵奇怪狗叫声，时断时续，最后停止了。 科恩坐在床上，疑惑地听着这些声响。他脑海中勾勒出了一幅奇异的景象：伊莎贝尔抱着一把吉他，而一条大丹犬瞪着开心的眼睛望着她。科恩把耳朵贴到冰冷的墙壁上。狗叫声再次响了起来，吉他一阵弹拨，接着一种奇怪的沙沙声忽高忽低地响，仿佛隔壁房间里刮起了一阵大风。沙沙声拉长，变成了低低的口哨声，然后夜晚又一次万籁俱寂。接着一声窗框响——伊莎贝尔关上了窗户。 不知疲倦的女孩，他心想——还有那狗，吉他，冰冷的风。 现在一切都安静下来。伊莎贝尔已将所有那些嘈杂声音赶出了她的房间，她很可能已经上了床，这会儿已经入睡了。 “该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没有。该死！该死！”科恩哀叹着，把头埋进了枕头里。一种沉重的疲劳感不停地压向他的太阳穴。他的小腿一阵阵刺痛难忍。他在黑暗中哀叹了好一会儿，身子沉重地从一边翻到另一边。天花板上的亮光已经消失多时了。 二 第二天，伊莎贝尔直到午饭时间才出现。 从早晨开始，天空白得刺眼，太阳就像是月亮一般。后来下起雪来，缓缓地下，垂直地下。密集的雪片，像一面白纱上的装饰白点，给群山，给积雪沉沉的冷杉，给失去光泽的绿松石色溜冰场，挂上了白色的帷幔。一颗颗饱满柔软的雪粒沙沙地打在窗玻璃上，降落，无休无止地降落。如果长时间盯着雪看，就会觉得整个旅馆在缓缓地向上飘浮。 “我昨晚太累了，”伊莎贝尔对她的邻居——一个长着橄榄色前额和敏锐眼睛的年轻男子说道，“累得我都决定躺在床上不起来了。” “你今天看起来漂亮极了。”年轻男子带着异国情调的礼貌拉长声音说道。 她不屑地从鼻子里哼哼两声。 科恩透过风信子看着她，冷冷地说道：“我还不知道，伊莎贝尔小姐，原来你房间里有一只狗，还有一把吉他。” 她显得有点尴尬，那双睫毛浓密的眼睛似乎因此眯缝得更厉害了。然后，她绽开笑容，唇红齿白。 “科恩先生，你昨晚在地板上跳舞也太夸张了。”她答道。那个橄榄色前额的年轻人和那个只知念《圣经》、打台球的小矮个大笑起来。前一个笑得开心，后一个笑得轻柔，还扬起了眉毛。 科恩皱皱眉头，说道：“我想请你别在夜里弹奏，我要睡着不容易。” 伊莎贝尔热辣辣地扫了他一眼，看得他脸上发烫。 “夜里弹奏的事，你还是问你的梦去吧，不要问我。” 说罢她就跟她的邻居讨论起第二天的滑雪竞赛来。 好几分钟里，科恩觉得他的嘴唇抖得难以控制，不禁要发出一声冷笑。这声冷笑就在嘴边烦人地抽动，这时他突然想把桌子上的桌布扯掉，把装有风信子的花瓶甩到墙上去。 他站起身来，忍不住全身发抖，想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来，便谁也不看一眼，径直出了屋子。 “我这是怎么啦？”他不明白自己的痛苦，“这里都怎么啦？” 他一脚踢开手提箱，开始收拾。马上就觉得头晕目眩。于是停下了收拾，又在屋里踱起步来。他气冲冲地往短烟斗里填上烟丝，坐进临窗的扶手椅里，窗外远处的雪下得整齐均匀，令人心烦。 他来到这家旅馆，来到这个叫做采尔马特(1) 的严寒而又有格调的偏僻之地，为的是将雪野寂寥之境和轻松愉快之感结合起来，结交各种人，因为孑然一身是他最害怕的事。可他现在明白了，人类的面孔对他来说也是难以忍受的，雪让他头晕。他缺少澎湃的活力，缺少坚韧的柔情——没有这一点，激情便显得无力。但对伊莎贝尔来说，生活很可能就是闪亮的滑雪道，就是开怀大笑，就是香水，就是清冷的空气。 她是谁？一个走红的歌剧女演员，看破了红尘？要么是大摇大摆、不可一世的领主女儿离家出走？要么只是来自巴黎的时尚女人……她的钱是从哪儿来的？稍显粗俗的想法是…… 不过她肯定养着狗，这一点她没有必要否认。应该是条毛色光亮的大丹犬，有着凉凉的鼻子、温热的耳朵。还在下雪，科恩思绪乱拐。在我的手提箱里——一按弹簧就打开了，他脑袋中似乎蹦的一声弹簧响——有一把德国帕拉贝伦手枪。 晚上他又在旅馆里踱起步来，要么在阅览室里哗哗哗地翻报纸。透过前厅窗户，他看到伊莎贝尔，那个瑞典人，还有几个穿着夹克衫的年轻人，外面套了满是流苏的毛衣，上了一辆天鹅般曲线弯弯的雪橇。黑白相间的杂色马碰得马具叮当响。雪还在下，下得密密实实，无声无息。伊莎贝尔全身缀满白色的小星星，在同伴中间又喊又笑。雪橇猛地一动，向前滑去，她往后一晃，戴着皮手套的两只手伸向空中。 科恩的目光从窗子移开了。 去吧，纵情玩吧……关我什么事呢…… 后来晚餐时，他尽量不去看她。她欢乐得很，欢天喜地的样子，对他不理不睬。九点时黑人音乐又开始呻吟敲打起来。科恩觉得闷热疲乏，便倚在门柱上，凝视着相拥跳舞的一对对，凝视着伊莎贝尔的折扇。 一个温柔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你不介意去吧台喝一杯吧？” 他转过身，看见了一双忧郁的公山羊眼睛，还有一对长着红茸毛的耳朵。 吧台在深红的暗影中，玻璃桌反射出灯罩的荷叶边。 金属柜台边的高凳子上坐着三个男人，都穿着白色橡胶长筒靴，小腿缩了起来，搭着吸管喝颜色鲜艳的饮料。吧台里面，各种颜色的瓶子在架子上闪闪发亮，好像一群凸背的甲壳虫。一个胖男人，留着黑色八字胡，穿着樱桃色的晚宴夹克衫，正在调鸡尾酒，手法极其熟练灵巧。科恩和蒙费奥利在酒吧丝绒遮挡的深处选了一张桌子。一位服务生小心恭敬地打开一份长长的饮料单，就像是一位古玩收藏家展示一本珍贵的古书一般。 “我们一样来一杯，”蒙费奥利说，嗓音忧郁，略显空洞，“喝完后我们再从头喝一遍，只选我们头一遍爱喝的。也可以喝到哪一种时停下来细品，品完了返回去从头再来。” 他沉思着看了服务生一眼：“听明白了吗？” 服务生的一缕头发朝前倾斜了一下。 “这种喝法就叫酒神游荡，”蒙费奥利发出阴沉沉的嗤笑说道，“有人天天都这么过。” 科恩压下一声抖抖索索的哈欠。“你知道这么个喝法最终会叫你吐个一塌糊涂。” 蒙费奥利叹口气，咂咂嘴，用自动铅笔在酒单上的第一款前画了叉，鼻翼两侧现出两道深沟，一直延伸到薄薄的嘴角。 喝完第三杯后，科恩默默点了一支烟。第六杯后——这是一杯过于甜腻的巧克力与香槟的混合饮料，他想说话。 他吐出一个喇叭形的烟圈，眯着眼睛，发黄的指甲弹去烟灰。 “告诉我，蒙费奥利，你觉得这个——就是她的名字——伊莎贝尔，怎么样？” “你和她没戏，”蒙费奥利答道，“她属于老滑头一类。她与人交往，就图个一时热闹。” “可她夜里弹吉他，和她的狗折腾。这就不好，对不？”科恩说道，瞪大眼睛看着手中的玻璃杯。 蒙费奥利又叹口气，说：“你和她还是算了吧，毕竟……” “这话我怎么听着像嫉妒——”科恩才开始要讲。 蒙费奥利平静地打断了他：“她是一个女人。而我呢，你是知道的，有别的爱好。”他适度地清清嗓子，又画了个叉。 深红色的饮料换成了金黄色的。科恩觉得他的血液也要变甜了，脑袋也晕晕乎乎的了。穿白靴的几个人离开了酒吧。远处的音乐鼓点和吟唱也停止了。 “你是说人肯定会朝三暮四，见异思迁……”他声音沙哑，有气无力地说，“我都到这地步了……听听我的情况吧——曾经有个妻子，她爱上了别的男人，而那个人偏偏是个小偷。他偷车，偷项链，偷皮衣……她服毒自杀了。服的是士的宁。” “那你相信上帝吗？”蒙费奥利问道，口气好似骑上高头大马那般得意，“上帝毕竟是存在的。” 科恩不自然地笑了笑。 “《圣经》里的上帝……干奶酪般的骨架子……我不是信徒。” “这话是赫胥黎讲的，”蒙费奥利旁敲侧击，“从前是有《圣经》中的上帝，不过……问题是他老人家不是一个人，有众多的《圣经》上帝。一大帮。我最喜欢的上帝是……‘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他的眼睛好像清晨的眼睫毛。’你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你懂吗？还有呢：‘他身躯的鲜活部分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却不能移动。’怎么样？怎么样？你懂吗？” “你歇会儿吧！”科恩大叫。 “不，不——你一定要好好想想。‘上帝把大海变成了沸腾的药膏；他隐在一道光迹的后面离开了。地狱类似一小束灰发！’” “等等，行不行？”科恩打断他，“我想告诉你，我决定自杀……” 蒙费奥利伸出手掌按在酒杯上，偷偷地定睛看他一眼。他沉默了一阵。 “不出我所料，”他说道，出乎意料地和蔼，“今晚，就在你看着人们跳舞的时候，甚至在那之前，当你从桌旁站起的时候……你脸上就有所反映……瞧你那眉头锁的……那就是个特别之处……我马上就明白了……”他沉默了，抚摸着桌边。 “听听我要和你谈些什么吧，”他接着说，垂下了略带紫色的沉重眼皮，“我到处寻找像你这样要寻死的人——在昂贵的宾馆里，在火车上，在海边的度假胜地，夜里在大城市的码头旁。”他的嘴唇上掠过隐约似梦般的一丝冷笑。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是在佛罗伦萨……”他抬起他那双雌鹿般的眼睛，“听着，科恩——你自杀的时候，我想在现场……可以吗？” 科恩头脑麻木，没有反应，只觉得硬领衬衣下面的胸口一阵透心凉。我俩都喝醉了，这念头闪过他的大脑，面前这人令人毛骨悚然。 “行不行啊？”蒙费奥利噘着嘴又说一遍，“求求你了。”（觉得伸过来一只阴冷多毛的小手。） 科恩猛一使劲，摇晃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下地狱去吧！让我出去……我那是开了个玩笑……” 蒙费奥利摄人心魄的眼睛紧紧盯着他，一动不动。 “我已经受够你了！全受够了。”科恩两手做了泼水的动作，冲了出去。蒙费奥利的眼神松开了，仿佛挨了一巴掌似的。 “阴暗！木偶！……开玩笑！……够了！……” 他的屁股砰的一声磕在了桌边上，好疼。摇摇晃晃的吧台后面那个喘着粗气的胖子开始在酒瓶丛里游走，白褂子一掀一掀，样子如同照在哈哈镜里一般。科恩走过像小波浪一般不平整的地毯，一挺肩膀，推开了一扇玻璃门。 旅馆沉沉入睡了。科恩费劲地爬上铺了垫子的楼梯，找到了自己的房间。一把钥匙突出在隔壁的房间门上，原来有人进去后忘了反锁门。花儿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浮动。科恩进屋后，沿着墙摸索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电灯开关，然后一下子瘫倒在窗边的扶手椅上。 他突然想到必须写几封信，几封告别信。可是糖浆饮料喝得他全身酥软，耳朵里全是乱哄哄的空洞噪音，冷气如浪涌向额头。有一封信他不得不写，还有别的事情让他心烦。这情形好像是人已离开了家，却忘带了钱包。窗户上黑沉沉的反光里映出他的条纹衣领和苍白的额头。衬衣的前襟上沾着喝酒时溅上去的小点子。那封信一定要写……不对，不是写信的事。突然间他脑袋里豁然开朗。是那把钥匙！隔壁屋里突在房门上的钥匙…… 科恩笨重地站起身来，走到灯光昏暗的走廊里。那把钥匙下挂着一个亮闪闪的信封，上面写着三十五号房间。他在这个白色的门前停了下来，两腿激动得索索发抖。 一股冷风打在他的额头上。那间宽大明亮的窗户打开着。宽阔的床上仰面躺着伊莎贝尔，穿着开领的睡衣。一只苍白的手垂下来，指头间夹着一支还没燃尽的香烟。瞌睡肯定是没打招呼就放倒了她。 科恩移到床前。他的一只膝盖砰的一声撞在一把椅子上，椅子上放着的吉他发出弱弱的弦鸣。伊莎贝尔的蓝色头发卷成紧紧的小圈儿，披在枕头上。他看看她的黑眼皮，又看看她胸前的暗影。他碰了碰毛毯。她眼睛一下子睁开了。科恩驼背一般弓着身，说道：“我需要你的爱。明天我将用枪打死自己。”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女人受到惊吓反应会如此强烈——即使是突如其来的惊吓。起初伊莎贝尔一动不动，紧接着突然跳起身来，扭头望望大开的窗户，一骨碌溜下床，头一低从科恩身边冲过去，仿佛要躲开头顶上方落下的一击似的。 门重重地关上了。几张信纸从桌子上缓缓飘落。 科恩呆立在宽敞明亮的屋子中央。床头柜上放着些葡萄，闪着紫色和金黄色。 “这个疯女人。”他大声说道。 他费力地耸了耸肩。他就像严寒中的一匹战马，冻得瑟瑟发抖。忽然，他愣住不动了。 窗外，一阵兴奋的犬吠声飞来，声音越来越大，听起来焦躁不安。眨眼间，打开的窗户被什么塞满了，喧闹起来，原来是一团结实粗野的野兽毛。这团粗野的毛哗啦啦一个横扫，依次遮挡了两扇窗户外面的夜色。又一瞬间，它急速膨胀，横冲直撞地冲了进来，然后伸展开来。就在刷刷伸展之际，焦躁的毛团里闪出一张白色的脸。科恩一把抓起吉他，握住琴颈，用尽全身力气向那张正朝他飞来的白脸砸去。一只巨大的翅膀宛如一阵毛茸茸的风暴，打得他跌倒在地。一股野兽的气味扑鼻而来。他歪歪斜斜地站起来。 屋子正中央躺着一只巨大的天使。 他占据了整个房间，整个旅馆，甚至整个世界。天使的右翅已经弯了下来，翅尖靠在装着镜子的梳妆台上。他的左翅吃力地扑动，抓住了一张倒下的椅子的腿。这把倒下的椅子在地板上来回移动，砰砰作响。翅膀上的褐色皮毛冷气嗖嗖，寒光闪闪。天使似乎被吉他一击打聋了耳朵，摊开双掌支撑着身体，宛如狮身人面兽一般。他白色的手上青筋突起，靠近锁骨的肩膀上有几块黑洞般的阴影。他近视眼一般眯起眼睛，眼里闪着淡绿色，就像黎明前的天色，从连在一起的两道直眉下方一眨不眨地盯着科恩。 潮湿的毛皮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熏得科恩快要窒息了。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吓得不知所措，只是打量着那对冷气嗖嗖的巨大翅膀和那张白色的脸。 一阵空洞的嘈杂声在门外走廊中响起，这时科恩又是别样心情了：羞愧难当，撕心裂肺。他羞得痛苦，羞得害怕，怕在这一刻有人进来，看见他和这不可思议的生物在一起。 天使发出一声嘈杂的呼吸，动了动。但他的双臂已经虚弱了，便胸部着地瘫倒在地上。一只翅膀抽动了一下。科恩朝他俯下身去，咬着牙尽量不去看，抓住了那堆气味刺鼻的潮湿毛皮和冰冷发黏的双肩。他注意到天使的脚颜色苍白，没有骨头，不能站立，他不禁又害怕又厌恶。他抓天使时天使并没有反抗。他急匆匆地将天使朝衣柜拖去，猛地拉开了带镜子的门，开始把那对翅膀连推带搡往吱吱作响的柜子深处塞去。他从翅尖上抓着翅膀，想把翅膀弄弯了推到里面去。毛皮轻拍着展开，扑打着他的胸膛。他一通乱搡，终于把门关上了。就在此刻，传来一声尖叫，像是撕裂了什么，疼得难以忍受——动物被车轮碾过时发出的那种尖叫。原来他砰的一声关上柜门时砸到了天使的翅膀，天使疼得发出一声尖叫。门的缝隙中露出来翅膀的一个小角。于是科恩轻轻打开门，伸手把那块卷曲起来的一角塞了进去。他转动钥匙锁上了柜子。 现在四周很静。科恩感到自己脸上有泪水流下。他深吸一口气，朝走廊跑去。伊莎贝尔靠着墙躺着，看上去就像一堆抖抖索索的黑丝绸。他抱起她来，抱进自己的房间，放到了床上。然后他从手提箱里抽出那把沉甸甸的德国帕拉贝伦手枪，推上弹夹，屏住呼吸奔出房门，冲进三十五号房间。 一只盘子摔成了两半，白花花躺在地毯上。葡萄也撒了一地。 科恩在衣柜的门镜里看看自己：一绺头发垂下来遮住了一道眉毛，硬领衬衫前襟上溅了些许血迹，竖长的枪管闪闪发光。 “必须解决掉。”他语不成调地惊呼着，打开了衣柜的门。 柜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气味刺鼻的绒毛刮风一般迎面扑来。一簇簇油光闪亮的褐色皮毛满屋子飞旋。衣柜里空无一物。柜底躺着一个压扁了的白色帽盒。 科恩走到窗前，往外观瞧。毛皮般的小云朵从月亮上滑过，在月亮周围晕成淡淡的彩虹。他关上了窗扉，把椅子搬回原处，把一些褐色皮毛踢到了床底下。然后他小心翼翼地走出房间，来到走廊上。一切又和进来前一样安静了。各家山区旅馆里的人们都在酣睡。 他回到自己房间时，看见伊莎贝尔光着的双脚挂在床边，她两手抱着头发抖。他觉得羞愧，就像不久前天使用那双古怪的泛绿目光看他时他觉得羞愧难当一样。 “告诉我，他哪儿去了？”伊莎贝尔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科恩转过身去，走到桌子前坐下，打开宾馆记事簿，答道：“我不知道。” 伊莎贝尔把光脚缩回床上。 “这会儿我可以和你待在这里吗？我很害怕……” 科恩默默地点点头。他控制住瑟瑟发抖的手，开始写起来。伊莎贝尔又开始用焦躁不安、语不成调的声音说话，但不知为何，科恩觉得她的害怕是女性的逢场作戏。 “昨天我摸着黑飞一般滑雪的时候碰见过他。晚上他就找我来了。” 科恩尽量不听她讲，用醒目的字体写道： “我亲爱的朋友，这是我的最后一封信。我永远不会忘记，当灾难降临时，你给予我的帮助。他可能住在一座绝峰上，住在那里可以捕到高山鹰，吃鹰肉维生……” 他突然停笔，把原来写的划掉，又取下另外一张记事纸。伊莎贝尔脸埋在枕头里哭。 “现在我该怎么办？他会来找我报仇的……啊，上帝……” “我亲爱的朋友，”科恩快快地写道，“她寻求了难忘的爱抚，现在她就要生出一个有翅膀的小畜牲了……”唉，该死！他把纸揉成了一团。 “试着睡会儿吧，”他扭头朝伊莎贝尔说，“明天就离开。去修道院。” 她的肩膀急速地颤抖着。后来渐渐平静下来。 科恩还在写着。他眼前浮现出一个人笑眯眯的眼睛。在这个世界上，他既可以和这个人畅所欲言，也可以对他沉默不语。他写信告诉这个人，生命已经结束，他近来开始感觉到，在未来的某个地方，一堵黑色的墙越逼越近。既然已经发生了那些事，身为男人，就不能也不可以继续活下去。“明天中午我就会死去，”科恩写道，“就是明天，因为我要在能控制自己全部能力的时候死去，在朗朗白昼清醒地死去。现在，我陷入了深深的震撼之中。” 他写完后，坐到了窗前的扶手椅里。伊莎贝尔睡着了，她的呼吸几乎听不到。一阵难以忍受的疲倦绕上他的肩头。瞌睡像一团柔软的薄雾降了下来。 三 一阵敲门声惊醒了他。寒冷的蔚蓝天色从窗户洒进来。 “请进。”他说道，伸了个懒腰。 服务生静静地把放着一杯茶的托盘放在桌子上，一欠身，退了出去。 科恩自嘲地笑笑，心想：“我这会儿穿的是压得皱皱巴巴的晚餐夹克。” 接着他马上记起了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他打个冷战，往床上瞥了一眼。伊莎贝尔不见了。她一定是在天快亮时回她自己的房间去了。现在她毫无疑问已经离开了……他突然产生了瞬间的幻觉，看到一对易折的褐色翅膀。他快快地起了床，打开房门，来到走廊上。 “听着，”他冲着服务生远去的背影叫道，“你过来带封信。” 他来到桌前，一通乱翻。服务生就等在门口。科恩拍遍了所有的衣服口袋，又往扶手椅底下瞧了瞧。 “你走吧。一会儿我把信给门卫吧。” 服务生的分头往前一低，门轻轻地关上了。 科恩因为丢了信觉得沮丧。那可是一封特殊的信。信中要说的都说了，说得很好，又流畅，又简洁。话当时怎么说的，现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一些没什么意义的句子。不错，那封信是个杰作。 他开始重写，可是写出来的却是冷冰冰的辞令文章。他把信封好，整整齐齐地写上了地址。 他觉得心里一阵轻松，好生奇怪。他中午就要举枪自尽了，说到底，一个下定决心要自杀的人就是一尊神。 糖一般的白雪在窗外闪光。他想出去一下，这是最后一次到雪地上去了。 树木上盖着霜雪，树影投在雪地上，宛如蓝色的羽毛。那里响起雪橇的铃声，欢快明亮。外面有很多人，姑娘们戴着皮帽，坐在雪橇上滑行，胆怯而又笨拙。小伙子们高声寒暄，发出冒着白气的笑声。老年人因用劲脸色通红，有一位筋骨强健的蓝眼睛老人拖着天鹅绒覆盖的雪橇。科恩边走边想，何不给这个老家伙脸上来一拳，打他个冷不防，多好玩呀，反正这会儿做什么都行。他哈哈大笑起来。他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跳台滑雪比赛已经开始了，大家都朝那边拥去。赛场是一道陡坡，向下一半处隐入一片雪台，雪台边上突然变成陡壁，形成一个直角的凸台。一位参赛选手沿着斜坡滑下来，到突出的这个平台处飞身而起，跃入碧空。他双臂伸展开来飞行，然后在雪坡延伸的那一段直直落地，再继续滑行。那个瑞典人刚刚打破他自己保持的纪录，只见他在远远的下方，在银粉飞舞的旋风中，猛一转身，一条弯曲的小腿伸展开来。 另外两个参赛选手，穿着黑毛衣，飞快地滑过去，跳起来，很有弹性地落在雪地上。 “下一个就是伊莎贝尔。”科恩肩后传来一个轻柔的声音。科恩飞快地想：别告诉我她还在这里……她怎么可能……回头看看说话的人，原来是蒙费奥利。一顶高礼帽戴在他突出的耳朵上方，一件黑色短大衣，领子上一道一道的绒毛已经稀稀落落。大家都穿着羊毛衣服，他的穿着便显得特别滑稽。科恩心想：我该告诉他吗？ 一想到气味难闻的褐色翅膀，他就厌恶，便决定不说了——想都不能想。 伊莎贝尔登上了小山包。她扭头跟同伴说了点什么，欢天喜地的，和平时一样。她这么欢快，让科恩觉得可怕。他看到有什么东西好像在雪地上方飞快地一闪，又在呆板的旅馆上方一闪，还在玩具一般的人群上方一闪——抖抖索索，微微发光…… “你今天还好？”蒙费奥利问道，搓着他那双没有血色的手。 与此同时，四周喊声响起：“伊莎贝尔！空降的伊莎贝尔！” 科恩急忙回头。伊莎贝尔正沿着陡峭的雪坡疾驰。一瞬间，他看见了她鲜亮的脸，她湿光闪闪的睫毛。带着一声温柔的口哨声，她从蹦床上腾空而起，向前飞去，挂在空中一动不动，钉在半空中的十字架上。紧接着…… 当然是谁也不会想到的事发生了。全速飞行的伊莎贝尔突然连翻几个跟头，像块石头一般跌落下来，开始在她的滑雪板侧翻后激起的阵阵喷雪中翻滚。 大家朝她跑过去，很快就看不见她了，只能看见人们的后背。科恩耸着双肩慢慢跑过去。他心头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就好像用大号字体写出来一般：复仇，振翅。瑞典人和戴着角质框眼镜的瘦高个俯身察看伊莎贝尔。戴眼镜的人打着专业手势，检查伊莎贝尔一动不动的身体。他喃喃说道：“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的胸腔压碎了……” 他扶起她的头。她那张死寂的脸闪了一下，看样子白白净净的。 科恩脚下嘎吱作响，大踏步走开了，坚定地朝旅馆走去。蒙费奥利小跑着跟在一边，又跑到他前面，回头偷看他的眼睛。 “我现在要上楼回我的房间去，”科恩说道，竭力咽下呜咽的笑声，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上楼……你要是想陪着我……” 笑声快到嗓子眼了，在那里咕嘟咕嘟冒泡。科恩像个瞎子一般走上楼梯。蒙费奥利扶着他，温顺又匆忙。 (1) 　Zermatt，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群峰之中，环境幽雅，空气清新，是世界著名的滑雪胜地。 众神 这是我现在从你眼中所看到的：雨夜，狭窄的街道，悠悠闪向远处的街灯。水顺着排水管从陡坡般的屋顶流淌下来。每一条排水管有个蛇嘴一般的排水口，排水口底下放着一个绿箍水桶。街道两边都摆着一排排这样的水桶，好像在黑色的墙壁上画了一条线。我看着冰冷的水注入桶里。这雨水在桶里慢慢上涨，满了后又溢出来。光秃的街灯在远处忽闪，灯光直立在雨夜之中。水桶里的水不停地溢出来。 就这样我走进了你忧郁的眼神，走进了一条灯光昏暗的狭窄小巷，小巷中夜雨潇潇，排水声汩汩作响。给我一点笑容。为什么这么看着我，目光凶狠阴暗？现在天亮了。整个夜晚，星星用婴儿的声音尖叫，屋顶上有人操着一张硬弓对一把小提琴又是打骂，又是抚慰。看，太阳宛如一张燃烧的帆，缓缓移过墙壁。你散出一层缭绕的烟雾，遮盖了一切。灰尘开始在你的眼睛中飞旋，那是亿万个金色的世界。你从前可是微笑过的呀！ 我们走到露台上。春天来了。底下，街中央，一个黄色卷发的小男孩在极快地描画一尊神像。神像从人行道一边延伸向另一边。小男孩手里握着一支粉笔，是一小块白色的木炭。他蹲在地上，转着圈，每一笔画得很大。这尊白色的神像有白色的大纽扣，向外撇的脚。神像被钉在沥青路面上，圆圆的眼睛望着天空。神像的嘴被画成了一个白色的拱门，嘴里还叼着一支长长的雪茄。小男孩又戳戳点点地画了些螺旋，代表雪茄冒出的烟。他两手往腰间一叉，画作完成了。他又给上面添了一颗纽扣……街对面传来一声沉重的窗扇响，窗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亮，开心，叫他回去。小男孩一脚踢开粉笔，飞奔回家了。紫红色的沥青路面上留下了那尊几何图形的神像，望着天空。 你的眼神又一次变得昏暗。我当然明白你想起了什么。在我们卧室的一角，在那尊神像下，有一只彩色的皮球。有时候，它会轻轻地弹跳，从桌子上悲惨地滚落到地板上。 把球放回神像下面的老地方，然后出去散散步好吗？ 春天的空气，绒毛般轻柔。看见街两边那些椴树了吗？黑色的树枝上盖着湿绿的小亮片。世界上所有的树木都在旅游。永久的朝圣。记得吗，在我们来这个城市的路上，我们乘坐的火车车厢窗外，旅行的树一株株闪了过去。还记得那十二株白杨树吗？它们在商谈如何过河去。早一些的时候，在克里米亚，有一次我看见一棵柏树朝一棵开花的杏树弯过腰去。很久以前，这棵柏树曾见过一个高大的烟囱清扫工，他用一根铁丝挂着一把刷子，胳膊底下夹着一把梯子。可怜的家伙，爱上了一个面如杏花的洗衣女工，爱得神魂颠倒。现在他们终于见面了，一起出发去某个地方。她的粉红色围裙被微风吹得鼓起。他怯生生地朝她俯过身去，似乎仍然担心在她身上蹭上煤灰。最美的童话。 所有的树木都在朝圣。它们有它们寻求的救世主。它们的救世主是一棵堂皇高贵的黎巴嫩雪松，或者相对小一些，是大漠之中某一丛一点不起眼的小灌木。 今天，有些椴树从城市里穿过。从前曾试图限制椴树进城。树干周围竖起了围栏。不过它们照样在运动。 屋顶就像被太阳照花的斜镜子。一个长着翅膀的女子站在窗台上洗窗格。她俯身，噘嘴，把一缕似火的头发从脸上拨开。空气中隐隐有汽油味和椴树味。今天，一位客人走进一个古罗马式的天井，谁能说得上他会受到什么气味的轻轻迎接呢？从现在起，半个世纪里没人会知道我们的街道和房屋散发着什么样的气味。他们会挖掘出某尊战斗英雄的石像。这样的东西在每一座城市里都有很多，为昔日的菲狄亚斯(1) 感叹吧。世上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美的，但人类只有在难以见到它或时隔久远时才能认识其美……听着，今天我们就是众神！我们的蓝色阴影无比巨大。我们在一个庞大而又欢乐的世界里移动。角落里一柱高耸，紧紧地裹着湿画布，一支画笔在柱子上掀起阵阵色彩绚丽的旋风。那位卖画纸的老妇人颏下有大把银灰色的卷曲毛发，还长着一双发疯般的淡蓝色眼睛。报纸胡乱插在她的邮袋中，横七竖八地露在袋子外面。报纸上的大号字让我想起了会飞的斑马。 一辆公共汽车停在公交指示牌前。售票员在二层上伸出巴掌砰砰拍打车边。驾驶员使劲转动手中的方向盘。一声吃力的爬坡呻吟，一声短暂的挂挡摩擦声。宽阔的轮胎在沥青路面上留下了道道银色的印痕。今天，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瞧——一个男人从屋顶跳上了一根电线并在上面行走，一边晃荡一边大笑，双臂大张，高高晃在街道上方。瞧——两幢建筑物刚刚完成一个和谐的跳背游戏，第三幢在第一、第二幢之间竖起——这一幢楼还没有立刻稳定下来，我看见它下面有个间隙，一个窄窄的阳光圈。一个女人在广场中央停下，仰起头来，开始唱歌。她身边聚集了一群人，然后又拥到后面去了。一条空裙子躺在沥青路面上，天空中有一朵透明的小白云。 你在笑。在你笑时，我就想转变整个世界，让它像镜子一般照着你。可是你的目光马上暗淡下去了。你又激动又害怕地说：“你想去……那里吗？去那里好吗？那里今天很美，百花开放……” 当然是百花开放，我们当然要去那里。你和我不是神了吗？……我在血液中感到不可探测的宇宙在旋转…… 听着——我想要一辈子跑着，边跑边撕心裂肺地尖叫。让我一生成为一声无拘无束的嚎叫，就像人群冲角斗士叫一样。 不要停下来思考，不要打断那尖叫。呼出、宣泄生命的狂喜。每样事物都在盛开，每样事物都在飞翔。每样事物都在尖叫，叫得哽噎。欢笑。奔跑。让头发垂下来。在那里这就是生命的全部真谛。 他们牵着骆驼走在街上，从马戏场走向动物园。它们的驼峰倾斜、摇摆。它们柔软的长脸微微仰起，做梦一般。他们牵着骆驼走在一条春意盎然的街道上，这种时候死亡怎么可能存在呢？转角处出乎意料地飘来一股俄国树叶的气味。一个乞丐，一个天神般的庞然怪兽，整个翻了个个儿，脚从腋下长出，伸出一只湿漉漉、长满粗毛的爪子，献上一束绿莹莹的鲜百合……我的肩膀撞上了一位行人……两个巨人的短暂碰撞。他冲我一挥手中油漆漆过的手杖，兴高采烈，颇有派头。手杖往后一挥的当儿，杖头打破了他身后的一个商店橱窗。之字形的裂纹划过闪亮的玻璃。不——在我的眼里，那只是斑驳的阳光反射在窗户上。蝴蝶，蝴蝶！通体黑色，带着鲜红色的横道……一小片天鹅绒……它低低地掠过沥青路面，飞过一辆急驰的汽车，又往上飞，飞过一幢高楼，飞进了潮湿蔚蓝的四月天空中。另一只颜色相同的蝴蝶，曾停在一个圆形看台的白边上。蕾丝比亚(2) ，元老院议员的女儿，体态纤弱，黑眼睛，额头上系着一条金色丝带，蝴蝶颤动的翅膀迷住了她，使她错过了角斗场中的惊魂一刻：尘土飞扬，让人睁不开眼睛，尘土的旋风中只见一个角斗士公牛般的脖子压在另一个角斗士的裸膝下嘎吱作响。 今天，我的心灵里装满了角斗士、阳光、世间的喧闹声。 我们从一座宽宽的楼梯走下来，进入一间长长的昏暗的地下室。石板在我们脚下震动回响。焚烧罪人的图画装饰着灰白的墙。远处响起黑沉沉的雷声，在天鹅绒的帷幔里膨胀。那雷就在我们周围突然炸起。我们一头冲向前去，宛如等待一尊神。一团闪亮的光包住了我们。我们收集到了能量。我们猛冲进一个黑洞洞的裂口，紧握住皮带飞速前行，脚下远远的深处发出空洞的巨响。砰的一声，黄褐色的灯灭了片刻，这期间轻薄的小球在黑暗中燃烧，发出热光——魔鬼凸出的眼睛，要么可能是我们的同行乘客吸的雪茄烟。 黄褐色的灯重新亮了起来。瞧，就在那边——一个身穿黑大衣的高个子男人站在小轿车的玻璃门旁边。我隐隐认出那张发黄的窄脸，还有隆起的瘦鼻梁。薄薄的嘴唇紧抿着，浓眉间有神情专注的皱纹。他听着另一个人向他解释着什么，那个人脸色苍白，宛如戴着一个塑料面具，留着带卷的小胡子，梳得整整齐齐。我能肯定他们在说三行体诗。你的邻座，那个身穿淡黄色外套、眼皮下垂的女士——她会是但丁的比阿特丽斯？从阴湿的地下世界出来，我们重新走进阳光之中。公墓远在郊外。高楼大厦越来越稀少。绿色没有了。我至今记得这同一个都市那时看上去就像印在一张旧照片上一样。 我顶着风沿着密实的树篱走。也是这么阳光灿烂、紧紧张张的一天，我们将掉头往北，到俄罗斯去。那里鲜花非常少，只有沟边的蒲公英开着星星一般的小黄花。灰白色的电线杆在我们快到时嗡嗡响。弯弯的电线那边，冷杉猛戳我的心。红色的沙地，房子的一角，我站立不稳，匍匐在地。 看！空旷的草地远远伸展，天空中一架飞机飞过，低吟鸣响，如风弦琴一般。它的玻璃翅膀在闪光。多美啊，不是吗？听啊——这是大约一百五十年前发生在巴黎的事情。一天清晨——是秋天，大街两边的树如密集的橘黄色浮云，飘进温和的天空——一天清晨，市场上商贩聚集，水果摊上摆满了露水闪闪的苹果，散发着蜂蜜和湿草的气味。一位白发已到耳际的老人在不慌不忙地编鸟笼，好安顿在寒风中扑腾不安的各种小鸟。后来睡意袭来，他躺在了一张草席上，这时玫瑰色的雾还没有散，遮住了市政厅黑表盘上的镀金时针。他还没睡着，有人开始猛扯他的肩膀。老人跳起身来，看见一个气喘吁吁的年轻人站在他面前。他又高又瘦，小脑袋，尖尖的小鼻子。他的马甲——白底黑条——纽扣扣歪了，扎辫子的带子也松开了，一条腿上的白色长袜皱皱巴巴地耷拉下来。“我要一只鸟，什么样的都行——小鸡也行。”年轻人说道，往鸟笼子那边不安地匆匆扫了一眼。老人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只小白鸡，鸡在他黑黝黝的手里软软地扑腾。“怎么回事——它病了吗？”年轻人问道，仿佛在说一头母牛一般。“病了？你这小滑头！”老人轻轻地骂他。 年轻人扔给老人一枚闪亮的硬币，把鸡紧紧抱在胸前，跑到市场上的摊子丛中去了。跑了一阵，停了下来，突然转过身，辫子一甩，又跑回老人那儿去。 “我还要一个笼子。”他说。 他最后离开时，伸展开的手里提着装着鸡的笼子，另一只手臂晃荡着，好像提着一个桶似的。老人鼻子里哼了一声，又躺回到席子上。那一天生意怎么样，后来他又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我们大家根本不用关心了。 至于那个年轻人，他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查尔斯的儿子。查尔斯目光翻过眼镜瞟了一眼小鸡，用他发黄的指甲弹弹笼子说道：“不错——现在我们也有了一个吃闲饭的。”随后，他的眼镜里闪出一道严厉的光，又说道：“至于你和我，我的孩子，我们还是慢慢来。天上那朵朵云里景象如何，只有上帝才知道。” 同样这一天，在战神广场(3) 指定的时间，在惊呆的人群前，有一个巨大的轻型圆顶，边上装饰着中国式藤蔓花纹，底下用丝绳系着一条镀金的小船，圆顶里充入了氢气，缓缓膨胀起来。风吹着缕缕青烟斜斜升起，查尔斯和他儿子在青烟中忙碌着。母鸡抬起又圆又亮的眼睛，歪着脑袋，透过笼子的金属网向外张望。周围移动的尽是五颜六色的长袖衣服，上面缀着亮闪闪的小饰物，还有女人的轻薄长裙和草帽。当那个圆球颠簸着上升时，老物理学家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忽然靠在他儿子的肩上哭了起来，四面举起上百只手，握着手帕和丝带挥舞起来。细云飘过阳光和煦的天空。大地向后退去，一片抖动的淡绿色，上面落下稳稳移动的影子和一片片火红的树林。远处的天空下面，几个玩具般的骑手疾驰而过——但很快那圆球就升到视线之外了。那母鸡一直瞪着小眼睛往下观瞧。 飞行持续了一整天。白昼在壮美如画的夕照中结束。夜幕降临，那圆球开始缓缓下降。曾有一时，卢瓦尔河(4) 畔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个亲切和蔼但目光狡猾的农夫。黎明时分他出门下地。在田地中央，他看到了奇异情景：一大堆五颜六色的丝绸。一转身，不远处放着一只小笼子。一只小鸡，通体雪白，简直像用雪塑出来的一般，头不停地从网眼里探出来，尖嘴时不时动一下，原来是在草丛里搜寻小虫子。刚见时农夫吓了一跳，但随后他以为这不过是秀发如秋日蛛网一般在空中飘舞的圣母马利亚送给他的礼物。他的妻子把那堆丝绸拿到附近的镇上一块一块地卖掉，镀金的小船变成了一张婴儿床，他们刚出生的头一个孩子紧紧裹在襁褓里睡在这张床上。小鸡就养在后院里。 继续往下听。 一些日子过去了，有一天天气晴朗，那农夫经过谷仓门口的一堆谷壳时，听到一阵欢快的咯咯叫声。他俯身去看。那只母鸡突然从绿色的尘土中钻了出来，神气十足地冲着太阳叫唤，边叫边摇摇摆摆地快跑。与此同时，谷壳堆里躺着四个热乎乎、滑溜溜、光闪闪的金黄色鸡蛋。没什么奇怪的。原来前些日子那母鸡顺着风势，穿过了夕阳的全部红晕，太阳那边是一只雄赳赳的公鸡，长着深红色的鸡冠，见母鸡过来，便拍打着翅膀扑到它身上好好折腾了一番。 我不知道那农夫搞明白了没有。他一动不动地站了许久，手心里捧着那四个余温尚在、毫无破损的金黄色鸡蛋，眨巴着眼睛不敢相信眼前这壮观景象。然后他的木底鞋咔嗒咔嗒响起，他急匆匆穿过院子，发出一声嚎叫，吓得那只托着金黄色鸡蛋的手以为他使斧子时砍掉了一根手指…… 当然，这一切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了，要比飞行员莱瑟姆(5) 坠入英吉利海峡还要早。他当时，随你想象吧，坐在掉下后即将沉没的“安托瓦妮特”号飞机的蜻蜓尾巴上，在风中抽着一支发黄的香烟，看着他的对手布莱里奥驾着他的短翼飞机高高飞在天上，在飞行史上首次成功地从加莱飞到英格兰蜜糖般的海岸。 但是我不能为你排除痛苦。为什么你的眼睛又一次充满了黑暗？不，什么都别说。我都知道。你决不能哭。他能听见我的寓言故事，毫无疑问他能听见的。这故事就是讲给他听的。词语是没有边界的。尽量理解吧！你如此阴沉黯然地看着我。我又想起了葬礼过后的那个晚上。你在家里待不住。你和我出去，走进亮闪闪的烂泥里。迷路了，最后来到一条有点怪异的狭窄街道上。我叫不出它的名字，但我能看见它倒映在街灯玻璃中，像照在镜子里一般。街灯闪闪飘向远处。水从屋顶滴下。沿着黑色墙壁摆在街两边的水桶正在盛满冰凉的水。盛满了，溢出来了。突然间，你无可奈何地两手一摊，说道： “可是他太小，太热情……” 如果我悲哀不起来，表达不出简单的人类悲哀，就请原谅我吧。我，高个头，披头散发，前额上晒黑了一块，倒是能一个劲地唱，一个劲地跑，不知跑到哪里，抓住任何一对飞过去的翅膀。原谅我吧。事情必定如此。 我们沿着树篱缓缓地走。墓地已经很近了。春天里白花绿草的一个小岛，四面是灰蒙蒙的空地。现在你自个儿走吧。我就在这里等你。你的眼里飞快地闪过一丝不安的微笑。你太了解我了……栅栏门吱吱作响，接着砰的一声关上了。我独自一人坐在稀疏的草地上。不远处有一个菜园，长着一些紫色的大白菜。空地过去，是工厂的厂房，起起伏伏的砖头怪兽，在淡蓝色的雾中浮动。我脚下，一个踩扁了的锈罐头半埋在沙土中闪烁。我周围一片寂静，一种春天里的空旷。没有死亡。风从我身后翻着筋斗扑到我身上，像个跛足的玩偶，用它毛茸茸的爪子挠我的脖子。不可能有死亡。 我的心也飞过了黎明。你和我将会有一个新的、金黄色的儿子，那是你的泪和我的故事创造而成的。今天我懂得了天空中纵横交错的电线之美，懂得了工厂烟囱隐隐约约的马赛克图案，懂得了这个里面翻了出来、半开裂、带着个锯齿状盖子的锈铁罐。苍白的草沿着尘土滚滚的空地匆匆前行，匆匆赶往什么地方。我张开胳膊。阳光滑过我的皮肤。我的皮肤上布满了各色小光点。 我想起来，大大张开双臂，来一个广阔的拥抱，向看不见的人群发表一番内容充实、明白易懂的演说。我要如此开头： “彩虹般绚烂的众神啊……” (1) 　Phidias（约公元前480——公元前430），古希腊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 (2) 　Lesbia，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约公元前84——公元前54）抒情诗中咏颂的对象。 (3) 　Champ de Mars，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广场。 (4) 　Loire River，法国最长河流。 (5) 　Latham，英国飞行员。一九○九年七月十九日凌晨，他驾驶“安托瓦妮特4号”飞机从法国海岸起飞，试图飞越英吉利海峡，但因引擎故障而迫降海上。两天后，法国飞行员路易·布莱里奥驾驶一架名为“布莱里奥11号”的飞机来到加莱附近。失败后不肯罢休的莱瑟姆也驾驶一架新的飞机来到加莱附近。最终布莱里奥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莱瑟姆又遭厄运，因引擎故障第二次降落在海面上。 纯属偶然的事情 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列德国国际快车的餐车上当服务生。他的名字是阿列克谢·利沃维奇·卢仁。 他五年前离开了俄国，那是一九一九年。从那时候起，他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试着干过多种行当：在土耳其当过农场雇工，在维也纳当过信差，还当过房屋油漆工、推销员，等等。这时候，餐车两边有草场，有长满了石楠灌木的小山包，还有不断闪过的松树林。他端着托盘敏捷地穿行在两排靠窗餐桌之间的窄道上，托盘上是几只厚实的瓷缸，里面的牛肉汤冒着热气，汤也往外泼洒。他熟练地给旅客分发食物，从他端着的盘子里叉起切好的牛肉片或火腿片，摆放到旅客各自的盘子里，每放好一份，就微微点一下头。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前额绷得很紧，眉毛又粗又黑。 列车预计下午五点到达柏林，七点将朝相反的方向开，驶往法国边境。卢仁有点像生活在钢架跷跷板上，只有到了夜里，躺在一个散发出鱼腥味和脏袜子气味的狭窄地方，才有时间思考、回忆。他回想得最多的地方是圣彼得堡的一幢房子，房子里有他的书房，书房里摆着加了厚软垫的家具，沿着家具的曲线边缘缀着真皮饰扣。再就是常想起他的妻子列娜，已经五年没有音信了。现在他觉得自己在荒废人生。可卡因吸得太频繁，思维已经严重受损。鼻孔的内壁上有两小块地方又肿又疼，疼痛还在往膈膜一带发展。 他笑起来时，大牙齿闪动着特别洁净的光泽。这种俄罗斯式的露齿微笑，不知为何让另外两个服务生格外喜欢他——一个叫雨果，是个柏林人，矮胖身材，一头金发，他负责填写账单；另一个叫马克斯，红头发，尖鼻子，长相像狐狸，他的工作就是往车厢里送咖啡和啤酒。不过卢仁近来不像平时那么爱笑了。 他不当班的时候，毒品就像水晶般清澈透明的冲击波一样冲击着他。冲击波击穿了他的思想，把最最微小的琐事变成了天上的奇迹，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为寻找妻子打算采取的各式各样的步骤。他趁着毒品引发的兴头还未退去，匆匆写下几笔，这些简略而又潦草的文字当时在他看来都是极其重要、非常正确的。然而，一到清晨，他就头疼，衬衫又湿又黏，这时他一看那几行歪歪扭扭、模模糊糊的文字，就觉得满心厌恶。不过最近又有一个新想法开始占据他的思想。他开始和写纸条一样不辞劳苦地设计一项自杀方案。他总是画一种曲线图，表示他怕死意识的起伏变化。最后，为了让事情简单明了起来，他定死了一个自杀日期——八月一日和二日之间的那个夜晚。激起他兴趣的倒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前的种种细节。他总全神贯注地考虑这些细节，死亡本身老是忘掉了。不过他一清醒过来，原来想好的这样那样的自杀方法的稀奇色彩总会淡去，只有一件事情依然清晰：他这一辈子算是荒废了，一事无成，再活下去毫无意义。 八月一日如期到来。傍晚六点三十分，在柏林火车站那个灯光昏暗的简餐大厅里，年老的玛丽亚·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坐在一张空荡荡的餐桌旁边，身材肥胖，一身黑衣，面色如土，就像太监的脸色。周围人很少。屋顶很高，荡着薄薄一层雾气，底下吊灯的黄铜垂饰闪闪发光。时而有椅子往后移动，传来空洞的回声。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神色严厉地瞥了一眼墙上挂钟的镀金指针。指针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一分钟后，指针抖了一下。老太太站起身来，提起她黑光油亮的旅行包，拄着手里那根男人用的大头手杖，朝车站出口慢吞吞地走去。 一个行李搬运工在大门口等着她。火车正倒驶进站。外表沉闷的铁灰色德国车厢一节节驶了过去。在一节卧铺车厢正中间的车窗下面，油漆过的棕色柚木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柏林——巴黎”。这就是那节国际车厢，还有那节里面用柚木板装修的餐车，她在餐车的一个窗户里瞥见了一个红发服务生的头和抬起的胳膊肘。仅是这两节车厢的情景，就足以使她想起战前堪称一流的北方快车(1) 了。 缓冲器一阵响，刹车发出一声长长的咝咝叹息，列车停住了。 行李工把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安顿在一节快车车厢的二等隔间里——按照她的要求，这是个可以吸烟的隔间。靠窗的一角有个男人，穿一套米色西装，橄榄色的皮肤，一脸傲气，正剪开一支雪茄的头。 老公爵夫人在他的对面坐下。她早有预谋地缓缓抬眼观瞧，检查一下她的所有东西是不是全放进了头顶上的行李网架中。两只手提箱，一只篮子，全在。那只黑光油亮的旅行包则搁在膝头。她的嘴唇做了个狠狠咀嚼的动作。 一对德国夫妇气喘吁吁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隔间。 然后在开车之前一分钟，又进来一个年轻女人，一张涂了口红的大嘴，一顶黑色的无边女帽紧紧遮住前额。她放好行李，走到隔间外面的过道里去了。穿着米色西装的男人瞥了一眼她的背影。她很不熟练地扭动车窗，抬了好几下才将窗子抬起，然后身子探出窗外，跟谁道别。公爵夫人听到了一阵叽里呱啦的俄语说话声。 火车开了。年轻女人回到了隔间。刚才她脸上还挂着一丝欲收还留的微笑，进来后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倦容。一幢幢房屋的后墙掠过去了，其中一堵墙上有一幅油漆画广告，画着一支巨大的香烟，烟卷里的烟丝看上去就像金黄色的稻草。屋顶被刚才的暴雨淋湿了，现在在落日的余晖下闪闪发亮。 乌赫托姆斯基老公爵夫人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便用俄语轻轻问道：“您不介意我把包放在这儿吧？” 那女人愣了一下，回答说：“当然当然，请放吧。” 隔间角上那个橄榄色皮肤、米色西装的男人目光越过报纸偷偷看她。 “好啦，我这是上巴黎去，”公爵夫人轻轻叹口气，主动搭话，“我有个儿子在巴黎。我待在德国害怕，您知道的。” 她从旅行包里取出一块厚实的手帕来，稳稳地擦她的鼻子，从左边擦到右边，又从右边擦到左边。 “对，害怕。大家说柏林也快发生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啦。您听到什么风声了吗？” 年轻女人摇摇头。她怀疑地瞥了一眼看报的男人，又瞥了一眼那对德国夫妇。 “我啥也不知道。我前天才从俄国来，从彼得堡来。”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土色的胖脸上露出非常好奇的神色，两道渐渐变细的眉尾这时翘了起来。 “这事可不能说！” 那女人两眼盯住她的灰皮鞋的鞋尖，柔声细语地快快说道：“偏要说。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帮助我逃了出来。我现在也是去巴黎。我那边有亲戚。” 她开始摘手套。一只金的结婚戒指从指头上滑了下来，她连忙接住。 “我老是丢戒指。肯定是人瘦了，还会是什么原因呢。” 她闪动着睫毛，沉默不语了。隔间的玻璃门外是车厢走道的窗户，窗外能看见一排平整的电话线猛然向上扑去。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朝她的邻座移了移。 “告诉我，”她压低声音清清楚楚地问，“那些苏维埃小子如今日子不好过，对吧？” 一根电线杆，黑黝黝地衬着夕阳，一闪飞了过去，打断了平稳上升的电线。风不刮时，电线就像旗子一样落下，然后又悄悄升了起来。火红的无边傍晚在列车两边形成两堵无形的墙，中间列车在飞速疾驶。车厢隔间的顶棚上不知从什么地方不断传来轻微的噼啪声，好像雨点打在钢铁的车顶上。德国车厢行驶中晃得厉害。这节国际车厢内部垫着蓝色的布料，行驶起来比其他车厢平稳，声音也比较轻。三个服务生正在餐车里往餐桌上摆餐具。其中一个短头发，浓眉毛，正想着胸前口袋里的小瓶子，不停地舔嘴唇，吸鼻子。小瓶子里装着一种水晶般的药粉，标签上有“克拉姆”这么个名字。他正在往餐桌上摆刀叉，还把封住口的调味品瓶子插进餐桌上的圆圈架里。就在这时，他突然毒瘾发作，受不了了。他冲着正在放下厚窗帘的马克斯·福克斯闪了个心烦意乱的微笑，箭一般冲过车厢之间晃晃荡荡的连接台，进了下一节车厢。他把自己锁进了盥洗室。他一面小心翼翼地随着列车的颠簸晃动稳住身子，一面往大拇指的指甲上倒了少许药粉，迫不及待地凑到一个鼻孔跟前闻闻，然后又换另一个鼻孔闻闻。他深吸一口气，舌尖一卷，把那点亮晶晶的粉末从指甲上舔光。药粉带有橡胶般的苦味，苦得他使劲眨了两下眼睛。他从盥洗室出来时像喝醉了一般轻飘飘的，一股凉气直冲脑门，美妙无比。他跨过活动的车厢隔板，返回餐车，心里想道：现在马上死掉，那多么简单啊！他笑了笑。最好还是等夜幕降临。如此令人陶醉的毒品，效力刚出来，马上就打断，实在可惜。 “雨果，把订餐单给我，我去分发。” “不，让马克斯去。马克斯分得快一些。过来，马克斯。” 红头发的服务生长着斑点的手里紧握着一本餐券，像只狐狸似的从餐桌之间溜出去，进了卧铺车的蓝色走道。走道窗外五根清晰的竖琴弦不顾一切地向上伸展。天空慢慢昏暗下来。在一节德国车厢的二等隔间里，一个一身黑衣、长得像太监的老太太，在压低声音的“噢啊”感叹中听完了一段遥远、沉闷的生活情形。 “那么您的丈夫呢——他当时留在了国内吗？” 年轻女人两眼圆睁，摇摇头说：“没有。他一直在国外，很长时间了。当时也是势所必然。革命刚开始，他南下敖德萨(2) 。他们盯上了他。当时说好我也到那里与他会合，可我没来得及逃出来。” “真可怕，真可怕。那您就一直没他的音讯？” “杳无音信。我记得我曾经断定他死了，就开始把结婚戒指戴在十字架项链上——还不是怕全让他们没收了。后来，在柏林，朋友们告诉我他还活着。有人瞧见过他。就在昨天，我在流亡人士办的报上登了一条寻人启事。” 她匆匆从她随身带的破旧小丝绸包里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方向报》。 “在这儿，您看看。”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戴上眼镜，念道：“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卢仁寻找丈夫阿列克谢·利沃维奇·卢仁。” “卢仁？”她摘下眼镜问，“会不会是列夫·谢尔盖奇的儿子？他生前有两个儿子。我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叶连娜满脸高兴地笑起来。“哟，那该多好啊！这真是没有料到的事。难不成您认识他的父亲？” “当然认识，当然认识，”公爵夫人得意而爽快地说起来，“廖沃什卡·卢仁，从前是个枪骑兵。我们两家的地界紧挨着，他常来我家做客。” “他死了。”叶连娜插话道。 “对，对，听说是死了。愿他的灵魂安息吧。他来我家时总带着他的俄国狼狗。但他家两个男孩子我现在记不清了。我一九一七年起就一直待在国外。那个小一点的男孩好像是一头浅黄色的头发，有点口吃。” 叶连娜又笑了。 “不对，不对，那是他哥哥。” “唉，亲爱的，你看，我把弟兄俩搞混了，”公爵夫人愉快地说，“我的记性不太好。刚才要不是你主动提起廖沃什卡，我就记不起他来。不过这会儿我全想起来了。当年他经常骑马过来喝下午茶……噢，我来告诉你……”公爵夫人身子往前靠靠，继续往下说，声音很清楚，稍微有点快。她不觉得感伤，因为她知道快乐的事情只能快快活活地说，不必因为快乐的事情已成过去而感伤。 “我来告诉你，”她继续往下说，“我们家有一套怪有意思的盘子——外面一圈金边，正中央一只画得活灵活现的蚊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真蚊子，要挥手赶开它呢。” 隔间的门打开了。一个红头发的服务生正在分发订餐单。叶连娜要了一张。坐在角上的男人也要了一张。这男人一直想引起她的注意，颇有一阵子了。 “我自己带了饭，”公爵夫人说，“小圆面包夹火腿。” 马克斯走遍了所有的车厢，又摇摇晃晃地回到餐车。路过他的俄国同事时，用胳膊肘轻轻捣了他一下。卢仁正站在车厢门前，腋下夹着一条餐巾。他两眼放光，焦急地看着马克斯走过去。这时他感觉到一阵透心凉，五内俱空，骨头散了架一般，全身有点发痒，好像接下来马上要打喷嚏，要一下子打得灵魂出窍。他对如何安排自己的死亡想了一百遍，每一个小小细节都仔细考虑了，仿佛排演一局象棋测验似的。他计划夜间在某一个车站下车，绕过这节停着不动的车厢，把脑袋放在盾牌模样的缓冲器尾端上。另外一节车厢一会儿就会来和这节车厢连接，连接时两个缓冲器咔嚓一碰，中间夹着的就是他放下来的脑袋。那时他的脑袋就会像肥皂泡那样爆开，变成彩色的碎片散在空中。他得在枕木上找一个稳当的立足点，然后脑袋一偏，紧紧贴在缓冲器冰冷的铁板上。 “你难道没听见我叫你吗？到通知开晚饭的时候啦。” 这是雨果在说话。卢仁吃了一惊，笑笑算是回答，照他说的去通知开饭。他一边走，一边把隔间的门一一打开一下，急促地大声说：“第一次开饭通知！” 在一个隔间里，他的目光飞快地落到一个老太太土黄色的胖脸上，她正在打开一份三明治。他心里一动，那张脸他好像非常熟悉。他穿过一节节车厢匆匆返回来，一路上一直在想老太太有可能是谁。好像是他曾在梦中看见过她。刚才他全身痒痒，想一个喷嚏打得灵魂出窍，这种感觉现在变得比较实际了——我随时会想起来这老太太像谁。可是他越使劲地想，反而越想不起来，叫他好生气恼。他闷闷不乐地回到餐车，鼻孔大张着，喉咙堵得慌，好像咽不下东西一般。 “唉，让她见鬼去吧——真荒唐。” 旅客们走不稳当，便扶着墙壁，慢慢移动，穿过车厢过道，朝餐车方向走去。尽管车窗外面依然可见落日的一抹黄光，人影已经闪动在暗下来的车窗里。叶连娜·卢仁惊慌地注意到，穿米色西装的男人是在等她站起来后才站起来的。他的眼睛向外突出，像混浊的玻璃中灌了深色的碘酒一般。他沿着过道走，差不多跟她前后脚。这时列车晃得厉害，凡她一晃之下站不稳当时，他就会及时地清嗓子。不知为何，她突然觉得此人肯定是个密探，是个告密者。她也知道这样想是愚蠢的——她毕竟早已不在俄国了，可她还是摆脱不了这样的想法。 他们穿过卧铺车厢的走道时，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她加快了步伐。餐车挂在卧铺车厢后面，中间的连接铁板参差不齐。她刚走过这几块铁板，进到餐车过道里，突然那男人来了一个粗野的亲昵动作，一把抓住她的一只上臂。她压住一声尖叫，使劲挣开胳膊，用力太猛，险些摔倒。 那男人用带着外国口音的德语说道：“我的宝贝儿！” 叶连娜一个急转身，跨过车厢连接板往回走，穿过卧铺车厢，跨过又一个连接板。她觉得受了伤害，难以容忍。她宁可不吃晚饭，也不愿坐在餐车里面对着那个粗野的怪物。“上帝知道他把我当成什么人啦，”她心想，“这都怪我涂了口红。” “怎么回事，亲爱的？你难道没有去吃饭？”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手里拿着一个火腿三明治。 “没有，我一点也不想吃。请原谅，我要打个盹。” 老太太惊讶地抬抬两道细眉，接着又使劲咀嚼起来。 这时叶连娜头向后靠着，假装睡觉。不一会儿，她真打起瞌睡来。她苍白疲惫的脸上偶尔抽搐一下，鼻子两侧掉了脂粉的地方闪闪发亮。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点燃了一支带有硬纸烟嘴的长香烟。 半小时后，那男人回来了，若无其事地在他原先坐的那个角上坐下，用牙签剔了一会儿大牙。然后他闭上眼睛，有点儿心神不定。他的大衣挂在车窗旁的一个衣钩上，他拉过衣襟把脸遮了起来。又过了半小时，列车慢了下来。月台上的灯闪了过去，就像幽灵闪过雾蒙蒙的车窗。车厢发出一声舒心的长叹，停下了。这时能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人在隔壁的隔间里咳嗽，月台上有跑过去的脚步声。列车停了好长时间，远远传来夜里的汽笛声，此起彼伏。这时列车晃动了一下，又行驶起来。 叶连娜醒来了。公爵夫人正在打盹，大张开的嘴像一个黑窑洞。那对德国夫妇已经下车了。那个大衣遮住脸的男人也在睡觉，两腿大大地叉开着。 叶连娜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疲乏地抹抹额头。突然她吃了一惊：一直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不见了。 她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丢了戒指的那只手，看了一会儿。接着开始在座位上、地板上匆匆寻找，心怦怦狂跳。她瞥了一眼那个男人突起的膝盖。 “唉，主啊，当然如此啦——肯定是在去餐车的路上挣开胳膊的时候掉了的……” 她冲出隔间，伸开双臂，一摇一摆地穿过一节又一节的车厢，一路上强忍着泪水。她走到卧铺车厢的尽头，从后面的门往外望，什么也没有，只有空气、旷野、夜空，还有消失在远处的黑乎乎的楔形路基。 她心想是自己记错了，走反了方向，于是呜咽着掉头往回走。 盥洗室门旁挨着她站着一个矮小的老太太，系着一条灰围裙，戴着袖章，看去就像一个夜班护士。她正提着一个小水桶，桶里露出一把刷子。 “他们卸下了餐车，”小老太太说，不知为何叹了口气，“过了科隆，就挂上另一辆餐车。” 留在车站拱顶下的那辆餐车第二天上午才会继续驶向法国，这时里面的几个服务生正在打扫卫生，收拾桌布。卢仁活儿做完了，站在车厢走廊打开的门口。车站上一片昏暗，冷清无人。大老远有一盏灯，像一颗湿气凝重的星，透过灰暗的烟雾闪出光来。铁轨流水一般微微闪亮。他没能搞明白那个自带三明治的老太太的那张脸为什么深深地打动了他。别的事情一桩一件都很清楚，唯独这件事情仍是想不透的盲点。 红头发、尖鼻子的马克斯也出来走进了过道。他正在扫地，忽然注意到一个角落里金光一闪。他俯身查看，原来是一枚戒指。他把戒指藏在他的马甲口袋里，迅速往四面望望，看有没有人注意。门边上是卢仁的脊背，一动不动。马克斯小心翼翼地掏出戒指，借着微弱的亮光，看清了戒指里圈刻有一个手写的词，还有几个数字。肯定是中文，他心想。其实那一行镌刻的文字念出来是：“一九一五年八月一日，阿列克谢。”他把戒指又放回口袋里。 卢仁的脊背动了一下。他悄悄地下了车，斜插过去，走到旁边一条铁轨上去，步履平稳轻松，散步一般。 一列不在该站停靠的火车风驰电掣地进了站。卢仁走到月台边上，跳了下去。煤渣在他脚下吱吱作响。 片刻间火车头饿疯了一般朝他扑来。马克斯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是远远望着列车亮着灯的窗户连成一串，飞速闪了过去。 (1) 　Nord-Express，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圣彼得堡经柏林驶往巴黎的国际列车。 (2) 　Odessa，乌克兰南部城市，工业、交通、文化教育和旅游中心，敖德萨州首府。 海港 顶棚低矮的理发馆里散发着不新鲜的玫瑰花香味。马蝇热烘烘地发着沉闷的嗡嗡声。阳光照在地板上，像一汪汪融化了的蜂蜜；照在香水瓶上，像冒出歪歪扭扭的火花。门上挂着长门帘，由瓷实的细绳交替串着陶珠和小竹节编成。有人进来时，肩膀将它撩到一边，它就闪闪发光，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尼基京对着模糊的镜子，看着镜子里自己晒黑了的脸，一长绺一长绺像刀刻一般的闪亮头发，还有在他耳朵上方喀嚓作响的剪子闪动的微光。他目不转睛，神色严峻，你盯着镜子看自己时，往往就是那样的表情。他昨天从君士坦丁堡来到这个古老的法国南部海港，原因是君士坦丁堡的生活实在让他过不下去了。这天一大早他去了俄国领事馆，又去了职业介绍所，到城里各处逛了逛。小城都是些小窄巷，蜿蜒下到海边。转到这时身也累了，心也困了，便随便找了家理发馆，想理个发，让头脑清醒清醒。理发椅四周已经散落着一些毛色鲜艳的小老鼠——那是从他头上剪下的头发。理发师往手心里倒了肥皂泡，手指插进浓沫里抓搔，一股舒心的凉气从他头顶直灌而下。接着冰水一冲，他心情顿时一振，然后一条毛茸茸的手巾在他脸上和湿头发上擦将起来。 尼基京一边肩膀一晃，分开索索如雨的珠帘，出了理发馆，走进一条陡陡的小巷。小巷的右边遮在阴影里，左边一条窄窄的小溪沿着路边流淌，闪动着热腾腾的水光。一个没长牙的黑发小姑娘，长着黝黑的雀斑，正用一个小桶叮叮当当地从熠熠闪光的溪里打水。溪水，阳光，紫罗兰色的阴影——一切都在流动，抖动着流向大海。再往前一步，远远几堵墙之间，隐隐可见大海凝聚起来的蓝宝石亮色。小巷阴凉的一边走着稀稀落落几个行人。尼基京遇上一个从下面走上来的黑人，穿着殖民地的军服，脸就像一只湿淋淋的橡胶手套。人行道上放着一张麦秆编的椅子，从上面轻轻跳下一只小猫。一扇窗户里传来一个普罗旺斯人浑厚的声音，接着叽叽喳喳地说起话来。一道绿色的百叶窗砰的一声放了下来。一个小贩的摊子上，一团紫色的生物散发着一股海藻气味，中间摆着柠檬，皱皮上满是金黄色的小点。 尼基京走到海边，停下来激动地眺望大海浓密的蓝色，越到远处，那蓝色渐渐变成炫目的银白。再看一艘游船，阳光落在它的白色船顶上，画出精致的花纹。他内心的激动还未平息，便又去找一家俄国餐馆，地址是从领事馆的一面墙上注意到的。 这家餐厅和那个理发馆一样，又热又脏。靠里一个长柜台，放着冷盘和水果，上面盖着淡灰色的细棉布，高高低低如波浪一般。尼基京坐了下来，舒展一下双肩，因为衬衣贴到脊背上去了。附近的一张桌子边坐着两个俄国人，看样子是一艘法国船上的船员。再远一点的桌子旁是一个孤零零的老头，戴着金丝眼镜，正从汤勺上吸吮甜菜汤，发出咂嘴舔舌的响声。餐馆女老板用毛巾擦擦她那双胖手，慈母般地看了看刚进来的客人。两只长毛小狗在地板上乱跑，小爪子雨点一般扑腾。尼基京打声呼哨，一只难看的老母狗跑了过来，温和的眼角挂着绿色的黏液，伸出鼻子嗅他的腿。 邻桌上的一个水手不慌不忙、平心静气地说：“赶开它，会弄你一身跳蚤的。” 尼基京按着狗头摸了一会儿，然后抬起目光闪亮的眼睛，说道： “噢，我不怕跳蚤……君士坦丁堡……那些军营里……你能想象吧……” “刚到这里吧？”水手问道，声音很平稳。他穿着网眼衫，全身显得凉爽、精干。黑头发在脑后修剪得整整齐齐。前额明亮，神态安详，颇有风度。 “昨晚到的。”尼基京答道。 喝了甜菜汤和烈性红酒，他比刚进来时出了更多汗。平静地聊会儿天，放松放松，倒是好事一桩。灿灿阳光从门缝里照进来，也依稀可见门外街边上小河浮动的流光。屋角里的那位俄国老头坐在煤气表下方，眼镜片也在闪闪发亮。 “是找活干吗？”另一个水手问。他是个中年人，蓝眼睛，蓄着海象一般的灰白胡子，虽经海上风吹日晒，但和另外那位一样显得干净利落，很有风度。 尼基京微微一笑，说道：“当然是了……今天我就去了职业介绍所……他们现在有的活是装电线杆、架电线——我不好说干还是不干……” “那就到我们船上来干，”黑头发的水手说，“当司炉，或干此类活计。我不是瞎说，信不信由你……哈，原来是你，利亚拉……向你致敬！” 进来的是一位年轻姑娘，戴顶白帽，容貌平常，但很可爱。她走过几张餐桌，先冲两只小狗笑笑，然后冲两个水手笑笑。尼基京刚想打听上船干活的事，一见这姑娘便把要问的问题忘了。看她走路时屁股扭动的样子，一般来说能推断出是个俄国姑娘。女老板关心地看了女儿一眼，仿佛在说：“可怜你累坏了。”姑娘也许在办公室上了一上午的班，也许在商店打了一上午的工。她身上有股动人的家乡气息，令人想起紫罗兰香皂，想起桦树林中夏日游览车的停车点。仿佛餐馆门外理所当然不是法国了。瞧她走路的小碎步……听阳光里的闲扯。 “不，一点不复杂，”水手说道，“司炉的活是这样的——你有一只大铁桶，一个煤坑。你一开始就挖煤，先轻轻地挖，等煤开始自动往桶里溜时，你就使点劲挖。桶装满后，你就把桶放在一辆车上，推到司炉长跟前。司炉长的铁铲一响——刷的一声——炉门打开，铁铲又响一声——要明白，煤得呈扇形撒开，好均匀落到炉膛里。是件精细活儿。还得不停地看指针，要是压力下降……” 临街的一面窗户里出现了一个男人的头和双肩，头上戴顶巴拿马草帽，身上穿套白色西装。 “你好，宝贝利亚拉！” 他双肘支在窗框上。 “当然司炉房里是很热的，真正一个火炉——你只能穿短裤汗衫干活。活干完了，汗衫也就成黑的了。我刚才说到气压的事——炉膛里会长‘毛’，结成石头一样的硬块，你得用这么长的拨火棍捣碎它。很费劲。不过干完活后上到甲板上，就算在热带的太阳下也觉得凉爽。冲个澡，下去钻进你住的地方，往你的吊床上一躺——我告诉你，那简直是天堂……” 此时在窗子那边：“你听听，他口口声声说见我坐上了一辆小轿车。”（利亚拉激动得高声尖叫。） 和她说话的那个人，就是穿白色西装的那位先生，站在窗外，斜靠在窗台上。方窗框框住了他的圆肩膀，刮得干干净净的脸有一半照在阳光里——这是一个运道不错的俄国人。 “他一个劲地告诉我，说我当时穿着一件淡紫色的连衣裙，可我压根就没有淡紫色的连衣裙，”利亚拉喊着，“他却一再说‘zhay voo zasyur’(1) 。” 一直跟尼基京说着话的水手回头问道：“你难道不会说俄语吗？” 窗口上的那个人说：“利亚拉，那个乐谱我设法弄到了。记得吗？” 这情景好像是一个暂时的光环，提前准备好一般。好像有人觉得好玩，凭空造出了这位姑娘，造出了这番对话，造出了一个国外海港边的这个俄国小餐馆——一道光环，现出了一个不是假日的俄国边陲小镇。通过神奇隐秘的联想，尼基京觉得这个世界更为宽广。他盼望漂洋过海，停靠在那些神话般的港湾，每到一处，偷听到别人的心声。 “你刚才问我们走哪条航线？走印度支那。”水手不假思索地说。 尼基京沉思着从烟盒里轻轻抽出一支烟，木制的烟盒盖上刻有一只金鹰。 “走这条航线肯定很好玩吧？” “你觉得呢？当然好玩啦。” “那给我讲讲吧。讲讲上海，要么科伦坡。” “上海？我到过那里。温暖的毛毛雨，红色的沙滩。像温室一样潮湿。但说到锡兰，路过，没有上岸——当时我值班，知道吧。” 那位白衣男人耸起双肩，隔着窗子和利亚拉说话，神情又温柔，又意味深长。她翘着头听，一只手摸着毛茸茸的狗耳朵。狗伸出火红的舌头，兴奋地急促喘气，从透着阳光的门缝往外看，颇像是在考虑值不值得在热腾腾的门槛上再躺一阵。这狗好像也在用俄语思考。 尼基京问：“这工作找谁申请呢？” 水手朝同伴挤挤眼，好像在说：“看，我说得他动心了。”接着他答道：“很简单。明天一大早你就去老港口，在二号码头找到让–巴特号轮船，找大副谈谈就行。我想他会雇了你。” 尼基京热情坦诚地望望水手光亮睿智的前额。“你从前在俄国的时候是做什么的？” 那人耸耸肩，不大自然地笑笑。 “他过去做什么？傻瓜一个罢了。”大胡子声音低沉地替他说道。 一会儿后，两人站起来。年轻一点的掏出钱包，放钱包的地方和法国水手一样，插在短裤的前面，裤带扣的后面。利亚拉过来朝他们伸出一只手（手心也许有点潮），不知什么事情逗得她尖声大笑。两只小狗在地上翻筋斗。站在窗口的那个男人转身走来了，心不在焉地轻轻吹着口哨。尼基京付了账，悠闲地出来走到阳光中。 下午五点左右，大海的蔚蓝色闪在小街小巷的尽头，刺得他的眼睛疼。公厕的圆形指示牌也在火一般闪亮。 他回到肮脏的旅馆，两手交叉，缓缓地伸到脑后，倒在床上，尽情享受在阳光中陶醉一天的幸福。他梦见又当了军官，漫步在克里米亚的山坡上，到处是乳草和橡木林，他边走边掐下蓟草毛茸茸的头。他梦中一阵大笑，笑得醒了过来。醒来一看，窗户已经变成了一抹幽蓝。 他探身窗外，望着凉爽的昏黑深渊，沉思起来。窗外有漫步的女人，其中有些是俄国人。好大的一颗星。 他整理一下头发，拿起地毯的一角擦掉圆头鞋尖上的尘土，看看钱包——只剩五法郎——那么出去再逛逛，享受一下单身汉的自由。 傍晚比下午人多。通向海边的小街小巷里到处坐着人，都出来乘凉。姑娘头顶方巾，上面缀着亮闪闪的小饰品……眼睫毛一抖一抖……大腹便便的店铺老板叉开腿坐在麦秆椅子上抽烟，胳膊肘支在椅子后背上，衬衣的一边衣襟从没有扣好的马甲底下露出来，搭在肚子上。孩子们蹲下身子，借着街灯的光亮，把自己叠的小纸船放进沿着人行道流淌的小溪里。到处飘来鱼香和酒香。水手酒吧里露出一缕黄光，传来手风琴沉重的声音，手掌击桌的声音，金属的巨响。在地势较高的城区，沿着主街，晚上出来的人们边走边笑。洋槐树浓云一般的树阴下闪现着女人修长的脚踝和海军军官们的白鞋。紫色的晚霭里，各处咖啡店灯火通明，宛如烟花放出的五光十色的彩焰被定格了一般。小圆桌索性摆到了人行道上，条纹阳伞上落下梧桐树的黑影，映衬着伞下桌上的灯光。尼基京停住脚步，想来一大罐沉甸甸的冰镇啤酒。桌子后面，咖啡馆内，一把小提琴如泣如诉，声声揪心，为它伴奏的是一架竖琴，声如潺潺流水，不绝于耳。音乐越是平淡，越是动人心弦。 外面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面容疲倦的站街女，一身绿衣，晃动着她的尖头皮鞋。 我要喝一杯。尼基京下了决心。不行，不能喝……接着又下了决心…… 这女人长着一双洋娃娃似的眼睛。那双眼睛，那两条修长好看的小腿，看上去好眼熟。这时只见她收拾好钱包，站起身来，好像急着去什么地方。她穿一件夹克衫一样的绿色丝织长外套，下摆一直盖到大腿上。她走了过去，斜着眼瞅了瞅演奏音乐的地方。 这真是太怪了，尼基京暗自思量。心念一动，宛如一颗流星划过脑海，他忘了要喝的一杯啤酒，立即尾随她拐进一条闪着昏暗灯光的小巷。路灯拉长了她的影子。影子映在一堵墙上，变斜了。她走得很慢，尼基京也不敢走快，怕走快了超过她去。 对，毫无问题……上帝啊，这可太妙了…… 女士在路边停了下来。一个黑色的大门上方亮着一只暗红灯泡。尼基京从门边走过去，又折回来，绕着女士转一圈，停了下来。她咯咯一笑，用法语亲切地打招呼。 在暗淡的灯光下，尼基京看清了她好看却又疲惫的脸，玲珑的牙齿闪着湿润的光泽。 “听着，”他用俄语说，说得简单亲切，“我们认识好久了，何不说你我的母语呢？” 她扬起眉毛，用生硬的英语说：“英语？你说英语？” 尼基京仔细地看看她，然后无可奈何地又说了一遍：“得了，你懂，我也懂。” 她用法语问：“这么说，你是波兰人？”像法国南部的人那样把最后一个卷舌音拖得很长。 尼基京讥讽地笑笑，不再问了，把一张五法郎的纸币塞到她手里，快速转身，穿过广场的斜坡。不一会儿，他听见身后响起匆匆的脚步声、呼吸声，还有衣服的索索声。他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广场上空无一人，一片黑暗。夜风吹起了一张报纸，擦过广场的石板。 他叹了口气，又笑了笑，两手攥成拳头，深深插进裤兜里。仰望满天星斗，只见忽明忽暗，像是有一台巨大的风箱吹出火星一般。他一边望着星空，一边下到海边。他在古老的码头上坐下来，双脚悬在码头边上，脚下便是月光照耀下起起伏伏的海浪。就这样坐了好长时间，头朝后仰着，两只手手掌摊开支在身后。 一颗流星划过长空，像心脏骤停那般来得突然。一阵强劲纯净的海风吹过他的头发，头发上闪起淡淡的夜光。 (1) 　带俄国口音的法语，我向你保证 。 报复 一 奥斯坦德(1) ，石砌的码头，灰色的海岸，远处的一排旅馆，都在慢慢地旋转，仿佛隐入了秋日青绿色的雾里。 教授把两条小腿包在一条格子花呢旅行毯里，舒舒服服地躺在躺椅的油布上，躺椅吱吱响了起来。干净的土红色甲板上很拥挤，但很安静。锅炉在小心地喷气。 一个英国女孩，穿着绒线长袜，眉毛一动，指向教授，对站在旁边的哥哥说道：“他长得像谢尔登，对不对？” 八_零_电_子_书 _w_w_w_.t_x_t_8 _0._c_o_m 谢尔登是个喜剧演员，身材魁梧，秃脑门，脸又圆又胖。“他真的在赏海。”女孩压低声音又说。再往后面，我要遗憾地说，她就从我的故事里退出去了。 她的哥哥，一个粗笨的红头发大学生，这一趟是过完暑假后返回学校。他取下叼在嘴里的烟斗，说道：“他是我们的生物学教授。极好的老家伙。得过去打个招呼。”他朝教授走过去，教授抬起了他沉重的眼皮，认出了他学生中成绩最差却也是最勤奋的一个。 “这趟过海理应不错。”学生边说道，握住朝他伸过来的冰冷大手轻轻捏了一下。 “希望如此，”教授答道，伸出指头摸灰色的脸颊，“对，希望如此，”他沉重地又说一遍，“希望如此。” 躺椅旁立着两个手提箱，学生投去匆匆一瞥。其中一只历经沧桑，到处是贴过旅行标签的白色印迹，宛如纪念碑上落满鸟屎一般。另一只——崭崭新，橘黄色的，箱锁闪闪发亮——不知为何，这只箱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我把那只箱子移一下，免得翻倒。”他提议道，为的是继续谈话。 教授咯咯一笑。他倒是真的很像那位眉毛银白的喜剧演员，要么像个上了年纪的拳师。 “你是说那只箱子吗？知道我在里面装了什么吗？”他问道，听话音有点生气，“猜不出来了吗？一样不可思议的东西！一个特殊款式的挂衣架……” “是德国的发明吗，先生？”学生立即答道，他记起来这位生物学家刚刚赴柏林参加了一个科学大会。 教授亲切地哈哈大笑，一颗金牙亮光闪闪。“一项神圣的发明，我的朋友——神圣的发明。是人人都需要的东西。怎么，你自己旅行不也带着同样的东西嘛。嗯？要不你也许是条珊瑚虫？”学生咧嘴笑笑。他知道教授好讲些令人费解的笑话。这位老人在大学里是大家议论颇多的话题。他妻子很年轻，据说受他虐待。这个学生曾经见过她一次。身材瘦小，眼睛大得出奇。“你妻子好吗，先生？”这个红头发的学生问道。 教授答道：“我对你实话实说，亲爱的朋友。我同自己斗争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不过现在我觉得一定要告诉你……我亲爱的朋友，我喜欢安安静静地旅行。我相信你会原谅我。” 可是说到这里，这位学生，尴尬之下打了个口哨，命运和他妹妹一样，从以后的故事中永远离去了。 与此同时，生物学教授把他的黑色毡帽拉下来，扣到他的剑眉之上，这样就护住了眼睛，避开海上闪动的微光，看样子像睡着了一般。阳光落在他刮得很干净的灰色脸膛上，加上大鼻子和沉重的下巴，使得那张脸就像是刚用湿陶土制作出来的一般。每当秋日的薄云碰巧遮住太阳，那张脸就会突然变暗，变干，僵硬起来。这当然只是光和影在他脸上的交替变化，并不反映他的思想变化。假如他的思想真的反映在脸上，那这位教授就很难称得上一道好看的风景了。麻烦就麻烦在前一天，他收到了他在伦敦雇佣的私家侦探的来信，说他的妻子对他不忠。一封被截获的信，是她的熟悉的小字手迹，开头写道：“我亲爱的心肝宝贝杰克，我还沉醉在你那最后的一吻中。”教授的名字当然不是杰克——问题就出在这里。看明白后他既不觉得惊讶，也不觉得痛苦，甚至没有男人的愤怒，有的只是憎恨，像柳叶刀那般尖利冰冷。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意识到他将要谋杀他的妻子。这是毫无疑问的。只须设计一个最折磨人、最精巧的方法。他靠在躺椅上，把旅行者和中世纪学者所描述的所有折磨方法回顾了上百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看上去足够狠毒的。远处，在绿色微光的边缘，多佛港白糖色的悬崖渐渐成形，他却仍未做出决定。汽船安静下来了，轻轻摇晃着，靠岸了。教授跟着行李工走下踏板。海关官员把不能合法入关的物品匆匆背了一遍，然后叫他打开一个手提箱——就是那个橘红色的新箱子。教授在箱锁里转动轻薄的钥匙，皮盖子呼地一下翻开了。他身后的某位俄国女士惊叫一声“天啊”，接着又发出一阵狂笑。站在教授两边的两个比利时人仰起头来，直往上看。一个耸耸肩，另一个轻轻吹了声口哨，一旁的英国人则扭头不看。海关官员惊得愣住了，瞪圆双眼盯着箱子里的东西。人人都觉得毛骨悚然，很不舒服。生物学家慢慢吞吞地报出了他的名字，提到了他的大学博物馆。事情总算说清楚了。只有几位女士恼怒不休，要了解这里面有没有犯罪发生。 “可是你为什么把这东西装在手提箱里呢？”海关官员问道，尊敬之余有点嗔怪的意思。他战战兢兢地放下箱盖，在鲜亮的皮子上用粉笔草草画了一下。“当时走得急，”教授疲惫地斜看一眼，说道，“没有时间钉起货箱来。无论如何，这是个贵重东西，不能放在行李舱里运。”教授过了海关，往火车站台上走去，弯腰弓背，但步履轻快。路遇一个警察，长得跟个大玩具娃娃似的。这时他突然停住脚步，像是想起了什么，露出灿烂亲切的笑容，喃喃说道：“有了——有办法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办法。”说罢他长舒一口气，买了两个香蕉，一包香烟，还有报纸，这东西令人想起刷刷响的床单。几分钟后，他坐进欧洲快车的舒适车厢里飞驰，沿着波光粼粼的海，沿着白色的悬崖，又沿着肯特郡翠绿的牧场。 二 那双眼睛真是绝妙，瞳仁宛如两颗光滑的墨水珠儿落在紫灰色的绸缎上。她的头发剪短了，颜色是浅黄色的，头顶上毛发蓬松茂密。她身材矮小，身板笔挺，胸脯比较平。她从昨天起就盼着丈夫回来，也准准知道他今天到家。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开领长裙，脚蹬柔软的拖鞋，坐在客厅里的圆高背长软椅上。她想她丈夫不信鬼魂，公开鄙视那个年轻的灵媒，真是遗憾。那灵媒是个苏格兰人，眼睫毛又淡又细，偶尔来看她。不管怎样，反正她身上出了奇怪的事情。最近，她睡梦中常看到一个死去的年轻人。她结婚前，曾和他在暮色中散过步，当时黑莓中了邪一般，开出的竟是苍白的花儿。第二天清晨，她惊魂未定，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封恍惚如梦的信。在这封信里，她对可怜的杰克撒了谎。事实上，她差不多已经忘了他。她对折磨她的丈夫又怕又爱，很忠实。但她还是想给这个孤魂野鬼送上一点温暖，说点人间话语使其安心。这封信从她的写字板上神秘地消失了，同一晚上她梦见了一个长桌，桌下突然冒出杰克来，冲她点头致谢。现在，不知什么原因，她一想起那个梦就心神不安，总觉得她为了一个鬼魂对丈夫不忠了似的。 客厅温暖，布置得很喜庆。宽阔的矮窗台上放着一个丝绸垫子，艳黄的底色，紫罗兰色的条纹。 就在她觉得教授乘的船肯定是沉没了时，教授到了。她往窗外一瞥，看见了出租车的黑车顶，司机摊开的手掌，还有她丈夫低头付账时显出的宽大肩膀。她飞奔出房门，小跑着下楼，挥舞着两条细细的光胳膊。 他正朝着她爬上楼来，弓着背，穿着厚厚的外衣。仆人跟在他身后，提着他的两个箱子。 她贴在他的羊毛围巾上，抬起一条穿着灰长袜的苗条小腿，调皮地弯起脚跟。他吻吻她温暖的鬓角，和蔼地笑笑，举起她的两条胳膊移开。“我满身灰尘……等等……”他握住她的手腕喃喃说道。她皱皱眉，一甩头，头发暗火一般闪动。教授弯下腰，又咧嘴一笑，吻了她的双唇。 晚餐时，他一把扯开硬领衬衣的白色前襟，精力充沛地运动光滑的颊骨，把这一趟短短的行程详细讲了一遍。他很高兴，但有所节制。晚餐服的丝制翻领抵着他牛头犬般的下颌，他有个大秃头，两鬓青筋如铁管一般暴起——这一切在他妻子心中引发了莫名的怜悯：这样的怜悯她经常有，因为他为了研究生命的细枝末节而拒绝进入她的世界。她的世界是流淌着德·拉·梅尔(2) 诗歌的世界，是无限温柔的星辰精灵横飞乱撞的世界。 “对了，我不在的时候你的鬼魂来敲门了吗？”他问道，揣摩她的心思。她想告诉他那个梦，那封信，但又觉得难以启齿。 “有些事你要明白，”他往一些大黄根上撒了些糖，接着说道，“你和你的朋友是在玩火。真有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前几天，一位维也纳医生告诉我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形现象。有个女人——是个算命狂——死了，我认为是死于心脏病。医生脱下她的衣服（事情发生在一个匈牙利小屋里，靠蜡烛照明），一看她的尸体吓坏了。尸体满身红光闪闪，一摸软软的，黏黏的。仔细一查，他明白了，这看起来丰满紧绷的尸体，其实只剩一层皮了，一圈一圈的小窄条，仿佛被看不见的绳子平平整整地紧捆起来一般，有点像法国的轮胎广告，广告上那个人的身体就是轮胎。只不过这具女尸的情况是轮胎极薄，呈暗红色。就在医生观看之时，那尸体开始慢慢解体，宛如一大团棉线散开了一般……她的身体变成了一条绵延不尽的细虫子，它自行解体，蠕动，晃晃悠悠地爬过门底下的缝。而留在床上的，只剩一副没有血肉的白骨架子，还泛着湿气呢。这个女人还是有夫之妇，她丈夫吻过她——也就是吻过那只虫子。” 教授给自己倒了一杯红褐色的葡萄酒，大口大口喝起这种浓色的饮料来，眯缝起来的眼睛一刻不离妻子的脸。她瘦削苍白的肩膀抖了一下。“你自己难道没有意识到你给我讲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吗？”她激动不安地说道，“这么说那个女人的鬼魂消失了，变成了一只蠕虫。这太可怕了……” “我有时想，”教授说道，沉重地一抖袖口，仔细地看他又粗又短的手指头，“说到底，我的这门学问纯属胡思乱想。物理学的规律都是我们这些人生造出来的，其实任何事情——绝对是任何事情——都会发生。谁要不这么想，谁就是疯子……” 他压下一个哈欠，用一只握紧的拳头碰碰嘴唇。 “你这是怎么了，亲爱的？”妻子轻轻地叫道，“你以前从不这样说话的啊……我原以为你什么都懂，任何事情都会搞得清清楚楚……” 突然间，教授的鼻孔一张一翕地抽动起来，一颗金牙闪闪发亮。不过他的脸很快恢复了松弛的状态。他一舒身，从餐桌边站了起来。“我在胡言乱语，”他平静而又亲切地说，“我累了，睡觉去了。你进来的时候不要开灯。从右边上床，睡在我身边……我身边。”他又说一遍，说得既亲切又意味深长，好像好长时间没这么说了似的。 她一个人待在起居室里，他说的那些话在她心里轻轻回荡。 她嫁给他已有五年了。丈夫性情反复无常，经常因无端的嫉妒大发脾气，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缺乏理解。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很幸福，因为她爱他，同情他。她身材苗条，皮肤白皙；他则魁梧，秃顶，胸毛丛生，如簇簇灰羊毛一般。这样的两个人配成一对，真是奇形怪状，极不般配——然而她还是喜欢他不常有的强劲拥抱。 壁炉台上摆着一瓶菊花，掉下了几片卷曲的花瓣，发出干枯的沙沙响声。她猛地一惊，心怦怦乱跳。这是因为她记起了空气中总是飘荡着鬼魂，连她的科学家丈夫也注意到鬼魂会可怕地现身。 她想起杰克从桌子底下突然冒出来，阴森恐怖地冲她亲切点头。她觉得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在盯着她，要引起她的注意。恐惧像一阵风，吹得她透心凉。她强压下一声惊叫，赶快离开起居室。她屏住呼吸想，我真是一个蠢东西……在浴室里，她盯着自己闪亮的眼眸看了很久。她那张小小的脸，盖着蓬松的金发，自己看起来都很陌生。 她只披了件蕾丝花边睡衣，往黑暗的卧室走去，感觉就像年轻少女那般轻巧，不让睡衣蹭到家具。她伸出胳膊，摸到床头的位置，在床边躺了下来。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就躺在一边。有一两次，她一动不动地睁大眼睛望着上方，感到自己的心在猛烈而又低沉地跳。 月光透过细布百叶窗，一道一道横切屋里的黑暗。她等眼睛习惯了黑暗，便朝丈夫转过头去。他背朝她躺着，全身裹着毛毯。她能看见的只是他那个秃脑门，在一弯月光中显得格外光，格外白。 她深情地想，他没有睡着。要是睡着了的话，他会打呼噜的。 她微微一笑，整个身子挪向丈夫，从被单下面伸出双臂，寻找熟悉的拥抱。她的指头摸到了几根光滑的肋骨，膝盖也碰到了一根光滑的骨头。一个头盖骨，黑眼眶打着转，从枕头上滚到她胸前。 电灯光照亮了整个房间。教授穿着他简陋的晚餐服，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往床边走去。僵硬的胸膛，呆滞的眼睛，还有硕大的额头闪着青光。 毛毯和床单裹在一起，滑落在地毯上。他的妻子死了，怀中抱着一具仓促拼凑起来的惨白骷髅。那是一个驼背的骷髅，教授为大学的博物馆从国外带回来的。 (1) 　Ostend，比利时西北部港口城市。 (2) 　Walter de la Mare（1873～1956），英国诗人、短篇小说家，后期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生于肯特郡，主要诗集有《童年之歌》、《聆听者》等，此外还写了一些心理恐怖故事。 仁慈 这间工作室是我从一位摄影师手里继承下来的。一幅淡紫色的油画还立在墙边，画的是半截栏杆和一口发白的缸，背景是一片看不大清楚的花园。我坐在一张藤椅上，就像坐在画中深处花园入口的门槛上。我坐着想你，一直想到天明。天亮时分非常冷。一些泥塑的毛坯人头渐渐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隐入蒙蒙晨雾中。头像中的一个（模样像你）包在湿布里。我从这间雾蒙蒙的房间里横穿过去——什么东西打碎了，在我脚下噼里啪啦响。倾斜的玻璃窗上挂着几面黑色的窗帘，宛如破碎的战旗，我用一根长竿子将它们相继挑开。我把清晨引进屋来——一个睡眼惺忪的可怜清晨——我不由得笑起来，不知为何发笑。也许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整整一夜坐在一张藤椅上想你，四面全是垃圾和巴黎的石膏碎片。雕塑用的泥凝固了，到处是灰尘。 每当有人当着我的面提起你的名字，我总会生出这样的感觉：你双臂往后一扬，扶正头发上的纱网——黑光一闪，有力的动作带着香气。那时候我已经爱上你很久了，为什么，至今不知道。你狡猾刁蛮，害得我和你一样无所事事，虚度时光。 最近我无意间在你的床头柜上发现了一个空的火柴盒，上面有一小堆凄凄惨惨的烟灰和一个金黄色的烟蒂——那是男人抽的烈性烟卷。我求你解释，你不愿意，哈哈大笑，接着又痛哭流涕，于是我原谅了一切，抱住你的膝盖，把我被泪水浸湿的睫毛紧贴在你温暖的黑丝袜上。那天以后，我两个星期没有见到你。 秋天的清晨在风中闪着微光。我把挑窗帘的竿子小心翼翼地立在墙角。窗户视野宽阔，能看到柏林城里平铺的屋顶。各家亮闪闪的玻璃窗形状各异，各家屋顶的外观也不尽相同。屋顶丛中，遥遥一座塔楼凌空耸立，圆顶像个青铜色的西瓜。云彩飞驰，时聚时散，其间突然飞一般露出秋日碧空，蛛丝一般轻柔。 前一天和你通过电话。是我放下架子主动打给你的。我们约好今天在勃兰登堡门(1) 下见面。电话的杂音像蜜蜂嗡嗡叫，你的声音显得遥远，听得人心急。只听你的声音越滑越远，最后消失了。我紧闭双眼跟你说话，难过得直想哭。我对你的爱是扑簌涌动的热泪。这正是我想象中的天堂：沉默和泪水，还有你膝头温暖的丝袜。这你就不明白了。 吃过饭后，我出门去见你。空气清新，黄色的阳光如滚滚洪流，我的头开始眩晕。每一道阳光都刺在我的太阳穴上。大片的黄褐色落叶沿着人行道飞舞，唰唰声响成一片。 我边走边想，你可能不会到说好的地点来。即便来了，我们还是会再吵一次。我只会塑像，只会爱。这对你而言是不够的。 多雄伟的城门。宽大的公共汽车从城门洞里挤过去，沿着林阴大道驶向远方，消失在被秋风吹得不停晃动的莹莹蓝光中。我在城门压抑的拱顶下等你，两边是两根冰冷的柱子，不远处是门卫室的格子窗。到处是人：柏林的上班族正下班回家，脸没有刮干净，每个人腋下夹着公文包，眼睛里一团浊雾，看了叫人恶心——你要是空着肚子抽了一支劣质的香烟，就会产生这样的恶心感觉。这些上班族脸色疲惫，神情还很贪婪，穿着硬高领衬衣，没完没了地闪现在人群中。一个女人走了过去，戴着红色草帽，穿着灰色的羊皮外衣。后来又过去了一个年轻人，穿着天鹅绒裤子，膝盖以下的裤管上钉着扣子。过去的还有别的人。 我倚着手杖，在两根柱子清冷的影子里等着。我想你不会来了。 门卫室窗户附近的一根柱子旁有一个小货摊，摆着明信片、交通图、呈扇形摊开的彩色照片。货摊旁有一张小凳，上面坐着一个晒黑的小老太太，短腿，胖身材，圆脸上长着雀斑。她也在等。 我心想，我和这老太太不知谁会等得时间更长，要等的人哪一个会先到——她的顾客，还是你。老妇人神色怡然，像是在说：“我只是碰巧来到这儿……我刚坐下一分钟……对，旁边有个小摊，卖着挺好的稀奇玩意儿……不过我跟那摊子无关……” 行人不停地从两根大柱子之间走过，绕过门卫室的一角，有的人走过去时朝明信片瞅上一眼。遇到这种情况，老太太总是绷紧每一根神经，两只亮闪闪的眼睛盯住来人，仿佛在传递她的想法：买吧，买吧……可是对方迅速瞥一眼彩色的和灰色的明信片，便走了过去。老太太好像并不在乎，垂下眼睛，重新看起放在腿上的那本红皮的书来。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但我还是等着你，从来不曾这样等过。我不停地抽烟，从城门往外观望，一直看到林荫道尽头整洁的广场。然后我又回到我的隐身之处，尽量不让人看出我在等人。我竭力想象你正走过来，趁我没看见就走到我跟前了。我只要再往拐弯处看一眼，就会看见你的海豹皮外衣，就会看见从你的帽檐上垂到你眼睛上方的黑色丝带。但我故意不往那边看，舍不得刚才自欺欺人的想象。 一阵冷风袭来。老太太站起身来，开始使劲地按压明信片，让它们安守其位。她上身穿的是一种腰部打褶的黄丝绒夹克衫，下身是褐色的裙子，前面的裙裾短，后面的裙摆长，这样她走起路来看上去就像挺着个大肚子。她戴顶小圆帽，我能看出帽子上有些不太明显的褶皱——那是小心抚平的褶皱，脚上穿一双破旧的粗布短靴。这会儿她正忙着整理她的货摊。她看的那本书，一本柏林旅游指南，被放在了凳子上。秋风无影，翻开了书页，夹在书页里的折叠地图被抖落下来，宛如一截楼梯。 我觉得身上发冷。烟卷闷烧了好久我才猛吸一口。我觉得寒气同我作对，一浪一浪直扑我的胸口。到现在一直没人买她的东西。 这时老太太又坐到她的凳子上。凳子太高了点，她得动动身子才能坐上去，这样她那双硬靴子的鞋底便接连离开了人行道。我扔掉烟卷，用手杖头戳灭它，戳得它冒出了火星。 已经过去一个钟头了，也许不止一个钟头。我怎能相信你会来呢？不知不觉间天空浓云密布，要来一场暴风雨了。行人走得更快，弓起背，扶住帽子，一位正从广场上走过的女士边走边打开了雨伞。现在你要是来了，那可真成奇迹了。 老太太小心翼翼地往书里夹了张书签，停下来仿佛陷入了沉思。我猜，她是在幻想从阿德隆饭店出来一个富有的外国人，买了她摊子上的所有小物品，多付了些钱，还预订了好多的东西，风景明信片和旅游指南订得更多。她穿那么一件丝绒夹克衫，想来也不是很暖和。你可是说好了 要来的呀！我记得电话上说的话，记得你那如影子一般消失了的声音。上帝，我多么想见到你！狠心的风又刮了起来。我拉起了衣领。 突然门卫室的窗子开了，一位绿衣卫兵叫老太太过去。她赶快爬下凳子，挺着肚子急急忙忙朝窗口跑去。那卫兵不慌不忙地递给她一个热气腾腾的杯子，然后合上窗扇。绿色的肩膀转了过去，隐入屋里昏暗的深处去了。 老太太小心翼翼地端着杯子，回到她的凳子上。从杯口粘着的一圈奶皮来看，那是一杯牛奶咖啡。 这时她喝了起来。我从来没见有人喝咖啡喝得如此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她忘了她的小摊，忘了明信片，忘了寒风，忘了她的美国客户，只是一门心思地一点一点细细品尝，她完全消失在她的咖啡中了——这情形倒像我一样，忘记了自己的等待，只管看她的丝绒夹克，看她那双幸福得迷迷瞪瞪的眼，看她那双因戴着羊毛连指手套而显得又短又硬的手紧紧捧着咖啡杯。她喝了好长时间，把杯口的一圈奶皮虔诚地舔掉，手心贴住杯子取暖。一股看不见的甜蜜暖流注入我的心田。我的灵魂也在喝咖啡，也在取暖，和褐裙老太太品味着牛奶咖啡一样。 她喝完了。她一动不动地坐了片刻，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子边去还杯子。 但走到一半，她停住了，双唇一收，露出个淡淡的微笑。她快步折回货摊，抽出两张彩色明信片，又快步走到窗子的铁格子前，用她戴着羊毛手套的小拳头轻叩玻璃。窗子打开了，一只绿袖子滑了出来，袖口上缀有一只闪亮的扣子。她把杯子连同明信片递进黑洞洞的窗户里，急匆匆地连连点头致谢。卫兵翻看着明信片，转身离开窗户，反手缓缓关上窗扇，走到屋子里面去了。 这时我突然明白，世界原来充满关爱，我周围的一切都深怀仁慈之心。在我和天地万物之间，有着幸福的纽带。我明白了，我想从你身上找到的欢乐并不只隐藏在你身上，还在我周围无处不在：在街上匆匆的声音中，在意外翻起的裙裾上，在冷如金属却又温柔低语的风声中，在雨意欲滴的秋云中。我明白了，这世界并不是一场争斗，也不是一系列弱肉强食的偶然事件，而是光明亮堂的快乐，是仁慈之心的颤动，是一件赠与我们、尚未被打开欣赏的礼物。 就在这一刻，你终于来了——其实来的不是你，而是一对德国夫妇。男的穿着雨衣，腿上套着绿瓶子一般的长筒袜，女的高个，苗条，穿一件豹皮外衣。他俩走到货摊跟前，男的开始挑选摊子上的小东西。我那位刚喝过咖啡的小老太太，满脸通红，喘着气，一会儿望望那男人的眼睛，一会儿又看看摊子上的明信片，激动得眉毛突突跳，那神情就像一个使足全身气力赶马前行的老马车夫。可是那人还没来得及挑出什么东西来，他妻子就一耸肩膀，拉着他的袖子要走。这时我注意到她很像你。不是相貌相似，也不是衣着相似，而是挑剔、不依不饶的神色相似，不屑一顾的匆匆一瞥相似。他俩走了，什么也没买。老太太只是笑笑，把明信片放了回去，又一次埋头读她的红皮书了。我没必要再等下去了。我沿着逐渐暗下来的街道离开了，遇上过往行人，便往他们脸上悄悄观瞧，捕捉笑容和意想不到的小动作——一个小姑娘往墙上投球，小辫子一翘一翘地跳动；一匹马略带紫色的椭圆形眼睛里映出忧郁的天空。我捕捉一切，搜集一切。饱满的雨点斜斜落下，越来越密，我想起我工作室的凉爽、安逸，想起我已经塑好的肌肉、前额、缕缕头发。一想到要开始做雕塑了，我的指头不由得痒痒起来。 天黑了，雨也大起来。每拐一个弯，风就呼啸着问候我。这时一辆有轨电车叮当驶来，车窗闪着琥珀色的亮光，车厢里挤满黑色人影。电车开过时我跳上车，擦干被雨淋湿的双手。 车厢里的乘客个个沉着脸，瞌睡一般地摇来晃去。黑沉沉的车窗玻璃上是小雨点打过后留下的无数斑点，就像繁星点点的夜空一般。电车沿着街道咔嗒咔嗒前行，街两旁是哗哗作响的栗子树，我一直在想那湿淋淋的枝叶可能在抽打车窗。电车停下时，可以听见头上传来风吹落的栗子砸在车顶上的响声。砰的一声——接着又是一声，带着轻轻的回弹声——砰，砰。电车一响铃铛，又开动了，街灯的光晃动在车窗的湿玻璃上。我怀着一种苦中作乐的心情，又开始等待那些从车顶传来的轻轻响声。一个急刹车，便又落下一个孤独的圆栗子。过了一阵，又一个砸了下来——砰，砰，还顺着车顶滚了下去…… (1) 　Brandenburg Gate，位于柏林市中心，最初是柏林城墙的一道城门，因通往勃兰登堡而得名。 落日详情 街上最后一辆电车消失在镜子一般的夜色中。沿着车顶上方的电线，冒出蓝色电火花，带着噼啪响声晃晃悠悠地划向远处，就像一颗蓝色的流星。 “好吧，那就走着去。可你喝得烂醉，马克，喝得烂醉了啊……” 电火花熄灭了。屋顶闪现在月光中，上面有黑色的斜裂缝，破坏了银白色屋檐角的形状。 穿过这镜子一般的夜色，他跌跌撞撞地往家里走。他是马克·施坦德弗斯，推销员，受人崇拜的金发马克，戴着硬高领的幸运儿。他脖子后面的发根处有一缕头发逃过了理发师的剪刀，滑稽而孩子气地垂在硬领的白线上方。正是因为这条小发辫，克拉拉爱上了他。她发誓说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至于去年从她母亲海斯太太那里租了一间房的那个穷困潦倒的外国帅小伙，她已经把他全忘了。 “可是，马克，你喝得烂醉了啊……” 这天晚上朋友们用啤酒和歌声祝贺马克和红发白脸的克拉拉，一星期后他们就要结婚了。婚后将是一辈子的幸福和安宁，夜夜有她陪伴，她的头发披散在枕头上，泛着红色的光泽。早上醒来，便又见她平静的笑脸，绿色的连衣裙，露在外面的凉爽胳膊。 广场中央支着一顶黑色帐篷，里面正在修理电车路轨。他想起了今天他揭起她的短袖，吻了短袖下那个接种天花疫苗留下的可爱疤印。眼下他正往家里走，因为太幸福，也因为喝得太多了，脚步不稳，细细的手杖也摇摇摆摆。街上空无一人，对面一幢幢昏暗的房屋间传来一阵脚步声，回响在夜空里，和他的脚步相一致。不过等他转过弯后，那脚步声就听不见了。转弯处是个总待在那里的人，围着围裙，戴着尖顶帽，站在烧烤架子边卖面包夹烤肠，叫卖声轻柔忧伤，宛如小鸟低鸣：“Würstchen(1) , würstchen……” 马克想起面包夹烤肠，想起月亮，想起沿着电线逝去的蓝色电火花，觉得那么美好，令人恋恋不舍。他绷直身子，靠在一截能支住他的栅栏墙上，禁不住笑起来。然后他一弯腰，冲着栅栏板上的一个小圆洞喊起来：“克拉拉，克拉拉，我亲爱的！” 栅栏墙的另一边，两幢房子之间是一块长方形的空地。有几辆大货车停在那里，好似几口大棺材一般。车上装满了货，高高地鼓了起来。天知道堆这么高都装了些什么东西。可能是些橡木箱子，蜘蛛一般的枝形吊灯，还有沉甸甸的双人床床架。月亮在这些货车上投下严厉的目光。空地的左侧是一堵光秃秃的后墙，几颗硕大的黑色心形平摊在墙上——原来是行道边上路灯旁一棵椴树的叶子投在墙上的影子，被放大了许多倍。 马克沿着黑沉沉的楼梯往他住的那一层爬去，一边爬一边还止不住地咯咯笑。他已经踏上最后一级楼梯，却以为还有一级，便又抬脚，结果一脚落下时发出重重的一声响。他摸黑找门锁孔的时候，腋下的竹手杖滑了下来，顺着楼梯啪啪啪地跌了下去。马克屏住了呼吸，心想这手杖会顺着楼梯拐弯，一直跌到楼底下去。不过刺耳的木头啪啪声突然不响了。手杖肯定没有再往下掉了。他放下心来，咧嘴笑笑，扶着楼梯栏杆（啤酒在他空洞的脑袋里歌唱），开始下楼。他险些摔倒，于是就在一级楼梯上坐下来，两手四处乱摸。 这时楼上的门打开了，施坦德弗斯太太手捧一盏油灯，衣衫不整、睡眼迷离地出来，一缕薄云般的头发从睡帽里散出来。她叫道：“马克，是你吗？” 一块楔形的黄色灯光罩住了楼梯、栏杆和他的手杖。马克从楼梯转弯处爬上来，又是喘气，又是高兴，墙上落下他的黑色影子，弯腰弓背，随着他顺墙移动。 随后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发生了如下谈话，房间被一扇红色的屏风隔成两半。 “你喝得太多了，马克……” “不多，不多，妈妈……我是太幸福啊……” “你全身都弄脏了，马克。你的手都黑了……” “……真是太幸福了……啊，这感觉舒服……水凉凉的，好爽。给我头上浇一点……再浇一点……人人都祝贺我，那是应该祝贺的……再浇点。” “可是听人说她没几天前还爱着另一个——一个外国冒险家一类的人。他欠着海斯太太五马克，没还就走了……” “唉，别说了——你啥都不懂……我们今天唱了好多好多歌……看看，我掉了一个纽扣……我想，我结婚后他们会把我的薪水翻一倍……” “快去睡吧……你全身都脏了，新裤子也脏了。” 这天夜里马克做了个不愉快的梦，梦见了已故的父亲。父亲朝他走来，苍白的脸上流着汗，挂着古怪的笑容。他抓住马克的胳肢窝，不声不响地咯吱他，下手很猛，毫不留情。 不过他是到了他干活的铺子后才记起这个梦的。之所以记起来，是因为他的一个好朋友、爱玩爱闹的阿道夫在他肋下戳了一下。他立马觉得心里有东西飞快一闪，一时间惊得他冻住了一般，接着便砰的一声闪过去了。这时一切又归于平稳顺利，就连他拿来供顾客挑选的领带也在开心地微笑，和他一样充满幸福。他知道晚上就会见到克拉拉——他只须先回家吃饭，然后直奔她家。几天前，他跟她讲他俩今后的日子会过得多么舒适温情时，她突然哭了起来。当然，马克明白她流的是幸福之泪（她自己也是这么解释的）。她开始满屋子旋转，转得裙子如同一张绿帆鼓了起来。然后她站在镜子前，飞快地整理自己光滑的头发，头发是杏子酱一般的颜色。她苍白的脸上神情激动，当然也是幸福所致。反正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要一条斜纹的吗？斜纹当然好。” 他把领带在手上打了个结，翻过来，掉过去，让顾客欣赏。他敏捷地打开一个个扁平的硬纸盒…… 这期间他母亲正在接待一位客人：海斯太太。她没打招呼就来了，脸上还挂着泪痕。她小心地在厨房里的一只凳子上坐下，生怕把凳子压碎似的。厨房很小，一尘不染，施坦德弗斯太太正在洗碟子。墙上挂着一头平面木刻猪，灶头上放着一只打开的火柴盒和一根点燃过的火柴。 “我过来要告诉你一条坏消息，施坦德弗斯太太。” 另外那个女人愣住了，把一个盘子紧贴在胸口。 “我是说克拉拉。对，她丧失理智了。我家那位房客今天回来了——你知道的，我以前跟你讲过他。克拉拉一下就疯了。对，全是今天上午发生的事……她不想再见你的儿子了……你还送了衣料让她做新衣服，衣料会退还给你的。这是给马克的信。克拉拉疯了，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时马克下了班，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剃着小平头的阿道夫一路陪着他。到他家门口了，两人都停了下来，握手告别，马克用肩一顶，门开了，屋里却冷冷清清没有人。 “干吗回家去？家里有什么好待的。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就你和我。”阿道夫把手杖支在身后，像个尾巴一般。“家里有什么好待的，马克……” 马克犹豫不决地揉揉腮，然后笑起来。“也罢，只是我请客。” 半小时后，他走出酒馆，和朋友道别，这时火红的夕阳洒满了运河两岸，为远处一座留有雨痕的大桥镶上了一条窄窄的金边，金边内有小黑影来来往往。 他看了一下表，决定不回家，直接去看望未婚妻。他觉得幸福，晚上的空气又清亮，这使得他有点头晕。一个花花公子跳下一辆轿车，一道箭一般的黄铜亮光落在他锃亮的皮鞋上。几个尚未干涸的小水坑，周围是昏暗潮湿的伤痕（犹如沥青做成的闪亮眼睛），反射着晚间柔弱的热气。房子和平时一样，还是灰色的，不过屋顶、顶层楼板上方的装饰条、金边的避雷针、石板拱顶和一根根小圆柱——白天没人注意，因为白天没人抬头去看——这时全都沐浴在浓浓的赭石色里，沐浴在夕阳轻盈的暖光中。这么一来，那些东西好像出人意料，变得神奇。还有上层的突檐、露台、檐口、圆柱等，因为笼罩着黄褐色的光辉，和下面的土褐色房屋外墙形成鲜明对照。 啊！我多么幸福。马克不停地这么想着。周围的一切都在庆贺我的幸福。 他坐在电车里，温情地、关爱地观察同车的乘客。马克长着一张如此年轻的脸，下巴上有淡红的粉刺，快活的眼睛闪闪发亮，脑后垂着一条没修剪好的小发辫……谁都会想，此人一定命大。 不一会儿我就能看见克拉拉了，他想。她会在门口迎接我。她会说她简直都等不到晚上了。 他愣了一下。原来他坐过了站，该下车的地方没有下去。他往车门走去，被一位胖先生的脚绊了一下。胖先生正在看一本医学杂志，马克打算抬抬帽子致歉，不料险些摔倒。原来电车一声尖叫，拐起弯来。他拉住头上方的一个皮圈，保持住了平衡。胖先生冷冷地、生气地哼了一声，缓缓收起了他的一双短腿。他留着灰色八字胡，两头耀武扬威地翘了起来。马克不好意思地冲他笑笑，走到车厢的前部。他双手紧紧抓住铁扶手，身子前倾，准备跳下车去。车下面，柏油马路急速闪过，平坦，闪亮。马克往下一跳。他的脚掌上一阵火烫般的摩擦，双腿收不住，自动跑起来，双脚不由自主地踩得咚咚响。刹那间几件怪事情同时发生了：电车一偏，避开了马克，这时售票员发出一声怒吼，从车厢前部传来。柏油马路像秋千一般荡了起来，一个轰鸣着的庞然大物从背后击中了马克。他只觉得一道惊雷从头至脚将他击穿，然后什么都没有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闪亮的柏油马路上，四面一望，看见远处是自己的身影，正是马克·施坦德弗斯单薄的脊背，正在斜穿马路，好像任何事情都没发生过一般。他觉得奇怪，轻松一扑便赶上了自己的身体。这时候的他快到人行道上了，他整个身体都在震动，那震动渐渐消失了。 怎么搞的，差一点就叫一辆公交车碾了过去。 那条街又宽又热闹。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空。高楼和屋顶沐浴在好看的夕照里。马克往上望去，能看见透亮的门廊，墙顶上的饰带和壁画，摆满橙色玫瑰花的格架，还有长着翅膀的天使雕像，那天使向着天空高举着金色的竖琴，琴身闪闪发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这些绝妙的建筑和雕饰在闪亮的波动中向天边退去，那么轻盈，带着节日的喜气。马克不明白，以前怎么从来没注意到这些美妙的画廊，没注意到这些悬在高空的殿堂呢？ 他的膝盖撞得好疼。又是那道昏暗的栅栏墙。他认出了远处的那几辆大货车，不由得笑起来。车还停在那边，活像几口大棺材。车里头到底藏了些什么呢？珍宝？巨兽的骨头？或是堆积如山的豪华家具？ 噢，我必须看看。要不然克拉拉问起来，我还不知道呢。 他抬肘匆匆推开其中一辆车的车门，进去一看，空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把草扎的小椅子，椅腿少了一条，歪歪斜斜地立在车中央，样子很可笑。 马克耸耸肩，从货车的另一边出来。眼前又涌来火红的晚霞。这时他面前是那道熟悉的铁栅门，再往前去就是克拉拉的窗户，窗上插着一根绿枝。克拉拉亲自打开了门，站在那边等他，抬起裸臂理头发。短袖的开口处落上了阳光，腋窝里的红色汗毛露了出来。 马克不声不响地笑着，跑过去拥抱她。他把脸紧贴在她温暖的绿绸衫上。 她的双手伸过来，停在他头上。 “我一整天孤孤单单的，马克。不过现在你回来了。” 她打开门，马克发现自己马上进了餐厅。餐厅非常宽敞明亮，他好生奇怪。 “大家要是都像我们现在这么幸福，”她说，“房子没有门厅也行。”克拉拉热切地对他低语，他觉得她的话里蕴含着特别美妙的意义。 餐厅里，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周围坐着一大帮人，马克以前从没见过这些人来他未婚妻家里做客。其中有黑皮肤、方脑袋的阿道夫，也有刚才在电车上看医学杂志的那位大肚子、短腿的胖先生，这会儿还在嘟嘟囔囔。 马克腼腆地点头招呼大家，在克拉拉身边坐下。就在此时，他突然全身一阵剧痛，和前不久的那次疼痛一模一样。他疼得翻来滚去，克拉拉的绿绸裙飘荡远去，消失了，最后变成了绿色的灯罩。灯随着灯绳摇摆起来。马克躺在灯下，难以想象的疼痛挤进身体，除了那盏摇摆的灯外，什么都看不见。他的肋骨压迫着心脏，压得他透不过气。还有人从后面使劲扯他的腿，眼看就要扯断了。不知怎的，他挣开身子，灯又闪出了绿色的光，只见自己和克拉拉稍稍坐开了一点。他刚看见克拉拉温暖的绿裙子，便不由自主地把膝盖贴了上去。克拉拉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他觉得要赶紧说说刚才发生的事情，于是冲着所有在座的人——其中有乐呵呵的阿道夫和气哼哼的胖老头——挣扎着说道：“那个外国人正在河上提出从前提过的要求……” 他觉得他已经把一切都说清楚了，大家显然也都听明白了……克拉拉噘噘嘴，捏捏他的脸颊，说道：“我可怜的宝贝。会好起来的……” 他开始觉得累，想睡觉。他抬起一只胳膊搂住克拉拉的脖子，把她拉到自己跟前，然后躺下。这时疼痛又一次发作，一切清晰可见。 马克懒懒地躺在床上，裹着绷带，严重伤残，灯不再摇摆。那位熟悉的八字胡胖老头现在变成了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正在察看他的瞳孔，小声地说着焦急担心的话。好痛啊！……上帝，他的心眼看就要被肋骨刺穿，就要爆炸了……上帝，眼看就要……这太荒唐了。克拉拉为什么不在这儿呢？ 医生皱皱眉，咂咂嘴。 马克停止了呼吸。马克离去了——去了哪里，进入了别处什么样的梦乡，没人说得上。 (1) 　德语，小香肠 。 雷雨 一条西柏林的街道，放在别处，也就是一条很普通的街道。可就在这条街道的拐弯处，一棵椴树开满了花，亭亭如盖的树下，我被浓烈的花香包围。夜色中大团大团的云雾升腾起来，终于最后一个星光闪烁的空洞被云雾吞没了，风低低吹过没有行人的街道，像一个瞎眼的幽灵，拉起衣袖遮住它的脸面。黑咕隆咚的夜色中，悬在一家理发店铁皮百叶窗上方的招牌——一个镀金的脸盆——被风吹得像个钟摆一般摇晃起来。 我回到家，发现风在家里等着我——它刮得格子窗呼呼响，我关上身后的门，它又立刻不见了踪影。屋外窗下是个深深的庭院，如果在白天，太阳照亮的晾衣绳上挂着的衬衫在丁香树丛中隐约可见。院外时不时传来声音：收旧货的人或者收空瓶子的人忧郁地吆喝，有时候会传来小提琴断断续续的呜咽声。有一次，一个肥胖的金发女郎占据了院子正中央，引吭高歌，唱得动听极了，引得各家女佣伸长光溜溜的脖子，身子探出窗外观瞧。她唱完后，片刻间静得出奇，只听见我的房东，一位自暴自弃的寡妇，在门廊里吸着鼻子抽抽搭搭地哭。 院子里现在一片昏黑，非常沉闷。但闯进院子的风如瞎子般到处乱撞，溜进了院子深处，又开始往上面刮，这时它突然恢复了视力，往上猛冲，冲向对面的一堵黑墙。墙上琥珀色的小孔中隐约可见人影晃动，胳膊和头开始忙乱起来，只见被风刮开的窗户又被拉了回来，窗框发出低沉的吱吱声，然后牢牢地锁好了。各屋的灯熄了，接下来沉闷的声音轰然响起。原来是远处的雷声，正在来回移动，声音响彻昏暗的紫色夜空。接着又是一片宁静，就像那个女乞丐唱罢歌后双手抱胸时四周短暂的宁静一样。 在这片宁静之中，我睡着了，梦见的全是你。白天的快乐使我太累，那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快乐。 我醒来了，因为夜突然被震成了碎片。一道凶猛的白光划过了天空，宛如一个巨轮的辐条飞快地闪过。一个接一个的霹雳震碎了天空。大雨铺天盖地哗哗而下。 这蓝幽幽的震颤，这突如其来的强烈凉意，令我陶醉。我走到湿漉漉的窗架前，呼吸着一尘不染的空气，心里像玻璃一样透亮。 先知的马车(1) 穿过浓云隆隆奔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疯狂的光，穿透视野的光，照亮了夜的世界，照亮了屋顶上的铁皮斜坡，照亮了摇曳的丁香花丛。雷神，一个白发巨人，腮下一把愤怒的胡须，被风吹得飘过了肩膀。他身着一件闪亮的长袍，袍褶飞舞，身躯后倾，立在烈焰腾腾的战车上，双臂紧紧挽住两匹巨大的驾车战马。那马通身黑玉一般，马鬃就像飞动的紫色火焰。它们挣脱了驾车人的控制，嘴里口沫飞溅，战车倾斜了。先知赶忙勒紧缰绳，却无济于事。他的脸因疾驶和紧张而扭曲，狂风吹得他的袍襟向后飘去，露出了强壮的膝盖。两匹战马抖动火一般的鬃毛，越发猛烈地向前，沿着乌云冲下来。接着只听马蹄如雷，它们冲过了亮闪闪的屋顶。战车颠簸着，以利亚身子一晃，战马因触到凡间的金属而发了疯，又向天空冲去。先知被抛出了车外。一只车轮掉了。我从窗口看到车轮巨大的火环顺着屋顶滚了下来，滚到了屋檐边，跌落在黑暗中。战马拖着翻倒的战车，已经飞奔在最高处的乌云中了。隆隆声消失了，惊雷闪电也消失在黑沉沉的深渊里。 落在屋顶上的雷神沉重地站了起来。他的鞋开始打滑，一只脚踩坏了一扇天窗。他哼了一声，一抡胳膊，紧紧地抓住一根烟囱。他缓缓转过眉头紧皱的脸，原来他看到了什么东西——可能是从战车金轴上掉下的那个车轮。然后他朝上看看，捋了捋乱蓬蓬的胡须，生气地摇摇头——也许这样的事情并非头一次发生——开始小心翼翼地往下走，脚稍微有点瘸。 我极其激动，赶快离开窗口，匆匆披上衣服，顺着陡陡的楼梯跑下去，跑进了院子。雷雨已经过去，但空气中仍然飘荡着一丝雨意。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渐渐映白了整个天空。 从高处往下看，院子里似乎黑得密密实实，其实那只是快要散去的渺渺雾气。草地沾着湿气，颜色显得昏暗，正中央站着一个弯腰弓背的瘦老头，穿着湿透了的长袍，一边嘟嘟囔囔，一边东张西望。一见我，他生气地眨眨眼，说：“是你，以利沙(2) ？” 我欠欠身。先知咂咂舌头，挠挠他棕色的秃脑门。 “掉了个轮子。你帮我找找，好吗？” 这时雨已经彻底停了。屋顶上方聚起了大块大块的云，颜色如火焰一般。树丛、围篱、闪着微光的狗窝，都漂浮在我们周围昏昏沉沉的蓝雾中。我俩在各个角落搜寻了好久。老头儿一个劲地咕哝，撩起沉甸甸的袍襟，拖着他的圆头凉鞋噼里啪啦蹚过一个个小水坑，鼻尖上挂着一颗晶莹的水珠。我推开一株低矮的丁香树，在一堆垃圾上，发现一个窄边铁轮躺在玻璃碴儿中间，这东西想必是婴儿车上的小轱辘。只听见老头儿在我耳朵上方长舒一口热气，匆匆忙忙，甚至有点粗鲁地将我推到一边，一把抓起了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环。他高兴地眨眨眼，说道：“原来它滚到这儿了。” 说罢他盯住我，白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好像想起了什么，用命令一般的声音说：“转过身去，以利沙。” 我照做了，甚至闭上了眼睛。我闭眼站了一分钟左右，就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 庭院空空，只有那条粗毛老狗戴着灰白的嘴套从狗窝里伸出头来，像个人一样，瞪着淡褐色的眼睛朝上张望。我也抬头张望，只见以利亚已经攀上屋顶，那个铁环在他背上微微闪亮。黑烟囱上方一朵蜷缩的玫瑰色云彩变得越来越大，像座橙色的山，它后面又涌起了第二朵，第三朵。老狗惊得不敢叫，我和它一起观瞧，只见先知爬上了屋脊，然后稳稳地、不慌不忙地迈上云彩，继续向上攀登，每走一步，沉重的脚下就冒出大团的火焰…… 太阳照在他的车轮上，车轮一下子变得巨大，金光闪闪。这时以利亚本人似乎裹在烈焰之中，渐渐和登上天堂的云彩融合在一起。只见他驾着云越走越高，最后消失在天上一道金光灿烂的峡谷中。 这时那条衰老的狗才发出清晨第一声嘶哑的吠叫。一个落满雨水的小水坑里，亮闪闪的水面荡起涟漪。微风轻轻吹动阳台上的天竺葵。两三扇窗户睡醒了。我穿着湿透了的卧室拖鞋和旧睡衣就跑到街上，追赶还没睡醒的第一辆电车。我拉住睡衣的下摆，不让它飘起来，边跑边笑。我想象着片刻之间我就会跑到你家，开始告诉你夜里发生的空中事故，那位脾气古怪的老先知掉进了我的庭院。 (1) 　传说打雷是先知以利亚乘着风火轮马车从天空驶过。 (2) 　Elisha，以利亚的学生。 威尼斯女郎 一 红色的城堡前，繁茂的榆树林中，有一处绿草茵茵的球场。清晨时分，花匠就已经用石磙将草坪修整过，清理掉了一些雏菊，用水粉将草坪上原有的场地线重划一遍，在网柱之间紧紧地绷上弹力十足的新球网。男管家从附近的村子里带来一个硬纸盒，里面静静地躺着十二个雪白的球，摸上去毛茸茸的，很轻，没有使用过，每一个都包在一张透明纸里，宛如珍贵的水果一般。 时间是下午五点左右。午后的阳光在各处打瞌睡，懒懒地照在草坪上，照在树干上，透过树叶静静地洒在球场上。球场上这时已经热闹起来了。打球的人有四个：上校本人（城堡的主人），麦戈尔太太，上校的儿子弗兰克，还有儿子的大学同学辛普森。 一个人的打球动作，和他相对安静时的写字动作一样，能说明其人许多情况。上校击球时迟钝呆板，满是横肉的脸上神情紧张，那模样仿佛他刚刚把翘在嘴唇上方的灰色大胡子从嘴里吐了出来。天气很热，他却没有解开衬衫的领子。发球时，他两腿分开，死死地扎在地上，两腿宛如两根白色的柱子。从以上这些方方面面可得出结论：首先，他从来不是一个打网球的好手；其次，他是一个死板、守旧、固执的人，偶尔还会怒气冲冲，大发雷霆。说来也是，只要他把球打进杜鹃花丛中，就会从牙缝里发出一声短短的咒骂，或者睁大他那双鱼一般的眼睛瞪着球拍，好像球拍不争气，出了此等失误，不可原谅。辛普森碰巧和他搭档，这个瘦骨嶙峋的金发年轻人，眼睛长得温顺，眼神却显得迷乱，在夹鼻眼镜后面眨巴闪动时，就像一对有气无力的蝴蝶在扑腾。要是因他出错而失分，上校当然不会发火，但他还是尽其所能好好打。然而，不管辛普森打得多么卖力，也不管他如何东奔西跳，他就是打不出一个好球。他觉得自己好像从两腿之间裂开了，都怪自己不争气，击球击不到点子上。他甚至觉得手里握着的不是打球的工具，不是琥珀色的羊肠线精巧细致地组合起来绷在准确计算的框架上、一敲嗡嗡发响的球拍，而是一根蠢笨的干木棍。只要一接球，球拍就发出一声痛苦的爆裂响，球便弹出去，不是落到网底，便是飞进灌木丛，甚至还能设法击落麦戈尔先生圆脑袋上的草帽。麦戈尔先生站在球场边上，兴趣不大地观战。他的年轻妻子莫林和脚步轻快、身手敏捷的弗兰克击败了两个汗流浃背的对手。 麦戈尔是一位资深的艺术鉴赏家、藏品修复家、珍品复制家，能用现代的画布复原年代久远的画作。他眼中的世界不过是用劣质的颜料涂画在轻薄画布上的一间简陋书房，所以他向来是一个怀着好奇心独立世外的观察家，引起他的注意有时候还是很容易的。假如他注意了球场上的情况，他可能会得出结论：高个子、黑头发、爱热闹的莫林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如同她现在打球也打得无忧无虑一样。弗兰克日子过得安逸，如同他能把最难接的球优雅轻松地回过去一样。不过，正如书法到大简之境常常能愚弄算命先生一样，这对一身白衣的球场搭档实际上表现出的只是莫林打得软弱无力，一副娇滴滴的样子，弗兰克则尽量不使劲击球，他不停地提醒自己这是在他父亲的花园里打球消遣，而不是参加大学联赛。他迎着球移动，毫不费力，击出的长球让人感到他体格的完美。每一个动作都好像是在画一个完整的圆，即使画到中点时，圆变成了球的线性飞行，那看不见的继续画圆的动作仍然可以通过手的运动立刻感觉到，然后沿着肌肉一路上去传到两肩。也正是这延伸了的一点内力使击球达到了完美。一丝冷静的微笑挂在他刮得干干净净的棕黑脸膛上，洁白无瑕的牙齿一闪一闪。他总是踮着脚尖跃起，挥动裸露的小臂，看不出明显用力的样子。丰满的弧度带着电一般的力量，只听球拍的弦上发出一声特有弹力的清脆响，球便反弹回去。 弗兰克是当天上午和他的朋友来到城堡度假的，来了后发现麦戈尔夫妇也来了。他早就认识他们，也知道他们已经在城堡里做客一个多月了。上校有个高贵的爱好，对油画如痴如狂。所以对于麦戈尔先生的外裔血统、不爱社交的脾气和缺乏幽默感，上校一概不予计较，只求得到这位著名艺术专家的帮助，帮他寻访价值连城的传世名作。上校最新收藏的传世名作是由卢西亚尼(1) 创作的一幅女人肖像，是他花了大价钱从麦戈尔那里买来的。 上校讲究礼仪，麦戈尔的妻子对此非常熟悉，所以今天在她的坚持下麦戈尔便没有穿他一贯穿的长袍外套，换上了一套素色的夏装。但就是这样，还是没有通过城堡主人的审核：他的衬衣浆过了，上面有珍珠纽扣，这东西显然是不合适的。还有其他不太合适的地方，比如黄中带红的半长筒靴，还有卷起来的裤腿——已故的那位国王有一次要过马路，马路中间有几个小水坑，他就卷起裤腿过去了，立即成了流行时尚。再就是他的那顶旧草帽，帽边像被狗啃了一般，麦戈尔的灰白卷发从后面支楞出来，看上去也不是特别雅观。他的脸长得尖嘴猴腮，嘴往前凸出，鼻子和嘴之间间距很大，脸上皱纹纵横交错，以至于看他的脸如同看一只手掌一样。他看着球在网上飞来飞去，一对小小的绿眼睛左一瞟，右一瞟。球落网不飞了，他的眼睛就停止转动，懒懒地眨一眨。球场上三个人穿着法兰绒裤子，白光闪动，另一个穿着活泼的短裙，在明媚的阳光和青翠的树木衬托下，分外好看。不过，我们已经说过了，麦戈尔先生认为造物主和他研究了四十年的画家相比，不过是个二流的模仿者而已。 这期间弗兰克和莫林已经连赢了五局，正要拿下第六局。现在是弗兰克发球，只见他左手把球高高抛起，身子大幅度后倾，眼看就要倒翻过去了，就在这时他突然一个大幅度的拱起，往前猛地一冲，球拍一闪，斜着朝球一击。球疾驰过网，像一道白色的闪电跳过辛普森。辛普森侧过头，无可奈何地看了一眼。 “好了，就到这里吧。”上校说道。 八 零 电 子 书 w w w . t x t 8 0. c c 辛普森觉得如释重负，解脱了。他打得不好，自觉羞愧，不好意思表现出对打球特别热情。一想到自己对莫林那么倾心，便越发为打不好球而羞愧了。几个打球的人按惯例互相鞠躬，莫林在整理自己裸肩上的背带时回眸一笑。她丈夫也不介意，继续鼓掌。 “我们得来一场单打比赛。”上校说，兴致勃勃地拍拍儿子的背。他儿子露齿一笑，穿上了他的白色运动服。这衣服是俱乐部的统一服装，白底红条，一侧上印着一个紫罗兰色的徽标。 “茶！”莫林喊道，“我渴死了，给我茶。” 大家都移到一棵大榆树的树荫里，男管家和穿着黑白相间衣服的女仆已经在树下摆好了一张折叠桌子。桌上有茶，颜色深得像慕尼黑啤酒；有三明治，黄瓜片摆好在没有硬皮的长方形面包片上；有一块黑黝黝的蛋糕，上面缀着褐色的葡萄干；还有抹了奶油的大草莓。另外有三四个陶罐，装着不含酒精的姜汁饮料。 “想当年，”上校沉重地把身子一低，舒舒服服躺进一张帆布折叠椅里，开始说起来，“我们喜欢真正剧烈的英式运动，像橄榄球、板球、打猎等。如今的运动都多少受了国外的影响，有点像皮包骨头的瘦腿一般。我极力主张玩男子擒拿格斗，吃流油的肉，晚上一瓶葡萄酒。但这并不妨碍我……”他拿出一把小梳子，一边梳他的大胡子，一边总结道，“并不妨碍我喜欢结实的老油画。老油画的光泽和葡萄酒的光泽一样令人开心。” “顺便说一下，上校，《威尼斯女郎》已经挂好了。”麦戈尔说道，声音沉闷单调，说着把帽子取下放在椅子一旁的草地上，摸摸他的秃头顶。那头顶秃得活像裸露的膝盖，周围倒还有一圈又脏又乱的浓密卷发。“我选了画廊里光线最好的地方。画上方还装了盏灯。你不妨过去看看。” 上校闪闪发光的眼睛依次看看他儿子，看看局促不安的辛普森，看看莫林。她喝了一口热茶，做个鬼脸笑起来。 “我亲爱的辛普森，”他一声断喝，瞄上了他选中的猎物，“你还没见过它！原谅我把你和你的三明治分开，我的朋友，可是我觉得一定要让你看看我那幅新油画。行家们看了都快发疯了。走吧！当然，弗兰克我是不敢请的了。” 弗兰克快活地欠欠身。“你说对了，父亲。我见画就烦。” “我们马上就回来，麦戈尔太太。”上校说着站起身。辛普森也站起身来，上校对他说：“当心，你要踩着瓶子了。准备好好见识见识美吧。” 三人穿过阳光和煦的草坪，朝屋里走去。弗兰克望着他们的背影，眯起眼睛，又朝下看看麦戈尔先生扔在椅子旁草地上的帽子（帽子把发白的底面展现给上帝，展现给蓝天，展现给太阳，帽底的正中央有一团黑乎乎的油渍，就在一家维也纳帽店的印记上面），然后转向莫林，说了几句肯定会让不明就里的读者大吃一惊的话。莫林坐在一张矮矮的扶手椅里，全身盖着阳光抖动的发卷。她把金黄色的球拍弦压在额头上，一听弗兰克的话，脸色一下子变老了，也变得严厉起来。只听弗兰克说道：“就现在吧，莫林。我们该作出决定了……” 二 麦戈尔和上校，就像两个卫兵一样，领着辛普森进了一个凉爽宽敞的大厅。厅里的四面墙上油画闪闪发光，也没什么家具，只有一张光滑的椭圆形黑木桌子立在厅中央，四条桌子腿映在镜子一般的胡桃木地板上。麦戈尔和上校把他们的囚犯领到一面巨幅油画前，画装在不透明的镀金画框里。两人停了下来，上校两手插进衣袋，麦戈尔沉思着从鼻孔里掏出一些灰色的干粉状东西，放在指间轻轻揉搓一阵，然后随手扔出去。 这幅油画的确非常好。卢西亚尼用半身像来表现威尼斯女郎的美，背景是温暖的黑色。玫瑰色的衣服里露出她漂亮的深色脖子，耳朵下面是格外柔嫩的肌肤。她的樱桃色斗篷缀着灰色猞猁皮的边，正从左肩上滑下来。右手修长的手指展开了两根，好像正要整理滑落下来的斗篷毛边，但突然间愣住不动了，淡褐色的纯黑眼睛一动不动，呆呆地从画布上看下来。她的左手手腕上缠着细棉布，如白色的波纹一般，手里提着一篮黄色的水果。她的深栗色的头发高高盘起，窄窄的花冠头饰在头顶上闪闪发光。左边是黑色背景，加进一处直角的大开口，直接通向暮色的天空，天空中晚云密布，透出一道青绿色的缝隙。 不过让辛普森怦然心动的既不是那些细微之处惊人的色彩明暗对比，也不是整个画面深色的温暖感。他怦然心动另有原因。他头轻轻一侧，脸顿时涨得通红，说道：“上帝啊，她太像……” “太像我的妻子了。”麦戈尔替他说完，声音呆板，随手扔着他从鼻孔里掏出的干粉状东西。 “太奇妙了，不可思议，”辛普森低声说道，头又偏向另一侧，“不可思议……” “塞巴斯蒂亚诺·卢西亚尼，”上校说道，心满意足地眯起眼睛，“于十五世纪末生于威尼斯，十六世纪中叶死于罗马。他的老师是贝利尼(2) 和乔尔乔内(3) ，他的对头是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可以看出，他在作品中综合了米开朗琪罗的力量和拉斐尔的柔婉。他不怎么喜欢拉斐尔，这不假，也不是职业虚荣心的问题——传说我们这位艺术家迷上了一位名叫玛格丽特的罗马女子，这女子后来以‘弗娜芮纳’之名著称。(4) 他去世前十五年，信了教，从教皇克雷芒七世那里接受了一项简单而又报酬丰厚的职位，从此后便作为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教士闻名于世。‘皮翁博’是‘铅’的意思，因为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巨大的铅印打在罗马教廷愤怒的公牛身上。他是个放荡的教士，喜欢闹宴痛饮，好写个没什么特色的十四行诗。不过作为画家，他可是登峰造极了……” 上校朝辛普森飞快地瞥了一眼，看来还算满意，这幅画给他这位一言不发的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还得再次强调，辛普森，正如他不惯于对着艺术品沉思默想一样，当然不可能全面欣赏上校对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如数家珍的了解。令他着迷的只有一件事情——当然美妙的色彩对他的视觉神经产生的纯生理影响除外——这就是他一进来就注意到画上的女士太像莫林。即便是他第一次看见莫林，也能看出二者的惊人相似。画上引人注目的是威尼斯女郎的脸——光滑的额头，仿佛沐浴在隐隐发亮的橄榄色月光中，全黑的眼睛，轻轻合拢的嘴唇上挂着静静等待的神情——这让他清晰地看到了另外那个莫林实实在在的美，看见她笑声不断，看见她眯起了眼睛，眼珠动来动去，不停地和阳光搏斗；球滚进灌木丛里不见了，她用球拍拨开沙沙作响的树叶去寻找，这时阳光明亮的斑点便滑过她的白色连衣裙。 辛普森利用英国主人允许客人自由活动的习俗，没有回到茶桌上，而是穿过花园，来到星形花坛一带，很快在一条公园林荫道上迷了路。林荫道上的阴影像棋盘一般，到处是蕨类植物和烂树叶的气味。高大的树木太老了，树枝不得不用生了锈的架子支撑着，于是树枝实实沉沉地拱起来，像是拄着铁拐杖的巨人。 “上帝，多美妙的画啊！”辛普森又低声说道。他不紧不慢地走着，挥动球拍，又俯下身，橡胶鞋底啪啪轻响。现在给他画个像必定清晰：瘦高个，淡红色的头发，穿着有褶皱的白裤子，和后襟上有带子的宽松灰夹克。也可以仔细关注他那纽扣一样的鼻子，长着雀斑，上面架着轻薄型的无边夹鼻眼镜。眼睛视力不好，目光有点迷乱，突出的脑门上也有雀斑，颧骨和脖子被夏天的太阳晒红了。 他现在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生活节俭，正在用功修神学课程。他和弗兰克成为好朋友，不仅仅是因为命运把他二人分在了同一套公寓里（公寓里有两个卧室和一个公用的起居室），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这个人，和大多数意志薄弱、缺乏自信、有暗恋毛病的人一样，会不由自主地粘上一个样样都光鲜强大的人——那牙齿，那肌肉，那表现为意志力的心灵，和身体一样壮。正因为有如此坚强的意志力，弗兰克，他那所大学的骄傲，划过赛艇，夹着橄榄球飞越赛场。他知道怎样一拳准准地击在下巴尖上，那地方有一块可笑的骨头，和肘部一样，打得准的话，一击就可以让对手睡倒在地。这个出类拔萃、人见人爱的弗兰克，发现和软弱笨拙的辛普森交朋友，可以极大地满足他的虚荣心。顺便说一下，辛普森知道些弗兰克不对其他朋友透露的事情。其他朋友只知道弗兰克是个优秀的运动员、热情洋溢的小伙子，偶尔听了关于弗兰克的任何谣传根本不会理睬的。原来是有传闻的，说弗兰克画画得非同一般地好，只是从来不向任何人展示他的画作。他从不谈论艺术，唱歌、痛饮、狂欢倒是随叫随到，不过突然间会有奇怪的阴云笼罩了他的情绪，这种时候他就要么离开他的房间，要么不让任何人进去，只有他的室友，事事不如他的辛普森，可以看见他在干什么。弗兰克在心情不好、与世隔绝的这两三天里创作的东西，既没有藏起来，也没有销毁，过后他好像要痛改前非似的，又变成了原来那个乐呵简单的他。仅有那么一次，他把他的情况吐露给了辛普森。 “你看，”他说道，皱起了平时无忧无虑的前额，用力将烟灰磕出烟斗，“我觉得艺术里，尤其是绘画里，有些东西太柔弱，不健康，不值得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涉足。我尽力同这个恶魔搏斗，因为我知道它能把人给彻底毁了。我要是完全屈服于它，那就没有了有条不紊的平静生活，没有了常人的大喜大悲，没有了运动中的那些准确规则。运动要是没有规则，那就失去灵魂了。我就注定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混乱和烦恼之中，天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将备受折磨，至死方休。我将变成像我在切尔西遇到的那种失意倒霉家伙一样的人。那些自负才智却一事无成的笨蛋，留着长发，穿着丝绒夹克衫——苦恼，软弱，只迷恋着手里那块黏糊糊的调色板……” 不过那恶魔肯定威力超凡。冬季学期一结束，弗兰克没跟他父亲讲一个字，便坐三等火车去了意大利（这让他父亲深深伤心）。一个月后他直接回了学校，晒黑了，兴高采烈，好像一劳永逸地摆脱了艺术创作的烦人高烧似的。 后来就到暑假了，他邀请辛普森到他父亲的城堡里住几天，辛普森满口感谢着接受了邀请。原来辛普森正为回老家的事发愁，往常都要回到老家那个宁静的北方小镇，那一带每个月都会发生点可怕的犯罪案件；还要去看望做教区牧师的父亲。他父亲是个和蔼可亲、与世无争的人，但神志完全失常，只管弹竖琴，在自己的屋里钻研高深学问，不管他教区里的众教徒。 只要是美，不管它是独具色彩的夕阳，容光焕发的脸，还是一件艺术作品，都会让我们不知不觉地回望我们个人的过去，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内心世界与展现在我们面前可望却不可即的美相提并论。这也就是辛普森之所以浮想联翩的原因。那位穿着细棉布和丝绒衣服、死去很久的威尼斯女郎在他眼前复活了，当他踩着小径上紫罗兰色的泥土缓缓行走时，他想起了他和弗兰克的友谊，想起了他父亲的竖琴，想起了他自己一事无成、闷闷不乐的年轻时代。幽远的树林寂静无声，时不时传来一声树枝的噼啪轻响，不知是谁碰的。一只红色的松鼠顺着一截树干疾跑下来，翘着绒毛浓密的尾巴跑到附近的一截树干跟前，又顺着树干飞快地爬上去。阳光轻柔地照在枝叶之间，蚊子在阳光里环绕，像金黄色的灰尘。一只大黄蜂卷入一株羊齿草厚重的花边中，已经嗡嗡地唱起了更为孤独的晚歌。 辛普森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凳子上有溅上的鸟粪干了后留下的白色痕迹。他弓起背，把尖尖的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他从小就受到幻听的折磨，这时他觉得幻觉又开始了。当他在草地上，或者像现在这样在暮色将至的寂静林中，他都会不由自主地疑惑：透过寂静，他可能听到整个庞大的世界穿越而来，带着音调优美的口哨声；又听到遥远的城市中嘈杂喧闹的声音，海浪沉重拍打的声音，沙漠上空电线歌唱的声音。渐渐地，他的听力在他的思维引导下，开始认真地辨别这些声音。他能听见火车突突慢行的声音，即使铁轨可能在十几英里开外。然后是车轮的叮当声和刺耳的摩擦声——随着他迟钝的听力变得敏锐起来——又听见乘客的说话声、咳嗽声和笑声，他们翻报纸的沙沙声，最后，完全陷入他的声音海市蜃楼之中，甚至能清清楚楚地听见乘客们的心跳，那心跳渐次加强，滚滚而来，嗡嗡声，叮当声，震得辛普森两耳发聋。他打个冷战，睁开眼睛，明白了，原来那扑通扑通的沉重声音是他自己的心跳。 “卢加诺(5) 、科莫(6) 、威尼斯……”他喃喃自语，在寂静无声的榛子树下的长凳上坐了下来，立即听到阳光明媚的小镇上隐隐的泼水声，接着，更近一点，铃儿的叮当声，鸽子翅上的哨声，像莫林那样高调门的笑声，还有看不见的过往行人永不停歇的沙沙脚步声。他想停住不听了，可他的听力，像滚滚洪流，一发不可收。又过了片刻，他还是停不住他那非同寻常的投入，不但听见了行人的脚步声，还听见了他们的心跳声。成千上万颗心在膨胀，在轰轰作响。这时辛普森完全恢复了意识，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所有 这些声音，所有 这些心跳，都集中在他自己的狂乱心跳上。 他抬起头来。一阵微风如丝巾一般拂过林荫道。金黄的阳光分外柔和。 面带无力的笑容，他站了起来，忘记了放在长凳上的球拍。他朝房子那边走去，到更衣进餐的时候了。 三 “可是现在穿毛皮大衣太热了！不，上校，这是猫皮的。说真的，我那个威尼斯对手穿的东西更昂贵。不过我们的颜色是一样的，不是吗？简言之，完美的相似。” “我要是有那胆量的话，就给你涂上清漆做衣服，再把卢西亚尼的那幅画送到阁楼上去。”上校礼貌地反驳道。上校尽管严守规矩，但不反对挑逗像莫林这样的美女来一番调情舌战。 “那样的话，我就笑破肚子了。”她避开了挑逗的话题。 “麦戈尔太太，我担心我们家给你做背景，显得太寒酸了。”弗兰克说道，孩子般大大地咧着嘴笑笑，“我们是跟不上时代的人，粗俗，还自鸣得意。如果你丈夫穿上一副盔甲……” “无聊，”麦戈尔说道，“画上要体现古代风俗很容易，和表现色彩一样容易，按按上眼皮就行。有时我让自己尽情想象，今天的世界，我们的机器，我们的时尚，四五百年后出现在我们的子孙后代眼前，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向你保证，我现在就觉得自己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修士一般古老。” “亲爱的辛普森先生，再来点酒。”上校递过酒来。 局促寡言的辛普森坐在麦戈尔先生和麦戈尔太太之间。第二道菜上来时，他本该用小叉子的，却过早地用起了大叉子，结果荤菜上来时，他就只有小叉子和大餐刀了。现在他要将大小不一的刀叉配合使用，其中一只手显得力道不够。当主菜再次传递时，他克服了紧张情绪，结果发现只有他还在吃，别人都在耐心等待他吃完。他慌乱起来，推开盛得满满的盘子，差点儿打翻了水杯，脸也慢慢红起来。其实吃饭期间他已经脸红过好几回了，并不是因为他真的于心有愧，而是因为他在想自己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脸红。接着粉红的血色涌上脸颊，涌上额头，连脖子都红了。要让这种不明不白、恼人的热辣辣红晕停下来，如同要把露出云雾的太阳拉回云里去一样绝无可能。这份尴尬刚开始的时候，他故意掉了一次餐巾，可是当捡起餐巾抬起头时，他变成了一道吓人的风景：脖子红得随时会烧着他浆过的硬领。另一次他试图打退这无声无息的火热波浪朝他发起的猛攻，便向莫林提了个问题——问她喜欢不喜欢打草地网球——可是莫林呢，唉，并没有听见他说的话，便问他刚刚说了什么。这么一来，辛普森便重复了他那个愚蠢的问题，随即脸红得快要流泪了。这时莫林发了善心，扭头说起了别的话题。 事实上，他就坐在她的旁边，能感到她脸颊和肩膀上的温热。那肩头，就像那幅画像里的一样，滑落下来一片灰色的皮草，她好像要伸手拉上去，却因为辛普森问了问题而停了下来。她伸出修长的手指搓弄，让他心里充满了柔情，以至于酒杯透明的闪光里闪出了他眼里的泪光。他一直在想象，环形的餐桌是座灯光明亮的小岛，在缓缓旋转，不知漂向哪里，轻轻地带走了坐在它周围的人。透过敞开的落地窗可以看见，远处是柱状的台阶栏杆扶手，蓝色夜空的气息令人窒息。莫林的鼻孔吸入这样的夜晚空气，她那双柔和的乌黑眼睛掠过一张又一张脸，目光里一直没有笑意。即使笑意隐隐抬起了她没有涂红的温柔嘴角，目光仍然严肃。她的脸依然隐在有点黑的暗影里，只有额头沐浴在光滑的灯光下。她说了些愚蠢可笑的事情。每个人都笑了，葡萄酒也让上校添了一点好看的红晕。麦戈尔正在削苹果，像猴子一样用手掌转动苹果。因为用力，他的小脸皱了起来，一圈灰头发像个光环一般闪动。银刀紧紧攥在他那只多毛的黑拳头里，削下一圈又一圈红黄相间的苹果皮。辛普森看不见弗兰克的脸，因为他们之间立着亮光闪闪的花瓶，里面插着一束鲜艳怒放的大丽花。 晚餐在葡萄酒和咖啡中结束，饭后上校、莫林和弗兰克坐下来打桥牌，另外两个人不打牌，于是他们设了个明手牌来打。 那位名画老补手出去了，两膝向外弯曲，走到暗下来的露台上。辛普森跟了出来，觉得莫林的温热在他身后渐渐远去。 麦戈尔哼了一声，舒舒服服地坐在栏杆扶手附近的藤椅上，递给辛普森一支香烟。辛普森斜靠在栏杆上，笨拙地点燃了烟，眯起眼睛，两个脸蛋鼓了起来。 “我猜你喜欢德尔·皮翁博那老风流鬼的威尼斯女郎，”麦戈尔说道，往黑暗处吐出一口玫瑰色的烟。 “很喜欢，”辛普森答道，接着又说，“当然，我对绘画可是一窍不通……” “通不通都一样，反正你喜欢，”麦戈尔点点头，“很好，那是通向理解的第一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全奉献给了画。” “她看起来绝对真实，”辛普森沉思着说，“足以让人相信有关肖像的神秘故事都是真的了。我在哪里读过一个故事，说某个国王从画上走了下来，接着马上……” 麦戈尔发出一声不太感兴趣的冷笑。“那当然是胡说！不过另一种现象的确存在——可以说与走下画来恰恰相反。” 辛普森瞥了他一眼。在昏暗的夜色里，麦戈尔硬领衬衫的前襟鼓了起来，像个发白的小驼背。香烟头上的小火点像深红色的松果，从下面照亮了他满是皱纹的小脸。他喝了很多红酒，看样子有心情说话。 “听我说是怎么回事，”麦戈尔不慌不忙地往下说，“不是要请画上的人物走下画框，而是要想象某人设法进入画中，身临其境。你觉得好笑，是吗？但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了。我有幸参观了欧洲所有的艺术博物馆，从海牙到彼得堡，从伦敦到马德里。我要是发现了一幅我特别喜欢的画，就会直接站在它前面，集中我所有的意志力于一念：进入画中。当然了，那是一种怪异的感觉。我觉得像是早期传教士马上要走出他乘坐的小帆船，下到水面上一般。可是接下来我得到了多大的福气啊！比方说，我站在一幅佛兰德斯(7) 油画前，画以圣家族(8) 为中心主题，背景是流畅清澈的自然风景。你知道的，这样的自然风景中有一条白蛇一般弯弯曲曲的路，还有苍翠的小山。到最后，我会一头扎入其中。我摆脱了真实的生活，进入画中。一种超自然的神奇感觉！凉爽宁静的空气中弥漫着蜡与香烛的气味。我成为这幅画的有机部分，画中我周围的一切都活了起来。路上影影绰绰的朝圣者开始移动。圣母马利亚用极快的佛兰德斯语说着什么。风荡过常见的花，朵朵白云滑过天空……不过这样的快乐没有持续很久。我会感觉到我轻轻地凝结起来，与画布黏合在一起，融化在薄薄的一层油画颜料里。这时我会紧紧闭上眼睛，用尽全身力气把自己同画撕扯开来，然后跳到画外。还会有一声扑通轻响，就像你从污泥里抽出脚时发出的响声一样。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上方挂着一幅光鲜照人却没有生命的画。” 辛普森听得很专心，也有点难为情。麦戈尔停下来时，他惊了一下，几乎令人觉察不出来，然后四下看看。一切都和原先一样。露台下面，花园呼吸着夜色，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灯光昏暗的餐厅。远处，透过另一扇打开的门，可以看见起居室明亮的一角，有三个打牌的人影。麦戈尔刚才讲的事情多么奇怪啊！…… “你听懂了，对吧，”他继续说道，抖落鳞状的烟灰，“要是不跳出来，再过片刻，画就把我永远吸进去了。我会沉入它的深处，住在它的风景里，要么吓得发软，没有力气返回现实世界，也没有力气穿透新的空间。我会胶合在画里的一个人物身上，成为弗兰克刚才说的落伍的古代人。可是，尽管有这样的风险，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没扛住诱惑……唉，我的朋友，我爱上了各种画上的圣母！我记得我的第一次热恋——圣母头上有一道蔚蓝色的光环，出自拉斐尔的精美手笔……离她远远的一边，两个男人站在一根圆柱旁，平静地交谈着。我偷听他们的谈话——他们在讨论一柄匕首的价值……不过所有圣母画中最迷人的还是伯纳迪诺·卢伊尼(9) 画的那一幅。卢伊尼的所有画作都有马焦雷湖(10) 的宁静与精美，他就出生在马焦雷湖畔。大师中最精湛的大师。他的名字甚至产生了一个新的形容词——卢伊尼式的。他画得最好的圣母眼睛细长，慈目低垂，她的衣服上有淡蓝色、玫瑰红和雾蒙蒙的橘黄色。一团虚幻的、波纹滚滚的雾环绕在她的眉头，也环绕在她那个长着淡红色头发的婴儿眉头。孩子朝她举起一个颜色很淡的苹果，她垂下温柔细长的眼睛看着苹果……卢伊尼式的眼睛……上帝，我把那双眼睛一通狂吻……” 麦戈尔沉默下来，薄薄的嘴唇上露出一丝做梦般的微笑，闪在香烟的亮光里。辛普森屏住呼吸，又像以往一样，觉得自己缓缓地滑了出去，滑进了夜色之中。 “复杂的情况的确发生过，”麦戈尔清了清嗓子接着说，“一次一个崇拜鲁本斯的胖女士端给我一高脚杯的烈性苹果酒，我喝了后就犯了肾痛。有一个荷兰人开了一个溜冰场，黄雾蒸腾，我在那里着了凉，便咳嗽吐痰折腾了整整一个月。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辛普森先生。” 麦戈尔坐着的椅子吱吱一响，他站起身，拉直了自己的马甲。“扯得太远了，”他干巴巴地说道，“该去睡觉了。天晓得他们这牌还要打多久。我走了——晚安。” 他穿过餐厅，又穿过起居室，走过去时向那几个打牌的人点头致意，然后消失在了远处的暗影里。辛普森一个人靠着栏杆待着。他的耳边还回响着麦戈尔高亢的嗓音。星光灿烂的夜空直达露台，森森树木只见毛茸茸的巨大树影，一动不动。透过落地窗，越过一片黑暗，他能望见起居室粉红色的灯、桌子、打牌人被灯光映红的脸庞。他看见上校站起来了。弗兰克也跟着站起来了。远远传来上校的声音，好像从电话上传来一般。“我老了，就早点睡了。晚安，麦戈尔太太。” 莫林笑着的声音：“我一会儿也就睡去了。要不然我丈夫会生我气的……” 辛普森听见远处的门在上校身后关上了。这时非同寻常的一幕发生了。他借站在暗处的优势，看见莫林和弗兰克，本来远远站开，各自站在柔和的灯光之外，这时轻轻地滑进了对方的怀抱中。他看见莫林的头朝后仰着，在弗兰克激烈的长吻下往后弯去，越弯越低。然后她抓起滑落的毛皮衣围，揉揉弗兰克的头发，旋即消失在远处，传来一声压住不让响起来的关门声。弗兰克面露笑意整理一下头发，然后两手插进裤袋里，轻轻吹着口哨，穿过餐厅，径直往露台上走来。辛普森惊得目瞪口呆，僵在一边动不了，手指紧紧抓着栏杆，惊恐地盯着反光玻璃中朝他移动的硬领衬衣前襟和黑沉沉的肩膀。弗兰克出来到了阳台上，看见他朋友在黑暗中的侧影，不由得微微一抖，咬住了嘴唇。 辛普森笨拙地从栏杆处移开身子，双腿直打哆嗦。他英雄一般稳住情绪：“好美的夜晚。刚才我和麦戈尔一直在这里聊天来着。” 弗兰克平静地答道：“那个麦戈尔，满嘴谎话。不过话说回来，他要走了，说什么也不妨听听。” “对，是很奇妙……”辛普森文不对题地附和道。 “那是北斗七星。”弗兰克闭着嘴打了个哈欠。接着他又声音平稳地说：“当然了，我知道你是一位完美的绅士，辛普森。” 四 第二天清晨，一阵温暖的毛毛雨淅淅沥沥下起来，闪闪雨丝拉成根根细线，闪进黑沉沉的树林深处。只有三个人下楼来吃早餐——第一个是上校，其次是一脸倦容、无精打采的辛普森，然后是弗兰克，洗过了澡，脸刮得锃亮，容光焕发，特别薄的嘴唇上闪着没事人一般的微笑。 上校显然打不起精神。昨晚打牌时，他注意到了某些情况。他掉了一张牌，匆匆弯腰去捡，看见弗兰克的膝盖紧贴着莫林的膝盖。这事必须马上叫停。因为上校注意到情况不对已有些时日了。难怪弗兰克曾急匆匆地跑去罗马，就是因为麦戈尔一家春天经常去那里。他这个儿子做事随心所欲，但在这里，在这个家里，在这座祖传的城堡里，容忍这样的事情——不行，必须马上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上校的不悦在辛普森身上产生了灾难性的效应。他意识到自己的在场对主人来说是个负担，所以一时找不到个话题来说。只有弗兰克一如往常，平静，快活，牙齿闪亮，津津有味地大口吃着涂了橘子酱的烤面包片。 他们喝罢了咖啡，上校点燃他的雪茄，站起身来。 “你不是想去看看新车吗，弗兰克？我们走着去车库吧。下雨天的，反正也无事可做。” 说罢，上校觉得可怜的辛普森精神上还悬在半空，便又说道：“我这里放着几本好书，我亲爱的辛普森。你想看就请自便。” 辛普森吓了一跳，回过神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笨重的红色书卷。一看，是一八九五年的《兽医通讯》。 上校和弗兰克穿上了窸窣作响的雨衣，走进了雨雾之中。上校开始说：“我要和你谈一谈。” 弗兰克飞快地瞥了父亲一眼。 “我该怎么说呢，”上校思索着，吸了一口烟斗，“听着，弗兰克，”他说道，决定开门见山——湿漉漉的石子路在他的鞋底下嘎吱作响，比平时多了些滋滋水声——“这事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也没什么要紧。要不说简单点，我已经注意到……真窝囊。我说弗兰克，我的意思是，你和麦戈尔妻子到底是什么关系？” 弗兰克平静而又冷淡地答道：“我不想和你讨论这事，父亲。”说着心下暗想：好一个混蛋，他真的出卖了我！ “我显然不能下命令——”上校才开始说，突然停住了。打球时，头一击没打好，他还可以控制住自己。 “修修这座人行桥倒是个好主意。”弗兰克说道，用鞋跟踢了踢一根朽掉的木桩。 “让桥见鬼去吧！”上校说道。这是第二击，也失手了，他额头青筋暴涨，倒竖起来。 司机一直在车库门口乒乒乓乓地搬弄几个水桶，一见主人过来，一把拉下他的方格帽子。他是一个结实的小个子，留着修剪过的黄色八字胡。 “先生，早上好。”他亲切地说，一伸肩膀推开了一扇大门。散发着汽油和皮革气味的半圆暗影里闪现出一辆大气的黑色轿车，崭新的劳斯莱斯。 弗兰克已经检验过车的汽缸和操作杆，上校便淡淡地说道：“现在我们去园中散步吧。” 到了园中，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滴又大又冷的水珠从树枝上掉到了上校的领子里。其实正是这滴水让杯子里的水满溢出来了。上校的嘴唇咀嚼般地动了动，好像在演习要说的话一般，然后他突然声如雷震：“弗兰克，我警告你，在我的家里，我不能容忍任何法国小说式的冒险。再者说，麦戈尔是我的朋友——这一点你明不明白？” 弗兰克拿起了辛普森前一天忘在长凳上的球拍。湿气已经把它变成麻花状。腐朽的球拍，弗兰克厌恶地想。他父亲的话语沉雷般轰响过去：“我不能容忍那种事情，”他说道，“你要是不能规规矩矩行事，那就离开这里。我对你不满，弗兰克，我对你极其不满。你有些事做得，我实在不能理解。上大学吧，你学习太差劲；在意大利吧，天知道在那里干什么。他们告诉我你画画。我认为你那些涂鸦不值得一看。是的，你就是涂鸦。我可以想象……敢情真是个天才！你无疑真以为自己是个天才，甚至超过天才，未来派艺术家。现在可好，我们有风流韵事可传了……简言之，除非——” 说到这里，上校注意到弗兰克满不在乎地从牙缝里轻轻吹口哨。上校停住不说了，睁大了眼睛。 弗兰克把拧成麻花的球拍像投飞镖一般扔进灌木丛中，然后笑着说道：“这都是胡说八道，父亲。我在一本写阿富汗战争的书里读过你在那里的故事，还有你立功受奖的事。你那些事是绝对的愚蠢，简单轻浮，自我毁灭，不过倒也是英雄一场。再见。” 上校独自站在小路中央，又惊又气，愣在那里动弹不得。 五 现在仍然存在的每件事情，其显著特点就是单调乏味。我们在预定的时间吃饭，因为行星，就像从来不迟到的火车一样，总是在预定的时间离开、到达。一般人难以想象，没有这样一个严格制定的时间表，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过要是爱开玩笑、不怕得罪神灵的话，会发现这么想挺有趣的：如果今天一天是十小时，明天一天是八十五小时，后天一天只有几分钟，那人们会怎么过呢？可以预料，在英格兰，未来的一天到底是多少个小时没个准数的话，首先会导致打赌和各种各样其他的赌博活动非同寻常地增加。一个人会输掉他所有的财产，因为这一天比他在前一天晚上以为的要长几个小时。行星们会变得像赛马一般，赤褐色的火星跃过最后一道天体障碍时会引发怎样的兴奋啊！天文学家会承担赌注经纪人的职责，阿波罗神将会被描绘成一位赛马师，头戴一顶火焰般的赛马帽，全世界都会乐得发疯。 然而说来不幸，事情并不是如此发展的。严密的规则是无情的，我们的日历，就像一场不可更改的考试，世界的存在就按照这日历预先计算好了。当然有些事情也并非如此严格，对了不起的人弗雷德里克·泰勒(11) 发明的制度也不太在乎。然而世界的单调运转还是被不时地打乱，被天才的书，被彗星，被罪恶，甚至只是被一个无眠之夜打乱，乱得多么光辉灿烂啊！但我们的法律——我们的脉搏，我们的消化，都与星球的和谐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想要破坏这种规律性的尝试都要受到惩罚，最重的就是斩首，最轻的也得头疼。可是话又说回来，世界毫无疑问是出于好意被创造出来的，如果有时候世界变得枯燥了，那也不是任何人的错；如果行星的音乐让我们有些人想起手摇风琴没完没了地转着同一个曲调，那也不是任何人的错。 这种单调乏味辛普森现在可是特别清楚。他发现今天不但单调，而且莫名地可怕。早餐后面是午餐，下午茶后面是晚饭，不可侵犯的规律性。一想到他一辈子都会是这样，他就想尖叫。他想挣扎，就像人在棺材中醒过来那样。窗外仍然雨丝闪闪，一想到只好待在屋里不出去，他的耳朵就像发高烧那样嗡嗡响。麦戈尔一整天都在画室里工作，这间画室是专门为他修建的，位于城堡的一座塔楼上。他忙着修复一幅画在木头上的小画，画面很暗，他要重新上漆。画室里到处是胶水、松香、大蒜的味道，这大蒜是用来除去画上的油质斑点的。冲床附近的一条木匠小长凳上放着几只闪闪发亮的曲颈瓶，里面装有盐酸和酒精，还散落着法兰绒布头、有小孔的海绵、各种各样的刮刀。麦戈尔穿着一件老式长袍，戴着眼镜，衬衫的领子没有浆过，就在喉结下方突起一颗按扣，差不多有门铃按钮大小。他的脖子很细，肤色灰暗，布满老年人的赘肉，一顶黑色的无檐便帽遮盖了头上的秃顶部分。他指头老是灵活地转动，这读者已经很熟悉了，这会儿他仍然手指轻捻，撒出一撮磨碎了的焦油，小心翼翼地揉进画里，这么一来，画上被粉尘磨损了的黄色旧油漆就变成了干粉末。 这个城堡里的其他人都坐在起居室里。上校生气地摊开一张大报纸，渐渐平静下来后，开始大声念一篇特别保守的文章。后来莫林和弗兰克打起了乒乓球。那个赛璐珞小球，发着眼看要破裂的郁闷响声，在长桌中间的绿网上方来来回回。当然，弗兰克打得熟练，他只移动手腕，就能灵敏地用薄木板左右轻击。 辛普森咬着嘴唇，扶着夹鼻眼镜，穿过了所有的房间，最后来到了画廊。他脸色如死人一般苍白，小心翼翼地关上了身后沉重的大门，没有发出一丝声响。他踮着脚走到皮翁博的《威尼斯女郎》跟前。女郎用她那熟悉的晦涩眼神迎接他。她修长的手指停留在要拉起皮草披肩的半途中，停留在滑下来的紫红色皱褶上。一阵甜美的昏暗朝他袭来，他朝窗户深处看了看，是窗户打破了画上的昏暗背景。淡沙色的云朵飘过绿莹莹的天空，渐渐拉长，前面遇上了拔地而起的昏暗断崖。断崖丛中蜿蜒着一条淡白色的小路，小路往下隐隐有几间小木屋，辛普森觉得自己看见其中一间里有灯光摇曳，亮了片刻。正当他透过这个缥缈的窗户观瞧时，他感觉到威尼斯女郎在微笑，但他就那么飞快一瞥，没有捕捉到她的笑容，只觉得她轻轻合上的嘴唇遮在暗影里的右角轻轻地抬了一下。就在此刻，他身体里的某些阻力愉快地退让了，他完全被这幅画的温暖魅力所征服。必须记住，他是一个有痴狂病态的人，他对现实生活全无概念。对他来说，敏感代替了理性。一阵冷战，像一只干燥的手刷过他的后背，他立即意识到他该做什么了。然而，他环顾四周，看到的是镶木地板的闪亮，是桌子，是画上白得晃眼的光泽，细细的雨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画上，这时他觉得羞愧，害怕。尽管刚才的痴迷浪潮又一次突然袭来，但他已经知道他不可能做出一分钟之前他不假思索便会做出的事情了。 他紧紧盯着威尼斯女郎的脸，往后退去，突然大大张开双臂。他的尾骨重重地撞上了什么东西，撞得生疼。回头一看，原来是他身后的黑色桌子。他尽量什么都不想，爬上桌子，伸直了整个身子面对着威尼斯女郎。他又一次向上挥动双臂，准备朝她飞扑过去。 “崇拜画作竟用这样方式，也太惊人了。是你自己发明的？” 是弗兰克。他叉开腿站在门廊上，盯着辛普森冷冷嘲笑。 辛普森跌跌撞撞地往前走，步子笨拙，夹鼻眼镜片上闪着慌乱的光，像个受惊的疯子一般。随后他弓着背，脸红得发烫，姿势很难看地爬到地板上。 弗兰克默默地离开房间，皱着脸，露出强烈的反感。辛普森从后面扑了过去。 “求你了，不要告诉任何人……”弗兰克没有转身，也没有停下，厌恶地耸了耸肩。 六 快到傍晚时，雨出人意料地停了。有人记起来关上了“水龙头”。带着湿气的橘红色夕阳抖动在枝叶间，变大了，映在所有的小水坑中。面无笑容的小个子麦戈尔被强制带离他的塔楼。他身上散发着松脂气味，还被熨斗烫伤了一只手。他不情愿地穿上他的黑外套，拉起了领子，和大家一起出去散步了。只有辛普森一人没出来，借口是他必须要回复一封傍晚刚送来的信。其实那信根本无须回复，因为信是大学的牛奶工寄来的，为的是尽快收取两先令九便士的牛奶费。 辛普森在越来越暗的暮色中坐了很久，仰身坐在扶手皮椅上，没事人一般。后来他打了一个冷战，这才意识到刚才是睡着了，于是就开始考虑如何能尽快离开城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他父亲生病了：和许多腼腆怯生的人一样，辛普森说起谎来连眼睫毛都不闪一下。可是要离开仍然很难。有说不明道不清的美好事情，拖住了他的后腿。那昏暗的断崖在窗缝里看上去多么迷人……搂住她的肩头，从她的左手中接过装满金黄色水果的篮子，陪着她沿那条灰白的小径安安静静地走进威尼斯傍晚的暗影中，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他又一次发现自己睡着了。他站起来，出去方便。楼下传来浑厚威严的开饭铃声。 一事连着一事，一餐接着一餐，世界就是这样运行，这个故事也如此这般。不过故事的单调现在就要被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一次闻所未闻的冒险——打破。当然，明天将带来什么样的苦恼，麦戈尔和上校都是无从知晓的。麦戈尔又一次专心致志地剥下一个苹果光滑的红丝带，亮出它一面的裸体，上校又一次在四杯红酒下肚后（还不算两杯勃艮第白葡萄酒）痛快得满面红光。晚饭之后又是一成不变的桥牌游戏，打牌期间上校高兴地发现弗兰克和莫林没有互看一眼。麦戈尔离开去工作了，辛普森一个人坐在一角，打开一本画册，只从他坐的地方朝打牌的人看了两次，惊讶地发现弗兰克冷眼瞪他，莫林不知为何好像不见了，她的地方让给别人坐了……他翻着模糊不清的画册，要掩盖他的美妙遐想，还有遐想带来的巨大冲动，与此相比，眼前的事情算得了什么。 大家起身散去时，莫林冲他微笑道别，他心不在焉地回了个微笑，倒不显得窘迫。 七 那天夜里，一点过了好久，那个曾经为上校的父亲做过马夫的老门卫像平时一样在花园的各条小径上短暂巡视。他这趟任务纯粹是例行公事，这一点他心里一清二楚，因为这一带相当安宁。他每天都是晚上八点就寝，闹钟在一点的时候震响，老门卫（一个高大魁梧的老头，一圈饱经沧桑的灰白络腮胡子，花匠的几个孩子有时候爱扯着他的胡子玩）准时醒来，点起烟斗，出门走进黑夜。在黑暗宁静的花园里走过几圈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小屋里，立即脱去衣服，只穿他那件与他的络腮胡子非常搭配的不朽汗衫，再次钻进被窝，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 但是那天夜里，老门卫注意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他从花园里望去，注意到城堡有一个窗户微微闪亮。他绝对知道那个窗户的准确位置，那是大厅里的一扇窗，珍贵的画作都挂在大厅里。他自己是上了岁数，出奇地胆小，所以便决定装作没看到那束奇怪的亮光。可是他的责任心占据了上风，冷静思量后，觉得他的责任是确保园里没有贼，至于进屋捉贼就不是他非干不可的事情了。如此思量后，老门卫便心安理得地返回自己的住处——他住在车库旁边的一间小砖房里——很快死沉沉地睡过去，睡得那个沉，假如有人恶作剧发动了那辆黑色的新车，故意打开了消音器的保险装置，发出的轰鸣声对他也毫无影响。 于是这位心情愉快、处处不得罪人的老头，像个守护天使，一瞬间从这个故事中穿越过去，迅速地消失在朦胧之乡，再要醒过来，得有神奇的一笔才行。 八 不过城堡里真的出了事。 辛普森准准在半夜时分醒来。他像平时一样，刚刚睡着，恰恰是刚睡着的这个动作将他惊醒过来。他一只胳膊支着身子，抬眼观看沉沉夜色。他的心怦怦急跳，因为他感到莫林进了他的房间。刚才，就在他那短暂的梦里，他一直和她交谈，扶着她爬上黑色断崖之间那条蜡白的小径，断崖上偶尔有光滑的油彩龟裂。时不时吹来一阵悦耳的微风，吹得她乌发上的那个白色发卡像一张薄纸般轻轻抖动。 辛普森摸到了开关，发出一声压抑的呼喊。灯光喷涌而下。屋子里空无一人。一阵失望，刺得他好痛，随后他陷入了沉思，喝醉了似的摇头晃脑。接着，他懒懒地从床上爬起来，开始穿衣，无精打采地咂着嘴巴。他被一种模糊的意识引导着，那就是：他必须穿得端庄、帅气。同样，他昏昏沉沉之中觉得必须谨慎，于是贴着下腹扣上了马甲下面的扣子，系上了黑色的蝶形领结。他觉得夹克衫的绸缎翻领上有一只小虫子（其实并没有），便伸出两根指头去捉，捉了好一阵。恍惚中，他想起了通往画廊的最简单之路是从外面过去，于是他像一阵寂静的风一样穿过落地窗，溜进了黑暗潮湿的花园。黑沉沉的灌木在星光下微微发亮，好似浇上了一层水银。一只猫头鹰不知在哪里鸣叫。辛普森踩着轻快的步子，走在灰白色的灌木丛中，走过草坪，绕过气势雄伟的大房子。有一阵，夜里清新的空气和密集闪耀的群星使他清醒了一些。他停下来，弯下腰，像一套空荡荡的衣服那样倒了下去，倒在花床和城堡围墙之间狭小空隙中的草地上。一阵瞌睡向他袭来，他使劲猛抖肩膀，赶走睡意。他得抓紧时间。她在等待。他觉得自己听到了她急切的低语声…… 他并不清楚自己是怎么爬起来，怎么走进楼来，怎么打开灯的。灯一打开，卢西亚尼的画沐浴在温暖的灯光中。威尼斯女郎侧脸站在他对面，鲜活而真实。她的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眼睛，她的上衣衣料呈玫瑰色，带着一丝不同寻常的暖意，衬托出她脖子和耳下细褶的美丽暗色。一丝略带嘲讽的微笑凝固在她就要合起来的嘴唇右角上。她将两根纤长的手指伸向肩头，肩头上披着的皮草和天鹅绒眼看要滑落下来。 辛普森深深叹口气，朝她走去，毫不费力地进入了画面中。一种神奇的新鲜感立刻让他头晕目眩。香桃木的气味，蜂蜡的气味，隐隐伴着淡淡的柠檬气味。他好像站在一间黑暗的空屋子里，旁边有一扇傍晚打开的窗户，就在他身边，站着一个真正的威尼斯女郎——莫林——高挑，漂亮，从内到外散发着热情与活力。他意识到奇迹发生了，缓缓地朝她走去。威尼斯女郎撇嘴一笑，轻轻地理了理肩头的皮草，垂下手来，从篮子里拿了一只小柠檬递给他。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双此刻顽皮转动的眼睛，从她手里接下了那黄色的水果。他感受到柠檬结实粗糙的凉意，也感受到她干爽温暖的纤长手指，一股难以置信的幸福感在他内心沸腾，开始美滋滋地冒泡。这时，他心中一惊，扭头朝身后面的窗户看去。就在窗子那边，断崖之间的一条灰白小径上，走着几个蓝色的人影，戴着风帽，提着小灯笼。辛普森四下看看他站着的这间屋子，却发现脚下没有地板。往远处看，没有第四面墙壁，倒是一个远远伸展的熟悉大厅，像一潭粼粼发光的水，正中央是一张桌子，宛如水面上一个黑色的小岛。这时候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使得他捏紧了冰凉的小柠檬。高兴劲儿消失了。他想往左边扭头看看那个女孩，但无法转动脖子。他像一只困在蜂蜜里的苍蝇——想猛一下挣脱，却粘住动不了。他觉得他的血肉连同衣物正变成颜料，融进了清漆里，干在了画布上。他变成了画面的一部分，摆着一个可笑的姿势，站在威尼斯女郎身边。在他的正前方，大厅伸展过去，比以前更加清晰，充满着地球上的新鲜空气，可这空气他从今往后再也呼吸不上了。 九 第二天早上，麦戈尔醒得比往常早些。他光着一双多毛的脚，趾甲像黑珍珠一般，他找到了拖鞋，然后趿着鞋轻轻地穿过走廊，来到了他妻子的房间门前。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同房了，但他还是每天都来看他妻子。她梳头时，梳子吱吱响过她紧绷的栗色长发的一侧，她的头充满活力地晃动，他见了心中兴奋，却自愧无能。今天他这么早走进她的房间，却发现床已经整理过了，床头板上钉着一张字条。麦戈尔从睡衣口袋里拿出一只好大的眼镜盒，但没有戴上眼镜，只是把眼镜放到了眼睛前，靠在枕头上，看了钉在床头板上的字条上那细小、熟悉的笔迹。读完后，他极其仔细地把眼镜放回眼镜盒里，取下钉在床头板上的字条，折叠起来，站着沉思片刻，然后拖着脚断然走出屋子。在走廊里，他与男仆撞个满怀，男仆恐慌地盯着他。 “怎么啦，上校起来了吗？”麦戈尔问。 男仆赶紧回答说：“起来了，先生。上校这会儿在画廊。我担心，先生，他很生气。他打发我来叫醒那位年轻的先生。” 没等男仆说完，麦戈尔就立刻奔向画廊，边走边把灰色的大袍子裹在身上。上校也穿着睡衣，睡衣下面露出了条纹睡裤的皱褶，这会儿正沿着墙走来走去。他的八字胡倒立起来，涨得紫红的脸看上去非常可怕。一见麦戈尔，他停住不走了，嘴唇预备性地动了动后，怒吼起来：“过来，好好看看！” 上校发怒对麦戈尔来说没什么要紧，但他还是不经意地朝上校所指的地方看过去，看见了实在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在卢西亚尼的画上，威尼斯女郎身边出现了一个原本没有的人影。即使未加雕琢，那也是一幅完美的辛普森画像。又高又瘦，黑夹克在比较亮些的背景衬托下显得尤为突出，他的脚奇怪地往外撇开。他伸开双手，好像祈求一般，可怜的慌乱神情使苍白的脸变了形。 “喜欢吗？”上校狂怒地问道，“不比塞巴斯蒂亚诺本人差，是吧？这个捣蛋鬼！我好心好意劝他，他拿这一套报复我。就等着吧……” 服务生发狂一般地进来了。 “先生，弗兰克先生不在他的房间里。他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辛普森先生也不知所踪。他一定是看早上天气这么好，就到外面溜达去了，先生。” “让今天早上见鬼去吧！”上校暴跳如雷，“就在此刻，我要——” “我是否可以斗胆禀告，”服务生恭顺地说，“专车司机刚才就在这儿，说新车从车库里消失了。” “上校，”麦戈尔轻轻说道，“我想我能解释出了什么事。” 他瞥了服务生一眼，服务生踮着脚退了出去。 “现在听我说，”麦戈尔用厌烦的腔调接着说，“你刚才推测是你儿子在画上画了那个人影，毫无疑问是猜对了。不过我从一张留给我的字条上还能猜到，他黎明时分带着我的妻子离开了。” 上校是个绅士，还是个英国人。他立即觉得在一个妻子跟别人跑了的男人面前发脾气不大合适。于是他走到窗前，将升起的怒火一半咽回肚里，另一半吹到了窗外，捋捋胡子，恢复了冷静，对麦戈尔讲起话来。 “我亲爱的朋友，”他彬彬有礼地说，“请允许我向你保证，对给你造成灾难的罪魁祸首我感到无比愤怒。与一再说我愤怒相比，我更要表达对你最真诚、最深切的同情。可是话说回来，我一方面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一方面我又必须——我不得不，我的朋友——求你出手解我一个燃眉之急。只有你的技术才不会教我颜面扫地。今天我要接待年轻的诺斯威克勋爵，从伦敦来，你知道的，他拥有同一个德尔·皮翁博的另一幅画作。” 麦戈尔点点头。“我去取必要的修补工具，上校。” 两分钟后他回来了，还是穿着睡衣，带着一个木箱子。他马上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瓶氨水，一卷原棉，一些碎布，还有刮刀，工作起来。他把辛普森的昏暗身影和苍白面孔又刮又擦，从油画上清除下来，这期间他根本没想他正在做的事，还有他正在思考的事，会让一个尊重别人痛苦的读者感到好奇。半个钟头后，辛普森的肖像完全不见了，构成他肖像的微湿油彩都粘在了麦戈尔的碎布上。 “太棒了，”上校说，“太棒了。可怜的辛普森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有时候某句随口说出的话会引发非常重要的联想，现在麦戈尔就遇到这样的情形。当时他正在收拾工具，突然停下来，惊得全身一震。 好奇怪，他心想，多么奇怪啊。这有可能吗？——他看看沾满油漆的碎布，突然间，他奇怪地一皱眉头，把那些碎布卷起来，从他刚才干活之处的那个窗户扔了出去。然后他伸出手掌，抹过额头，心惊胆战地瞥了上校一眼——上校把他的不安神色作了别样理解，便尽量不去看他——麦戈尔以平时少见的匆忙走出大厅，直奔花园。 花园里，窗户下面，园墙和杜鹃花之间，花匠站在那里抓自己的头顶，他眼前是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人，脸朝下躺在草坪上。麦戈尔快步走上前去。 那人胳膊一动，翻了个身，接着一阵慌乱的傻笑，站了起来。 “是辛普森，天啊，怎么了？”麦戈尔盯着他苍白的脸问道。 辛普森又一阵傻笑。 “我非常抱歉……太可笑了……昨天夜里我出来散步，倒头睡在了这儿的草地上。哎哟，我全身疼痛……我做了个极其可怕的梦……现在几点了？” 花匠一个人留下来，他看看被压乱了的草坪，很不赞成地摇摇头。然后他俯身捡起了一个暗色的小柠檬，上面有五个指印。他把柠檬装进衣袋里，过去拿他放在网球场上的石磙。 十 于是花匠意外发现的这个皱巴巴的干柠檬成了这个故事通篇之中的唯一谜团。专车司机，受命去了火车站，开回来了那辆黑色新车，还带回一张弗兰克插在车座上方的小皮袋中的字条。 上校把字条大声念给麦戈尔听。 “亲爱的父亲，”弗兰克写道，“我已完成你的两个心愿。你不愿意在你的家里发生任何风流韵事，所以我就离开了，带着那个没有她我就不能活下去的女人。你也想看看我的画作样本。为此原因我就画了我昔日朋友的肖像，顺便烦你替我告诉他，告密的人只能让我觉得好笑。我是夜里画他的，全凭记忆，所以要是画得不十分像，那是因为时间不够，光线不足，还有我要匆匆离去这一条可以理解的原因。你的新车跑得好利索，我会把车给你停在火车站的车库处。” “好极了，”上校咬着牙说道，“只是我很想知道你拿什么钱过日子。” 麦戈尔脸色白得像个泡在酒里的胎儿，清清嗓子说道：“没有理由对你隐瞒真相，上校。卢西亚尼根本没有画过你那幅《威尼斯女郎》。它不过是一幅出神入化的模仿品。” 上校缓缓地站起来。 “它出自你儿子的手笔，”麦戈尔继续说道，突然间他的嘴角开始发抖、下垂，“在罗马，我给他准备了画布和颜料。他用他的天才诱我下水。你为此画付我的钱，一半归他了。唉，上帝啊……” 麦戈尔掏出脏兮兮的手帕擦眼睛，上校下巴上的肉紧缩起来，他明白了，这个可怜人没有开玩笑。 上校转身看看《威尼斯女郎》。女郎的前额在暗色的背景衬托下闪闪发亮，她的修长手指闪亮得更为轻柔，猞猁皮眼看就要从肩头迷人地滑落，嘴唇一角挂着一丝隐秘的嘲弄笑意。 “我为我儿子骄傲。”上校平静地说道。 (1) 　Luciani，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Sebastiano del Piombo，1485—1547）的别名。其画作将罗马画派的磅礴气势和威尼斯画派的华美艳丽色彩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参见书末《注释》。 (2) 　Giovanni Bellini（1430—1516），威尼斯绘画派的创立人之一，使威尼斯成为文艺复兴后期的中心。 (3) 　Giorgione（1477—1510），威尼斯画派成熟时期的代表人物。 (4) 　《弗娜芮纳》（Fornarina ）是拉斐尔所作的著名肖像画，模特名为玛格丽特·露蒂，相传是拉斐尔的情人。 (5) 　Lugano，瑞士南部靠近意大利边境的著名旅游城市。 (6) 　Como，意大利北部城市。 (7) 　Flanders，在历史上泛指古代尼德兰南部地区，大致包括今法国北部、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荷兰的部分地区。其艺术以绘画为主，时间范围一般限定在十五至十七世纪初期，以生气蓬勃的写实主义和高超的技术造诣著称。代表画家有凡·艾克兄弟等。 (8) 　圣家族是西方绘画中的一个传统题材，主要描绘圣母、圣约瑟和圣婴基督。 (9) 　Bernardino Luini（约1481—1532），意大利画家。 (10) 　Lago Maggiore，位于意大利北部，湖北端则位于瑞士境内。 (11) 　Frederick Taylor（1856—1915），美国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的主要倡导人，影响了流水线生产方式的产生，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 巴赫曼 前不久报上登了一条短消息，说一度闻名遐迩的钢琴家、作曲家巴赫曼逝世了，被世人遗忘了。他死于瑞士马利瓦尔村的圣安杰莉卡疗养院。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热恋巴赫曼的女人的故事。那是剧院经理人萨克说给我听的。下面便是这个故事。 佩罗夫太太认识巴赫曼是在他死前十多年的时候。那几年正是他的音乐演奏达到如痴如狂的巅峰之时，已经灌了唱片，世界最著名的几家音乐厅都在请他演奏。就这样，有一个晚上——那些秋高气爽的秋夜之一——人在这样的秋夜，往往觉得怕老胜过怕死——佩罗夫太太收到一位朋友写来的一张便笺，上面写道：“我想领你见见巴赫曼。今晚音乐会结束后他会来我家。一定来。” 我现在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她穿了一套低领露肩的黑色女装，往脖子和两肩上喷了香水，拿上了扇子，握了一支绿松石镶头的手杖，行前对着一面高竖的镜子把自己前后左右地转着看了一遍。一路上想入非非，一直想到朋友家。她知道自己相貌平平，身材也太瘦，皮肤苍白，快到病态的程度了。然而这位青春已逝的女人，有一张不显老的圣母像一般的脸，还怪吸引人的。她身上的动人之处正是她自愧不行之处：苍白的肤色，几乎看不出来的一点点跛足，正是这原因她才带着手杖。她丈夫是个精力充沛、头脑精明的商人，出门做生意去了。萨克自己并不认识他。 佩罗夫太太走进了紫罗兰色灯光照亮的客厅，客厅显得有点小。她的朋友，一位咋咋呼呼的矮胖夫人，戴着一顶紫晶冠，拖着沉重的身子快步迎接一个个客人。一个高个子男人立刻引起了她的注意，只见他胡子刮得很干净，脸上扑了粉，站在钢琴旁，一只胳膊肘支在琴盖上，正在给围着他的三位夫人讲故事。他燕尾服的燕尾看上去很厚实，衬里是特别厚的丝绸。他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往后甩乌黑油亮的头发，同时运气把鼻翼鼓起来。他那鼻子很白，长着个精致的鼻头。他身上有股自恃才高、好施恩与人的派头，看着令人不快。 “音响效果太差了！”他耸耸肩说，“听众好像个个患了感冒。你们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要有人清嗓子，马上就有好几个跟着清，全场炸开了锅。”他往后一甩头发，微微一笑，“就像村子里一到晚上狗此起彼伏地叫。” 佩罗夫太太走了过来，略微倚着手杖，说了第一件进入她头脑里的事情： “巴赫曼先生，您演出后一定很累了吧？” 他受宠若惊，欠身致谢。 “这是个小小的错误，夫人。我姓萨克，只是我们那位大师的经纪人。” 三位太太全笑了起来。佩罗夫太太很失面子，但也笑了起来。关于巴赫曼惊人的演奏，她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她也没见过他的相片。就在这时，女主人朝她快步走来，拥抱后眼睛一动，仿佛在传递一个秘密，示意到屋子最里头去，同时悄声说道：“他在那边——瞧。” 这时她才看见了巴赫曼。远远站着，和客人拉开一段距离。穿着松垮的黑裤子，两条短腿分得很开。捧着一份揉皱了的报纸贴近眼睛看，一边看一边念念有词，就像不大识字的人看报那样。矮个头，秃脑袋，头顶上稀稀落落地横搭着一点儿头发。穿着硬翻领衬衣，好像太大了，不合身。他眼睛没有离开报纸，伸出一根指头心不在焉地检查一下裤子上的裤缝，更加聚精会神地看着报纸念念有词。他长着一个滚圆的小下巴，青灰色，很可笑，活像一只小海胆。 “请别见怪，”萨克说道，“他不讲究礼仪，不折不扣一个粗人——凡是参加聚会，一到场立刻拿起书报什么的看起来。” 巴赫曼突然觉得大家都在瞧他，便缓缓转过脸来，扬起浓眉，怯生生地莞尔一笑，满脸堆起了细细的小皱纹。 女主人赶忙走了过来。 “大师，”她说道，“请允许我引见一位你的崇拜者——佩罗夫太太。” 他伸出一只汗津津的手，软得没有骨头一般。“幸会，真是幸会。” 说罢又埋头读起他的报纸了。 佩罗夫太太走开了，颧骨上泛起两朵红云，黑扇子欢快地来回摇动，黑玉坠子闪闪发亮，她两鬓的金色鬈发被扇得飘飘荡荡。萨克后来告诉我，那个初次见面的夜晚她给巴赫曼留下了深刻印象，用他的话说，她“喜怒无常，非同一般”，也是一个容易兴奋的女人，只是她不抹口红，发型也太一本正经。 “这两个倒是绝配，”萨克对我推心置腹地感叹道，“说起巴赫曼，真是没救了，一个彻底没脑子的人。要知道，他还喝酒。他们见面的那天晚上，我不得不赶紧把他拉走。原来他突然要了白兰地。他是不能喝酒的，绝对不能喝。事实上我们早就求过他了：‘五天不喝酒，就五天’——他得把这五场音乐会演完啊，你明白吧。‘那可是订了合同的，巴赫曼，别忘了。’想想看，有个写打油诗的家伙，在一本幽默杂志上拿你开玩笑，写什么‘醉酒站不稳，违约交罚金’！我们可是眼看就演完了，不能临了出差错。除此之外，他还脾气暴躁，反复无常，邋里邋遢。绝对是个不正常的人。可是他演奏得……” 说到这儿，萨克抖抖他稀疏的头发，不声不响地转起眼珠来。 我和萨克先生浏览了像棺材那么重的一本剪报簿，看着看着我渐渐相信，正是在巴赫曼初识佩罗夫太太的那些日子里——不过，唉，这段时间多短暂啊！——那位音乐奇才的世界声望才算真正开始。他们是何时何地成为情人的，没人知道。不过在那次她朋友家的晚会之后，她开始出席巴赫曼的所有演奏会，不论在哪个城市演，她一场不落。她总是坐在第一排，腰板笔挺，头发光亮，穿一套开领的黑色女装。有人戏称她为跛脚圣母。 巴赫曼上台总是步履匆匆，好像要躲开敌人，或者要摆脱缠住他不放的人。他根本不理观众，直奔钢琴，到了后俯身看看圆形琴凳，轻轻地转动琴凳上的圆盘，要把座位调整到数学一般精确的高度。在调凳子的整个过程中，他都轻轻地、认真地叽叽咕咕，用三种语言冲着琴凳讲话。就这样要折腾好长一阵。英国听众看他这样会感动，法国听众会交头接耳，德国观众就会生气。巴赫曼把凳子调到最佳高度后，就会怜爱地轻拍一下琴凳，坐下，用老式浅口鞋的鞋底摸索钢琴踏板。坐好后，他会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宽大手帕，仔细地擦拭双手，边擦边观察第一排的座位，调皮地、却也是怯生生地眨眨眼。到这时他总算把双手轻轻地放到琴键上，不料一只眼睛底下的一小块肌肉又一抽一抽地疼了起来。他会咂咂舌头，溜下凳来，又开始轻轻地转起吱吱作响的凳上圆盘来。 萨克认为，佩罗夫太太第一次听了巴赫曼的演奏后，回到家里就坐在窗前，又是叹息，又是微笑，一直坐到了天亮。萨克强调说，巴赫曼从来没有弹得这么美，这么狂，而且从此以后，他每一场都弹得比前一场美，比前一场狂。巴赫曼演奏技巧无与伦比，善于调动和搭配各种声部的旋律，不和谐的音符经他一弹，也能给人旋律优美的奇妙印象。他演奏三重赋格曲时，主题表现得极有风度，尽情地戏弄逗玩，如猫戏鼠一般：假装要放它逃生，忽然露出一丝奸笑，朝琴键俯下身去，以饿虎扑食之势将它逮住。在那个城市的演奏一结束，他就会失踪几天，原来是躲到哪里狂欢去了。 在一处阴暗市郊的迷雾中亮着歹毒灯光的可疑小酒馆里，常去那里的酒客会看见一个身材矮壮的男人，蓬乱的头发丛中一块秃头顶，一双惺忪的眼睛红得宛如两块疮肿。他总是挑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不过只要有人凑巧坐到他桌边，他也慷慨解囊，为来人买上一杯。一个穷困潦倒多年的小老头，是个钢琴调音师，过来和他喝过几次后得出结论，此人和他是同行。因为巴赫曼喝醉后总是手指击桌，扬起又高又细的嗓子准准地唱一个A调音。有时候会来一个高颧骨的妓女，硬缠着要带他到她那里去。还有一回他从酒馆小提琴师的手里夺过琴来，踩在脚下，为此遭了一顿痛打。他还结交赌徒、水手、患了疝气上不了赛场的运动员，也常和一伙文质彬彬的小偷混在一起。 萨克和佩罗夫太太经常一连几个晚上到处找他。其实萨克找他只在紧要关头，就是说要他做好演出准备。有时候是他们找到他，有时候是他自己找到佩罗夫太太家里，醉眼蒙眬，衣衫肮脏，硬领也不见了。这位好心的女士一言不发，扶他上床，过两三天后才给萨克打电话，说巴赫曼找到了。 他既腼腆得出奇，又像个被惯坏的孩子一样调皮捣蛋。他根本不和佩罗夫太太说话。佩罗夫太太想拉住他的手好言相劝时，他就会一把甩开，尖叫着打她的手指，好像碰他一下会给他带来难以忍受的疼痛似的。一会儿后他又会爬到被子下面，抽抽搭搭地哭上好一阵。这时萨克总会来说到去伦敦或罗马的时候了，把巴赫曼领走。 他们间的这种奇特关系维持了三年。每一次巴赫曼精神焕发登台演出时，佩罗夫太太毫无例外地准坐在台下第一排。如果去远处演出，他俩就租两个相邻的房间。在此期间，佩罗夫太太去看了她丈夫三四次。她丈夫和所有的人一样，自然知道她对巴赫曼痴迷倾心，但不加干涉，各过各的生活。 “巴赫曼对她简直就是折磨，”萨克常这么说，“就这样她还能爱着他，真是不可理解。女人的心，神秘啊！有一次，他们住在某个人的家里，我亲眼看见大师冲着她龇牙咧嘴，简直像个猴子。你知道为什么？就因为她想帮他拉端正领带。不过在那段时间里，他演奏得出神入化。他的D小调交响曲和几首复杂的赋格曲都出在这一时期。谁也没见过他是怎么写成的。最有意思的是那首《金色赋格曲》，你听过它吗？它的主题完全是独创的。不过，我刚才在给你讲他的怪毛病，他的疯病也越来越厉害。现在，我再说说他的疯病是怎么回事。三年过去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在慕尼黑，那里有他的演出……” 萨克的故事讲到尾声时，他悲伤地闭上双眼，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 好像是在慕尼黑，巴赫曼和往常一样，和佩罗夫太太住在同一家旅馆里。就是在刚到的当天晚上，巴赫曼突然不告而别。离音乐会只有三天了，萨克急得发疯。巴赫曼就是找不着。时值晚秋，雨一个劲地下。佩罗夫太太感冒了，卧床不起。萨克带上两名侦探，到一家家酒吧搜寻。 演出那天警察打来电话，说巴赫曼找到了。是半夜从街上捡回来的，已经在警察局美美地睡了一觉。萨克没说一句话，直接从警察局把巴赫曼拉到了剧院，交货般地交给了助手，然后到旅馆取巴赫曼的燕尾服。萨克隔着门向佩罗夫太太讲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就返回了剧院。 巴赫曼坐在他的化妆室里，黑毡帽低低地拉下来压在眉头上，一根指头伤心地敲着桌子。他周围的人忙忙乱乱，窃窃私语。一小时后观众开始步入大厅，各就各位。舞台上灯光照得亮如白昼，两侧墙上装饰着风琴管雕塑，闪闪发亮的黑色钢琴已经竖起了琴盖，琴凳就像一朵低矮的蘑菇——一切就绪，恭候一个人赶快挥动潮湿、柔软的手，让钢琴响起暴风雨般的音乐，响彻舞台，响彻巨大的音乐厅。厅里女人的裸肩和男人的秃头在一闪一闪地动，活像蠕动的小白虫。 这时巴赫曼小跑着上了舞台。台下欢声雷动，像一个密实的圆锥体升了起来，又降下来，散成意犹未尽的掌声。对此他却毫不理会，而是热情地自言自语，边说边开始调钢琴凳上的圆盘，然后拍拍凳子，在钢琴边坐了下来。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手，带着怯生生的笑容扫了一眼台下第一排。刹那间笑容消失了，脸痛苦得变了形。手帕掉在了地板上。他专心致志地把台下第一排就座的脸又挨个儿扫了一遍——看到中间那个空座位时，停顿了一下。只见巴赫曼砰的一声按下琴盖，站起身来，走到舞台边上，转着眼珠子，像个芭蕾舞女演员那样举起弯弯的双臂，非常可笑地跳了三四下芭蕾舞步。观众愕然，后排座位那里发出一阵笑声。巴赫曼停住步子，说了点什么，但谁也听不见。接着他如同拉弓扫荡全场一般，朝所有观众打了个轻蔑的“无花果”手势。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萨克述说着，“我来不及赶过去阻止。做完那骂人的手势，他正准备下台，我才匆匆赶过去。我问他：‘巴赫曼，你上哪儿去？’他说了句很难听的话，就消失在演员休息室里了。” 这时萨克亲自上台，去平息愤怒和笑闹汇成的风暴。他抬起一只手，总算让大家安静下来，接着他郑重承诺，音乐会照开不误。一进演员休息室，他发现巴赫曼居然若无其事地坐在那边，嘴唇一动一动地念节目单。 萨克瞥一眼在场的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刻给佩罗夫太太打电话。打了好久没人接听，最后终于听见咔嗒一响，电话里传来佩罗夫太太虚弱的声音。 “赶快过来，”萨克急急地说，立起手掌敲打电话簿，“你不在，巴赫曼就罢演。这传出去哪得了！观众正在闹——什么？——你说什么？——对，对，我一直在给你讲，他罢演。喂？唉，该死！——电话挂断了……” 原来佩罗夫太太病势更重了。医生这天来了两次，见玻璃管里的水银柱沿着红色的刻度爬了那么高，不由得面露惊慌。佩罗夫太太挂上电话之后——电话就在她的床头——兴许幸福地笑了笑。她哆哆嗦嗦地站不稳当，但还是穿起衣服来。胸口一阵剧痛，刀扎一般，可是幸福感召唤她穿越高烧的迷雾和耳鸣。不知为何我是这么想象的：她开始穿长筒丝袜了，双脚冰冷，脚指甲老是挂住丝袜。她尽可能把头发收拾到最好的程度，裹上一件褐色的皮大衣，提着手杖出门了。她吩咐看门人叫来一辆出租车。昏暗的人行道闪着微光。出租车的车门把手又潮湿，又冰冷。一路上她嘴上肯定带着轻轻的幸福微笑，出租车马达的声音，车轮胎咝咝响的声音，和她发烧的耳鸣声，一起汇聚在她的耳侧。赶到剧院后，只见一群一群的人乱哄哄地拥出剧院，撑开愤怒的雨伞，拥入街道。她险些被撞倒，但总算挤了过去。萨克在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一会儿抓抓左腮，一会儿又抓抓右腮。 “我简直气疯了！”萨克对我说，“就在我打电话那会儿，大师逃走了。他对我讲，说是上厕所，结果悄悄溜了。佩罗夫太太一进来，我就冲她嚷开了——她为什么没有坐在剧院里？你要明白，当时我根本没考虑她生病的事。她问我：‘这么说他现在回旅馆了？我俩走岔了，没碰上？’我在气头上，叫道：‘旅馆见鬼去吧——一定是去酒吧了！酒吧！酒吧！’我嚷不动了，转身冲了出去。我还得去解救售票员。” 佩罗夫太太去找巴赫曼了，一面颤抖，一面微笑。她大致知道到哪里去找他。大为惊讶的出租车司机把她送到一个昏暗可怕的街区。听萨克说，前一天就是在那里找到巴赫曼的。她到了后，打发了司机，拄着手杖走上高低不平的人行道，头顶潇潇夜雨。她挨个儿访遍了所有的酒吧。沙哑的音乐阵阵传来，震耳欲聋，男人们不怀好意地打量她。每到一个酒吧，她进去看看，只见里头乌烟瘴气，五光十色，叫人发晕，然后出来又走进如鞭抽打的夜雨中。过不多久，她开始怀疑她进去的是同一个酒吧，身子虚得好像肩上压了千斤重担。她一瘸一拐地走着，嘴里发着几乎听不出来的呻吟声，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握着镶着碧玉的手杖头。一个警察已经注意她一些时候了，这时迈着训练有素的步子缓缓走来，问她家住何处，然后稳稳地、轻轻地把她扶上一辆夜间值班的四轮马车。马车吱吱作响，里面一片黑暗，气味难闻，她昏了过去。她醒过来后，车门已经打开了，车夫披着一件闪光的油布雨衣，正用鞭杆头轻轻地捣她的肩膀。一进温暖的旅馆门道中，她突然觉得万念俱灰，一切都无所谓了。她推开她房间的门，走了进去。只见巴赫曼坐在她的床上，光着脚，穿件睡衣，像个驼背一般肩上披着一条花格呢毯子。他用两根手指在床头柜的大理石桌面上弹着鼓点，另一只手握着一支碳素铅笔在一张乐谱纸上画圆点。画得如此专心致志，以至于门开了都没发现。她轻轻地、呻吟一般地“啊”了一声，巴赫曼吓了一跳，毯子从他肩头滑了下来。 我想这是佩罗夫太太一生中唯一一个幸福的夜晚。我想，他俩，一个疯疯癫癫的音乐家，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在那天晚上找到了多少大诗人做梦都想不到的语言。第二天早晨，怒气未平的萨克来到旅馆，发现巴赫曼坐在床边，默默地带着欣喜的微笑，凝视着佩罗夫太太。佩罗夫太太横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盖着花格呢毯子，已经失去知觉。巴赫曼瞧着情人火烫的脸，听着她吃力的呼吸，心里作何想法，那就无人知晓了。他头脑里根本没有一场病会夺人性命的概念，现在看着她病得又烧又抖，身体不得安然，也许对此有他自己的解释。萨克叫来了医生。巴赫曼起初不信已经没治了，还带着怯生生的微笑看他们。后来他扑过去揪住医生的肩膀，又跑回来猛击自己的前额，开始咬牙切齿地来回乱窜。她再也没有醒过来，当天就死了。幸福的表情到死一直挂在脸上。萨克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张揉皱的乐谱纸，但没人能够看懂散落在上面的紫色音符。 “我立刻带走了巴赫曼，”萨克说，“怕她丈夫回来不定闹出什么事，你明白吧。可怜的巴赫曼瘫软得就像个布娃娃，一个劲地伸出手指头捅耳朵。他高声喊叫，好像有人在挠他痒痒一般：‘把这些声音停下来！音乐听够了，听够了！’我实在不明白，这事怎么对他打击如此之大：他从来没爱过那个不幸的女人——此话你知我知，切勿外传。不管怎么说，她是他的克星。她落葬后巴赫曼就失踪了，不知去向。如今你还能在自动钢琴厂家的广告中见到他的名字，但一般而言，他已经被遗忘了。倒是六年后，命运又把我们带到了一起。只相逢片刻。我在瑞士的一个小站上等火车。我记得那是个美丽的傍晚。我不是一个人。对，还有一个女人——但这事是另一出戏了。你猜怎么着，我看见一小伙人围观一个小个子男人，那人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黑外衣，戴着一顶黑帽子。他往一个音乐盒里扔硬币，一边扔一边失声痛哭。他总是放进一枚硬币，听听硬币滚动的声音，然后痛哭。后来，硬币投进去听不见滚动声了，盒子投满了，塞住了。他拿起盒子摇摇，哭得更厉害了，再不投了，转身走了。我立刻认出了他。不过你要明白，我不是一个人，我陪着一位女士，再说周围还有好多人，一个个瞪着眼看稀奇。所以不好走上前去，对他说一声：Wie geht's dir(1) ，巴赫曼？” (1) 　德语，你好吗 。 龙 他离群索居，住在一座石山中心深不见底的阴暗洞穴里，终日以蝙蝠、老鼠、霉菌为食。不过，偶尔也有探寻钟乳石的人或者好奇心重的旅行者钻进洞来，让他美餐一顿。另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其中一次是一个想逃脱司法审判的土匪，另一次是两条狗，被放进洞来探查此洞是否穿山而过。洞穴四周荒无人烟，岩石上白雪点点，瀑布发出冰冷的吼声。他是在几千年前破壳而生的，也许当时碰巧，出生的那一夜风雨交加，一道闪电劈开了那个巨卵——正因为如此，这条龙后来变得生性胆怯，缺少生气。还有个原因，其母之死也让他受到很大刺激……他母亲能口吐烈火，长期以来搅得四邻村庄惊恐不安。于是国王震怒，不停地派武士围剿她的老窝。她则经常吃掉他们，像咬核桃一般咬成碎块。但有一次，她吞下王室的胖厨师之后，便躺在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岩石上打起盹来。这时，大武士加农亲自上阵，一身铁甲，骑着身披银网的黑色骏马飞奔而来。可怜她睡意未尽，跳起身来，背上一红一绿两块肉团宛如篝火闪闪发光，有备而来的武士挥矛疾刺，穿透了她平滑雪白的胸口。她轰然倒地，顷刻间，那个胖厨师腋下夹着她那颗冒着热气的巨大心脏从那道淡红色的伤口中滑了出来。 藏在岩石后面的幼龙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切，从此以后，只要一想起武士就忍不住浑身发抖。他躲进了洞穴深处，从此没有出来过。就这样过去了十个世纪，相当于二十个龙的纪年。 不久之后他突然心气郁结，无法忍受……其实是洞穴里腐败变质的食物屡屡向肠胃发出凶猛的警告，害得他肚子轰轰直响，疼痛难忍。他决心出去，犹豫了九年后，终于在第十个年头下定了决心。他聚起力量，展开盘缩起来的尾巴，小心翼翼地缓缓爬出洞穴。 一出洞口，他立刻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黑色的岩石，经过最近一场大雨的冲刷，闪闪发光，阳光在满溢的山涧洪流中跳跃蒸腾，空气中弥漫着原野的芳香。他张大火红的鼻孔吸气，往下爬到山谷里。他的光滑小腹白得宛如一朵荷花，几乎挨着地面，两侧鼓起的绿色腰肌上满是深红色的疙瘩，背上坚硬的鳞片隐约如同一道锯齿形的火焰。背上突起两块红色的肉团，沿脊梁逐渐小下去，靠近抽动有力而又灵活的尾巴时，渐渐消失了。他头部光滑，透着绿色，长满疣痘的柔软下唇上挂满红肿的黏液泡，巨大的鳞爪留下深深的星状凹痕。 就在爬进山谷的那一刻，他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列沿着岩石坡面奔驰的火车。他的第一反应是高兴，因为他错把火车当作了一个可以和他玩耍的近亲。更有甚者，他认为在火车看上去坚硬的闪亮外壳下肯定是鲜嫩的肉。于是他追着火车跑了起来，脚下踩出空洞、潮湿的响声。他眼看就要捉住最后一节车厢美餐一顿了，不料火车驶进了一条隧道。龙停下脚步，将头挤进黑色的隧道，自己的猎物已经不见了，可是他怎么也钻不进去。他朝隧道深处打了两个火热的喷嚏，然后缩回头来，直腰坐下，开始等待——它既然进去了，说不定还会出来。等了好长时间后，他摇了摇头，继续前行。恰在此时，一列火车从黑暗的隧道里急驰出来，窗玻璃闪闪而过，一转弯便没了踪影。龙无可奈何地回头看了一眼，像举起一片羽毛一般抬起尾巴，继续前行。 夜幕降临，薄雾笼罩在草地上。几个回家的农民看见了这头巨大的野兽，像一座走动的山一般，吓得他们不敢动弹。高速路上飞驰的一辆小车吓得四轮爆裂，跳了几跳，翻进了深沟。可是龙照样前行，什么也没看到。远远传来人群聚集的强烈气味，这正是他要去的地方。蓝色夜空下，工厂的黑色大烟囱影影绰绰耸立在前方，镇守着一个工业重镇。 镇上有两位重要人物：奇迹烟草公司的老板和大头盔烟草公司的老板。两人势不两立，明争暗斗为时已久，以此为题足以写成一部宏大史诗。他们的竞争无处不在——广告颜色、销售技巧、产品价格、劳资关系，不过没人说得上谁更胜一筹。就在那个令人无法忘记的夜晚，奇迹烟草公司的老板在办公室里待到很晚。不远处的办公桌上堆着高高一摞刚刚印出来的新广告，准备天一亮由合作社的工人们拿到城里四处张贴。 忽然，一阵铃声划破了黑夜的宁静。不一会儿，进来了一个面容苍白、身形憔悴的人，右颊上长着一个牛蒡模样的瘤。老板认识此人：他是奇迹烟草公司在郊区开办的一家招牌酒馆的业主。 “都凌晨两点了，我的朋友。我能想到的你此行前来的唯一理由就是发生了闻所未闻的重大事情。” “情况正是如此。”酒馆老板说道，声音还算平静，但右颊上的那个瘤一直在抽动。以下便是他的报告： 他刚才打发走了五个喝醉了的老工人。他们肯定看到了外面有个什么特别奇怪的东西，因为他们一齐大笑起来——“哈哈哈，”其中一个粗声说道，“我肯定是喝多了，要不怎么会看到九头蛇怪，和传说中的一样大——” 酒馆老板还没来得及报告完，就听见一阵恐怖而沉重的嘈杂声音，还有人在尖叫。酒店老板走出来一看究竟。一个怪物，黑暗中像座潮湿的大山闪着微光，正在仰着头吞食一个大东西，吞咽时它发白的脖颈上依次堆起了层层小山。它吞咽完毕，舔舔嘴，全身摇摆，轻轻地躺在了大街中央。 “我看它肯定睡着了。”酒馆老板说，一根指头按住右颊上抖动的瘤。 奇迹公司的老板站起身，他的金牙闪动着灵感之光。一条活龙的到来所激发起的内心感觉只是一种时刻引导着他的强烈欲望——那就是一心要打败对手公司。 “有啦！”他叫道，“听着，我的好伙计，还有别的目击者吗？” “我觉得没有了，”对方答道，“人人都在睡觉，所以我才决定不叫醒任何人，就直接找你了。这样也省得引起恐慌。” 老板戴上帽子。 “太好了。拿上这个——不，不要都拿上，三四十张就够了——还有这个罐子，刷子也带上。走，你在前面带路。” 他俩出门走进沉沉夜色，很快就来到一条寂静的街上，据酒馆老板称，怪物就躺在这条街的街头。借着一盏街灯发出的幽幽黄光，他们先是看见人行道中央一个头朝下倒立的警察。后来才知道，此人夜巡时路遇怪物，惊恐之下一头栽倒在地，到现在还没有回过神来。奇迹公司的老板，块头力量赶得上大猩猩，将警察扶正，让他靠在灯柱上，然后朝龙走去。龙睡着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他刚才吞下去的人碰巧都是灌满酒水的醉汉，在他的牙关下噗噗冒汁，酒进了空肚子里便直接冲上了他的头，他也就带着幸福的微笑耷拉下了薄薄的眼皮。他前爪蜷缩在肚皮底下，街灯照在他隆起的双脊上，分外鲜明。 “架起梯子，”公司老板对酒馆老板说，“我要亲自贴广告。” 他在怪物发黏的绿色侧腹上选了几块平整之处，不慌不忙地在生着鳞片的皮肤上刷浆糊，然后贴上了大量的广告招贴画。带来的所有画片贴完后，他意味深长地跟勇敢的酒馆老板握了握手，咬着雪茄回家了。 第二天清晨是一个迷人的春天清晨，柔柔薄雾给它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紫色。突然街上变得热闹起来，人声嘈杂。大门窗户噼里啪啦纷纷打开，人群拥到街上，又汇入匆匆奔向某个地方的人流之中，还边跑边笑。大家看到的是一条活生生的龙，全身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无精打采地在沥青马路上啪啪漫步。有一张广告甚至贴在了他光秃秃的脑门上。“要抽就抽奇迹牌。”广告词蓝红相间，颇有创意。“只有傻瓜不抽奇迹牌。”“一抽奇迹烟，空气如蜜甜。”“奇迹，奇迹，真是奇迹！” 大家笑着说这的确是奇迹，怎么做成的？这怪物是一架机器？或是机器里藏满了人？ 这么热闹的场面并非龙之所愿，他觉得很不自在。吞进去的廉价酒此刻让他胃里难受，浑身无力，再不可能想到早餐。再说，他现在觉得很是丢人现眼——任何一种生物初次发现自己围在人群中间，难免心虚胆怯。坦白地说，他很想赶快回到自己的洞里去，但那样一走了之他会觉得更加丢人现眼——于是他就无可奈何地继续前行，从镇上走过。有几个人背部贴了标语，沿途保护他，以防好奇心重的人或者调皮的孩子们钻到他的白肚皮下，或者爬上他的高脊梁，或是拨弄他的鼻口。一路上音乐高奏，每一个窗户里都有人探出身来，看得瞠目结舌。龙身后是车队，排成了一条纵队，其中一辆车上瘫坐着这一天的英雄——奇迹香烟公司的老板。 龙谁也不看，只管往前走。这么热闹的场面因他而起，他想不明白，很是郁闷。 与此同时，在一间阳光明媚的办公室里，奇迹公司的对头——大头盔公司的老板双拳紧攥，在一张柔软似苔的地毯上大步走来走去。在一扇打开的窗前，站着他的女朋友，一个娇小的走钢丝杂技演员，观看着游行队伍。 “岂有此理！”大头盔公司老板反反复复地粗声喊道。他是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眼下垂着青灰色的松软眼袋。“这般胡闹，警方应该管管了……他用什么办法拼凑起这么个填充玩意儿的？” “拉尔夫，”杂技演员突然拍手叫道，“我知道你该怎么做了。我们杂技团有很多骑马武士，还有——” 她瞪着一双玩具娃娃一般、涂了厚厚睫毛膏的漂亮大眼睛，压低声音，热切地讲了她的计划。大头盔公司的老板听后眼前一亮，立马给杂技团经理打了电话。 “妥了，”老板说道，挂上听筒，“那东西是用充气橡胶制成的。我们倒要看看，狠狠刺它一下会留下什么东西。” 与此同时，龙已经过了桥，过了集市，过了让他想起一些痛苦往事的哥特大教堂。他沿着主干道一路向前，正要横穿一个大广场时，人群突然分开，一名武士出其不意地朝他冲来。这武士一身铁甲，头盔拉低护面，上插一支阴森森的羽毛，骑着一匹身披银网的笨重黑马。两旁走着手持武器的人——扮成男侍卫的女子——打着仓促设计的别致标语，上写“大头盔”，“要抽就抽大头盔”，“大头盔所向披靡”。装扮成武士的杂技团骑手手握长矛策马而行。但不知为何，马匹突然口吐白沫，连连后退，接着猛然后腿直立，重重地瘫坐在地。武士跌落在水泥路面上，发出哗啦一声响，令人想起好端端的盘子被全部扔出窗外的响声。可是龙没能看到这一幕。就在武士刚一动弹的时候，他就猝然停住了，接着急速转身，尾巴因转身一甩打倒了站在一家阳台上看热闹的两位老太太，然后踩踏着四散的人群落荒而逃。他一个跳跃就到了镇外，飞过田野，攀上岩石陡坡，一头扎进了他的无底洞穴。他全身瘫软，仰面躺倒在地，脚爪蜷缩，那颤栗不止的柔软白肚皮冲着山洞黑色的拱顶。他长长出了一口气，闭上惊恐的眼睛，死去了。 圣诞节 一 斯列普佐夫踏着渐渐变暗的雪从村里返回自家庄园，到了后在屋里一角坐下，坐在一把从来没人坐过的绒布椅子上。人在遭受巨大不幸后往往如此。葬礼结束后，你悲痛得摇摇晃晃，牙齿打战，泪水流得双眼模糊，帽子也掉在了地上。这时有人体贴亲切地安慰你，递给你掉了的帽子。他不是你的兄弟，而是一位偶然相识的人，一位你从没有过多注意过的乡下邻居，也不知姓甚名谁，平时没怎么说过话。没有生命的事物也可以说是同样的情形。乡下大庄园很少使用的侧翼都有小房间，任何一间里，哪怕是最舒适的或小得极其可笑的房间里，都会有冷僻的角落。斯列普佐夫眼下坐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冷僻角落。 房子的这一侧和正房之间由一条回廊连接，回廊上此时积满了我们俄国北方常见的大堆大堆的雪。正房只在夏天使用，眼下没必要启用它，所以不用生火。主人从彼得堡来，在这里只住一两天，睡在厢房里。厢房里取暖很简单，把白瓷砖炉子生起来就行了。 主人缩在屋角的绒布椅上，就像坐在医生的候诊室里一样。屋子在黑暗中晃晃悠悠地动，刚擦黑的天色一片幽蓝，透过窗玻璃上羽毛状的晶莹霜花闪了进来。贴身仆人叫伊万，魁梧健壮，不爱说话，新近剃了八字胡，现在的模样很像他故去的父亲，也就是庄园上的老管家。他端进来一盏油灯，修剪了灯芯，显得亮亮堂堂。他把油灯放在一张小桌上，不声不响地罩上粉红色的丝灯伞。突然间一面斜挂的镜子里映出了他照在灯光中的一只耳朵和剪得很短的灰白头发。然后他退了出去，房门吱呀一声低响。 斯列普佐夫抬起搁在膝上的一只手，缓缓地仔细观瞧。一滴烛油滴在两根手指之间，已经凝固在指间的薄褶上。他把手指叉开，那片小小的白色鳞片便裂开了。 二 一夜都是些荒唐的碎梦，与他的痛苦全不相干。第二天早晨，斯列普佐夫走出屋子，来到冰冷的露台上。地板在脚下发出打枪一般的脆响，靠窗的白漆椅子没有放软垫，彩色的窗玻璃投下影子，组成好看的菱形花纹。露台门刚开始还打不开，过了一阵才沉重地吱呀一声开了，闪闪的寒气扑面而来。门台阶上结了一层冰，上面撒了防滑的红沙子，颇像肉桂的颜色。屋檐下垂着粗冰棱，闪着绿莹莹的青光。小雪堆一个接一个，一直堆到厢房的窗子底下，把那个温暖的木头小屋紧紧地搂在它们寒冷的怀抱里。夏天是花坛的地方，现在变成了奶白色的土墩，稍稍高出门前平整的积雪。再往远处看去，便是花园外围的大片林木，每一根黑枝装点着银白的边，冷杉在厚实闪亮的落雪重压下似乎收紧了绿色的手掌。 斯列普佐夫脚蹬高帮毡靴，身着羊毛领皮里短外套，缓缓地沿着一条笔直的小径走过去。这条小径是园中唯一一条扫过雪的小径，通向远处看不真切的林地。他奇怪自己还活着，还能感知皑皑白雪，还能觉出冷气刺得门牙疼。他甚至注意到银装素裹的一丛灌木宛如一座喷泉，还注意到一个小雪堆的斜坡上一只狗留下了一溜藏红花色的印迹，划破了小雪堆的硬壳。再往前去一点，便是一座人行桥，桥柱露在雪外面，斯列普佐夫在这里停住了脚步。他拂去桥栏杆上厚厚一层蓬松的积雪，又伤心，又气恨。这座桥上夏天的情形历历在目。滑溜溜的厚木板上散落着柔荑花序，他的儿子走在上面，敏捷地抖开网兜，捕住了一只停在桥栏杆上的蝴蝶。晒黑了的草帽帽檐耷拉下来，永远消失了的笑容荡漾在帽檐下的那张脸上。腰带上挂着皮钱包，他一只手玩弄着钱包上的小链，一双光滑可爱的小腿被太阳晒得黝黑，穿着斜纹哔叽布短裤，脚上是在水里浸湿了的凉鞋，和平时一样高高兴兴地叉开腿站着。就在不久之前，还在彼得堡的时候，他发癔病时不停地念叨学校，念叨他的自行车，念叨一种东方大蛾子。之后他就死了，昨天斯列普佐夫护送灵柩来到乡下，葬进了村里教堂附近的家族墓地中——沉甸甸的棺木似乎带走了他的整整一生。 一片静寂，只有在晴朗寒冷的日子里才会如此静寂。斯列普佐夫高高抬起脚，踏上林间小径，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一个个青色的脚印深坑。树木银装素裹，白得令人惊奇。他穿过树林，来到花园尽头处，再往前就是小河。河面封冻，光溜溜一片银白，上面凿出了一个洞，洞附近有冰块闪闪发光。河对岸有几座小木屋，积雪的屋顶上冒着几缕笔直的粉红色炊烟。斯列普佐夫摘下羊皮帽，身子靠在一棵树的树干上。远处有农人砍柴，一记记斧声沉沉传向天空。在林间银色的淡雾之外，高悬在森森树木上方的太阳迎来了教堂十字尖顶平静的光辉。 三 午饭后他乘坐一辆高背的老式雪橇去了墓地。黑马驹的肚腹在寒风中扇动，发出响亮的噼啪声。低垂的枝叶像雪白的羽毛掠过头顶，前方的车辙闪着银白色的清辉。到了墓地，他在墓前坐了一个钟头，把一只戴着羊毛手套的手沉甸甸地搁在铁制的墓栏上，只觉得墓栏隔着羊毛发烫。回家后感到一丝淡淡的失落，好像刚才在墓地反而比在家里离儿子更远。这是因为在家里，儿子夏天穿着凉鞋跑来跑去留下的无数脚印还保存在积雪底下。 黄昏时分，一阵强烈的悲痛袭来，他吩咐打开正屋门。门带着一声沉重的哭泣打开了，前厅横着一根铁杠，里面飘出来一股冷气，比较独特，不像冬天的严寒。斯列普佐夫从守夜人手里接过装有铁皮反射镜的油灯，独自走进屋去。镶木地板在他脚下发出吱吱的怪响。黄黄的灯光落满一个又一个房间，罩了白布套的家具显得如此陌生。天花板下本来是一盏叮当作响的枝形吊灯，现在套着一个不声不响的口袋。斯列普佐夫的巨大身影从整个墙面上漂浮而过，只见身影伸出一只胳膊，停在几个灰色的方框上方。方框上挂着布帘，罩着几幅油画。 他走进儿子夏天当书房的那间屋子，把油灯搁到窗台上，不小心碰破了指甲。虽然窗外是茫茫夜色，但他还是打开了可以折叠的百叶窗。油灯轻轻冒着烟，黄色灯苗映在蓝色的玻璃上，他长着胡须的脸也暂时显现出来。 他坐在没摆任何东西的书桌前，冷峻的目光从紧皱的眉头下抬起，打量眼前的陈设：淡白的墙纸，周围是淡蓝色的玫瑰花环；一个像办公室文件柜一样的窄柜，从顶到底全是可以滑动的抽屉；一张长沙发和两张扶手椅都蒙着布套。突然间他的头垂向桌面，全身不声不响地狂抖起来，先是将嘴唇紧贴在落满灰尘的冰冷桌面上，随后又将泪水浸湿的脸颊贴上去，两手紧紧抓着书桌靠里边的两个角。 他在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几块铺平蝶翅的木板，一些黑色的大头针，一个英国的铁皮饼干盒，里面放着一只异域的大蛹茧，这东西当年价值三卢布。它摸起来像纸一般，似乎是一片卷起来的枯黄树叶制成的。儿子在病中一直惦记着它，后悔把它留在了乡下。不过他又安慰自己，心想包在茧里的蝶蛹也许是个死东西。抽屉里还发现一只扯破了的捕蝶网，是一个塔勒坦布织成的口袋，缝在一个可以折叠的环口上（口袋的薄纱还散发着夏日艳阳下的青草气味）。 后来他开始一个一个地拉开立柜的抽屉，边拉边哭，身子越弯越低。每个抽屉上都盖着一块玻璃，玻璃下整整齐齐摆放的蝴蝶标本在昏暗的油灯照耀下像丝绸一般闪闪发亮。就是在这里，在这间屋里，在那张书桌上，他的儿子曾处理他捕获的蝴蝶。先是铺平蝴蝶的翅膀，弄死蝴蝶后，小心地用大头针别在软木垫底的摆置板凹槽中，凹槽之间的距离可以用小木条调整。然后压平还没有僵硬的蝴蝶翅膀，用别上大头针的纸条固定住。这些蝶翅如今早已干了，也移到了柜子里——有好看的燕尾凤蝶，有色彩绚烂的黄蓝斑纹蝶，有各种各样的豹纹蝶，还有一些被制作成仰躺的姿势，以展示其珠母色的腹底。儿子经常念叨它们的拉丁学名，有时候念一个得意地低哼一下，有时候念一个不屑一顾地往旁边撇撇嘴。蛾子啊蛾子，第一次念它们的拉丁学名已是五个夏天以前的事了！ 四 月光照着烟蓝色的夜空，薄云在天空飘荡，不过没有遮掩皎洁的寒月。朦朦寒霜中的树木在雪堆上投下沉沉暗影，雪堆这里那里闪着微光，时不时像金属一般闪烁。在装饰豪华、供暖充足的厢房里，伊万曾移来一棵两英尺高的冷杉，栽在一个陶土花盆里，摆在桌子上。斯列普佐夫从正屋过来时，伊万正在往十字形的树尖上绑蜡烛。斯列普佐夫冻得全身僵硬，腋下夹着一只木匣，两眼通红，一边脸颊上还留着书桌桌面上印下的斑斑灰尘。他一见桌上的圣诞树，茫然问道：“这是干什么？” 伊万接过木匣，老练地低声答道：“明天要过节。” “不要它，拿走。”斯列普佐夫皱皱眉说道，心里却在想：今晚会是圣诞夜？我怎么就忘了呢？ 伊万婉言劝道：“这树又绿又好看，就让它放一阵儿吧。” “请拿走。”斯列普佐夫又说一遍，朝他带来的那个匣子俯下身去。他把儿子的东西都收集起来放进这个匣子中了——有可以折叠的捕蝶网，放梨形蛹茧的铁皮饼干盒，铺平蝶翅的木板，装在漆盒里的大头针，还有蓝色笔记本。笔记本的第一页已撕去了一半，剩下的半页上是一次法语听写的部分内容。后面便是每日的记载，捕到的蝴蝶的名称，还有其他事项： “走过沼泽，远至博罗维奇村……” “今天下雨。大雨。和爸爸下跳棋。后来读了冈察洛夫的《战舰游》，一本极其乏味的书。” “今天热得出奇。傍晚骑自行车。一只蚊蝇撞进我眼里。故意骑到她家别墅附近，去了两次，却没见到她……” 斯列普佐夫抬起头，仿佛吞下了一大块灼热的东西。儿子这是在写谁呢？ “又像往常那样骑自行车，”他继续往下看，“我们几乎四目相对。我的宝贝，我的爱人……” “真是不可思议，”斯列普佐夫低声说道，“我再也无从知晓了……” 他又低头往下看，如饥似渴地读孩子稚气的手忽高忽低、歪歪斜斜写下的文字。 “今天见了一只新品种的坎伯韦尔美人蝶。这意味着秋天到了。傍晚下雨。她可能已经走了，我们还未曾相识。别了，我的宝贝。我觉得特别悲伤……” “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呀……”斯列普佐夫一手搓着前额，竭力回忆。 最后一页上是一幅钢笔画，画的是一只大象的后面——两条柱子一般的粗腿，两只耳朵垂下的尖角，还有一条小尾巴。 斯列普佐夫站起身，摇摇头，再一次控制住悲痛欲绝的哭声。 “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抽抽搭搭地哀叹道，接着又说了一遍，比刚才说得更缓慢，“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明天是圣诞节，”他突然想了起来，“我却要死了。当然了，就这么简单。就在今夜……” 他抽出手帕擦擦眼睛，擦擦胡子，擦擦脸颊。手帕上留下道道污痕。 “……死去。”斯列普佐夫轻轻说道，像说完好长一句话似的。 时钟嘀嘀嗒嗒。蓝莹莹的窗玻璃上结满了霜花。打开的笔记本亮亮堂堂地摊在桌子上，旁边放着捕蝶网，灯光透过捕蝶网的细纱布照在打开的铁皮饼干盒的一角上。斯列普佐夫双目紧闭，产生了一种转瞬即逝的感觉，感到尘世的生活摆在他眼前，无遮无盖，一览无余——因充满悲伤显得可怕，因毫无意义令人心灰意冷，到头来毫无结果，不可能出现奇迹…… 就在此刻，只听见突如其来啪的一声响——一声细细的轻响，像是绷紧的皮筋突然断裂。斯列普佐夫睁开眼睛。原来是铁皮饼干盒里的那个蛹茧从蛹尖上破裂开来，一个皱皱巴巴的黑东西，有小老鼠那么大，正在沿着桌子上方的墙往上爬。它停下了，六只黑茸茸的爪紧紧贴在墙面上，身子开始很奇怪地颤动。它是从那个蝶蛹里破茧而出的，原因是一个悲痛欲绝的人把一个铁皮盒子带到了他的暖和房间，而暖气穿透了那个紧紧包着它的枯叶一般的丝茧壳。它等待这一时刻已经很久很久了，早已形成蓄势待发之势，一旦破茧而出，便缓缓地、神奇地成长起来。渐渐地，它尚带皱褶的薄翅和毛茸茸的翅边显露出来，扇状的翅脉也随着空气的充入越来越坚实。不知不觉间它变成了个有翅膀的东西，如同一张日益成熟的脸不知不觉间变得漂亮了一样。它的双翅——还很脆弱，还带着湿气——眼看着在长，在伸展，眼看着就长成了上帝为它们设定的尺寸。再看那墙面上爬着的已不再是一个生命的小不点，已不再是一只黑乎乎的老鼠，而是一只硕大的蛇头蛾，和那些在印度的暮色中像鸟一样绕着油灯飞来飞去的大蛾子差不多。 它那厚实的黑翅，每一片上有一个亮闪闪的眼状斑点，还有一朵淡紫色的花，轻拂着黑翅钩子一般的翅尖。只见它几乎像人一般陶醉在温柔的幸福中，然后猛一使劲，展翅而去了。 一封永远没有寄达俄国的信 我那远方的美丽、亲爱的人，我以为你我分离八年多来，昔日的一切你都无法忘记，只要你还能记起我们逃学到苏沃洛夫(1) 博物馆相会时那个一点也不管我们的满头灰发、身穿天蓝色制服的门卫。那是彼得堡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们去的那地方落满灰尘，非常小，太像一个精致的鼻烟盒了。就在一座士兵蜡像的背后，我俩有过多么热烈的拥吻啊！过后，我们从那古老的灰尘中出来，塔夫里切斯基公园里银色的亮光照得我们多么晕啊！彼得堡一条大街的中央立着一个稻草扎制的德国士兵模型，士兵们摇摇摆摆走在结冰的地面上，一声号令，便扑向前去，举起刺刀插入那个模型的小腹，同时发出热烈欢快的低吼声，听起来多么奇怪啊！ 是的，我知道自己在以前的信里发誓不再提起过去，尤其是不提我俩共同经历过的琐事。我们这些流亡在外的作家按说应高度重视笔下话语的纯正性，然而，我在这里起笔几行，就违背了这一点，致使话语纯正性荡然无存，也让那些沉重话语影响了你轻松怀旧的雅兴。亲爱的，我真的不愿对你说起过去。 现在是夜晚。每到夜晚，人才会特别专注地观察物体的静默状态——油灯、家具、装在相框里摆在书桌上的照片。看不见的水管里时不时传来流动不畅的汩汩水声，就好像房子的嗓门上涌来呜咽声。晚上我常出去散步。街灯映在柏林潮湿的沥青马路上，光影缓缓流动，路面就像是涂了一层薄薄的黑色油脂，起皱的地方存下了小小水坑。零零星星的火警报警器上闪着暗红色的光。电车车站旁立着一个装满液体的玻璃柱，闪着黄光。不知为何，每当深夜空荡荡的电车从街角拐弯驶来、呼啸而过时，我心中总会涌起一种既幸福又忧伤的感觉。从车窗望进去，一排排棕色的电车座位在明亮的灯光下清晰可见，车上只有一个售票员，斜挎着一个小黑包，在座位间独自来来去去。每当向电车行驶相反方向走动时，他就会摇摇摇摆摆，看上去有点紧张。 我在这幽静、漆黑的街道上漫步时，喜欢听到有人回家的声音。尽管夜色中看不见那人，也事先不知道哪一家的大门会有了动静，迎接开门的钥匙。可我听得见钥匙转动的声音，门旋即开了，推住稍停片刻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里面又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离开房门玻璃窗很远的门厅深处闪起柔和的灯光，持续了不同寻常的一分钟。 一辆小轿车驶过，打出两道湿漉漉的光柱。是一辆黑色轿车，车窗下有一道黄色条纹。粗哑的喇叭声灌入黑夜耳里，车影从我的脚下掠过。直到现在，街上都是空无一人——只有一只老狗，爪子轻轻敲打在人行道上，好像极不情愿地陪着一位没戴帽子、打着伞、无精打采的漂亮姑娘出来散步。姑娘从一个暗红色灯泡底下走过去（灯泡在她左侧，就在火警报警器的上方），伞面上唯一一块绷紧的黑幔变成了潮湿的红色。 拐过弯，远处人行道上——太出人意料了！——一家电影院的大门如镶了宝石一般流光溢彩。进门一看，长方形的月白银幕上能看到或多或少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哑剧演员。这时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女孩的特大脸盘，一双亮闪闪的灰色眼睛，黑色的嘴唇上几道裂缝闪闪划过。画面渐次放大，女孩凝望着昏暗的放映大厅，一行长长的晶莹泪水奇妙地从腮边滚滚而下。有时候（真是神奇一刻！）银幕上会出现真实的生活场面：突然聚起的人群，波光粼粼的水面，一棵无声无息却看上去沙沙作响的树，让人觉察不出那是在拍电影。 再往前走，来到广场一角，一个身穿黑皮衣的矮胖妓女缓缓地走来走去。她偶尔会在一个光线刺眼的商店橱窗前驻足观望，橱窗里有一个蜡制的红唇模特，向夜色里的过客们炫耀着身上如水般湿润流淌的翠绿长裙和桃红色的鲜亮丝袜。我喜欢观察这位文静的中年妓女，只见一个留着八字胡须的老男人朝她走去，先从她身旁走了过去，然后回头望了两眼。他是这天上午从帕彭堡来此办事的。她会不慌不忙地带他去附近的一栋楼房。那栋楼在白天和周围的楼房没什么两样，都是普普通通的建筑。楼房没有亮灯的前厅里有个老门卫，彬彬有礼，但面无表情，彻夜守候在那里。一截陡峭的楼梯顶端站着一位同样面无表情的老太太，她会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打开一间空房并收取入住费。 对了，你知道吗，当火车从街道上方的桥上急驰而过时，所有的车窗灯火通明，传出欢声笑语，那是多么热闹的景象啊！那火车也许只驶往郊区，可就在那一瞬间，漆黑一片的桥下原本黑暗的世界充满了强有力的金属乐，令我不禁浮想联翩：我在平静地、轻松愉快地等着办理签证手续，一旦盖好额外的几百个印章后，我就可以踏上奔往阳光大地的旅途。 我心情实在轻松，有时候甚至喜欢看人们在当地的咖啡馆里跳舞。我的许多流亡同伴义正词严地（愤慨之余也有一丝快乐）指责这些时下流行的丑恶现象，包括流行舞。不过流行时尚是人类平庸能力的创造物，也算生活的一个层面，平等的庸俗化身，那么，谴责它也正意味着平庸也能创造出值得关注的东西，不论那是一种政府形式还是一款新发型。当然了，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舞其实压根就不现代：它们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的督政府时期，那时的妇女和现在的一样，衣服就是紧贴皮肤而穿，乐手也是黑人。流行时尚每个世纪都有：十九世纪中叶几乎清一色地流行拱形裙，后来烟消云散，代之以紧身裙和贴面舞。我们跳的那舞，毕竟是极其自然、极其纯真的。有时候——在伦敦的舞厅——单调中体现着完美的优雅境界。我们都记得普希金这样描述过华尔兹：“单调而又疯狂”。万事莫不如此，道德堕落也不例外……这里有我在达格利寇侯爵(2) 的回忆录中读到的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小步舞更颓废的了，可在我们的城市里，大家都认为跳这种舞是无伤大雅的。” 所以说，我喜欢看在咖啡厅里跳舞的人，再次借用普希金的一句话：“他们一对一对地婆娑而过。”眼妆画得很有趣，闪烁着最简单的人间快乐。穿着黑色裤子和浅色长筒袜的腿相互碰撞。脚步来回转动。与此同时，门外等候着我忠实的、孤独的黑夜和它潮湿的影子，还有喇叭鸣响的汽车，滚滚的寒风。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远在城外的俄罗斯东正教墓地上，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自杀于最近去世的丈夫坟前。第二天上午我恰巧路过，守墓人——一位严重残疾的老兵，参加过邓尼金战役——架着一副他身子每动一下就嘎吱作响的拐杖，走过来指给我看老太太上吊的白色十字架，还让我看依然粘在上吊绳着力之处的几缕线丝。他轻轻说：“是一根崭新的绳子。”不过，最神秘、最迷人的还是老太太留在墓基旁湿地上的月牙形脚印，小得就像小孩子的脚印一般。“她踏踩了一点点墓园，可怜的人，不过除此之外，园中没有任何弄脏弄乱的地方。”守墓人平静地说道，瞥了一眼那些残留的黄线丝和陷下去的小小脚印。我突然间意识到，哪怕是死亡，从中也能看到天真的微笑。也许，亲爱的，我写这封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告诉你人生也有如此简单、如此温柔的归宿。柏林的夜色也这般简单温柔地消融了。 听着，我现在感到如愿以偿般的快乐。我的这种快乐是一种挑战。每当我漫步在街头、广场和运河旁的大道上，恍惚感到潮气从疲惫的双脚直舔上来，我骄傲地带着我那不可言说的快乐。几百年将会匆匆而过，那时的学童会对着我们所经历的沧桑巨变直打哈欠。一切都会过去，可是我的快乐，亲爱的，我的快乐将会永存：在街灯潮湿的倒影里，在小心地拐了个弯下到运河幽幽水中的石头台阶上，在一对对舞伴的微笑里，在上帝慷慨安排在人类孤寂周围的万物中。 (1) 　Alexander Suvorov（1730—1800），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常胜将军，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战略家，一七九九年被沙皇授予俄国大元帅军衔。 (2) 　D'Agricourt，法国著名酒庄玛歌庄园的历任园主之一，法国大革命期间流亡海外。 斗 清晨，如果阳光诱人，我就会离开柏林去游泳。在电车终点站，一个绿色长凳上，坐着电车司机们，一个个又矮又壮，穿着大号笨头鞋。他们在抽烟休息，时不时搓搓满是金属味的大手，看一个围着皮围裙的男人浇灌附近铁轨沿线盛开的蔷薇。水从闪亮的软管中喷涌而出，形成一幅柔软的银色扇面，时而在阳光里飞舞，时而平稳地喷洒在突突抖动的灌木丛上。我把毛巾卷起来夹在腋下，从他们身边走过，大步流星地向树林边走去。松树长得密密实实，树干细长，越往下越粗糙，颜色也越深，越往上颜色则越嫩。斑驳陆离的阴影落在树干上，如树斑一样。树下的衰草里落满报纸的碎片和阳光的碎片，二者似乎互为补充。忽然，头顶露出一线晴空，将树林分成两半，我沿着银色的沙浪一路向下来到湖边。湖边上游泳者嘈杂的声音此起彼落，一个个黑色的脑袋在一片平滑闪亮的水面上忽上忽下。倾斜的沙滩上满是仰卧或俯卧的人体，尽可能让每一块皮肤都晒上太阳。有些人的肩头上粉红色的小疹子还未褪去，另一些人则全身闪着古铜色，要么已晒成奶油浓咖啡色。我一到就立即脱去衬衫，融化在阳光博爱的柔情里。 每天上午，准准九点时，我身旁就会出现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男人。他长着罗圈腿，穿着半军装式的夹克衫和长裤，大秃头被太阳照得红光锃亮。他随身携带一把乌黑的雨伞和一个捆绑整齐的包袱，这个包袱很快就分解成一条灰毯、一条沙滩浴巾和一摞报纸。他细心地将毯子铺在沙滩上，脱去衣服，露出事先穿在长裤底下的游泳短裤，调整好身体，舒舒服服地躺在毯子上。伞也在头上方调好角度，只让脸遮在阴凉里，然后看起报纸来。我用眼角的余光观察他，注意到那两条结实弯曲的腿上长满了卷曲的黑色长毛，宛如梳子梳理过一般，圆鼓鼓的肚皮上那个深陷的肚脐眼犹如一只向天凝望的眼睛。我饶有兴味地猜测着如此喜好日光浴的他会是怎样一个人。 一连几个小时，我俩懒洋洋地躺在沙滩上。夏日掠过晴空的云彩就像是沙漠里起伏穿行的商队——有骆驼形状的云，有帐篷形状的云。太阳老想在朵朵云彩间悄悄露脸，可是云彩总是舒展花边，将太阳遮蔽。这时光线暗下来，接着太阳又现光辉，不过先照亮的总是对岸——我们留在千篇一律、没有色彩的阴影里，对岸则已经洒满了温暖的阳光。松树的影子在沙滩上慢慢生长，小小的裸体人影如阳光塑成的轮廓般闪现。突然，那光辉也笼罩了我们这一边，仿佛一只巨大的眼睛愉快地张开。我跳起身来，踩着微微发烫的灰色沙滩朝湖水跑去，扑通一声跳了进去。稍后，在炽热的阳光下晒干身子又是多么舒畅啊！那感觉就像是太阳用隐秘的双唇贪婪地吮吸着留在我身上的凉凉水珠！ 这时，轮到我的德国同伴下水了。他啪的一声收起伞，两条罗圈腿小心地抖动着，朝湖边走去。到湖边后，他和老年游泳者一样先淋湿头部，而后挥动双臂游了起来。一个糖果小贩沿湖岸走了过来，叫卖着他的商品，另外两个身穿泳衣的人拎着一桶黄瓜匆匆走过。在我前后左右晒太阳的人都是些有点粗野、体型好看的人，他们巧妙地模仿起小贩简洁有力的叫卖声。一个裸身的幼儿，全身沾满黑色湿沙，摇摇摆摆地从我身边走过，他的小鸡鸡在他又胖又笨的小腿间跳来跳去，煞是有趣。他年轻迷人的妈妈就坐在近旁，半裸着身子，衔着发卡梳理一头长发。再远一点，树林边上，一群古铜色肌肤的年轻人玩着一种激烈的接球游戏。他们单手猛掷手中的大球，好像古希腊掷铁饼者流芳百世的姿势在他们身上复活了。一阵清风吹过，松树林沙沙作响，犹如古代雅典城内的欢呼之声。我恍惚觉得，整个世界就如同那只坚硬的大球，被掷出了一个奇妙的弧，飞落到一个裸体的异教神灵手中。与此同时，一架飞机从松树林上方呼啸而过，那帮皮肤黝黑的投掷手中有一个停下了游戏，抬头仰望，看着一对蓝色的机翼哼着欢快的奇妙小曲朝太阳飞去。 我希望把眼前这一切给我这位德国同伴讲讲。他刚刚出水，回到沙滩上躺下，张大嘴喘着粗气，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他老是听不懂我的话，惟一的原因就是我德语词汇不够。尽管如此，他仍然对我报以微笑。那一笑，整个人都笑了一般，连同他闪闪发亮的秃头顶、浓密的黑胡须、中间长了一溜毛发的滑稽大肚子，统统笑了起来。 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我总算知道了他的职业。那是一天黄昏时分，汽车的喧嚣声开始减弱，叫卖车上堆积如山的橘子披上了南方蓝天的亮色。我碰巧在一个偏远区闲逛，随便走进一家小酒馆，想喝上一杯，解解城市流浪汉都熟悉的傍晚之渴。我那位乐呵呵的德国同伴就站在灯光闪烁的吧台后面，从龙头上接下一股喷出来的黄色酒液，用一个木头小刮刀刮去了泡沫，杯子注得不能再满了。一个魁梧笨重的货车司机，蓄着好大一把灰色胡须，靠在吧台上，看着龙头，听着啤酒马尿般的嘶嘶流淌声。老板抬起眼来，友好地咧嘴一笑，也给我倒了杯啤酒，叮当一声把我给的硬币投进了抽屉。他身旁站着一个金发姑娘，身穿花格连衣裙，露出尖尖的胳膊肘，一边清洗酒杯，一边拿一块干布敏捷地擦干杯子，擦得杯子吱吱作响。就在那天晚上，我知道她是他的女儿，名叫埃玛，家里姓克劳泽。我在一个角落坐下，开始慢慢饮用发白的淡啤酒，品尝它略带金属味道的余味。小酒馆很普通——墙上贴着两张啤酒广告，挂着鹿角，天花板又低又黑，挂满彩色花纸，像是节日过后的遗留物。离吧台远点的架子上，酒瓶闪闪发光，架子上方悬挂着一个老式小屋状的布谷鸟钟，嘀嗒声煞是响亮。铸铁炉子上的环状管子沿墙而上，最后折进了头顶上五颜六色的花纸中。结实的桌子上没有铺桌布，上面摆着卡纸板做的啤酒杯杯垫，杯垫上脏兮兮的白颜色煞是显眼。其中一张桌边坐着一个犯困的男人，脑后堆满因贪吃而累积起来的层层肥肉，还有一个牙齿很白、闷闷不乐的小伙子，看模样不是个排版工就是个电工。两人正在掷骰子。酒馆里平静祥和，只有时钟不停地把时间分割成枯燥的小块。埃玛把手中的杯子碰得叮当响，眼睛一直盯着角落里的那面镜子。一则广告上的金色印字将镜子一分为二，里面映出了那个电工模样的小伙子的清晰轮廓，他一只手正举着一个装有骰子的黑色锥形杯。 第二天上午，我再次走过那些结实高大的电车司机，走过水管喷涌而出的银色扇面，扇面上时不时浮起一道绚丽彩虹。我再次来到阳光灿烂的沙滩上，发现我的德国同伴克劳泽已经躺好。他从伞下探出淌汗的脸，说起话来——说了湖水，也说了热浪。我躺了下来，侧脸闭目避开阳光，再次睁开眼时，发现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淡淡蓝色。突然，湖畔路边阳光斑驳的松树林里开出了一辆小货车，一名警察骑着自行车紧随其后。货车厢里一只被抓来的小狗躁动地乱转，拼命狂叫。克劳泽抬起身来，高声叫道：“大家小心，捕狗人来了！”立即有人应声，一个传一个，绕着湖湾传开了，速度远远超过了捕狗人。得到警报的养狗人纷纷朝各自的狗跑去，匆匆给狗戴上口套，扣紧拴狗皮带。克劳泽乐呵呵地听着传递报警的声音渐渐远去，友善地冲我眨眨眼，说：“好啦，车上那只也就是他能抓到的最后一只了。” 我开始成为克劳泽酒馆的常客。我特别喜欢埃玛——喜欢她裸露的双肘、灵敏的小脸、平淡无奇的温柔双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她看着自己情人的样子——情人就是那个电工，懒洋洋地靠在吧台上。我从侧旁观察过他：嘴角的皱纹显得凶狠又歹毒，眼神闪着狼一般的光，凹陷的下巴很久没剃，满是青色的短髭。他和埃玛说话时，坚定不移的目光似乎就要刺穿她，埃玛也明白他的心意，充满爱意地回望着他。她半张着苍白的双唇，边听边信任地点头，这情形看得坐在角落里的我心情欢畅，觉得又幸福，又喜悦，就好像是上帝向我证实了灵魂的不朽，或是我的作品得到某位天才的赞赏。我还深深记得电工的那只手，湿漉漉的，沾着啤酒沫，拇指紧扣着酒杯，黑色的大指甲盖中间有一道裂纹。 我最后一次到那里的那个晚上，我到现在还记得，天气闷热，孕育着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后来果然狂风四起，广场上的人们纷纷奔向地铁入口。地铁外面灰沉沉一片昏暗，狂风撕扯着衣襟，如同画作《庞培的毁灭》中的情景。老板克劳泽在昏暗的小酒馆里感到燥热，便解开领扣，和两个伙计一起闷头吃晚饭。天色渐晚，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窗棂上，那电工正是这时候来了。他浑身淋湿了，冷得发抖，一看埃玛不在吧台，便恼怒地嘟囔了几句。克劳泽没有吭声，继续吃一截灰石头颜色的腊肠。 我感到要发生非同寻常的事了。我已经喝了很多酒，但我的灵魂——我那充满渴望、目光敏锐的内心世界——盼着看上一场好戏。起因其实很简单。电工走进吧台，很随意地从一个扁酒瓶里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然后一饮而尽，抬起手腕擦擦嘴，一拍帽子，朝门口走去。克劳泽把刀叉交叉放在盘子上，高声叫道：“慢着！酒钱二十芬尼(1) ！” 电工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了，他回过头说：“我以为到这里就是到家了。” “你是不打算付钱了？”克劳泽问道。 埃玛突然从吧台后面的挂钟底下钻了出来，看看父亲，又看看恋人，愣住了。她头顶上的布谷鸟从窝里跳了出来，又退了回去。 “别管我。”电工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走了出去。 克劳泽突然身手异常矫健，一个箭步跟了上去，呼地一下拉开了门。 我一口喝完剩下的啤酒，也追了出去，只感到外面一阵潮湿的风舒适地扑在脸上。 他们两个站在雨光粼粼的昏暗人行道上，怒目相向，高声对骂。两人骂声越来越高，说的话我基本上听不清楚，只有一个词反复出现，听得清清楚楚：二十，二十，二十。路上已经有人停下来看这场争吵——我自己更是入迷一般，街灯的反光闪在两张扭曲的脸上，克劳泽露在外面的脖子上暴起青筋。不知为什么，眼前的这一幕突然让我想起自己经历的一次激烈打斗。那是有一次在一个海港潜水时和一个黑甲虫一般的意大利人打了起来，不知怎么的我一拳就打进了他嘴里，把里面湿漉漉的皮肉连撕带扯，好不凶狠。 电工和克劳泽的骂声越来越大。埃玛从我身边溜过去，又站住了，不敢靠近，只是拼命地喊：“奥托！爸爸！奥托！爸爸！”她每喊一声，围观的一小群人中便毫不意外地发出一阵从容的咯咯笑声。 两个男人已经开始拳脚相向了，劈头盖脸，记记重拳。电工出拳一声不吭，克劳泽则每打一下闷闷地短吼一声。奥托干瘦的背弯了下来，一只鼻孔里流出了黑乎乎的血。他猛一使劲，想抓住那只不停地击在他脸上的重拳，但没有成功。只见他摇摇晃晃地脸朝下摔倒在了人行道上。围观的人们朝他跑过去，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记起自己把帽子忘在了餐桌上，便回去取。酒馆里出奇地明亮，安静。埃玛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头伏在伸展开的胳膊上。我走上前去，摸了摸她的头发。她抬起满是泪水的脸，又垂下头去。我小心地吻了吻她散发着厨房气味的柔软发丝，拿上帽子走了出去。 街上，人群依然没有散去。克劳泽喘着粗气，就像刚从湖水中出来的那样，在向一位警察解释着什么。 我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在这件事中究竟谁对谁错。这个故事也可以来个别样写法，以饱含同情的笔墨大写一个女孩的幸福如何毁于一块铜板，埃玛如何哭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才昏昏睡去，梦中又如何再次看见父亲殴打自己恋人时那张狂怒的脸。要么就是这样的：人的悲伤欢乐也许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阴暗和光明可以同时在一个大活人身上上演，多少琐事可以和谐共处于特定的某一天、特定的某一时刻，共处的方式又是那么独特，别无二致。 (1) 　德国旧时硬币，一百芬尼等于一马克。 乔尔布归来 凯勒夫妇走出歌剧院时，夜已深了。在这座安静的德国城市里，空气似乎不带色彩，教堂倒映河中，涟漪荡起，倒影轻轻流动，就这样动了七个多世纪。瓦格纳是该城的一道休闲大餐，喜欢音乐的人百吃不厌。听完歌剧，凯勒领着妻子去了一家豪华的夜总会，那里的白葡萄酒远近闻名。过了凌晨一点钟，他们的小轿车这才不合时宜地亮起车里的灯，快速驶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停在一幢不大却很体面的私人住宅的小铁门前。凯勒是位壮实的德国老先生，长得很像保罗·克鲁格大叔(1) 。他先下车，站在人行道上，在街灯昏黄的暗光里，树叶投下一轮轮的影子，在人行道上抖动。接着是他妻子下车，先放下一条粗腿，然后从车里爬出来，灯光马上照亮了他的衬衣硬领和他夫人衣服边上喇叭形的小饰珠。女仆在门廊上迎接他们，压低惊恐的声音告诉他们乔尔布来过，这事惊得她到现在都平静不下来。凯勒太太长着一张又胖又圆的脸，总是面色红润，这样的容颜多少和她出身俄国商人家庭相一致。现在一听女仆的禀报，她急得满脸通红，脸上的肉也抖了起来。 “他说她病了？” 女仆压低声音说得更快了。凯勒伸出他厚实的手掌捋了捋满头银发。他的脸盘比较大，上嘴唇长，皱纹深，有点猿猴模样，现在眉头紧蹙，更显得老相。 “我可等不到明天，”凯勒太太自言自语道，拖着沉重的脚步在一个地方转圈，边转边摇头，还伸手去揭罩在她赤褐色假发上的纱网，“我们立刻到那里去。天啊，天啊！难怪足足一个月没来一封信。” 凯勒一把撑开折叠礼帽，用地道的、略带喉音的俄语说：“这人疯了。她病了，他怎么还敢再一次把她带到那个龌龊旅馆去？” 不过，他们以为他们的女儿生了病，那当然就错了。乔尔布之所以对女仆这么说，是因为这么说容易一些。实际上他是只身一人从国外回来的，回来后才意识到，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必须说清楚他的妻子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写信将妻子之死禀告岳父岳母。要说清楚实在太难了。他怎能说他宁愿独自承受痛苦，不愿受外人干预，也不愿让任何人分担自己的痛苦？在他看来，她的死太罕见了，几乎是闻所未闻的意外事件。在他看来，她的死再纯洁不过了。一股电流击倒了她，这种电流要是通到玻璃灯泡里，就会产出最纯洁、最明亮的光。 春季里的一天，在离尼斯十多公里的白色公路上，有一根被暴风雨刮倒的电线杆，她笑着摸了一下上面依然带电的电线。从那一天起，乔尔布的世界不再是有声有色的了。他的世界离他而去，就连抱起尸体赶去最近的村子也似乎是件多此一举的陌生事情。 她只好在尼斯就地安葬，害肺痨的牧师甚是讨厌，一个劲地逼问详情，却啥也没问出来：乔尔布的反应只是疲惫地笑笑。他整天坐在满是小石头的海滩上，捧起一把五颜六色的小石子，让石子从一只手滑落到另一只手。后来他没等到妻子的葬礼，就突然回了德国。 他沿着他和妻子蜜月旅行的相反路线回国，一路上把原来去过的地方又去了一遍。他们在瑞士过的冬天，现在那里的苹果花已经快要开败，但他除了旅馆，啥都认不出来了。至于黑森林地区，他们去年秋天曾到那里远足，现在料峭的春寒也没遮挡住他的记忆。在南方的海滨，他再次寻找那颗独特的圆石头，通体黑色，中间有道白色的小腰带。他俩最后一次散步之前，她曾捡起这石头给他看过。现在，他尽力沿途寻找她留下惊叹的地方：一座外形奇特的悬崖；一间农舍的屋顶，上面盖了一层银灰色的铁皮；一株黑色的冷杉树；一道白色激流上的人行小桥。还有一样东西，大家倾向于看成一种预兆：两根电线，挂着雾气凝成的小水珠，一张蜘蛛网呈放射状挂在中间。她陪着他，小靴子走得很快，两只手一刻不停地动——要么从灌木上扯下一片树叶，要么摸一下路边的石壁——轻盈、欢快的手，不知停歇的手。他看见她那娇小的脸庞，长着密密麻麻的黑色雀斑，也看见她那双大眼睛，淡淡的绿色，宛如被海浪冲刷得平平整整的玻璃碴儿那么晶莹。他心想，要是能把他俩一起看过的所有小东西都收集起来——这样他就能把逝去不久的事情重塑出来——那么她的形象就会永生不灭，她就等于永远活着。只是一到夜里，漫漫长夜让他忍受不了。一到夜里，她就莫名其妙地突然出现，吓得他毛骨悚然。他一连走了三个星期，几乎没有睡觉——现在他在火车站下了车，累得东倒西歪。火车站是去年秋天他们告别这个宁静小镇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相遇并结婚的地方。 从车站出来是晚上八点左右。站前房屋的后面是大教堂塔楼，在一抹发红的金色夕照下显得漆黑无比。车站广场上停着一排排和原来一模一样的老式出租马车。还是那个卖报人，黄昏时分的叫卖声已经空乏无力。还是那只贵宾犬，瞪着懒洋洋的眼睛，在一根戏剧广告牌的柱子跟前抬着一条干瘦的后腿，直指着一张节目单上的鲜红字母，内容是“帕西法尔”(2) 。 乔尔布的行李有一个手提箱，还有一个茶色的大箱子。一辆出租马车拉上他，穿城而过。车夫懒懒地抖动缰绳，另一只手护住大箱子。乔尔布记得，他从未直呼其名的她生前就爱乘出租马车。 市立歌剧院附近有一条小巷，巷里有一幢三层楼的老式旅馆。这是一种声誉不太好的旅馆，房间可以按星期租，也可以按小时租。墙面的黑漆已经剥落，斑斑驳驳像地图一般。昏暗的窗户上挂着破蕾丝，权当窗帘。大门毫不起眼，从不上锁。一个脸色苍白却自我感觉不错的男仆领着乔尔布穿过弯弯曲曲的门廊，门廊里散发着湿气和煮白菜的臭味。进了一间屋子后，乔尔布一见床头上挂的镀金镜框里是一幅粉红色的浴女画，便认了出来，这正是他和妻子共度新婚第一夜的房间。那时她觉得一切都好笑——有个只穿着衬衣的胖男人，就在过道上呕吐；他们怎么偏偏选中了这样一个龌龊旅馆；还有在洗脸盆里发现了一根好看的金色头发。不过她最觉得好笑的是，他俩居然从她家偷偷溜走。当时从教堂出来一回到家，她就立刻上楼去她的屋里换衣服。楼下的客人陆续到齐，等着进晚餐。她父亲穿着布料结实的礼服，猴子般的脸上挂着有气无力的笑容，拍拍这位或那位客人的肩膀，并亲自为客人斟白兰地。与此同时，她母亲领着她最要好的朋友，两人一组，参观新人的卧室。她带着款款深情，屏住气压低声音向她们展示宽大的鸭绒被、香气提神的橙花、两双崭新的卧室拖鞋——大的一双是方格花纹，小的一双是红颜色，上面绣着绒球——两双拖鞋并排放在床边地垫上，垫子有一行哥特字体题词：“我们白头偕老，至死不渝”。一会儿后，客人纷纷去取用些开胃小食。乔尔布和他妻子简单商量后，悄悄从后门溜走，直到翌日早晨特快列车开车前半小时才回家取行李。凯勒太太哭了整整一夜。她丈夫对乔尔布素有疑心（怀疑他是个穷愁潦倒的俄国逃亡文人），现在对女儿的选择恨得咬牙切齿。他还恨如今酒价太贵，当地警察无所作为。乔尔布夫妇走后，老头儿去歌剧院附近小巷里的那家旅馆察看了好几次，从此认定这幢拉着窗帘的黑房子绝不是什么好去处，一见它就让他想起犯罪。 男仆去搬他的大箱子，乔尔布便看起玫瑰色的石版画来。房门关上后，他俯身开箱。在屋子的一角，壁纸松松垮垮垂下一绺，背后有老鼠的窸窸窣窣声。接着老鼠跑开了，像上足发条的玩具一般。乔尔布吓得一踮脚转过身去。天花板上垂下一个灯泡，挂在一截绳子上不停地轻轻晃动。绳子的影子爬上了绿色的沙发，到沙发边上影子就断了。婚礼的那天晚上他睡的就是这张长沙发，她倒是睡在床上，能听见她像孩子般均匀的呼吸。那天晚上他只吻了她一下——在她的颈窝里吻了一下——那是亲热一场做过的全部事情。 老鼠又闹腾开了。窸窸窣窣的小动静比炮火还可怕。乔尔布不再翻箱子，在屋里大步走了几个来回。一只蛾子当的一声撞在灯泡上。乔尔布猛地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下楼时他觉得非常疲倦。到了小巷里，一看五月朦胧的蓝色夜空，又觉得头晕。拐上林荫道后，他走得快了一些。来到一个广场。一座公爵石像。城市公园黑沉沉一片。栗子花开了一树。上次 来时是在秋天。婚礼前夜他陪着她散步，走得很远。人行道上洒满枯叶，散发出泥土的潮湿气味，带点紫罗兰般的香气，多好闻啊！在那些迷人的阴天里，天空经常是呆板的白色。黑乎乎的街道中间有个小水坑，小树枝映在上面，像是一幅没有完全冲印好的照片。一幢幢灰石色的独家宅院，相互之间隔着树木。树木成熟的枝叶正在变黄，安静地一动不动。凯勒家的门前，一棵白杨树正在枯萎，树叶的色调变得像葡萄一般透明。大门栅栏后面隐隐有几棵桦树，树干上紧紧缠着常春藤。乔尔布特意告诉她，在俄国，常春藤从来不往桦树上长。她却注意到桦树的小叶子颜色看不真切，让她想起了熨衬衣时留在衬衣上的淡淡锈斑。人行道两边长着橡树和栗树，黑沉沉的树皮上有毛茸茸的绿色腐斑。时不时会有树叶落下，像一张包装纸一般飘过街去。街道的一处正在维修，一堆红砖附近放着一把小铁铲，她拿起小铁铲去接那片飞行中的树叶。离修路处不远，一辆工人大篷车的烟囱里冒出淡淡青烟，斜斜上升，最后散在枝叶之间。一个正在休息的工人，一手叉腰，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年轻女郎，只见她一只手里举着那把小铁铲，跳来蹦去，身子轻盈得宛如一片枯叶。她跳着，笑着，乔尔布稍稍弓着背，走在她后面——他觉得这就是幸福，这种幸福也散发着枯叶一般的幽香。 如今这条街道上密密实实地布满栗树投射出来的夜影，他很难认出它就是去年的同一条街。前面闪着一盏街灯，玻璃灯罩上方垂下一根树枝，枝头几片树叶，沐浴在灯光里，半透明的模样。他走近了。小边门的影子从人行道上朝他扫过来，缠住了他的双脚，只见门框已经变了形。沿着大门里一条昏暗的石子路远远望去，熟悉的楼房正面隐约可见。全楼都熄了灯，只有一个打开的窗户里闪着亮光。在那个琥珀色的窗洞里，女仆正在挥动双臂，抖开一条雪白的床单，铺在床上。乔尔布打了个响亮简短的招呼，叫她出来。他一只手仍然抓着门框，抵在手心的铁产生出夜露一般的感觉，所有往事中这感觉是最为刻骨铭心的。 女仆已经朝他跑了过来。据她后来对凯勒太太讲，当时让她大感惊奇的第一件事是，她已经迅速打开了小边门，乔尔布却依然站在人行道上，一言不发。“他没戴帽子，”女仆叙述道，“街灯的光落在他的额头上，只见满额头全是汗，头发也教汗给粘在额头上了。我告诉他老爷太太都去剧院了。我问他为什么是他一人回来。他眼睛如冒火一般，神情吓坏了我。他好像好久没刮脸了。他轻声说：‘告诉他们她病了。’我问：‘那你们现在住哪儿？’他说：‘老地方。’接着又补充说：‘没关系，我明天早上再来。’我劝他等一会儿——但他没有答话就走了。” 就这样乔尔布回到了往事的源头，一场苦中作乐的试验现在接近尾声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在他俩共度新婚之夜的那间屋里住上一夜，到天明试验就算结束，她的形象便重塑完满。 然而当他沿着林荫道返回旅馆时，见蓝色的夜幕下所有的长凳上都坐着模模糊糊的人影，他突然明白过来，他再疲劳也没法独自一人在那间屋里伴着光秃秃的灯泡和窸窣作响的墙缝入眠。这时他来到广场，便沿着城市的主街走去——现在他知道该怎么做了。不过他找了好久：这是个宁静淳朴的小镇，乔尔布不知道可以花钱买爱的隐秘小街在哪里。无可奈何地走了一个钟头，直走得他两耳嗡嗡响，两脚火一般烫，这才进了那条小巷——一见有个姑娘向他打招呼，便立即上前搭话。 “过夜。”乔尔布说道，几乎松不开紧咬的牙关。 姑娘一扬头，晃晃手提包，答道：“二十五马克。” 他点头同意。过了好一会儿，他漫不经心地瞅了瞅她，无意间注意到她颇有几分姿色，一头金色短发，不过面容疲惫。 她过去曾陪着别的顾客到这个旅馆来过几次，因此那个高鼻白脸的男仆一见他们上楼，马上快步下来迎接，冲她友好地挤了挤眼。乔尔布和她沿着楼道走过去，一路上能听见从某个房门里传出床板的咯吱声，响声又重又有节奏，仿佛一截木头正被锯成两半。又过了一两个房门，同样的床板咯吱声从另一个房间里传出来。他们走过去时，姑娘回头望望乔尔布，一脸冷冷的戏谑神色。 他默默地领她进了房间。一进门，他便马上觉得昏昏欲睡，开始解开扣子，扯掉硬领。那姑娘过来，挨得很近：“来个小小礼物如何？”她笑着提议道。 乔尔布做梦一般，茫然地盯着她，慢慢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接过钞票，仔细地在包里放好，然后轻轻叹口气，又挨过来紧贴在他身上。 “要我脱了衣服吗？”她一甩短发，问道。 “对，到床上去，”乔尔布喃喃说道，“明早我会再给你一些钱。” 姑娘开始匆匆解衣服扣子，还斜着眼一直看他，见他心不在焉、郁郁寡欢的样子，有点迷惑。他飞快地脱了衣服，小心翼翼地上了床，面朝墙睡下。 “这家伙喜欢搞些怪花样。”姑娘胡乱猜测道。她缓缓移动双手，把她的内衣叠好，放在一把椅子上。乔尔布已经呼呼睡着了。 姑娘在屋里四处转悠。她注意到放在窗子旁的大箱子箱盖微张，便用脚垫着屁股坐下来，从箱盖边往里张望。她眨巴着眼睛，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光胳膊，触到一件女装，一只长筒袜，几样丝制品——总之全是这类东西，气味也很好闻，她不由得很失望。 过了一会儿，她直起腰来，打了个哈欠，挠挠大腿，然后把窗帘拉到一边，这时她还光着身子，只穿着长筒袜。窗帘后面，窗框是打开着的，往外望去，天鹅绒般的沉沉夜色中可以认出歌剧院的一角，也可以认出一座俄耳甫斯石头雕像黑色的肩头，在蓝色的夜幕下轮廓分明。还看得出沿着剧院昏暗的正门有一道亮光，斜斜地隐进夜色之中。从那里再往远处看去，只见有小小的黑色人影人头攒动，原来是戏散场后的人群从明亮的门道走出来，踏上门口灯光照亮的半圆形台阶。小汽车朝台阶驶过来，前灯闪着微光，平滑的车顶闪闪发亮。直到剧场散尽了，亮光消失了，姑娘这才重新拉上窗帘。她关了灯，上床挨着乔尔布躺下。就在快要睡着之际，她突然想起来这间房她已经住过一两回了：她记得墙上那幅粉红色的画。 她睡着不到一个钟头，就被一声又深又长的可怕嚎叫惊醒了。原来是乔尔布在尖叫。他过了半夜后醒过来，一翻身看见妻子躺在身边。他惊恐万状，运足丹田之气尖叫起来。眼前白光一闪，一个女人幽灵一般跳下床去。她哆哆嗦嗦地打开灯，只见乔尔布坐在乱成一团的被单里，背靠在墙上，两手捂着脸，从指头缝里露出一只眼睛，发疯一般冒火。慢慢地，他移开捂在脸上的手，也慢慢认出原来是谁。她吓得语无伦次，匆匆穿上她的内衣。 乔尔布如释重负地叹口气，明白他的煎熬到头了。他下床坐到绿沙发上，抱住满是毛的小腿，望着那妓女，毫无意义地笑了笑。这一笑吓得她越发慌张，她转过身去，挂好吊袜带的最后一个吊钩，系好长统靴的鞋带，又忙着戴上她的帽子。 就在此刻，过道里传来人声和脚步声。 能听见那男仆的声音，翻来覆去地哀叹：“可是听我说呀，有位女士和他在一起。”一个喉头颤动的声音生气地坚持道：“我不是跟你讲嘛，她是我女儿。” 脚步声到门口停了下来。接着是一下敲门声。 那姑娘从桌上一把抓起手提包，毅然打开房门。她面前站着一位神情诧异的老先生，戴着一顶没有色彩的高顶礼帽，一枚珍珠胸针亮闪闪地别在笔挺的衬衣上。他身后是一位矮胖的太太，头上罩着纱网，侧着泪痕未干的脸从老先生肩头往外观瞧。再后面就是矮个头白脸男仆，使劲踮起脚尖，瞪大眼睛，打着赶快走人的手势。那姑娘领会了他的意思，冲进楼道，从老先生身旁经过。老先生和刚才一样神情诧异，望望她远去的背影，然后和他的同伴跨过门槛进了房间。门合上了。那姑娘和男仆待在楼道上没走，两人交换了一下吃惊的眼神，凑过头去倾听。然而屋里一片寂静。简直难以相信房间里有三个人。没有一点声音从里边传出来。 “他们没有说话。”男仆把一根手指按在嘴唇上，压低声音说。 (1) 　Oom Paul Kruger（1825—1904），南非政治家。 (2) 　Parsifal ，瓦格纳歌剧作品，剧中人物帕西法尔是亚瑟王传奇中寻找圣杯的英雄。 柏林向导 上午我参观了动物园，现在和我的朋友兼平时的酒友进了一间酒吧。酒吧天蓝色的招牌上有一行白色的题字“卢云堡”(1) ，与它为伴的是一个醉眼迷离的狮子头，守着一大杯啤酒。我们坐下后，我就开始对我的朋友讲公共管道，讲有轨电车，以及其他重要的事情。 一　公共管道 我住的房子前面有一根巨大的黑色铁管，卧在人行道的外侧边缘。两英尺以外，以同样的方式又卧着一根，然后便是第三根和第四根——街道铁做的内脏，就这么干放着，至今没有下到土里，深埋在柏油路下。刚开始的几天里，这些管子发着空洞的哐当响声从一辆卡车上被卸下来，小男孩们经常在管子上跑来跑去，还手脚并用地从圆形的管道里爬过去。但一周后，就没人再来玩了，只有厚厚的雪落下来。现在，我每天清晨顶着公寓的灰白灯光出门，还得用我那根包了橡皮头的粗手杖小心翼翼地探索人行道的光滑表面是否暗藏危机。一道新雪平平整整地沿着每一根黑管的上部边缘伸展过去，每到一个管口便形成一个深藏不露的小斜坡，离电车车轨的拐弯处极近，映出一辆飞驰而过的电车，那车亮着灯，宛如闪过一道亮橙色的无雷声闪电。今天有人用手指在一道无人踩过的雪上写下“奥托”(2) 一词，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美，两个轻柔的辅音字母，两端各有一个轻柔的元音，和落满寂静白雪的管子相得益彰：管子里自有沉默的隧道，两端各有一个管口。 二　有轨电车 有轨电车二十余年后将不复存在，如同马拉的电车已经消失了一样。我已经感受到有轨电车的古老气息，那是一种老式风格的魅力。关于电车的一切都有点笨拙和摇晃。如果一条弧线绷得太紧了，电车的触轮杆就会跳离电线，售票员，甚至乘客中的一位，就会探出身子往车尾上方观瞧，叮叮当当地摆弄绳子，直到触轮杆回到正确位置。我总想起从前的马车夫，当马车咯噔咯噔地辗过石子路，飞快地穿过一个村庄，他有时候肯定会放下鞭子，控制住四匹马的速度，然后打发坐在他身旁箱子上那个身穿长襟号衣的小伙计惊天动地地吹一阵喇叭。 给大家发车票的售票员长着一双不同寻常的手。它们工作时就像钢琴家的手一样灵活，但并不柔软，也不出汗，没有长着娇嫩的指甲。售票员的手非常粗糙，像是已长出一层硬壳，你把零钱放进他的手掌，不小心在上面碰一下的话，你都会觉得问心有愧。尽管手掌粗糙、手指很粗，那双手极灵巧，且高效。我好奇地看着他用宽阔的黑指甲抵住车票，两头一卡，然后在皮钱包里翻找，掏出硬币找零，随即一拍关上钱包，猛拉铃铛绳。要么大拇指一推，打开电车前部车门上的一个特制小窗，给电车前部的乘客递票。车不停地摇晃，站在过道里的乘客抓着头顶上的把手，晃得前仰后合——然而他不会失手弄掉一枚硬币，也不会落下一张从票夹子上撕下来的车票。冬天的日子里，前部车门的下半部分挂着绿布帘，窗子上结着云团一般的霜，待售的圣诞树挤满了每一站的人行道边，乘客们的脚冷得发麻，有时候售票员的手上会戴着精纺毛纱的露指灰手套。在一条线路的末端，前面的车厢脱开了钩，进了旁轨，绕过余下的那节车厢，从后面靠上去。这第二节车厢等待第一节车厢的方式有点像一个顺从的女人在等男人，等着第一节车厢滚滚而来，迸发出一团小小的爆裂火焰，又合并在一起。这（并非生物学隐喻）使我想起了大约十八年前在彼得堡，拉电车的马匹常常卸下套来，由人牵着，绕着大肚子的蓝色电车打转。 马拉电车已经消失了，有轨电车也会消失。到了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哪位古怪的柏林作家想描写我们这个时代的话，就得去技术史博物馆找到一辆一百岁的电车，黄色的，笨拙的，座位也是老式的弧形座位。还得去一家旧式服装博物馆里，翻出一件黑色的、纽扣闪亮的售票员制服。然后他才能回到家里，编织出昔日的柏林街道。每样东西，每样微不足道的东西，都会有价值，有意义：售票员的钱包、车窗上方的广告，还有那种独特的震荡晃动——我们的玄孙们也许只能想象了——每一样东西都会因岁月久远而变得高贵，变得合理。 我认为这里有一种文学创作的感觉：把普通事物映在未来的温柔镜子中加以描绘。在我们身边的事物中发现只有我们的子孙后代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发现并欣赏的芬芳气息，到了那时，我们每日平淡生活的每个细节都会因其自身的特色变得精美，值得庆贺；一个人穿着今天最普通的夹克也将会是为出席一场豪华化装舞会而盛装打扮。 三　工作 这儿有我从拥挤的电车上观察到的各种工作。电车上总会遇到富有同情心的女士，把她靠窗的座位让给我——同时尽量不去仔细地观察我。 在一个十字路口，电车轨道旁的人行道被挖开了，四个工人正轮流用木槌敲打着一个铁桩。第一个工人刚敲罢，第二个已经准确快速地从上往下挥动起木槌。第二把木槌咔嚓砸下又升向空中时，第三把和第四把连续有节奏地砸下去。我听着他们不慌不忙的敲击声，宛如一架铁钟琴发出的四个重复音符。 一个头戴白帽的年轻面包师骑着三轮车一闪而过，身上落满面粉的小伙子颇有点天使模样。一辆货车叮叮当当驶过，车顶上架着箱子，里面装着一排排从各家酒馆里收来的翠光闪闪的空酒瓶。一棵又长又黑的松树神奇地被装进一辆马车里搬运。树是平放着的，树顶在轻轻抖动，沾满泥土的树根包在一块结实的粗麻布中，看上去如同一颗米黄色的大炸弹。一个邮差，已经把邮袋的口放在了一个钴蓝色邮箱的下方，又让邮袋扎牢邮箱的底部，只听一阵急速的刷刷声响，邮箱神秘地、悄悄地腾空了，邮差手一拍，合上了邮包的方嘴，这时邮包已经又满又沉。不过最好看的也许是动物的尸体，铬黄色，带着粉红色的斑点和错综复杂的纹路，被堆放在一辆卡车上。一个人穿着围裙，戴着有长护颈的皮兜帽，把每一具动物尸体甩到自己背上，弯起腰，扛着它穿过人行道，走进屠夫的红色店铺里。 四　伊甸园 每一座大城市都会有一个它自己在俗世的人造伊甸园。 如果说教堂对我们谈起了《新约》，那么动物园使我们想起了庄严亲切的《旧约》开头。唯一的不好之处就是这个人造伊甸园全在栅栏后面。不过说来也是，假如这个人造伊甸园没有被围起来，那么遇上的第一条澳洲野狗就会咬伤我。尽管如此，伊甸园还是伊甸园，只要人能复制出它就行。柏林动物园对面的那家大酒店就叫做伊甸园，也是很有道理的了。 冬天一到，热带动物就被藏起来了，我建议不妨去看看两栖动物、昆虫和鱼。大厅里灯光昏暗，玻璃橱窗后面的一排排展品倒是照得亮亮堂堂。看这些东西有点像尼摩船长(3) 透过潜水艇的观察孔细看起伏在亚特兰提斯(4) 废墟中间的海洋生物。玻璃后面，在明亮的凹槽处，透明的鱼儿摆动闪亮的鳍在水中遨游，海里的花儿在呼吸，一片沙地上躺着一颗有生命的深红色五角星。如此说来，这里就是那个著名的标志诞生的地方——在海洋的最底部，在沉没的亚特兰提斯的黑泥中——它经历了各种沧桑巨变，如今又闲逛在整惨了我们的各种时下乌托邦和其他虚妄无知的空想之中。 噢，别忘了去看那些正在吃东西的巨龟。这些笨重的、古老的角质炮塔，是从加拉帕戈斯群岛(5) 运来的。一个满是皱纹的扁平脑袋，两只完全没有用的爪子，以一种古老的谨慎方式缓慢地移动，从两百磅重的圆顶盖下面露出来。看它海绵状的厚舌，不知怎的令人想起一个发音不准的傻子胡言乱语时耷拉下来的舌头。那乌龟就这样拖着舌头，一头扎进一堆潮湿的蔬菜里，大口地咀嚼起又脏又乱的菜叶来。 不过它背上的那个圆顶——哈，那龟壳，长生不老的、久经打磨的龟壳，暗铜色，承载着壮观的悠悠岁月…… 五　酒吧 “你这个向导当得太差劲，”我那位经常一起喝酒的朋友闷闷不乐地说，“谁稀罕乘电车去柏林水族馆啊？” 我们现在坐在一个酒吧里，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很大，另一部分略小一点。前一部分的正中央摆着一张台球桌，角落里有几张桌子。一个吧台正对着门口，吧台后面的架子上摆着一瓶瓶酒。两扇窗户之间的墙上是杂色的报架，报纸杂志搭在上面，像悬挂着一面面纸旗。远在吧台尽头，有一条宽走道，穿过走道是一间狭小的屋子，里头一面镜子下有一张绿色的长沙发。镜子里映出一张椭圆形的桌子，铺着花格子的油布，摇摇晃晃地占据着沙发椅的前方。这个屋子是酒吧老板简陋小公寓的一部分。他的妻子在屋里，面容苍老，胸脯丰满，正给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小孩喂汤。 “没意思，”我的朋友悲伤地打个哈欠重申道，“电车和乌龟有什么意思？无论如何，这里整个就是没意思。一座没意思的外国城市，生活开销还那么大，太……” 我们坐的地方离吧台很近，能非常清楚地看见长沙发、镜子，还有过道那边靠后一点的桌子。那女人在清理桌子。那小孩双肘支在桌子上，专心地翻看摆在无用的桌子把手上的插图杂志。 “你往那边看什么呢？”我的伙伴问道，缓缓转过头来，叹了一口气，身下的椅子吱吱作响。 那边镜子下，那孩子仍然一个人坐着。不过现在他朝我们这边看过来。他从那儿能看见酒吧里面——绿岛一般的台球桌，他不能接触的象牙色台球。吧台闪着金属的光泽，两个肥胖的卡车司机坐了一张桌子，我和同伴坐了另一张。这样的情景他早已习惯了，现在看到也不觉得惊奇。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是了解的。无论他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他总是会记得他童年时每一天从他喝汤的小屋看出去的画面。他会记得那张台球桌，记得那个没穿外衣的傍晚来客，此人经常收起又尖又白的胳膊肘，用球杆击打台球。他也会记得蓝灰色的雪茄烟雾，嘈杂的人声，还有我右臂空荡荡的袖管和伤痕累累的脸。他还会记得他的父亲站在吧台后面，从龙头上给我注满一大杯啤酒。 “我不明白你往那边看什么？”我的朋友说，朝我转过头来。 说来也是，看什么！我怎样才能对他讲明白，我一瞥之下竟然看到了某个人未来的回忆？ (1) 　L?wenbr?u，德国南部最大的啤酒企业，也是著名的慕尼黑啤酒节的发起者。至今，卢云堡狮牌啤酒仍为慕尼黑啤酒节的主体。 (2) 　原文Otto。 (3) 　法国著名小说家凡尔纳《海底两万里》中的人物，潜水艇“鹦鹉螺号”的舰长。 (4) 　Atlantis，传说中的大西洲，位于大西洋中心附近，高度文明，距今一万两千年前沉没于大海之中。 (5) 　Galapagos Islands，隶属厄瓜多尔共和国，从南美大陆延入太平洋，被称作“活的生物进化博物馆和陈列室”，生存着一些不寻常的物种。一八三五年达尔文到此参观后，从中得到感悟，为进化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则童话 一 幻想啊幻想，能想得人心儿狂颤，如醉如痴！埃尔温对这样的感受太熟悉了。乘有轨电车，他总是坐在靠右手的一边，这一边离人行道更近些。他每天乘有轨电车上下班，来回两次都要望着窗外，搜寻了不知多少妻妾。幸福啊幸福，埃尔温，住在一个如此方便、仙境一般的德国小镇上！ 早晨上班，他沿途把人行道的一边搜索一遍，下午下班回家，沿途又把人行道的另一边搜索一遍。先看的一边和后看的一边都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因为太阳也在早出晚归。我们应该记住，埃尔温生性腼腆得有些病态了，所以他有生以来只有那么一次，受了几个同事的存心捉弄，贸然和一个女人搭讪，结果人家平静地说了一句：“你该懂得羞耻，一边儿去吧。”从此以后，他就避免与陌生的年轻女士交谈。作为补偿，他便隔着车窗玻璃看街上来来往往的姑娘。正因为有车窗玻璃隔着，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看，自由自在地看。他贴身紧抱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穿着磨旧了的细条纹裤子，一条腿伸到对面座位底下（对面没人坐的话），看着看着就会突然咬住下嘴唇，这个信号说明他捕捉到了一个新欢。紧接着他似乎将她放在一边，飞快的目光像罗盘的指针一样跳动，已经在搜寻下一个目标了。那些美女离他很远，他可以自由选择，因此他虽然绷着脸一副腼腆样子，却不影响心里暗自得意。不过，要是有一位姑娘碰巧到他对面坐下，针刺一般的敏感神经告诉他她长得漂亮，他就会从她的座位底下抽回先前伸过去的那条腿，正襟危坐，全身上下丝毫没有青春年少的样子。他不能抬头看姑娘一眼，因为他的前额骨——就是两眉上方正中央那一块——因羞怯而疼痛，仿佛一顶钢盔箍住了双鬓，害得他抬不起眼皮。当她站起来朝车门走去，那对他是多大的解脱呀！这时他才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看看——无耻的埃尔温果真看了——目光追随着她远去的背影，尽情欣赏她可爱的后脖颈和穿着长筒丝袜的小腿。这样一来，总算是把她纳入了他那些群美妙的妻妾之中！那条腿又伸了过去，阳光明媚的人行道又在车窗外流过，他那清瘦苍白的鼻子又明显地沉下来，鼻尖冲着街道方向，他将积攒更多的女眷。这就是幻想，能让人心儿狂颤，如醉如痴！ 二 五月的一个星期六傍晚，春意轻佻，埃尔温坐在人行道上的一张露天咖啡桌旁。他望着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时不时用门牙迅速地咬一下嘴唇。整个天空轻轻地染上了一层粉红色，街灯和店铺的招牌灯在渐沉的暮色中闪着一种诡异的光。一个缺乏血色的姑娘，长得倒很漂亮，正在叫卖一年中最早采来的紫丁香花。咖啡馆的留声机正在播放歌剧《浮士德》中的花神咏叹调，与卖花的情景颇为相配。 一位身材高挑的中年女士，穿着一套制作考究的深灰色衣服，颇为优雅地晃着屁股在露天咖啡桌丛中走来走去。没有一个空座位。最后她把一只戴着光滑的黑色手套的手搭在了埃尔温对面那张空椅子的椅背上。 丝绒女帽下的短面纱后面一双毫无笑意的眼睛似乎在问：“可以坐吗？” “可以，当然可以。”埃尔温答道，略微抬抬身，又马上坐了回去。这是那种人高马大、脸盘有点男性化的女人，脂粉涂得很厚，遇上这样的女人他并不畏惧。 她把手里那个特大号的手提包砰的一声摔到咖啡桌上，要了一杯咖啡，一块苹果馅饼。她嗓音低沉，有点沙哑，但很好听。 浩瀚的天空涂满了暗淡的玫瑰色，天越来越黑。一列有轨电车带着刺耳的响声开了过去，车灯闪亮的泪水洒满了柏油路面。穿着短裙的美女不时走过，每一个埃尔温都要瞥上一眼。 我想要这一个。他咬着下嘴唇，说明他在这么想。也想要那一个。 “我觉得事在人为。”坐在他对面的女士说道，声音沙哑，音调平静，和刚才跟服务生说话的口吻一模一样。 埃尔温险些从椅子上掉下来。女士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面摘下一只手套去端咖啡。她化过妆的眼睛冷光闪闪，好生犀利，宛如两颗闪亮夺目的假宝石。眼睛下面鼓着两个深色的眼袋，还有——她猫一般的鼻孔里蹿出长长的毛，这在女人身上很少见，即便是年长的女人身上也不多。手套摘下后露出了一只满是皱纹的大手，指甲长而饱满，修剪得很漂亮。 “没吓着你吧。”她做了个鬼脸笑道。接着掩嘴打了个哈欠，又说：“其实我就是魔鬼。” 腼腆幼稚的埃尔温以为她这么说只是打个比方，不料那女士压低声音接着说了下面的话： “谁把我想象成头上长角、拖着一根粗尾巴，那就大错特错了。那种模样我只出现过一次，冲着那个拜占庭的蠢货，至今我都不明白那一次怎么搞得那么成功。我每两百年转世三到四次。约莫五十年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我被葬在了非洲的一座小山上。葬礼风光体面，宰牲无数。山下是星罗棋布的村庄，我死前就是那里的统治者。以前的化身都干些比较紧迫的事，非洲那一任算是一次休息。如今我是一个德国出生的女人，最后一任丈夫——丈夫嘛，我想想看，总共有过三个——最后那一任是个叫蒙德的教授，法国血统。近年来，我已经把三四个年轻人逼上了自杀绝路，也曾诱使一位著名的画家临摹并复制英镑票面上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还把一位有老婆孩子的正人君子拉下了水——不过，这都实在没有什么可吹的。我现在的这个化身太过平庸，我对它都腻味了。” 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她的苹果馅饼，埃尔温咕哝了一句含混不清的话，俯身去捡掉在桌子底下的帽子。 “别，不要现在就走，”蒙德太太说，同时招呼服务生过来，“我这就给你点东西。我给你一个妻子。你要是还不相信我的魔力——那就瞧瞧那个正在横穿大街的老先生，戴玳瑁眼镜的，看见了吗？我们让电车撞他一下。” 埃尔温眨巴着眼睛朝大街转过身去。那个老人走到电车路轨旁时，忽然掏出手帕，准备遮住嘴打喷嚏。恰在此时，一辆电车突然出现，呼啸而过。大街两边的人都朝电车路轨冲了过来。只见老先生坐在柏油路面上，眼镜和手帕都不见了。有人扶他站起来。他站稳后，后怕地摇摇头，伸出两只手掌掸了掸外衣袖子，又扭了扭一条腿，看伤着了没有。 “我说的是‘电车撞他一下’，不是‘从他身上碾过去’。我刚才要是说了‘碾过去’，那也就碾过去了，”蒙德太太冷冷说道，把一支很粗的香烟插进珐琅烟嘴里，“不管是撞还是碾，都可以佐证我的神通。” 她从鼻孔里喷出两股灰色的烟，犀利明亮的眼睛又盯住埃尔温。 “我刚才一眼就喜欢上了你。那么腼腆，想象又那么大胆。你让我想起了我在托斯卡纳认识的一名年轻修士，天赋很高，却不谙世事。今晚是我此生的倒数第二夜。做女人有做女人的好处，但做个眼看要老了的女人，恕我直言，那就是下地狱。还有，我前几天又祸害了一个人——很快你会在所有的报纸上读到详情——所以我还是了却此生的好。我计划下个星期一到别的地方转世。我已经选好西伯利亚的一个妓女，让她生一个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 “我明白。”埃尔温说。 “因此，我亲爱的孩子，”蒙德太太吃光了第二块苹果馅饼，接着说，“我走之前想玩个无伤大雅的游戏。你且听听我的建议。明天，从中午到半夜，你可以用你常用的方式挑选你看上的所有姑娘。”（蒙德太太兴致勃勃地咬住下嘴唇，口水四溅地咂了一下。）“我离去之前，会把这些姑娘集合起来，任由你处置。你可以一直留着她们，直到全部享用过。这主意你看怎么样，小朋友？” 埃尔温垂下眼皮，柔声说道：“果真如此，那就太幸福了。” “那就这么定了，”她说，把勺子上搅拌咖啡时沾上的鲜奶油舔得干干净净。“就这么定了。不过有一个条件，必须讲明。不，这条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告诉过你了，我已经安排好下一次的投胎了。你的灵魂，我就不要了。我现在的条件是这样的：你从中午到半夜选中的姑娘，总数必须是单数。这一条是必需的，不可更改的。否则我就不能为你做任何事情。” 埃尔温清清嗓子，几近耳语地问：“可是——我怎么知道？比如说，我看中了一个——然后怎么做呢？” “啥也不做，”蒙德太太说，“你的感觉，你的欲望，就是她们遵从的命令。不过，为了让你放心，你每选中一个我就给你一个信号——比如一个微笑，不一定非冲着你笑，或是人群中偶然听到的一句话，或是脸上突然泛起红晕——如此等等。不用担心，到时会知道的。” “还有……还有……”埃尔温含含混混地说，两只脚在桌子底下拖来拖去，“这么下去到底会——啊——发生什么呢？我只有一间很小很小的屋子。” “这你也不用担心，”蒙德太太说，说着站起身来，束腰咯吱咯吱响，“现在你该回家去了。好好休息一夜没有坏处。我搭车顺路带你回去。” 坐在敞篷出租车上，晚风在繁星闪烁的天空和反射着灯光的柏油马路之间吹拂，可怜的埃尔温觉得无限得意。蒙德太太挺身端坐，交叉的双腿形成一个锐角，城市的灯光闪动在她那宝石般的眸子里。 “你到家了，”她碰碰埃尔温的肩膀说，“再见。” 三 一大杯掺了白兰地的浓啤酒可以引发无数幻梦。翌日早晨埃尔温醒来时就是这样想的——他昨晚肯定喝多了，和那个滑稽妇人的谈话全是酒后幻想。这种酒后美梦经常出现在童话故事中，我们的这位年轻人也和童话中写的一样，很快认识到自己这么乱想是不对的。 教堂的报时钟开始吃力地打响正午十二点，他出了门，星期天的礼拜钟声也激动地加入到报时钟声里。他的房子附近有一个小公园，里头的公厕周围长着波斯紫丁香，轻盈的微风吹得花儿摇摇摆摆。鸽子有的栖在一尊德国公爵的旧石像上，有的沿着孩子们玩耍的浅沙坑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孩子们穿着法兰绒衣服，有的用玩具小铲挖沙子，有的在玩木头火车，衣服后襟高高翘着。亮闪闪的椴树叶在风中摇曳，卵石小径上抖抖索索地落下它们的影子，像一个个黑桃A。散步的人走过来，叶影就成群结队轻飘飘地爬上那人的裤腿、裙裾，又往上爬，散落在肩头和脸上。一会儿这叶影的大军又整体跌落，返回地面，几乎一动不动，静静地等着下一个行人走过。在这片树影斑驳之处，埃尔温注意到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正蹲下来用两根手指逗弄一只毛茸茸的小胖狗，小狗肚子上长着几个肉瘤。她低着头，露出了后颈，脊椎骨的曲线也显了出来。脸庞娇美红润，两片肩胛骨间有一道柔美的凹沟。阳光从树叶间照进来，闪动在她栗色的头发上，宛如头发中闪动着一缕缕金灿灿的小发辫。她一边继续逗弄小狗，一边抬起屁股半直起腰来，在小狗的头顶上方拍拍手。小胖狗在卵石路上打了个滚，跑开几步远，一侧身躺了下来。埃尔温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朝姑娘脸上投去提心吊胆又欲罢不能的一瞥。 凭他敏锐而完美的洞察力，这一瞥已经把她看得清清楚楚，即使与她青梅竹马地相处多年也不见得能比他这一瞥多看出些她的容貌特点来。她略显苍白的嘴唇一抽一抽地动，好像在学小狗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她的眼睫毛机灵地跳动，带着笑意的眼睛闪出欢快的光彩。不过最迷人的也许是勾画出她脸蛋的曲线，现在略微侧着脸，曲线更加分明；那是一条斜下来的线，自然美得无以言表。她突然跑了起来，露出两条好看的小腿，那只毛茸茸的小狗跟在她后面，像个毛线团一般翻滚。埃尔温突然想起他现在是有神奇能力的人，便赶快屏住呼吸，等待着蒙德太太说好的信号。就在此刻，那姑娘跑着跑着忽然回过头来，冲着老是追不上她的小胖狗笑了一笑。 “第一个。”埃尔温自言自语道，心里不同寻常地得意，从长凳上站了起来。 他沿着卵石小径走去，穿着一双只在星期天才穿的棕色皮鞋，锃光瓦亮，踩在卵石上咔嚓咔嚓响。他离开小公园中这块绿洲，穿过公园，向阿玛德斯大道走去。他的眼睛在左顾右盼吗？唉，是在左顾右盼。不过，那个白衣姑娘不知为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比他记忆中的任何印象都要强烈，好像是一道阳光照来，眼前跳动起一块盲区，阻碍着他找到另一个意中人。但这块盲区的障碍很快消失了，在装着电车时刻表的玻璃柱站牌跟前，我们这位朋友瞧见了两个年轻的女士。二人长得惊人地相似，由此判断，这是两姐妹，也许还是孪生姐妹。她们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某一条电车路线，声音很好听。两人都长得小巧玲珑，身着黑色丝裙，眼睛灵活欢快，抹着口红。 “这正是你要乘的车。”其中一个翻来覆去地说着。 “请把这两个都给我。”埃尔温立即提出了要求。 “对，当然要乘这路车。”另一个在回答她的妹妹。 埃尔温继续沿大道走去。存在着最佳选择的漂亮街道他全都知道。 “三个了，”他自言自语道，“是单数。目前来看进展顺利。可惜现在不是半夜时分……” 她甩着手提包从莱拉旅馆的台阶上走下来，这是当地最好的旅馆之一。她的男伴长着刮得发青的大下巴，跟在她身后，放慢脚步，点着了他的雪茄烟。那位女士长相可爱，没戴帽子，短头发，前额上垂下一绺刘海，这模样看上去就像一个扮演少女的小男孩。这时她在那位模样可笑的对手的贴身护卫下走了过去，埃尔温注意到她的外套翻领上别着一朵人工的鲜红玫瑰，与此同时也看见一块广告牌上的画：一个留着金黄大胡子的土耳其人，三个醒目的大写字母“YES”，底下写着一行小字：“我抽烟只抽东方的玫瑰牌香烟。” 这样就是四个，可以被二整除，于是埃尔温着急起来，得赶快把这个数字变成单数。大道边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便宜的餐馆，他星期天如果不想吃房东太太做的房客饭，就到这儿来吃。偶尔有一两回他也在这里搜寻姑娘，看上的姑娘中有一个就在餐馆里打工。他走进餐馆，点了他最喜欢吃的菜：血肠配德国酸菜。他坐的餐桌挨着电话。一个戴圆顶礼帽的男子拨通电话，开始热烈地闲聊，那劲头就像是猎狗嗅到了野兔的踪迹。埃尔温抬眼四处瞟瞟，瞟到吧台那里——他原来看见过三四次的那个姑娘就在那儿。她长着一张有雀斑的黄脸，如果土黄色算得上漂亮颜色，那她也能算得上漂亮。她抬起赤裸的双臂摆放洗净的啤酒杯，这时候埃尔温看见了她腋窝里的红色腋毛。 “好的，好的！”那个男子冲着话筒狂叫。 埃尔温打了一个饱嗝，舒了一口气，走出了小餐馆。他觉得胃里发沉，需要小睡一阵。老实讲，那双新皮鞋就像螃蟹一样夹脚。天也变了，空气闷热。热腾腾的天上涌起大团大团的半圆形云彩，一团接一团地聚集到一起。街道上的行人越来越少。能感觉出家家户户都响起了星期天午后小睡的鼾声。埃尔温上了一辆有轨电车。 电车开了。埃尔温把他汗津津的苍白的脸转向车窗，可是没有姑娘走过。买车票时他注意到车内通道的另一边坐着一个女人，背冲着他。她戴着一顶黑丝绒帽，穿着一件浅色连衣裙，图案是半透明的淡紫底色上绘着簇拥纠缠的菊花。透过这半透明的图案，隐约可见她衬裙的肩带。这位女士雕像一般的身型引起埃尔温的好奇，想看看她的模样如何。她的帽子动了动，接着像一艘黑色的轮船一样开始掉过头来，这时他像平时那样先把目光移向别处，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望望坐在他对面的一个男青年，又瞅瞅自己的手指甲，还看了看一个坐在车厢尾部打瞌睡的红脸小老头。如此一来，就为进一步合情合理地四下多望几眼奠定了一个出发点，他把漫不经心的目光移向那位女士，她也正好朝他这边看过来。原来是蒙德太太。她那张已经不年轻的丰满脸庞因天热渗出了红点，两道男性化的剑眉倒竖在目光如棱镜一般锐利的眼睛上方。双唇紧闭，嘴角上挂着一丝略带嘲讽的微笑。 “下午好，”她用轻柔沙哑的嗓音说道，“过来坐这儿吧。现在我们可以随便聊聊。事情进行得怎么样？” “只有五个。”埃尔温不好意思地答道。 “不错，是单数。我建议你就此打住。到午夜时分——噢，对了，我想我还没有告诉你——到了午夜时分，你就到霍夫曼大街来。知道这条街在哪儿吗？到了就在十二号楼和十四号楼之间找。那里本来是块空地，现在将变成一幢有围墙的花园别墅。你选中的几位姑娘将坐在软垫和地毯上等你。我在花园门口迎接你……不过有一点要明白，”她意味深长地笑笑，又说，“我不会随你进去。到时你会记得地方的吧？大门正前方会有一盏崭新的街灯。” “噢，还有一事，”埃尔温鼓起勇气说，“让她们先打扮一番——我的意思是让她们看上去和我选中她们时一模一样——也让她们高高兴兴，含情脉脉。” “这是自然的啦，”蒙德太太答道，“你对我讲了也好，不讲也罢，方方面面都会如你所愿。不然的话，整桩事情就毫无意义，何必干起来呢，你说是不是？不过，亲爱的孩子，你得承认——你差一点就把我也收作你的妻妾了。别，别，不用害怕，我逗你玩呢。好啦，你到站了。适可而止可谓非常明智。五个也就行了。午夜过几秒再见，哈哈！” 四 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埃尔温马上脱掉皮鞋，手脚摊开躺在床上。傍晚时分他醒了过来。邻居家的留声机里飘荡出流畅的男高音，正酣畅淋漓地唱着：“我渴放（望）幸胡（福）——”(1) 埃尔温开始回想：第一个，白衣少女，她是这一批中最淳朴自然的了。也许我选得心急了点。唉，好吧，急就急了，也没什么害处。接下来玻璃柱站牌跟前的孪生姐妹。涂脂抹粉，青春靓丽。跟她们在一起肯定快活。然后是第四个，莱拉旅馆的玫瑰，像个男孩。这一个也许是最好的。最后一个，啤酒馆里那只狐狸，也不错。可只有五个。不算多嘛！ 他两手放在脑后趴着躺了一会儿，听着那个渴望幸福的男高音，心里想：五个。不，这不行。可惜不是星期一上午：是星期一的话，就可以选前几天见过的三个女售货员——唉，还有那么多的美女等我去发现呢！平时找到最后，总会碰上一个妓女的。 埃尔温穿上他经常穿的那双皮鞋，梳梳头发，匆匆出了家门。 快到九点钟时，他又物色到了两个。其中有一个是他在一家咖啡店吃三明治、喝了两杯荷兰杜松子酒时发现的。当时她正兴致勃勃地跟她的男伴说话，那人是个外国人，手指捋着大胡子。说的话他听不懂——不是波兰语就是俄语。她长着一双灰色的眼睛，略微有点斜，瘦削的鹰钩鼻，一笑鼻梁上就布满皱纹。她的小腿长得很标致，一直裸露到膝盖处。埃尔温观察着她，只见她飞快地打着手势，烟灰到处乱弹，落得满桌都是。突然她冒出一个德语词，就像她的斯拉夫语流中忽地打开了一扇窗。这个意外听到的词（德语中的“显然”一词）显然是个信号。另一个姑娘，也就是单子上的第七个，是在一家小型游乐场中国风格的入口处出现的。她穿着一件鲜红的上衣，配一条淡绿色的裙子。两个打打闹闹的乡下青年在她屁股上乱摸，想拉她来陪他们，她用力挣脱他们，乐得高声尖叫，露在衣领外面的脖子都胀了起来。 “我愿意，我愿意！”她最后喊着说，被两个小伙子架走了。 五彩缤纷的纸灯笼把游乐场打扮得喜气洋洋。一辆雪橇一般的彩车载着尖叫的游客沿着蜿蜒曲折的轨道呼啸而下，消失在古色古香的斗拱长廊中，然后又呼啸着一头冲进一道新的深渊。一个棚子里有四个穿着紧身内衣和运动短裤的姑娘，坐在四辆自行车的车座上（自行车没有轮子，只有车身、脚踏、手把）——一个穿红，一个穿蓝，一个穿绿，一个穿黄——赤裸的小腿正在使出全力蹬车。她们头顶上方悬挂着一个圆盘，上面转动着红、蓝、绿、黄四根指针。起初是蓝针领先，接着绿针超过了蓝针。一个男人拿着哨子站在一边，几个傻瓜甘愿下赌注，他就收钱。埃尔温盯着那几条健美的腿，它们快要露到腹股沟那儿了，蹬得正起劲。 她们肯定是极好的舞蹈演员，他心想，四个我都要了。 四根指针很听话地走到一起，形成一束，最后停了下来。 “平局！”拿哨子的男人喊道，“比赛结束，全场欢呼吧！” 埃尔温喝了一杯柠檬汽水，看看手表，朝出口走去。 十一点钟，十一个女人。我看行了吧。 他眯缝起眼睛，想象等待着他的欢乐。他很高兴记着穿了一件干净的内衣。 蒙德太太把这事说得好玄乎，埃尔温笑着心想。她当然会暗中监视我，这有什么不行的呢？这样会更有情趣的。 他垂着眼往前走，边走边开心地摇头晃脑，偶尔才抬眼察看一下街道的名称。他知道霍夫曼大街离这儿非常远，不过他还有一个钟头的时间，用不着匆忙赶路。天空又像昨晚一样，繁星密布，柏油路面宛如平静的水面熠熠闪亮，城市奇幻的灯光投到路面上，光影悠长。他走过一座大型影院，影院里射出的强光洒满了人行道。走到下一个街口，传来一阵孩子般的短促响亮的笑声，引得他抬头观瞧。 他看见前面有一个高个子老头，穿着晚礼服，身边走着一个小姑娘——还是个孩子，十四五岁，穿一条黑色低领的宴会裙。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个老头，见过他的画像。他是个著名的诗人，一只老迈的天鹅，在偏远的市郊离群索居。他步履沉重，显得颇有风度，头戴一顶浅顶软呢帽，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盖在耳朵上，那颜色就像脏兮兮的棉絮。他浆过的衬衫领口处钉着一颗装饰扣，路灯一照，闪闪发光。他的鼻子又瘦又长，在薄嘴唇一侧投下一道斜斜的阴影。经过和以前同样的片刻胆怯后，埃尔温的视线停留在了那个迈着小碎步走在老诗人身旁的女孩脸上。那张脸有点怪，怪就怪在她的眼睛太过明亮，目光飞快地游移。假如她不是个小女孩的话——毫无疑问，她是那老头的孙女——会让人以为她的双唇是涂过口红的呢。她屁股一扭一扭地走着，扭得很轻很轻，两条腿也夹得很紧。她正在问老头什么事情，声音银铃般好听——埃尔温虽没有从心里暗暗发出指令，但他知道他一闪而过的隐秘愿望已经实现了。 “啊，当然，当然啦！”老头朝小女孩俯下身，哄着她说。 他们走过去了，埃尔温闻到一股香水味。他回头望望，接着又往前走去。 “嗨，当心呀。”他突然低语道，猛一下明白过来现在已经是十二个了——成了双数：我必须再找一个——半小时以内就得找到。 继续找，他觉得有点烦，但同时也高兴，又多了一次机会。 我顺路过去找一个算了，他对自己说，按下心头一丝隐隐的慌乱。肯定会找到一个的。 “说不定这一个还是最美的一个呢。”他凝视着光影闪动的夜色大声说道。 几分钟后，他又体验到了那种熟悉的美妙抽痛——一股凉气直钻太阳穴。他前面走着一个女人，步履轻快。他看到的只是她的背影，他也说不清他为什么如此强烈地盼望赶上她，擦过她的肩，瞧一眼她的脸。当然，谁都可以随便找一些辞藻来描述她的体态，她的肩部动作，她帽子的轮廓——但这又有什么用呢？看得见的线条轮廓之外尚有名堂，是某种特殊的气质，是一种动人心弦的飘逸，引得埃尔温紧追不舍。他大踏步飞快往前赶，却仍然追不上她。街灯的反光带着湿气，在他眼前摇曳闪烁。她走得很稳，她的黑色影子进入街灯的光环中时会拉长，然后滑过墙壁，到了墙边上又会扭曲变形，最后消失了。 “天啊，我非得瞧瞧她的脸不可，”埃尔温喃喃说道，“时间正在飞逝。” 过了一阵他就把时间抛诸脑后了。半夜这场奇怪的无声追逐令他陶醉。临了他总算赶上了她，又往前赶了赶，远远超过了她。可是他没有勇气回头看她，只好放慢脚步，结果她赶上来，走得太快，他来不及抬眼她就过去了。他又落后她十步开外。这时他知道了，虽然没见她的脸，她就是他的重要奖品。街道上突然闪起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暗了下去，又亮了起来。有一个广场得横穿过去，那儿一片漆黑。随着高跟鞋清脆的嗒嗒声又一次响起，那女人又走上了人行道。埃尔温紧跟其后，迷迷糊糊，魂不守舍；灯光朦胧，夜气潮湿，还要紧追不舍，他有点晕晕乎乎。 是什么令他如此着迷？不是她的步态，也不是她的身段，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勾魂夺魄，势不可挡，仿佛一层浓密的光晕在她全身上下闪烁。也许只是幻想，想得人心儿狂颤，如醉如痴。要么是那种可以改变整个人生的天赐良机——埃尔温不知道是什么，他只管跟着她，走过柏油路，又走过石子路，就连这些道路也好像在灯光闪烁的夜色中失去了实体一般。 接着是树木，那些春天里生长的椴树，也加入他的追猎行动：它们发出低语声，响在他的左右两侧，响在他的头顶，响在他的四周。树叶的影子像一个个黑色小心脏，杂乱交错地落在每一盏街灯的灯柱脚下。树上飘来树脂发出的清新香气，他一闻，追得更加来劲。 又一次，他追得很近了，再跨一步就能与她并肩而行了。不料她突然在一扇铁制的小边门跟前停下脚步，从手提包里摸出钥匙来。埃尔温一时收不住脚，险些撞在她身上。她朝他转过脸来，借着从翠绿的树叶间投下来的街灯灯光，他认出她就是当天上午在一条卵石小径上和一只毛茸茸的小黑狗逗着玩的那个姑娘。他立刻明白过来，立刻想起了她的妩媚，她的温柔，她的热情，她那世所罕见的笑容。 埃尔温怔怔地看着她，带着一丝苦笑。 “你该懂得羞耻，”她平静地说，“一边儿去吧。” 小铁门打开，又砰的一声关上了。埃尔温仍然站在已不再低语的椴树下。他四面望望，不知该往哪里去。走出几步后，他看见两只闪耀的气泡：一辆小轿车挨着人行道停了下来。他走上前去，在那个像橱窗里的假人般一动不动的司机肩上拍了拍。 “告诉我，这是什么街？我迷路了。” “霍夫曼大街。”假人干巴巴地说。 这时，车后面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沙哑、柔和。 “嘿，是我呀。” 埃尔温一只手搭在车门上，没精打采地应了一声。 “我活得快要腻死了，”那声音说道，“我在这里等我的男友。他会带来毒药。我和他将在黎明时分死去。你的事怎么样啊？” “得了个双数。”埃尔温说，手指在满是灰尘的车门上划来划去。 “没错，我知道的，”蒙德太太不动声色地答道，“第十三个原来就是第一个。你干得也太差劲了。” “真可惜。”埃尔温说。 “真可惜。”蒙德太太照说一遍，打起了哈欠。 埃尔温俯下身，吻了吻她的一只黑色大手套，叉开的五指把手套塞得满满的。然后他轻咳一声，转身走进黑暗之中。他拖着沉重的步子，两腿疼痛，一想起明天是星期一，起床会多么费劲，心里就好生郁闷。 (1) 　歌者带有德国口音，将“I want to be happy”唱成了“I vant to be happee”。 恐惧 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发生在我身上：夜里伏案写作，一过上半夜——也就是黑夜正步履沉重地爬山之时——我总是从昏沉沉的工作状态中清醒过来，这时黑夜已经爬过山顶，在高处摇摇晃晃，准备跌入晨雾之中。我从椅子上站起，觉得冷，极度疲倦，于是开灯进了卧室，突然在穿衣镜中瞥见自己的影子。后来又是这样的情形：在埋头工作的时候，我仿佛不认识自己一般，有一种像是好朋友分别多年后重逢时会经历的那种感觉。那一瞬间你觉得又空虚，又清晰，却反应不过来，只见他在你眼里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尽管你明白这种神秘的麻木状态如一层冰霜，很快就会化去。你看着的那人将复苏过来，闪出温暖的光，恢复他昔日的音容笑貌，又一次变得熟悉起来，于是疏远的陌生感飞快消失，你再有本事也不可能重新变得生分了。现在正是如此，我站在镜子前，一时认不出镜中人原来就是自己。我越是仔细地看自己的这张脸——一眨不眨的陌生眼睛，下巴上几缕须发的光泽，鼻子投下的阴影——就越想坚定地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本人。”至于为什么这就是“我”，则变得越来越不清楚；越不清楚，我就越觉得不容易把镜中的那张脸和理不清自己身份的我对上号。每当我说起这种奇怪的感觉，人们就恰当地指出我已经走上了通往疯人院的不归路。实际上，有那么一两次，我一个人深更半夜久久地伫立在穿衣镜前，望着镜中的自己，一阵毛骨悚然的恐惧传遍了全身，吓得赶紧关灯。然而，第二天一早，刮胡子的时候，我却再也不会怀疑镜中就是我自己。 还有一件事，也是在晚上，睡下了，我会突然想起自己总归难逃一死。接下来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情景很像大剧院里的灯突然全灭了：突如其来的黑暗中有人高声尖叫，其他人也跟着喊了起来，结果便是黑灯瞎火乱成了一团，恐慌如黑天惊雷，越来越可怕——直到灯突然又亮了，戏又若无其事地继续演起来。就这样我吓得灵魂都要窒息了，仰卧在床上，瞪大眼睛，使出全身力气要战胜恐惧，力求理性地对待死亡，把它看成天天都会发生的常事一桩，无须求助于宗教信仰或者哲学思想。到头来，人还是自我安慰，说死亡还离得很远，总有时间把一切弄明白的。然而人也知道，一切都是弄不明白的。于是，黑暗中，活蹦乱跳的思绪在自己私密剧场最便宜的座位区里想着美好的凡间琐事，越想越惶恐，不由得发出一声尖叫——过了一会儿惶恐平息下来，床上的人翻身又想起了别的事情。 我总觉得这些感觉——不论是深夜照镜子时的困惑还是想到死亡时的惶恐——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陌生。如果说我会对它们多有思量，那也仅仅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一小部分我命中注定要体验一次的最高恐惧。那种最高的恐惧，那种独特的恐惧——我试图在自己已有的词库中找到恰当的术语来描述它，可惜每每徒劳无功，连一个相配的词也没有。 我曾过得很快乐。我有过一个女友。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分离带来的痛楚。那次我去国外出差，回来时她到车站接我。我看见她站在月台上，一束灰蒙蒙的圆锥形阳光穿过车站的玻璃拱顶投射下来，她周身笼罩在一片黄褐色的阳光里。列车缓缓进站，她的脸随着滑行的车窗有节奏般地来回摆动。和她在一起，我总是感到轻松愉快。但有一次——说到这里，我又一次感到了人类语言的笨拙贫乏。不过我还是想说说，哪怕真的是胡言乱语，说过即忘。那天，她的房间里就我和她两个人。我写作，她则将一只长筒丝袜绷在一只木勺背面进行修补。她头垂得很低，一缕金发垂过耳际，有光泽的粉红色耳朵若隐若现，脖颈上的一串小珍珠项链熠熠生辉，双唇认真地噘起，使得她一侧柔嫩的面颊看上去有点凹陷。突然间，无缘无故，她的存在让我深感恐惧。这一点比原来在车站看到她时产生的感觉可怕得多。车站上只是半秒光景，不知为何，我脑子里偏偏认不出站在灰蒙蒙阳光下的就是她。一想到和我共处一室的是另外一个人，我吓呆了。怕就怕这是另外一个人 。难怪疯子见了亲人都不认识。不过她抬起头来，冲我微微一笑，眉目传情——我片刻之前感到的奇怪恐惧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让我再说一遍：这种感觉只出现过一次，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的神经系统来了一次瞎胡闹，竟然忘了夜里独自站立镜前时就曾有过非常相似的体验。 她做我的情人，差不多有三年之久。我知道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天真无知的小女孩会深深吸引并牢牢抓住一位诗人的心。可是上帝呀！我是多么爱她啊！爱她那天然去雕饰的美丽，爱她乐呵呵的样子，爱她与人为善，爱她小鸟般欢快跳动的心灵。正是她的温柔单纯保护了我：在她眼里，世间的一切都像平常日子那般明净清澈。我甚至觉得她知道死后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所以我们之间不必谈论那种话题。我们一起生活到第三年的年底，我又要外出一趟，此行时间比较长。分别前夜，我们去了趟歌剧院。我们包厢的门廊里光线昏暗，显得很神秘，放着一个深红色的小沙发，她暂且在上面坐了下来，脱掉脚上灰色的大雪靴。我帮着她将穿着丝袜的细腿从靴子中解放出来——这时我想起了从又大又笨、长着粗毛的蚕茧里化出的轻巧飞蛾。我俩走到了包厢的最前头，俯身望望底下玫瑰色的大厅，高高兴兴地等着大幕拉开。大幕是一幅结实的旧帘子，印着淡黄色的装饰画，画的是几出歌剧的场景——有头戴尖顶钢盔的鲁斯兰(1) 和坐在大帆船上的兰斯基(2) 。她的一只裸露的胳膊肘靠在装饰豪华的扶手栏上，差点把她珠光闪闪的小小观剧镜打落下来。 所有的观众落座之后，乐队屏住气息，准备演奏。这时出了点事：宽阔的玫瑰色剧场里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一片漆黑密密实实地压在我们头上，我只觉得如双目失明一般。黑暗中，周围的一切开始移动，恐慌哆哆嗦嗦地上升，融入女士们的尖叫声中。男士们大声叫大家保持冷静，女士们的喊声反而越发狂乱。我笑笑，和她说起话来，不过感觉到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默默地扯紧我的袖口。当大厅再次亮灯后，我才发现她脸色苍白，牙关紧咬。我扶着她出了包厢。她摇摇头，抱歉地冲我笑笑，为自己像个小孩那样害怕而不好意思——可是紧接着泪水夺眶而出，求我带她回家。到了封闭的马车车厢里她才恢复了平静，将刚才擦拭汪汪泪眼的手绢展开捋平，开始解释说她一想到我明天要离开就不知有多么难过，还说刚才不出来的话，在歌剧院里扎在一堆陌生人中间度过我们的最后一晚会是多么大的错误啊。 十二小时后，我一个人坐在火车车厢里，望着窗外雾蒙蒙的冬日天空。太阳小得像颗燃烧的眼睛，随着列车前行，白雪覆盖的原野一望无际，宛如一把展开的天鹅绒巨扇。第二天我抵达了那个陌生的异国城市，就在那里，我遭遇了人生中的最高恐惧。 从头说起吧，我一连三个晚上没睡好，到第四个晚上则彻夜未眠。近年来，我失去了孤身一人的习惯，所以这几个孤独的夜晚让我痛苦不堪，无法缓解。第一个晚上，我在梦里看见了我的女孩：阳光洒满她的房间，她坐在床边，只穿了一条蕾丝睡裙，一个人笑啊，笑啊，止不住地笑。这个梦是在几个小时后偶然想起的，当时我正路过一家女式内衣店。想起来的那一刻，我发现，梦中的一切都是那么欢乐——蕾丝花边、朝后仰的头、笑声——现在，在我清醒的情况下，却如此恐怖。然而我自己也说不明白，为什么蕾丝花边、朗朗笑声的梦现在变得如此令人不快，面目可憎。我有很多事要操心，烟也抽得多，所以我一直有意提醒自己要绝对保持清醒，严格控制自己的情绪。回到旅馆房间准备睡觉的时候，我总会故意吹个口哨或是哼哼两声，给自己壮胆。可是只要身后传来极其轻微的声音，哪怕是夹克从椅背滑落到地板上，我都会吓一跳，简直像个容易受惊的小孩子。 到了第五天，一夜无眠后，我专门抽出时间去闲逛。真希望接下来的故事可以用斜体字来表述。不行，就是用斜体也不行：我需要一种全新的、独特的表述方式。连日的失眠让我的头脑空空如也，脑袋就像是玻璃做的，小腿有点抽筋，也像是玻璃做的一般。我一出旅馆——对呀，现在我想我终于找到恰当的词语了。我得赶紧写下来，免得又消失不见。我走出旅馆，来到大街上，突然看到了世界的真实模样。你明白，我们每每安慰自己说这个世界没有我们就无法存在，世界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存在，就是因为我们能对自己阐述这个世界。死亡、无尽的宇宙、银河系，所有这些都令人恐惧，原因恰恰是它们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好吧，话说回来——回到可怕的那一天。一夜无眠打垮了我，因为前一晚失眠的折磨，我偶然走进了一座城市的中心。看着眼前的房屋、树木、汽车和人群，我心里突然不愿意接受它们就是“房屋”、“树木”，等等——不愿意把它们与日常的人类生活联系起来。我与眼前这个世界的信息交流突然中断了，我是我，世界是它自己——一个没有感知的世界。我看清了万物的真正本质。我看房屋，房屋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就是说，看见一所房屋我们自然会想到的一切，如某种建筑风格、屋内格局、难看的房子或者舒适的房子——这一切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一个荒谬可笑的空壳。那个长久以来被人们重复无数次的最普通的词也是如此，只剩下毫无意义的荒谬声音：房——房，屋——屋。树木和人群也同样如此。我还明白了一张张人脸的恐怖。人体的结构、不同性别，还有“腿”、“臂”、“衣服”等概念——一概废除了，我眼前剩下的只是一件东西 而已，甚至连生物都算不上，因为这也是个人类的概念——只不过是移动过去的一件东西 。我努力回忆小时候的一次经历，想借此解除我的恐惧，但没有成功。那是儿时的一场梦，醒来之后，脖子还枕在枕头上，抬起迷离睡眼一看，只见床头上方一张神秘莫测的脸朝我伸了过来，没有鼻子，一双章鱼眼下面是一把轻骑兵那样的黑胡须，额头上长满牙齿。我尖叫一声，坐了起来，那黑胡须突然变成了眉毛，整张脸变成了妈妈的模样。原来，我刚才看到的是她整张脸倒过来的样子，实属难得。 现在，我也试图让脑子“坐起来”，这样眼前的世界才会恢复平日的模样——但没有成功。恰恰相反，我越是看得仔细，人群的面貌就越是怪诞。我惊恐不已，便求助于基本概念，看有没有比笛卡尔学说更好的观念来帮助我重新构建我们熟知的这个世界，简单、自然、大家习以为常的世界。我觉得，我如此设想的时候，正坐在一处公园的长凳上休息。我做了些什么事情，已经记不准确了。我就像是一个在街头突发心脏病的人，对过路行人、阳光和古老美丽的教堂一概不管，只顾一件事：不要断了那一口气。气是保住了，可还有一个愿望：千万不要发疯。我坚信，在那样的时刻，没有人看见过我看到的世界，它是如此赤裸，如此荒谬，令人毛骨悚然。我身旁，一只狗在雪地里嗅来嗅去，我绞尽脑汁想搞清楚“狗”是什么东西。我盯得它太紧了，它便放心地朝我爬了过来。我感到恶心，就从长凳上坐起来，走开了。就在这时，我的恐惧达到了顶点。我放弃了挣扎。我不再是一个人，只是一只肉眼，毫无目的地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望来望去。一看见人的脸，我就想高声尖叫。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旅馆门口。有人走上前来叫我的名字，往我软塌塌的手里塞了一张折起来的纸。我自然而然地打开了它，刚才的恐惧顿时没了踪影。我周围的一切又恢复了它们平日里平淡无奇的样子：旅馆、旋转门玻璃上不断变换的人影、刚才递给我电报的服务员那张熟悉的脸。我现在站在旅馆宽敞的大厅中央。有一个叼着烟斗、戴着花格帽的男人经过我时碰了我一下，郑重其事地道了歉。我惊呆了，感到难以忍受的剧痛，不过这一次是活人能感受到的疼痛。电报上说她快死了。 当我赶回去，坐在她的床前时，我根本没有想起要分析存在和虚无都有什么意义，那些想法也不再令我恐惧。这个我今生今世爱她胜过一切的女人就要死了，这就是我看到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 我扑通一声跪在她的床前时，她没有认出我。她半躺着，身后支着两个大枕头，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人显得特别瘦小。她的头发梳向脑后，露出了太阳穴处一道细细的伤疤，平日里这道伤疤被遮在前额上一缕垂发的后面。她没有意识到我就在她跟前，只是轻轻笑笑，笑时牵动嘴角，双唇抬了一两下。我知道她已进入平静的弥留之际，神志不清，幻觉中看见了我——于是她的面前站着两个我：一个是她看不见的我自己，另一个是我的分身，我自己看不见。就这样我成了孤身一人：另一个我跟着她走了。 她的死让我从疯狂中清醒过来。平凡的人间悲痛充满了我的生活，没有空间留给其他情绪。时光流逝，她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完美，也越来越沉寂。过去的点点滴滴，真切的小小回忆，都不知不觉消失了，或是一桩一件地消失，或是三三两两地消失，就像一幢房子窗口的灯光，随着人们入睡而逐渐熄灭。我知道自己头脑中难逃的宿命，我曾经体验过的恐惧，那种对存在的无助的害怕，迟早还会降临，到那时一定是没救了的。 (1) 　Ruslan，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男主角。该剧根据普希金的长诗写成，描写古代俄罗斯的基辅公主柳德米拉在与武士鲁斯兰举行婚礼时，被魔法师劫走。鲁斯兰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战胜魔法师，救回柳德米拉。 (2) 　Lenski，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要人物之一。该剧根据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改编，柴可夫斯基谱曲。故事中青年诗人兰斯基因奥涅金与自己的未婚妻奥尔加调情而感到受辱，向奥涅金提出决斗，在决斗中不幸身亡。 剃刀 他团里的战友们都理直气壮地戏称他为“剃刀”。此人的正脸给人留不下印象。他的熟人一想到他，只能勾画出他侧面的样子，那样子倒是不同寻常：尖尖的鼻子犹如绘图员手里的三角板，下巴如胳膊肘一样结实，又长又细的眼睫毛总让人想起那种又顽固又冷酷的人。他就是伊万诺夫。 早些年间的人的绰号具有奇特的洞察力，那是屡见不鲜的。一个男人外号“石头”或者“stein”(1) ，他就会成为出色的矿物学家。伊万诺夫上尉，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亡和其他无数次乏味的考验后，最终落脚柏林。他选择的行当恰恰是他的绰号早就预示过的——一名理发师。 伊万诺夫工作的理发店门面小，却很干净。店里还雇有两名年轻的专业理发师，他们对这位“俄国上尉”又友好又尊敬。店主是个表情严肃的大个子，只管收银机，把手一转，就传来银铃般的响声。还有位修甲师，贫血虚弱，肤色透亮。她面前摆放着一只小小的天鹅绒软垫，上面一批五个地放过不知多少手指，应付这些指头似乎把她的精气神耗干了。 伊万诺夫干得非常出色，虽然他德语懂得不多，多少给他带来不便，但他很快就找到了解决之道：首句里加上一个否定词“nicht”，第二句用个疑问词“was”，第三句再用个“nicht”，诸如此类不断地转换。其实他的手艺是到柏林后才学的，但尽管如此，他理发的风格却像极了俄罗斯的剃头师傅。俄国的师傅是出了名的爱滥用剪刀——瞄准一点一路剪下去，剪掉一两撮头发，然后在空中咔嚓咔嚓再剪一阵，仿佛惯性使然。这种看上去身手敏捷实则毫无用处的花式剪法正是他的看家本领，赢得了同行的尊敬。 对伊万诺夫来说，剪刀和剃刀无疑是他的战斗工具，这工具发出的金属嚓嚓声功效神奇，使他好战的灵魂得到极大的满足。他为人机敏，心中充满仇恨。自己广阔、高贵、美好的祖国被一群愚蠢的跳梁小丑打着掩人耳目的华丽口号毁坏殆尽，对此他实在无法释怀。潜伏在他心中的仇恨犹如紧紧盘起来的弹簧，蓄势待发，伺机而动。 在一个湛蓝的夏日酷热清晨，因为工作日的上午时段基本没有顾客光临，伊万诺夫的两个同事就都请了一钟头的假。老板更是因为酷热难熬，加上长久以来的欲火难耐，便悄悄带着脸色苍白又毫不反抗的瘦小修甲师进了里屋。洒满阳光的店里就剩下伊万诺夫一个人，他扫了一眼报纸，然后点了根烟，穿着白大褂，迈出店门，看起过往的行人来。 行人来来往往，一闪而过，蓝色的倒影折断在人行道的边缘上，又毫无畏惧地滑进汽车闪动的轮胎下。汽车轮胎在晒得发软的柏油马路上留下了细长的带状印记，宛如一条条蛇蜕下的华丽网状外衣。突然，一个体型结实矮小的男人，穿着一身黑色套装，头戴圆顶硬呢帽，腋下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走下人行道，径直朝一身白衣的伊万诺夫走来。伊万诺夫在阳光下半眯着眼，往一旁挪开一步，让他进了理发店。 来人忽地出现在店中所有的镜子里：从侧面能看到他四分之三的脸，他脱下帽子挂在一个帽钩上，脑后露出一块苍白的秃斑来。这时那人一转身正对着镜子，镜子在大理石墙面上方闪亮，墙面上摆着绿色和金色的香水瓶，也在闪闪发亮。伊万诺夫立即认出了这张动来动去的大胖脸，脸上一对目光锐利的小眼睛，右边鼻翼下长着一颗圆鼓鼓的痣。 这人一言不发，对着镜子坐了下来，然后含糊不清地咕哝了几声，伸出一根粗短的手指轻轻拍了拍须发凌乱的脸颊，意思是“我想刮脸”。伊万诺夫惊得有些迷糊，但还是给他围好理发巾，蘸了些瓷碗里还有余热的肥皂沫，在此人的脸颊上刷起来。刷了脸，刷了下巴，刷了上唇，再小心翼翼地绕着那颗痣刷，又用食指把泡沫涂开。不过伊万诺夫完全是机械般地刷完了肥皂沫，与此人再次相遇让他吃惊不小。 现在一层轻薄的白色肥皂膜遮住了这个人眼睛以下的脸，那对极小的眼睛宛如手表机芯里的两个小小齿轮般闪着微光。伊万诺夫打开剃刀，在皮带上磨了几下，这时突然从惊诧中清醒过来，意识到这个男人此刻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俯身看看此人脑后苍白的秃斑，将手中泛着蓝光的刀刃贴近脸部的肥皂沫，柔声细气地说：“同志，我这厢有礼了。你离开我们那边的世界有多久了？别，请别动，一动我有可能不小心割伤你。” 那对闪烁的小小齿轮转得更快了，斜看着伊万诺夫棱角分明的脸，停住不转了。伊万诺夫用剃刀背刮去多余的肥皂沫，接着说：“同志，我可记得你。真抱歉，你那名字，我嫌恶心，就不说了。我记得约摸六年前你在哈尔科夫(2) 审问我的情景。我记得你的签字，亲爱的朋友……可是，你看看，我现在还活着。” 接着就出现了以下情景：小眼睛四面飞转，突然紧闭起来，眼睫毛缩成一团，像个以为闭上眼睛别人就看不见了的原始人。 伊万诺夫的剃刀轻轻沿着那张冰冷的脸移动，发出沙沙响声。 “现在就你我二人，同志。明白吗？剃刀稍不留神，立刻血流满地。这一块就是突突跳动的颈部动脉。血流满地，甚至血流成河。不过我想先替你把脸体体面面地刮干净。再说了，我还有话对你讲。” 伊万诺夫用两根手指小心翼翼地提起那人肉乎乎的鼻尖，还是那么轻柔地刮起他的上唇来。 “同志，我要说的要点是，我什么都记得。我记得一清二楚，希望你也没有忘记……”伊万诺夫轻声细语地讲开了，一边不慌不忙地刮着那人一动不动仰着的脸。伊万诺夫讲的故事一定特别可怕，因为他说着说着手就停住了，俯身逼近那人的身子。那人直挺挺地坐着，活像一具尸体盖在裹尸布般的理发巾下面，凸起的眼睑也耷拉下来。 “我讲完了，”伊万诺夫叹了口气说道，“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现在告诉我，你觉得对这一切该如何补偿才算合适呢？什么东西可以和一把利剑相提并论？我再提醒你一遍，记住了，此刻就我们两个人，完完全全的你我两个。” “尸体总是要刮刮脸的，”伊万诺夫继续说，刀刃沿着那人脖颈绷紧的皮肤往上游走，“判了死刑的人也要刮刮脸。现在，我正在给你刮脸。你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 座位上的男人既没有动，也没有睁开眼睛。他脸上的肥皂沫都刮干净了，只是颧骨和耳朵附近还有一点。伊万诺夫望着眼前这紧张得双目紧闭的胖脸，不由得疑惑这男人是不是已经瘫痪了。不过就在刀面贴到那人脖子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突然抽搐起来。但他的眼睛依然没有睁开。 伊万诺夫在那人脸上迅速擦拭了一下，又从一个气动机里取些滑石粉拍上去，说：“这东西撒上对你好。我很满意。你可以离开了。”伊万诺夫厌恶地一把从他胸前扯下理发巾。那人仍然坐着没动。 “起来吧，你这笨蛋。”伊万诺夫叫道，扯着他的袖子拉他起来。男人吓呆了，双眼死死闭着，僵在店中央。伊万诺夫将他的礼帽啪的一声盖在他头上，又把公文包塞在他的腋下，把他朝门口拨过去。这时那人才打个趔趄动了起来。他双眼紧闭的脸在所有的镜子里一闪而过。伊万诺夫拉开店门，他就像个机器人似的走了出去。他迈着机械的步子，伸出僵硬的手紧紧握住公文包，用古希腊雕像般的呆滞双目盯着阳光耀眼的街道，离开了。 (1) 　德语，石头 。 (2) 　Kharkov，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联时代初期曾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 旅客 “是的，生活比我们高明，”作家感叹道，把别着俄国烟卷的硬纸板烟嘴在他的烟盒盖上磕了磕，“生活随便一想，便是精彩的构思！我们怎么能和生活这位女神相比？她写出的作品是无法翻译的，讲不清道不明的。” “作家有版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评论家微微一笑说。他是个谦虚的近视眼男人，细长的指头动来动去，不得安闲。 “我们的最后一招就是瞎编，”作家继续说，心不在焉地把一根火柴扔进评论家喝空了的酒杯中，“我们对生活女神的创作，充其量只能像电影制片人改编名著那样。制片人需要女仆星期六晚上不觉得寂寞无聊，就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他把原著从头至尾来个彻底分解，弄出几百个镜头，再加进些他自己编造的新人物和新事件——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既要影片娱乐大众，又要影片符合经典传统，二者要结合得顺顺当当，天衣无缝。一开始好人受难，到头来恶有恶报。最要紧的是收尾，既要出人意料，又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作家也正是这样，把生活本身的情况按我们自己的需要加以改变，好歹不违常理、来点艺术加工就行。我们的这种抄袭品淡而无味，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添油加醋。我们认为生活女神的表演过于动荡，变化太快，因而她的天才手笔显得过于凌乱。我们一味迁就读者，从生活女神挥洒自如的长篇小说中截来一点点小故事，精雕细琢后让学童们看。说到这一点，请允许我给你透露一桩亲身经历。 “那一次我碰巧坐在一列特快的卧铺车里旅行。我喜欢在旅途中晃晃悠悠入睡的感觉：铺位上凉飕飕的被单，车一开，车站上的灯缓缓移过，好像为你送行，最后消失在黑沉沉的车窗玻璃后面。我记得当时我头顶上的那个铺没睡人，我为此心中大喜。我脱去衣服，仰面躺下，双手交叉枕在脑后。卧铺被单里装的是统一的标准毛毯，比较单薄，和旅馆里蓬松的羽绒被比起来，倒别有情致。我想了一会儿自己的事——当时正在苦恼地酝酿一部短篇小说，讲的是火车上清洁女工的生活——然后关上灯，很快睡着了。讲到这里，让我用一种写作技巧。这种技巧在某一类短篇小说中经常出现，已令人生厌了，我的这篇小说很有可能就属于此类小说。技巧是这样的——老法子，你肯定非常熟悉：‘半夜时分，我突然醒来。’不过接下来的内容要比陈词老调强一些。我醒来看见了一只脚。” “请再说一遍，看见了什么？”谦虚的评论家打断作家的话，身子前倾，竖起一根指头。 “我看见了一只脚，”作家又说了一遍，“这时小隔间里的灯亮了。列车到了某个车站，停了下来。那是一只男人的脚，一只相当大的脚，穿着一只质地很差的短袜，青灰色的脚趾甲在袜子上戳了一个洞。这只脚牢固地踩在上铺上床梯子的一阶上，近近地冲着我的脸。脚的主人因我头顶上的铺位遮挡，我看不见他，他正在使出最后一把劲往铺架上爬。我有充裕的时间，便仔细观察这只穿着灰底黑格短袜的脚，还有短袜上面的半截小腿：结实的腿肚子一侧是紫罗兰色的吊袜带，稀稀落落的腿毛从长衬裤的网眼里脏兮兮地钻出来。总而言之，这是半截极不雅观的肢体。我还在看着，只见那只脚突然绷紧，那根坚韧的大脚趾动了一两下，然后那半截腿一使劲整个儿腾空而起，总算从我眼前移开了。我头顶上传来哼哼声，还有吸鼻子声，听这动静可以得出结论：此人准备睡觉了。灯熄了，片刻后列车猛地一冲开动了。 “我不知道如何给你讲那半截腿，只能说它让我看得极不舒服，胸口发堵。像条使劲蠕动的花斑小爬虫。我发现我心神难定，因为我对此人的了解只有那半截很不雅观的小腿。他的形体，他的面孔，我还根本没见着。他睡的上铺，本来在我头顶上形成一个黑沉沉的低矮天棚，现在似乎更低下来一些，我几乎感受到它沉沉的分量了。我竭力想象我这位夜间的同行车友长什么模样，但不论怎么使劲地想，能想出的一个成形的东西就是那片惹眼的脚趾甲，把短袜的毛线顶出个洞，露出珍珠母贝那般的青灰色光泽。按常理论，这样的鸡毛蒜皮竟然惹得我烦，似乎很奇怪。但我反过来问一下，每一位作家难道不恰恰都是招惹鸡毛蒜皮的人吗？不管怎么说，我横竖睡不着。我一直在听——我这个未曾谋面的同路人开始打呼噜了没有？他好像没有打呼噜，而是在呻吟。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夜间车轮辗过铁轨的响声会引发听力幻觉。但我还是摆脱不了这样的印象：从我头顶传来的声音不同寻常。我胳膊肘支着身子坐起来一点。上面的声音变得比较清晰了。原来睡在上铺的那人在呜呜咽咽地哭。” “那是怎么回事？”评论家打断他的话，“呜呜咽咽地哭？我明白了。请原谅——我刚才没听清。”评论家双手重新落到膝盖上，头一歪，继续听作家往下讲。 “对，他在呜呜咽咽地哭，还哭得蛮厉害，噎得他喘不过气来。呼出一口气时老发一声响，仿佛一口气喝下一夸脱水一般。随后便是闭着嘴一抽一抽地哭，抽得还相当快——像是学母鸡咯咯叫，好难听。然后重新吸气，又呼出来，发出短促的呜呜咽咽声——带着哈气的声响，由此判断，他这时的嘴是张着的。所有这些响声都产生在车轮滚动引发的晃荡之中，颇像一截摇摇晃晃的楼梯，那人呜呜咽咽的哭声就沿着这截楼梯上上下下。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听——无意间感到黑暗中我的脸色特别难看，因为听一个陌生人哭总归不好意思。不过我提醒你注意，我这是身不由己；我和他同乘一辆什么也不管、只顾自己奔驰的火车，又共用同一个两铺位的隔间，这个事实把我和他捆在了一起。他哭泣不止，使劲地哭，可怕的哭声一直陪伴着我。我们两个——我在下铺听，他在上铺哭——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同时奔向夜色中的远方，只有列车出了意外事故才有可能中断我们这种身不由己的联系。 “过了一会儿，他好像不哭了，可是我刚刚要睡着时，他的哭声又大了起来，我甚至好像听见他还说了几句迷迷糊糊的话，声音低沉得好像从肚子里发出一般，中间还夹着几声一惊一抽的叹息。他又没动静了，只抽了几下鼻子。我闭眼躺着，想象中又看见了他那只穿着格子短袜的烦人的脚。不知怎么的，我还是设法睡着了。五点半时列车员一扭门把，打开隔间门叫我。我坐在床上——每过一分钟我的头就碰一下上铺的床沿——匆匆穿好衣服。在拿着包走出隔间进入过道之前，我回头往上铺看了看，但那人背朝我躺着，头蒙在毯子里。过道里已是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列车的蓝色侧影掠过草地，掠过树丛，沿着斜坡蜿蜒而上，穿过枝叶摇曳的白桦林。一块农田里有一个椭圆形的小水塘，闪着耀眼的波光，随后渐渐变窄，变小，变成一条银色缝隙。随着一阵快速的哗哗响声，列车驶过了一幢农舍，路的尽头从一扇横在它前面的大门底下钻了进去。接着又是数不清的白桦树，枝叶摇曳，带着太阳晒黑的斑点，像一排栅栏，看得人发晕。 “过道里除了我还有别人，有两位女士，还没睡醒的脸上马马虎虎化了点妆，一个小老头，戴着仿麂皮手套，头上一顶旅行便帽。我讨厌早起，对我而言，世上最迷人的清晨也代替不了上午几小时的酣睡。所以当那位老先生问我是不是也要到站下车时，我只冷冷地点点头，再无下文。他说的站是一个大镇，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后我们都在该站下车。 “白桦林突然消失了，五六幢小房子从一个小山包上倾泻下来，其中有几幢下来得太快，差点没钻到车轮底下去。接着是一座巨大的紫红色工厂大步跨了过去，厂房的玻璃窗忽闪而过。一幅十码高的广告画，上面有个人拿着巧克力向我们打招呼。又是一座工厂，明亮的窗玻璃，还有烟囱。长话短说，眼前是接近大城市时常见的景象。可是突然之间，列车痉挛一般地刹起车来，停在了一个荒凉偏僻的小站上，这叫我们大感意外。这种小站只供临时停车用，特快列车好像不在这里停车的。我发现还有出人意料的事，三四名警察早已守候在站台上。我放下一扇车窗，探头张望。‘请关上车窗。’警察中的一位很有礼貌地说。过道里的旅客显得惶惶不安。一位列车员从我身边走过，我便问他是怎么回事。‘车上有个罪犯。’他答道，接着又略加说明，说就在我们半夜停车的那个镇上，前半夜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丈夫因妻子不忠，枪杀了她和她的情夫。两位女士连声惊呼，那位老先生连连摇头。过道里进来了两名警察和一名警探，这警探长着红脸蛋，胖身材，头戴圆顶礼帽，像个书商模样。他们叫我返回自己的铺位。两名警察守在过道里，警探挨房搜查。我拿出护照给他看。他那双棕红色的眼睛在我脸上来回一扫，就把护照还给了我。我们，就是我和警探，站在狭窄的隔间里，上铺躺着一个毛毯裹身的黑身影，像一只茧。‘你可以走了。’警探对我说道，说着朝上铺的昏暗处一伸胳膊：‘请出示证件。’毛毯裹身的那人还在打鼾。我走到车门口故意停了停，这时仍能听见那人的鼾声，好像也能听出他夜里的哭声还如游丝一般响在鼾声中。‘请醒醒。’警探提高嗓门说，说着非常专业地一把抓住睡觉之人脖颈处的毛毯边扯了扯。那人动了动，却继续打鼾。警探摇摇他的肩膀。这么叫还叫不醒，倒也烦人。我掉头看着过道对面的车窗，却是视而不见，一门心思地听隔间里发生的动静。 “你想想看，我绝对没听到任何异乎寻常的事情。那个睡在上铺的人半睡半醒地咕哝了几句，警探明确地要看他的护照，又明确地说了感谢配合的话，然后出门到了另一个隔间。这就完啦。不过想想看——当然是按作家的意见来想了——假如这个脚不雅观、哭哭啼啼的旅客被证实是个杀人犯的话，那该会多么美妙啊。他淌了一夜的眼泪也能有个美妙的解释了。更有甚者，这事前前后后能巧妙地套入我夜间旅行的框架中，一个短篇小说的框架也就搭起来了。然而，生活的构思，生活这位作者的构思，总是比我们高明一百倍，这件事上如此，别的事上一概如此。” 作家叹口气，不说话了，咂巴他的烟卷。烟早就灭了，这会儿咬在嘴里让唾液全弄湿了。评论家体贴地看着他。 “你实话实说，”作家又开始说起来，“刚才就在我开始提到警察和意外停车的那一刻，你就断定那个呜咽的旅客是罪犯吧？” “我了解你的手法，”评论家说，用手指尖戳了戳对方的肩膀，做了个他独有的手势，顺势收回手来，“假如你在写一个侦探小说，你笔下的坏人真相大白时肯定不是书中人物谁也不曾怀疑的人，而是书中人物个个从一开始就怀疑起来的人，这样就把有经验的读者愚弄一番，因为有经验的读者习惯于坏人到头来不是摆在明处的那一个。我非常清楚，你喜欢用最自然的结局创造出乎读者期待的效果。但你不可迷于此道。生活中有许多偶然之事，也有许多奇特之事。词语本身具有崇高的权利，可以提高事情的偶然性，也可以对并不意外的事情进行超验性的加工。根据你刚才所讲的这件事，加上偶然性的舞姿，把你那位旅途同行人变成杀人犯，那你就能创作出一篇非常圆满的短篇小说来。” 作家又叹了口气。 “对，对，我也这么想过。我还可以添几处细节。我可以暗示那人对妻子爱得非常热烈。要编，各种花样都编得出来了。麻烦的是，我们摸不着生活的底——也许生活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比我们所想更微妙，更深刻。还有个麻烦是我当初不知道，今后也永远不会知道，那旅客为什么要哭。” “我来为词语说句公道话，”评论家轻轻说道，“你是写小说的作家，至少可以想出个精彩办法：你笔下的人物在哭，也许是因为他在车站上丢了钱包。我曾经认识这么一个人，一个长相威武的男子汉，牙痛起来经常哭，甚至连嚎带叫。别，别，谢谢——别给我再斟啦。我喝够了，足够足够了。” 门铃声 他和她在彼得堡分开后，七年过去了。上帝啊，想当年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快要挤爆了！别站得太近，火车马上要开了。看看，说走就走了，再见，最亲爱的……她在一旁跟着车走，又高又瘦，穿着雨衣，脖子上围着一条黑白相间的围巾，缓缓移动的人流把她挤到后面去了。他是刚入伍的红军新兵，正赶上内战，既不情愿，也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一个美丽的夜晚，在草原蟋蟀得意的狂鸣声中，他投奔了白军。一年之后，一九二○年，离开俄国前不久，在雅尔塔一条叫钱纳亚的陡峭石子街上，他意外碰上了在莫斯科当律师的舅舅。对呀，有消息——有两封信。她要去德国了，已经拿到了护照。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年轻人。最后，俄国放了他——据有些人说，让他永久休假。在此之前，俄国花了好长时间要留住他。他慢慢移动，从北方到了南方。俄国还是想尽量控制住他，一路占领了特维尔、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小村庄，但并没奏效。俄国为他留了最后一手，一份最后的礼物——克里米亚，可是就连这一招也不灵。他最终还是走了。上船后他结识了一个英国年轻人，是个快乐的小伙子，也是个运动员，此行要去非洲。 尼古拉去了非洲，去了意大利，出于某种原因，还去了加那利群岛，然后又回到非洲，在海外军团里干了一阵。起初他经常想起她，后来就想得很少了，再后来又想得多了，而且想得更勤了。她的第二任丈夫金德是个德国实业家，战争期间死了。他生前在柏林有一处相当好的房子，尼古拉便觉得她在柏林绝无挨饿之忧。可是时间过得多快啊！……真的整整七年过去了吗？ 这七年来他长得更加结实了，也变得更加粗野了。断了一个食指，学会了两门外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眼睛的颜色变得淡些了，眼神也率直了，这都是因为他脸上均匀地盖了一层风吹日晒的乡土颜色。他抽上了烟斗。他从前走路总和腿短的人一样步子沉重，如今走路带上了明显的节奏。他身上有一样东西一点没变，那就是他的笑声，笑起来又是说俏皮话，又是眨巴眼睛。 他最后决定放弃一切不慌不忙去柏林时，摇着头轻轻笑了好久。有一次，在意大利某个地方，他注意到一个报摊上有份柏林出版的俄国流亡者报纸。他便给该报写了一封信，要求登一则寻人告示：某某找某某。他没有收到答复。他顺便去游科西嘉岛，碰见一个俄国同胞，是资深老记者格鲁舍夫斯基，正要去柏林。请你代我打听打听，也许你会找到她。就说我还活着，身体也好……不过这条线上也没传来任何消息。现在到了他攻占柏林的时候了，人到了那儿，寻找起来就比较简单。他费了不少周折才拿到德国签证，钱也快用完了。唉，也罢，总有办法到那里的…… 他果真到了柏林。出了站来到站前广场上，穿一件军用防水短大衣，戴一顶花格子便帽，矮个子，宽肩膀，嘴里叼着烟斗，那只没断指头的手里提着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提箱。他停住脚步，欣赏一个宝石般闪烁的霓虹灯广告，只见它穿过夜色缓缓闪来，然后消失了，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开始闪现。他在一家廉价旅馆的简易客房里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心里老想着如何开始找她。住址查询处、那家俄文报纸的办公室……已经七年了。她肯定真的变老了。真该死，等了那么久！本该早点来的。可是，唉，这些年来，满世界转悠，浪迹天涯，干了多少没有名堂的廉价工作；多少机会，遇上了，失去了；还有获得自由的激动，他曾在童年梦想过的自由！纯粹是杰克·伦敦的经历……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一张有惹人发痒之嫌的羽绒床，迟来的有轨电车发出的刺耳刹车声。他摸出火柴，习惯性地用半截残指开始往烟斗里压柔软的烟丝。 要是像他这样旅行，人就会忘了日期。去过的地方会把日期排挤出去。早上，尼古拉出门，打算去警察局，只见家家商店都拉下了栅栏门。原来今天是讨厌的星期日。那么住址查询处和报馆也都是关门闭户。时值晚秋，秋风萧瑟，街心花园里开着紫菀花，天空一片纯白，黄色的树木，黄色的电车，潮湿的出租车喇叭如低沉的雁鸣。一想到自己现在就和她在同一个城市里，一阵激动传遍了他的全身。在一家出租车司机酒吧，他掏出一枚五十芬尼的硬币买了一杯波尔多葡萄酒。这酒下到空腹中，产生了舒适的感觉。街上不时零星地传来俄语的交谈声：“……Skol'ko raz ya tebe govorila……”（“……给你说过多少遍了……”）几个当地人走过去后，又传来几句俄语：“……他很想卖给我，可我，直说了吧……”他听得兴奋，咯咯笑起来，抽完每一斗烟的时间也比平时快得多。“……好像都走了，不过现在格里沙也跟着倒霉了……”他想如果再过来一对俄国人，就走上前去，彬彬有礼地问：“你们可曾认识奥尔加·金德？原是卡尔斯基女伯爵。”在这块像是俄国偏远省份的小地方，俄国人肯定都互相认识。 已是傍晚时分，暮色中一缕橘黄色的光映满了一家大商场的玻璃橱窗。在一户人家正门一侧，尼古拉注意到一块白色的小招牌，上面写着：“牙医伊·斯·魏纳，来自彼得格勒。”蓦然一段往事涌上心头，真像火一般烫了他一下。我们这位可爱的朋友在这里都快站朽了，必须离开。窗户里头，牙医的酷刑椅正前方嵌着几幅玻璃照片，照的是瑞士风景……窗户朝着莫伊卡街。请漱口。魏纳医生，这位平易近人的胖老头儿，穿着白大褂，戴着锃亮的眼镜，把他那些叮当作响的医疗器具分类摆好。她当年经常去他那儿看牙，他的几位表亲也常去。这几位表亲要是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吵起来，还拿“是不是想找魏纳”相威胁，意思是要打掉对方几颗牙。尼古拉在门前沉吟片刻，正要按门铃，忽然记起今天是星期日。他又考虑了一下，还是按了门铃。他上了一段台阶，这时一个女仆开了门。“别上来，今天医生不看病。”“我的牙没病，”尼古拉的德语实在差，“魏纳医生是我的老朋友。我姓加拉托夫——他肯定记得我……”“那我这就去禀报。”女仆答道。 过了一阵儿，一位身穿盘花扣平绒夹克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他面色像胡萝卜一般红润，似乎待人极其亲切。高高兴兴打过招呼后，他又用俄语说道：“不过我记不起你来了——想必搞错了吧。”尼古拉看看他，致歉道：“怕是搞错了。我也记不起你了。我原本想找革命前住在莫伊卡大街上的魏纳医生，结果找错人了。对不起。” “噢，那肯定是一位和我同姓的人。这是个很普通的姓。我那时住在扎戈罗德尼大街。” “当年我们看牙都找他，”尼古拉解释道，“所以我以为……你看看，我这次来是想寻访一位女士——一位金德太太，金德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姓……” 魏纳咬住嘴唇，神情专注地扭头思索，然后回复他，说：“稍等片刻……我好像记起来了。我好像记起了一位姓金德的太太，她前不久来我这里看牙，我有些印象——我们马上会查清楚。请移步去我的诊室。” 诊室在尼古拉的视野中仍然一片模糊。魏纳医生俯身查看他的约见登记簿，尼古拉实在无法从他光得不能再光的秃头上移开目光。 “我们马上会查清楚，”他又说一遍，指头飞快地翻着登记簿，“就一分钟，我们马上会查清楚。我们马上……有了，金德太太。镶金牙，还做了其他治疗——具体是什么治疗，我看不清楚，有一团污渍遮住了。” “她的本名和父名呢？”尼古拉急切地往桌前一靠，袖口差点儿碰翻了墨水瓶。 “这儿也写着，叫奥尔加·基里洛夫娜。” “对。”尼古拉长舒一口气说。 “地址是普兰纳大街五十九号，巴布先生转交，”魏纳咂巴着嘴说，将地址飞快地抄到另一张纸上，“从这里数，第二条街便是。地址你拿上。非常高兴为你效劳。她是你家亲戚吗？” “是我母亲。”尼古拉答道。 从牙医诊所出来，他稍稍加快步伐前行。这么容易就找到了她，他觉得惊奇，简直像用扑克牌变了个戏法一般。此行来柏林，他倒是从未想过她有可能早已去世，也有可能迁居其他城市，但奇迹竟然出现了。魏纳竟然是另外一个魏纳——然而殊途同归。多美的城市，多美的雨！（珍珠般的蒙蒙秋雨像是说着悄悄话落下来，大街小巷一片昏暗。）她会怎样迎接他呢——是亲切，还是悲伤？要么是平平静静？小时候她不曾惯着他。我弹钢琴时你不许在客厅里乱跑。长大后他越来越觉得她对他没有多大用处。现在他竭力想象她的面容，可是头脑里总是顽固地拒绝出现具体的模样，他甚至不能把他脑中的信息收集起来形成一个活生生的可见形象：高挑瘦长的身材，四肢看似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一头黑发，两鬓有几缕灰白，苍白的大嘴，最后一次见面时穿的一件旧雨衣。疲惫痛苦的表情，好像是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太太。这样的表情似乎一直挂在她脸上——甚至在他父亲去世之前就挂在那儿。他父亲是海军上将加拉托夫，革命前不久开枪自尽了。到五十一号了，再过八幢房子就到了。 突然间他发现自己不安起来，关键时刻如此这般，真说不过去。这一次的不安和从前的不安相比，厉害得多。从前的不安，举个例子，有一回他第一次把自己大汗淋漓的身体紧贴在一面峭壁上，举枪瞄准旋风般冲杀过来的骑兵，那是个骑在一匹阿拉伯骏马上的白衣凶神。没等走到五十九号，他便停了下来，掏出烟斗和皮烟袋，缓缓地、仔细地装上一斗烟，没有掉落一根烟丝。然后划亮火柴，伸手掬住火焰，吸了一口，望着点燃的烟丝拱起来，这才咽下一口甜滋滋的、刺得舌头发麻的烟。然后他小心地吐出那口烟来，迈开坚实的、不慌不忙的步子，朝房子走去。 楼梯太暗，绊了他两次。在一团漆黑中他走到二楼转弯平台处，划着一根火柴，照亮一块镀金的牌子。名字不对。又往上找，过了好几块牌子后才找到“巴布”这个奇怪的名字。小火苗烧到了手指上，熄灭了。上帝啊，我的心怦怦乱跳……他在黑暗中摸到了门铃，按响了它。这时他取下咬在嘴里的烟斗，等待开门，感到一丝痛苦的微笑撕开了自己的嘴。 这时门锁和门闩发出一声混合的响动，门突然打开，像是被一股大风猛地吹开一般。前厅和楼梯里一样昏暗，昏暗中飘来一个响亮而又欢快的声音。“全楼的灯都灭了——eto oozhas，(1) 真叫人害怕。”尼古拉马上注意到那一声“oo”加重了语气，拖得很长。在这一声的基础上，他脑中立刻重现了那个站在门道里的人，连最细微的特征也能感觉出来，尽管那人还隐在黑暗之中。 “说得是，啥也看不见。”他笑着说道，迎上前去。 她叫了一声，好像被一只结实的手击了一掌。他在黑暗中找到了她的双臂、她的双肩，又撞上了什么东西（大概是伞架）。“不，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她一边后退，一边急急地重复着。 “别动，妈妈，就一会儿。”他说着又撞上了什么东西（这次是半开的前门，砰的一声狠狠关上了）。 “这不可能……尼基，尼基——” 他吻她的脸颊，吻她的头发，乱吻一气，摸到哪里就吻哪里。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但他凭着某种内心之眼看清了她的全部，从头到脚趾。她身上只有一样东西发生了变化（连这点新变化也意外地使他想起了遥远的童年，那时她还常弹钢琴）：她身上散发出强烈的高级香水味——仿佛中断了的这些年没有存在过一般，仿佛他的青少年时代和她守寡的岁月都没有存在过一般。她守寡后就再也不用香水了，人也因悲伤而憔悴下去。现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他仿佛不再浪迹天涯，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果然是你。你回来了。你果真在我眼前。”她念叨着，把柔软的嘴唇贴在他身上，“回来就好……事情本该如此……” “难道哪儿都没灯吗？”尼古拉开心地问。 她打开一道内门，激动地说：“有灯，往里走。我在那边点了蜡烛。” “好，让我好好看看你。”他说着，走进了摇曳的烛光中，贪婪地看着他的母亲。她的一头黑发变成了干草一般的浅色。 “唉，难道你认不出我了？”她焦急地喘着气问，接着连忙又说：“别这么盯着我看。快把近况全讲给我听！瞧你晒得多黑……我的天啊！讲啊，一桩一件全讲给我听！” 好一头金色短发……她的脸本是精心化过妆的，这时一滴泪水流淌下来，湿湿的印迹一路吞食了红润的胭脂，打湿了涂上睫毛膏的睫毛，扑在鼻子两侧的粉也变成了紫罗兰色。她穿一件蓝得发亮的高领连衣裙，全身上下都显得那么陌生，令人害怕，令人不安。 “妈妈，你莫非在等客人？”尼古拉察言观色，问道。接下来实在不知说什么好，便起劲地脱下了大衣。 她离开他，朝桌子走去。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饭菜，餐具在半暗的烛光下闪着星星点点的光。然后她又转了回来，机械地照了照黑影绰绰的镜子。 “多少年过去了……我的天！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噢，对了，今晚我是有朋友要来。我让他们别来就是了。我这就打电话过去。就说我有事情。千万不能让他们来……啊，上帝……” 她紧紧贴在他身上，深情地抚摸他，想真正确认是不是他。 “镇静，妈妈，你这是怎么啦？这就太过激动了。我们找个地方坐下。Comment vas-tu？(2) 生活是如何对待你的？”……但不知为什么，他害怕听到她的回答，便开始说他自己的事，还是用他特有的豪爽谈锋，一面说一面抽着烟斗吞云吐雾，好让他的惊讶淹没在话语和烟雾之中。说到后来，才知道她早就看见过他的寻人启事，也早和那位老记者取得了联系，还一直要提笔给尼古拉写信——总是准备提笔要写——他早就看出来她的脸因化妆而变了形，头发也是染成金黄色的，现在又觉得她的声音也不是原来的声音。他讲着他的冒险经历，没有片刻停顿，边讲边四下打量这间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中抖动的屋子，打量屋子里可怕的中产阶级风格的装饰——壁炉台上躺着一只玩具猫，一扇屏风下面露出床脚，一幅腓特烈大帝吹长笛的画；还有一个没有放书的书架，摆着一些小花瓶，烛光映在上面，像水银一般上下跳动……随着他的目光四处游动，他仔细看了看先前经过时只瞥了一眼的东西：那张餐桌——原来饭菜是为两个人准备的，摆着饭后利口甜酒，一瓶意大利阿斯提甜酒，两只高脚红酒杯，一个巨大的粉红色蛋糕，沿边上插了一圈还没有点着的小蜡烛。“……当然啦，我一纵身就跳到了帐篷外面，你想想是怎么回事？猜猜看！” 她似乎从恍惚出神的状态中突然惊醒，慌乱地瞅瞅他（她挨着他在长沙发上坐下，双手按住太阳穴，桃红色的长筒袜露了出来，闪动着陌生的光泽）。 “你没听我说吗，妈妈？” “哪能呢，我在听——在听……” 这时他又注意到别的情况：她心不在焉，神色奇特，好像根本没在听他说话，而是在等待一场即将远道而来的厄运，凶猛可怕，却又无法避免。他仍然兴高采烈地往下讲他的事情，不过随后又停顿了一下，问道：“那个蛋糕——是谁有此尊荣？看上去好吃极了。” 他母亲慌忙笑笑。“噢，这是个小花样。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在等客人。” “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彼得堡，历历在目，”尼古拉说，“记得吗？有一次你搞错了，少插了一根蜡烛。当时我过十岁生日，蜡烛却只有九根。你漏了一岁，为此我大哭大闹一场。今天蛋糕上插了几根蜡烛？” “唉，插几根又有什么关系？”她叫道，说着站起身来，像是要挡住他的目光，不让他往餐桌上看，“还是告诉我现在几点了。我必须打电话取消聚会……就说我今天有事。” “七点一刻。”尼古拉说。 “太晚了，太晚了！”她又一次抬高声音说道。“好吧！既然晚了，来就来了吧……” 两人都沉默不语。她又坐了下来。尼古拉想尽量对她亲热一点，想讨好她，想直接问：“听着，妈妈——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快讲讲：全讲出来。”他又瞅了一眼餐桌上丰盛的饭菜，数了数蛋糕上插了一圈的蜡烛。共有二十五根。是二十五根！他已经二十八岁了…… “请不要这么仔细地检查我的屋子，”他母亲说，“你这样活像个职业侦探！这屋子破烂不堪，有什么好看的。我倒想另搬个地方，可金德留给我的别墅让我给卖了。”突然间她轻轻倒抽了口气：“等等……怎么回事？刚才是你弄出的响声吗？” “对，”尼古拉耶答道，“是我在磕烟斗里的烟灰。不过还是告诉我，你现在钱够花吗？收支相抵有没有问题？” 她忙着收拾袖子上的饰带，没有看他，说：“钱够花……当然够花。他给我留下了几笔外资股票，一座医院，还留下一座古老的监狱。一座监狱！……不过我得跟你讲明白，我就只够过日子而已。看在老天的分上，别再磕烟斗了。我必须跟你讲明白……讲明白我不能……唉，你明白的，尼基——要我养活你那可是太难了。” “你在说什么呀，妈妈，”尼古拉叫道（就在这时，屋顶上的电灯突然亮了，就像蠢笨的太阳从一朵蠢笨的乌云后面突然露出脸来一般），“好啦，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蜡烛熄灭了。刚才真像是蹲在古代帝王的陵墓里。你看，我手头倒是有一小笔现钱，再说了，我无牵无挂的，像只四处乱逛的野鸟……过来，坐下——别这么满屋子转悠。” 她停在了他面前，又高又瘦，亮闪闪的蓝裙子。这时在明亮的灯光照射下，他看清了她老得多么厉害，两颊和额头上的皱纹坚持不懈地从脂粉间露了出来。还有那一头染过的黄发！…… “你突然这么一头闯进来，”她说，咬咬嘴唇，望望立在书架上的一只小钟，“就像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下起雪来……那钟走得快了些。不对，它早就停了。我今晚有客人，不料你来了。这一下全乱套了……” “胡说，妈妈。客人要是来了，看见你儿子回来了，他们很快就会告辞的。天黑之前，你和我就去某家音乐厅，再找个地方吃晚饭……我记得看过一场非洲歌舞——演得真是棒极了！你想想，五十个黑人，场面多大，比如说……” 前门响起了响亮的门铃声。奥尔加·基里洛夫娜本来悬悬地坐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门铃声吓得她一激灵，站直了。 “等等，我去开门。”尼古拉说着站起身来。 她扯住他的衣袖，急得脸一抽一抽的。门铃声停了，按铃的人在等着开门。 “肯定是你的客人，”尼古拉说，“你的二十五岁的客人。我们得让客人进来。” 他母亲慌忙摇头，然后又侧耳细听。 “不开门不对吧——”尼古拉又说开了。 她拉拉他的衣袖，压低声音说：“你敢！我不要开门……你敢不听话！” 门铃突然又响了，这一次响得更久，更急，一直响了好久。 “放开我，”尼古拉说道，“这太荒唐了。有人按铃，就得去开门。你怕什么呀？” “你敢开——不准开，听见了吗？”她又说一遍，颤巍巍地抓住他的手，“求求你……尼基，尼基，尼基！……别开门！” 铃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咚咚的敲门声——好像是用手杖结实的圆头在敲击。 尼古拉毅然朝前门走去，但还没走到，就让他母亲一把抓住了肩头，使足全身力气拽了回来，嘴里还一个劲地低声喊：“看你敢……看你敢……看在上帝的分上……” 门铃声又响了起来，短促而恼怒。 “随你便。”尼古拉一笑，两手插进裤兜，一直走到屋子最里头。真是莫名其妙，他心想，忍不住又笑起来。 门铃声已经停了，这时一片寂静。按铃人显然受够了，离开了。尼古拉走到餐桌旁，凝视着那个豪华的蛋糕，还有浇在上面的鲜亮糖衣，二十五根庆祝生日的蜡烛，两只红酒杯。不远处放着一个白色的小纸盒，像是藏在酒瓶的阴影里。他拿起纸盒，打开盒盖。盒子里装着一只崭新的、颇为俗气的银色香烟盒。 “原来如此。”尼古拉说道。 他母亲半卧在沙发上，脸埋在靠垫里，正在抽抽搭搭地哭。早年他经常见她哭，但那时她哭起来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比如坐在桌边哭，脸也不转过去，还大声地擤鼻涕，嘴里一个劲地说话。可现在她哭得像个小姑娘一样，躺在那里，涕泪纵横……沿着背脊一道曲线楚楚动人，一只穿着天鹅绒拖鞋的脚不停地碰到地板上，也显得很好看……谁见了都几乎会觉得这是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在哭……而她的手帕，揉成一团，扔在地毯上，离美人哭泣的场景不远不近，恰到好处。 尼古拉从喉咙里打了一声俄国式的咕噜，坐在她躺着的沙发边上。他又打了一声咕噜。他母亲仍然捂着脸，冲着靠垫说：“唉，你为什么就不能早点来呢？哪怕早来一年……早来一年该多好！……” “这我自己也不知道。”尼古拉答道。 “现在一切都完啦……”她呜咽着说，甩动她的浅黄色头发，“一切都完啦。到五月份我就五十岁了。长大成人的儿子来看望成了老太婆的母亲。你何必今晚……单单这个时候来呢！” 尼古拉穿上大衣（他和欧洲人放大衣的习惯正好相反，脱下往角落里一扔就行），从衣兜里掏出便帽，又挨着她坐下。 “明天上午我就走了，”他说道，抚摸着母亲肩膀上亮闪闪的蓝色丝绸，“我现在突然很想一直北上，也许去挪威——要么去远海捕鲸。我会给你写信。一两年后我们再见面，那时我可能会多待些时日。我流浪成性，别生我的气！” 她一把搂住他，把一侧泪水打湿的脸紧紧贴在他的脖子上。然后她紧紧握住他的手，突然间惊叫起来。 “被子弹打掉了的，”尼古拉笑道，“再见，我最亲爱的。” 她摸摸他那截光滑的断指，小心翼翼地吻了吻它。然后她伸出一只胳膊搂上儿子的腰，陪着他朝门口走去。 “常来信……干吗笑？我脸上的脂粉肯定全掉了吧？” 门在他身后刚关上，她就拖着刷刷作响的蓝裙子飞一般朝电话奔去。 (1) 　拉丁文转写的俄语，真吓人 。 (2) 　法语，你过得如何 ？ 事关面子 一 安东·彼得洛维奇与伯格相识的那个可恶的日子，其实只在理论上存在。当时他的记忆并没给那天贴上日期标签，所以现在就不可能查证到底是哪一天了。大致说来，应该是在去年冬天，一九二六年圣诞节前后。当时伯格幽灵一般地从扶手椅上突然冒出，先是鞠躬致意，然后又坐了回去——这时再不像先前的幽灵一般了。那是在库尔久莫夫家，位于柏林莫阿比特区(1) ，远离主城区，我想是在圣马克大街上。革命后，库尔久莫夫一家就成了贫民，如今还是一贫如洗。安东·彼得洛维奇与伯格虽然也曾是流亡人士，倒从此渐渐富起来了。如今，男装杂货店要是摆出十来条类似的领带——柔和的亮色系，有点像晚霞的颜色——同时也摆出十来条颜色完全相同的手帕，安东·彼得洛维奇就会买一条时下流行的领带，再买一条时下流行的手帕。每天早上去银行上班，一路上总会遇到两三个和他一样匆匆去各自办公室上班的绅士。他们打着和他一样的领带，插着和他一样的手帕，他见了就觉得很高兴。他一度和伯格有生意往来，如今伯格便是他生活中少不了的人。他一天要打来五个电话，经常登门造访，没完没了地讲笑话——上帝，他多喜欢讲笑话啊！他第一次来串门时，安东·彼得洛维奇的妻子塔尼娅觉得他很像一位风趣的英国绅士。“你好，安东！”伯格总是大声招呼，叉开五指拍向安东的手（这是俄国人打招呼的方式），然后使劲地握手。伯格肩膀宽阔，体格健壮，脸总是刮得干干净净，喜欢把自己比作健美的天使。他曾给安东·彼得洛维奇看过一个又小又旧的黑色笔记本，里面画满了叉号，整整有五百二十三个。“克里米亚内战的一个纪念品，”伯格微笑着说道，随后又淡淡地加上一句：“当然，我只算那些我一枪击毙的红军。”伯格以前当过骑兵，曾在邓尼金将军麾下作战，这一点总是让安东·彼得洛维奇嫉妒不已。每当伯格在塔尼娅面前讲起那些侦察突袭和午夜袭击的故事时，他总是恨极了。安东·彼得洛维奇长得粗壮腿短，戴一副单片眼镜。平时不戴的时候，就用一条细细的黑带子把镜片挂在胸前。每当他伸展四肢仰躺在安乐椅上时，单片眼镜微微闪烁，那模样活像他肚子上长了一只呆滞的眼睛。两年前他长了一个疖子，割掉后在左颊上留下了一个疤。当他戴上单片眼镜时，这个疤，粗糙蓬乱的胡子，还有肥大的俄罗斯式鼻子，都会剧烈地抽搐起来。“别再做鬼脸了，”伯格总会说，“没有比你这副样子更难看的了。” 杯子里的茶水冒出轻轻的水汽，盘子里一块压扁了的巧克力泡芙流着奶油。塔尼娅将一对光胳膊肘支在桌上，手指交叉托着下巴，盯着香烟上冒出的缕缕烟雾。伯格一直想说服塔尼娅留短发，说自古以来，女人们都是留短发的，比如维纳斯女神像就是这样。安东·彼得洛维奇则旁敲侧击地激烈反对。塔尼娅只是耸耸肩，用指甲轻轻弹掉烟灰。 后来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七月底的一个星期三，安东·彼得洛维奇出差去了卡塞尔(2) 。他在那儿给妻子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将于周五返回。到了周五，却发现至少还得在这里滞留一周，于是又发了一封电报。不料第二天生意落空了，由于懒得再发电报，安东·彼得洛维奇就径直回家了。待到十点左右终于到达柏林时，他已经身心俱疲。从街上望去，他家公寓卧室的窗户还透出些许光亮，说明妻子在家，这总算是安慰人心的消息。他走上五楼，转了三下钥匙，打开锁了三转的门，进了家。经过前厅时，他听到浴室里发出稳定的流水声。粉嫩的，湿润的，安东·彼得洛维奇不由得来了番惬意的遐想，一边提着包进了卧室。卧室里，伯格站在衣柜镜子前，正在打领带。 仈_○_電_耔_書 _ω_ω_ω_.t x t 8 0. l a 安东·彼得洛维奇机械地把行李箱放在地上，眼睛死死盯着伯格。伯格若无其事地抬起头，撩起一截鲜艳的领带，从结扣中穿过去。“无论如何，不要激动，”伯格边说边小心地拉紧领带，“请不要激动。务必保持冷静。” 安东·彼得洛维奇想，一定要有所行动。可是怎么行动呢？他感到双腿一阵颤抖，好像腿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冰冷而疼痛的颤抖。得马上有所行动……他开始从一只手上扯下手套。手套很新，紧紧裹在手上。安东·彼得洛维奇一边不停地扭动脑袋，一边机械地嘟囔：“马上滚。这太可怕了。滚……” “我这就走，我这就走，安东。”伯格耸了耸他那宽宽的肩膀，从容地穿上外套。 我要是揍他，他肯定也会揍我，安东·彼得洛维奇这么一闪念。他猛力一拽，终于扯下了那只手套，接着笨拙地朝伯格扔去。手套撞到墙上，正好落在盥洗盆里。 “好准头。”伯格说。 他拿起帽子和手杖，径直越过安东，朝门口走去。“无论如何，你总得让我出去，”他说，“楼下的门锁了。” 安东·彼得洛维奇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糊里糊涂就跟着他出去了。下楼梯时，走在前面的伯格忽然大笑起来。“对不起，”他头也没回地说道，“不过这真是太有趣了——怀着这么复杂的心情被赶了出来。”到下一个楼梯平台时，他又咯咯笑起来，并且加快了步伐。安东·彼得洛维奇也加快了步伐。这么恼人的奔跑很不体面……伯格是故意让他连蹦带跳出洋相的。真是折磨人……三楼……二楼……什么时候才能下完楼梯？伯格从最后的几阶楼梯上一跃而下，一边用手杖轻击地面，一边站在那里等着安东·彼得洛维奇。安东·彼得洛维奇大口喘着粗气，费劲地捉住不停摇晃着的钥匙，抖抖索索地插进锁里。门终于打开了。 “尽可能别恨我，”伯格站在人行道上说，“你设身处地想想……” 安东·彼得洛维奇猛地摔上门。从一开始他就有股强烈的冲动去摔门或是摔其他什么东西。噪音震得他耳朵嗡嗡作响。爬上楼梯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脸已经被泪水打湿了。经过前厅时，他又一次听到了流水的声音。真希望温水能变得滚烫。除了水声，他还能听到塔尼娅的声音。她正在浴室里放声歌唱。 安东·彼得洛维奇感到一阵莫名的轻松，回到了卧室。这时他才看到先前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两张床都弄得皱巴巴的，一件粉色睡衣摊在他妻子的床上。她那件新的晚礼服和一双丝袜已经取出来放在沙发上：显然，她准备和伯格去参加舞会。安东·彼得洛维奇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支昂贵的钢笔，站在梳妆台前，笨拙地俯下身子，写道：“我无法忍受见到你。如果我见到你，我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一大滴泪水滚下，他的单片眼镜模糊了……字迹也看不清了……“你走吧。我给你留下一些现金。明天我会和娜塔莎讨论这件事。今晚你住她家，或是住旅馆——只是求你不要住在这儿了。”写完后，他把信靠在镜子上，选了个确保她能看到的地方。信的旁边放了一张一百马克的纸币。走过前厅时，他又听见妻子仍然在浴室里唱歌。她拥有吉卜赛人一般的嗓音，迷人的嗓音……快乐啊！一个盛夏之夜，一把吉他……就是那个夜晚，她坐在地板中央的坐垫上唱歌，一边唱一边眯着眼睛微笑。他那时刚刚向她求婚……是的，快乐啊！一个盛夏之夜，一只飞蛾撞到了天花板上。“我的灵魂向你投降，我怀着无限的激情爱你……”“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一边下楼朝街上走去，一边不停地念叨。夜色如此温柔，繁星布满天空。他往哪里走无关紧要。现在她很可能已经从浴室出来，看到他的信了。想起那只手套来，安东·彼得洛维奇就觉得心寒。那只崭新的手套漂浮在满溢的盥洗盆里。想起那只棕色手套的可怜模样，他忍不住哭出声来，把一个路人吓了一跳。看着广场四周巨大杨木的阴影，他想起米秋申就住在这一带。于是他在酒吧给他打了个电话。酒吧梦一般突然出现，又如火车尾灯一般消逝在远方。米秋申把他让进屋，可他喝多了，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安东·彼得洛维奇铁青的脸。昏暗的小屋里，坐着一个安东·彼得洛维奇不认识的人，还有一个穿红裙子的黑发女子背朝桌子躺在沙发上，好像已经睡着了。桌上的酒瓶泛着幽光。安东·彼得洛维奇闯入了一个生日宴会，但他一直没搞清楚这个聚会是为谁而办的，米秋申？那个睡着的女人？抑或是那个不认识的男人（后来知道他是个俄裔德国人，有个古怪的名字叫格努什克）？满面红光的米秋申把他介绍给了格努什克，然后对着熟睡女人宽厚的背漫不经心地点点头说：“阿杰莱达·阿尔伯特夫娜，我想让你认识一下我的一个好朋友。”那个女人一动不动，但米秋申没有露出一点意外之感，他好像压根就没指望她醒过来。这一切都显得古怪离奇，噩梦一般——空伏特加瓶里插了一朵玫瑰，棋盘上乱七八糟摆着下了一半的棋，熟睡的女人，喝醉了却依然相当平静的格努什克……“来喝一杯。”米秋申说道，接着眉毛突然一扬问道：“你怎么了，安东·彼得洛维奇？你看起来气色不佳啊。” “是啊，无论如何，先喝一杯吧。”格努什克像个傻子一般诚恳地说道。他长着一张特别长的脸，穿着领子特别高的衬衣，活像一条达克斯猎狗。 安东·彼得洛维奇大口喝下半杯伏特加，坐了下来。 “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吧？”米秋申说道，“在亨利面前不要不好意思——他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了。该我走棋了，亨利。我可警告你，如果你吃了我的象，我就会在三步之内将死你。好了，安东·彼得洛维奇，现在你可以说出来了。” “我们马上会见分晓。”格努什克说道。他伸出胳膊，露出了浆过的衬衫袖口。“你忘了H-5位置上的一个兵。” “玩你自个的H-5吧，”米秋申说，“安东·彼得洛维奇马上要说他的故事了。” 安东·彼得洛维奇又喝了些伏特加，整个屋子开始旋转起来。滑动的棋盘眼看要撞在酒瓶上了，瓶子和桌子似乎都朝长沙发倒去。沙发上躺着神秘的阿杰莱达·阿尔伯特夫娜，头冲着窗户移动，窗户也开始动了起来。不知怎的，这些该死的晃动好像都和伯格相关，必须让它停下来——立刻停下来。应该把它踩在脚下，撕碎它，毁灭它…… “我想让你当我的助手。”安东·彼得洛维奇说。他隐约觉得有点词不达意，却又不知如何修正。 “什么助手？”米秋申斜眼瞥了一下棋盘，心不在焉地问道。格努什克的手指在棋盘上点来点去。 “不是，你听我说，”安东·彼得洛维奇大叫起来，声音中充满痛苦，“你们听我说！别再喝了好不好！事情很严重，非常严重。” 米秋申明亮的蓝眼睛紧盯着他。“亨利，别下了，”他看也不看格努什克，说道，“事情听起来很严重。” “我打算决斗，”安东·彼得洛维奇低声说，一边使劲稳住眼神，不让桌子从眼前飘走，“我要杀个人。他的名字叫伯格——你可能在我家见过他。至于原因，我不想解释……” “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对助手讲。”米秋申神气十足地说道。 “原谅我多管闲事，”格努什克突然说道，竖起食指，“但是记住，有这么一条：‘不可杀人’(3) ！” “此人名叫伯格，”安东·彼得洛维奇说道，“我想你认识他。我需要两个助手。”这话说得真够含糊。 “是场决斗。”格努什克说道。 米秋申用胳膊肘轻轻顶了他一下：“不要插话，亨利。” “我说完了。”安东·彼得洛维奇低声说道。他垂下眼睛，手指无力地拨弄着系在他那毫无用处的单片眼镜上的丝带。 大家都不出声了。睡在沙发上的女人发出舒服的鼾声。一辆小汽车穿过街道，发出刺耳的喇叭声。 “我醉了，亨利也醉了，”米秋申喃喃说道，“但很显然，发生了严重的事情。”他咬咬指关节，望望格努什克，“你怎么看，亨利？”格努什克叹了口气。 “明天你们两个去见他，”安东·彼得洛维奇说道，“选好地点什么的。他没给我下决斗书。根据规则，他应该给我下决斗书的。我倒是向他扔过手套了。(4) ” “你的行为像个高贵而勇敢的人，”格努什克神采飞扬地说道，“说来巧了，这种事我略知一二。我的一个表亲也是死于一场决斗。” 为什么说“也”呢？安东·彼得洛维奇痛苦地想道。难道这是一个凶兆？ 米秋申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然后轻快地说：“作为朋友，我不能拒绝。明早我们就去见伯格先生。” “根据德国法律，”格努什克说道，“如果你杀了他，他们会把你投进监狱关几年。相反，如果你被杀了，那他们是不会管的。” “这些我都考虑过了。”安东·彼得洛维奇郑重地说道。 他又一次掏出那支漂亮、昂贵、闪闪发亮的黑色钢笔。黄金笔尖精致纤细，平日里写字时，它就像一根裹着天鹅绒的嫩枝从纸上滑过。不过现在安东·彼得洛维奇的手在不停地颤抖，桌子也像是风暴中颠簸的甲板一般晃动……米秋申递给他一大张书写纸，安东·彼得洛维奇在上面给伯格写了封充满鄙夷的决斗书。他在信中三次将伯格称作无赖，还在结尾处写了一个蹩脚的句子：“你我必死其一。” 信一写完，他就放声大哭起来。格努什克一边啧啧地弹舌头，一边用一块大红方格子手帕擦去这个可怜人脸上的泪水。米秋申一直手指棋盘，反复沉重地说：“你就像将死这棋盘上的王一样解决他——三步将死，毫无疑问。”安东·彼得洛维奇一边抽泣，一边推开格努什克友好的手，像个孩子一般不停地说：“我非常爱她，非常爱她！” 天渐渐亮了，又迎来悲伤的一天。 “你们九点就去他家。”安东·彼得洛维奇说道。他从椅子上倾身站了起来。 “我们九点就去他家。”格努什克的回答如同回音一般。 “我们还可以睡五个钟头。”米秋申说。 安东·彼得洛维奇理了理帽子（他一直坐在帽子上），抓住米秋申的手，握了一会儿，然后举起来贴在脸颊上。 “好啦，好啦，不必如此。”米秋申嘟囔道。他又像先前一样冲着那个熟睡的女士说：“阿杰莱达·阿尔伯特夫娜，我们的朋友要走了。” 这次她动了一下，惊醒过来，重重地翻了个身。她的脸又圆又胖，睡觉时压出了满脸皱纹，吊梢眼化了浓妆。“你们几个不要再喝了。”她平静地说，说完又翻个身面朝着墙沉沉睡去了。 在街道拐角处，安东·彼得洛维奇拦了一辆昏昏欲睡的出租车。车子以幽灵般的速度载着他在蓝灰色城市的垃圾中穿行，在他家房子前停歇下来。他在前厅遇见了女仆伊丽莎白，她大张着嘴，目光阴冷，似乎有话要说。但想了想后，就趿拉着一双男用拖鞋往走廊去了。 “等一下，”安东·彼得洛维奇说，“我妻子走了吗？” “真是可耻，”女仆极其郑重地说道，“这里就是个疯人院。大半夜拉着个大皮箱，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的……” “我问我妻子是不是走了。”安东·彼得洛维奇高声喊道。 “她走了。”伊丽莎白阴沉地回答说。 安东·彼得洛维奇走进客厅。他决定就睡在客厅里。那卧室，当然不能睡了。他打开灯，躺在沙发上，盖上大衣。不知怎的，他觉得左手腕有点不适。哦，当然不适——我的手表……他取下表来，边上发条边想心事。这也太离谱了，他这个男子汉怎能如此沉得住气，还记着给手表上发条！他酒还没醒，汹涌的大浪朝他一阵阵袭来，打得他忽高忽低，开始恶心。他坐了起来……那个很大的铜烟灰缸……快点……体内一阵剧烈的翻腾，疼痛直达腹股沟……全都吐在了烟灰缸外。吐完立刻睡着了。一只脚还穿着黑皮鞋，灰色的鞋罩耷拉在沙发上，灯光（他忘关了）在他大汗淋漓的额头上映出惨淡的光。 二 米秋申一向好斗，酗酒成性。稍一激他，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活脱脱一个亡命之徒。有人也曾听说他的某个朋友跟邮局作对，经常将点燃的火柴扔进邮箱。这个人外号格努特，很有可能就是格努什克。其实安东·彼得洛维奇原本只想在米秋申家过夜，去了后也不知怎的就突然提到了决斗的事……哦，伯格当然该死，只是这种事本该慎重考虑才是。若真要挑选助手，也无论如何要选绅士才行。结果整件事情变得荒唐可笑，不成体统了——从一开始的扔手套，到最后的烟灰缸。现在，当然无法可想了——杯已斟满，只好喝干了…… 他摸摸沙发下面表掉下去的地方。十一点了，米秋申和格努什克应该到伯格家了。突然一个愉快的想法冒了出来，把别的想法推到一边去，接着又消失了。是个什么想法呢？哦，当然有个想法的！他们昨晚喝多了，他自己也喝多了。他们肯定睡过了头，醒来之后应该会想到他昨晚也就是胡言乱语一番。但是这个愉快的想法仅仅闪现了一下就消失了。有什么想法都不管用——事情已经开始了，他还得向他们重复昨晚说的话。奇怪的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露面。决斗。好一个触目惊心的词“决斗”！我就要决斗了。仇人相见，一对一单挑。决斗。“决斗”这词好听。他站起来，发现裤子已经皱得很厉害。烟灰缸被拿走了，伊丽莎白一定在他睡觉的时候来过，真丢人！得去卧室，看看乱成什么样了。忘掉妻子，从此没她这个人了，她从来没有存在过。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安东·彼得洛维奇深吸一口气，打开了卧室的门。他看到女仆正将一张皱巴巴的报纸塞进废纸篓里。 “请给我端点咖啡来。”他说，然后朝梳妆台走去。梳妆台上有个信封，信封上有他的名字，是塔尼娅的笔迹。信封旁还杂乱地放着他的发刷、梳子、修面刷和一只难看的僵硬手套。安东·彼得洛维奇打开信封，里面除了那一张百元马克外，什么也没有。他把信翻过来调过去地看，不知拿它怎么办。 “伊丽莎白……” 女仆走过来，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看。 “这个，你拿去吧。昨晚给你造成了诸多不便，还有那么多不愉快的事情……拿去吧，拿去。” “一百马克？”女仆低声问道。突然间她面红耳赤，天知道她脑袋里转了什么念头。只见她把垃圾篓砰的一声扔在地上，大声喊道：“这可不行！你不能收买我。我是个正派的女人。你等着吧，我会告诉所有人你要收买我。不行！这里真是个疯人院了……”她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她这是怎么了？天啊，她这是怎么了？”安东·彼得洛维奇大惑不解，喃喃自语。他快步走到门前，冲着女仆的背影尖声叫道：“你立刻滚蛋，滚出这个家！” “这是我赶走的第三个人了，”他想道，全身都在发抖，“现在连给我端咖啡的人都没有了。” 他花了很长时间洗了个澡，换好了衣服，在街对面的咖啡馆里坐下，时不时向外瞥一眼，看看米秋申和格努什克是不是不来了。虽然他在镇上有很多生意要处理，但他现在心里不能想着生意了。决斗，多么迷人的字眼。 下午，塔尼娅的妹妹娜塔莎来了。她气恼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安东·彼得洛维奇踱来踱去，不时轻轻拍打着家具。塔尼娅半夜去了她妹妹的寓所，模样糟糕得令人难以想象。安东·彼得洛维奇突然发现很难用“ty”（“你”）来称呼娜塔莎了，他毕竟不再是她姐姐的丈夫了。 “需要的话，我会每月支付她一笔费用的，”他说道，竭力控制着，不让话音里歇斯底里的调门越来越高。 “这不是钱的问题。”娜塔莎答道。她坐在他面前，晃动着一条穿着光滑长丝袜的腿。“问题是这事乱成了一锅粥。” “谢谢你能来，”安东·彼得洛维奇说，“我们以后再谈吧，我现在很忙。”送她到门口时，他漫不经心地说道（或者说他至少希望别人能听出来他就是随便那么一说）：“我要和他决斗。”娜塔莎嘴唇抖动了几下，在他颊上匆匆一吻，就离开了。真奇怪，她并没有恳求他不要决斗。不管从哪方面讲，她都该恳求他不要决斗才对。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决斗了。她抹的香水……和谁的香水一样呢？不对，不对，他从来没结过婚。 过了一小会儿，大概七点钟，米秋申和格努什克来了。他们神色冷峻。格努什克欠欠身，交给安东·彼得洛维奇一个密封好的公务信封。他打开一看，开头一句是：“我收到了你异常愚蠢、异常粗鲁的信……”安东·彼得洛维奇的单片眼镜掉了下来，他又戴了回去。“我原本觉得非常对不起你，可你既然是这种态度，那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你的挑战。你的助手也太差劲了。伯格。” 安东·彼得洛维奇的喉咙干涩得难受，双腿又开始不听使唤地抖动起来。 “坐，坐。”他说道，自己先坐了下来。格努什克一屁股坐到扶手椅里，觉得不舒服，又移到椅子边上。 “他真是无礼至极，”米秋申情绪激动地说，“想想看——他一直在大笑，气得我险些打掉他的门牙。” 格努什克清了清嗓子说：“我能建议你做的只有一件事：一定要仔细瞄准。因为他也会仔细瞄准的。” 安东·彼得洛维奇眼前闪过一本笔记本中的一页，上面打满叉号：一个叉代表一座坟墓。 “他是一个危险的家伙。”格努什克往后一仰，靠在扶手椅上，身体又陷了进去，又赶快扭动着移了出来。 “谁来汇报？亨利，是你还是我？”米秋申问道。他咬着一支香烟，大拇指一动一动地摁打火机。 “还是你来吧。”格努什克说道。 “我们忙了一整天，”米秋申开始汇报，一双浅蓝色眼睛死死瞪着安东·彼得洛维奇，“八点半时，亨利还是烂醉如泥，我呢……”“我抗议。”格努什克说道。 “……到了伯格那儿，他正在喝咖啡。我们立刻把你的信给了他。他看了看——亨利，他看了后做什么了——对了，他哈哈大笑起来。我们等着他笑完了，然后亨利问他有什么打算。” “不对，不是问他的打算，是问他如何应对。”格努什克更正道。 “……如何应对。伯格先生说他同意决斗，他选择用手枪。我们把条件都说定了：决斗双方各离对方二十步，一声令下，决斗开始。如果一个回合下来没有伤亡，决斗将继续进行……亨利，还有什么来着？” “要是搞不到真正的决斗手枪，那就用勃朗宁自动手枪。”格努什克说道。 “是勃朗宁自动手枪。说定这些后，我们问伯格怎么联系他的助手。他出去打了个电话，而后就写了你眼前的这封信。顺便说一下，他不停地开玩笑。接下来我们去咖啡厅见了他的两个密友。我给格努什克买了一朵康乃馨，别在他的纽扣眼上，他们据此认出了我们并作了自我介绍。好了，简而言之，一切顺利。他们的名字叫做马克思和恩格斯。” “不准确，”格努什克打断他说道，“他们是马尔科夫和阿尔汉格尔斯基上校。” “叫什么无所谓，”米秋申接着往下说，“史诗般的篇章从这里开始。我们和这两个家伙出城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你们都知道魏斯多夫吧，就在万塞湖那边。对，就是那里。我们步行穿过树林，找到了一片林间空地，原来那两个家伙前几天和他们的女友在此野餐过。空地的面积不大，周围除了树林什么都没有。简而言之，是个理想的地方——虽然没有导致莱蒙托夫丧命的那场决斗中的大山背景。看看我的靴子——全让灰尘染白了。” “我的也是，”格努什克说道，“我得说这次旅途真够吃力的。” 接下来停了片刻。 “今天很热，”米秋申说，“比昨天还热。” “热得多了。”格努什克说。 米秋申开始在烟灰缸里碾灭他的香烟，动作夸张，灭得极其彻底。沉默。安东·彼得洛维奇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试图把它吞下去，但心跳得更厉害了。决斗什么时候开始？明天？他们刚才为什么不说？也可能是后天？如果是后天的话会好一些…… 米秋申和格努什克交换了下眼色，站了起来。 “我们明天早上六点半来叫你，”米秋申说道，“没必要太早出发，那里连个鬼影都没有。” 安东·彼得洛维奇也站了起来。他该怎么办呢？感谢他们？ “好的，谢谢，先生们……谢谢，先生们……那就是说一切都安排好了，这很好。” 那两人欠身致意。 “我们还得找一位医生，几把手枪。”格努什克说。 走到前厅时，安东·彼得洛维奇抓住米秋申的胳膊肘，嘟嘟哝哝地说：“你知道的，这么问你太愚蠢了。但你看，我不会用枪。我的意思是，枪怎么打我知道，但我从没练过……” “嗯，”米秋申说，“这太糟糕了。今天是星期天，要不然你还可以上一两节课。真是不走运。” “阿尔汉格尔斯基上校开设了私人射击课。”格努什克插了一句。 “是的，”米秋申说道，“你是聪明人，对吧？再说，安东·彼得洛维奇，我们能做什么呢？你知道俗话怎么说来着——新手总是幸运的。全交给上帝了，你只管扣动扳机就是了。” 他们走了。夜幕徐徐降临。这时还没有哪家拉下百叶窗来。餐柜里一定有奶酪和全麦面包。各个房间空无一人，没任何动静，仿佛所有的家具都曾经呼吸走动，现在却都死掉了一般。一个纸板做成的牙医，凶神恶煞，正向一位惊惶失措的纸板病人俯下身子——这是不久前，一个五彩缤纷、焰火纷飞的夜晚，他在露娜游乐园看到的射击靶。伯格花了好长时间瞄准，气枪砰的一声响，子弹击中目标，弹簧弹了出来，纸板牙医拔出了一颗巨大的牙齿，带着四个牙根。塔尼娅拍手叫好，安东·彼得洛维奇面带微笑。伯格再次开火，但见纸板圆盘边转边咔咔作响，陶管一个接一个被击碎，那个在细长的喷水口跳舞的乒乓球也不见了踪影。真是可怕……但最可怕的还是塔尼娅说的一句玩笑话：“跟你决斗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相距二十步。安东·彼得洛维奇从门走到窗户，数着步子。一共十一步。他戴上单片眼镜，试着估算二十步是个多长的距离。有两间屋子这么长。唉，但愿他第一枪就能废了伯格。可是他从来不懂如何瞄准，一定会打偏的。这里有把开信刀。不行，还是拿镇纸练习。你到时端在手里瞄准的那个东西和镇纸更像些。或者像这样，端起来贴近你的下巴——这么做好像容易些。这时他拿起鹦鹉形的镇纸，端在眼前东瞄西瞄，意识到自己会被打死的。 十点钟左右，他决定上床睡觉。可是卧室是禁忌之处。他费了好大劲，才在衣橱里找到几条干净的床单。他换了个枕套，在客厅的皮沙发上铺上床单。他一边脱衣服一边想，这将是我人生中最后一觉了。胡说八道！安东·彼得维奇灵魂中的某个小颗粒在细声尖叫。同一个小颗粒促使他甩掉手套，使劲摔门，咒骂伯格是无赖。“胡说八道！”安东·彼得洛维奇细声说道，可他即刻告诉自己这样说是不对的。如果我认为什么都不会发生，那么最坏的事就会发生。生活中每件事情总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临睡前能读点东西该有多好啊——毕竟是最后一次了。 看看，我怎么又来了，他心里埋怨道。为什么是“最后一次”呢？我现在的状况很糟，一定要控制自己。唉，能算一卦就好了。用纸牌算？ 他在落地式收音机上找到一摞纸牌，拿了最上面那张，是张方块三。方块三代表什么命运呢？不知道。他又依次抽出了方块王后、梅花八，黑桃A。唉！这可不好。黑桃A——我想那意味着死亡。不过这都是胡说八道，荒唐的迷信罢了……零点过五分了。明天已经变成了今天。我今天有一场决斗了。 他想平静下来，可是办不到。奇怪的事情层出不穷：他手里拿的那本书，一部德国作家或别国作家写的小说，书名叫做《魔山》。“山”在德语里就是“伯格”。他又用数数的方法来作决断，如果数到三时恰巧有电车经过的话，那他就会被杀死。不料真有辆电车出现了。然后他做了一个相同处境下的男人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决心想清楚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沿着这个思路想了一两分钟，结果想得脑子一片空白。他发现呼吸不畅，就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时看看窗外洁净而恐怖的夜空。安东·彼得洛维奇又想，我得写遗嘱。但立遗嘱可以说是玩火，也好比在骨灰库里查看自己骨灰盒里的骨灰一样。“最好去睡会儿觉。”他大声说道。可是只要他一合眼，伯格那故意眯一只眼笑嘻嘻的面孔就浮现在眼前。他又打开灯，想看点书，抽点烟，尽管他不是个有瘾的烟客。琐碎的记忆浮过脑海——一把玩具手枪，公园小径之类的东西——但他一想起将死之人总会记起一些昔日琐事，就赶快就此打住。可是想不起来的事也让他恐惧：他意识到他刚才没有想起塔尼娅。他好像被一种特别的药物麻醉了，因而对她的离去不再敏感。他心想，她曾是我的生命，但她现在走了。我已经在浑然不觉中跟生命告别了，现在什么事情都和我没有关系了，因为我就要被杀死了……此时，夜色也在逐渐消逝。 四点钟左右，他拖着脚步走进餐厅，喝了杯苏打水。他走过一面镜子，镜子里映出他的条纹睡衣和日渐稀疏的头发。我眼看就像是自己的鬼魂了，他心想。但是我怎样才能睡着一会儿呢？怎样才能睡着呢？ 他发觉自己牙齿在打颤，便把一条围毯裹在身上，坐到了屋子中央的摇椅上。昏暗屋子渐渐能看清轮廓了，命运将会如何呢？我的穿着必须庄重，但也要风度翩翩。穿燕尾服？不行，看起来太傻了。那么穿黑色西装吧……对，再配条黑领带。就穿那套新的黑色西装。可是，万一受伤的话，比如肩部受伤……那衣服也就毁了……鲜血，还有弹洞。再说，他们可能连袖子也会剪掉的。胡说八道，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的。我一定要穿这套新的黑色西装。决斗一开始，我就竖起外套的领子——这是惯例。我想这样做的目的是隐藏衬衣的白色，要么只是为了抵挡清晨的湿气。我看过的那部电影里主人公就是这么干的。我还必须保持绝对的冷静，心平气和地跟每个人说话。谢谢，我已经开过枪了，现在轮到你了。你要是不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我就不开枪。我准备开枪了。“谢谢，我已经笑过了。”——听了个老掉牙的笑话，就笑笑回应……唉，但愿能想到所有的细节！他们——他、米秋申和格努什克——将会乘一辆轿车过去，把车停在路边，走进树林，那时伯格和他的助手多半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这样的情节小说里比比皆是。不过有个问题：需要向对手行礼吗？奥涅金在歌剧里是怎么做来着？也许在远处慎重地抬抬帽子就可以了。接下来可能是勘定距离，子弹上膛。这时他会做什么呢？对了，当然——他会一只脚踩在旁边不远的某个树桩上，摆出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态。不过伯格要是也一只脚踩在树桩上怎么办？他办得到的……学我的样子，让我出丑。这太可恨了！还有别的可能，比如靠在树干上，或者直接坐在草地上。有的人（是普希金的故事里的吧？）从纸袋里拿出樱桃吃。对，但那样就得把纸袋带到决斗现场——看起来真傻。哦，这样吧，到时候看情况再定。要神态威严，从容不迫。然后各就各位，相距二十码。这时候他就竖起衣领，像这样握住手枪。安吉尔上校会挥舞一块手帕示意，或者数到三开始。然后，突然间，极其恐怖的事情，荒谬的事情，就会发生——真是难以想象！就算你几天几夜苦思冥想也想象不出，就算你在土耳其生活到一百岁也想象不出……出去旅游，坐在咖啡馆里，是多么舒服的事啊……子弹击穿肋骨或头颅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剧痛？恶心？抑或只是砰的一声，然后一团漆黑？男高音歌唱家索比诺夫曾经那么逼真地扮演中弹倒地，连手枪都脱手飞进乐池里去了。但如果他只是受了重伤怎么办呢——比如被击中了眼睛，或是腹股沟呢？不会的，伯格会一枪击毙他的。当然，我只算那些我一枪击毙的人。他又要在那个黑色小本本上多画一个叉了。真是难以想象…… 餐厅里的钟叮当作响，敲了五下。安东·彼得洛维奇浑身发抖，紧紧地抓住腿上的毛毯，费了好大劲才站了起来。站起来后，又迟疑片刻，沉思起来。突然他猛地一跺脚，就像路易十六听到别人告诉他“陛下，该上断头台了”时猛地一跺脚一样。一切无法挽回了。跺一下他那软弱笨拙的脚。死刑不可避免了。该去刮脸、洗漱、更衣了。他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内衣和那套崭新的黑色西装。当他把蛋白石袖扣系在衬衫袖口上时，想起了蛋白石正是命运之石，而不到两三个小时后，这件衬衫上就会血迹斑斑。弹孔会在哪儿呢？他捋了捋闪亮的头发，头发一直垂到他肥胖温暖的胸部。他觉得恐怖极了，伸手捂住眼睛。此时此刻，他觉得五脏六腑都在悲哀地独立运行——心脏在跳动，肺叶在起伏，血液在循环，肠胃在蠕动——他就要将这些柔弱的、毫无防备的体内生命引向死亡。它们却浑然不觉，充满信赖……这简直是屠杀！他抓起心爱的衬衫，解开一个纽扣，一边哼哼，一边套上，仿佛一头扎进亚麻布那洁白冰冷的黑暗之中。袜子，领带。又笨拙地用一块破羊皮擦了皮鞋。在找一块干净的手帕时，他踩到了一管口红。他往镜子中瞅瞅，看见自己脸色惨白，便试探着将这绯红的东西往脸上抹了点，结果害得脸色比刚才更难看。他舔了下手指，在脸颊上揉搓，后悔从未仔细观察过女人是如何化妆的。最后他总算在自己的脸上涂匀了一层淡淡的红砖色，觉得这么看还差不多。“好了，我准备完毕。”他对着镜子说道。这时来了一个恼人的哈欠，镜子化成了泪水。他匆匆闻了闻手帕，把文件、手帕、钥匙和钢笔分别装进各个口袋，又塞入了单片眼镜的黑套带。可惜我没有一双好手套。原先的那双挺好，还是新的，可是留下的那只现在守寡了。决斗不也是这样的后果嘛。他在写字台前坐下，两肘支在桌上，开始等待。一会儿望望窗外，一会儿瞅瞅折叠皮套中的旅行钟。 这是一个美丽的清晨。麻雀在楼下高耸的椴树上疯叫，街道笼罩在丝绒般的淡蓝色阴影里，屋顶上零星闪着银光。安东·彼得洛维奇浑身冰凉，头疼欲裂。此时一小口白兰地就是天堂。家里空无一人。家已经被遗弃了，它的主人就要永远离去。呸，胡说八道！我们要保持镇定才是。一会儿前门的门铃就会响起，我必须保持绝对的镇定。铃声马上就要响起了，他们已经迟到三分钟了。或许他们不来了？这么美好的夏日早晨……俄国最后一个死于决斗的人是谁呢？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曼陀菲尔男爵。对，他们不来了。太好了。他再等半个钟头，然后上床睡觉——卧室不再如先前那么恐怖了，渐渐变得相当诱人。安东·彼得洛维奇张大嘴巴，准备深深地打个哈欠——他感到耳朵里咯吱响，上腭下方在膨胀——就在此刻，门铃声残酷地响起。安东·彼得洛维奇把没有打出来的哈欠断断续续地吞了回去，走进前厅，打开门，米秋申和格努什克相互让着过了门槛。 “该走了。”米秋申紧盯着安东·彼得洛维奇说道。他戴着他平时常戴的那条淡草绿色领带，格努什克穿着一件旧的长礼服。 “好的，我准备好了，”安东·彼得洛维奇说道，“我这就和你们一起走……” 说完他冲进卧室，把他们留在大厅里。为了赢得点时间，他又开始洗手，一边还反复地自言自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帝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五分钟前，还有一线希望，比如会发生地震，也许伯格会死于心脏病。命运也许会从中作梗，阻止决斗，救他一命。 “安东·彼得洛维奇，快点！”米秋申在前厅喊道。于是他赶快擦干手，走到他们跟前。 “好的，好的，我准备好了，咱们走吧。” 一到外面，米秋申就说：“我们得乘火车去。这个时候要是乘出租车深入树林中央，会让人觉得形迹可疑，司机说不定会报警。安东·彼得洛维奇，你不要紧张。” “我没紧张——别说笑话。”安东·彼得洛维奇一边回答，一边无奈地笑了笑。 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格努什克很响地擤了擤鼻涕，淡淡地说道：“我们的对手会带医生来。我们没能找到决斗用的手枪。不过我们的同伴搞到了两把一模一样的勃朗宁手枪。” 在去火车站的出租车里，他们是这样坐着的：安东·彼得洛维奇和米秋申坐在后面，格努什克蜷着两腿，面对他们坐在可折叠的座位上。安东·彼得洛维奇又忍不住打了一阵哈欠，好像刚才压下去的哈欠现在赶来报复。哈欠打得他反复抽搐，两眼充满泪水。米秋申和格努什克则表情严肃，但同时又好像颇为自得。 安东·彼得洛维奇咬紧牙关，让哈欠只能从鼻孔中出来。他突然说道：“昨晚我睡得很好。”他想说点别的什么…… “街上的人还真不少。”他说道，说完又加了一句：“尽管天还很早。”米秋申和格努什克默不作声。又是一阵哈欠，唉，上帝啊…… 他们很快到了火车站。安东·彼得洛维奇觉得他出门旅行从来没有这么顺当过。格努什克买好了车票，把票散成扇形捏在手里，正往前走，突然回头瞅瞅米秋申，意味深长地清了清嗓子。原来伯格正站在一个饮料摊旁。他正从裤兜里掏零钱，左手深深插进裤兜，右手托着裤兜，活像漫画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他从手心里拿出一枚硬币，递给小贩，说了点什么，逗得她哈哈大笑。伯格自己也笑起来。他两腿略微叉开站着，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 “我们绕过去吧，”米秋申说，“从他身边直走过去会很别扭。” 安东·彼得洛维奇突然感到全身莫名其妙地一阵麻木。他全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便登上车厢，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摘掉帽子，又把它戴上。直到火车猛地一动，开始行进，他的头脑才重新开始工作。此刻他的感觉恍然如在梦中一般：坐在疾驰的火车上，不知从哪里出发，也不知要到哪里去，仿佛突然间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只穿了条内裤便踏上了旅程。 “他们就在隔壁车厢，”米秋申一边说，一边拿出烟盒，“安东·彼得洛维奇，你为何一直打哈欠？教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早上我经常打哈欠。”安东·彼得洛维奇机械地回答。 松树，松树，松树。一个沙坡，又是松树。真是良辰美景…… “亨利，你穿这件长礼服不合适，”米秋申说，“不是说衣服有问题——直说了吧——就是不合适。” “那是我自己的事。”格努什克说。 那些松树真美。现在是一片波光闪闪的水。又是树林。这个世界是多么动人，又是多么脆弱……我要是别再打哈欠就好了……下巴有点疼。如果你强忍着不打哈欠，你的两眼又要流泪了。安东·彼得洛维奇面窗而坐，听着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那节奏听起来就像是：角斗场……角斗场……角斗场…… “我给你提个建议，”格努什克说，“开枪要快，要瞄准他身体的正中央——这样胜算才多些。” “这完全是个运气问题，”米秋申说，“如果你打中了他，很好；如果没打中，也不用担心——他可能也打不中你。第一个回合后，才算是真决斗。可以说那时好戏才开场。” 火车到了一个车站，没有停多久。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他？今天就要死了，真是难以想象。如果我晕倒怎么办？一定要演好这一出……我能做点什么呢？我会做点什么呢？如此良辰美景…… “安东·彼得洛维奇，请原谅，有件事要问你，”米秋申说，“不过事情很重要。你就没有什么要托付给我们的吗？我的意思是，比如资料、文件什么的。或者信件啦，遗嘱什么的？这是惯例。” 安东·彼得洛维奇摇了摇头。 “真遗憾，”米秋申说，“决斗后的事干脆不知道。比方说我和亨利——我们早做好了去坐一阵子牢的准备。你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吗？” 安东·彼得洛维奇点了点头。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现在唯一能避免尖叫起来的办法就是紧盯着窗外那些一闪而过的松树。 “我们快要下车了。”格努什克起身说道，米秋申也跟着站了起来。安东·彼得洛维奇咬紧牙关，也想站起来，不料此时火车突然一颠，他又跌回到座位上去了。 “我们到了。”米秋申说。 安东·彼得洛维奇这才让自己离开座位。他把单片眼镜塞进眼窝，小心地下车走到站台上。阳光温暖地欢迎他。 “他们就在后面。”格努什克说道。安东·彼得洛维奇一听就觉得脊背驼了下来。不行，这可绝对不行，我必须振作起来。 他们离开车站，沿着公路出发了，沿途经过了几座窗户爬满牵牛花的小砖房。公路和通往树林的那条白色松软的小路交会处有个小酒馆。安东·彼得洛维奇忽然停下脚步。 “我渴坏了，”他喃喃自语道，“我能喝点什么吧。” “行，喝点没什么坏处。”米秋申说。格努什克往后看了看说：“他们已经离开大路，拐进树林了。” “只需要一小会儿。”米秋申说。 三人走进酒馆。一个胖女人正用一块抹布擦柜台。她朝他们皱皱眉头，倒了三杯啤酒。 安东·彼得洛维奇一饮而尽，轻轻呛了一下，便说道：“稍等，我去方便一下。” “要赶快。”米秋申说道，把杯子放回到柜台上。 安东·彼得洛维奇顺着过道，沿着指向男人、人类、全人类的箭头，走过了厕所，走过了厨房。一只猫从他脚下跑过，吓了他一跳。他加快步伐，走到过道尽头，推开一扇门，一片灿烂的阳光扑面而来。眼前是一个绿意盎然的小院子，几只母鸡踱来踱去，一个穿着褪色泳衣的小男孩坐在一根圆木上。安东·彼得洛维奇迅速跑过男孩，跑过几片接骨木树丛，跑下几级木台阶，跑进了又一片灌木丛中。这时他突然滑了一跤，原来地势开始倾斜。树枝像鞭子一样抽打在他脸上，他一边手忙脚乱地拨开树枝，一边跌跌撞撞往下跑。斜坡上长满接骨木，地势也越来越陡。他终于控制不住，一头朝下冲去。他绷紧岔开的双腿，避开弹簧一般的枝条。就在他全速下滑当中，突然撞见一棵大树，就赶紧抱住，然后开始沿着斜坡迂回地往下走。树木渐渐稀疏，前面是一排高高的树篱。他看见树篱上有个洞，于是从带刺的荨麻中钻了过去，来到一片松树林。林中一间棚屋，旁边树干之间挂着些晾晒的衣服，上面落下斑驳的日影。他怀着一如既往的坚定决心，穿过松林，不久后发现又是下坡路，前面林中碧水波光粼粼。他跌了一跤，看见一条小路通向右边。一路走去，他来到了湖边。 一个老渔夫，皮肤晒得如熏鱼那般黝黑，戴着顶草帽，给他指引了去万湖火车站的路。小路先是绕湖而行，继而拐入树林。他在林中转悠了大约两个小时后，才出来上了铁道。他吃力地走到最近的火车站上，到达时恰好有一列火车进站。他登上火车，挤在两个乘客中间。他们好奇地盯着这个体形肥胖、脸色苍白、浑身湿漉漉的人。他身穿黑色西装，脸蛋涂成了红色，鞋子肮脏不堪，脏兮兮的眼窝里还塞着单片眼镜。一直到了柏林后，他才暂且歇了口气，至少他感觉到此前自己一直在逃亡，现在才停下来缓一缓，看看周围的情形。此时他站在一片熟悉的广场上，身旁一个身穿宽松羊毛外套的卖花老太太正在兜售康乃馨。一个身穿报纸“铠甲”的男子正在叫卖专登八卦新闻的地方报纸，一个擦鞋匠正一脸谄媚地看着他。安东·彼得洛维奇松了口气，把脚重重地踏在鞋架子上。擦鞋匠立刻抡开双肘，飞快地忙碌起来。 这一切当然太丢人了，他心想，望着渐渐光亮起来的鞋尖。不过我现在还活着，这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米秋申和格努什克很可能已经回到镇上，守在他家门前了，因此他得等事情平息过后再回去。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决计不见他们。他得再等些时候才能去取自己的东西，今晚必须离开柏林…… “Dobryy den（你好），安东·彼得洛维奇。”一个温和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他吓了一大跳，脚从鞋架上滑了下来。还好——一场虚惊。说话的是列昂季耶夫，做记者之类的工作，以前见过三四次。他虽然能说会道，但没有害人之心。听说他妻子哄得他团团转。 “出来逛逛？”列昂季耶夫边问边伸出手来，闷闷不乐地和他握手。 “是的，哦不，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安东·彼得洛维奇一边回答一边想，希望他赶快走开，不然会很麻烦的。 列昂季耶夫环顾四周，好像有了惊喜的发现，说道：“天气真不错！” 实际上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就像所有的悲观主义者一样，他也很可笑，自说自话。他有张长脸，面色发黄，胡须草草刮了几下，整个人看起来笨拙、憔悴，郁郁寡欢，仿佛造物主在创造他的时候，正遭受着牙痛之苦。 擦鞋匠将两只鞋刷快活地磕碰几下，安东·彼得洛维奇看了看他焕然一新的鞋子。 “你要往哪儿去？”列昂季耶夫问。 “你呢？”安东·彼得洛维奇反问道。 “往哪儿去都一样，我这会儿闲着呢。我可以陪你一会儿。”他清清嗓子，又旁敲侧击道：“当然，如果你允许的话。” “当然，请便。”安东·彼得洛维奇嘟囔着说。现在脱不了身了，他想，得找条不太熟悉的街道走，否则还会遇到熟人。但愿别碰上那两个人就好了…… “嗯，生活待你如何呀？”列昂季耶夫问道。这种人问生活待你如何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详细说说生活是如何待他的。 “哦，还行。”安东·彼得洛维奇回答道。他以后肯定会发现事情的真相的，天啊，这真是糟透了！“我要走这边了。”安东·彼得洛维奇大声说道，猛地转身。列昂季耶夫正想着自己的事，边想边苦笑，差点撞到安东·彼得洛维奇身上，于是他赶紧迈开两条瘦骨嶙峋的腿闪到一边。“走这边？好吧，对我来说都一样。” 我该怎么办呢？安东·彼得洛维奇思索着。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就这样和他一直闲逛下去。我得好好想想，到底怎么办……我现在真是累死了，脚上的鸡眼也痛得厉害。 列昂季耶夫早已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说起话来语调平稳，不紧不慢。他说了他得花多少钱付房租，挣房租是如何不易，他和妻子的生活是如何艰辛，遇到一个好房东是如何难得，他们的女房东对他妻子又是如何傲慢无礼。 “当然，阿杰莱达·阿尔伯特夫娜也是个急脾气。”他叹了口气说道。列昂季耶夫和俄罗斯的中产阶级一样，每当说起自己的配偶时，总是使用娘家姓的。 他们转上了一条无名街道，人行道正在维修。一个修路工人光着膀子，胸前文了条龙。安东·彼得洛维奇拿手帕擦擦额头，说道：“我在这附近有点事，他们正在等我，约好了谈点生意上的事。” “那我陪你走过去吧。”列昂季耶夫伤心地说。 安东·彼得洛维奇瞥了一眼这条街道。有块招牌上写着“旅馆”字样。是一家又脏又矮的小旅馆，在一幢搭着脚手架的楼和一间仓库之间。 “我得进去了，”安东·彼得洛维奇说，“就是这家旅馆，约好了谈点生意上的事。” 列昂季耶夫摘下一只破旧的手套，轻轻地和安东·彼得洛维奇握了握手。“知道吗，我会等你一会儿的。不会很长时间吧？” “时间恐怕会相当长。”安东·彼得洛维奇说。 “真遗憾。你看，我本来想和你谈点事，问问你的意见的。好吧，没关系。我等你一会儿，万一你早早谈完了呢。” 安东·彼得洛维奇别无选择，只好走进旅馆。里面空空荡荡，有些昏暗。一个蓬头垢面、衣着邋遢的人从服务台后面出来，问安东·彼得洛维奇需要什么。 “开一间房。”安东·彼得洛维奇轻轻答道。 那人想了一会儿，挠了挠头，要求他交定金。安东·彼得洛维奇递给他十马克。一个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扭腰摆胯的红发女仆领他走过一段长长的走廊，打开了一个房间的门。他走进房间，长长地叹了口气，坐到一把低矮的灯芯绒扶手椅上。他终于一个人了。家具、床、洗脸池似乎都突然醒来，皱着眉头看看他，然后又睡了过去。在这个昏昏欲睡、毫不起眼的旅店里，安东·彼得洛维奇终于一个人安静下来了。 他弯下腰，一只手捂住眼睛，沉思起来。眼前闪过一些明亮而斑驳的影像：阳光下的草木、坐在圆木上的小男孩、渔夫、列昂季耶夫、伯格、塔尼娅。一想到塔尼娅，他禁不住呻吟起来，腰也弯得更深了。她的声音，她那可爱的声音！体态轻盈，极富少女气息，目光灵敏，动作麻利。她常常会扑到沙发上，盘起双腿坐下，短裙瞬间飘展开来，宛如一个丝绸拱顶，环绕身边，然后又飘然落下。有时她又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餐桌旁，时不时眨下眼睛，仰脸吐出一股烟雾。真是愚蠢透顶……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呢？你确实背叛了我！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塔尼娅！……难道你不明白吗——你背叛了我！亲爱的，为什么——为什么啊？ 他一边轻声呻吟，把指关节掰得咔吧作响，一边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结果一不留神撞到了家具上。这时他正好停在窗边，于是向外瞥了一眼街道。一开始，由于眼睛撞得发懵，他看不清，但很快街上的场景清晰起来。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位老妇人正小心翼翼地走下人行道。列昂季耶夫正沿着人行道缓缓溜达，边走边看着报纸。他走了过去，拐过弯不见了。不知为何，一看到列昂季耶夫，安东·彼得洛维奇就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绝望——是的，除了绝望，再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他的处境了。昨天，他还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人，广受朋友、熟人和银行同事的尊敬。对于他的工作能力，那是无可置疑的！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他已经走上了下坡路，现在已经跌到谷底了。 “怎么会这样？我必须做点什么。”安东·彼得洛维奇轻声说道。也许天无绝人之路？已经受了一阵折磨，也该受够了。对，他必须作出决定了。他想起了服务台那个人猜疑的目光，该怎么对他说呢？噢，显然应该说：“我要去取我的行李——我把它寄存在车站了。”就这么说。永别了，小旅馆！谢天谢地，街上没有行人：列昂季耶夫终于等他不住，走了。请问我怎么才能到最近的电车车站？哦，亲爱的先生，一直往前走，就到电车站了。算了，还是乘出租车吧。走喽。街道又渐渐变得熟悉起来。安静，相当安静。给司机付小费。到家了！五楼。他平静地，相当平静地走进前厅，然后迅速打开客厅的门。天啊，真是令人吃惊！ 米秋申、格努什克和塔尼娅正围坐在客厅里的圆桌前。桌上杯盘狼藉，米秋申满面红光——他脸色绯红，双眼发亮，已经喝醉了。格努什克也喝醉了，满脸通红，不停地搓着手。塔尼娅把两条光胳膊支在桌子上，正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你终于回来了！”米秋申抓住他的胳膊大声喊道，“你终于出现了！”他接着恶作剧地眨了眨眼，悄声说道：“你这个滑头，你啊！” 安东·彼得洛维奇坐下来，喝了点伏特加。米秋申和格努什克一直做着调皮但善意的表情。塔尼娅说：“你肯定饿了，我去给你做个三明治。” 好，一个大火腿三明治，四边流油。她去做三明治了，米秋申和格努什克冲向他，争先恐后地说起来。 “你这家伙好运气！难以想象——伯格先生也吓破了胆。嗯，不是‘也’，反正他吓破了胆。我们在那间小酒馆等你的时候，他的助手们进来声明说伯格改变了主意。那些虎背熊腰的恶棍们总是这样，关键时刻就变成了懦夫。‘先生们，我们请求你原谅我们同意做这个流氓的助手。’你看你运气多好，安东·彼得洛维奇！现在皆大欢喜了！你荣耀而归，他将永远蒙羞。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妻子听说这事后，立即离开了伯格，回到你的身边。你一定要原谅她。” 安东·彼得洛维奇满面笑容，站起身来，又开始摆弄眼镜带子。他的笑容慢慢消失了：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 他看着那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家具、蓬乱的床铺、洗脸池，觉得从今往后他就要永远住在这种寒酸旅店里的寒酸房间里了。他坐到床上，脱掉鞋子，轻松地扭动脚趾，发现脚后跟上有个水疱，袜子对着水疱的地方也破了个洞。他按了铃，叫了一份火腿三明治。当女仆把盘子放在桌子上的时候，他故意扭头看着别处，但门刚一关上，他就一下子双手抓起三明治，弄得手指和下巴上到处是油。他贪婪地嘟囔了一声，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1) 　Moabit，柏林贫民区，聚集着大量外国移民。 (2) 　Kassel，德国黑森州北部大城市。 (3) 　《圣经》十诫第六诫。 (4) 　骑士时代挑战者当众把自己的一只手套扔到对方面前，表示提出决斗。对方捡起手套，则表示应战。 圣诞故事 静下来了。安东·戈利耶穿一件斜排扣的俄罗斯衬衫，外罩黑外套，灯光无情地照亮他那张年轻丰满的脸。他眼睛紧盯着下方，开始把他刚才边看边胡乱扔掉的手稿收起来。他的导师，《红色现实》杂志的评论家，眼盯着地板，一边拍拍口袋找火柴。作家诺沃德沃尔赛夫也静了下来，但他的安静与众不同，令人肃然起敬。诺沃德沃尔赛夫戴着结实的夹鼻眼镜，额头特别大，两缕稀疏的黑发横搭过去盖在秃顶上，剪短的鬓角依稀灰白。他闭目而坐，仿佛仍旧在听一般，两条粗腿交叉起来，一只手夹在膝盖和肌腱之间。遭遇一位如此忧郁、如此质朴、如此粗野的小说家，这在他已不是头一回了。他也不是头一回在他们不成熟的讲述中——至今未引起评论家注意的讲述中——发现他自己二十五年写作生涯的轨迹。戈利耶的故事是一个老调重弹的故事，粗制滥造，写的还是诺沃德沃尔赛夫自己老一套的“边缘”主题。这一主题的作品中有一则中篇小说，诺沃德沃尔赛夫创作时倒是激情澎湃、充满希望的，可是前一年出版后，对他在文坛上已有的小小名气并没有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评论家点燃了一支烟。戈利耶眼睛抬都没抬，往公文包里塞他的文稿。不过东道主一直保持着沉默，这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个故事，而是因为他在谦虚地、默默地等待，希望评论家发话，说出他不好意思说的话：这种故事的主题是他诺沃德沃尔赛夫的，是诺沃德沃尔赛夫原创了那个沉默寡言的文学形象。这个人物把自己无私地奉献给了他的祖父，祖父没有凭借教育的力量，而是凭借某种宁静的内在力量，从精神上战胜了这位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可是评论家像一只意志消沉的阴郁大鸟歇在皮沙发边上，仍旧一言不发，令人绝望。 诺沃德沃尔赛夫再一次意识到他是不会听到他希望听到的话了，同时也尽量收回心思面对现实。这位颇有抱负的作者毕竟是来找他讨教的，不是非要听涅维洛夫的意见。想到这里，诺沃德沃尔赛夫调整了一下腿的位置，把另一只手插在两腿之间，操着公事公办的腔调说道：“那么，现在就……”又一看戈利耶额上暴起的青筋，便放缓语气，平稳地说起来。他说这个故事结构严密，看到农民自力更生兴建学校时，能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写到皮亚特对安纽塔的爱情，风格上还有些欠缺，不过可以听到春天的呼唤，旺盛情欲的呼唤。他一边说着，一边不知为何一直在想他最近给这同一位评论家写信的事。信中提醒对方注意他的写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就在一月份，但他特别强调不组织任何庆典活动，原因是他为协会效力的岁月并未结束…… “至于你笔下的知识分子，你并没有把他写清楚，”他说道，“他落得如此下场，不合常理……” 评论家还是一言不发。他一头红发，瘦骨嶙峋，老态龙钟，传言说他得了痨病，其实也许健康得像头牛呢。他也已经通过书信的方式回复过了，说他同意诺沃德沃尔赛夫的决定，事情就到此为止。他肯定也通过秘密的方式给了戈利耶补偿……诺沃德沃尔赛夫突然觉得很伤心——不是痛心，只是伤心——于是他不再言语，开始用手帕擦眼镜片，露出了两只相当和蔼的眼睛。 评论家站了起来。“你这是要上哪里去？时间还早啊。”诺沃德沃尔赛夫说道，不过他也站了起来。安东·戈利耶清清嗓子，把公文包往自己身边按了按。“他会成为作家，这一点毫无疑问。”评论家漠不关心地说，说罢在屋里散起步来，拿着吸尽的烟头往空中戳戳点点。他哼哼着在书桌边俯下身来，牙缝里钻出刺耳的声音，然后走到陈列架旁边，站了一会儿。陈列架中央放着精装版的马克思《资本论》，一边是一部破旧的利奥尼德·安德烈耶夫(1) 作品，另一边是一部没有装订的无名巨著。最后，他仍然弯着腰走到窗前，把蓝色的百叶窗往一边拉。 “有空再来。”诺沃德沃尔赛夫对安东·戈利耶说。安东·戈利耶猛地鞠了一躬，然后傲气地挺胸直立。“你再写出东西来，尽管拿过来看看。” “好大的雪，”评论家边拉百叶窗边说，“对了，今天是圣诞夜。” 他开始无精打采地找他的外套和帽子。 “想当年一到这一天，你和你的同事们就大量印制圣诞书籍……” “那不是我。”诺沃德沃尔赛夫说。 评论家咯咯一笑。“遗憾啊，你应该创作个圣诞故事。新风格的圣诞故事。” 安东·戈利耶冲握起来的手掌里咳嗽一声。“那就重返故乡……”他声音嘶哑地讲起来，接着又开始清嗓子。 “我是认真的，”评论家继续说，一步跨进他的外套里，“可以想出非常高明的办法来……谢谢，不过已经——” “重返故乡，”安东·戈利耶说，“一位老师。他灵机一动，要为他班上的孩子们做一棵圣诞树。树顶上粘上一颗红星。” “不，那是完全不行的，”评论家说道，“一个小故事，那么写手笔重了点。不妨给故事添点新气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挣扎。都用白雪皑皑的背景。” “一般来说，写象征的东西要小心谨慎，”诺沃德沃尔赛夫闷声说道，“我现在有一位邻居——正人君子，党员，激进好战，可他还是用了‘无产阶级的各各他(2) ’这样的说法……” 客人走后，他在书桌旁坐了下来，一只又厚又白的手托住一只耳朵。墨水瓶旁立着一个方形玻璃水杯之类的东西，底部是鱼子酱模样的蓝色玻璃小球，三支钢笔插入其中。这个东西有十年或十五年之久了——它经历了各种动乱，周围所有的世事都已震碎了——里面的玻璃小球却没有丢失一颗。他选出一支钢笔，移来一张纸，再往底下垫了几张，这样写起来更为平整柔软…… “可是写什么呢？”诺沃德沃尔赛夫大声说道，随即一挺大腿推开椅子，在屋里大步走起来。左耳中一阵嗡嗡声，难以忍受。 那混蛋是故意那么说的，他心想，边想边往窗子那边走去，如同踏着刚才评论家走向窗边的脚步一般。 装模作样地向我进言……听他那嘲弄的口气……也许还以为我的创造力所剩无几呢……我还偏要写一个真实的圣诞故事……印出来后他一看就会想起来：“一天傍晚，我有一两件事去办，中间顺便拜访了他，信口建议说：‘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你应该描绘新旧秩序之间的斗争，以所谓的圣诞之雪为背景。从头至尾可以贯之以你在“边缘”系列中锲而不舍的主题——记得故事中图马诺夫的梦吗？那就是我所指的主题……’于是那一夜就诞生了如此一部杰作……” 窗户朝向一个庭院。月亮没有露脸……不，定睛一看，一缕辉光从远处一座昏暗的烟囱背后升起。院子里高高堆着木材，上面覆盖着一层闪闪发光的雪毯。一扇窗里亮着一盏绿色圆顶的灯——有人在伏案工作，算盘闪着微光，算盘珠子仿佛是用彩色玻璃做成的。万籁俱寂，突然间屋檐上掉下几块雪来。然后又归于一片宁静。 他感到一阵挠心的空虚。他一有创作冲动，这种感觉便随之而来。这一次空虚之中有想法在形成，在发展。一种新的独特的圣诞节……雪还是古老的雪，冲突则是全新的…… 他听见墙那边响起了小心翼翼的脚步声。他的邻居回家了。那是个谨慎礼貌的人，骨子里的共产主义者。诺沃德沃尔赛夫恍恍惚惚一阵惊喜，觉得胃口大开，便赶快回到书桌旁坐下。情绪已经调动起来，展开故事的浓墨重彩也已经具备。他只须搭起一个框架，创造一个主题。圣诞树——就从它写起。他想象着，在一些人家里，家里从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后来遭遇恐怖之事，变了性情，难逃厄运（他想得非常清晰了……）。他们在树林里偷偷砍倒一棵冷杉，肯定是要把纸制的装饰品挂到树上去。如今已经没有地方去买那种金属丝了，圣以撒大教堂的阴影里也不再堆放着冷杉了。 传来一声敲门声，是垫着东西敲的，声音好似裹在布里一般。门打开了一道两英寸宽的缝。邻居头也没伸进来，得体地问道：“我能向你借支笔吗？一支钝笔也好，只要有就行。” 诺沃德沃尔赛夫借给了他。 “衷心感谢。”邻居说道，毫无声响地带上了门。 这种毫无意义的打搅不知怎的弱化了已经快要成熟的构思。他回忆起来，在“边缘”系列中，图马诺夫之所以思乡情切，是怀念从前节日的盛大壮观。简单的重复不可取。不巧又闪过一段回忆。最近一次聚会上，有位年轻女士对她丈夫说：“你在很多方面都颇像图马诺夫。”听了这话，他高兴了好几天。后来他和那位女士熟了起来，才知道那位图马诺夫原来是她姐姐的未婚夫。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大失所望。有位评论家告诉他，说他要写一篇文章论述“图马诺夫主义”。这还成了什么“主义”，算是吹捧至极了，再加个字变成什么“主义者”，也为俄语增光。然而这位评论家到高加索研究格鲁吉亚诗人去了。不过还有令人愉快的事情发生，比如有个名单如此而列：“高尔基、诺沃德沃尔赛夫、奇里科夫……” 在一部附有他全部作品（六卷作品，印有作者的肖像）的自传中，他描述了自己的父母地位卑微，他作为他们的儿子如何在这世界上取得成功的故事。其实他的青年时代很快乐。身体健康，有活力，有信仰，事事成功。自一本厚杂志登了他写的第一个故事起，到如今过去二十五年了。科罗连科喜欢过他。他不时遭到拘捕。一家报纸因他而倒闭。如今他人生的种种抱负早已实现。在刚出道的年轻作家群里，他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的新生活成就了他的一套《图马诺夫六部曲》。他的名字人人皆知，然而他的声望却很惨淡，很惨淡…… 他跳回到圣诞树的意象上，突然间，没什么明显的原因，就想起了一个商人家的客厅，一部页边镀金的诗文巨著（提供给穷人的慈善版本）不知怎的与这家人联系在一起。客厅里有圣诞树，还有那位当年他心爱的女人。她从一截高枝上摘橘子的时候，圣诞树上所有的灯如水晶一般在她睁大的眼睛中闪烁。这已经是二十年前或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有些细节怎么就在记忆中扎了根呢…… 他懊恼地抛开这段回忆，又一次想象起来：就在此时此刻，一些同样的又老又寒酸的冷杉毫无疑问正在被装饰……那里没有故事，尽管作家完全可以添点新气息……流亡人士围着圣诞树哭泣，一个个穿着散发出樟脑丸气味的制服，望着树哭泣。就在巴黎的什么地方。老将军遥想当年，如何一掌扇在部下的门牙上，只因他用金色纸板剪了个天使。他想起了一位他正好认识的将军，如今正好在国外，他跪在圣诞树前哭泣的模样，他是没有办法描绘出来的。 “不过我的路子没有错。”诺沃德沃尔赛夫大声说道，急不可耐地追赶那些已经溜走的想法。接着一些新的出人意料的灵感开始在他脑海中形成——一座欧洲城市，营养充足、身穿皮衣的市民。一扇灯光明亮的店铺橱窗。窗子后面一棵巨大的圣诞树，树下堆放着火腿，树枝上挂着名贵的水果。富裕的象征。橱窗的正前方，就在封冻的人行道上—— 他满怀胜利豪情，觉得找到了那一把唯一的、必不可少的钥匙。他就要写出精美之作了，两个阶级的冲突，两个世界的冲突，都要由他来描写，史无前例。他开始写了起来。他写了那棵豪华的圣诞树，写了那扇无耻地亮着灯的橱窗，也写了饥饿的工人。他们是业主停工的受害者，神情严肃而又忧郁地盯着那棵树看。 “那棵傲慢的圣诞树，”诺沃德沃尔赛夫写道，“燃烧着彩虹的每一种颜色。” (1) 　Leonid Andreyev（1871—1919），俄罗斯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芬兰，代表作有《红笑》等。关于本篇中涉及的作家，参见书末《注释》。 (2) 　Golgotha，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引申为墓地，殉难地。 土豆小矮人 一 他的真名叫弗雷德里克·多布森。对他的魔术师朋友，他是这么说他的身世的： “当年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无人不知童装裁缝多布森。我便是他的儿子——我也以此为傲，无怨无悔。你可知道，他喝起酒来就像一头巨鲸。一九○○年前后，我出生前一两个月，我这位让杜松子酒泡透了的爹昏了头，给那些蜡像娃娃中的一个穿上配着男孩长裤的水手装——塞进我妈妈的被子中。这么一折腾，不闹得我早产才怪呢。你们大家都很明白，这事我全是后来听别人说的。不过话说回来，给我讲这事的好心人如果没有撒谎，这显然就是我如今这般模样的神秘原因——” 每次说到这里，弗雷德·多布森总是无可奈何地伸出两只小手一摊。魔术师听了总会带着习以为常的梦幻笑容，俯下身来，像抱婴儿一般把弗雷德抱起来，叹口气，把他放在衣橱顶上。这地方就是土豆小矮人睡觉的地方，他会乖乖地蜷起身子，开始轻轻地呜咽，打喷嚏。 他二十岁了，体重不到五十磅，个头只比著名的瑞士侏儒齐默尔曼（外号“巴尔萨泽王子”）高两英寸。弗雷德和朋友齐默尔曼一样，体型都生得极其标致，若不是圆圆的脑门上和细长的眼角边有一些皱纹的话，我们的这个小矮人很容易让人看成个八岁大的文静小男孩。另外他的表情有点怪，紧紧张张的（好像长不大一样）。他的头发是湿麦秆颜色，梳得油光水滑，正中间整整齐齐地分开，一条缝一直通到头顶正中央，和头上戴的戏冠对得恰到好处。弗雷德走路步履轻快，举止从容不迫，舞也跳得不赖。不过，第一个雇他的马戏班班主见他从他那血气过盛、爱调皮捣蛋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肥大的鼻子，便自作聪明地在“小矮人”前面加了个滑稽有趣的雅号。 土豆小矮人，单凭他土豆般的鼻子，就在全英国掀起了掌声和笑声的风暴，接着掌声和笑声又响遍了欧洲大陆的主要城市。他脾气温和，待人友好，这是他和大多数小矮人的不同之处。他跟那匹名叫雪花的小矮马好得难分难舍，曾骑着它绕着一家荷兰马戏班的戏台跑了好多圈。在维也纳，他遇上了一位来自俄国鄂木斯克的巨人，又笨又忧郁，小矮人一见他就扑了过去，闹着要他抱，就像个小孩子闹着要奶妈抱一样，一下子就把巨人的心征服了。 他通常不是一个人演出。比如在维也纳，他和那个俄国巨人一起上场，迈着小碎步围着他跑。他穿戴很整齐，条纹裤子，一件漂亮的夹克，腋下夹着一大卷乐谱。他带着巨人的吉他，巨人像一座巨大的雕像站在那儿，做着机器人的动作接过吉他。巨人穿一件长长的双排扣大衣，看上去像用黑檀木刻出来的，加高的鞋底，一顶高礼帽柱子般反射着灯光，这些使这位三百五十磅重的堂堂西伯利亚人显得更加高大。他使劲抬起下巴，用一根手指敲拨琴弦。退到后台时，他又用女人般的轻声细语喊头晕。弗雷德越来越喜欢他，分别时还洒了几滴泪水，因为他很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弗雷德的生活就像一匹马戏班的马，一成不变地绕着场子一圈圈跑。有一天，在戏台侧厢的黑暗中，他被一桶建筑油漆绊了一跤，像个熟透的果子一般扑通一声掉了进去——这可是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让他念叨了好长一段时间。 就这样小矮人周游了大半个欧洲，也攒下了钱，用阉伶一般的清脆嗓音唱歌。在德国的大小剧院里，观众边看边吃厚厚的三明治和坚果棒，在西班牙的大小剧院里，观众吃糖渍紫罗兰，也吃坚果棒。缤纷世界他是看不到的。保留在他记忆里的只是冲着他哈哈大笑的深渊，无名无姓；散场后便是清冷的夜色，温柔迷茫，就好像你离开剧院之后台下那片空荡荡的深蓝。 一回到伦敦，他马上就找到了个新伙伴，名叫肖克，就是那位魔术师。肖克说话声音悦耳，一双手细长苍白，真的很有灵气，几缕深栗色头发垂下来搭在一条眉毛上。与其说他是个舞台魔术师，不如说他更像个诗人。他表演起他的戏法来，带着款款深情和雅致的忧郁，没有职业魔术师那种喋喋不休的烦人说头。土豆小矮人从旁帮助，让表演妙趣横生。每场临结束时，他总会出现在观众席上，发出一声鸽子般的欢快叫声，尽管一分钟前人人分明看见肖克把他锁进了舞台正中间的一个黑箱子里。 这一切都发生在伦敦的一家剧院里。伦敦的剧院很热闹，有在叮当晃荡的高架秋千上翻飞的马戏演员，有一个高唱威尼斯船歌的外国男高音（在自己的国家没有唱红），有一个身穿水手服的口技演员，有几个表演自行车特技的演员，还有那个必不可少的小丑怪人，头戴小帽子，身穿及膝的马甲，拖着脚在舞台上窜来窜去。 二 最近弗雷德情绪低沉，喷嚏很多，但打得不响亮，闷闷不乐，像只日本小狗。原来这位小童男几个月里没追女人的话，就会害起单相思病来，而且时不时害得很厉害，非常痛苦。不过他的单相思病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病一害过，他就暂且对女性无动于衷了。包厢里露在丝绒幔子外面的白花花的裸肩，那几个演杂技的小女孩，他看都不看一眼。还有那个西班牙舞女，她飞快旋转时，衬裙饰边上橘红色的绒毛就会翻起，露出光滑的大腿来，他也是看都不看。 “你需要找个女矮人做伴。”肖克沉思着说，用食指和拇指打了一个熟悉的响指，从小矮人的耳朵里变出一枚银币。小矮人一伸小胳膊，像赶苍蝇一般掸开了。 那天晚上，弗雷德演完节目以后，穿起小外套，戴上圆顶小礼帽，哼哼唧唧地沿着后台一条昏暗的通道东倒西歪地走，突然一扇门哗的一下打开，闪出明亮的灯光，两个声音唤他进去。原来是杂技演员齐塔和阿拉贝拉姐妹俩，两人都半裸着身子，皮肤黝黑，头发乌亮，蓝眼睛画成了细长的丹凤眼。屋里和舞台上一样乱，弥漫着化妆水的味道，梳妆台上乱放着粉扑、梳子、刻着花玻璃的香水喷瓶，一只空了的巧克力糖盒里放着发卡和口红。 弗雷德一进来，立刻被姐妹俩的说话声震聋了。她俩搔他痒痒，挤他，压他，挑逗得他双目圆睁，脸色发紫，在女人赤裸的臂弯里像个皮球似的滚来滚去。最后，爱打闹的阿拉贝拉把他拉到跟前，一起倒在长沙发上，弗雷德控制不住自己，便扑到她身上，喷着鼻息搂住了她的脖子。她抬起胳膊想把他推到一边去，他溜到她的胳膊底下，嘴往上一拱，把嘴唇贴到她刮过的毛茬儿腋窝上。另一个女孩抓住他的两条腿想把他拽开，却因笑得发软使不上劲。就在这时候，门砰的一声打开了，两个空中飞人的搭档穿着纯白紧身服进了屋子。他既不说话，也不生气，一把揪住小矮人的脖子根，只听见弗雷德的硬翻领啪的一声响，一边从饰扣上被扯了下来。他把小矮人提到半空，像扔猴子一般扔了出去。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肖克碰巧从这里走过，只见那条白色的胳膊一闪，又见一个小黑影缩着脚飞了出来。 弗雷德跌下来伤到了自己，躺在过道里一动不动。知觉倒是有的，只不过全身瘫软，眼睛只盯着一个点，牙齿抖得格格响。 “这下倒霉了，老伙计，”魔术师叹口气说，把他从地上捡起来，用几乎透明的手指抚摸小矮人的圆额头，接着说，“我跟你说了，别掺和。这下你倒霉了吧。你要找只能找个女矮人。” 弗雷德鼓着两只眼睛，不作声。 “你今晚就睡在我家里吧。”肖克作出了决定，抱起土豆小矮人朝出口走去。 三 肖克家有肖克太太。 她是个说不准多大岁数的女士，黑眼睛，瞳孔周围一圈淡黄色。她骨架子生得小，羊皮纸一般的肤色，一头死板的黑发，穿着刻意邋遢，发型也不整齐，还有个吸了烈性烟叶就从鼻孔里往外吐烟的习惯——这些都很难吸引男人。不过，肖克先生无疑是很喜欢她的。其实他好像从来不注意妻子，原因是他总是很忙，要想些表演的秘密机关；也总是脱离现实，心神不定，就连说起日常琐事时也在考虑别的事情。不过就在他沉浸于天马行空的幻想中时，他仍然能清醒地观察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他妻子诺拉只好随时保持警惕，因为他从不放过糊弄人的机会，常耍些毫无意义却又精妙高超的小把戏。举个例子，有一回他胃口惊人，吃得非同寻常地多：津津有味地咂着嘴巴，把鸡骨头啃得干干净净，吃完高高的一盘，又要了高高的一盘。吃完后还伤心地看了他妻子一眼，这才走了。过了一阵儿，女仆用围裙捂住偷着笑的嘴，向诺拉告密，说肖克先生刚才压根一口都没吃，他在餐桌底下放了三口崭新的锅，所谓吃过的东西全扔到锅里了。 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画家之女，那画家只画马、花斑猎狗和红衣猎人。诺拉结婚前住在切尔西，爱看泰晤士河上雾蒙蒙的夕照，学了绘画，参加了一些当地波希米亚人常开的荒唐可笑的会议——正是在这样的会议上，一个文静瘦弱的男子，长着幽灵般的灰眼睛，盯上了她。他很少说自己的情况，大家也不知道他的情况。有些人以为他是个写抒情诗的诗人。她立刻就爱上了他。这位诗人恍恍惚惚间和她订了婚，就在结婚当天，诗人苦笑着说他其实不懂如何写诗。就在两人谈话进行之中，他当场把一只旧闹钟变成了一个镀镍天文钟，后来又把这个天文钟变成了一块小巧的金表，从此这表就一直戴在诺拉手腕上。她明白，肖克虽说是魔术师，但仍有诗人气质，只是她不能适应他时时处处表现他的魔术艺术。一个人的丈夫如果是一座海市蜃楼，是让人摸不着边际的戏法大师，能把你的眼耳鼻舌身都欺骗过去，那做妻子的就很难过得快活了。 四 一只大碗里养着三四条金鱼，鱼儿看上去像是用橘子皮裁成的，嘴一张一张，鳍一闪一闪，她懒懒地用指甲盖弹着鱼缸玻璃。就在这时候，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肖克（歪戴着帽子，一缕棕色的头发盖在眉毛上）抱着一个缩成一团的小家伙进来了。 “总算抱到家啦。”魔术师叹口气说道。 诺拉飞快地想：是个小孩，迷路了，让他找着了。她的黑眼睛湿润了。 “咱们得收养他。”肖克轻声说，在门道里磨蹭。 突然间那小东西醒了过来，咕咕哝哝说了点什么，怯生生地摩挲着魔术师戴着硬领的前胸。诺拉看看套着麂皮鞋罩的小靴子，又看看小小的圆顶礼帽。 “要忽悠我没那么容易。”她冷笑一声说。 魔术师带着责备的神情看看她，然后把弗雷德放到长毛绒沙发上，给他盖上一条旅行毛毯。 “布隆迪内特打了他。”肖克解释说，忍不住又补充了一句：“拿个哑铃砸他，正好砸在肚子上。” 诺拉和没生过孩子的女人一样，向来心软，一听这话，特别同情，险些掉下泪来。她立刻当起了小矮人的妈妈，给他喂饭，给他喝了一杯葡萄酒，用古龙水擦他的额头，还用香水湿润他的太阳穴和婴儿一般的耳根。 第二天弗雷德醒得很早，在陌生的屋子里转了转，跟金鱼说了会儿话，轻轻地打了一两个喷嚏后，像个小孩子一样在凸窗的边上坐下来。 迷迷蒙蒙的雾，带着水汽，洗着伦敦的灰色屋顶。不远处一扇阁楼窗朝外打开，窗格玻璃上落下闪烁的阳光。一辆汽车按响喇叭，声音回荡在黎明的清新和温柔中。 弗雷德一门心思地想着昨天发生的事。两个杂技女孩的笑声奇怪地和肖克太太带着香气的冰冷双手混合在一起。起初他受到了虐待，后来又得到了爱抚。而且你听好了，他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有热情的小矮人。他现在一门心思地想着有朝一日能从一个强壮、野蛮的男人手里救下诺拉，那个男人很像那个穿着白色紧身衣的法国人。在他凌乱的思绪中，浮现出一个十五岁的矮人女孩，有一段时间他和她同台演出。她是个脾气很差的小妞，长着个尖鼻子，身体也不太好。两个人一上台，观众就觉得他俩是订了婚的一对。他还得亲密地搂着她跳探戈舞，这让他恶心得浑身发抖。 又一声孤寂的喇叭响起，飞快地掠过。阳光开始把雾散在伦敦城温柔的大街小巷中。 七点半左右，公寓恢复了生机。住所里有了响动。肖克先生带着高深莫测的微笑出门去了，去哪儿也不知道。餐厅里飘来培根和鸡蛋的香味。肖克太太梳理了头发，穿着一件绣有向日葵的宽大晨衣，出现在餐厅里。 早餐后她递给弗雷德一支醇香扑鼻的烟，烟蒂像红色的花瓣。然后她半闭起眼睛，让他给她讲讲他的经历。他讲了一段又一段，细小的声音有点低沉。他说得很慢，字斟句酌。说来也怪，这种没有经过事先安排的稳重谈吐非常适合他。他坐在诺拉脚边，低着头，神情庄重，不慌不忙地娓娓而谈。诺拉斜躺在长毛绒沙发床上，双臂甩在后面，露出尖尖的光胳膊肘。小矮人说罢他的故事，不再言语，但仍然把他的小手掌这么翻一下，那么翻一下，像是言犹未尽。他穿着黑色夹克，歪着脸，肉乎乎的鼻子，茶色的头发，一直通到脑后的头发中缝，诺拉看得隐隐心酸。她透过眼睫毛瞧着他，竭力想象那边坐着的不是一个成年侏儒，而是她实际上不存在的小儿子，正在对她讲在学校里受同学欺负的事情。诺拉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就在这时候，忽然心念诡秘地一动，她想起了别的事情，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报复她丈夫的想法。 弗雷德感觉到了在他头发里轻轻蠕动的手指，先是坐着没动弹，接着觉得很兴奋，默默地舔自己的嘴唇。他两眼斜望过去，盯着肖克太太拖鞋上的绿绒球，怎么也移不开目光。突然间，一切都动了起来，动得又兴奋，又荒唐。 五 那一天秋日高照，青雾袅袅的伦敦显得特别可爱。温和喜悦的天空映在平整的柏油马路上，街道口上光滑的邮筒闪着深红色。公园里挂毯一般的绿树丛中闪过小汽车，带着低低的嗡嗡声驶了过去。这个城市流光熠熠，呼吸着甜美温暖的空气，只有在地下，在地铁的站台上，才能找到一块凉爽的地方。 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是一份礼物，只献给一个人——最幸福的那一个。别人都利用属于他的这一天，享受阳光，或埋怨下雨，却不知道这一天到底是属于何人的。那个有幸拥有这一天的人，自然得意，也为他的好日子不为别人所知而高兴。任何人都无法预知哪一天会落在他的头上，也无法预知会有哪一件小事让他永远铭记：也许是阳光如波映在临河的一堵墙上，也许是旋转飘落的一片枫叶。常见的是，只有在追忆往昔时，他才能认识到他的 那一天；这时已经不知过去多久了，遗忘了的那一天早已从日历上被扯下来，揉成一团，扔在书桌底下了。 上帝把一九二○年八月里的那个快乐日子赐给了弗雷德·多布森，一个穿着鼠灰色鞋罩的小矮人。那天是以一声悠扬的汽车喇叭开始的，接着是远处一扇窗户朝外打开。孩子们散步回家，惊得上气不接下气，告诉他们的父母，说他们碰上了一个小矮人，戴着圆顶礼帽，穿着条纹裤子，一只手里提着一根手杖，另一只手里握着一双茶色手套。 土豆小矮人热烈地吻别了诺拉（她在等客人）后，就出了门，来到宽阔平整的大街上。街上洒满了阳光，他马上明白了，整个城市原来是为他创造的，只为他一个。兴高采烈的出租车司机扳倒计程器的铁标，发出一声低响，街道开始往后流动，弗雷德不时从皮革座位上溜下来，同时还低声又笑又叫。 他在海德公园门口下了车，毫不理会周围投向他的好奇目光，迈开碎步，只管往前走，走过了几张绿色的折叠椅，走过了水池，走过了幽幽隐在榆树和椴树下的大片杜鹃花丛。花儿下面是草地，鲜艳柔嫩，像台球桌上铺的桌布。骑警策马经过，坐在马鞍上轻轻地上下晃动，黄色的皮绑腿吱吱作响。他们胯下坐骑的瘦长马脸一扬一扬地跳动，马嚼子叮叮当当响。昂贵的黑色小轿车车轮飞转，闪着令人眩晕的光，稳稳地驶过林荫道。斑驳的树荫投在地上，如同盛开的紫罗兰织成的花边。 小矮人一边走，一边呼吸着阵阵温暖的汽油味，也闻着树木的气味。树木分泌了过于丰盛的新鲜树液，闻起来好像腐烂了一般。他挥动手杖，噘起嘴唇，像是要吹口哨。轻松自由的感觉太强烈了，让他不能自已。他的情人含情脉脉地送他出门，但匆匆忙忙，还紧张得大笑。他从中看出来她非常害怕，怕那位经常来她这里吃午饭的老父亲，要是让他发现家里有个陌生的男人，他会起疑心的。 这一天到处都能见到他：在公园里，一个红脸蛋的保姆，戴着浆过的无边女帽，不知为何请他在她推着的婴儿车上坐了一程。一家大型博物馆里，所有的展厅他都去了。他站在隆隆作响的电动扶梯上缓缓上行，扶梯从低处冒出来，带出的风吹过一张张鲜艳的海报。他又进了一家专卖男士手帕的高档商店，还被一位好心人抱起来放到一辆双层游览大巴的敞篷顶层上。 不久他累了——一切都在动，都在闪光，弄得他头晕目眩。大家见他就笑，瞪着眼睛盯住他看，他紧张得受不了。自由、骄傲、幸福，这么多丰富的感觉一直陪伴着他，他必须静下来仔细想一想。 终于饿了的弗雷德进了一家熟悉的餐馆。这家餐馆是各种演员聚会的地方，他来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奇。他环顾四周，看来的都是哪些人。他看见了那位呆头呆脑的老丑角，已经喝醉了；也看见了那个法国人，昔日的仇敌，现在还冲他友好地点头。看着看着，小矮人多布森先生大彻大悟了，从今往后，他永远不再登台了。 这地方光线昏暗，里面的灯不够亮，外面的日光也没有滤进来多少。那个呆头呆脑的老丑角活像个破了产的银行家，那个杂技演员身着便装，模样很怪，好像穿着便装很不舒服似的，两人在不声不响地玩骨牌。那个西班牙舞女戴着车轮般的宽边帽，帽子在她眼睛上投下了一片蓝色的阴影。她跷着二郎腿，一个人坐在屋角里的一张桌子旁。还有五六个弗雷德不认识的人。他端详一番他们的脸，常年涂抹的化妆品把那些脸都漂白了。这时服务生搬来一个靠垫，让他支起来坐高一点，然后换了桌布，麻利地摆好餐具刀叉。 突然间，在餐馆的幽暗深处，弗雷德认出了魔术师灵巧的侧影。他正跟一个高大肥胖的老头说话，看派头是个美国人。弗雷德没料到在这里碰上肖克——肖克从来不进小酒吧——所以他事实上完全忘了还有魔术师这么个人。现在他觉得特别对不起可怜的魔术师，本打算把一切都隐瞒下来，可转念又想，诺拉无论如何不会骗人，她很可能会把那个晚上的事告诉她丈夫（我爱上了弗雷德·多布森……我要离开你……）——让她这么去坦白，太困难了，太别扭了，此事不能叫她担当。难道他不是她的骑士？难道他不为她感到骄傲？那么由他出面把这件痛苦的事告诉她丈夫，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不论她丈夫多么可怜，都得告诉他。 服务生给他端来了一份腰子馅饼，一瓶姜汁啤酒，还多开了一盏灯。华丽的灯饰上落满灰尘，水晶花灯闪烁着亮光。小矮人远远看见一道金色的灯光映亮了魔术师前额上一缕栗色的头发，他近乎透明的柔软手指忽而在亮处，忽而在暗处。和他说话的那个人站起来，抓了抓裤带，讨好地咧嘴笑笑，肖克就陪着他去衣帽间。那个美国胖子戴上一顶宽边帽，抓起肖克轻飘飘的手握别，然后一边仍在往上拉裤子，一边朝店门走去。门一开，立刻亮出一条缝，外面天色还早，餐馆里的灯光显得更加昏黄。门砰的一声沉重地关上了。 “肖克！”土豆小矮人叫道，两只短脚在桌子底下摆动。 肖克走了过来。他一面走，一面若有所思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点着的雪茄烟，吸了一口，喷出一团烟雾，又将烟卷放了回去。没人明白他是怎么变这个戏法的。 “肖克，”小矮人说，鼻子因喝了姜汁啤酒而变得通红，“我必须跟你谈谈。事情很重要。” 魔术师在弗雷德的桌子旁坐下，把一只胳膊肘支在桌上。 “你的头怎么样了——还疼吗？”他淡淡地问。 弗雷德拿餐巾擦擦嘴，不知从何说起，还是怕给朋友带来太多痛苦。 “顺便说一下，”肖克说道，“今晚是你我最后一次同台搭档。刚才的那个家伙动员我去美国。事情看起来相当不错。” “我说肖克——”小矮人把面包搓成碎屑，考虑怎么说才好，“是这么回事……你要挺住，肖克。我爱上了你的妻子。今天上午你出门后，我和她……我们两个，我是说，她……” “只是我晕船，”魔术师沉思着说，“到波士顿要整整一个星期。以前乘船去过印度。从此我一听要坐船，就像睡着了一样挪不动腿。” 弗雷德脸涨得紫红，拿桌布使劲地擦他的小拳头。魔术师只顾想自己的事情，想着想着哑然失笑，笑完后才问道：“我的小朋友，你刚才是要跟我讲点什么吗？” 小矮人瞅瞅他幽灵一般的眼睛，慌乱地摇了摇头。 “不，不，没什么事……不能对你说。” 肖克的手伸了出来——毫无疑问，他打算从小矮人耳朵里变出一枚银币——可是变了多少年的精妙魔术，今天第一次失了手，银币在手掌的肌肉上没有贴牢，一滑掉了下去。他接住银币，站起身来。 “我不在这儿吃饭了，”他说，好奇地端详着小矮人的头顶，“我不喜欢这地方。” 弗雷德沉着脸不出声，只顾吃一只烤苹果。 ⑧ ○ 電 孑 書 w Ｗ Ｗ . Ｔ Ｘ t 8 ○. Ｃ c 魔术师悄然离去。餐馆里人都走光了。戴着宽边帽的没精打采的西班牙舞女被一位衣着考究、举止拘谨的蓝眼睛年轻人带走了。 好吧，他不愿意听，那就算了，小矮人心想。他舒了一口气，心想反正诺拉会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于是他要来纸笺，给她写信。信尾是这样写的：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再不能像从前那样生活下去了。你知道每天晚上一大帮俗人看着你心爱的人前仰后合地大笑，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吗？我这就撕毁合同，明天走人。待我找到个僻静的安身之处，就马上给你再写一封信。那时候你也离婚了，我们便能相爱了，我的诺拉。 一个小矮人，穿着鼠灰色鞋罩，上天赐给他的这一天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六 伦敦城的天色徐徐暗淡下来。街上的各种声音汇成了一个轻柔空洞的音符，好似有人停止了弹琴，却仍将一只脚踩在钢琴踏板上。公园里黑沉沉的椴树叶在透明的天空映衬下，宛如一个个扑克牌上的黑桃A。在某条的街道拐弯处，或者在一对双塔的悲伤剪影之间，火红的夕阳露出来，像一个幻觉。 肖克习惯回家吃晚饭，然后换上魔术师的职业燕尾服，开车直奔剧院。这天晚上诺拉等他等得特别焦急，因恶作剧一番而兴奋得发抖。她现在也有自己的私人秘密了，这多让她高兴啊！小矮人的样子她根本没放在心上，小矮人就是一只令人恶心的小虫子。 她听见前门的锁发出一声轻响。她看见肖克的脸，如同一张新脸一般，简直就是一张陌生人的脸。人要是做了亏心事，一般就是这种感觉。他朝她点点头，垂下睫毛很长的眼睛，又伤心，又不好意思。他在餐桌前她的对面坐下，一言不发。诺拉觉得他穿着浅灰色西装的身材好像更瘦了，神情也更难捉摸了。她还在得胜的劲头上，眼睛发亮，一边嘴角反常地抽动。 “你的小矮人怎样了？”她问道，假装是无心一问，“我原以为你会带他一起回家呢。” “今天没见到他。”肖克答道，开始吃饭。突然间他想起了什么——掏出一个小瓶子，吱的一声小心地拔去瓶塞，往一杯红酒里一股脑地倒了什么。 诺拉生气地想，这红酒会变成鲜亮的蓝色，要么就变得像水那样透明，但紫红色的葡萄酒没有改变颜色。肖克瞧见她的目光，微微一笑。 “帮助消化——只需几滴就行。”他低语道，脸上掠过一道阴影。 “说谎都说惯了，”诺拉说，“你一直胃口极好。” 魔术师轻轻一笑。接着他正儿八经地清清嗓子，端起酒一饮而尽。 “接着吃饭呀，”诺拉说，“都快凉啦。” 她心里暗自得意地想：哈，可惜你不知道。你永远发现不了。那是我的魔力！ 魔术师不声不响地吃着。突然他做了个鬼脸，推开盘子，说起话来。和平时一样，他说话时不直接看着她，而是目光略微抬高一点，看着她的头顶上方，声音温柔动听。他讲了今天的经历，说他在温莎堡拜见了国王。他去温莎堡，是应邀给那些穿着天鹅绒外衣、戴着花边硬领的小公爵们逗乐儿的。他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模仿他见过的人，又是眨眼睛，又是轻轻地摇头。 “我从我的折叠礼帽中放出一大群白鸽。”他说。 小矮人的手当时又湿又冷，你二人现在讲和了，诺拉暗自思量。 “你要知道，这群鸽子绕着王后飞，王后打着嘘声赶它们飞开，不过出于礼貌一直面带微笑。” 肖克站了起来，身子摇晃一下，轻轻地靠在桌边上，仅用两根手指支撑着，像是给他的故事来个尾声一般说道：“我不舒服，诺拉。我刚才喝下的是毒药。你不该对我不忠。” 他的喉咙痉挛般地鼓起，他掏出一块手帕捂在嘴唇上，离开了餐室。诺拉霍地站起身，长项链上的琥珀珠子挂到了她碟子上的水果刀，将刀拂到地上。 这都是演戏，她恶狠狠地想。想吓唬我，折磨我。不，我的好丈夫，这没有用。我要你瞧瞧我的厉害！ 肖克怎么就探出了她的秘密，这太叫人恼火了！不过她现在至少有了机会让他明白她的感受，她可以大喊她恨他，极其鄙视他，他不是人，而是橡皮做成的幽灵，她再也不能和他一块儿过下去了，还要说…… 魔术师坐在床上，缩成一团，痛得直磨牙。但诺拉风暴一般冲进卧室时，他还是勉强挤出一个虚弱的笑容。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相信你，”她气喘吁吁地说，“别装了，该收场了！你这骗人的手段，我也会。你这样子，真叫我恶心。噢，把戏没玩好，落下笑柄了吧——” 肖克仍然无可奈何地微笑着，试图从床上下来。他一只脚摸索着往地毯上踩。诺拉暂且停住嘴，想寻思寻思，还能嚷嚷些什么骂他的话。 “别说了，”肖克吃力地说，“过去我要是哪里……就请原谅……” 他额头暴起青筋，身子也缩得更厉害了。喉咙里吱吱直响，眉头上的一缕湿头发在抖动，捂在嘴上的手帕都让咳出来的胆汁和鲜血浸透了。 “别演戏了！”诺拉一跺脚，叫道。 他挣扎着直起腰，脸色惨白，把揉成一团的手帕扔到墙角。 “等等，诺拉……你不明白……这是我的最后一场魔术……今后再不演了……” 他可怕的脸白得发亮，又一阵痉挛，脸都抽得变了形。他摇晃一下，倒在床上，头摔到枕头上。 诺拉走到跟前，皱着眉头查看。只见肖克躺在那里，双目紧闭，牙关咬得吱吱响。她俯身再看，只见他的眼睫毛一抖，睁开眼恍恍惚惚地看她，认不出来人就是他的妻子。不过突然间他认出她来，两眼湿润，闪动着关切痛苦的泪光。 就在这个时刻，诺拉忽然明白过来，她爱他超过这世上的任何东西。恐怖和怜悯压倒了她。她旋风一般地满屋乱转，倒了杯水，把水杯放在盥洗池边上，回身又奔到丈夫身边。这时她丈夫已经抬起了身子，用被单的一角捂着嘴。他干呕得很厉害，边呕边浑身发抖，眼睛茫然地瞪着，死亡的面纱已经挂在脸上了。诺拉一见，慌忙一挥手，冲进隔壁房间。这个房间里有电话，她摇起电话，报了个错误号码，又重新打，折腾了好一阵，急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哭，挥拳砰砰地砸电话桌。最后终于听见了医生的声音，诺拉哭着说她丈夫服了毒，眼看不行了，说着泪如雨下，打湿了电话听筒。她把听筒胡乱一放，跑回卧室。 魔术师精神焕发，满面春风，穿着白马甲和一条烫得笔挺的黑裤子，站在穿衣镜前，悬着两肘，小心翼翼地收拾他的领带。他从镜子里看到了诺拉，头也不回，从镜子里冲她心不在焉地挤挤眼，同时轻轻地吹起口哨来，继续用他透明的手指整理黑色丝制领结的两端。 七 德劳斯，这个英格兰北部的小镇，看上去果真如昏昏欲睡一般。(1) 它沉睡在那些薄雾缭绕、缓缓起伏的田野上，人进入其中，会疑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镇上有一家邮局，一间自行车商店，两三家烟草行挂着红底蓝字的招牌。还有一幢古老的灰色教堂，周围都是墓碑，一棵硕大无比的栗树静静地把树荫投在墓地上。主街两边是树篱、小花园，还有歪歪斜斜地爬满了常春藤的矮砖房。其中一幢租给了某个姓多布森的人，此人的情况，除了他的管家和当地的医生，没人知道，而医生也不是个爱讲闲话的人。多布森先生好像从不出门。那位管家是个高大严厉的女人，从前曾在一家疯人院工作过。邻居要是不经意地问点问题，她就回答说多布森先生年老瘫痪，只能关起门来平静度日。难怪他来到德劳斯镇的第一年镇上居民就把他忘记了：他变成了不受关注的人，大家自然而然地把他和那位无名的主教相提并论。主教大家都不认识，只知道他的石头雕像在教堂大门顶上的壁龛里放了很久很久了。这个神秘的老头想来有个孙子——一个文静的金发小男孩，黄昏时分常迈着怯生生的小步子从多布森的矮砖房里出来。不过这样的情形也是个别现象，没人说得准每次出来的是不是同一个小孩。再说，德劳斯的黄昏特别迷茫阴暗，各种东西的轮廓当然都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就这样，既不好奇又懒懒散散的德劳斯镇人没看清这么一个事实：那个据说瘫痪了的老头所谓的孙子多少年过去了也不见长大，他的亚麻色头发乃是以假乱真的假发。原来土豆小矮人刚刚开始他的新生活，就开始谢顶，他的头很快变得又光又亮，就连他的管家安妮也常常想伸出手摸摸那个小圆球该有多好玩。除了谢顶外，他没有多大改变。他的肚子鼓了点，鼻子黑了点，上面肉更多了点，布满了青筋。他装扮成小孩子时，就在鼻子上扑粉。还有一点变化，那就是安妮和医生都知道小矮人的心脏病越来越厉害，发展下去没有好结果。 他住着三间房，日子过得平平静静，也不招人注意。他在一家流动图书馆订了书，每星期三四本，基本上都是小说，还养了一只黑毛黄眼的猫，因为他怕耗子怕得要死（耗子在衣橱后面闹腾，活像滚动的小木球）。他吃得很多，尤其爱吃甜食（有时候半夜跳下床来，轻轻地走过冰凉的地板，穿件长睡衣，小得出奇，抖抖索索地跑到餐具室，像个孩子那样找巧克力饼干）。对他那桩恋爱事件，还有初来德劳斯的可怕岁月，他回忆得越来越少了。 不过在他的书桌里，那些叠得整整齐齐、日久发脆了的节目单中间，他仍然保存着一张粉红色的信笺，带着龙形水印，上面写满了生硬潦草的字，很难辨认清楚。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多布森先生： 我收到了你的第一封信，也收到了第二封信，信中你叫我到德劳斯镇来。我觉得这恐怕是一场严重的误会。请忘了我，原谅我吧。明天我和我丈夫就要去美国，可能一时回不来。我真不知还能给你写些什么，我可怜的弗雷德。 就是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头一次犯了心绞痛。从那时起他的眼睛里便留下了淡淡的惊讶神色。此后好多天里，他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转悠，强忍着泪水，忍不住了就伸出颤抖的小手从脸上抹去。 过了不久，往事慢慢在弗雷德心中褪色。他开始享受安逸，从前他可是一点不懂的。现在他喜欢壁炉中燃烧的煤发出的蓝色火苗，喜欢小圆架上落满灰尘的小花瓶，喜欢挂在两扇窗之间那幅复制的画：画上是一条圣伯纳德犬，脖子上挂着一小桶白兰地，正在营救一个困在荒凉绝壁上的登山人。他很少回忆以前的生活，只是有时在梦中看见星光灿烂的天空下有很多架秋千荡来荡去，天空也随之而动，他被啪的一声关进一只黑箱子中。透过箱壁清晰地传来肖克歌唱般的柔和声音，可他找不到设在舞台地板上供他遁身的暗道翻板门。他在发黏的暗箱中闷得喘不过气来，只听见魔术师的声音越来越伤心，越来越远，最后消失了。这时候弗雷德总会呻吟一声醒过来，发现自己还是躺在暖和昏暗的屋子里，躺在自己那张宽大的床上，屋里一股淡淡的薰衣草香味。这时他总会大口大口地喘息，把小孩子般的小拳头按在突突乱跳的胸口上，瞪大眼睛盯着白花花的百叶窗帘看上好久。 多少年过去了，他对女性爱情的渴望也成为越来越轻的内心叹息，仿佛那一度折磨他的似火激情已被诺拉消耗殆尽。说来也是，有些时候，比如在暮色苍茫的春日傍晚，小矮人害羞地穿上短裤，戴上棕色假发，出门走进昏暗的暮色中。他借着暮色悄悄沿一条田间小径走去，往往会突然停住脚步，痛苦地远望树篱附近满枝开花的黑莓丛中一对情侣紧紧相拥的模糊身影。后来这种情形也过去了，他干脆不再出门。只是有一段时间，那位满头白发、黑眼睛闪着犀利目光的医生常来和他下棋。隔着棋盘，医生满怀科学兴趣地观看那双柔软的小手，观看那张像斗牛犬一般的小脸，每当小矮人考虑棋步时，那脸上突出的眉头总会攒成一团。 八 八年过去了。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一罐可可饮料，放在一个鹦鹉头形状的保温盖下，在餐桌上等着弗雷德来喝。阳光带着苹果树的翠绿洒进窗来。身板结实的安妮正在打扫自动小钢琴上的灰尘，小矮人偶尔在这架钢琴上弹奏曲目不定的华尔兹。橘子酱的罐子上停着几只苍蝇，还在一个劲地蹭着前脚。 弗雷德睡眼惺忪地走了进来，穿着毛毡拖鞋，上身是一件画着黄色青蛙的黑色小晨衣。他坐下来，张开眼睛，摸摸他的秃脑袋。安妮到教堂去了。弗雷德打开一份星期日报纸的带图插页，嘴唇一缩一噘地浏览起来，最后看到有小狗获奖，有个俄国芭蕾舞女演员跳天鹅湖，淋漓尽致地表现悲痛欲绝的天鹅，还有一个到处骗人的金融家，戴着高顶礼帽，端着啤酒杯……餐桌下卧着那只猫，弓着背，在他的光脚上蹭来蹭去。他吃完早餐，站起身，打了个哈欠：昨夜他没睡好，心脏从没有像昨晚这样折磨过他，今天他都懒得穿衣服，尽管两脚冰凉。他改坐到窗下的扶手椅上，身子缩成了一团。他什么也没想，就这么坐着，那只黑猫在他跟前伸懒腰，张开小小的红嘴巴打哈欠。 门铃叮咚一声响。 是奈特医生，弗雷德若无其事地想。他记得安妮去教堂了，便亲自过去开门。 阳光倾泻进来。一位高个头女士，一身黑衣，站在门口。弗雷德往后一退，一边咕哝着，一边摸了摸身上的晨衣。他连忙退到里屋，掉了一只拖鞋，也没管。他这时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不管来人是谁，都不能看出他是个侏儒。他在客厅中央停住了，累得直喘气。唉，刚才为什么不顺手磕上外面的门！到底会是谁来看他？准是找错了门。 这时他清清楚楚地听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他又退进了卧室，想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却没带钥匙。第二只拖鞋也掉在客厅的地毯上了。 “这太可怕了。”弗雷德屏住呼吸，侧耳细听。 脚步声响进了客厅。小矮人轻轻发出一声哀叹，朝衣橱奔去，要在那里找个藏身之处。 一个他肯定熟悉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房间的门被推开了。 “弗雷德，你干吗怕见我？” 小矮人光着脚，穿着黑色晨衣，脑门上渗出了汗珠。他站在衣橱旁，手还搭在橱锁的拉环上。这时他极其清晰地记起了玻璃碗里的金鱼。 她老了，身体也差了。眼睛底下有两片黄褐色的阴影，上嘴唇上的黑色唇须比过去更明显。她头戴黑帽，身穿黑衣，衣服上的皱褶很深，一副打扮显得风尘仆仆、悲伤可怜。 “我压根没想到——”弗雷德警惕地望着她，缓缓说道。 诺拉抓住他的双肩，把他扳到亮处，一双悲哀的眼睛饱含热情，仔细地看遍他的全身。不知所措的小矮人眨巴着眼，痛恨自己没戴假发，也因诺拉这么激动大为惊讶。他多少年前早就不想她了，如今见面他除了伤心和惊讶外，再无任何感受。诺拉仍然抓着他，接着闭起眼睛，轻轻地推开他，转身对着窗子。 弗雷德清清嗓子，说：“我们完全断了音讯。告诉我，肖克还好吗？” “他还在演他的把戏，”诺拉心不在焉地答道，“我们前不久才回的伦敦。” 她没有脱帽，在窗前坐了下来，仍然很奇怪地盯着他仔细看。 “这么说肖克他——”小矮人叫她看得不好意思起来，便匆匆接着说话。 “——和从前一样。”诺拉回答，闪闪发亮的眼睛仍然没有从小矮人身上移开。她迅速摘下白底黑面的光滑手套，揉成了一团。 莫非她又要——小矮人心里猛地一惊。这时冲进他脑海的是金鱼碗，是古龙水味，是她拖鞋上的绿绒球。 诺拉站起身来。手套揉成的两个黑团滚到了地板上。 “花园不大，却长着苹果树。”弗雷德说，心里却仍在嘀咕：从前我真的有过那一刻吗……？她的皮肤灰黄灰黄的，还长了唇须。她话为什么这么少？ “不过我如今很少出门。”他说，在座位中轻轻地前后摇动，抚摸着自己的膝盖。 “弗雷德，你知道我为什么来看你吗？”诺拉问道。 她站起来，近近地逼到他跟前。弗雷德怀着歉意咧嘴笑笑，想溜下椅子躲开。 就在这时候，她声音非常温柔地告诉他：“事实是，我为你生了个儿子。” 小矮人怔住了，盯着一扇小窗，眼神火一般映在一只深蓝色杯子的侧面。一丝惊讶羞怯的微笑在他的嘴角闪烁，接着笑容扩散开来，笑得两颊通红发亮。 “我的……儿子……” 霎时间他明白了一切，明白了生命的全部意义，明白了他多少年来的痛苦，明白了映在杯子上的那扇明亮的小窗。 他缓缓抬起眼睛。诺拉侧身坐在椅子上，哭得身子一抽一抽的。帽子饰针的玻璃头就像一滴闪闪的泪珠。那只猫咪咪轻叫，靠在她的双腿上蹭着。 他扑到她跟前，记起了前不久读过的一部小说。“你不必担心，”多布森先生说，“你无论如何都不必担心我会从你身边抢走他。我现在很知足！” 她抬起泪眼望着他，想作点解释，却欲言又止——她看见小矮人露出关切的神色，高兴得满脸放光——便什么也没说。 她匆匆捡起揉成一团的手套。 “好吧，现在你都知道了。不必多说了。我也得走了。” 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像刀子扎了弗雷德一下。他高兴得发抖，同时又深感羞愧。他捻着晨衣的穗边问：“还有……还有，他长得怎么样？他不是——” “啊不，恰恰相反，”诺拉迅速回道，“高个头，和所有的男孩一个样。”说着又流起泪来。 弗雷德垂下了眼睛。 “我真想见见他。” 他又高高兴兴地改了口：“唉，我理解！不能让他知道我是这么个模样。不过，你也许可以安排一下……” “好，一定，”诺拉匆匆说着，几乎着急起来，这时她已经走过了门厅。“好的，我们会做些安排。现在我必须走了。到火车站要步行二十分钟。” 走到门口，她又转过身来，最后一次把弗雷德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既热切，又伤心。阳光在他的秃头上抖动，他的耳朵呈半透明的粉红色。他又惊又喜，一点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她走后，弗雷德仍然久久地站在门廊里，仿佛害怕随便一动就会摔碎他那颗完整的心。他一个劲地想象他的儿子是个什么样子，可想来想去能想到的还是他自己的模样，一副学童打扮，还戴着金色小假发。就在把自己的面貌移到他儿子身上的过程中，他一点没觉得自己是个侏儒。 他仿佛看见自己进了一座房子，是家旅馆，或是餐馆，去会他的儿子。想象中，他摸着儿子的金色头发，心中充满为人父母的自豪感……随后他又看见他在儿子和诺拉（呆鹅一只，怕他抢走儿子！）的陪伴下，沿着一条街走下去，那边—— 弗雷德一拍大腿。他忘了问诺拉在哪里能找到她，怎样才能找到她。 于是进入了一种疯狂、荒唐的状态。他冲进卧室，开始慌慌张张地穿衣服。他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一件其实还很新的昂贵硬领衬衣，一条条纹裤子，一件在巴黎定做的西装外套——他一面忙着穿衣，一面咯咯直笑。橱柜抽屉太紧，打开时掰破了指甲，还不得不坐下来两次，好让憋胀狂跳的心脏歇息片刻。接着他跳起身来，又在屋里到处转，找那顶他已经多年没有戴过的圆顶礼帽。他终于准备往外走时，停在一面镜子旁照了照，只见镜子里闪现出一位穿着考究、仪表堂堂的老绅士。他跑下门外的台阶，脑子里嗡的一下又想起个主意来：和诺拉一起走——他当然有办法赶上她——当天晚上就能见到儿子了！ 一条尘土飞扬的宽马路直接通向火车站。每到星期天，路上行人相对比较少——不料拐弯处出现了一个拿着板球拍的小男孩，他第一个发现了小矮人。他看见弗雷德远去的背影，又看见那双鼠灰色鞋罩在唰唰跑动，他又惊又喜地往头上一拍，一巴掌打在他的花帽顶上。 顷刻间又出现了一些男孩，天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一个个大张着嘴，鬼鬼祟祟地跟在小矮人后面。小矮人越走越快，时不时看看表，激动得咯咯笑。阳光照得他有点摇摇晃晃走不稳。这时孩子们越聚越多，路上的行人觉得奇怪，也驻足观看。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打瞌睡的小镇恢复了生机——顿时爆发出一阵憋了好久再也憋不住的笑声。 土豆小矮人激情难耐，小跑起来。跟在后面的男孩中有一个冲到他前面，回过头来看他的脸，另一个扯开嗓门嚷嚷。弗雷德被尘土呛得眯缝起眼，但还在跑，跑着跑着突然觉得尾随在他身后的这一群孩子都是他的儿子，一个个身强力壮，脸色红润，欢天喜地的——他一边跌跌撞撞地跑，一边迷迷惑惑地笑。他累得呼呼喘气，还想竭力忘了自己那燃烧的心脏，它这会儿眼看就要撞破胸膛飞出来了。 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蹬着亮闪闪的轮子与他并行，一只拳头搭在嘴上，像个扩音器一般，为这场赛跑的选手加油。女人们从家里出来站在门口，手搭凉棚放声大笑，指着跑过去的小矮人叫同伴看。镇上所有的狗都醒来了，在乏味的教堂里做礼拜的教众也忍不住听起狗叫来，还有吆喝狗的煽动声。跟在小矮人后面的人越聚越多，渐渐把他围了起来。大家都觉得这简直是一流的侏儒表演，不要钱的马戏，电影拍摄的现场。 弗雷德开始东倒西歪，耳朵里嗡嗡响，硬领正前方的扣子深深嵌进喉咙中，勒得他喘不过气。低沉的笑声、喊叫声，还有沉重的脚步声，震聋了他的耳朵。这时透过汗水的雾气，他终于看见她的黑长裙。她沐浴在阳光里，沿着一堵砖墙慢慢走。她回头一看，站住了。小矮人跑到她跟前，拉住了她的裙褶。 他带着幸福的微笑往上望着她，想说些什么，但还没开口，便意外地眉毛倒竖，缓缓瘫倒在人行道上。围观的人吵吵嚷嚷地挤过来。有个人看出来这不是在开玩笑，就朝小矮人俯下身，轻轻吹了声口哨，摘下帽子致哀。诺拉冷冷地看看弗雷德的矮小尸体，就像看着一只揉成一团的黑手套。她被大家推来搡去，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胳膊肘。 “放开我，”诺拉声调呆板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的儿子几天前就死了。” (1) 　该镇英文名Drowse，意为“打瞌睡”。 昆虫采集家 一 这条街一旁有一路电车，街头与一条人来人往的街道相交。再往前走，好长时间都是冷冷清清的街景，没有店铺橱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热闹。再走就到了一个小广场（四排长凳，一个三色堇花坛），电车发着不情愿的摩擦声绕广场而过。从这里开始，街道变了个新名字，街景也焕然一新。街右边是一家家商铺：一家水果店，橘子堆得像金字塔一般；一家烟草店，挂着一幅服饰艳丽的土耳其人画像；一家熟食店，摆着一盘盘褐色和灰色的肥香肠；然后，突然出现了一家蝴蝶店。一到晚上，尤其是湿气很重的时候，柏油路面就像海豹的后背一般闪闪发亮。这是好天气的象征，行人往往会驻足观看。蝴蝶店里展示的昆虫标本又大又漂亮，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赞叹：“多漂亮的颜色——不可思议！”说罢又在细雨中前行。带眼状花纹的翅膀神奇地打开，如闪闪发光的蓝色锦缎，巫术一般——这些景象一时间徘徊在行人的脑海之中，直到行人登上电车或者买来报纸，这才退去。店里还有别的几样东西：一个地球仪、铅笔、一摞练习本上摆着一个猴子头骨。这几样东西正因和蝴蝶标本放在一起，才牢牢留在行人的记忆中。 街道忽明忽暗地向前延伸，接下去又是各式各样的常见小店——肥皂店、煤店、面包店——又一个拐角处，有一家小酒吧。酒吧侍者是一个戴着浆过的硬领、穿绿毛衣的时髦青年，手脚麻利，一杯啤酒在啤酒龙头下刚刚盛满，他忽地一下就刮去了杯子上冒起的泡沫。他还称得上是个聪明过人的人。每天晚上，水果店老板、面包师、一个失业男人和酒吧侍者的堂兄都要兴致勃勃地在一个靠窗的圆桌旁打牌，每次赢家都会立马请大家喝饮料，所以四个人都不可能靠打牌致富。 每到星期六，隔壁的一张桌子旁会坐下一位瘦弱的老者。他脸色红润，头发稀疏，灰白色的八字胡修剪得很不经心。他一进门，四个牌友总会大声招呼，眼睛却不离手里的牌。他每次都要一杯朗姆酒，装上烟斗，瞪着一双泪汪汪的红眼睛看他们打牌。他的左眼皮稍微有些耷拉。 偶尔有人转身问他最近店里生意如何，他总是不忙回答，还经常干脆不答。如果酒吧侍者的女儿，一个有雀斑的漂亮女孩，身穿圆点裙衫，恰好从他身边走过，他总想在她扭来扭去的屁股上拍一把。不管拍到没拍到，他的一副愁容从不改变，尽管太阳穴上的青筋已经变紫。我们的老板非常幽默地叫他“教授先生”，总是走上前来问：“哦，教授先生今晚如何呀？”他总是默默沉思良久，然后湿润的下唇从烟斗下噘起，像是大象进食一般，回答几句既不有趣也不礼貌的话。酒吧侍者机智地调侃他几句，惹得隔壁桌看上去都在专注打牌的四个人乐不可支。 “教授先生”穿一件宽大的灰色外套，像是一件做得非常夸张的马甲。每当时钟的布谷鸟跳出来报时，他都会笨拙地掏出一块厚厚的银表，放在手掌心里，斜眼观看，烟斗里冒出的烟熏得眼睛眯缝起来。到整整十一点时，他就敲空烟斗，起身付账，伸出一只有气无力的手，和有可能也伸出手来的人握手告别，然后一声不吭地离开。 他走路不稳，稍微有一点瘸。他的两条腿好像太过瘦弱，难以支撑住身体似的。就在自己的店铺窗前，他拐进了一条通道，里头靠右手有一扇门，门上铜牌写着：保罗·皮尔格拉姆。这扇门通往他又小又暗的公寓，从前面店里的一条内廊也可以进来。通常在这种轻松愉快的夜晚，他到家时，埃莉诺早已入睡。双人床的上方悬挂着六幅已经褪色的老照片，装在黑色相框里。照的是同一艘大笨船，从不同的角度取景，另有一棵棕榈树，光秃凄凉的样子看上去像是长在黑尔戈兰岛(1) 。皮尔格拉姆低声自言自语了几句，便端着一支点燃的蜡烛晃晃悠悠地走进了没有装灯的黑暗处，解下裤子背带，返回来坐到床沿上，一边不停地咕哝着，一边费力地缓缓脱鞋。半睡半醒的妻子冲着枕头呻吟两声，起来帮他脱鞋。这时他总会压低声音呵斥两声，要她安静一点儿，喉咙里说了好几遍“Ruhe(2) ！”，一遍比一遍严厉。 不久前，一次中风差点要了他的老命（事发时他正在俯身解鞋带，感觉像是一座大山倒在了他身上），从那以后，他脱衣服总是磨磨蹭蹭，还不停地哼哼，直到安全躺下。躺下后，要是隔壁厨房的水龙头碰巧滴滴答答漏水，他便又哼哼起来。一到这个时候，埃莉诺总会翻身下床，踉踉跄跄跑进厨房，又踉踉跄跄跑回来，头昏眼花地叹着气，一张小脸蜡白发亮，阴暗的长睡袍下，脚上贴着膏药的鸡眼隐约可见。他们一九○五年结的婚，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一直没有孩子。原因是皮尔格拉姆总以为有了孩子会阻碍他实现人生的宏伟计划。他年轻时的那个计划倒是不错，挺激动人心的，但到如今却渐渐成了他沉甸甸的一块心病。 他平躺下来，一顶老式的睡帽拉下来遮住额头。从他睡觉的样子看，睡得那么踏实，鼾打得那么响，完全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德国店主应有的情形。也可以立马判断，此人盖在棉被下的麻木躯体已完全没有什么幻想了。然而事实上，这个体态笨重、脾气不好的人，这个平日主要以豌豆汤和煮土豆为生、只相信报纸上登了的事情、根本不理会现实世界（眼下还没说他的私密感情）的人，竟然做着一些让自己的老婆和邻居们压根摸不着头脑的美梦。皮尔格拉姆属于，或者说他有意让自己属于有特殊梦想的一类人（关键的事情——如时间、地点和人——选得不对）。这类人过去通常叫做“昆虫采集家”——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喜欢寻找蝶蛹的缘故，那些“大自然的珍宝”一般都挂在乡间小道上落满尘土的荨麻上面。 一到星期天，他参加几个松散的会议，在会上喝杯晨间咖啡，然后和妻子一起出门散步，缓缓地默默溜达，埃莉诺整整一星期才能盼来这么一次。平日里，他尽可能早早打开店门，好让上学的孩子们路过时看看。最近，除了他的基本货物外，他一直经营学习用品。有个小男孩，摇晃着书包，嚼着三明治，无精打采地走过烟草店（有一种牌子的香烟搭配飞机图片），走过熟食店（该店指责大家离午餐还早，怎么就已经吃了他家的三明治），忽然想起要买一块橡皮擦，便进了下一家店。皮尔格拉姆总是嘀嘀咕咕说着什么，下嘴唇从烟斗杆底下微微凸起，无精打采地搜索一番，把一个打开的纸箱砰的一声搁在柜台上。小男孩拿起一块块没有用过的白色印度橡皮擦，摸摸，捏捏，没找到自己中意的，便走了，店里经营的主要商品他连看都不看一眼。 如今这些孩子啊！皮尔格拉姆一想起如今的孩子们就心生厌恶，又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他父亲是名水手，一个流浪者，有点流氓气息。他结婚很晚，娶了个黄皮肤、浅色眼睛的荷兰女孩，一路带着她从爪哇岛来到柏林，开了一家异国情调的古玩店。皮尔格拉姆记不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店铺里原有的天堂鸟标本、古代的护身符、画着龙的扇子等，开始被蝴蝶标本取代了。他只记得自己小时候就已经酷爱用店里的各式标本和蝴蝶收集人进行交换，到父母去世之后，蝴蝶标本就占据了这个昏暗的小店。一直到一九○四年，来的还都是收藏蝴蝶的业余爱好者和专家，交换也是很小很小的规模。不过到后来，就变得有必要做出一些调整，办个展览，展示蚕茧孵化过程，算是学习用品之外的一次转向。这就像在以往，胡乱搞一些亮闪闪的蝴蝶翅膀图片，说不定就是迈入鳞翅类昆虫学的第一步。 如今，皮尔格拉姆家小店的橱窗里除了笔架，基本上就是华丽的昆虫标本。它们大都是蝴蝶世界里的大明星，有的还摆在石膏上，装在镜框里——只是为了家居装饰而已。整个小店充满消毒水的刺鼻气味，里面保存着最真实、最昂贵的收藏，随处可见丢了一地的各种盒子、纸板箱和雪茄烟盒。高大的橱柜里更有无数装有玻璃门的抽屉，里面整齐有序地装满了各种完美的标本，铺展和标注都无可挑剔。一件落满灰尘的防护罩或者类似的东西（是过去库存的最后一件剩余物）立在一个暗角里。店里时不时还有活物上架：尚未孵化的棕色蛹，胸上布满精细线条交汇组成的对称花纹和沟槽，从外望去，里面初具形态的翅膀、脚、触角和喙都清晰可见。倘若是一只正在苔藓上孵化的蛹，人只要轻轻一碰，它节节相连的腹部尖细末端就会一抽一抽，像襁褓中婴儿蠕动的四肢一般。这样的一只蛹售价一马克，一到时间它就会孵化出一只又瘸又脏的飞蛾，奇迹般地越长越大。有时候，店里也暂时出售其他生物：眼下碰巧有十二只蜥蜴，来自马略卡岛(3) ，身体冰凉，颜色发黑，腹部泛蓝。皮尔格拉姆用面包虫给它们当主菜，用葡萄当饭后甜点。 二 皮尔格拉姆一辈子都在柏林和柏林的郊区度过，最远只到过邻近一座湖上的孔雀岛。他是一流的昆虫学家。维也纳的雷贝尔博士就曾经将一种罕见的飞蛾命名为皮尔格拉姆地夜蛾属，皮尔格拉姆本人则发表了三四种飞蛾类型。他的箱子里装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可惜他看到的世界只是星期天偶尔出去从沙滩到松林的乏味之旅。每当他悲哀地看着他周围这些熟悉的动物志时，他就会想起小时候看到这些东西时觉得多么神奇。如今看惯了，如同他看这条街道一样，老地方再没个看头。他总会从路边的灌木林里捡起一只翠绿色大毛虫，它最后一圈上长着一只青瓷色的触角。它躺在他手掌中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叹口气，又把它放回原来趴着的小树枝上，好像它是一个死东西似的。 尽管有那么一两次，皮尔格拉姆有机会转行做更能赚钱的生意——比如不卖飞蛾，卖服装——但他还是固执地守着他的小店，如同小店是他沉闷的现实生活和虚幻的完美幸福之间一条象征性的纽带。他渴望着的，带着一种病态的强烈愿望渴望着的，是他亲自去那些遥远的国度，亲眼看看飞舞的蝴蝶，亲手捕捉最珍贵的品种。他要站在齐腰深的郁郁青草中，感受收网时的飒飒风声，还有蝴蝶翅膀在收紧的纱网里剧烈扑腾。 每一年他都觉得很奇怪，前一年自己怎么就没有多少存下点钱来，好到国外来一次哪怕只有两周的捕蝶之旅。可是他从来不注意节俭，生意也马马虎虎，总是有地方出现缺口。即使隔三岔五碰上好运，到最后关头肯定出岔子。结婚时，他指望从岳父的生意里分得一份，可是婚后一个月老人就过世了，除了债务什么也没留下。就在一战前，一笔意外的生意让他有了去趟阿尔及利亚的机会，眼看就要成行，他甚至为此专门买了顶防晒硬帽。可是战争爆发，所有的行程都停了，他仍然满怀希望地安慰自己，也许能作为士兵被派到某个令人兴奋的地方。结果他体弱多病，加上不再年轻，既不能上阵杀敌，也不能异域捕蝶。战争结束后，他又设法存了点钱（这次是为了能去采尔马特一个星期），没想到通货膨胀突然间把他微薄的储蓄变得连一张电车车票都买不起。 自此以后，他就放弃了攒钱出国的打算。他对蝴蝶越是着迷，心情就越是沮丧。有个昆虫学界的熟人偶尔来店里拜访，只惹得他恼火。那个家伙，他心想，也许和已故的施陶丁格博士一样博学，但他和一个集邮爱好者一样缺乏想象力。两个人弓着身子挑出带玻璃罩的盘子仔细观看，渐渐地盘子摆满了整个柜台，皮尔格拉姆嘴里吮吸的烟斗不停地发出愁闷的吱吱声。他郁郁不乐地看着眼前密集排列的脆弱昆虫，在你我看来，个个都一模一样，他却不时地伸出粗短的食指轻敲打玻璃，强调那是稀有的珍品。“这是个奇特的黑色变种，”博学的来访者说道，“艾斯纳曾经在伦敦的一场拍卖会上搞到一个，还没有这么黑，要了他十四英镑。”皮尔格拉姆狠狠地吸了一口已经熄灭了的烟斗，把盘子高高举到灯光下，这使得蝴蝶标本的阴影从标本底下投到了垫底的白纸上。随后他又放下盘子，指甲轻轻地伸进密合的盖子边缘，猛地一摇，盖子一松，顺顺当当取了下来。这时来访者又加上一句：“艾斯纳的那只母虫也没有这么鲜亮。”此刻要是有人进来买个抄写本或者买一张邮票的话，就会大惑不解，这两个人究竟在说什么呀。 银白色的小虫子用黑色的大头针钉住，皮尔格拉姆哼哼着掐住大头针的镀金针冠一拔，把标本从盒子里取了出来。他转过来转过去地观看，又偷偷扫了一眼别在虫子体下的标签。“对——‘康定，西藏东部’。”他说，“‘由德让神父的当地采集者采集’。”（这个“德让神父”听上去很像“祭司王约翰(4) ”）——他又将蝴蝶别了回去，准准对着原来的针眼。他的动作看似很随便，甚至很粗心，其实，这正是行家里手信手拈来毫无差错的专业功底。大头针、名贵的蝴蝶标本、皮尔格拉姆的粗手指，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也是一台毫无差错的机器。不过也有这种情形：来访者的胳膊肘扫到了某个开着的标本盒，盒子眼看要悄无声息地滑下柜台，此时皮尔格拉姆出手一挡，化险为夷，又不动声色地点燃烟斗。只是时隔许久后，忙起其他事情的时候，他才会想起那惊魂一刻，心有余悸地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 然而让他叹息的不仅仅是这些有惊无险的事情。德让神父，这位刚毅勇敢的传教士，曾在雪域高原和杜鹃花丛中跋涉，你的运气真是令人嫉妒！皮尔格拉姆常常盯着他的标本盒，抽着烟斗沉思，心想自己无须走得那么远：仅在欧洲，就遍布着成千上万的猎场。照着昆虫学著作所提及的地理位置，皮尔格拉姆为自己建造了一个专有世界，他的科学知识就是通往这个世界的极其详尽的旅行指南。在那个世界里，没有赌场，没有历史悠久的教堂，吸引普通游客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法国南部的迪涅，达尔马提亚的拉古萨，伏尔加河畔的萨雷普塔，拉普兰的阿比斯库——这些都是捕蝶人熟悉的胜地，正是在这些地方，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捕蝶人就断断续续地前往打探（当地居民对此总是大感迷惑）。皮尔格拉姆看见自己在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连蹦带跳，搅得别人无法入睡。透过那房间大开的窗户，一只白色的蛾子突然从无边的沉沉夜幕中飞进来，翩翩飞舞，扑棱有声，满天花板找着自己的影子去亲吻。这景象清清楚楚，如同亲身经历的往事一般。 也就是在这些白日美梦里，皮尔格拉姆登上了传说中的幸福岛。山上长满栗子树和月桂树，炎热的峡谷劈开了低处的山坡，谷里发现了一种奇异的菜粉蝶本地品种。就在当地另一座小岛上，他看到了维扎沃纳(5) 附近的铁路路基和伸向远方的松树林，短小黝黑的科西嘉凤尾蝶经常在这出没。他又去了遥远的北方，北极的沼泽里有精致的毛绒蝴蝶。他熟悉阿尔卑斯的高山牧场，光滑如席的草地上处处躺着扁平的石头。翻起一块石头，发现底下藏着一只胖乎乎的沉睡飞蛾，还是尚未识别的品种，那时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他看见了全身发亮的阿波罗蝶，长着红色斑点，飞舞在大山深处的骡马小道上，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是万丈深渊。在夏日暮色中的意大利花园里，石子路在脚下动人地嘎吱轻响，穿过渐浓的夜色，皮尔格拉姆凝望着簇簇花丛。突然，花丛前出现了一只夹竹桃鹰纹蛾，它飞过一朵朵鲜花，专心地哼着小曲，落在了一只花冠上，翅膀飞快地抖动，让人根本看不清它那流线型的躯体，只能看见一道幽幽闪动的光晕。最美的也许是马德里附近长满白色石楠花的连绵山丘，安达卢西亚的道道山谷，土质肥沃、林木苍翠的阿尔瓦拉辛小镇(6) 。到这个小镇上去，要乘一种小型汽车，由护林员的兄弟驾驶，在崎岖的山路上哼哼爬行。 他在想象热带地区时比较困难，不过想象愈难，痛苦愈烈，因为他无法想象巴西大闪蝶傲然振翅的景象。这种蝶长得宽大，流光溢彩，可以在一个人的手掌上投下蔚蓝色的影子。他也从来想象不出成群结队的非洲蝴蝶，就像无数面花哨的旗子，密密实实扎在黑泥沃土上，等他的影子走近时——一道很长很长的影子——它们又腾空而起，汇成了一朵彩云。 三 他把标本盒子捧在眼前，仿佛在观赏一幅心爱的画，一边沉重地点头，一边喃喃自语“对，对，对”。这时门铃响了，他的妻子走了进来，拿着一把打湿的雨伞和一个购物袋。他缓缓转身背对着她，把标本盒插入橱柜中。日子就这样过去，他的心病，他的绝望，还有人不可与命抗争的悲哀，也就这么持续着。日复一日，直到那个四月的第一天。一年多来，他在自己的收藏中专设一柜，只放那种亮翅小飞蛾，这个种类有的像黄蜂，有的像蚊子。研究这种蝴蝶的一位权威去世后，他的遗孀授权皮尔格拉姆出售丈夫生前的收藏。皮尔格拉姆连忙告诉这个糊涂的女人，让他卖最多只能卖到七十五马克，尽管他心里非常清楚，根据商品的目录价格，这批收藏的价值是他所说的五十倍。如果整批卖给业余收藏家，就算卖一千马克，对方也会觉得捡了个大便宜。然而，这样的业余收藏家没有出现，尽管皮尔格拉姆给最富有的收藏家都写了信。所以他索性锁起柜子，不再想它。 就是那个四月的早晨，一个戴着眼镜、皮肤晒得黝黑的男人逛进了皮尔格拉姆的小店。他身穿一件旧雨衣，棕色的秃头上没戴帽子，要买点复写纸。皮尔格拉姆刚卖掉他非常讨厌的紫色浆糊，把付来的几个小硬币滑进一个存钱小陶罐的开口细缝里，咂咂烟斗，望着空中发呆。那男人朝四面匆匆一瞥，看到一只色彩艳丽的绿色昆虫，拖着很多条尾巴，显得与众不同，便询问起来。皮尔格拉姆含含糊糊地说了句马达加斯加作答。那男人手指另一只标本，问：“那一只——那一只不是蝴蝶吗？”皮尔格拉姆慢吞吞地回答说那是特殊品种，自己有这个种类的一整套收藏。那男人说：“噢，原来如此！”皮尔格拉姆挠挠自己胡子拉碴的下巴，一瘸一拐地走进店铺的后面。他拿出一个带玻璃盖的托盘，放在柜台上。那男人凝视着这些透明的小东西，一个个长着橙色的亮足，通身一圈圈腰带般的环。皮尔格拉姆用烟斗杆指了指其中的一排，那男人立刻惊呼起来：“上帝啊——乌拉尔猫头鹰！”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是个识货人。于是皮尔格拉姆一盒又一盒地高高堆在柜台上，他突然明白过来，来人对这批收藏一清二楚，专程为此而来。果然他就是富有的业余收藏家索梅尔，刚从委内瑞拉旅行回来，他曾给他写过信。最后，关键问题随口提了出来——“那么，是个什么价钱？”——皮尔格拉姆笑了。 他知道这么做是发疯，也知道这么做会让埃莉诺无依无靠，会留下债务、未付的税款和一间只卖垃圾的小店。他知道可以到手的九百五十马克也不过支撑他一两个月的捕蝶之旅，但他还是答应了，好像他生怕明天就是老朽残年，眼下向他招手的好运一旦错过就永不再现了。 最后索梅尔说第四天给他确定的答复，皮尔格拉姆便确信自己一辈子的美梦总算要冲破老茧，羽化成蝶了。他花了好几个钟头研究地图，挑选路线，计算各个种类出现的时间。突然他眼前一黑，在店里跌跌撞撞走了好一阵，这才缓过劲来。到了第四天，索梅尔没有现身。等了整整一天后，皮尔格拉姆回到卧室，一言不发地躺下。他拒绝吃晚饭，闭着眼睛骂妻子，骂了好几分钟，以为她还站在附近没走。后来他听见她在厨房里轻声抽泣，竟然冒出个荒唐念头，想操起一把斧子劈了她白发苍苍的头。第二天，他没有起床。埃莉诺替他去了店里，卖了一盒水彩。接下来又是一天，眼看一切将成黄粱一梦，索梅尔纽扣里别着一支康乃馨，旧雨衣搭在胳膊上，走进店来。当他拿出一叠支票刷刷填写时，皮尔格拉姆的鼻子喷起血来。 那一柜子的收藏交付完毕，他去了那个容易对付的老太太家，很不情愿地给了她五十马克，这就是他在城里办的最后一件事。比老太太家之行贵得多的是前往订好的旅行社，从此开始他只与蝴蝶相关的新生活。埃莉诺虽说对丈夫的生意并不熟悉，但她觉得丈夫大赚了一笔，便也心情愉快，但不敢问到底赚了多少。当天下午，一位邻居过来提醒他们，明天是他女儿的婚礼。于是第二天一早，埃莉诺就忙活起来，收拾自己的丝裙，熨丈夫最好的一套西装。她心想五点左右自己先过去，丈夫到店里关门后晚一点再过去。到店里对他一说，他抬眼望望她，眉头紧锁，一脸困惑，听明白后直截了当地拒绝前往。埃莉诺一点也不奇怪，让她失望的事经得多了，年深日久，她都习惯了。“婚礼上可能有香槟喝。”她说道，人已经站到门口了。没有回答——只有拖箱子的声音。她看看戴在手上的手套，干净、漂亮，想了想，便出门走了。 皮尔格拉姆把一些比较值钱的收藏整理好，然后看看表，明白到整理行囊的时候了：他要乘坐的火车八点二十九分发车。他锁上店铺，从走廊里拽出他父亲的花格旧提箱，先装捕蝶工具：折叠式捕蝶网、闷蝶罐、药丸盒、夜间在山岭上诱飞蛾的灯，还有几盒大头针。之后又一想，便放进去了一对展翅板、一个软木底盒子，虽然他平时都是打算用纸来保存捕到的蝴蝶的。捕蝶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跑，捕到的蝴蝶通常都包在纸里保存。然后他把手提箱拎进卧室，又往里塞了一些厚袜子和内衣，还添了两三样紧急情况下可以换钱的小东西，比如一个银制平底酒杯、一枚放在天鹅绒盒子里的铜奖章，这东西是他岳父的遗物。 他又看看表，断定是去车站的时候了。“埃莉诺！”他高声叫道，穿上了外衣。没听见回应，又往厨房瞅瞅。没有，也不在厨房。这时他隐约记起好像有一场什么婚礼。他匆匆拿来一点纸头，用铅笔草草写了几句话。他把这个便条和钥匙放在了一个显眼的地方，然后激动得打了个冷战，觉得胃往下一沉，塌陷了一般。他又翻看钱包，最后确认一下钱和车票都在，说了声“就这样，前进！”，一把拎起了箱子。 不过，这毕竟是他头一次外出旅行，他总是放心不下，生怕忘了什么东西。这时他突然发现身上没有零钱，便想起了那个存钱陶罐，罐子里会有点硬币的。他哼哼着把沉重的箱子靠在墙角，转身回到柜台上。店里静得出奇，暮色中眼状花纹的蝴蝶翅膀从四面盯着他看。一阵强烈的幸福感像座大山一般朝他压来，他明白情况不妙。那些数不清的眼睛望着他，要把他看透一般，他怎么都躲不开，便深吸一口气，看见了存钱罐模糊的影子。它似乎挂在半空，他一下扑了过去。钱罐从他潮湿的手中滑落，掉在地上碎了，闪闪的硬币满地旋转，转得人发晕。皮尔格拉姆弯腰去捡。 四 夜幕降临，一轮皎洁的明月在银灰色的流云间迅速移动，没有一点阻碍。埃莉诺结束了婚礼晚餐回家，一路上还乐呵呵地回味着美酒和有趣的笑话，一边悠闲地走路，一边想起了自己的婚礼。不知为何，此刻她脑海中闪过的所有思绪全都变得美好，呈现出皎月一般明亮动人的一面。所以当她走进门廊准备开门的时候，她觉得非常轻松愉快。她不由自主地想，有一套自家的公寓实在是了不起，哪怕它又暗又挤。她笑着打开了卧室的灯，立刻发现所有的抽屉都是拉开了的。她还没来得及想这是窃贼入室，就看到床头柜上摆放好的钥匙和立在闹钟旁的小纸条。留言很简单：“出国去西班牙。我写信来之前，不要碰任何东西。没钱向邻家借。喂蜥蜴。” 厨房的水龙头在滴答漏水。她下意识地拿起刚才随手放下的银色手包，直挺挺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双手放在腿上，好像要照相一般。过了一会儿，有个人站起身，走过屋子，检查了一下闩好的窗户，又走了回来。她漠然地看着，没认出这个走动的人就是她自己。水龙头缓慢地滴答，突然间她惊恐地意识到家里就她一个人。她深爱的那个男人——爱他知识广博，又不卖弄；爱他木讷粗野；爱他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现在却一走了之……她想要嚎啕大哭，想要跑到警察局，给他们看看她的结婚证书，磨着他们，求着他们去找他。可是她依然坐着不动，头发有点凌乱，手上还戴着出门时戴上的白手套。 是的，皮尔格拉姆已经走远了，走得很远了。有可能去了格拉纳达(7) ，去了穆尔西亚(8) ，去了阿尔瓦拉辛。然后走得更远，去了苏里南(9) 或者塔普罗巴奈岛(10) 。没人会怀疑他看见了他梦寐以求的所有漂亮虫子——丛林上空飞舞的天鹅绒般的黑色蝴蝶，塔斯马尼亚岛(11) 上的小飞蛾，被称作“中国船长”的弄蝶，这种蝶据说活着时会发出玫瑰花揉碎般的香味，还有一位叫巴伦的先生刚刚在墨西哥发现的短触角美人蝶。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切与后来晚些时候埃莉诺所发现的情况毫无关系：她一到店里，就看见了那只花格旧提箱，接着看到了丈夫——四肢摊开，背朝着柜台，倒在散落一地的硬币中间。他死了，乌青的脸摔得没了模样。 (1) 　Helgoland，欧洲北海东南部德国岛屿，曾被英国占领，一战时重归德国，二战时英国对该岛实行了猛烈轰炸，岛上德国居民全部撤离，成为无人岛，一直是英国空军的轰炸训练靶场。疏散到德国本土的黑尔戈兰岛民举行了一系列示威，要求返回家乡。一九五二年黑尔戈兰岛的主权被英国正式移交给了联邦德国。 (2) 　德语，安静 。 (3) 　Majorca，西班牙东部巴利阿里群岛中的最大岛。 (4) 　Prester John，十二至十七世纪闻名欧洲的传说人物，传说此人是中国皇帝，也有说是印度皇帝，他的王国富庶得难以想像，他是东方三博士的后裔，是基督教的捍卫者。 (5) 　Vizzavona，科西嘉岛中部小镇。 (6) 　Albarracin，西班牙东北部的小镇，坐落于海洋群山之间，依山傍水，景色秀丽。 (7) 　Granada，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内格拉纳达省的省会，位于内华达山山麓，达若河和赫尼尔河汇合处。 (8) 　Murcia，西班牙东南部一省，首府穆尔西亚。 (9) 　Surinam，位于南美洲北部的国家，北滨大西洋，南临巴西。 (10) 　Taprobane，斯里兰卡南岸棕榈婆娑的驰名度假胜地。 (11) 　Tasmania，位于澳大利亚南面，是澳大利亚最小的州，也是澳大利亚唯一的岛州。 风流成性 我们的手提箱是用颜色鲜亮的粘贴物精心装饰过的，上面贴着“纽伦堡”、“斯图加特”、“科隆”，甚至是“利多”（虽然这个标签是骗人的）。我们肤色黝黑，全身布满着紫红色的血脉，有着修剪整齐的黑胡须和长满鼻毛的鼻孔。我们要解答出登在一家流亡者报纸上的填字游戏，紧张得从鼻孔里吸气。我们坐在一节三等车厢里，只有我们——孤独，正因孤独，觉得无聊。 今晚，我们到了一个纸醉金迷的小镇。可以自由自在了！体验一把商务旅游的滋味！衣袖上一根金发！哦，女人，你的名字就叫金色！一开始我们这样称呼自己的妈妈，后来这么叫我们的妻子卡佳。精神分析师说：每一个男人都是俄狄甫斯！在上一次旅行中，我们三次对卡佳不忠，总共花了三十马克。真好笑——那几个女人在居家过日子的地方看上去很可怕，可是在一个陌生的城镇上，就像古代名妓一般美丽动人。甚至更诱人胃口，兴许来番艳遇，饱尝风流。你的脸庞让我想起了多年前遇到的一个女孩……一夜过去，我们像是两条船分道扬帆……还有一种可能：她或许是个俄国人。请允许我自我介绍：康斯坦丁……我的姓最好忽略不计——要不你给我发明一个？姓奥伯连斯基(1) 。对，沾亲带故的。 我们不认识任何一位有名的土耳其将军，也猜不出谁是航空飞行之父，更不知道什么美洲的啮齿目动物。那么看看风景，也不是很好看。一片片田野。一条路。白桦树满身的黑点。农舍和白菜地。乡村少女，年轻，长得还行。 卡佳是个典型的好妻子。没任何爱好，做得一手好菜，每天早晨恨不得从肩部开始清洗手臂。人长得不出众，所以也不嫉妒别人。骨盆是标准宽度，所以才令人惊讶，居然两次都生出了死胎。艰辛劳苦的岁月呀！一路走来艰难啊！生意是绝对不景气。劝得一个顾客动心，要付出二十倍的努力。佣金也是一点一点地缩水。上帝啊，人们怎么那么喜欢在灯光迷幻的旅馆小房间里和风度翩翩的金发小妖女争论啊！闪闪的镜子，狂欢，干杯。又一趟五个小时的旅途。据说，坐火车旅行容易遇上这些事。我就特别容易遇上。不管怎么说，你也会遇上的，不过生活的主要动力就是风流韵事。要是不先风流一番，生意也就没心思做。所以，我的计划如下：先到朗厄给我讲过的那家咖啡馆。到了那里，要是没多大意思的话…… 出了大门，过了货栈，到了一个火车站。我们的旅客放下车窗，分开两肘，靠在窗上。月台那边，几节沉睡的车厢下面冒出蒸汽来。可以隐约看见鸽子在高高的玻璃圆屋顶下面变换着栖息的地方。叫卖热狗的是高音，叫卖啤酒的是男中音。一个女孩，胸部包裹在白色毛衣里，站着和一个男人说话。一会儿她裸露的手臂交叉背在身后，手袋轻轻晃动，打在屁股上。又一会儿双臂抱在胸前，两脚交替抬起放下，要么把手袋夹在腋下，灵巧纤细的手指在闪亮的黑腰带下方戳戳点点，发出轻微的啪啪声。她就这样站着，笑着，有时碰碰同伴，像是告别，但马上又恢复了她刚才的动作。女孩皮肤晒得很黑，头发高高盘起，耳朵露了出来，一条蜜色胳膊的上半截处有一道明显的抓痕。她没有看我们，这没关系，就让我们一个劲地朝她抛媚眼。在我们贪婪紧盯的热辣目光下，她开始发光，似乎快要融化了。一转眼，她周围的背景露了出来——一个垃圾桶、一张海报、一条长凳。不过此时不巧，我们亮晶晶的双眸不得不恢复到正常状态，因为情况全变了，那个和她说话的男士跳进了另一节车厢，火车一晃，动了起来，女孩从手袋里掏出了一块手帕。火车缓缓滑行，她端端出现在他的窗前，康斯坦丁，科斯佳，科斯坚卡，他冲自己的手掌热吻三次，可惜他的爱意没被注意到。她有节奏地挥舞着手帕，渐渐远去了。 他关上车窗，一转身，惊喜地发现就在自己刚才忘情吻手心的时候，这个隔间已经塞满了人：三个看报纸的男人，远一点的角落里是个深肤色的女人，满脸扑着厚厚的粉。她闪亮的外套呈胶质般的半透明色——可能防雨，但防不了男人的目光。端庄幽默，视域正确——这是我们的格言。 十分钟后，他已经和对面靠窗座位上那个衣着整洁的老先生聊得非常投机了。话题是从一个工厂烟囱的外观开始的，提到了一些统计数据，不约而同地对工业发展的趋势说了些不无忧虑的风凉话。在此期间，那位满脸白粉的女人起身将一束病恹恹的勿忘我花丢在了行李架上，从旅行包里掏出一本杂志，很明显地进入了全神贯注的阅读之中。她看她的，我们聊我们的，声音柔和，条理不乱。第二位男乘客也加入进来：他胖得可爱，穿一条方格灯笼裤，裤脚还塞在绿色长筒袜里，一上来就说起养猪的事来。多好的兆头啊——你看哪里，她就调整过来让你看。第三个男人，一个高傲的隐士，藏在报纸后面不露面。到了下一站，工业问题专家和养猪能手都下车了，隐士去了餐车，女士就移到了靠窗的座位上。 让我们一点一点地欣赏她。眼神忧伤，嘴唇性感。一流的美腿，人造丝袜。是有经验的三十岁性感黑皮肤女人好呢，还是青春花季的金发小傻妞好呢？今天是前者好，明天再说明天的。还有一点：透过她的凝胶雨衣，隐隐闪出她漂亮的裸体，就好像透过莱茵河的黄色波浪看见一条美人鱼。她过一阵就站起来一下，脱去外套，不过只露出一件米色连衣裙和提花围巾。整理一下呀。这就对了。 “五月的天气，”康斯坦丁亲切地说，“火车还放暖气。” 她左眉一挑，答道：“是呀，这里天气很暖和，我都快累死了。我合约到期，这就回家去。大家轮流给我敬酒——车站上的自助餐可是一流的。我喝多了，但我从没喝醉过，就是胃里有点沉。生活越来越不易，我收到的花比钱多。休息一个月很好啦，然后再签新合约。不过当然了，坐享其成是不可能的。刚才离开的那个大肚子家伙真是下流。他刚才怎么盯我的呀！我怎么觉得在这趟车坐了好久好久了，真想赶快回到我的舒适小公寓，远离所有的慌乱和无聊的胡言乱语。” “你不顺心，就让我帮你舒缓一下吧。”科斯佳说。 他从背后抽出一个方形充气靠垫，橡胶面上包着花斑绸。每一趟辛苦无聊、坐得屁股要生疮的旅程中，他都带着这个垫子。 “那你呢？”女人问道。 “我们应付得了，应付得了。我得让你稍微抬起来一下。不好意思。现在坐下来。很软，是不是？旅途中这个部位特别敏感。” “谢谢你，”她说，“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么体贴。我最近体重降了不少。哦，真舒服！简直像坐在了二等车厢里。” “Galanterie, Gn?digste，(2) 对女人殷勤体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科斯坚卡说道，“对，我是外国人。俄国人。给你讲个例子：有一天我爸和他的一位老朋友，一位很有名气的老将军，在自己的庄园里散步，碰巧遇到一位农妇——你知道，一个小老太婆，背上背了一大捆柴火——我老爸对她脱帽致意。这个举动让那位将军大感诧异，后来我爸说：‘难道阁下真愿意看到一个普通农人比一位贵族更彬彬有礼吗？’” “我认识一个俄国人——我猜你也一定听过他的名字——让我想想，是什么来着？巴雷特斯基……巴拉特斯基……来自华沙，现在在开姆尼茨开了家药店。巴拉特斯基，巴瑞特斯基。你肯定认识他吧？” “不认识。俄国大了去了，我家庄园的面积差不多就有你们的萨克森州这么大。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都烧光了。当时的火光七十公里以外都能看得见。我的爸妈是在我眼前被杀的。我能活下来多亏家里一位忠诚的仆人，是在土耳其打过仗的老兵。” “多可怕呀，”女人叫道，“真是太可怕了！” “是可怕，不过习惯了就不怕了。我装成个村姑逃了出来。那些日子，我俨然一个可爱的小妞，当兵的一见就纠缠。有一个特别恶心的家伙……由此发生了一个特别的故事。” 他讲完了故事。她笑着说：“你真坏！” “自那以后，就开始了我的流浪时代，什么都干过。有一段时间专门擦皮鞋……梦里常见老家花园里的一个确切地方，老管家手持火把在那里埋下了祖传珠宝。我记得有一把剑，镶满钻石……” “失陪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女人说。 有弹性的靠垫还没来得及变凉，她就再次坐在上面了，也再次老练优雅地跷起了二郎腿。 “……还有更值钱的，两颗红宝石，那么大，藏在一个金盒子里。还有我爸的肩章，一串黑珍珠……” “是呀，好多人都过得今不如昔啊，”她叹口气，又挑了一下左眉，接着说，“我也是历尽艰辛。有过丈夫，那是一段可怕的婚姻，我对自己说：‘够了！我要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到现在快一年了，我和我爸妈连话都不说——你知道，老年人，总是不理解年轻人——这对我影响很大。有时候，路过他们的房子，很想进去看看。现在谢天谢地，我有了第二任丈夫，人在阿根廷，给我写信，写得绝对好，但我绝对不给他回。还有一个男人，是个工厂厂长，一个特别稳重的绅士。他崇拜我，要我给他生个孩子。其实她老婆人也不错，特别热心——年龄比他大得多——唉，我们三个成了好朋友，夏天一起去湖上划船，只是后来他们搬到法兰克福去了。还有那些男演员，人都很好，很快乐，和他们风流一场是那么kameradschaftlich(3) ，不和你来硬的。同时，同时，同时……” 这期间科斯佳心里想：这样的父母和厂长我们都了解。她说的都是瞎编的。不过编得很有吸引力。那胸部像长了两只小猪似的，还有两条细腿。好像还喜欢喝酒，那就待会儿吃饭的时候要点啤酒吧。 “后来嘛，时来运转，我有了一大笔钱。我在柏林就有四套公寓，可是那个我信任的人，我的朋友，我的伙伴，欺骗了我……不堪回首啊。钱虽然没了，但我依然乐观。如今，又要感谢上帝，尽管不景气……说到这里，夫人，我给你看样东西。” 贴着艳丽标签的手提箱里装着一些特别时髦的便携式化妆镜样品（和其他色彩鲜艳的俗气玩意儿装在一起）。这些小镜子既不圆也不方，倒显得形状别致，梦幻一般，比如有的像一朵雏菊，有的像一只蝴蝶，有的像一颗心。这时候啤酒来了。她翻了翻那些小镜子，拿起来照照自己，照得一道道亮光在车厢前后忽闪。她喝啤酒就像个大兵那样一饮而尽，然后手背在橘红色的唇上一抹，擦去泡沫。科斯坚卡怜爱地把镜子标本放回手提箱，再把箱子放回到行李架上。好了，让我们继续聊。 “知道吗——我一直在看你，好像几年前我们见过一面似的。你特像一个小女孩，像到一模一样的程度了——她得肺结核死了。我那时候爱她爱得发疯，差点为她自杀。没错，我们俄国人都是感情用事的怪家伙。不过，相信我，我们都会像拉斯普廷(4) 那样不顾一切地去爱，像孩子一般天真地去爱。你是孤独的，我也是孤独的。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那么，我们搭起一个爱巢，度过几个钟头的快乐时光，谁又能挡得住呢？” 她的沉默令人想入非非。他离开自己的座位，坐到她的身边。他转着眼珠向她暗送秋波，双膝磕碰，搓着手，大张着嘴盯着她的侧影。 “你在哪儿下车？”她问道。 科斯坚卡告诉了她。 “我是要回……” 她说了一个以奶酪制品出名的城市。 “那好，我就陪你去，明天我再一个人继续旅行。我不敢预料任何事情，不过夫人，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不论是你还是我都不会为你我同行而后悔的。” 还是那样的微笑，还是那样挑了一下眉毛。 “你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呢。” “哦，那有什么，那有什么？一个人为什么就要有个名字呢？” “给你这个。”她说着递给他一张名片：索尼娅·贝格曼。 “我就是科斯佳。科斯佳，很干脆。叫我科斯佳，行吗？” 一个迷人的女人！一个敏感、柔顺、有趣的女人！半小时后我们就到了。生活万岁，幸福万岁，红润健康万岁！漫漫长夜，双重的快乐。看看我们亲热的全过程吧！我们就是多情的赫拉克勒斯！ 我们戏称为隐士的那个人吃完饭回来了，调情只好暂停。她从手袋里取出几张快照，依次给我看：“这个女孩是一个朋友。这个男孩特别可爱，他哥哥在电台工作。这一张上把我照得太糟糕了。那是我的腿。这个嘛——你能认出这个人吗？那是我，戴了眼镜和圆顶硬礼帽——好可爱，对不对？” 马上就到站了。她把小靠垫还给了我，还说了好多感谢话。科斯佳把垫子里的空气放尽，塞进自己的行李箱。火车开始刹车了。 “那么，再见！”女士说。 他兴冲冲地搬出两件行李——她的是纤维小包，他的高档一点。三道闪着灰尘的阳光从车站的玻璃顶上直射下来，那位昏昏欲睡的隐士和被忘记了的“勿忘我”坐着车远去了。 “你真疯了！”她笑着说。 在存放行李之前，他从包里抽出了一双可折叠的平底拖鞋。出租车搭乘点那里还有一辆空车。 “我们去哪儿？”她问道，“去餐馆吗？” “我们还是在你住的地方随便吃点吧，”科斯佳极不耐烦地说，“那样比餐馆舒服多了。上车吧，我觉得这主意比去餐馆更好。你说司机他能找开五十马克吗？我手头只有大票子。不，等等，这里有点零钱。快，快，告诉司机怎么走。” 出租车里一股煤油味。我们不能让接吻时候冒出一股油腥味而坏了兴致。很快就能到吗？真是一个沉闷的地方。很快就能到吗？这么催促让人讨厌。我知道那个公司。哈，我们到了。 出租车停在了一幢有着绿色百叶窗的乌黑老楼前面。两个人爬到四楼楼梯平台上，她停下来说：“里面要是有人怎么办？你怎么知道我会让你进去？你嘴唇上的那是什么？” “一个感冒疮，”科斯佳说，“就是个感冒疮而已。快，开门。让我们忘了整个世界和世上的烦恼吧。快点，开门。” 两个人走了进去。门厅里有一个大衣橱，一间厨房，一个小卧室。 “别，等等，我饿了。我们先吃晚饭。把你那五十马克给我，我会找个机会替你换开它。” “好吧，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快着点，”科斯佳说着翻起了钱包，“不用换了，这里恰好有十马克。” “你想让我给你买点什么？” “买什么都行，你看着办，我只求你快着点。” 她走了。她把他锁在了屋里，门外的上下锁都锁上了。以防万一。可是就算贼来，这里有什么可偷的呢？啥也没有。厨房地板中央直挺挺躺着一只蟑螂，棕色的腿四面伸开。卧室里有一把椅子，一张蕾丝花边的木床。一幅男人的照片，胖脸颊，波浪形的头发，就钉在床上方斑驳不堪的墙上。科斯佳在椅子上坐下来，他已经脱下红桃木色的街头跑鞋，换上了一双闪闪发亮的摩洛哥山羊皮拖鞋。接着，他脱下身上的诺福克夹克衫，解开淡紫色裤背带上的纽扣，取下了硬邦邦的假领。因为没有卫生间，他便快快地在厨房的洗手池里方便了一下，然后洗了洗手，检查了一下嘴唇。门铃响了。 他踮着脚尖飞快地走到门口，从窥视孔里往外望，但什么也没看到。门外的人又按了一次门铃，还听到手敲铜铃的声音。不管他——即使我们想让他进来，现在也没有办法让他进来。 “谁呀？”科斯佳隔着门试探地问了一声。 一个刺耳的声音问道：“请问是贝格曼太太回来了吗？” “还没呢，”科斯佳答道，“怎么了？” “不幸啊，”那声音说道，又停了。科斯佳等着。 那声音又说开了：“你不知道她几时回城里来吗？我听说她原本今天会回来的。你是塞得勒先生吧？” “有什么事吗？我回头告诉她。” 那人清了一下嗓子，声音好像是在打电话。“我是弗朗茨·洛施米特。她不认识我，不过请告诉她——” 又一次停顿，接着不确定地问了句：“也许你能让我进来？” “别介意，别介意，”科斯佳不耐烦地说，“有什么事我全告诉她。” “她爸爸要死了，可能熬不过今晚。他在店里中了风，告诉她赶快过去一趟。你觉得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很快，”科斯佳说，“很快。我会告诉她的。再见。” 一阵嘎嘎吱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楼梯上恢复了平静。科斯佳走到窗前。只见一个死气沉沉的年轻人，穿着雨衣，没戴帽子，留着青烟色的小平头，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街道，消失在街角那边。不一会儿，从另一个方向走来了那位女士，拎了满满一网兜的东西。 门上面的锁先开了，然后是下面的。 “哎呦！”她说着走了进来，“看，我买了多少东西！” “待会儿，待会儿，”科斯佳说，“我们待会儿再吃晚饭。快去卧室。我求你暂且忘了这些大包小包的东西。” “我要吃饭。”她拖长声音答道。 她甩开他的手，进了厨房，科斯佳跟了过去。 “烤牛肉，”她说，“白面包。黄油。我们这里有名的奶酪。咖啡。一品脱上等白兰地。天啊，你就不能稍等一会儿吗？放开我，下流。” 然而科斯佳把她紧紧按在桌子上。她无可奈何地咯咯笑起来，他的指甲不停地碰到她的绿色针织内衣。草草了事，毫无情趣。 “下流！”女人笑着啐了他一口。 哪里，划不来费这周折。衷心感谢你的款待。白费了牛劲。我不再年轻气盛，反倒恶心。看她那冒汗的鼻头，黯淡的脸。抓起东西就吃，也该先洗洗手。嘴唇上那是什么东西？真粗俗！知道吗，谁占了谁的便宜还不好说呢。好了，没事可做了。 “雪茄是给我买的？”他问了一句。 她正忙着从橱柜里往外拿刀叉，没听见。 “那支雪茄是怎么回事？”他重复了一遍。 “哦，抱歉，我不知道你抽烟。要不要我再下楼给你买一支？” “没事，我回头自己去买。”他没好气地说了一句，回卧室穿鞋，穿衣服。门开着，他能看见她往桌上摆东西的样子，一点儿也不优雅。 “烟草店就在拐角上。”她高声喊道，顺手拿了一个盘子，开始往上面精心地摆凉凉的玫瑰色烤牛肉片。这东西她非常爱吃，好久都买不起了。 “除了烟，我还要买点点心。”康斯坦丁说着走了出去。他心里默念着点心，又加了几样东西：鲜奶油、一大块菠萝、白兰地酒心巧克力。 一到街上，他抬头望望，寻找她的窗户（是放着仙人掌的那一扇还是旁边那一扇？），然后往右拐，绕过一辆家具货车后部，差点被迎面而来的自行车前轮撞倒，气冲冲地朝骑车人挥挥拳头。再往前走，有一个小小的公园，还有一尊公爵石像。又转了一个弯，看见街道的尽头，在雷雨云边和绚丽的夕阳下现出一座教堂的砖塔轮廓。走过去后，他想起来刚才乘出租车经过过这地方。从这里到火车站也就一步之遥。十五分钟后就能很方便地搭上一班列车：在这一点上，他起码还是很幸运的。算算开支：存放行李三十芬尼，出租车一马克四十芬尼，给了她十马克（其实给五马克就够了）。还买了什么？对了，啤酒五十五芬尼，包括小费。总花费是十二马克二十五芬尼。真够白痴的。还有那则坏消息，她肯定迟早会知道的。是我让她少受了几分钟守候临终之人的痛苦。我还是给她送个便条吧？可我已经忘了她的门牌号。没有忘，我想起来了：是二十七号。无论如何，别人都会以为我是忘了的——没人非得有这么好的记性不可。我能想象，我要是马上告诉了她，还不乱成一锅粥了！这个老女人！记住，我们只喜欢金发小女孩——永远记住这一点。 火车很挤，热得透不过气来。大家心情不好，但不知道是因为饥饿还是眩晕。不过只要吃饱睡好，生命就恢复了本来面貌，美国乐器就会在我们的朋友朗厄描述过的快乐咖啡馆中演奏。这么过上一段时间，然后大家统统死去。 (1) 　Obolenski，俄罗斯伊万四世（1530—1584）执掌王权前其母叶莲娜·格林斯基的宠臣。太后死后，奥伯连斯基被小伊万骗进宫来，控以谋杀太后的罪名，投进狱中，被得到授意的狱卒打死。 (2) 　法语和德语，荣幸，荣幸至极 。 (3) 　德语，和谐 。 (4) 　Grigori Rasputin（1869—1916），俄罗斯帝国尼古拉二世时期的神秘主义者，沙皇及皇后的宠臣。原是西伯利亚一介农夫，自称为能通灵预言的神人。一九○五年进宫，与皇室关系密切，有“国师”、“神僧”之誉。据说其眼睛极具魅力，性能力极强，颇受贵族女性欣赏。最终落下祸国殃民的罪名，被贵族大公联合暗杀。 倒霉的一天 彼得坐在敞篷马车的工具箱上，紧挨着车夫。他并不特别喜欢这个座位，但马车夫和家里每个人都认为他最喜欢坐那儿。他自己则不愿得罪人，这样他就老坐在那地方。他是个浅黄色脸面、灰眼睛的少年，穿了一件时髦的海军衫。拉车的两匹黑马喂养得很不错，肥厚的臀部毛色光亮，长长的鬃毛娇柔得非同一般，一路轻快小跑时马尾一甩一甩，翩翩好看。暗灰色的鹿虻或者稍大点儿的牛蝇瞪着水汪汪的凸出眼球，死死粘在它们柔滑光亮的皮毛上，不管它们的尾巴如何摇摆，灵敏的耳朵如何抽动——也不管喷上的驱虫剂味道如何浓烈——就是赶不走，叫人看得心疼。 马车夫斯捷潘是个上了年纪、沉默寡言的男人，穿着一件深红色俄国衬衫，上面套了件黑色天鹅绒的无袖背心。他染了胡子，褐色的脖颈上爬满了细细的裂纹。彼得觉得，两人坐在同一个箱子上却不说话，有点尴尬，所以他眼睛盯着中间的车轴，盯着路上的痕迹，想提一个有难度的问题，或者说一句有见识的话。时不时有匹马半抬起尾巴，马尾下露出一块肉球，肉球紧绷的根部一涨，挤出一坨黄褐色的马粪蛋，然后又来一坨，还有一坨，之后那块皱皱巴巴的黑皮缩了回去，马尾也垂了下来。 后面车厢里坐着彼得的姐姐，双腿交叉。她是个皮肤偏黑的年轻女子，虽然只有十九岁，却已经离过一次婚了。她穿着一条鲜艳的连衣裙，脚上是一双高帮白色女靴，靴子头是黑色的，闪闪发亮，一顶宽檐帽在脸上投下了一道花边状的阴影。从早上到现在，她一直情绪不好。等彼得第三次回头看她的时候，她用手里彩虹色的遮阳伞伞尖指指他，说：“请坐好，别左顾右盼的。” 旅途的第一段路从林中穿过。滑过蓝天的美丽云彩让夏日更显得明亮活泼。抬眼往上望去，看到白桦树的树梢，那里一片苍翠，令人想起阳光里半透明的葡萄。路两边的灌木林迎着热风展开灰白的叶子背面，亮光和阴影把树林深处映得斑驳陆离：很难把树干的形状与它们周围的空间区分开来。处处可见一片片苔藓，闪着美丽的翠绿色。车轮几乎挨着松软的蕨类植物驶了过去。 前方出现了一辆运干草的四轮马车，还有一座郁郁葱葱的山，抖动的阳光洒下漫山遍野的斑点。斯捷潘勒住了缰绳，一边是斜立的山峰，一边是马车——狭窄的林间小路几乎没有错车的空间。地里刚打过草，——股浓烈的青草气味扑面而来，拉草车嘎吱闷响，车上的干草里隐约可见枯萎了的轮峰菊和雏菊。这时斯捷潘弹弹舌头，抖动一下缰绳，干草车留在了后面。一会儿后，树木分开了，马车一拐上了大路。远处又是收过庄稼的田地，沟渠里传来蚱蜢尖细的唧唧声，还有电线杆的嗡嗡声。不一会儿沃斯克列先斯克庄就看得见了，再过几分钟后这一趟就到头了。 用生病做借口？故意从箱子上翻倒下来？一看到农家小屋，彼得就这样闷闷不乐地想开了。 他穿着紧绷绷的白色短裤，让他胯部很不舒服，棕色的鞋子也夹脚得厉害，胃里更是翻滚得难受。等待他的这个下午一定郁闷可憎——还躲也躲不开。 他们现在正穿过村庄，从树篱和小木屋背后的什么地方传来沉闷的木头敲击声，回应着的是悦耳和谐的马蹄声。路边长着青草的泥土地上，一群乡村男孩正在玩gorodki(1) 游戏——拿粗短棒对准在空中呜呜飞舞的木栓一击而中。彼得看见了本地杂货商家花园里当摆设的老鹰标本和银白色的地球仪。一只狗从门口冲了出来，一声不吭——好像把声音储存了起来——等越过沟渠，最终赶上马车，这才狂吠起来。一个农民摇摇晃晃地跨着一匹毛发凌乱的马从旁经过，他双肘撑开，衬衫被风吹得鼓了起来，肩膀上还破了个洞。 一座红色的教堂矗立在村庄尽头的一座小山岗上，山岗上密密实实地长满酸橙树。教堂的旁边是一座白色石块建造的陵墓，比教堂小一些，它金字塔的形状让人联想起复活节的奶油蛋糕。一条小河映入眼帘，拐弯处是层层叠叠的水草，如绿色的锦缎一般。靠近公路斜坡的地方有家低矮的铁匠铺，墙上有人用粉笔写了一句：“塞尔维亚万岁！”突然，马蹄声里透出一股清脆弹跳的音调——原来马车驶过了桥上的木板。一位上了年纪的钓鱼人赤足靠在栏杆上，脚踝旁放着一个锡皮罐，闪闪发光。不一会儿，马蹄声又变得轻柔沉稳起来。小桥、渔夫和河弯都被抛在了后面，再也看不见了。 现在马车沿着一条满是松软尘土的路前进，路两边长着粗壮的白桦树。突然间，对，是突然间，科兹洛夫家庄园别墅的绿色房顶从庄园后面隐隐露了出来。彼得凭经验知道此去会有多么尴尬，多么难受。为了能再次回到十俄里以外的祖传领地上，为了能像以往的夏日一样一个人玩那些有趣的游戏，他已经做好准备，不带自己新买的雨燕牌自行车——还要怎么着呢？——唉，那就别带铁弓、手枪和各式火药装备。 一进庄园，迎面扑来一股蘑菇和冷杉发出的阴暗潮湿的气味。接着，看到了房子的一角，还有石头门廊前砖红色的沙地。 彼得和姐姐一连穿过好几个弥漫着康乃馨香气的凉爽房间，来到聚着一大群成年人的阳台上，科兹洛夫太太说：“孩子们都在花园里。”彼得和他们一一问候，擦过他们的身子，所以特别小心，避免像有一回那样嘴碰在一个男人的手上。他姐姐一直摊开手掌放在他的头顶上——她在家里从来不做这样的举动。随后她坐在了一张柳藤编制的扶手椅上，显得异常活跃。每个人好像突然间都打开了话匣子。科兹洛夫太太拉着彼得的手腕，领着他走下一小截台阶，台阶两边摆着盆栽的月桂树和夹竹桃。她一脸神秘的样子，指指花园方向，说：“他们都在那边，去吧，和他们一块儿玩。”说罢转身回去招呼客人。这时彼得还站在下面的一级台阶上。 一开始就倒霉。他现在只好穿过花园平台，钻进一条林荫道。林荫道上满是阳光的斑点，还有欢声笑语和闪动的色彩。这么一路全要一个人走过去，走得越近，越觉得走不到头。不过还是慢慢走近了，进入了好多人的视线。 这一天是科兹洛夫太太的大儿子弗拉基米尔的命名日。他和彼得同龄，活泼可爱。除了他，还有他的弟弟康斯坦丁，和他们的两个妹妹芭贝和洛拉。邻近的庄园上来了一辆轻便小马车，拉来了两位年轻的科尔夫男爵和他们的妹妹塔尼娅——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美人，皮肤白皙，一双蓝幽幽的眼睛，一束黑色的马尾辫上扎着白色的蝴蝶结，垂在她细嫩的脖子上。另外还有三个身穿夏日校服的男学生，和彼得的表兄瓦西里·图奇科夫——十三岁，古铜色皮肤，体型优美，充满活力。游戏指挥者叫叶连斯基，是名大学生，也是科兹洛夫家男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他是个身体发福、胸肌丰满的年轻男人，留着光头，穿一件kosovorotka(2) ，鼻梁上架着一副无边夹鼻眼镜。他鼻子的轮廓太过分明，似乎和他线条柔和的椭圆形脸蛋不大相称。彼得总算到了后，发现叶连斯基正带领着大家一起玩投掷标枪的游戏，目标是一棵杉木树干上用彩色稻草做成的大靶子。 彼得上次见科兹洛夫一家还是复活节在圣彼得堡的时候，那次放了神奇的幻灯片。叶连斯基给大家高声朗诵莱蒙托夫的诗作《童僧》，它讲述了一位年轻的修道士离开他在高加索的隐居地到山野间流浪的故事，另一位同学则负责播放幻灯片。潮湿的纸上投下一个明亮的圆圈，圆圈中央出现了一张彩色的图片（幻灯片抖抖索索地插入后停留一会儿）：画面上是童僧和向他扑来的雪豹。叶连斯基时不时暂停朗诵，用一截短棍先指指年轻的修道士，又指指雪豹。他这么一指，短棍上也落下了画面上的色彩，拿开后，短棍上的色彩就不见了。落在纸上的每一个画面都要停留好一阵，所以冗长的史诗一共也就用了十幅幻灯片。瓦西里·图奇科夫时不时从黑暗中举起手来，朝光线伸去，五根黑手指就展开映在纸上。还有一两次，叶连斯基的助手操作失误，幻灯片的画面上下颠倒。图奇科夫见状哈哈大笑，但彼得却为那位助手过意不去，于是一般情况下他都尽量装得兴趣盎然。也是那一次，初遇塔尼娅·科尔夫。从此以后，他经常想起她，幻想自己从劫匪手里救她出来，瓦西里·图奇科夫从旁帮助。彼得真心崇拜瓦西里的勇敢（据说瓦西里在家里藏着一把真的左轮手枪，枪柄上嵌着珍珠母贝）。 现在，瓦西里双腿分立，左手松松地按在腰带小链上，腰带一侧挎着一个帆布小钱包，右手举着标枪对准目标。只见他胳膊往后一甩，标枪正中靶心，叶连斯基大声喝彩。彼得上前小心翼翼地拔出标枪，默默走到瓦西里刚才站定的位置，静静地瞄准目标，也射进了红边白底的靶心。然而，没有人见证这一幕，因为这时比赛结束了，大家又开始忙起下一场的准备工作。一个矮柜模样的东西被拖进了林荫道，放在了沙地上。它最上层有好几个圆洞，还有一只嘴巴大张的金属胖青蛙。参赛者必须把一个巨大的铅制筹码扔进其中一个圆洞或者直接投进青蛙张开的绿嘴中，筹码经过圆洞或青蛙嘴掉进矮柜下面的编了号的几个格子里。投进青蛙嘴，得一百五十分；投进圆洞的得分从一百到几十不等，这取决于圆洞离金属青蛙的距离（这个游戏是一位瑞士家庭女教师发明的）。大家轮流投掷筹码，得分被很费力地一一写在沙地上。整个过程有些单调乏味，于是，有人便在等待间隙跑进庄园，在树下找越橘。越橘个头大，粉霜遮暗了表面的青色，只有被沾上口水的手指拨弄时，表面才呈现出明亮的紫罗兰色光泽。彼得蹲下身来，轻声咕哝着，把果子放进掬起的手里，放满一把后就一下全送进嘴里。这么吃，味道特别好。有时候送进嘴里的果子中也会混进一小片锯齿状的叶子。瓦西里·图奇科夫发现了一条小毛虫，背上长着一簇簇五颜六色的绒毛，就像牙刷毛那样排列整齐。他沉住气，一口吞了下去，大家都钦佩不已。近旁的一棵树上，一只啄木鸟正在辛勤工作；一团大黄蜂嗡嗡盘旋在灌木丛上方，又爬进了风铃草弯曲的淡白色蝶形花冠中。林荫道上传来一阵阵投掷筹码的喧闹声，还有叶连斯基鼓励别人“再试一次”的洪亮嗓音。塔尼娅就蹲在彼得身旁找越橘，白皙的小脸上神情专注，亮闪闪的朱唇微张。彼得悄悄把他捡到的一大把越橘给了她，她非常客气地接住了，于是他开始给她捡新的。不过，一会儿后，轮到她投筹码了。她跑回了林荫道，穿着白色长袜的细长双腿蹦得很高。 眼看大家都玩腻了“青蛙”游戏。有的退出了，剩下的也不按规矩胡乱玩了。比如瓦西里·图奇科夫，他拿起一块石头朝青蛙嘴扔了过去，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只有叶连斯基和彼得没有笑。这时，imeninnik（命名日的主角），英俊、快活、迷人的弗拉基米尔要求大家一起玩一种叫“polochka-stukalochka”（敲敲棍）的游戏，科尔夫家的男孩们马上同意，塔尼娅也雀跃着拍手赞同。 “不行，不行，孩子们，现在不行，”叶连斯基说，“约摸半小时后我们就要去野餐了。要坐好长时间的马车，要是大家跑得满头大汗的，就非常容易感冒。” “哦，求你了，求你了。”孩子们央求道。 “求你了。”彼得也轻声附和，他一心想，玩这种游戏，他可以和瓦西里或塔尼娅藏在一起。 “大家都这么要求，我只好批准，”叶连斯基说，他说话总喜欢八面玲珑，“不过我实在找不到游戏工具。”弗拉基米尔飞奔到一个花坛那里，去借一个游戏工具过来。 彼得朝一个跷跷板走去，上面坐着塔尼娅、洛拉和瓦西里。他们几个在跷跷板上又蹦又跳，弄得木板吱呀作响，不停摇晃，两个女孩吓得尖叫着保持平衡。 “我要掉下去了，要掉下去了！”塔尼娅惊叫道，和洛拉一起跳到了草地上。 “想再吃点越橘吗？”彼得问道。 塔尼娅摇了摇头，斜眼看看洛拉，又转头对彼得说：“我和她决定不和你说话了。” “为什么？”彼得咕哝道，难过得满脸通红。 “因为你爱装成个老实人的样子。”塔尼娅答道，又跳上了跷跷板。彼得只好走到林荫道边一堆黑乎乎的鼹鼠丘前，假装全神贯注地研究起来。 这时气喘吁吁的弗拉基米尔拿回了“游戏工具”——一根绿色的尖头小棍，就是园丁常用来支撑牡丹花或大丽花的小棍子，但也很像叶连斯基放幻灯片时手里拿的那根指示棒。接下来就要看谁是“持棒敲人”的人了。 “一、二、三、四，”叶连斯基喊话的腔调非常逗趣，边说边拿木棍把每个参加游戏的人依次指了一遍，“小兔子，往门外瞧，哎呀，有猎人，”叶连斯基停了一下，打了个大大的喷嚏，“猎人碰巧路过，”说着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他的枪，砰砰响。可怜的——（说话的音节越来越重，拖得越来越长）小兔子，死！在！那！里！了！” “那里”一词话音一落，小棍子指在彼得身上。可是别的孩子都朝叶连斯基围了过来，吵吵嚷嚷地要叶连斯基当搜兔子的人。只听他们口口声声叫：“求你了，求你了，你来搜比他要有意思多了！” “好，好，我同意，”叶连斯基说道，看都没看彼得一眼。 就在林荫道和花园平台的交汇处，有一张刷成白色的长椅，部分白漆已经剥落了，木栅靠背也是一样。叶连斯基双手握着绿棍，就坐在了这张长椅上。他厚厚的肩膀向前弓起，两眼紧闭，开始大声数数，一直数到了一百，好让大家都藏起来。瓦西里和塔尼娅，两个人就像串通好了一般，钻进园子深处不见了。身穿校服的几个男生中有一个挺聪明，藏在了一棵椴树的树干后面，离长椅也就三码远。彼得，先是向往地看了一眼灌木丛斑驳凌乱的阴影，然后掉头去了相反的方向，也就是房子那边。他打算藏到阳台上去——当然不是那个大阳台，那里大人们正聚在一起喝茶聊天，带着黄铜喇叭的留声机播放着意大利语歌曲。他要去的是一个侧面阳台，对着叶连斯基坐着的长椅。还算运气好，那里恰好空无一人。镶嵌在格子窗扉里的玻璃五颜六色，倒影投在一张靠墙摆放的窄窄的长沙发上，鸽灰色的沙发套上绣着夸张的玫瑰花。此外还有一张曲木摇椅，地上放着一个舔得很干净的狗粮碗，还有一张铺了油布的桌子，上面除了一副孤零零的老花镜外，什么也没有。 彼得爬上五颜六色的窗户，跪在白色窗台底下的一个沙发靠垫上。远远望去，能看见一个珊瑚色的叶连斯基坐在一张珊瑚色的长椅上，头顶上是暗红色的椴树树叶。游戏的规则是搜索人在离开座位搜索藏起来的人时，要留下手中的木棍。叶连斯基很注意距离和地点，仔细测算过后，觉得不宜跑得太远，以防自己还没来得及返回座位重新拿起木棍欢呼胜利，就有人突然从哪个没看见的地方冲出来，直奔长椅。彼得的计划很简单：只要叶连斯基一数完数，把木棍放到长椅上，朝大家极有可能藏身的灌木丛里跑去时，他就从阳台那里飞奔而出，直扑长椅，拿起无人守卫的木棍在长椅上敲响得胜之声。已经过去约摸半分钟了。一个浅蓝色的叶连斯基从靛蓝色的树叶下站起身来，踮起脚尖，踏着数数的节奏轻轻走过浅蓝色的沙地。要是就这么等着，透过这一块或那一块菱形的彩色玻璃往外观瞧，那该多好啊……要是塔尼娅……唉，这是怎么了？我想她干什么？ 白玻璃的数量比彩色的少得多。一只灰白色的鹡鸰从沙地上走过。窗格子的角角落落上有一点一点的蜘蛛网，窗台上还有一只仰卧的死苍蝇。这时，一个亮黄色的叶连斯基从金黄色的长椅上站了起来，敲打木棍发出警告。就在这时，屋里通向阳台的门从里面打开了，一个房间的昏暗处先跑出来一条肥胖的棕色达克斯猎狗，后面又出来了一位一头灰色短发的小老太太。她身穿一条黑色紧身背带长裙，胸前别着一枚三叶草形状的胸针，一条小链子挂在脖子上，链子的一头连着别进腰带里的一块表。那只狗懒懒地斜着身子下了楼梯，朝花园走去。老太太一见桌上的老花镜，气呼呼地一把抓了起来——她就是为找这东西下来的。突然之间，她看见那个小男孩从沙发上慢慢溜了下来。 “Priate-qui? Priate-qui?”（pryatki，捉迷藏）她的口音很可笑，是在我们国家生活了半个世纪的法国老太太强加给俄语的那种口音。“Toute n'est caroche（tut ne khorosho，这个位置不好）。”她一边说，一边目光亲切地看着彼得的脸。彼得没藏好，觉得很狼狈，又露出恳求的神色，让她不要太大声。“Sichasse pocajou caroche messt（快，我这就带你去个好地方）。” 这时，一个祖母绿颜色的叶连斯基双手叉腰站在一片淡绿色的沙地上，正在四处张望。彼得担心这位当女家教的老太太一惊一乍的嗓音传到屋外，更担心拒绝她会惹她生气，便匆匆跟着她走，尽管心里很明白事情完全乱了套。老太太紧紧拉着他的手，带着他穿过一个又一个屋子，经过了一架白色钢琴，经过了一张牌桌，经过了一架小三轮车。突然眼前的东西多了起来——麋鹿角、书柜、摆在一个架子上的诱饵鸭——他觉得老太太正带着他去房间的另一头，这样要给她解释清楚又不伤她的心就变得越来越难了。她打断了的这个游戏并不是藏起来那么回事，而是要等着叶连斯基离开长椅有相当一段距离后，他就可以朝长椅跑过去，拿起那截无比重要的木棍敲击长椅。 穿过一连串的房间，两人拐进一个走廊，然后爬上一段楼梯，再穿过一间洒满阳光的破旧房间，里面靠窗的一个衣箱上坐着一位面色红润的老太太，手里干着编织活儿。她抬眼一望，笑了笑，眼睫毛又垂了下去，手里的编织针一刻没停。家教老太太把彼得带进了隔壁房间，里面有一张皮沙发，一个空鸟笼，还有一个黑色的壁龛，壁龛一边是一个红木大衣橱，另一边是个荷兰火炉。 “Votte（就是这里了）。”老太太说着就把彼得轻轻一推，塞进了她看中的藏身之处。然后她走回刚才的那个破房间，用她那口音混杂的俄语和那位面目清秀的编织老太太闲聊起来，对方不时地插上一句不假思索的话：“Skazhite pozhaluysta（这个嘛，从没听过）！” 彼得规规矩矩地在那个可笑的藏身之处跪了一阵儿，然后站起身来，不过待在那儿没动，看看墙纸，纸上的淡蓝色卷形花纹没什么好看的，又看看窗户，再看看阳光里飒飒作响的白杨树梢。能听见一口钟刺耳的滴答声，那声音让人想起各种烦闷忧伤的事情来。 好长时间过去了，隔壁房间的说话声越来越小，渐渐远去了。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钟声滴答。彼得从壁龛里钻了出来。 他跑下楼梯，踮起脚尖飞快地穿过所有房间（书橱、麋鹿角、三轮车、蓝色牌桌和钢琴），就在通向阳台的敞开的门口沐上了色彩斑斓的阳光，碰上了刚刚从花园溜达回来的那条老狗。彼得偷偷爬上窗台，选了一扇干净的玻璃窗，看见白色的长椅上躺着那截绿木棍。叶连斯基不见了——毫无疑问，他早已离开去各处找人了，现在已经远远越过了林荫道两边的椴树林。 彼得兴奋极了，咧嘴一笑，连蹦带跳地下了台阶，朝长椅奔去。他还在奔跑，突然注意到四周毫无反应，好生奇怪。但他还是一个箭步奔到长椅旁，拿起木棍敲了三遍。敲了也白敲，没人出现。阳光的斑影在沙地上跳动。一只瓢虫爬过长椅扶手，它的翅膀随意地合起来，透明的翅尖从它带斑点的小圆背底下参差不齐地露出来。 彼得等了一两分钟，偷偷地四面张望，最后明白了，他被遗忘了。这最后一个躲藏者没有被找到，没有受惊动，他的存在被忽略了。大家都去野餐了，唯独没有他。顺便说一句，这顿野餐对他来说，是这一天唯一期待的事情。他一直盼着这顿野餐，好歹都行。盼着野餐时没有大人，盼着林中空地上燃起篝火，盼着烤土豆，盼着越橘果馅饼，盼着保温瓶中的冰爽凉茶。现在这顿野餐泡汤了，不过泡汤了他还忍受得了。真正让他心里难过的是另外一件事。 彼得狠狠咽口唾沫，往别墅那里溜达，手里还提着那截绿木棍。叔叔阿姨和他们的朋友们正在大阳台上打牌，他听出姐姐的笑声——好难听的声音。他绕着房子走了一圈，隐隐记得离这不远肯定有个莲花池。他可以在池边留下自己印着字母的手帕和系着一根白色细绳的银色口哨，然后就径直回家，不让任何人注意到。突然，就在别墅一角靠近水泵的地方，他听见一阵熟悉的吵闹声。大家都在那儿——叶连斯基、瓦西里、塔尼娅、塔尼娅的兄弟和表兄弟们。他们站在一个农夫周围，他正把他刚刚找到的一只小猫头鹰拿出来让大家看。是个胖胖的小家伙，棕色的羽毛，上面有白色的斑点，头，或者说是它圆盘一般的脸，不停地转来转去，让人搞不清楚它的头是从哪里伸出来的，身子到哪一块就变成了头。 彼得走近了，瓦西里·图奇科夫瞥了他一眼，咯咯一笑，对塔尼娅说： “看，装模作样的老实人来了。” (1) 　古老的俄罗斯民间运动，玩法类似保龄球。 (2) 　俄罗斯传统衬衫，套头式，长及大腿中部，斜领口处有纽扣。 博物馆之行 三四年前，我在巴黎的一位朋友——委婉点说，他人有些怪——听闻我要去蒙蒂塞特镇待上两三天，便劝我去看看当地的博物馆。他听人说，那里挂着一幅他祖父的画像，出自画家勒罗伊手笔。他微笑着摊开双手，给我讲了个模模糊糊的故事，我承认我当时也没怎么认真听。其中原因一方面是我不喜欢听别人大谈自己的事情，但主要原因还是我总怀疑我这位朋友信口开河，瞎想乱编。他讲的故事大致如此：他祖父早在俄日战争时期就死在了他们家位于圣彼得堡的老房子里，之后祖父在巴黎寓所里的所有物品都拍卖了。那幅画像，经过几次无名的转手倒卖后，由勒罗伊家乡的这家博物馆收藏了。所以，我的这位朋友想知道自己祖父的那幅画像究竟是不是真的在那家博物馆。如果是，有没有可能赎回来。如果能赎回来，那价格又是多少。我问他为什么不亲自和博物馆直接取得联系，他回答说自己已经写去好几封信了，但一直没有回音。 我暗自做了个决定，偏不按他的要求去看博物馆——我总可以对他讲我没去，不是生病了就是改变了行程。我一贯讨厌参观景点，不管是博物馆还是古建筑。再说，这个怪家伙说的故事好像是一派胡言。然而，偏不要做的事情单单就做了。那天我在蒙蒂塞特镇空荡荡的大街上逛，想找一家文具店。可是每到一条街的街头，总看到一座长脖子的教堂，高高的尖顶都一模一样，气得我骂了它几句。忽然，一阵瓢泼大雨不期而至，打得枫树叶哗哗直落。这就是南方十月的天气，晴空如悬一线，说变就变。我急奔过去找个地方避雨，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博物馆的台阶上。 博物馆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建筑，由多种色彩的石头修砌而成，有很多柱子，一面山形墙上有壁画，上方有一段镀金铭文，青铜大门的两侧各摆着一张雕成狮腿的石头长椅。一扇门开着，在雨水微光的衬托下，里面显得有些黑。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尽管是在高高的屋檐下，台阶上还是渐渐落下了雨点。我看这雨一时半会过不去，也没别的事好做，便决定进去看看。我还没来得及踏上门廊前面有回声的平滑石板，远处一角就传来了挪动板凳的咔嗒声，原来是博物馆的门卫——一位普通的退休老者，空着一只袖管——起身来迎我，放下报纸，目光翻过眼镜片打量我。我付了法郎，尽量不瞧门口摆放的那些雕塑（它们就像是马戏团演出时最传统又最无趣的开场表演），径直走进了大厅。 一切都是博物馆应有的样子：灰色的基调、沉睡的物品、不能以物质衡量的东西。常见的钱币盒子，里面垫着天鹅绒，上面摆着磨损了的旧硬币。盒子顶上有一对猫头鹰——一只雕鸮和一只长耳鸮，各有法语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大公”和“中公”。珍贵的矿石躺在纸制工艺的敞开式坟墓里，里头积满灰尘。一些大小不一、奇形怪状的黑团块组成一个拼图框，里面放着一张男士的画像，留着山羊胡子，表情诧异。那些黑团块就像是冷冻的昆虫粪便，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观看，怎么也猜不出这些黑团块是什么性质，由什么构成，派什么用场。那个门卫一直拖着脚跟在我身后，拉开一段距离，以示尊重。不过这时他走上前来，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幽灵一般藏在上衣口袋里。看他喉结一动一动的样子，好像在使劲咽唾沫。 “这是什么东西？”我问道。 “到目前为止，科学上还没有定论。”他回答道。毫无疑问，是死记硬背来的答话。他接着用同样装腔作势的声调说：“这些东西发现于一八九五年，发现人路易·普拉迪耶，曾经是市议员、荣誉骑士勋章的获得者。”说着伸出一根抖抖索索的手指指了指那幅照片。 “很好，很好，”我说道，“不过这东西在博物馆占一席之地，是谁决定的？又是为什么呢？” “那我请您往这儿看，看看这个头骨！”老头说得铿锵有力，显然要转移话题。 “我还是想知道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材料做的。”我打断了他的话。 “科学上……”他又从头说开了，但突然停住不说了，生气地看着自己的手指，原来指头上沾满了玻璃上的灰尘。 我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个中国的陶瓷花瓶，估计是哪一个海军军官带回来的。一组多孔化石；装在混浊酒精瓶里的一只淡白色的蠕虫；一张蒙蒂塞特镇十七世纪时期的红绿色地图；一组生锈了的三件套工具，用一根黑色丝带捆在一起——一把锹，一把鹤嘴锄，一把镐。我心神不定，想知道从前是怎么挖地的，但这一次我没想着从门卫那里问个清楚。他依旧不声不响地跟着我，很温顺，在陈列柜中间绕来绕去。过了第一个大厅，远处还有另外一个，看样子也是最后一个了。这后一个大厅的正中央放着一副巨大的石棺，像一个脏浴缸，四面的墙上挂满了画。 我的目光立刻被一幅画像吸引住了，画中一个男人，两边是很不好看的风景（有牛群，有某种田园“氛围”）。我凑近一看，大吃一惊，发现画中的景物竟然就是我一直以为只是随意胡编乱造的东西。那个男人是用很差的油彩描画出来的，穿一件齐膝大衣，留着络腮胡，戴一副大大的带链夹鼻眼镜，长得有点像奥芬巴赫(1) 。尽管作品技法粗糙，平淡无奇，但我还是觉得从那个男人的五官里能隐约看出像谁，可以说，长得有点像我那位朋友。我在黑色背景上的红颜色里仔细搜索，终于在画上一角看到了“勒罗伊”字样的亲笔签名。这个签名和画一样，显得再平常不过。 我觉得肩后不远处有一股醋味，一转身便遇上了那位门卫老人亲切的目光。“告诉我，”我说道，“要是有人想买这里面的其中一幅画，他应该去找谁？” “博物馆里的珍藏是这座城市的荣耀，”老人说道，“荣耀是不出售的。” 我怕他又发长篇大论，便连忙表示赞同，不过还是问了博物馆馆长的名字。他试图给我讲讲那副石棺的故事以转移话题，但我还是坚持要问馆长的名字。最后他给了我一个名字，叫戈达尔先生，还说了到哪里能找到他。 说实话，一想到原来朋友提到的那幅画真的存在，我很高兴。眼看着好梦就要成真，确实很有意思，即使那不是自己的梦。我决定不再耽搁，马上把事情搞定。我要是兴头一起来，没人能够挡得住。我迈着咚咚响的轻快脚步离开博物馆，发现雨已经停了，天空一片湛蓝。一个女人骑着一辆银光闪闪的自行车疾驰而过，长筒袜被雨水溅湿了，周围的小山包上还有浮云未散。街头的教堂又一次和我玩起了捉迷藏，可我机智地战胜了它。过沥青街道的时候，一辆红色大轿车满载着欢歌笑语的年轻人，呼啸而过，我差点没躲过它的滚滚车轮。一分钟后，我按响了戈达尔先生家金色大门上的门铃。原来他是个瘦削的中年先生，穿着高领衬衣，领结处有枚珍珠，长了一张与俄罗斯猎狼犬相似的脸。好像光长个狗脸还不够似的，就在我走进他那空间不大却装饰豪华的房间时，他正往信封上贴邮票，舌头舔着上腭的样子也太像个狗样儿了。桌上摆着孔雀石墨水瓶，壁炉架上有一个中国陶瓷花瓶。这花瓶，说来奇怪，很是眼熟。镜子上方交叉悬挂着一对钝头剑，他狭窄的灰白后脑勺映在镜子里。墙纸上是蓝色碎花图案，零星挂着军舰照片，打破了墙纸图案格局，显得好看一些了。 “你有何吩咐？”他问道，随手将刚才封好的那封信扔进了垃圾篓。这个举动让我很纳闷，但我明白这事我不便干涉。我简要地解释了一下来找他的原由，甚至也提及了我那位朋友愿意出资赎回的大致金额。我那位朋友倒是叫我别提钱的事，只问问博物馆这方面的规定就行。 “这是好事情啊，”戈达尔先生说，“只是这件好事情你搞错了——我们的博物馆里根本没有你说的这幅画。” “你说根本没有这幅画是什么意思？我刚刚看过这幅画！古斯塔夫·勒罗伊的《一位俄国贵族的画像》。” “我们是有一件勒罗伊的作品，”戈达尔先生一边说，一边翻阅一本油布面的笔记本，黑色的指甲停在了勒罗伊作品的条目下，“但那不是肖像画，而是田园风光画，名字叫《放牧归来》。” 我又说了一遍，我五分钟前亲眼见过那幅画，所以实在没有什么力量能让我怀疑它的存在。 “我同意，”戈达尔先生说，“但我也没有发疯。到今天为止，我担任这个博物馆馆长差不多二十年了，我熟悉这里的收藏目录，就像熟悉主祷文一样。这里说得清清楚楚，画名就叫《放牧归来》，也就是一群牛放完回来了。除非你朋友的祖父有可能被画成了一位牧人，否则我不能想象他的画像就在我们博物馆内。” “他穿了一件齐膝大衣，”我叫了起来，“我发誓他穿着一件齐膝大衣！” “你对我们博物馆总体印象如何？”戈达尔先生颇有疑虑地问道，“你喜欢那具石棺吗？” “听我说，”我说（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已经发抖了），“请帮个忙，我们马上过去看看。我们定个协议，要是馆里有这幅画，你就卖给我。” “如果没有呢？”戈达尔先生问道。 “没有我照付画钱。” “那好，”他说，“就在这儿，拿上个红蓝铅笔，用红的那一头——请用红的一头——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下来。” 我心情激动，就按他说的写了。他看了一眼我的签名，感叹俄国名字发音太难，接着也签上了他自己的名字，然后迅速折起那张纸，塞进了马甲口袋里。 “我们走。”他一捋袖口，说道。 路过一家商店，他进去买了一包看上去黏糊糊的牛奶糖。他执意要给我几颗，我断然拒绝了，他便硬往我手心里抖了几颗。我把手缩了回来，几颗糖掉在了地上。他停下脚步，捡起糖来，而后一阵小跑赶了上来。我们快到博物馆时，我们看见那辆红色的旅游轿车（现在里面空无一人）停在门外。 “哈，”戈达尔先生高兴地说，“看来今天游客不少。” 他脱下帽子，捧在胸前，端端正正地走上了博物馆的台阶。 博物馆里并非一切都好。里头传来喧闹的叫喊声、放浪的笑声，甚至还有扭打一般的声音。我们进了第一个大厅，那位年长的门卫正在教训两个捣乱分子。原来这两个衣服翻领上别着某种节日庆祝标志的家伙想把市议员发现的冷冻昆虫粪便从玻璃器皿中挖出来，使足了劲，脸憋得紫红。其他的年轻人，都是某个乡村体育运动组织的成员，正在大吵大闹，有些冲着酒精瓶里的蠕虫，另一些冲着头骨。其中一个对蒸汽散热器上的导管大感兴趣，原来他把那东西也当成了展览品。还有一个伸出了拳头和食指，瞄准了一只猫头鹰。他们一共三十来个人，又是闹，又是吵，把博物馆搞得又喧闹，又拥挤。 戈达尔先生拍拍手，然后指着一面告示牌念道：“博物馆参观者必须穿戴得体。”说完，他推开众人，朝第二个大厅走去，我紧随其后。这一伙年轻人跟在我们后面，转瞬蜂拥而至。我把戈达尔先生领到那幅画像前，他望着画惊呆了，胸脯膨胀起来，然后稍稍退开一点，仿佛远远观赏一般，他那女式的鞋跟踩到了某人的脚上。 “好美的画，”他由衷地赞叹道，“这样吧，我们就不必斤斤计较了。你是对的，馆藏目录一定有误。” 说话之际，他手指轻动，好像不由自主一般，将那一纸协议撕了个粉碎，纸屑宛如片片雪花，落进了一个大痰盂里。 “这画上的老怪物是谁？”一个身穿条纹运动衫的家伙问了一句。画面上，我朋友的祖父手持一支点着的雪茄，于是，另一个淘气小鬼掏出一支烟来，准备从画像上借个火。 “好了，我们谈谈价钱吧，”我说道，“无论如何，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请让让路！”戈达尔先生喊道，一边推开好奇的人群。 大厅尽头原来有一个出口，我先前没有留意到。于是我俩挤开人群，朝它走去。 “我不能做出决定，”戈达尔先生在一片嘈杂声中大喊道，“决定要有法律支持才好。此事我先得和市长商量，可是他刚刚去世，新市长还没选出来。你能不能买下此画，我有所怀疑，但我无论如何都愿意带你看看我们其他的馆藏珍品。” 我俩终于来到一个空间相对大点儿的厅里。一条长桌上摆着打开的书，压在玻璃面板下，黑黄的颜色就像是在烤箱里烘烤过半的样子，页面粗糙，生了黄斑。沿墙站了一排脚蹬长筒翻边靴子的士兵模型。 “好了，我们仔细谈谈吧。”我绝望地叫道，想把转来转去的戈达尔先生领到屋角一张长毛绒面的沙发上。可是这一次，门卫又坏了我的事。他用力甩着一只胳膊跟在我们后面跑，身后又跟了一群嬉笑打闹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已经把一个伦勃朗风格的铜制头盔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拿下来，拿下来！”戈达尔先生大喊。这时，不知道是谁推了一把，那件头盔咣当一声从那个讨厌鬼的头上掉了下来。 “我们再往前走。”戈达尔先生抓住我的衣袖，我俩进了古代雕塑展区。 一时间，我在一大堆巨大的大理石石腿丛中迷失了方向。我一连在一个巨大的膝盖处绕了两圈才看见了戈达尔先生的身影，他也在旁边一个女巨人的白色脚踝后面找我。忽然，一个戴着圆顶硬礼帽的家伙从高处重重掉到了石头地板上，他一定是爬上了那座巨大的大理石女人像。他的一位同伴开始扶他起来，但两个人都酩酊大醉。戈达尔先生挥挥手让他们走，然后冲进下一个房间，那里展出东方织物，鲜亮华丽。猎狗在天蓝色的地毯上奔跑，一张虎皮上摆着弓和箭袋。 但说来奇怪，眼前的广阔空间和丰富色彩只让我感到压抑，管理也太粗疏了。也许是因为新进来的游客晃来晃去，也许是因为我急于离开这座没有必要转来转去的博物馆，想尽早找到一个安静、自由的空间好和戈达尔先生把正事谈完，所以我隐隐约约有了一种恐慌感。这时候我们已经转进了另一个大厅。这个大厅真的很大，这一点可以从厅里摆了一头鲸的全副骨骼判断出来。过了这个厅还有几个厅遥遥在望，里头闪现着巨幅画作的侧面光泽。画上是滚滚浓云，云中间飘着精致的宗教艺术形象，穿着蓝色和粉色的圣衣。所有这一切又好像忽然消失了，化成了薄雾般飘动的帷幔，枝形吊灯金光灿灿，装着照明设备的鱼缸里鳍边透明的鱼儿游来游去。我俩走上一段台阶，从上面的展厅往下一看，只见一群拿着雨伞的银发老人在观看一个巨大的宇宙模型。 最后，我们来到了一间专门展示蒸汽机演变历史的房间里，虽然灯光暗淡，却布置得富丽堂皇。这时我总算让我这位无忧无虑的导游暂且停下了脚步。 “够了！”我喊道，“我这就走，咱们明天再谈吧。” 我话还没说完，他就已经不见了。我转头一看，一架冒汗的蒸汽机机头那巨大的车轮离我不到一英寸远。接下来便是众多的火车站模型，我在这个模型阵里转来转去找回去的路，转了好长一段时间。湿漉漉的铁轨如扇散开，昏暗的远处闪着紫色的信号灯，多么诡异啊！可怜我的心，吓得突突直跳。突然间一切又变了：我面前伸展开了一条没有尽头的长廊，无数个办公小隔间暗藏其间，不知是干什么的人匆匆进进出出。我一个急转身，又发现自己进了上千件的乐器阵中，四面墙上全是镜子，镜子里映出一架连一架的大钢琴，正中间是一汪池水，一块绿色石头顶上摆放着一座俄耳甫斯铜像。水上主题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往后一看，喷泉和溪水阻住去路，水边湿滑，弯弯曲曲，要走过去实在困难。 时不时，不是水这边就是水那边，有石头台阶下到雾蒙蒙的深水里去。石头面上带着小坑，让我感到心惊肉跳。水下面传来了汽笛声、碗盘的碰撞声、打字机的咔嗒声、铁锤的敲击声，还有许多其他声响，好像下面也是某些展厅，要么已经展完了，要么还没有结束。接着，我又发现自己进了一片黑暗之中，不停地撞在叫不上名字的家具上，直到后来看见一盏红灯，这才走出了黑暗，来到一个在我脚下叮当作响的平台上。突然间，平台那边出现了一间明亮的客厅，家具全是高雅的帝国风格，但里面没有一个活人，没有一个活人……到这时候，我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可是，每一次我试图转身，沿着走廊找到走过的路时，都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没有见过的新地方——要么是一间栽满绣球花的花房，破玻璃窗外是人造的沉沉夜色；要么是一间废弃的实验室，桌子上堆放着落满灰尘的蒸馏器。最后我跑进了不知做什么用途的房间，里面的衣帽架上挂满了黑大衣和俄国羔皮衣，压得衣架如同怪物一般。从远处一扇门里传来一阵鼓掌声，我猛推开门，里面却不是剧场，只是一片柔和的朦胧夜色，笼罩着亮闪闪的人造薄雾，雾中透出亮点，可以确信无疑，那是光线微弱的街灯。何止是确信无疑！我又往前走去，很快产生了一种准确的真实感，令人欣喜，我刚才还在其中冲来冲去的那些虚幻垃圾终于不见了。被我踩在脚下的石头是一条实实在在的人行道，上面落下了新雪，香气沁人心脾。白雪上留下稀疏的脚印，显出黑色的新痕。燥热地转腾了这么久之后，遇上如此平静凉爽的雪夜，我的第一感觉是愉快。不知为何，这样的雪夜如此熟悉，令人诧异。毫无疑问，我开始猜测自己究竟是从哪里出来的，为什么会有雪，还有沉沉夜色中零星闪着灯，很大却很昏暗，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仔细观察，俯下身来，甚至摸了摸路边一块凸起的圆石头，再看看自己的手掌，满是冰凉的水珠，好像要在手掌上发现答案似的。我感到全身轻飘飘的，穿得这么单薄，幼稚可笑，不过也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是刚从博物馆的迷宫里逃出来。这个意识很清楚，所以开始有两三分钟，我既不惊讶，也不害怕。我继续悠闲自得地观察，抬眼望望我身旁的这所房屋，突然看见通向地窖的铁栏和铁台阶渐渐没入雪中，我一下子惊呆了。我心中一阵刺痛，又一次被激起了好奇心，便瞅了瞅人行道，瞅了瞅人行道上覆盖的白雪，只见几道黑线沿着白雪伸向远处。我又看了看褐色的天空，只见天上不停地扫过神秘的亮光。还看了看不远处的厚重围墙。我觉得围墙那边地势突降，有水汩汩地流淌。再往前走，有一个黑洞，洞那边隐隐有灯，远远地一字铺开。我拖着浸透了的鞋在雪地里行走，走了不多几步，一直瞄着右手边那座黑乎乎的房子。只有一扇窗子亮着灯，柔和的灯光闪在绿色玻璃的暗影下。这儿，有一扇上锁的木门……那儿，肯定是打烊的店铺已经拉下的卷门……街灯的形状早已给我传达了于理不合的信息，借着灯光，我看清了店铺招牌的最后几个字——“……修理店”——可是不对呀，俄文字母“Ъ”不见了，总不是雪抹去的吧。(2) “不对，不对，我马上会明白过来。”我高声叫道。我浑身发抖，心怦怦乱跳，转身要走，又停住了。不知从哪里传来渐渐远去的马蹄声，雪落在一块稍稍倾斜的凸石上，像是给它戴了一顶无边软帽。树篱的另一侧有一堆柴禾，上面隐约可见斑斑雪迹。我已经知道了自己这是在哪里，确信无疑。可叹啊，这不是我记忆中的俄罗斯，而是当今真实存在的俄罗斯，我无法回去的俄罗斯，毫无希望地受着奴役之苦，我那毫无希望的故土家园。我穿着一身轻飘飘的外国衣服，人不人，鬼不鬼地站在十月冷漠寂静的雪夜，可能在莫伊卡河边，或在丰坦卡运河边，要么就在奥布沃丹尼运河边。(3) 我必须做点什么事，去个什么地方，赶快跑。我必须拼命保护自己脆弱的、不合法的生活。唉，多少次在梦中我有过这样类似的感觉！可现在，这是真的了！一切都是真的——雪花洋洋飞洒的天空、尚未封冻的运河、流动的渔屋、那种特有的暗下来的和亮着灯的方窗。一个男人头戴皮帽，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从迷雾中朝我走来，惊恐地看了我一眼，从我身边走过去后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等着他消失不见后，极其迅速地把口袋里的所有东西往外掏。我撕碎了掏出来的纸片，扔在雪地上，又狠狠地踩进积雪里。那是一些文件、一份我妹妹从巴黎写给我的信、五百法郎、一条手绢、几支香烟。然而，为了摆脱流亡者的外壳，我恨不得扯下外衣、衬衫、鞋子，一身穿戴，全都撕成碎片，落得个赤条条一丝不挂。即使我因为痛苦加上寒冷已经浑身发抖，但我能做到的我就要做到。 不过算了吧。我是如何被捕的，就不要回忆了吧。被捕后受尽了折磨，也再别提了吧。只说说后来的事情就可以了：我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和努力，才重新回到国外，从那以后，我发誓不再受人之托替人办事，尤其是受精神错乱的人之托去办事。 (1) 　Offenbach（1819—1880），法国歌剧作曲家。 (2) 　参见书末《注释》。 (3) 　这三条河皆为俄罗斯重要河流涅瓦河的支流。 忙人 一个过于为自己的灵魂忙活的人会身不由己地面对一种平凡、忧伤却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亲眼看见一桩无关紧要的往事突然死亡。这桩往事如同住在简陋偏远的救济院里，一直平平静静、不为人知地存在着。如今由于偶然的机会，它闪烁了一下，还在动弹，发出反光——不过片刻之间，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跷起它可怜的脚趾；还来不及承受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就进入了现实的刺眼强光。从此之后，你一无所有，只剩影子而已。往事的缩影，如今，唉，完全没有了当初令人信服的魅力。格拉夫伊茨基，一个脾气温和且惧怕死亡的人，记得童年时做的一个梦，梦中蕴含着一个简短的预言。不过他很久以前就不再觉得自己和童年的记忆有什么有机的联系了，最初每次想起时，那记忆就虚弱地赶来，接着就死了——现在他所记得的梦只是记忆中的记忆罢了。那个梦最初在什么时候呢？确切日子是不知道了。格拉夫伊茨基一边回答，一边推开沾有酸奶残滓的小玻璃罐，一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什么时候呢？使劲想想——大约是什么时候？很久以前吧。大概是在十岁到十五岁之间：那段时间他经常想着死亡问题——尤其是在夜里。 这就是现在的他——三十二岁，小个头，但肩膀宽阔，耳朵薄而突出，半是演员，半是文学家，还是流亡报纸的时政诗歌写手，有一个并不十分有趣的笔名（会引起不愉快的联想，曾有一位不朽的漫画家笔名叫卡朗·达什(1) ）。这就是现在的他。脸上戴着一副角质架深色眼镜，镜片里闪着邮件地址辨认人一般锐利的目光。左脸颊上有一个长着软毛的肉瘤。头快要谢顶了，几束暗褐色的头发直直地梳向脑后，其间能隐隐看出他淡粉色的头皮。 他刚刚在想什么呢？他被禁锢的思想不停挖掘的回忆是什么呢？是当年做过的一个梦。那个梦给了他一个警示。当年那个预言直到现在都没有阻碍他的生活，不过到了目前，它却不可阻挡地奔向终点，开始奏起持续不断、越来越响的轰鸣之声。 “你必须控制自己。”格拉夫伊茨基歇斯底里地吟诵道。他清了清嗓子，向紧闭的窗子走去。 坚持，坚持，再坚持。那个数字——三十三——正是那个梦的主题——让他魂牵梦萦，它弯曲的爪子像蝙蝠的利爪，深深地抓住他的灵魂，缠在他意识深处，无法挣脱。按照传说，耶稣活到三十三岁（格拉夫沉思着，站在十字形窗框旁边一动不动），也许梦中确实有个声音对他说过“你会死于基督死去的年龄”——还在一个屏幕上向他展示两根荆棘编成的数字三十三。 他打开窗子。屋外比屋里亮，不过街灯倒是已经亮起来了。平滑的黑云遮蔽了天空，只是在西边，赭石色的房顶间露出一道缝隙，箍着一圈柔和的亮光。再往远处，街上停着一辆小车，车灯如燃烧的眼睛，射出的光如同两道橘黄色的长牙，刺在灰白似水的沥青路面上。一个金发屠夫站在自己的肉店门口，望着天空发呆。 格拉夫的思绪如流水越过河中一块又一块石头，这时跳过了肉铺老板，移向摆在案台上的动物尸体，然后又移向某个对屠夫讲话的人。只听他说别的地方（太平间？医学院？）有人把尸体亲切地叫小猴子，或小猴崽。“他在拐弯处等你呢，你的小猴崽。”“别担心，小猴子不会让你失望。” “让我把各种可能性梳理一番，”格拉夫暗笑道，从他住的五楼斜眼往下看见一处栅栏的黑铁尖，“第一号（最恼人的）：我梦见房子受到攻击，要么起火了，我一跃下床，心想（我们是睡成了傻瓜）我住的楼层和街道平行，那我就一头扑出窗外吧——结果掉进了万丈深渊。第二种可能性：不同的噩梦，梦中我吞下了自己的舌头——早知这事要发生的——一块肥乎乎的东西，在我嘴里倒翻一个跟头，憋得我喘不过气来。第三种情况：我随便走走，好像走过几条吵闹的街道——哈，那不是普希金吗，正在想象怎么个死法： 死在决斗中，死在流浪中，或死在波涛中， 或死在附近的山谷里…… 如此等等。不过注意了——他一开始就说“死在决斗中”，这就意味着他有预感。迷信也许是戴着假面的智慧。我怎么做才能停止这样的想法呢？我在孤独中又能做什么呢？” 他来自普斯科夫，有一个小小的演出公司，一九二四年在里加结婚。当年演出的台词是什么？——该他上场之前，他摘下眼镜，给他死气沉沉的小脸上涂上油彩，这时有人看见的话，就会发现他长着一双灰蒙蒙的蓝眼睛。他妻子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女人，一头乌黑的短发，肤色发亮，但肥胖的后颈上长满了粉刺。她父亲是个家具商。婚后不久，格拉夫就发现妻子愚蠢粗俗，还是罗圈腿，每说两个俄语词，就要夹杂上十来个德语词。他明白他们早晚会分手，但他隐隐觉得她实在可怜，分手的决定就一拖再拖，直到一九二六年，她和拉奇普莱西斯大街上的一个熟食店老板一起背叛了他，他才下定决心离开，从里加搬到了柏林，在柏林的一家电影制片厂谈好了一份工作（该厂很快就倒闭了）。他穷困潦倒，孤苦伶仃，生活没有规律，每天泡在一家便宜的酒吧里，埋头写他的时政诗。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日子过得毫无意义——空虚无聊，也就是三流的俄国流亡人士过的生活。可是大家都知道，人的意识并不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生活方式。不论在相对轻松的日子里，还是在开始啼饥号寒的日子里，格拉夫伊茨基都过得还算快乐——至少在厄运到来那一年之前都算过得快乐。他可以称得上一个“忙人”，这给了他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因为他忙活的事就是他自己的灵魂——既然是这样的情形，那就没有闲与忙的问题。我们在讨论生活的透气孔，一次被忘却的心跳，怜悯，突然想起的往事——那阵芳香是什么？它让我想起了什么？为什么就没人注意到，即使在最无聊的街道上，每一座房子也都不太一样？世界是如此丰富多样，房屋那么多，家具那么多，各样物品那么多，看起来毫无用处的装饰品也那么多——对，毫无用处，却充满无私的、一心奉献的魅力。 让我们实话实说。世上有许多人，其灵魂已沉沉入睡。相反，也有许多人，有原则，有理想——痛苦的灵魂饱受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折磨。他们不是敏感的艺术家，但灵魂就是他们挖掘的宝藏。他们用宗教良知的挖掘机越挖越深，原罪、小罪、伪罪如黑煤尘一般呛得他们头晕目眩。格拉夫不属于这类人：他没有特定的原罪感，也没有特定的原则。他自个儿忙碌，全为他自己，就像有些人研究绘画，有些人收藏小东西，有些人辨认复杂的手稿。手稿前后置换的地方很多，插入的东西也很多，页边上还像是胡思乱想地信笔乱画了不少，也随意删除了不少。这些删除了的东西烧毁了大量意象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把这些被毁的桥梁再造出来，真是太有意思了。 现在他的研究被另外一些想法打乱了——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使得他万分痛苦——该如何是好呢？在窗前徘徊一阵后（尽最大努力寻找防守之道，抵御这个可笑、渺小，却又摆脱不开的想法：再过几天，六月十九日，他就到了童年之梦中提到的那个年龄），格拉夫轻轻离开渐渐昏暗下来的房间。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不再固定，而是随着昏暗的波涛轻轻地起伏，像是大洪水中漂浮的家具。天还没有完全黑——但不知为何，一看灯早早亮起，人的心也随之紧缩。格拉夫立刻注意到一切都不对劲了，一种奇怪的不安感觉蔓延开来。人群聚在街头，做着神秘的笨拙手势。他们走到街道的对面，到那里后又指指远处的什么东西，然后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模样诡异，如同动物冬眠。暮色昏暗，名词消失了，只有动词留下来——或者说只留下不多几个动词的古老形式。这样的情况可能意味深长：比如，意味着世界末日。突然，他感到全身每一个关节又麻又痛，他明白了：那里，就在那里，穿越楼房间狭长的街景，一艘飞艇漂浮而过，轮廓轻柔地映在明晰的金色背景中，在一朵灰色长云下面，很低，很远，很慢，也是灰色的，也是细长的。它移动得那么古雅，和傍晚无比美妙的夜空交融在一起，橘黄的光线，蓝色的剪影，看得格拉夫的灵魂都要出窍了。他把它当作是一种天体象征，一个古老的幽灵，让他想起了自己大限将至。他在心中默念这无情的讣告：我们尊贵的合作者……英年早逝……我们如此了解他……如见其幽默……如见其庄重……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讣告从头至尾又转述了普希金……“那冷漠的大自然会闪闪发光……”——报纸的花朵，国内新闻的杂草，社论的牛蒡草。 在一个安静的夏日夜晚，他过了三十三岁。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屋子里，穿一条长衬裤。裤子上有长条纹，像囚犯的裤子一样。他没有戴眼镜，眼睛眨巴着，庆祝他不请自来的生日。他没有邀请任何人，原因是害怕别人的突然出现，像一面小镜子被打破；要么是害怕谈论人生脆弱。客人的头脑里不知会想起什么来，一旦说起人生脆弱，肯定会使之成为不祥之兆。别走，且留片刻——你说得不如歌德好——不过还是别走。在这里，我们有个独一无二的人，有个独一无二的环境：书架上有久经风雨的旧书，有一小杯酸奶（据说可益寿延年），清洁下水管道用的簇毛刷子，一册厚厚的相片簿，灰白颜色，格拉夫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贴，开头贴着他的诗作剪辑，最后贴着一张俄国的电车票——这就是格拉夫·耶茨基周围的东西（格拉夫·耶茨基是他的笔名，是在一个雨夜等下一班船的时候想到的）。此刻，这个长着招风耳、嗓音嘶哑的矮个子男人正坐在床边拿着他刚刚脱下的紫色破洞短袜。 自此以后，他开始惧怕一切事物——电梯、草稿、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街上的汽车、示威者、修理电车电缆的货车吊机平台，还有煤气厂巨大的房顶，怕这东西在他去邮局的路上经过时可能爆炸。邮局那里就更可怕了，一个大胆匪徒戴着自制面具，会来一通射击狂欢。他意识到他的思想状态很可笑，但又无可奈何。他试着转移注意力，去想些别的事情，却也是枉然。思绪就像一辆雪橇马车疾驰而过，就在每一道思绪后面的踏板上，站着无时无刻不在的马车夫斯马利。另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投给各家报纸的时政诗歌变得越来越戏谑，艺术性也越来越差（没有人温故知新，从他现在的诗作中注意到死之将近的预感），那些木然的对偶句，韵律让人想起农人和熊玩跷跷板的俄罗斯玩具，还让“shrilly”与“Dzhugashvili”押韵。(2) 正是这些对偶句，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最终变成了他本人最本质的写照，最能反映他的实际情况。 依常理，灵魂永生的信仰是禁止不了的。不过这里头有个可怕的问题，据我所知，这个问题还不曾有人提出过（格拉夫边喝啤酒边沉思）：灵魂要通往来世，会不会受到无端变故的阻碍，如同一个人要生在这个世界上，会遭遇各种不幸一般？难道人活着时就不能想想办法，采取一些心理的甚至物理的措施，帮助灵魂成功地通往来世？具体有哪些方法？人应该有何预见，有何储备，有何规避？可不可以把宗教（格拉夫争论道，他还游荡在昏暗下来的酒吧里，酒吧里已空无一人，椅子也在打哈欠，被放在桌子上睡着了）——把宗教，用神圣的图画盖住生活之墙的宗教——看作有助于创造有利环境的东西？（同样的道理，根据某些内科医生的说法，专门给一些胖脸蛋的好看婴儿拍些照片，用来装饰怀孕妇女的卧室，此法对其子宫中的胎儿大有益处。）但话说回来，即使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也知道了X先生（喝这样或那样的牛奶，听这样或那样的音乐——也就是说喝啥听啥都可以）为什么安全地通向了来世，而Y先生（他的营养略有不同）为什么卡住没过去，死在这个世界上了——难道就不存在别的险情，正好发生在通往来世的那个关键时刻？这种险情不知为何就挡住通往来世的道路，从而毁了一切。请注意，就是动物或普通人，大限一到，也会悄然离去：不要打搅，不要妨碍我完成我困难而又危险的任务，就让我平静地向不朽的灵魂过渡吧。 所有这些想法已经让格拉夫颇感压抑，但还有更差劲、更可怕的想法，那就是压根就没有“来世”这回事，人生固有一死，就像巨大浴缸里的肥皂泡，在如雨喷洒的水龙头下方飞舞，最终破灭一样。格拉夫坐在市郊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看着雨水管的喷头——雨下得很猛，秋天来了，他已经到了那个预言式的年龄，又过去四个月了，现在死亡将随时来袭——柏林附近的松林泥炭地阴沉昏暗，去那里是极其冒险的。不过，格拉夫心想，要是压根没有来世，那么与独立灵魂这种想法相关的一应事情也就随之消失了，也就不会有什么不祥之兆或警示之兆了。万事大吉，让我们变成唯物论者，所以说我这种遗传良好的健康之人也许能再活半个世纪之久呢，那么何必在意神经过敏的幻觉呢——它们只是我社会地位暂时不稳的结果，人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不朽——资产阶级的伟大地位（格拉夫继续想，脑中此刻高声响起令人不快的激励之词），我们又伟大又强大的阶级一定会征服无产阶级这只九头蛇怪，我们这些奴隶主、粮商，还有他们的忠诚诗人，肯定会登上我们这个阶级的高台（请更激昂些），我们所有人，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所有大地上的资产阶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起来，我们的石油狂人（或者黄金狂人？）kollektiv(3) ，打倒平民的胡乱创造——现在，只要有“团结”意思的动词副词都可以入诗为韵，然后再来两句重复诗行：起来，各国各地的资产阶级！我们神圣的资本万岁！节拍延长（只要有“各国”字样的都延长），我们的资产阶级国际歌！这样的结果有趣吗？好玩吗？ 冬天来了。格拉夫从邻居那儿借了五十马克，买了东西吃了个饱，因为他不打算给命运留下丝毫漏洞。那位古怪的邻居初来乍到，住了五楼两间最好的屋子，竟然自觉自愿（自觉自愿！）地给了他钱财资助。他叫伊万·伊万诺维奇·恩格尔——一个矮胖的好好先生，一头灰发，看起来很像大家心目中的作曲家或者国际象棋大师。但实际上，他代表着某个外国机构（非常外国，也许来自远东，或者来自天外）。有时在楼道里偶然相遇，他总是亲切地笑笑，有点怯生。可怜的格拉夫把这份好意解释为他的邻居是个没有文化教养的商人，与文学无缘，也没去过别的人类精神的度假山庄，一见他格拉夫伊茨基这个梦想家，便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这份敬意挺受用，也挺吓人的。不管怎么说，格拉夫自己的烦心事太多，顾不上关注他的邻居。但他倒是有意无意地一直在利用这位老先生天使般的善心——比如，夜里没有烟抽，熬不住的时候，他就会敲恩格尔先生的门，讨根烟抽。但他并没有真正和他拉近关系，老实说，还从未请他进屋里一叙。（只有一次例外，那晚灯坏了，房东太太正好选了那晚出去看电影，这位邻居便带着一个崭崭新的灯泡过来，小心翼翼地给安上了。） 圣诞节，几位文学界的朋友邀请格拉夫参加一个yolka（圣诞树）晚会，晚会上听了各种谈话，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自忖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这些花花绿绿的小装饰了。又有一次，在宁静的二月子夜时分，他注目苍穹良久，突然觉得人类的意识如沉沉负重，压得他难以承受。人类的意识是不祥的、荒唐的奢侈品：一阵痛苦的痉挛，抽得他大口喘气，繁星点点的天空如怪物一般摇摆起来。格拉夫拉上窗帘，一只手放在胸口，另一只手敲响了伊万·恩格尔的房门。恩格尔带着亲切的微笑和一点点德国口音，递给他一些缬草药剂。顺便说一下，格拉夫进门的时候，正好看到恩格尔站在他的卧室中间，往一只杯子里滴那种镇静剂——毫无疑问，这是他自配自喝的。只见他右手拿着杯子，左手高高举起，握着暗红色的瓶子，默默地移动嘴唇，数着数：十二，十三，十四，然后突然加快，好似踮着脚尖飞跑一般，数到十五，十六，十七，然后又慢了下来，数到了二十。他身穿一件淡黄色的睡袍，一副夹鼻眼镜横跨在他专心致志的鼻子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春天，满楼梯全是乳香的气味。街道对面的人家有人去世了，黑亮黑亮的灵车在那家门口停了好长时间，宛如一架大钢琴。格拉夫噩梦连连。他觉得他所看见的各样东西都是不祥之兆，纯粹巧合的事情把他吓坏了。巧合无端，命在必然。命运的提醒那是绝对可靠的，命运的目标那是顽固不变的，命运用它黑色的线条坚持不懈地透出生命的笔迹，怎能叫人不信命？ 这些巧合你越是在乎，它们就出现得越频繁。格拉夫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喜欢查找报纸上的印刷错误，有一次，他把一张报上的一句话“唱过一首歌，害过一场大病后”剪下来，把报纸扔了。几天以后，他看见同样的这张报纸，剪过的那个整整齐齐的小窗口还在，就握在市场上的一个女商贩手中，她用这张报纸给他包了一颗卷心菜。同一天晚上，远远望去，只见遥遥屋顶下一朵恶云，蒙蒙似雾，开始膨胀，渐渐吞没了初上的繁星，这情景让人突然觉得窒息一般沉闷，就好像背着一个巨大的铁铸箱子上楼——过了一会儿，没有任何预兆，天空失去了平衡，巨大的箱子压垮了楼梯。格拉夫赶紧关上窗扉，拉上窗帘，因为众所周知，穿堂风和闪电会引起霹雳。一个闪电闪过百叶窗，他用本国常用的计算方法计算闪电落在离此多远的地方：数到六时雷响起来，这就是说落到六俄里以外的地方。风暴加剧了。干打雷不下雨是最糟糕的。窗框抖得咚咚响。格拉夫去睡觉，但是他又想这会儿闪电会随时袭击楼顶，穿透七层楼，把他电成一个抽缩作一团的小黑鬼。他想得活灵活现，一骨碌跳下床来，心口狂跳（百叶窗外窗扉闪动，窗格的交叉十字在墙上映出一个游动的影子）。他从脸盆架上拿下一个重重的彩陶盆（擦得很干净），放在地板上，弄得黑暗中一阵叮当乱响。他哆哆嗦嗦地站进盆中，光脚趾擦着盆边，发出吱吱的声音。就这样折腾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方才罢休。 在五月的雷雨中，格拉夫吓破了胆，深深坠入可耻的怯懦之中。清晨来临，他的心情发生了变化。他望望明亮的快乐蓝天，看看快干的沥青路面上暗淡潮湿的枝状花纹，意识到再过一个月就到六月十九号了，那一天他就三十四岁了。大地啊！他能撑到那个时候吗？他熬得过去吗？ 他希望能熬过去。他饶有兴致地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不让命运索走他的性命。他不再出门，不再刮脸。他假装生病，饮食由房东太太来照顾。恩格尔先生常托房东太太给他送来一只橘子，一本杂志，或泻药粉，装在很雅致的小信封里。他抽烟少了，睡觉多了。流亡报纸上的填词游戏他都要做完，从鼻孔呼吸，睡觉前小心翼翼地在床边小地毯上铺开一条湿毛巾，为的是凉气一旦袭来，他就马上惊醒，免得他的身体梦游一般偷偷逃离思想的监视。 他熬到头了吗？六月一日。六月二日。六月三日。到六月十日，邻居隔着门问他是否安然无恙。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就像那位举世闻名的芬兰长跑健将，在跑完最后一圈之前，扔掉了一路努力顺当跑来一直帮他计时的镀镍手表，格拉夫一见终点在望，突然改变了行为方式。他刮掉了草黄色的胡须，洗了个澡，邀请客人共庆六月十九日。 日历的小精灵狡猾地暗示提前一天庆祝生日（他出生在上个世纪(4) ，那时候在旧历和新历之间相差十二天，而不是十三天，他现在就按十二天后的新历来算），他实在扛不住这个诱惑。他倒是给住在普斯科夫的母亲写了信，让她告诉他出生的确切时间。但她回信说得闪烁其词：“生在夜里，我记得疼痛难忍。” 十九号天亮了。整整一上午，他的邻居都能听见他在自己屋里走来走去，异常烦躁不安，甚至一听大门门铃响，就跑到楼道里，好像在等什么消息似的。格拉夫没有请这位邻居出席晚上的聚会——他们本来就不熟——但他倒是请了房东太太，因为格拉夫的天性很奇怪，既心不在焉，又很会谋算。后半晌，他出了屋，买了伏特加、肉馅饼、熏鱼、黑面包……回家的路上，过马路时，尽管抱着一大堆收拾不住的东西，步履不稳，他还是看见了恩格尔先生站在阳台上望着他，身子照在黄色的阳光中。 八点左右，格拉夫精心布置好餐桌，斜身探出窗子，就在此刻，出现了如下情景：在街道拐角处，一小伙男人聚集在酒吧门前，高声怒吼，随后突然发出几声清脆的枪响。格拉夫感觉到一颗流弹呼啸着掠过他的脸庞，险些打碎了眼镜，他惊恐地喊声“啊”，往后一缩身。门厅那边传来前门的门铃声。格拉夫全身发抖，摸索着走出屋子。就在此时，伊万·伊万诺维奇·恩格尔穿着浅黄色的睡衣，冲进门厅里。来人正是信使，送来了他等了整整一天的电报。恩格尔急忙打开电报——一看高兴得满面红光。 “Was dort für skandale？(5) ”格拉夫朝信使问道。信使却一脸困惑，没有听懂——毫无疑问，发问者的德语太差。格拉夫小心翼翼地朝窗外望去，只见酒吧门前的人行道上已空无一人，各店的工友坐在门廊附近的椅子上，一个光着小腿的女仆正在遛一条粉红色的宠物狗。 约摸九点，所有的客人都到了——三个俄国人，再就是德国房东太太。她拿来五只喝利口酒的杯子，还有一个她自己制作的蛋糕。她体型不好看，穿着唰唰作响的紫罗蓝色连衣裙，颧骨突出，脖子上长满斑点，戴着喜剧中丈母娘的假发。格拉夫的朋友是流亡文人，神情忧郁，都上了年纪，动作迟缓笨重，患有各种各样的病痛（他们讲这病那病，格拉夫听得心里受用）。他们三下两下就把房东太太灌醉了，自个儿也喝多了，还没有快乐起来。谈话当然用俄语进行，房东太太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还是咯咯笑着，转动妆化得很差劲的眼睛卖弄风情，也没人理睬。她一个劲地自言自语，但谁也不听她的。格拉夫时不时在桌下伸出手腕看表，盼着附近的教堂塔楼敲响夜半钟声。他喝着橙汁，把着手腕上的脉。快到半夜时，伏特加酒劲发作，房东太太打着趔趄，大笑不止，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来。“来，为你的健康，老规矩。”客人中的一位冷冷地对她说。她乖乖听话，上去就和他碰杯。接着又朝另一位客人凑过去，那人却伸手挡开了她。 太阳出来时，格拉夫伊茨基和客人道别。他注意到门厅里的小桌上放着那封让他的邻居惊喜万分的电报，现在被撕开了，弃在一旁。格拉夫一念电文，不得其解：“SOGLASEN PRODLENIE（同意延期）。”然后他返回自己的屋子，稍事收拾，打了个哈欠，心中充满奇怪的无聊感觉（好像他根据当年的预兆计划好了一生的长度，现在只好把生命的建构重新来过），便在一把扶手椅里坐了下来，随手翻开一本破损不堪的书（某一位送的生日礼物）——是一本俄语的精彩故事和双关妙语的集子，在远东出版。“你儿子如何，诗人？”——“他如今是个悲伤人(6) 。”——“什么意思？”——“他只写悲伤的对联。”渐渐地，格拉夫坐在椅子上打起盹来，睡梦中看见伊万·伊万诺维奇·恩格尔在一个花园模样的地方唱歌，抖动着一对毛茸茸的鲜黄色翅膀。格拉夫醒来时，明媚的六月阳光正在房东太太的酒杯里照出一道道小小彩虹，所有的东西不知为何都显得柔和明亮，高深莫测——好像有什么事情他没有搞懂，没有想通，现在再想为时已晚，另一种生活开始了，过去已经消亡了，死亡已经把毫无意义的记忆清除得干干净净。记忆中的往事只是偶尔从简陋偏远的老家隐隐传来，在那里，往事如烟，已经结束了它那不为人知的存在。 (1) 　Caran D'Ache，俄裔法国著名讽刺漫画家伊曼纽尔·普瓦尔（Emmanuel Poire，1858—1909）的笔名。 (2) 　“shrilly”是英文词，意为“刺耳地”，“Dzhugashvili”是俄语人名，朱加什维利，斯大林的真名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 (3) 　德语，团结起来 。 (4) 　这里指十九世纪。俄国历法十九世纪旧历比新历早十二天，二十世纪早十三天。 (5) 　德语，那边在闹事吗 ？ (6) 　原文sadist，双关语，本义为“施虐狂”，此处由词中的“sad”引申出“悲伤”之义。 未知的领域 瀑布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低沉，直到最后完全消失。我们继续前行，穿过了一座至今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我们走着，一直走着，已经走了好长时间了——走在前面的是我和格雷格森，跟在后面的是我们的八个当地搬运工，一个紧跟着一个。最后一个是库克，每走一步都要发牢骚，提抗议。我知道格雷格森是在当地一位猎手的建议下聘用了他。库克坚持认为他已经为走出棕拉基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这一带，大家都是花半年时间酿造当地独特的酒，又用另外半年来喝这种酒的。不过这个库克是何许人也，仍然不清楚（也许是个逃亡水手？）——要么就是我走得太久了，已经开始忘事了。 格雷格森大步走在我身旁。他长得瘦长健壮，露着两只瘦骨嶙峋的膝盖。他扛着一副长柄的绿色捕蝶网，就像扛着一面大旗似的。那些搬运工都是当地的巴多尼亚人，身材高大，棕色的皮肤光滑闪亮，头发如鬃毛一般密实，两眼之间还有阿拉伯式的深蓝色图饰。这几个人我们也是在棕拉基雇到的，他们走起路来步履稳健。库克掉了队，落在他们后面。他大腹便便，一头红发，耷拉着下嘴唇，双手插在衣袋里，没扛任何东西。我隐约记得此次探险刚开始时他话还挺多，爱说点半文不白的笑话。从待人接物看，他身上既有傲气，也有奴性，活脱脱一个莎士比亚笔下的小丑。不过他的劲头没多久就蔫了下来，变得沉闷了，该他干的事情也不好好干。该他干的事情里有一项是当翻译，因为格雷格森听巴多尼亚当地方言的能力仍然很差。 天气热，令人有懒洋洋、软绵绵的感觉。瓦利埃根开花，发出扑鼻的香气。这种花颜色和珍珠母贝一样，团团簇簇如肥皂泡般，形成一座拱桥，搭在我们沿路走去的干河床上。枝繁叶茂的大树上缠着黑叶藤，形成一个通道，零零星星透进一丝丝雾蒙蒙的亮光。上方草木茂盛，密密实实连成一大片。花团悬垂，奇怪地纠结缠绕，黑压压看不清楚，里面灰毛猴子又打又闹。一只彗星模样的鸟一闪而过，宛如放了一道信号烟火，发出又细又尖的叫声。我不断告诉自己，由于长途跋涉，天气炎热，色彩多得晃眼，林中声音嘈杂，我的头才会昏昏沉沉。其实我心下明白，我这是生病了。我猜想这病是当地的热病。但我下决心不让格雷格森得知我的病情，所以就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甚至欢天喜地的样子，结果招来灭顶之灾。 “这是我的错，”格雷格森说，“我压根就不该让他参与进来。” 我现在和格雷格森单独在一起。库克和八个土著人撇下了我们，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带走了帐篷、橡皮船、日用品和采集到的标本。我们两个只顾自个儿在密林中忙碌，追捕迷人的昆虫。我想我们曾尽力去追赶那几个逃亡者——现在记不清楚了，但反正是没有追上。我们只好做出选择，要么返回棕拉基，要么按计划继续我们的行程，穿越至今一无所知的地域，朝谷拉诺山脉前进。一无所知的地域得胜了，我们继续往前走。我已经全身发抖，吃了奎宁药，耳朵也听不见了。我仍然采集一些不知名的植物，格雷格森虽然完全明白我们的危险处境，但还是继续捕捉蝴蝶和双翅类昆虫，热情丝毫不减。 还未走出半英里，库克突然赶上了我们。他的衬衣撕破了——明显是他自己故意撕破的——直喘粗气。格雷格森二话不说就拔出左轮手枪准备结果这个恶棍，但库克跪倒在格雷格森脚下，双臂抱头，开始发誓说是那些土著人强行带走他，还想把他吃了（他这是撒谎，巴多尼亚人不是食人族）。那些人本来生性蠢笨，又胆小怕事，我怀疑他稍加蛊惑，就轻而易举地劝得他们放弃了这前途未卜的旅程，只是他没料到他跟不上土著人有力的步伐，掉了队，赶又绝对赶不上，便回来找我们。因为他，我们丢失了采集到的珍贵标本。理应打死他。但格雷格森收起枪，我们继续前行，库克喘着气，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 树木渐渐变得稀疏了。我胡思乱想，苦恼不堪。有些树干长得好怪，上面盘着粗壮的肉色巨蛇，引得我定睛观看。突然间，我觉得我看见了两树之间有一座半开的衣橱，如在两指之间一般，衣橱的镜子闪着昏暗的光。但随后凝神细看，却发现原来只是一株合欢灌木闪着微光，让人看花了眼（这种灌木是一种带卷须的植物，结着大浆果，这种浆果有点像圆鼓鼓的李子）。走了一会儿后，树木整个分开了，天空宛如一面坚固的蓝墙立在我们面前。我们站在一面陡坡的顶部，下方是一大片茫茫沼泽，微光闪闪，水汽蒸腾。再远处便是淡紫色的山峦剪影，影影绰绰，但轮廓分明。 “我向上帝发誓，我们必须返回去，”库克带着哭腔说，“我向上帝发誓，我们会死在这些沼泽中的——我家中还有七个女儿，一条狗呢。让我们回去吧——我知道怎么走……” 他紧握双手，汗水从长着红眉毛的胖脸上滚滚流下。“回家，回家，”他反反复复念叨着，“你们带来的麻烦够多了。让我们回家！” 格雷格森和我开始沿着一道石子斜坡往下走。刚开始下坡时，库克站在坡顶就是不下来，远远望去，一个小白影，背后便是一望无际的莽莽森林。但后来他突然抬起双手挥舞，发出一声尖叫，跟在我们后面摇摇晃晃往下走了。 斜坡渐渐变窄，最后形成一个小山尖，像个长长的鸡冠，伸进沼泽地中。沼泽地透过水汽蒸腾的薄雾隐约可见。正午时分的天空，摘去了树叶的面纱，沉闷地悬在我们头顶上，压得人睁不开眼睛——对，沉闷得令人睁不开眼睛，除此之外，不知该怎么形容这样的天空。我尽量不往上看，但就在我的视野边缘触及之处，只见天上飘浮着幽灵一般的灰白影子，总和我不差先后，像是用来装饰欧式屋顶的石膏材料，刻有卷曲线条和玫瑰花饰。可是我抬眼直视时，这些影子就消失了，热带的天空好像又明朗起来，万里无云。我们还在沿着那个小山尖走，不过它越来越窄，随时会让我们偏离方向。山尖周围长着金黄色的沼泽芦苇，像百万把出鞘的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处处闪现着长条形的水洼，水面上密集着黑压压的蚊蝇。一朵很大的沼泽花儿，大概是兰花，萎靡不振地向我伸出它毛茸茸的唇，唇上仿佛涂了蛋黄一般。格雷格森挥动他的捕蝶网——他沉下身子，屁股几乎陷进凹凸不平的沼泽泥浆里去了，原来是一只巨大的凤尾蝶，锦缎般的翅膀呼啦一扑，从他身边飞走了。只见它飞过芦苇，朝一个微微闪亮的地方飞去，那里有一棵垂柳，枝条隐隐如帘。我绝不会，我对自己说，我绝不会……我移开目光，继续跟在格雷格森身旁往前走，一会儿翻过一块岩石，一会儿蹚过咂嘴一般吱吱作响的泥潭。尽管天气像温室一般闷热，我却感到阵阵寒意。我预见到我将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天上和金色芦苇中的曲线和花纹看得人神智迷乱，最终将彻底控制我的意识。有时候，格雷格森和库克好像变成透明的了，这时我就心想，我的目光穿透他们，看到了墙纸，一望无际的芦苇便是墙纸上一成不变的图案。我打起精神，使劲睁大眼睛，继续往前走。库克走到现在，已经是匍匐爬行了，一边叫唤，一边拉着格雷格森的腿不放。格雷格森则不停地将他甩开，再往前走。我看看格雷格森，看看他坚韧的面容，暗自庆幸：我眼看就要忘记格雷格森是谁了，也要忘记为什么跟他在一起了。 与此同时，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往泥潭里陷，一次比一次陷得深。欲壑难填的泥潭不停地吞吸我们，我们要扭动身体，才能逃脱。库克不停地摔倒、爬行，虫子咬遍了全身，大疱小疱全部都肿了起来，往外渗水。上帝啊，不知有多少次恐怖时刻，淡绿色的水蛇受到我们汗气的吸引，腾空而起来追我们，库克那个尖叫真是钻心啊！那水蛇身子一紧一松，便飞出两码远，再一紧一松，便又是两码。不过我更担心的是别的东西：时不时出现在我的左边（不知为什么总是在我的左边），藏在千篇一律的芦苇丛中，好像一把很大的扶手椅，其实是一个奇怪而又笨重的灰色两栖动物，格雷格森不愿意告诉我它的名字。它眼看就要从沼泽里一跃而出了。 “休息，”格雷格森突然说，“咱们休息一下。” 幸运的是，我们设法爬上了一个岩石小岛，岛周围全是沼泽地植被。格雷格森卸下背包，给我们分发了一些当地的小馅饼，闻起来像吐根树，还有十来个樱桃般的水果。我渴得要命，小樱桃的几滴汁少得像眼药水，能管什么用…… “注意了，好生奇怪，”格雷格森对我说，没有用英语，用了另一种语言，为的是不让库克听懂，“我们必须穿过那些小山包，可是你看，多奇怪——难道那些小山包是海市蜃楼吗？——它们现在看不见了。” 我从我的靠垫上抬起身来，把胳膊肘支在坚硬的岩石表面上……是的，他说得对，那些小山包的确看不见了，沼泽地上空只弥漫着蒸腾抖动的水汽。我周围所有东西又一次隐隐约约变得透明。我靠了回去，对格雷格森轻声说道：“也许看不出来，不过有什么东西一直想脱困而出。” “你在说什么？”格雷格森问道。 我意识到我在胡言乱语，便停住不说了。我的头有点眩晕，耳朵里面嗡嗡响。格雷格森单膝跪地，翻他的背包，但背包里没有药物，我带的东西都用光了。库克一言不发地坐着，愁眉苦脸地抠岩石。透过他衬衣袖子上的一个破缝，他胳膊上的一个奇怪纹身露了出来：一只水晶酒杯，一把茶匙，纹得非常精致。 “瓦利埃病了——你有药吗？”格雷格森对他说。他们说的话我没有听得很清，但我能猜到大概的意思。等我凝神细听时，他们的话变得很可笑，不知何故漫无边际。 库克缓缓转过身来，那玻璃一样的纹身滑到他皮肤的另一边去了，悬在半空中；然后它越飘越远，我瞪大惊恐的双眼盯着它远去，但就在我一转脸时，它最后忽闪一下，消失在沼泽的雾气中了。 “你活该，”库克喃喃说道，“太可惜了。这事你我也会遇上的。太可惜了……” 在最后的几分钟里——就是说，从我们在这个石岛上休息时算起——他似乎变大了，膨胀起来了，现在他的状况很可笑，也很危险。格雷格森摘下他的太阳帽，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擦了擦额头。他眉头部分是橙黄色的，再上去是白色的。然后他把帽子又戴上了，斜身靠近我说了一句“打起精神来”（就是这类打气的话）。“我们还要往前走。雾气挡住了小山包，但小山包肯定在这一带。我能肯定这沼泽地我们已经走过一半了。”（走过一半也只是个大概。） “杀人犯。”库克压低声音说。那个纹身又出现在他的小臂上了，但不是整个杯子，只是杯子的一面——余下的没有足够的地方显示。只见它在空中抖动，幻影重重。“杀人犯，”库克抬起怒气冲冲的双眼，很痛快地又说了一遍，“我早说了，我们会困在这里的。黑狗吃肉，越吃越臭。咪， ，发，唆。” “他是个小丑，”我轻轻对格雷格森说，“一个莎士比亚笔下的小丑。” “小丑，小丑，小丑，”格雷格森答道，“小丑，小丑——小丑，小丑……你听到了吧，”他继续说，冲着我的耳朵大叫，“你必须起来，我们必须前进。” 这块岩石就像床一样洁白柔软。我稍稍抬身，但身子一软，又倒回靠垫上。 “我们得抬着他走，”格雷格森说，声音很遥远，“帮我一把。” “无聊，”库克答道（或许我听来如此），“不如趁他没风干，我们来点鲜肉吃吃。发，唆，咪， 。” “他病了，他也病了，”我朝格雷格森叫道，“你在这里陪着两个疯子。你自己一个人走吧，你会成功的……走！” “要他一个人走，没那么容易。”库克说。 一片混乱之中又平添了种种迷乱的幻象，此刻悄悄地、坚定地飞舞在我的眼前。昏暗的顶棚一字儿排开，直上云霄。一把硕大的扶手椅从沼泽里升了起来，好像底下有什么支撑。光滑的鸟飞过沼泽雾霾，栖息下来时，其中一只变成了一个床柱的木把手，另一只变成一柄酒壶。我聚集起我全部的意志力，凝神定睛，要驱散眼前这危险的乱象。芦苇上方，飞着真实的鸟，拖着火红的尾巴。空气中响着昆虫的嗡嗡声。格雷格森正在驱赶一只杂色的苍蝇，一边赶，一边不忘辨别它的种类。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就把它捕进了网里。他的动作经历了奇怪的变化，就好像有人暗中操纵着他。我见他同一时间就做出了各种不同姿势，好像自己把自己甩出去一般，人仿佛是玻璃做的，一动就光影绰绰，样子各各不一。接着他又凝聚起来了，稳稳地站着。只见他抓住库克的肩膀不停地摇。 “你得帮我抬他，”格雷格森一字一顿地说，“要不是你背信弃义，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 库克还是没有说话，但脸渐渐涨得通红。 “听着，库克，你会为此后悔的，”格雷格森说，“我现在最后说一遍——” 就在这时，一件酝酿已久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库克像头公牛一般一头撞向格雷格森的胸口。两人都倒了下来。格雷格森不失时机地拔出左轮手枪，但被库克击落。于是两人扭在一起，抱成一团滚起来，发出震耳的喘气声。我望着他们，无可奈何。库克的宽背紧绷起来，脊梁骨透过衬衣清晰可见。不过突然间，他的背看不见了，能看见的是一条小腿，也是他的，长满棕红色的毛，暴起一道道青筋。这时格雷格森正压在他的身上，只见格雷格森的头盔跌落了，一晃一晃地滚远，像半个硕大的纸板做的鸡蛋。两人的身体扭打成一座迷宫，不知从这迷宫的何处，库克的手指抖抖索索蠕动出来，紧攥着一把生了锈却异常锋利的刀。这把刀插进了格雷格森的背，好似插进泥里一样，但格雷格森只是哼了一声，两人抱成团又滚了几滚。接下来我再看见我朋友的背部时，刀柄和上半段刀刃还露在外面。他的双手紧锁着库克的粗脖子，只听见那脖子在挤压之下嘎嘎直响，库克的腿也在一蹬一蹬地抽搐。他们使尽全力进行了最后一搏，这时露在外面的刀刃只有四分之一了——不，只有五分之一了——也不是，现在连五分之一都没了，刀刃彻底没入背中。格雷格森一直压在库克身上，这时安静了下来，库克也一动不动了。 我看着，这情景我觉得（我现在烧得迷迷糊糊）像是一场毫无害处的游戏，一阵儿后，他们就会站起来，缓过气息后，就会和和气气地抬着我穿越沼泽，去往凉爽的青葱小山，到达一个流水潺潺的阴凉之地。可是，就在我这要命的疾病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因为我知道再过几分钟我将死去——就在这最后的几分钟，所有的事情突然间变得一清二楚。我意识到发生在我身边的并不是我头脑发昏而幻想出来的游戏，不是披着面纱的迷幻症。当初迷迷糊糊时，反复出现的是令人不快的景象，好像我自己在一个遥远的欧洲城市（墙纸、扶手椅、盛柠檬的玻璃杯）。我意识到，那显眼的房间是虚幻的，因为死后一切都是虚幻的：生命装模作样地匆匆凑到一起，设备齐全的房屋原本不存在。我意识到，眼前的情况是现实，现实就在那片奇妙的、可怕的热带天空下，就在那些剑光闪闪的芦苇中，就在蒸腾在芦苇上方的水汽里，就在簇拥在平坦小岛周围的厚瓣花丛中；就在这个小岛上，就在我的身旁，躺着两具紧紧纠缠在一起的尸体。一旦明白了眼下的情况，我发现自己体内有了力量，便爬到他们身边，从我的领路人、我的朋友格雷格森身上拔出那把刀来。他死了，真的死了，他衣袋里的小瓶子也破了，碎了。库克也死了，他那炭黑色的舌头从嘴里吐了出来。我掰开格雷格森的手指，把他的身体翻转过来。他的唇半张着，沾满血。他的脸，好像已经僵硬了，看样子没有刮干净。眼皮之间露出蓝莹莹的眼白。我最后一次清醒而又清晰地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切——他们磨掉了皮的膝盖，四周盘旋着成群的绿头苍蝇，其中的母苍蝇已经准备在他们的膝盖上找地方产卵了。我伸出瘫软的手摸索着，从我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可是这时我全身瘫软无力，便坐下来，垂下脑袋。不过我还是战胜了这难捱的死亡之雾，抬眼往四面观瞧。蓝天，炎热，孤寂……我为永不还家的格雷格森深感惋惜——我甚至想起了他的妻子，他家的老厨师，他养的鹦鹉，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事情。接着我又想起了我们的发现之旅，想起了我们发现的珍贵物品，尚未描述过的稀有动植物，如今这些动植物永远不会由我们来命名了。我孤独一人。闪闪芦苇渐渐朦胧，火红的天空渐渐暗去。我的目光随着一只纤细的甲虫移动，它正在爬过一块石头，但我没有力气抓住它。我周围的一切都暗淡下去，只剩下光秃秃的死亡景象——几件实用的家具，四堵墙壁。我最后的动作是打开那本被我的汗水打湿了的书，因为我一定要写下一番记述。可是，唉，书从我手里滑落了。我在毯子上找了个遍，却再也不见它的踪影。 重逢 列夫有个兄弟，名叫塞拉菲姆，年龄比他长，身形也比他胖。尽管在过去的九年里——哦，不对，等等……上帝，是十年，十年多了——很可能他已经变瘦了，可谁知道呢。过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列夫离开了俄罗斯，塞拉菲姆却留了下来，离开留下都纯属偶然。事实上，列夫可以说是个左翼分子，而塞拉菲姆呢，刚从理工学院毕业，除了他专攻的学科领域，对其他事情概不关心；对于政治动向，更是谨言慎行……真是奇怪，太奇怪了，一会儿他就到家里来了！需要来一个拥抱吗？毕竟分别这么多年了……他是个专家。英文是specialist，简略成了spets。唉，这样掐头去尾简略了的词就像剁掉了的烂鱼头…… 那天早晨，列夫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说德语的陌生女人告诉他说塞拉菲姆来了，想今晚过来拜访，因为他明天又要离开。虽然列夫早就知道他哥哥在柏林，但这消息对他来说，还是太过意外。列夫的一个朋友的朋友认识一个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因而他知道塞拉菲姆曾负责安排一些采购工作。他是个苏共党员吗？都十多年过去了…… 这么多年来，他们始终不曾联系过。塞拉菲姆对他弟弟的情况一无所知，列夫对他哥哥的情况也几乎一无所知。有几次，列夫在图书馆偶然看到过一些烟灰色的苏联文件，上面有塞拉菲姆的名字。“鉴于工业化的基本前提，”塞拉菲姆长篇大论道，“是广泛整合我们经济体制中的各种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所以农村的快速发展也就成了当前极其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列夫已经完成了布拉格大学的学业，虽然毕业有所推迟，也是情有可原的（他的论文写的是斯拉夫文化崇拜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如今，他正打算在柏林闯出一番天地，却又不知道该如何闯荡才是。是像列什车耶夫建议的那样贩卖些小装饰品，还是像富克斯建议的那样做个印刷商？顺便说一下，那晚正是俄罗斯的圣诞节，列什车耶夫、富克斯以及他们的太太们打算前来聚会。列夫用他最后那点钱买了棵十五英寸高的二手圣诞树，另外还买了些深红色的蜡烛，一磅烤干面包，半磅糖果。他的客人们说好要带点伏特加和葡萄酒来。然而，他一收到那个遮遮掩掩、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他哥哥要拜访他，就立刻取消了这次聚会。列什车耶夫夫妇外出了，他只好留话给女仆，说他有些突发事情要处理。当然，和他哥哥单独促膝而谈，已经是种折磨了，但情况有可能更糟……“这是我哥哥，俄国来的。”“很高兴认识你。对了，他们会不会又要呱呱乱叫了？”“你到底在说谁啊？我不明白。”尤其是列什车耶夫，他一向慷慨激昂，偏执难处……不行，这次圣诞聚会必须取消。 现在已经快晚上八点了，列夫在他那寒酸但却整洁的小屋里来回踱步，时而撞到桌子上，时而碰到单薄小床的白色床头板——尽管他生活拮据，但一向干净整洁。他身材不高，一件黑色西装早已穿得磨出了光泽，大翻领对他来说也显得太大了。他面净无须，鼻梁塌陷，貌不出众，眼睛窄小，略带迷离。他总是穿着鞋罩，为的是盖住他袜子上的破洞。最近他刚和妻子分居了。真想不到，她居然背叛了他！而且，看看她是为了谁做出这种事的吧，为了一个俗不可耐的人！为了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他把她的照片收了起来，否则他将不得不回答他哥哥提出的问题（“她是谁？”“我前妻。”“前妻，什么意思？”）。他把圣诞树也移走了，征得房东太太的同意后，把它放到了她的阳台上——否则，谁知道他哥哥会不会取笑一个流亡者的多愁善感呢。当初他为何首先买了棵圣诞树呢？无非是传统使然。宾客盈门，烛光摇曳，然后关掉电灯——这时就只有这棵小圣诞树独自发出幽幽的光，在列什车耶夫太太那美丽的双眸中映出明镜般的光泽。 他应该和哥哥聊些什么呢？是否应该轻松随意地告诉他内战期间自己在俄罗斯南部冒险的故事呢？是否应该开玩笑似的抱怨一下目前的贫穷状态（目前真是不堪忍受，令人窒息）呢？抑或应该表现得心胸开阔，以至于超脱了那些流亡者的怨愤，并且能够理解……理解什么呢？或许塞拉菲姆更乐意看到我一贫如洗，简单纯朴并且乐于与人合作的样子……可是和谁呢，和谁合作？或者，恰恰相反，他会攻击他、侮辱他、驳斥他，甚至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从语法上说，列宁格勒只能指内尔城。” 他给塞拉菲姆画像：厚实的斜肩，巨大的胶鞋。他家别墅前的花园里到处是水坑，他们的父母去世，革命开始……他们从来没有特别亲密过——即便上学时也不亲密。那时他们各有各的朋友，各有各的老师……他十七岁那年夏天，塞拉菲姆与住在附近别墅里的一位律师的妻子闹了段很不光彩的绯闻。那位律师挥舞着拳头，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而那个长着一张猫脸、并不年轻的女人，衣衫不整地在花园的林荫路上飞跑；花园后面什么地方传出恼羞成怒摔碎水杯的声音。还有一次，塞拉菲姆在河里游泳时差点淹死……这些就是列夫对哥哥比较真切的记忆，上帝知道这些加起来也顶不了多少。你常以为你可以准确无误地记住某个人的生动形象，然而当你逐一核实，就发现你所记住的很空洞，很贫乏，很肤浅——只是靠不住的表象，你的记忆其实是冒牌货。但不管怎么说，塞拉菲姆还是他的兄长。他吃起饭来食量惊人，做起事来有条不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有天傍晚，在茶桌旁…… 时钟敲了八下。列夫紧张地朝窗外望了一眼。外面下起了毛毛细雨，街灯笼罩在了氤氲的水汽里，人行道上残留着尚未化尽的白雪。这是个相对温暖的圣诞节。几条庆祝德国新年时留下的浅色纸带挂在街对面的阳台上，在夜色中瑟瑟飘动。这时前门门铃突然响起，列夫顿时觉得有一股电流直冲太阳穴。 塞拉菲姆比以前更高更胖了。他一边夸张地大口喘着气，一边抓起列夫的手。两人都满脸堆笑，却都没有说话。他穿着一件厚厚的俄式大衣，领子是阿斯特拉罕羊羔毛做成的，用钩子固定在大衣上，戴着一顶国外买的灰色帽子。 “到这边来，”列夫说，“脱下外衣吧。来，我给放这儿。我这地方好找吗？” “我是乘地铁来的，”塞拉菲姆气喘吁吁地说，“还行，还行。这么说这就是……” 他有点夸张地舒了一口气，坐到了扶手椅上。 “茶马上就好。”列夫赶紧说道，边说边摆弄洗涤池里的酒精灯。 “天气真是糟糕。”塞拉菲姆一边抱怨一边搓手。其实外面相当暖和。 酒精装在一个铜质球体里，拧一下大头螺钉，酒精就会渗进一个黑色的凹槽。但每次只能渗进一点点，然后拧紧螺钉，再拿火柴一点。一股微弱的淡黄色火苗蹿了出来，沿着黑槽流动，最后渐渐地熄灭了。这时再打开阀门，随着噗的一声响（金属底座处有一个高高的锡制茶壶，壶侧面有个很大的黑点，好像受过伤一般），就冒出来一股与刚才的黄火苗极不相同的蓝青色火苗，形状宛如一个饰有锯齿状边的蓝色皇冠。列夫对酒精灯的工作原理并不知晓，对此也毫无兴趣，只是按房东教的照做而已。塞拉菲姆一开始只是扭过头来看他摆弄酒精灯，不过他因身子发福，头只能扭到一定程度，于是后来干脆起身靠近，两人一起探讨这一设备。塞拉菲姆一边解释着它的工作原理，一边用手轻轻来回拨弄着螺钉。 “嗯，你过得怎么样？”他问道，然后又躺回到他坐着有点挤的扶手椅上。 “这个嘛——你也看得出来，”列夫说，“茶马上就好了。你要是饿了，我这里还有点香肠。” 塞拉菲姆谢绝了，使劲地擤了鼻子，谈起柏林来。 “他们已经赶超美国了，”他说，“看看这儿的交通就知道了。这个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知道，一九二四年我在这儿待过。” “那时我住在布拉格。”列夫说。 “我知道。”塞拉菲姆说。 沉默。两人都紧盯着茶壶，仿佛那里马上会有什么奇迹发生似的。 “水快开了，”列夫说，“先吃点糖果吧。” 塞拉菲姆拿了点糖，左边的脸颊动了起来。列夫还是不想坐下，因为一坐下就意味着要正式聊天了。他宁愿站着，或是在餐桌与床、床与水槽之间来回转悠。几片枞树叶散落在已经褪色的地毯上。突然，微弱的嘶嘶声停了。 “灯坏了。”塞拉菲姆用俄语说。 “我们能修好的，”列夫急忙说，“一会儿就能修好。” 原来是瓶子里没酒精了。“真可恶……你看，我得去房东那儿弄点酒精来。” 他出门穿过走廊，朝房东住处走去——真是傻到家了。他敲了敲门，但没人应答。不给一盎司的关注，便是一磅的蔑视。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句话？那是学童时代的一句格言，受到取笑不予理睬时就这么说。他又敲了敲门。到处一团漆黑。房东出去了。他摸着黑往厨房走去。厨房早就锁上了，似乎料到他会来一般。 列夫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与其说他是在考虑酒精的问题，不如说是趁机享受一下独处的那份轻松。回到那个气氛紧张的房间，跟一个安心坐在那里的陌生人促膝而谈，那是何等的痛苦。跟他能聊些什么呢？聊一聊以前某一期《自然》杂志里论法拉第的文章吗？不行，这行不通。他返回房间，看见塞拉菲姆站在书架旁，翻看着那些破书残卷。 “荒唐，”列夫说，“真是闹心。看在老天的分上，请原谅。也许……” （也许水马上就开了？不，水才刚刚温热呢。） “没关系。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喜欢喝茶。你读过很多书吧？” （他是否应该下楼去小酒馆买些啤酒呢？可是钱不够，那里也不能赊账。真该死，他把钱都花在糖果和圣诞树上了。） “对，读过一些，”他大声说，“真不好意思，太不好意思了。要是房东在……” “算了，”塞拉菲姆说，“我们就不喝茶了。就这么着吧。对，就这么着。那你的情况大致如何？身体怎么样？感觉还好吗？健康是最重要的。我嘛，不怎么看书。”他斜眼瞥了一眼书架，继续说道，“没有时间看。那天在火车上我碰巧看到……”。 走廊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请原谅，”列夫说，“这有烤面包和焦糖，你自己先随便吃点。我很快就回来。”他急匆匆地出去了。 “你怎么了，老兄？”电话里传来列什车耶夫的声音，“你在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你生病了吗？什么？我听不见，大点声。” “有点意外的事，”列夫答道，“你没有收到我的口信吗？” “哪有什么口信！赶快准备。今天是圣诞节。酒都买好了，我妻子还为你准备了礼物。” “不行啊，”列夫说，“我真的很抱歉……” “你可真古怪！听着，我不管你现在正做什么，赶紧停手。我们马上就过来。富克斯两口子也在这里呢。要不这样更好：你到这里来。奥莉娅，安静点！我都听不清电话了。你说什么？” “不行，我有……我很忙，就这样吧。” 列什车耶夫爆出一句国骂。“再见。”列夫对着已经挂了的电话尴尬地说道。 现在塞拉菲姆已将注意力从书本转移到墙上的一幅画上去了。 “是个生意上的电话，真是烦人，”列夫苦笑了一下，“不好意思啊。” “你生意很忙吧？”塞拉菲姆嘴里问道，眼睛却没有离开那幅石版画——画里是一个红衣女子和一条墨黑色贵宾犬。 “唉，也就是混口饭吃——给报纸写点文章，各种事情都写，”列夫含糊其辞地说，“你呢——你不会在这里待很久吧？” “我很可能明天就走。我顺便过来看看你，也就几分钟时间。今晚我还要……” “坐下，请坐下……” 塞拉菲姆坐了下来。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两个人都有点口渴了。 “刚才我们谈到书，”塞拉菲姆说，“因为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我简直没有时间看书。不过那天在火车上，因为无事可做，就随便拿了本书看。是本德国小说。内容当然很无聊，不过故事还算有趣。是写乱伦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他详细地复述了一遍书中的故事，列夫一边频频点头，一边盯着塞拉菲姆结实的灰色西装和丰润光滑的脸颊，边看边想：兄弟阔别十年，重逢就为讨论纳德·弗兰克写的庸俗废话，这值得吗？他讲得无聊，我听得无趣。对了，我们都想想，我原来想说什么来着……记不起来了。这是个多么令人痛苦的夜晚啊！ “对，我想我读过这本书。对，当下这是时髦话题。你再随便吃点糖果吧。没有茶，我真的过意不去。你说你发现柏林变化很大。”（真不该说这个——他们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了。） “变得美国化了，”塞拉菲姆说，“美国式的交通，美国式的高楼大厦。” 停顿了片刻。 “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你，”列夫支支吾吾地说道，“我知道这不是你的研究范围，不过这本杂志里……有些地方我不明白。比如，这里——他搞的这些实验。” 塞拉菲姆拿起杂志，开始解释：“这有什么复杂的？在磁场形成之前——你知道什么是磁场吧？那就好，在磁场形成之前，存在着所谓的电场。把电力线置于一个平面上并使之穿过振荡器。注意，根据法拉第学说，磁力线是呈闭合状的，而电力线则永远是开放的。给我支铅笔——哦，不用了，我自己有一支……谢谢，谢谢，我自己有一支。” 接下来的好长时间里，他一直一边画图一边讲解，而列夫则毕恭毕敬地频频点头。他提到了杨、麦克斯威尔、赫兹等等，真是一场标准的讲座。最后他要了杯水。 “你看，我该走了，”他舔了舔嘴唇说，把杯子放到桌子上。“到时间了，”说着从腹部的什么地方掏出一块厚重的表，“对，到时间了。” “哦，别啊，再待会儿吧，”列夫嘟囔着，但塞拉菲姆摇了摇头。他站起来，往下拽了拽马甲，然后又盯着石版画中的红衣女子和黑色贵宾犬看了看。 “你能想起它的名字吗？”他问道，这时他脸上露出了今晚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微笑。 “谁的名字？” “哦，你知道的——季霍茨基，过去常常带着个小女孩和贵宾狗来我们家。那小狗叫什么名字来着？” “等一下，”列夫说，“等一下。对，的确如此。我马上就能想起来。” “那条狗也是黑色的，”塞拉菲姆说，“很像这只……我衣服放哪了？哦，在这儿呢，找到了。” “我想不起来了，”列夫说，“嘿，它叫什么名字来着？” “没关系，管它呢。我得走了。嗯……很高兴见到你……”塞拉菲姆尽管身体肥胖，可他很麻利地穿好了衣服。 “我送送你。”列夫边说边拿上他那件破旧的雨衣。 巧的是他们同时清了清嗓子，结果都不好意思起来。接着两人一路沉默着下了楼，走到大街上。外面正下着毛毛细雨。 “我打算乘地铁走。它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它身子是黑色的，爪子是彩色的。我的记性真是太差了。” “它名字里有个字母k，”列夫回答说，“我敢肯定——名字里有个字母k。” 他们穿过了街道。 “天气真潮湿，”塞拉菲姆说，“嗯，嗯……难道我们永远也想不起来了？你说名字里有个字母k？” 他们过了街道拐弯。街灯，水坑，黑黝黝的邮政大楼。那个年老的女乞丐像往常一样站在邮票自动出售机旁，伸出一只托着两个火柴盒的手。街灯的微光映照着她凹陷的脸颊，一滴明亮的水珠在她的鼻孔下方颤动。 “真可笑，”塞拉菲姆说道，“我知道那名字就在我的某个脑细胞中，可就是想不起来。” “叫什么来着……是什么名字呢？”列夫插话说，“真可笑，我俩都记不起来……你记得吗，有一次它走丢了，你和季霍茨基带来的那个女孩还在树林里走了好几个小时找它。我确定它名字里有一个k，可能还有个r。” 他们到广场了。在广场的对面，一块镶嵌着珍珠马蹄铁图案的蓝色玻璃正在闪烁——那是地铁的标志，沿着石阶就可以下地铁了。 “那女孩真是个天生尤物，”塞拉菲姆说，“算了，不管了。你自己保重，我们或许还会再见面的。” “好像是塔克……还是特里克……都不对，我还是想不起来。没指望了。你也保重。祝你好运。” 塞拉菲姆摊开手掌，挥手告别，然后拱起宽阔的后背，消失在夜色深处。列夫开始慢慢地往回走，他穿过广场，经过邮局和那个女乞丐……突然，他猛地停了下来。他记忆深处的某个地方动了一下，仿佛里面有个很小的东西被唤醒了，然后它开始骚动起来。那个词虽然还不明晰，但它的影子已经从角落里溜出来了。他很想一脚踩住那个影子，免得它再次逃之夭夭。哎呀！太迟了，突然，全都消失了。不过就在此刻，他的大脑不再紧绷，那东西又动了起来。这一次它比较清晰，像寂静的房间中一只老鼠从裂缝中钻了出来，一个活生生的单词轻轻地、悄悄地、神秘地出现了……“伸出你的爪子，乔克。”是乔克！乔克，多么简单的一个词啊…… 他不由自主地回头张望，心想此刻坐在地铁上的塞拉菲姆可能也记起来了。真是一场令人沮丧的重逢。 列夫叹了口气，看看表，发现时间还不算太晚，就决定去列什车耶夫家。他只要在他家窗下拍拍手，他们就会听到，让他进去的。 嘴对嘴 小提琴仍在呜咽着演奏，倒像是一曲激情与爱的赞歌，但伊琳娜和深深被打动了的多利宁已快步移向出口。春天的夜晚吸引着他们，弥漫在他们之间的神秘气息吸引着他们。两颗心宛如同一颗心在跳动。 “把你衣帽间的票给我。”多利宁说。 （删去） “拜托，让我去取你的帽子和风衣。” （删去） “拜托，”多利宁说，“让我去取你的东西。” （在“你的”和“东西”之间插入“还有我的”） 多利宁走向衣帽间，出示了他的小票之后 （改为“出示了两张小票”）—— 写到这里，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塔尔陷入了沉思。在这里磨磨蹭蹭不好，实在不好。刚刚出现了一个令人欣喜若狂的高潮：孤独年老的多利宁与一个陌生姑娘之间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那姑娘身穿黑衣，恰巧和他共用一个包厢，于是二人决定逃离剧院，远远离开那些女装和军服。作者臆想在剧院外的某个地方有个库佩钦斯基或者察斯基公园，那里花香虫鸣，陡壁林立，繁星满天。作者急不可耐地要将他的男女主角置于这星光灿烂的夜空之下。可是衣服总归得取，这就有伤情趣。伊利亚·鲍里谢维奇重读了自己写的东西，鼓起脸颊，盯着水晶镇纸，最终决定牺牲情趣，据实而写。但这样写并不简单。他的所学局限于抒情，描写自然、抒发情感那是得心应手，但要写日常琐事，就觉得困难重重。比如如何开门关门，如何在来人众多的屋子里握手寒暄，一两个人如何向很多人打招呼等。还有更麻烦的事，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用起代词来老是指向不清。比如用“她”这个代词，该词用法很逗，在同一个句子中既可以指女主角，又可以指女主角的母亲或姐妹。所以为了避免重复一个名字，就经常要写成“那位女士”或者“她的对话者”，尽管前后并没有出现对话。对他来说，写作是一场与日常用品之间的不平等竞赛。奢侈品写起来好像容易得多，但即使是奢侈品也时不时起来造反，让他卡壳，弄得他无法自由行动——这会儿，好容易写完了更衣室的忙乱，又马上要写手握一支精致手杖的男主角。写了手杖闪闪发亮的丰满圆头后，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由衷地开心，可是，唉，他没有料到，下面就要写多利宁双手摸着年轻姑娘柔软的身躯，要抱着伊琳娜蹚过一条春天的小溪，这时拿这么贵重的手杖怎么办。对这东西只字不提也不妥，真是难死人了。 多利宁也就是“有点老”，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塔尔很快就五十五岁了。多利宁“极为富有”，但他的生财之道如何，没有详细交代。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经营着一家浴室装修公司（顺便说一下，正是那一年，有几家地下车站墙壁开裂，公司受委任用瓷砖补墙），收入颇丰。多利宁住在俄罗斯——很可能是俄罗斯南部——在大革命很久之前初遇伊琳娜。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住在柏林，于一九二○年携妻带子移民过来。他从事文学创作时间很长了，但成果不多。为一个当地商人写过讣告，登在《哈尔科夫先驱报》（一九一○）上，那位商人因其自由主义观点而闻名一时。还写过两首诗，同样刊载于该报（一九一四年四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再就是出版了一本书，内容还是那篇讣告和那两首诗——当时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荼，出一本这样的书算是很不错了。最后，刚到柏林时，他写了一篇小文章《跋山涉水的旅行者》，刊载在芝加哥出版的一份简陋的流亡日报上。不过那份报纸很快如烟雾一般消失了，投向其他报刊的既没有退稿，也没有回音。接下来的两年中创作沉寂下来：妻子患病去世，通货膨胀，生意千头万绪。他儿子在柏林上完高中，进入了弗莱堡大学。如今到了一九二五年，他开始步入老年，这个生意兴隆但总体上又十分孤独的人心里痒痒的，又想当作家了。那渴望极为强烈——唉，不为名声，只为引起读者的热心关注——于是他决心放手去做，写一部长篇小说，并自费出版。 小说中的男主角是心情沉重、悲观厌世的多利宁，听到了新生活的号角（就在衣帽间几乎决定命运的一停之后），陪伴着他那位年轻的伴侣走进了四月之夜，写到这里小说的题目已经有了，就叫《嘴对嘴》。多利宁让伊琳娜搬进他的公寓，不过到现在两人还没有任何男欢女爱的事情。他心中所愿是她自动来到他的床前，冲他喊道： “接受我吧，接受我的童贞，接受我的痛苦。你的孤独就是我的孤独，不论你的爱是长是短，我都做好了一切准备。到处春光明媚，召唤着我们莫辜负大好青春。天空和苍穹展现出神圣的美，我爱你。” “极富感染力的一段，”尤夫拉茨基说，“我敢说爱得坚如磐石。很有感染力！” “这不无聊吗？”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塔尔翻过角质架眼镜看了一眼，说道，“无聊不？实话实说。” “我觉得他会糟蹋了她。”尤夫拉茨基沉思道。 “Mimo, chitatel, mimo（错了，读者，你错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回答道（误用了屠格涅夫的话）。他自鸣得意地笑笑，把手稿甩甩放下，盘起两条肥腿，这样坐更舒适一些，然后接着往下读。 他把小说一点一点地读给尤夫拉茨基听，慢得就像创作时写的速度一样。尤夫拉茨基是在一次慈善募捐音乐会上偶然遇到的，当时是个流亡记者，说是“有名有姓”，其实有十来个笔名。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原来认识的人都是德国产业圈子里的人，但现在他参加流亡人士的会议，听讲座，看业余戏剧，还学着以文会友。他和尤夫拉茨基尤其投缘，觉得他的见解条条新鲜，虽说尤夫拉茨基的见解不过是我们都熟悉的时下话题而已。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经常邀请他，两人一起喝白兰地，谈论俄国文学。准确点讲，是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谈论，请来的客人只是如饥似渴地听，零零星星捡点笑料，以后用来款待自己的朋友。说来也是，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的见解分量不轻。他说起普希金来头头是道，但他对普希金的了解主要来自三四部歌剧，倒对普希金有个总体把握，发现他“庄严平静，无法打动读者”。他对当前的诗歌情况了解甚少，只记得两首诗，都是有政治倾向的。一首是维恩伯格（一八三○至一九○八）写的《大海》，还有斯基塔列茨（也就是斯捷潘·彼得洛夫，生于一八六八年）写的著名诗行，尾韵用“dangled”（上绞架）和“entangled”（卷入革命阴谋）相押。难道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喜欢拿“颓废派”打趣逗乐？对了，他喜欢，但必须指出，他倒是坦承他不懂诗。不过他爱谈论俄国小说。他尊敬卢戈沃伊（二十世纪初一位二流的乡土作家），欣赏柯罗连科，认为阿尔奇巴舍夫(1) 会使年轻读者堕落。说到现代流亡作家写的小说，他总是信手一挥，打个俄罗斯“百无一用”的手势，连说“枯燥，枯燥”，听得尤夫拉茨基心醉神迷，如痴如狂。 “作家嘛，就得有激情，”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反复地说，“还要有同情心，敏感，公正。也许我是个跳蚤，无足轻重，但我有我的信条。至少要让我笔下的一个词嵌入读者的心。”一听这话，尤夫拉茨基便抬眼偷偷瞟他，心里不无痛苦地想明天说不定又要听一场同样的报告。一人捧腹大笑，一人有苦难言。 八*零*电*子*书 *w*w*w*.t*x*t*8 *0.*c*o*m 终于到了这一天，小说的初稿完成了。朋友建议去咖啡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用庄重的口吻神秘地回答说：“不可能。我正在修改润色。” 他的修改润色有一部分是对一个过于频繁出现的形容词发起攻击，就是“molodaya”一词，“年轻”的意思（阴性词），时不时拿“yunaya”一词来换，这个词意思是“青年人的”，他读来带着地方口音，好像多了一个辅音，变成了“yunnaya”一般。 几天后的傍晚，库达姆大街上的一个咖啡馆，红绒长沙发，两位绅士，随便一瞧，好像是两个生意人。一个满脸敬意，甚至神情肃穆，不抽烟，胖脸上一副深信不疑、古道热肠的样子。另一个——瘦高个，浓眉倒竖，两道考究的皱褶从三角形的鼻孔垂下，一直通到下嘴角处，嘴上叼着一支还没有点燃的香烟，斜着突在一边。只听第一个人用平静的声音说：“我灵机一动，已经想好了结局。他死了，对，他死了。” 沉默。红绒长沙发柔软舒适。大型落地窗外，一辆半透明的电车一闪而过，宛如鱼缸里一条艳丽的鱼。 尤夫拉茨基打着了打火机，点燃了香烟，从鼻孔里喷出烟来，说道：“告诉我，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为什么不先在文学杂志上来个连载，再出书？” “可是，你看，我没那么大面子。连载出书的总是那么一些人。” “胡说。我有个小小计划。容我三思。” “那我当然高兴……”塔尔迷迷糊糊地低语道。 几天以后在塔尔的办公室，那个小小计划亮相了。 “把你的东西寄给，”尤夫拉茨基眯起眼睛，放低声音说道，“寄给《阿里昂(2) 》。” “《阿里昂》？那是什么？”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紧张地轻拍着他的手稿说。 “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是最好的流亡评论期刊的名字。你不知道这个期刊？啊呀呀！今年春天出了第一期，第二期预计秋天出版。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你应该紧跟文学的潮流啊！” “可是怎么和他们联系呢？只要寄给他们就可以了吗？” “正是。把书稿直接寄给编辑。期刊是在巴黎出版的。你不会从没听过加拉托夫这个名字吧？”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羞愧地耸耸肥肩。尤夫拉茨基满脸失望地解释说：“他是个作家，大师，开创了新的小说形式，结构错综复杂。加拉托夫就是俄国的乔伊斯。” “乔伊斯。”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呆板地跟着他重复了一遍。 “首先把书稿打出来，”尤夫拉茨基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了解一下这家杂志吧。”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去了解了。在一家俄罗斯流亡书店里，有人递给他一卷厚厚的粉红色书。他买下了这本书，自言自语地说：“年轻的事业。要鼓励。” “年轻的事业结束了，”店主说，“统共也就出了一期。” “你有所不知，”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笑着答道，“我确定无疑地知道下一期将在秋季出版。” 一到家，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就拿出一把象牙白的裁纸刀，整整齐齐地裁下几篇该杂志的文章。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篇晦涩难懂的散文，是加拉托夫写的，另有两三篇短篇小说，是几位不太知名的作家写的。还有几首朦胧诗，再就是一篇署名提格里斯的文章，讨论德国产业问题，极有见地。 唉，稿子寄去他们也不会用，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苦恼地想。他们都是一伙的。 虽然如此，他还是在一家俄语报纸的广告栏里找到了一位叫洛班斯基的女士（速记员兼打字员），把她叫到自己的公寓，怀着无限深情开始对她口述。念到激情沸腾时，便抬高声音——还不时瞥一眼洛班斯基女士，看看她对小说的反应。她俯身对着写字板，手里的铅笔疾走如飞——一个小巧的女人，皮肤黝黑，前额上长着疹子。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在书房里大步绕圈，说到某一段引人入胜之处，就会紧紧围着她绕圈子。第一章快结束时，他的叫声震得屋子发抖。 “他的昔日岁月在他看来整个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吼道，接着又用办公时的普通声音说，“将今天所述打出来，明天备用。打五份，宽边距。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在这里见面。” 那天晚上，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躺在床上不停地想，给加拉托夫寄去小说时该对他怎么讲（“……期待您严格的评判……我的作品在俄国和美国都发表过……”）。第二天上午——真是命运垂青，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收到了来自巴黎的信： 亲爱的伊利亚·鲍里谢维奇： 我从一个我俩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你完成了一部新的巨著。因为我们下一期要登点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阿里昂》编辑部会很有兴趣看到你的作品。 多么奇怪啊！前两天我还无意中想起了登在《哈尔科夫先驱报》上的你的小画像。 “有人记得我，有人要我的作品，”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心慌意乱地说道。慌乱之下跌坐进扶手椅中，侧身给尤夫拉茨基打电话——高兴得忘乎所以，拿着电话听筒的手支在书桌上，另一只手伸展开来做了一个很大的手势，脸上笑开了花。他拖长声音说“喂，老兄，喂，老兄”——突然间桌子上各种发亮的物品开始晃动，连接在一起，溶解在一片湿漉漉的海市蜃楼中。他眨眨眼睛，所有的东西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尤夫拉茨基无精打采地回答说：“哎，好了，作家老兄。时来运转，常有的事。” 五堆打好的稿子越堆越高。多利宁办了一桩又一桩事，至今没得到女友的芳心，不料发现女友看上了另一个男人，一个年轻的画家。有时候，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在自己的办公室口述小说，德国打字员在别的房间打字，听见吼声远远传来，觉得奇怪，老板是世上少见的好脾气，他这是在训谁呢？多利宁和伊琳娜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伊琳娜说她永远不会离开他，因为她非常珍视他美丽而孤独的心灵，然而可惜啊，她的身体却属于另外一个人。多利宁听了，默默地欠欠身。最后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他立了个对她有利的遗嘱，然后开枪自杀（用的是一杆毛瑟枪）。也就是在这一天，洛班斯基女士拿来了最后一批打字稿，伊利亚·鲍里谢维奇面带快乐的微笑，问该付她多少钱，还打算要多付点。 他如醉如痴地又读了一遍《嘴对嘴》，然后交了一份给尤夫拉茨基，请他修正（洛班斯基女士对书稿已经做了精心的编辑，凡有和她的速记记录不相吻合之处都一一标明）。尤夫拉茨基要做的事只是用红色铅笔在开头几行中照自己的心思加个逗号而已。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虔诚地将那个逗号转到了他给《阿里昂》的终稿之中，最后给小说署了个笔名。这个笔名由“安娜”演变而来（安娜是他死去的妻子的名字）。他将每一章都用一个细长的夹子夹好，又附上了一封长信，最后连稿带信都装进一个结实的大信封里，称好重量，亲自带到邮局，挂号寄出。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将邮局的收据塞进钱包，准备战战兢兢地等上好几个星期。然而，加拉托夫的回信来得出奇地快——第五天就到了。 亲爱的伊利亚·鲍里谢维奇： 编辑部收到您寄来的材料，惊喜若狂。我们很少有机会拜读如此清晰刻画人类灵魂的作品。你的小说，用歌唱芬兰悬崖的诗人巴拉丁斯基 (3) 的话讲，用独特的面部表情打动了读者。它散发着“苦涩和柔情”。有一些描写，例如一开头对剧院的描写，与我国经典作家笔下的描写不相上下，从某种意义上讲，甚 至有所超越。我这么说是负责任的，这个责任我完全明白。你的小说本可能会是我刊的一个真正亮点。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心情稍稍安定下来后，立刻步行去了蒂尔加滕公园(4) ——没有坐车去办公室。到了公园，他坐在一条长凳上，望着苍苍大地上的起伏弧线，想着他的妻子，想象她知道了这消息该有多高兴。过了一会儿，他去见尤夫拉茨基。他正躺在床上抽着烟。他们一起逐行分析那封信。分析到最后一行时，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小心地抬起眼睛，问道：“告诉我，你认为他为何用‘本可能会’而不用‘将会’？是不是他以为我高兴得昏了头，不把小说给他们发表了？要么这么说仅仅是讲究措辞而已？” “恐怕另有原因，”尤夫拉茨基答道，“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是为了顾全面子而瞒下了什么隐情。其实这家杂志快要倒闭了——对，我刚刚得知的消息正是如此。你知道，流亡公众消费的东西都是垃圾，《阿里昂》则意在高端读者。那么好了，后果便是倒闭。” “我也听到不少传言，”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忐忑不安地说道，“不过我原以为那是竞争对手散布流言，要么纯属无稽之谈。难道真有这种可能，第二期永远不出了？这也太可怕了！” “他们没有资金。刊物讲究理想，不偏不倚。这样办刊物，唉，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怎么……怎么会这样呢！”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叫道，打了个俄国人泼水的手势，表示沮丧无奈。“他们难道没有接受我的作品吗？他们难道不想刊登它吗？” “是呀，太糟糕了，”尤夫拉茨基平静地说，“顺便告诉我……”他转移了话题。 那天晚上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苦苦思索，暗自忖度。第二天早上给他的朋友打了电话，向他提出财政性质的问题。尤夫拉茨基的回答听音调无精打采，意思却说得极其到位。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又深思了许久，第二天让尤夫拉茨基向《阿里昂》出了个价。他提出的金额被接受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往巴黎转了一笔款。他收到了回复，并附信一封，说是深表谢意，还透露消息，大意是下一期《阿里昂》一个月后出版。附言中还提出了一个很有礼貌的请求： 请允许我们印上“该小说由伊利亚·安年斯基创作”的字样，不印您原来建议的“伊·安年斯基”字样。不然的话，会引起误解，以为是被古米廖夫 (5) 称为“皇村最后一只天鹅”的那个作家。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回复道： 对，理所应当。我只是不知道已经有作家用过这个名字。我非常高兴我的作品能刊登。烦请杂志出版后尽快寄给我五本。 （他想到了一位老表姐，还有两三个生意上的熟人。他的儿子不懂俄语。）从此他的生命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成了他的一句口头禅“顺便说说”。从此要么在俄文书店里，要么在侨民艺术朋友的聚会上，要么就在西柏林一条大街的人行道上，总会有个你不怎么认识的人和气可亲地跟你搭话。他文质彬彬，和善友好，戴着角质架眼镜，握着手杖，挡住你和你闲聊，说说这个，又说说那个，不知不觉间从这个话题或者那个话题绕到文学上来，然后会突然说：“顺便说说，这是加拉托夫写给我的信。对——加拉托夫。俄国的乔伊斯加拉托夫。” 你拿起信来溜了一眼： ……编辑部……惊喜若狂……我国经典作家笔下……我刊的一个真正亮点。 “他把我取自教父的名字搞错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呵呵一笑说，“你看作家都是这样的：心不在焉！期刊将在九月出版，那时你就可以读到我的小作品了。”说罢将信放回钱包，匆匆离去，神色不无忧虑。 失意文人，受雇记者，已被人遗忘的报纸特约评论员，纷纷嘲笑他，言语粗野。这种乱叫声只有虐猫的小混混才会发出，这样的火花只会闪现在情场失意的小老头眼睛里，也只有这种人才讲特别肮脏的故事。当然了，这都是在他背后戳戳点点，但戳点得极为放肆，不管场合，极尽高声大嗓之能事。不过他犹如发情期的松鸡一般，世上有何动静一概不知，所以这些戳戳点点他很可能一句也没听见。他我行我素，握着手杖，俨然一位小说新秀的姿态，还开始给他儿子用俄语写信，信里的绝大多数词语翻译成德语，夹在字里行间。办公室里的人都知道伊·鲍·塔尔不但是个优秀人才，也是一位Schriftsteller(6) 。他的一些生意伙伴向他吐露恋爱秘密，作为他可能用到的主题。对他来说，只要感到一阵热风吹来，那就是马上要从前厅或后门拥入大批移民乞丐了。公众人物满怀敬意向他打招呼。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真的是受到了尊敬和名誉的包围，这个事实不容否认。凡是俄语背景的文化人聚会，没有一次不提他的名字的。至于他的名字是怎样 被提到的，又遭到什么样 的讥笑，那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事情本身，方式方法无所谓，这才是智者本色。 到了月底，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不得不离开柏林去出一趟枯燥的公差，因此他错过了几家俄语报纸上刊登的关于《阿里昂》第二期即将出版的广告。当他回到柏林时，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包裹已经在门厅的桌子上等着他。他没有脱外套，立马打开了包裹。粉色的、厚厚的、很酷的一大摞。封面上印着“阿里昂”几个紫红色的大字。一共六本。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伸手打开一本。书啪啪作响，听来悦耳，但就是打不开。没长眼，这是新书！他又试了一遍，瞥见一些极为陌生的外文短诗。他把那些没切齐的书页从右往左翻——碰巧翻到目录栏。他的目光迅速掠过篇目和作者名，却没见自己，他不在目录栏里！书又翻不利索了，他加了点劲，翻到目录的末尾。照样没有他！仁慈的上帝，这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啊！肯定是出了意外，从目录栏里略去了。这样的事常发生，常发生啊！他这时正好在书房，便抓起他的白色小刀，将它插入书的肥厚肉中。目录上先是加拉托夫，这是自然之事，然后是诗歌，再后是两则故事，接着又是诗，再接着是散文，再往下便是无关紧要的小东西了——述评、评论等。突然间一阵万事皆空的感觉袭来，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浑身瘫软。事已至此，无法可想。也许他们要登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会在下一期把他的小说印出来。啊，那是肯定的！可是那又是新的一段等待——罢了，我就等吧。柔软的书页在他的拇指和食指间一页一页地翻过。好漂亮的纸张。唉，这也至少有我的绵薄之力。总不能坚持要求印自己的，不印加拉托夫或别人的吧——还有这里，突然间冒出这样的句子，温暖人心的亲切句子，犹如手按在臀部的俄罗斯舞蹈，舞步轻盈，旋转着远去，远去：“……她那稚嫩的、还没有成型的胸脯……小提琴仍在呜咽着演奏……两张小票……春天的夜晚开着一辆小轿车来迎接他们——”翻到反面一页，果然不出所料，就像铁轨过了隧道继续前行一般：“风的呼吸宜人而又多情……” “怎么回事，我竟然没有早早料到！”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失声叫道。 这一篇题目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序言”。作者署名是“安·伊利因”，括号里写着“待续”。短短一点东西，占三页半纸，然而是多么美好的一点点啊！是序曲，好高雅。“伊利因”这个名字也比“安年斯基”好听。要是署成了“伊利亚·安年斯基”，那才叫乱呢。不过为什么题目是“序言”而不是“《嘴对嘴》第一章”呢？唉，算了，这都不重要。 他又把那点东西读了三遍。然后他把杂志放到一边，在书房里踱步，随心地吹了一阵口哨，好像任何事情都没发生过一般。对了，那本书躺在那里——不就是一本书吗——谁在乎呢？于是他冲了过去，一口气又把那点小东西读了八遍。然后他到目录里去找“安·伊利因，二百○五页”，找到了二百○五页，又把他的“序言”再读一遍，尽情享受一词一句。他就这么反复玩味了好长时间。 从此以后，拉住个人让看的不再是那封信，而是这本杂志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经常腋下夹着一本《阿里昂》，只要碰到一个熟人，便打开那卷杂志，翻到已经习惯自动演示的那一页。一些报纸对《阿里昂》进行了评论。第一条评论根本就没有提伊利因这个名字。第二条提到了：“伊利因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序言》肯定是开了个玩笑。”第三条只说了伊利因和另一个作者是该杂志的文学新人。最后，第四位评论者（登在一家好像是波兰什么地方的小刊上，印制精美，注重学术品位）这样写道：“伊利因的作品以真诚取胜。作者以音乐为背景，描绘了爱情的萌生。该作品有众多不容置疑的好品质，其中一条应该提及，那就是高妙的叙事风格。”一个新纪元开始了（在“顺便说说”的纪元和展示杂志的纪元之后）：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总是从钱包里掏出这些评论来。 他很开心，又买了六本《阿里昂》。他很开心，沉默很容易诠释为惰性，诋毁很容易诠释为敌意。他很开心。“待续。”后来一个星期天，尤夫拉茨基打来了电话：“猜猜”，他说，“知道谁想和你讲话么？加拉托夫！对，他在柏林已经待了两天了。我把话筒给他了。” 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接话了。是一个有磁性的、悦耳的、柔和的、富有魅力的声音。定好了见面时间。 “明天下午五点在我这儿见，”伊利亚说，“你今晚不能来真是遗憾。” “真是遗憾，”那个有磁性的声音又说道，“你看，朋友们硬拖着我去看一部可恶的戏剧——《黑豹》，不过我也有好久没有见到亲爱的叶连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了。” 叶连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加里纳是个风韵犹存的老演员，从里加来，在柏林的一家俄语剧院里担任全部剧目的女主角。演出八点半开始。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独自用过孤寂的晚餐后，突然看了一下手表，会心地笑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剧院。 那个所谓的“剧院”其实就是一个大厅，用来讲演可以，不适合演戏。表演还没有开始，一张不正规的海报上，叶连娜斜倚在豹皮上，豹子是她的爱人为她猎杀的，这个爱人后来把她也杀了。俄语交谈声在寒冷的大厅里响起。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把他的手杖、圆顶高帽和大衣交给了一位穿一身黑衣的老太太，老太太给了他一个标着号码的衣帽牌，他接过来顺手滑进马甲口袋里，然后悠闲地搓着手环顾大厅。附近站着三个人：一个有点眼熟的年轻记者；另一个是年轻记者的夫人（棱角分明的瘦女人，戴副眼镜）；还有一个陌生人，穿着华丽的西服，脸色灰白，留着一撮黑色的小胡子，长着一对绵羊般的漂亮眼睛，目光柔和，多毛的手腕上戴着一条金手链。 “可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啊？”那个女士轻快地对他说，“你为什么把它发表出来呢？因为你知道……”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攻击那个不幸的人了，”说话人中的一位说道，声音是富有磁性的男中音，“是啊，他才能平庸，没什么希望，这我承认，不过我们也显然有理由……” 他放低声音又说了些什么，那位女士把眼镜咔哒一合，厉声反驳道：“不好意思，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你们只是因为他在经济上资助了你们就登他的作品的话……” “Doucement, doucement。(7) 不要泄露我们编辑部的秘密。” 这时伊利亚·鲍里谢维奇遇上了那个年轻记者——也就是那个瘦女人的丈夫，记者愣了片刻，接着猛地哼了一声，晃着整个身子推着他妻子走开了。那瘦女人还在高声说着：“我并不在乎倒霉的伊利亚，我在乎的是做事的原则……” “有时候做事只好牺牲原则。”衣着华丽、声音好听的公子哥冷冷说道。 不过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已经不再听了。他眼前飘起一团迷雾，东西隐约可见。他极度沮丧，还没有完全弄清这桩事情的可恶性质，但他又本能地试图逃避，尽可能远离那些可耻的、可恶的、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他先朝朦胧昏暗的地方移动，那边卖的座位也是朦胧昏暗的。但紧接着他突然转身，差点撞上了急匆匆朝他走来的尤夫拉茨基，然后往衣帽间走去。 他看见了那个黑衣老太太。七十九号衣帽间。就在下边。他急不可耐，行色匆匆，大衣的一只袖子刚穿上，另一只胳膊便挥向后面准备伸进衣袖。这时尤夫拉茨基赶上了他，身边还有另一个人，另一个—— “见见我们的主编吧。”尤夫拉茨基说。这时加拉托夫一转眼珠，不想让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清醒过来，便装着帮他穿衣的样子，不停地拨弄他的衣袖，嘴里飞快地说：“因诺肯季叶·鲍里谢维奇，你好吗？很高兴认识你。开心一刻啊。让我帮帮你吧。” “看在上帝的分上，都到一边去吧，”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低声咕哝，扯着衣服，推开加拉托夫。“让开。恶心。我受不了。真恶心。” “显然闹了误会。”加拉托夫飞快插话道。 “都到一边去！”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叫道，使劲挣脱身子，从柜台上一把抓起礼帽，冲了出去，边走边穿大衣。 他沿人行道大踏步走去，边走边前言不搭后语地嘀咕。后来他双手一摊：他忘了他的手杖！ 他机械地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脚下无声无息地绊了一下，他停住了脚步，好似钟表的发条停了一般。 等演出一开始，他就回去取手杖。现在必须等几分钟。 小汽车飞驰而过，有轨电车摇响铃铛，夜色清澈、干爽，灯火闪闪，多好看的装点。他缓缓朝剧院走去，心下思忖，人老了，孑然一身，没什么好光景了，人老了就得掏钱买快乐。他还心想，也许就在今晚或明天，加拉托夫无论如何会来解释，劝说，讲道理。他明白凡事都得宽容对待，否则“待续”就无从谈起。他也告诉自己，他要得到完全认可，只有等到死后了。于是他打起精神，把他最近得到的所有零碎赞誉收拾成小小一堆，然后缓缓来回踱步，踱了一会儿后，返回剧院去取他的手杖。 (1) 　Artsybashev（1878—1927），俄国小说家，作品主要描写精神颓废者的生活，有些也反映了沙皇统治的黑暗。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死于华沙。 (2) 　Arion，古希腊半传奇性诗人和乐师，据说他创作了庆祝酒神节时唱的赞美歌。 (3) 　Yevgeny Baratynsky（1800—1844），俄国诗人，生于贵族家庭。一八一九年初进入军队服役，驻守芬兰，写下了咏颂芬兰的著名诗歌《芬兰》。 (4) 　Tiergarten，柏林市中心的绿地公园，昔日为皇家猎场。 (5) 　Nikolay Gumilyov（1886—1921），俄罗斯杰出诗人，现代主义阿克梅派宗师。出身贵族，才华卓越，酷爱冒险和猎奇，曾游学欧洲，并三次深入非洲探险。著有《珍珠》、《征服者之路》等诗集和一系列诗评。一九二一年被秘密警察逮捕并杀害。 (6) 　德语，作家 。 (7) 　法语，轻点声 。 菠菜 在圣彼得堡大厦里最大的房间是图书馆。彼得开车上学之前都要往图书馆里看看，跟他父亲道声早安。里面是钢铁的噼啪声，鞋底的刮擦声：每天早晨他父亲都要应付马斯卡拉先生，一个年长的法国人，极其矮小，戴着橡胶拳击手套，长着黑鬃般的毛发。每个星期天，马斯卡拉来给彼得教授体操和拳击——他经常由于消化不良而中断课程：一去就是半个钟头，穿过秘密通道，穿过书架丛中的峡谷，穿过昏暗幽深的楼道，前往一楼的一个厕所。彼得把自己发烫的细手腕塞进巨大的拳击手套里，伸展四肢躺在皮扶手椅上等老师回来，听着寂静中的嗡嗡轻响，眨着眼睛抵御瞌睡。冬日早晨的灯光似乎总是呆滞的黄褐色，照在松香气味的油布上，照在靠墙排列的书架上，照在紧紧挤在书架上没有防护的书脊上，照在黑色绞架一般的梨形拳击球上。平板玻璃窗外，轻柔的雪花密密实实地缓缓飘落，优美的宁静中显得有点枯燥。 最近在学校里，地理老师别列佐夫斯基（写过一部小册子，《清晨之地：朝鲜和朝鲜人》，文中附有十三幅插图，一幅地图）捋着他的黑色小胡须，出人意料、不合时宜地告知全班，马斯卡拉正在给彼得私授拳击课程。大家都盯着彼得看，看得他不好意思，脸涨得通红，甚至有点浮肿起来。课间休息的时候，那个最强壮、最粗野、最落后的同学休金走到他身边，咧嘴一笑说道：“来，表演一下你是怎么打拳的。”“让我一个人静会儿。”彼得轻轻答道。休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冲彼得的小肚子就是一拳。彼得十分恼怒。他照马斯卡拉先生所教，一个左直拳，打得休金鼻子流血。休金片刻间头晕目眩，接着一条手帕上全是血点子。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后，休金扑倒彼得，开始又撕又打。尽管全身受伤，彼得还是觉得很满足。血继续从休金的鼻子里流出来，流了自然史整整一堂课，算术课上不流了，宗教学课上又滴滴答答流开了。彼得觉得很有意思，悄悄地从旁观察。 那年冬天，彼得的母亲带着彼得的姐姐玛拉来到芒通镇。玛拉确信自己会死于肺结核。他姐姐是个没完没了爱说刻薄话的年轻女士，死了后彼得倒没觉得痛苦，但他母亲走了后，他却忍受不了。他非常想念她，尤其是晚上。他很少见到父亲。父亲在一个被称作国会（那里两年前天花板塌了下来）的地方忙碌。还有一个叫立宪民主党的东西，既和党没关系，也和立宪民主没关系。曾几何时，彼得不得不到楼上单独吃饭，由一位谢尔登小姐作陪——这位小姐黑头发，蓝眼睛，打着一条横道的针织领带，穿着一件肥大的衬衫——楼下怪物一般膨胀起来的衣帽架旁堆积了整整五十双橡胶手套。他要是从前厅往放着丝面土耳其沙发的侧房走去，就能突然听见——还得是远处的什么地方有位男仆打开门的时候——刺耳的喧闹声，像动物园的嘈杂声，还有他父亲遥远却清晰的说话声。 在一个阴沉的十一月早晨，彼得的学校同桌德米特里·科尔夫从他的花书包里掏出一本廉价的讽刺杂志递给彼得。开头几页的一页上有一幅卡通画——绿色为主色调——画的是彼得的父亲，还附有一首广告歌。扫了一眼歌词，彼得看到中间的几句： V syom stolknavenii neschastnom Kak dzentelmen on predlagal Revolver, sablyu il’ kinzhal. 在这次不幸的殴斗中 他表现得像一位绅士 交出了左轮手枪、匕首，要么是重剑。 “这是真的吗？”德米特里低声问（已经上课了）。“你说‘真的’是什么意思？”彼得也低声回问。“你们两个安静。”俄语老师阿列克谢·马特维奇打断他们说。这位老师农夫模样，讲话结巴，嘴唇上方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瘤，穿着螺纹裤子的腿很有名气：走起路来双脚缠绕——右脚放在左脚该放的地方，反之亦然——不过尽管如此，他的走路速度还是极快的。现在他坐在桌子旁，翻动他那小小的笔记本，过了一会儿眼睛盯在远处一张课桌上。只见这张课桌后面站起了休金，这情景宛如一个苦行僧瞥见一棵树长起来一般。 “你说的‘真的’是什么意思？”彼得轻轻地又问了一遍，把杂志放在大腿上，斜眼瞪着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往他身边靠靠。与此同时，留着平头、穿着俄罗斯黑哔叽衬衫的休金怀着毫无希望又不甘心的心情开始了第三遍的课堂回答：“《木木》……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木木》……”“那是关于你父亲的一点消息，”德米特里压低声音回答道。阿列克谢·马特维奇把课本（一本中学文选）往桌上砰地一拍，用力之狠，震得一支钢笔跳将起来，笔尖冲下直刺地板。“那边在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两个窃窃私语些什么？”老师说道，不连贯地迸出嘶嘶喘气的话语，“站起来，站起来……科尔夫，希什科夫……你们到底在那边干什么？”他走上前来，麻利地一把夺过杂志。“这么说你们在读下流书……坐下，坐下……下流书。”他把战利品放进了他的公文包。 接下来，彼得被叫到黑板前，要他写出一首应该默记的诗的第一行。他写道： …… uzkoyu mezhoy Porosshey kashkoyu…… ili bedoy…… （……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窄地边 长满了三叶草……或者是疼痛……） 这时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惊得彼得手中的粉笔掉下来。 “你在乱写什么呀？分明是lebedoy，为什么写成bedoy？那是菠菜——一种有黏性的野草。你的心思逛到哪里去了？回到你的座位上去！” “喂，那是真的吗？”德米特里不失时机地低声问道。彼得假装没有听见。他全身发抖，无法控制。他的耳里不停地回响那句“左轮手枪、匕首，要么是重剑”的诗行，眼前不停地看见那幅尖刻讽刺他父亲的淡绿色漫画。绿色在一处溢出了轮廓线，另一地方却没有填满——印色时的一个疏忽。就在最近，在他骑车上学之前，就有了那种钢铁的噼啪声，鞋底的刮擦声……他父亲和那个剑术教练，双双穿着带衬里的护胸，头戴钢丝面具……一切早都看惯了——法国人的小舌音喊叫，rompez，battez！(1) 他父亲强劲的动作，金属片的晃动和叮当声……暂停了：喘息声和笑声，他从潮湿的粉色脸上摘下凸起的面具。 下课了。阿列克谢·马特维奇带走了那本杂志。彼得还坐在那里，脸色像粉笔那么苍白，把他的桌子盖掀起又放下。他的同学们，又恭敬又好奇地簇拥在他周围，逼他讲出详情。他什么都不知道，自己也想从大家劈头盖脑的问题中有所发现。他能理清的是有一位图曼斯基，国会议员，坏过他父亲的名誉，他父亲提出和他决斗。 又两节课拖过去了，这时到了午休时间，可以在院子里打雪仗。根本没有任何原因，彼得就把冻土块包在自己的雪球中，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在接下来的一节课上，德语老师努斯鲍姆发火了，冲着休金（他这一天可是倒了霉了）。彼得觉得喉咙里一阵难受，便请假去了厕所——免得在人前流泪。洗手池边孤独地挂着一条毛巾，脏得不可思议，也黏得不可思议——倒不如说是一具毛巾的尸体，不知经过了多少双湿手的匆忙揉捏。彼得望着镜子中的自己，望了一两分钟——脸哭得都变了形，照照镜子是恢复过来的最好办法。 学校三点放学，他心想要不要三点之前就回家，不过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自制，自制是座右铭！教室里的风暴平息了。休金红着耳朵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过非常平静，抱着胳膊坐了下来。 又过了一节课——然后放学铃响了。放学铃和前面几次下课铃不同，响得长一点，声音粗一点。北极服、短皮袄、带着御寒耳罩的裘皮帽，一个个飞快地滑了过去。彼得跑过院子，钻进隧道一般的院门，跳过学校大门上的鹰钩板。没有派来接他的汽车，他只好上了一辆出租雪橇。雪橇手瘦臀平背，略微斜身坐在低一点的车夫座位上，赶马前进的方式非常古怪：他总是假装从长靴裤腿里掏出马鞭来，或者手一抬，做个招呼人的手势，其实没有冲着任何人，这么一来，雪橇就往前猛冲一下，颠得彼得书包里的铅笔盒咔嗒咔嗒响。这一路走得又闷又难受，心里也越发着急。天空飘起大片的雪花，匆匆成形，形状不一，落在雪橇手脏兮兮的雪橇服上。 他家里，自从母亲和姐姐走了后，每天下午都静悄悄的。彼得上了坡度平缓的宽楼梯，楼梯的第二个转弯平台上放着一张孔雀绿的桌子，桌上摆着一个供客人放名片用的花瓶，花瓶上又摆着一尊维纳斯的仿制雕像。有一回他的几个表亲给这尊雕像穿上了一件长毛棉绒的衣服，戴上了一顶缀着假樱桃的帽子，从此以后这尊雕像就有点像普拉斯科维亚·斯捷潘诺夫娜，一个贫穷的寡妇，每个月的月初都要来拜访。彼得上了楼，喊他的家庭女教师的名字。可是谢尔登小姐有位客人来喝茶，是韦列坚尼科夫家的英语家庭女教师。谢尔登小姐打发彼得去准备第二天上午要上的功课，叮咛他别忘了先洗手，再喝牛奶。她的门关上了。彼得心情极度郁闷，像是闷在棉絮里一般透不过气来。他在育儿室里晃悠了一会儿，然后下到二楼，往父亲的书房里偷看。书房里悄无声息，令人难以忍受。忽然发出一声脆响——掉下一叶蔫了的菊花瓣。巨大的写字台上各种熟悉的物品不引人注意地闪着微光，摆放得整整齐齐，如同天体一般有条不紊：几张六英寸的照片、一颗大理石蛋、一个硕大的墨水瓶。 彼得走过书房，进了他母亲的起居室，在飘窗里站了好久，透过加长的窗扉往外观瞧。在这个地区，现在几乎是半夜了。淡紫色的球形灯周围雪花飞舞。下面可见雪橇黑沉沉的轮廓，载着弓背的乘客，在夜色中驶过。也许是凌晨时分了？雪橇驶过往往是在清晨，很早很早。 他走到一楼。一片悄无声息的荒野。在图书馆里，他紧张地匆忙打开电灯，黑影消失了。他在靠近书架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想翻翻Zhivopisnoe Obozrenic （《书画艺术》的俄语说法）厚厚的合订本，好让头脑忙起来。阳刚之美取决于浓密的八字胡和颔下络腮长髯。我从少女时代就饱受黑头粉刺之苦。快乐牌音乐会演奏手风琴，二十个声部，十个调节阀。一群牧师，一座木头教堂。一幅油画，画的是传说中的外乡人：一位先生在擦他的书桌，一位女士围着一条长长的毛围巾，略微站开一点，正在往她五指分开的手上戴手套。这一本我已经看过了。他抽出另外一本，马上看到一幅两个意大利剑客的决斗图：一个发疯般突刺，另一个横跨一步避开剑锋，回手一剑直刺对手的咽喉。彼得砰的一声合上又厚又沉的画册，僵在那里，像个大人一般两手紧抵太阳穴。每一样东西都显得可怕——寂静、一动不动的书架、放在橡木桌上的光滑的哑铃、黑色的卡片索引箱。他垂着头，一阵风似的穿过一个个昏暗的房间，又回到育儿室，躺在长沙发上，一直躺到谢尔登小姐记起他的存在。楼梯上传来了开饭铃声。 彼得往楼下走时，父亲由罗森上校陪同从书房出来，这位上校曾经和彼得父亲死去多年的妹妹订过婚。彼得不敢看父亲。父亲的宽大手掌，散发着熟悉的热气，摸在儿子的一侧头顶上时，彼得脸一红，差点儿流下泪来。就是这个人，世上最好的人，就要和某个神秘的什么斯基决斗，简直是不能想象、不能忍受之事。用什么武器？手枪？剑？为什么没人说起此事？仆人们知道吗？家庭女教师知道吗？远在芒通镇的母亲知道吗？上校站在桌边，像往常一样说笑话，声音又粗又短，如砸核桃一般。可是今天晚上，彼得笑不起来，倒是脸涨得通红，为了不让人发觉，便故意把餐巾掉到桌子底下，弯腰去捡时，好在桌子底下悄悄回回神，恢复正常的脸色。不料爬出来时脸红得更厉害，他父亲眉头一抬一抬地老看他。父亲显得高高兴兴，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按着吃正餐的规矩来。喝酒也是如此，端起一只金色的带柄矮脚杯，小心翼翼地一饮而尽。罗森上校还在一个劲地说笑话。谢尔登小姐不会俄语，便沉默不语，使劲地挺胸。只要彼得一弓背，她就在他的肩胛下使劲戳一下。饭后甜点是开心果冻糕，他特别不爱吃的东西。 晚餐后父亲和上校上楼去了书房。彼得神情太怪，引得父亲问道：“怎么啦？你干吗闷闷不乐？”彼得鬼使神差地做了个断然回答：“没有，我没有闷闷不乐。”谢尔登小姐领他去睡觉。刚一熄灯，他就把脸埋进枕头里。奥涅金脱了斗篷，兰斯基一上黑板就像个黑口袋一般栽倒在地。能看见重剑拔出，直指意大利人的脖子后根。马斯卡拉喜欢讲他年轻时的遭遇：再往下半厘米，肝脏就刺穿了。明天的作业还没有做完，卧室里完全黑暗下来了，他还得早早起床，很早很早。最好不要闭眼，要不然会睡过头的——事情肯定安排在明天。唉，我要旷课，我要逃学，我要说——嗓子疼。母亲只会在圣诞节回来。芒通镇，蓝色图画的明信片。我要把最新的一张插入我的相册。一个角已经插进去了，下一个…… 彼得和平时一样八点左右醒来，也和平时一样听到一阵叮当响声：那是管炉子的仆人——已经打开了炉子的风门。彼得匆匆冲了个澡，头发还没干，便下了楼，看见父亲和马斯卡拉练拳，和平常的一天没什么两样。“嗓子疼？”彼得说完后他跟着说了一遍。“对，心里乱糟糟的。”彼得说道，声音很低。“注意了，你讲的是实话吗？”彼得觉得再要解释太危险：防洪的闸门眼看要被冲开了，丢人现眼的洪水就要汹涌而出。他默默地转身走开了，一会儿后坐进了豪华轿车，书包放在大腿上。他觉得很难受。一切太可怕，不可挽回。 他磨蹭来，磨蹭去，反正第一节课迟到了。他在外面站了很久，一只手在教室的玻璃门后面高高举起，可是没让他进去。他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后来一抬身坐在一个窗台上，隐隐约约想做他的作业，不料想着想着就想起这句话来： ……拿着三叶草，也拿着有黏性的菠菜 他开始千百次地想象决斗的事是如何发生的——在一个寒冷黎明的晨曦中。他该如何去发现约定的日期呢？他怎样才能得知详情？就瞒着他一个人吗——不，就算瞒着也瞒不住啊——只要知道了，他就可以提出建议：“让我替你去吧。” 下课铃终于响了。休息室里挤满了吵吵闹闹的人。他听到德米特里·科尔夫的声音忽然近了：“喂，你开心吗？你开心吗？”彼得困惑地看看他。“楼下的安德烈有一份报纸，”德米特里兴奋地说，“走吧，我们还有时间，让你看看——你这是怎么了？我要是你……” 前厅里老门卫安德烈坐在凳子上看报。他抬起眼睛，微微一笑。“都在这儿呢，都写在这儿呢。”德米特里说。彼得拿起报纸，手抖得看不真切，但事情还是看明白了：“昨天午后不久，在克列斯托夫斯基岛上，G.D.希什科夫和A.S.图曼斯基伯爵进行了决斗，结果很幸运，没有流血。先开枪的图曼斯基伯爵没有击中目标，他的对手则把手枪抛向空中。决斗双方的助手是……” 这时防洪闸门打开了。门卫和德米特里·科尔夫试图让他冷静下来，可他一再把他们推开。他一抖一抖地抽搐，捂着脸，喘不过气来，从来没流过这么多眼泪。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只是身体不适，受得了——接着又抽抽搭搭地哭开了。 (1) 　法语，后退，进攻 ！ 音乐 门廊里到处是男式和女式的外套，一串急速的钢琴声从客厅里传出来。门厅里的穿衣镜中映出维克多的身影，正在拉直领带上打的结。女仆使劲地往上够，要把他的外衣挂起来，可是没挂牢，连另外两件也带了下来，这样她只好从头再来。 维克多踮着脚尖轻轻走进客厅，音乐声一下子变得响亮起来，颇有气势。坐在钢琴前面的是沃尔夫，是这个家里的稀客。其余的人——共有三十来个，姿势各异地听着音乐，有的握拳托腮，有的对着天花板喷云吐雾。灯光摇曳，照在一动不动的客人们身上，宛如朦胧的画面。女主人笑容可掬，老远就示意维克多坐到一个空位子上去。这是一张有竖条靠背的小扶手椅，几乎被遮在大钢琴的影子下。他谦让地摆手回应——没关系，没关系，我站着就行。但没过多久，他还是往女主人建议的那个方向移动过去，小心地坐下来，又小心地抱起双臂。演奏者的妻子半张着嘴，眼睛飞快地眨巴，准备翻乐谱，刚才已经翻过一页了。曲调渐渐升高，如德国西南部的山林一般，一段上坡，一道断口，然后像是杂技小演员一组一组地表演高空秋千。沃尔夫的眼睫毛又细又长，有光泽的耳朵呈淡淡的紫红色。他敲击琴键的速度非同寻常地快，也非同寻常地有力，打开的琴键盖漆光闪闪的底部映出他那双忙碌的双手，幽灵一般变幻莫测，甚至有点像小丑一般滑稽。 维克多知道的乐曲也就是十来首传统曲目，所以任何一首他不知道的曲子在他听来都像是一种外语在叽里呱啦地对话：你想至少听出个大概意思，可就是听不明白，只听见叽里呱啦一溜而过，什么都没听清；耳朵跟不上趟，就开始厌倦起来。维克多想专心致志地听，但很快就不由自主地盯住沃尔夫的双手，看那双手幽灵般闪动在琴盖上。当琴声如滚滚雷鸣时，演奏者的脖子就鼓起来，撑开的手指紧绷，嘴里还轻哼了一声。有一处他妻子乐谱翻得太快，他立刻用张开的左手手掌在乐谱上拍了一下，让那一页暂停片刻，然后亲自翻页，速度快得不可思议，才见翻页的手又和另一只手一起在任他拿捏的琴键上纵横驰骋。维克多仔细观瞧此人：高耸的鼻子，突出的眼睑，脖子上生疮后留下了一个疤，一头绒毛般的金发，宽肩样式的黑色夹克衫。有一阵，维克多想重新关注音乐，但他注意力集中不起来，很难专心听下去。他慢慢转过头，掏出香烟盒，开始审视其他的客人。在那些陌生的面孔中，他发现有些是熟人——好心人胖子科恰罗夫斯基就在那儿，我要和他点头打招呼吗？他倒是点头了，不过冲谁点的就说不准了。原来是冲另一个熟人什玛科夫的，他点头回应。我听说他要离开柏林去巴黎了——这事得问问他。沙发床上是丰满的红头发安娜·萨莫伊罗夫娜，两个老太太分坐两边。萨莫伊罗夫娜闭着眼睛半躺着，她的丈夫，一个咽喉科医师，坐在扶手椅上，胳膊肘支在椅子的扶手上。他手里没拿什么东西，那把玩在手指间闪闪发光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啊，对了，是一副夹鼻眼镜，配有和契诃夫一样的带子。再过去一点是一个留着胡子的驼背男人，一只肩膀隐在暗处。这是个有名的音乐爱好者，这会儿听得很专心，食指伸直了抵在太阳穴上。维克多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姓名来。鲍里斯？不对，不是那名字。鲍里谢维奇？也不是。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哈如琴夫妇来了没有。来了，就在那边。没有朝这边看。再过去一点，就在他们的正后方，维克多看到了自己的前妻。 他赶紧垂下目光，不自然地弹弹香烟，要弹掉烟灰，其实烟头上还没有蓄下烟灰。他的心一沉，又像个要打出一记上勾拳的拳头一般冲了上来，然后缩回去再次出拳，接下来便是狂跳乱蹦，和音乐发生了抵触，盖过了音乐。他不知道该向哪边看，斜眼一瞥演奏者，却没听见声音：沃尔夫似乎在敲打一个无声的键盘。维克多胸口憋得难受，便直起身来深吸一口气。这时音乐又响了起来，仿佛喘着气匆匆来自遥远的地方，他的心也恢复了比较正常的跳动。 他们两年前分手，在另外一个小镇上。那里晚上能听见大海呼啸，他们婚后就一直住在那儿。他的眼皮仍然垂着，尽量不去想过去的雷霆风暴，只关心眼前的琐事。比如，她肯定几分钟前看见了自己，他刚才是踮着脚尖，跨着大步，悄无声息地走过整个房间，才坐到这个座位上的。这就好比有人看见了他脱衣服或干什么蠢事一般。他刚才溜来溜去，撞来撞去，全然不知就在她的眼皮之下。她看着他是何感受？厌恶？轻蔑？好奇？这么想了一阵，转念又想女主人或别的人是否也注意到他进来时的情形。前妻怎么到这里来了？是一个人来的还是和新丈夫一起来的？那他，维克多，现在该怎么办：就这么坐着还是往她那边看看？不行！现在往那边看是不行的。首先，这间屋子很大，空间却受到限制，他先得习惯一下她的存在——因为音乐包围着他们，音乐变成了禁锢他们的监狱。在这样的监狱里，他们注定都是音乐的俘虏，除非钢琴家停止建造这个监狱，停止堆砌声音的拱顶。 刚才看到她时那短暂的一瞥，让他看到了什么呢？没看到多少：她避开的目光，苍白的脸颊，一绺黑发，还隐隐得到一个次要的印象，好像她脖子上挂着珠链一类的东西。就这么一点点！但就这幅草草素描，这个没画完整的图像，已经是他的妻子了。灯光和阴影瞬间交汇，已经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实体，非她莫属。 一切似乎那么久远了！那个激情的夜晚，陶醉的天空下，在网球俱乐部凉亭外的平台上，他和她疯狂地坠入爱河。一个月后，就在他们的婚礼之夜，雨下得那么大，连海浪声都听不见了。那是何等的幸福啊。幸福——好一个潮漉漉、湿答答、水渍渍的词，如此鲜活，如此顺从，又哭又笑，我行我素。第二天早晨，花园里绿叶闪闪，大海几乎无声，乳白色、银光闪闪的大海疲惫了。 烟卷燃到头，该扔烟蒂了。他转过头去，心又一次停止了跳动。有人动了一下，挡住他的视线，几乎完全看不见她了。挡他的那人掏出一块手帕，死人一样苍白。不过一会儿后，那个陌生人的胳膊老是错开，就时不时地又看见她了。对，一下一下出现得很快。不行了，我没办法再看了。钢琴上摆着一个烟灰缸。 声音的障碍仍然很高，难以逾越。那双幽灵般弹钢琴的手，映在琴盖的油漆底部，还在继续曲曲扭扭地弹。“我们会永远幸福”——那句话说得多么动听啊！多么闪亮啊！她全身像天鹅绒那般柔软，真想像捧起四肢蜷缩的小马驹一样抱起她来。拥抱她，裹住她。然后呢？怎么才能彻底地占有她？我爱你的肝，爱你的肾，也爱你的血液细胞。她回应说：“别讨厌了。”他们的生活既不富裕也不贫困，几乎全年都去海边游泳。冲上粗石沙滩的水母在风中发抖，克里米亚的悬崖在浪花中闪现。一次，他们看到渔民们抬走一个溺水者的尸体，尸体赤裸的双脚从盖着的毯子下面伸出来，看起来很吓人。晚上，她经常做可可饮料。 他又看了一眼。她现在垂下眼皮坐着，腿交叉起来，指关节支着下巴：她很懂音乐，沃尔夫肯定在演奏某部名曲，优美极了。维克多望望她白皙的脖子，又望望她膝盖柔软的弯角，心想我恐怕得失眠好几晚了。她穿一条轻薄的黑色连衣裙，他看着眼生，她脖子上的项链在灯光下不停地闪烁。是的，我要失眠，那就只好再不来这里了。一切都无济于事：两年的苦苦适应，心情差不多平静了——现在又得从头开始，要努力忘记一切，忘记那几乎已经忘却的一切。要忘记的一切中今晚更在首位。突然间他觉得她在偷偷看他，就把头转到一边去了。 音乐肯定要结束了。要是暴风雨般的急促和弦出现，通常意味着临近曲终了。又一个迷人的词：结束 ……撕裂，逼近……雷霆撕裂天空，沉云逼近终结。春天来了，她变得少言寡语，非常奇怪。她说话几乎连嘴唇都不动。他问：“你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特别的事儿。”有时她眯起眼睛盯着他看，神情古怪。“究竟怎么了？”“没什么。”每到黄昏，她就像死人一般一动不动，你对她无计可施。幸亏她是个瘦小的女人，要不然这么下去就会长得又重又笨，宛如石头做的一般。“你不会死也不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然后，一天早晨——对，是她生日的那个早晨，她轻描淡写地说，好像说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不能这样下去了。”邻居家的小女孩突然进来了，想让我们看看她的小猫（流浪猫中唯一一只活下来的，其余的都给淹死了）。“走开，走开，等会儿再看。”小女孩走了。漫长的沉默。一会儿后，他缓缓地、默默地拧她的手腕——他恨不得把她撕碎，恨不得把她的全身关节噼里啪啦都给卸开。她哭了起来。于是他在桌旁坐下，假装看报纸。她出去进了花园，不一会儿又回来了。“我再也不能隐瞒下去了。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她告诉了他，全告诉了他，带着奇怪的惊讶神色，好像在讲另一个女人的事情，为另一个女人而惊奇，还要他听了也和她一样惊奇。说到的那个男人体格健壮，内向低调，经常来打牌，喜欢说自流井的事情。第一次是在公园里，以后在那男人的住所。 余下的事情如今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在沙滩上散步，一直到天黑。是的，音乐的确快要结束了。我在码头上扇了那人一个耳光，那人从地上捡起帽子说：“你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然后就走了。我也没有向她道别。要是想着宰了她，那可就太傻了。活下去，好好活着。就像现在一样活着，就像现在坐着一样活着，就这样永远坐着。嗨，瞧我，求你了，求你看看我。我原谅你了，全原谅了，因为我们迟早都要死，那时候一切都明白了，一切也就都原谅了——那为何还要迟迟不肯原谅呢？看我，看我，转过你的眼睛来吧，也转过我的眼睛，转过我的宝贝眼睛吧。不行，音乐结束了。 最后几个复杂沉重的和弦——又是一个和弦，刚够喘个气的工夫，又是一个。在这个结尾和弦之后，音乐好像彻底交出了自己的灵魂。演奏者瞄准了一个个键，像猫捉老鼠一般精准，弹出了一个简单的、相当独特的小小金色音符。音乐造成的障碍消解了。鼓掌。沃尔夫说：“好长时间没有弹奏这首曲子了。”沃尔夫的妻子也说：“你们知道的，我丈夫好长时间没弹过这支曲子了。”咽喉科医师走上前去，用他的大肚子挤他，推他，对他说：“精彩！我一贯认为这是他写的最好的曲子。结尾的地方你将声音的色彩现代化了，我认为有点太过。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不过，你明白的……” 维克多正在朝门的方向看。那边一位身材小巧的黑发女士，面露无可奈何的笑容，与女主人道别，女主人惊讶不已，叫道：“我们不听告别的话，大家马上都要去喝茶，然后还要听一位歌唱家演唱呢。”可是那位女士还是一脸无奈的笑容，朝门口走去了。维克多意识到，刚才的音乐，宛如狭小的地牢一般，共鸣的声音把他们锁在了一起，他们不得不面对面相隔二十多英尺坐在一起，那实际上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幸福，神奇的透明罩子把他和她拥在一起，圈在一起，这才使他有可能与她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现在一切都破碎了，散开了，她要出门走了，沃尔夫也盖上钢琴了，迷人的拘禁再也不可能恢复了。 她走了。好像没人注意到他的反应。一个叫伯克的人过来向他问好，轻声说道：“我一直在看你。音乐招你惹你了？知道吗，你刚才看样子厌烦得很，我都替你难为情。也许你对音乐根本没兴趣？” “才不是呢。我刚才并没有厌烦，”维克多尴尬地答道，“只是我听不大懂，也就鉴赏不来。顺便问一下，他弹奏的是什么乐曲？” “你说什么曲就什么曲，”伯克用纯粹外行的语调故弄玄虚地低声说，“《少女的祈祷》，要么叫《克莱采奏鸣曲》，随你的便。” 完美 “现在你看，我们就得到两条直线了。”他兴奋地、甚至有点狂喜地对大卫说道，仿佛得到两条线是一份难得的运气，是一件可以引为自豪的事情。大卫性格温和，但看起来有点迟钝。看着大卫的耳朵渐渐涨红，伊万诺夫可以预见到，在未来的三四十年里，自己一定会频频出现在大卫的梦中——在人类的梦中，旧日怨恨可是不会被轻易忘却的。 大卫满头金发，身材瘦削，穿一件黄色无袖针织套衫，腰间紧束着一条皮带。裸露的膝盖上有处疤痕，手表的表面玻璃由结实细密的格栅保护起来。他扭着身子坐在桌边，拿钢笔没尖的一头不停地敲打着牙齿。由于学习成绩糟糕，他早就需要请一个家庭教师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这第二条线。”伊万诺夫继续刻意用同样兴奋的语气说道。他虽说早已拿到了地理学学位，无奈他的专业知识毫无用武之地：宛如逝去的财富，出身名门的乞丐昔日的华丽庄园。不如说，那些古代的航海图多么漂亮啊！细长而华丽的古罗马航海图里，蛇形的细条纹代表管状的海洋；古亚历山大城里绘制的地图上，英格兰和爱尔兰看起来就像两根小小的香肠。还有，在深红和草绿两色的中世纪基督教国家地图里，天堂般的东方画在地图顶端，耶路撒冷位于地图正中，恰如地球的金色肚脐。还有那些神奇的朝圣记述：一个行脚僧把约旦河比作家乡切尔尼高夫的一条小河。一位沙皇公使曾去过一个国家，那里人们总是漫步于黄色的阳伞下。一个特维尔的商人曾穿过一个猴子群集的茂密“zhengel”——这是他用俄语念英语的“jungle”（丛林）——到达一片由一位裸身王子统治的酷热地带。这个已知世界的小岛不停地变大：新的轮廓不太确定，先从巨大的迷雾中显现出来，然后慢慢脱去长袍——这时，瞧，远隔重洋的遥远之处，隐隐现出南美洲的肩角。四面的风正鼓荡而来，其中一股风还戴着眼镜。 不过我们还是忘了那些图吧。伊万诺夫身上还有些其他的奇闻趣事。他身形瘦长，皮肤黝黑，算不得年轻，脸上有一圈络腮黑胡留下的轮廓印记。他曾经留了好长时间的胡子，但后来刮掉了（那是他第一次被流放时，在塞尔维亚的一家理发店里刮掉的）。刮掉后稍不注意，胡子黑影就会卷土重来，一圈胡茬子便又长了起来。他十多年的流放生涯基本上是在柏林度过的，期间对浆硬的领子和袖口忠心耿耿。他那日渐破旧的衬衫正面别着一枚过时的别针，以便别住长衬裤的顶部。最近他不得不一直穿着他那件翻领上饰有穗带的黑色旧西装（别的衣服都破烂不堪了）。这样，有时遇上阴天，在微弱的光线下，他好像还觉得自己穿着稳重，颇有品位。他的领带里总是时不时露出一些像是法兰绒之类的东西，他不得不将它们一一剪去，可怎么都剪不干净。 他一般会在下午三点左右动身去给大卫上课。他的步伐总是异乎寻常地矫健，头也总是高高昂起。他会尽情地呼吸着初夏的新鲜空气，吞咽着一大早就膨大起来的喉结。有一次，伊万诺夫正心不在焉地盯着对面人行道，一个穿着皮裹腿的年轻人轻轻吹了下口哨，吸引了他的注意。那人扬起下巴，昂着头走了几步，意思是：同胞有何怪癖，应该给予纠正。可是伊万诺夫误解了他说教式的模仿，以为这是在指他头上的什么东西，于是毫不迟疑地将头抬得更高了——说来也是，天上三朵小云彩，正手牵手斜斜飘过天空。第三朵渐渐落后，它的轮廓，它那依然伸出的友善之手的轮廓，也渐渐失去了优雅的姿态。 初春暖和的日子里，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丽动人：双腿修长的小女孩们在人行道上玩着跳房子游戏，老人们悠闲地坐在长凳上，每当风儿伸展它无形的手臂，繁茂的椴树总会洒落绿色的碎花。他觉得有点孤独，穿着黑衣服有点闷。于是他摘下帽子，静静站一会儿，四面望望。有时候，他会看到一个扫烟囱的人（扫烟囱的人会给见了他的人带来好运，妇女们碰上他时都会迷信地用手指戳戳他），要么会看到一架飞机飞过云层，这时伊万诺夫就会陷入白日梦中，幻想一下许多遥不可及的东西，幻想一下他永远也从事不了的职业，幻想一下一只如巨大花冠般打开的降落伞，或是幻想一下风驰电掣、五颜六色的赛车世界，幻想一下各种各样的快乐景象，幻想一下富人们在如画的风景中优哉游哉。他的思绪上上下下地波动，沿着一扇玻璃窗游动，可是这扇玻璃窗，只要他活着，就挡着他，不让他和这个幻想的世界直接接触。他热切渴望能够体验一切，得到一切，触摸一切，让斑驳的声音和鸟儿的啼鸣穿透他的身体，暂且进入某个路人的灵魂，就像路人走进凉爽的树荫下一样。他的脑子里总是塞满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扫烟囱的人下班后是在哪里、又是怎样清洗自己的呢？一刻钟前他还记忆犹新的那条俄罗斯森林公路是否已经有了变化？ 最后，他像往常一样迟到，乘电梯上楼，这时总觉得自己好像在慢慢长高，向上伸展，直到他的头触到六楼时，这才像个游泳者一样停住双腿。这时他又恢复了正常的高度，进入大卫明亮的房间。 大卫上课时总喜欢玩弄点什么东西，但除此之外，还是比较专心的。他因在国外长大，俄语说得艰难而晦涩。一遇到要表达什么重要事情，或者与他那个嫁给柏林商人的俄罗斯母亲说话时，就立即说起德语来。伊万诺夫对德语知之甚少，只能用俄语讲解数学，偏偏教材上用的又是德语，这自然给他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每当他看见小男孩那双边缘长满金色绒毛的耳朵，便试着去想象他在大卫心目中引起的厌烦和憎恶不知到了何种程度，这让他十分苦恼。他明白自己的外貌——满脸疙瘩，是feu du rasoir(1) 皮疹；穿一件闪亮的黑夹克，袖口处污渍斑斑——他听到自己故作欢快的语调，清嗓子的声音，还有大卫根本听不到的声音——那是他长期不适的心脏浮躁却尽职的跳动声。课一结束，小男孩就会迫不及待地给伊万诺夫看些什么，比如一本汽车目录簿，或是一部相机，或是一个在街上捡到的可爱的小螺丝钉等，这时伊万诺夫总是竭力表现一下他在这方面的学识。可是说来伤心，他对那些被称为科技产品的人造物天生就没有多少亲近感，因而他对这些东西的评论总是似是而非。这样一来，大卫总是一边用充满狐疑的浅灰色眼睛盯着他，一边迅速拿回那个似乎正在伊万诺夫手中呜咽的物件。 然而大卫并非毫无感情。他对不同寻常的事物不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伊万诺夫想，因为我自己看起来也是木讷冷漠、了无情趣的小伙子，从不与人分享自己的爱好、想象和恐惧。我童年时期所有的表达也不过是一次激动的个人独白而已。你也许因此会得出下面这个三段论：孩子是最完美的人；大卫是一个孩子；大卫是完美的。他有如此可爱的眼睛，有这样可爱眼睛的孩子不可能一门心思地只考虑各种机器零件的价钱，或如何攒到足够的赠券去换商店里价值五十芬尼的免费商品。他脑子里一定会储存着别的东西：比如童年时代的鲜活记忆，点点滴滴尚在心头。但他从来不说童年，正如我小时候也从来不说童年一样。可是几十年以后呢？比如到了一九七○年（如此遥远的年代！就像个电话号码），他也许会碰巧看见挂在他床头上方的画——一个僧人正在吞食一个网球——他会觉得多么震撼，他会对自己的存在多么惊异！伊万诺夫没有完全想错，大卫的眼睛里的确不乏一定的梦幻色彩，不过那是隐藏起来的调皮梦幻。 大卫的母亲走了进来。她头发金黄，性情敏感。昨天她在学西班牙语，今天她不吃饭，只喝橘汁。“我想和你谈谈。你请安坐。大卫，到一边去。课上完了吧？大卫，去吧。我想说的是，大卫的假期快到了。如能带他去海边，那就比较好。但遗憾的是，我不能亲自带他去。你愿意带他去吗？我信任你，而且他也听你的话。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他可以多说说俄语。其实他跟现在的孩子一样，就是个小小sportsmann(2) 。你意下如何？” 伊万诺夫颇为踌躇，但他并未说出来。他上次看到大海是在一九一二年，那还是十八年前他读大学时候的事了。当时去的那个度假胜地是爱沙尼亚的亨格堡。松树、沙滩、银灰色的海水伸向天际——啊，极目良久望不到头，下水好久才到及膝深的地方！这次去的地方应该也属波罗的海，只不过位于不同的海岸罢了。不过，我最后一次游泳可并不是在亨格堡，而是在圣彼得堡城外的路加河里。农民们从水里跑出来，两腿弯曲，宛如青蛙，双手交叉，遮着羞处：羞怯的田鼠。他们牙齿打颤，赶紧把衬衫套在湿漉漉的身上。傍晚时分在河里游泳倒是很惬意的，尤其是在暖暖的雨水下。雨滴打在水面上，激起层层无声的涟漪，朝四周扩散开去，一层连一层，荡遍整个水面。不过我更喜欢脚触及河底的感受。出来再穿鞋袜时，不让鞋底沾上泥真是太难了。耳朵里进水了，就不停地单腿跳，直到它像一滴令人发痒的眼泪一般从耳朵里流出来。 出发的日子很快到了。“你穿那样的衣服会很热的。”大卫的妈妈说道。她前来道别，看了一下伊万诺夫的黑西装（那是他朋友去世时他穿的衣服）。火车非常拥挤，他柔软的新衣领（这是他为了这次夏季出行而做出的一次小妥协）就渐渐变得又紧又湿。大卫兴高采烈，头发两边梳得整整齐齐，正中间一小绺迎风飘舞，开领衬衫也迎风鼓荡。他站在车厢走道的窗子边向外张望，火车弯曲前行，可以看到弯成半圆形的前部车厢，还能看见斜靠在窗框上的乘客的头。这时汽笛鸣响，车轮急转，火车又直行起来，驶进一片山毛榉树林里去了。 度假的房子位于海滨小镇的后方，是一座简易二层小楼，院子里种了些红醋栗矮树丛，一排栅栏把院子和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分开。一个留着黄褐色胡须的渔夫坐在一截圆木上，在夕阳下眯着眼睛，给他的渔网涂焦油。他妻子把他们领上楼。地板是赤褐色的，家具也很低矮，墙上挂着飞机螺旋桨上的一大块残片：“我丈夫以前在机场工作过。”伊万诺夫从包里取出他单薄的亚麻衣服、剃须刀，还取出一卷残破的帕纳费丁版本的普希金著作。大卫从网里拿出他的五彩球，球到处乱蹦，差点把架子上的一个带角的贝壳撞了下来。女房东端来茶和比目鱼，大卫急匆匆地吃了点。他迫不及待要去看大海，此时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 他们走了一刻钟，下到了海滩。伊万诺夫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烈不适：先是一阵发紧，接着像被掏空了一般。远处，平静的烟蓝色大海上有一艘小船，看上去幽暗而孤独，令人心寒。这只船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无论他往何处看，似乎都有那艘船的影子，随后往天上看，船的影子才消失。这时暮色昏沉，周围的一切都暗淡起来，他觉得目力也不好使了，双腿踩在沙子上吱吱作响，一阵阵发软，好生奇怪。什么地方传来管弦乐队演奏的声音，不过离得太远，声音显得低沉而微弱。呼吸变得困难起来。大卫在海边挑了一块地方，预订了一间第二天用的柳条帐篷屋。回去的路是上坡，伊万诺夫的心一会儿飘移而去，一会儿又匆匆回来按他的期待凑合着工作一阵，接着又逃之夭夭。一路上他就这样一边闻着栅栏边荨麻散发出的亨格堡气息，一边忍受着痛苦与焦虑的煎熬。 大卫穿了件白色的睡衣，伊万诺夫为了节约起见，就不穿睡衣裸睡。一开始，寒冷的地气穿透干净的被单，使他感到愈发不适，不过睡着后就好多了。月光偷偷地爬上洗涤池，选中了池上玻璃杯的一个面，反光开始爬到墙上去。那一晚，还有以后的几个夜晚，伊万诺夫模模糊糊地想到很多事情，其中之一是幻想这个正睡在他旁边床上的男孩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十年前，在塞尔维亚，他唯一爱过的那个女人——别人的妻子——怀了他的孩子。她流产了，结果精神错乱，满嘴胡话，不停地祷告，第二天晚上就死去了。要不是这样，他就会有个年龄和大卫相仿的儿子。早上，大卫正穿泳裤的时候，伊万诺夫看到他那牛奶咖啡色的皮肤（那是在柏林的湖边晒出来的）在腰部以下突然都变成了白皙的儿童肤色，心里不禁一动。他决定不让孩子只穿泳裤去海滩，大卫很惊讶，操着德国人的哭腔争辩说以前在别的度假胜地人人都是这样的。伊万诺夫觉得奇怪，但没有立刻让步。现在他无精打采地躺在沙滩上，一副城市人惆怅的样子。太阳高照，海水耀眼，让他有点头晕。一阵热辣辣的刺痛掠过他软呢帽下的头顶，他觉得要被活活烤熟了。但他仍旧不愿脱去夹克衫，这不仅是因为很多俄罗斯人都是如此，“在女士面前只穿吊带背心”不好意思，也是因为他的衬衣实在太破旧了。第三天，他突然鼓起勇气，偷偷用眼睛的余光环顾了一下四周，脱下了鞋子。他坐在大卫挖的一个坑里，拿张报纸铺在胳膊肘下，聆听那些艳丽的旗子在风中猎猎作响，或者略带羡慕地盯着那一千多个以各种姿态躺在阳光下的棕色身体。其中一个女孩尤其惹眼，身材犹如金属铸就，皮肤晒得几近黑色，眼睛明亮迷人，指甲白得像猴子的一样。伊万诺夫一边盯着她看，一边努力想象着晒到这种程度会是什么感觉。 一经允许，大卫就扑腾着游走了。伊万诺夫走到浪边，看着他在水里窜上窜下。每当更大的巨浪向他涌来，他就赶紧往后跳，免得打湿了裤子。他想起在俄国的一个同学，他的一个亲密伙伴，很会用小石子打水漂。他能使石子在水面上打出两次、三次、甚至四次水漂。但当伊万诺夫试着给大卫演示时，石子总是扑通一声就钻到水里去了。大卫一阵大笑，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头，一下子就打出了不是四个，而是至少六个漂亮的水漂。 几天后，神思恍惚的伊万诺夫（他眼神游离不定，反应总是慢半拍）看到一张明信片，是大卫写给他妈妈的，没写完，放在了窗台上。大卫写道，他的家庭教师可能病了，因为他根本不游泳。就在当天，伊万诺夫采取了重大举动：他搞了件黑色泳衣，一到海滩，就躲进海边的小屋里，小心翼翼地脱掉衣服，穿上那件针织泳衣。走到阳光下的时候，他那苍白的皮肤和毛茸茸的双腿让他感到一阵沮丧和尴尬。可是大卫却赞赏地看着他。“好哇！”伊万诺夫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兴高采烈样子，高声喊道，“出发吧！”他走到及膝深的地方，往头上溅了些水，然后张开手臂，继续往前走。眼见海水越来越高，他的心也抽搐得越来越紧。最后，他用拇指捂住耳朵，用其余的手指捂住眼睛，慢慢地蹲进了水里。海水冰凉沁骨，冷得他又一下子跳了出来。他躺在沙滩上瑟瑟发抖，全身上下疼痛难忍。过了一会儿，太阳照得他暖和了一点，他这才缓过劲来。不过从此刻起，他发誓不在海里游泳了。他懒得动，连衣服都不想穿。他闭紧双眼，眼前出现一片红色的背景，掠过几个光点。火星上的运河纵横交错，他一睁开眼，湿漉漉的银色阳光便在睫毛间跳动。 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傍晚时分，他白天暴露在外面的部分身体变成了一片对称的疼痛群岛，火辣辣地疼。第二天一早，他对大卫说：“今天我们不去海滩，到树林里散步。”“Ach，nein！(3) ”大卫哭着说。“太阳晒得过多对身体不好。”伊万诺夫说。“唉，求求你了！”大卫气急败坏地坚持，然而伊万诺夫毫不松口。 树林非常茂密。几只尺蠖蛾从树干上飞走了，它们周身的颜色和树皮差不多。大卫一言不发，磨磨蹭蹭地走着。“我们应该珍视树林，”伊万诺夫试图转移一下这个学生的注意力，“这是人类最初的栖息地。直到某个晴朗的日子，人类终于离开了充满原始联想的丛林，走进了洒满阳光的理性空地。这些越橘看起来已经熟了，你可以尝尝。你为什么闷闷不乐呢？你要明白，一个人应该有多种乐趣。一个人不能过度沉迷于海水浴：粗心大意的游泳者死于中暑或心力衰竭，这是经常发生的事！” 伊万诺夫靠在树干上蹭着他火辣辣的痒得难受的背，一边若有所思地说道：“每当在某个地方欣赏大自然时，我就禁不住想起那些我永远都去不了的国家。大卫，想象一下，假设这不是波美拉尼亚，而是马来亚的森林。看看你周围：你很快就会看到最珍稀的鸟类从你身边飞过，那是艾伯特王子城(4) 的天堂鸟，它头上有一对蓝色旗帜般的长羽毛。”“Ach，quatsch。(5) ”大卫气恼地答道。 “用俄语应该说‘erundá’这个词。当然，这是瞎扯，我们不在新几内亚的群山中。不过，关键是要运用一点想象力。如果——但愿别发生此事——有一天你失明了，或是坐牢了，或者你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不得不去执行一项令人生厌并且没法完成的任务，那时你再想起今天我们在这个普普通通的树林里散步，你或许会感到一种——我该怎么说呢？——童话般的美妙。” 日落时分，深粉色的云朵在海面上涌起。随着天色渐暗，云朵似乎被涂上了一层锈色。一个渔夫说第二天会下雨，但第二天早晨却晴朗得出奇。大卫不断催促他的家庭教师快点，但伊万诺夫却感到身体不舒服。他只想躺在床上，追忆遥远岁月里模模糊糊的零星事情。往事如烟，脑海的岸边突然闪亮，就会记起。有些是愉快的事情，也许很久之前真的发生过，也许在生活的视野中和他擦肩而过，也许只是在最近见到过。但他不能专心致志地想过去的事情，不知为何，过去的事情总是游移不定，时而友好神秘，狡猾地朝他靠近，时而又狠心地远远滑走，就像眼睛里透明的小点，在玻璃眼液中从一个斜角移向另一个斜角。唉，他必须起床了，必须穿上袜子。那双袜子满是窟窿，倒像是一副花边手套。离开房间时，他戴上了大卫的深黄色太阳镜——太阳在蓝绿色的空中昏昏欲睡，洒在门廊台阶上的晨光也抹上了一丝落日的色彩。大卫裸露着琥珀色的后背跑在前面，每当伊万诺夫叫他时，就极不耐烦地耸耸肩膀。“不要跑。”伊万诺夫疲惫地说道。他戴了太阳镜，视野受到限制，便担心撞上突然驶来的汽车。 街道睡意沉沉地延伸向大海。他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太阳镜，也不再惊讶夏日怎么穿上了土黄色的制服。在街道的拐角处，他突然隐约想起了什么——一些特别舒适而又陌生的东西——但它们瞬间又消失了。狂暴的海风吹得他胸部发紧，昏暗的旗子都朝着一个方向剧烈舞动，尽管那个方向什么也没发生。到了沙滩了，感觉到飞溅的海水了。他觉得耳朵被塞住了，当他用鼻子使劲吸入空气时，脑袋里便嗡嗡作响，好像有什么东西撞击着耳膜。伊万诺夫想，我这辈子还没活多久，日子过得也不好，不过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个陌生的世界是美丽的，此时此刻我也可以感受到快乐，只要我还能够想起那些美妙的，美妙的——什么来着？那是什么来着？ 他蹲下身坐在沙地上。大卫开始忙着用铁锹修缮一面沙墙上有点垮塌的地方。“今天是冷还是热啊？”伊万诺夫问道。“不知怎么的，我说不上来。”过了一会儿，大卫扔下铁锹说道：“我要去游泳。”“再坐一会儿，”伊万诺夫说，“我需要整理一下我的思绪。大海又不会跑掉。”“求你了，让我去吧！”大卫恳求道。 伊万诺夫用一只胳膊肘支起身子，看了看海浪。巨大的海浪汹涌澎湃，附近不见一个游泳的人，只有左侧很远的地方有十来个带着橘黄色帽子的头在海面上跳动，被海浪很整齐地推向一侧。“海浪这么大，”伊万诺夫叹了口气说道，“你可以嬉水，但不能去深度超过七英尺的地方。七英尺大概是两米。” 他又垂下头，托起一边脸，满怀痛苦地回忆起生活中无数的悲伤和快乐。他的鞋子里灌满了沙子，于是用手慢慢地将鞋脱下来，之后又陷入了沉思。那些游移不定的透明小点又开始在眼前飘来飘去——他是多么多么渴望能够回想起那些——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尖叫，赶紧站起身来。 海岸远处黄蓝色的波浪里闪过大卫的脸，他的嘴大张着，如同一个黑洞。他急促地喊了一声，之后人就不见了。一只手露出来片刻，之后也消失了。伊万诺夫匆匆脱去衣服。“我来了！”他大声喊道，“我来了，要坚持住！”他在水里扑腾着，感到脚下失去了立足点，冰冷的裤子紧紧地贴在小腿上。他觉得大卫的头又露出了片刻。这时一个波浪打来，伊万诺夫的帽子掉了，他的眼睛也看不清了。他想摘掉太阳镜，可是他心烦意乱，海水冰冷，冻得他虚弱麻木，眼镜硬是没能摘下来。他意识到波浪退去时把他也拖到了离岸很远的地方。他一边游，一边放眼找大卫。他感到自己被紧紧地裹在一个冰冷刺骨的袋子里，心脏也绷紧到了极限。突然，一样东西飞快地闪过他的脑海：快速滑过钢琴琴键的手指——这正是他一上午一直在努力回忆的东西！他从海里走出来，来到一片沙滩上。沙滩、大海、空气，都呈现出一种奇特、暗淡、模糊的色彩，一切都彻底静止了。他隐约觉得黄昏已至，大卫已经消失很久了。他感到了他从尘世生活中懂得的东西——悲伤的滚滚热泪。他全身发抖，对着灰白的沙滩俯下身来。他把自己紧紧地裹在一件黑色的斗篷里，斗篷上有一个蛇形的铜扣。这种扣子他在一个同学身上见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一个秋天。他觉得太对不住大卫的母亲，不知道如何对她讲。这不是我的错，我已经尽全力去救他了，但我不擅长游泳，而且我心脏也不好，结果他就淹死了。但这么想着想着又出现了偏差，他再次环顾四周，看见自己正孤身一人站在荒凉的薄雾中，身边没有大卫。于是他这样理解：要是大卫没有和他在一起，那就说明大卫没有死。 直到这时他才摘下了那满是水雾的眼镜。昏暗的雾气立刻散去，眼前是缤纷的色彩，耳边是各种声音——海水奔涌，狂风怒号，人声鼎沸——大卫站在那里，清澈的海水刚没过他的脚踝。他不知做什么好，害怕得浑身发抖。他不敢解释说他没有溺水，不敢说他刚才在水中的挣扎只是开个玩笑罢了——远处那些人还在潜水，在水里搜寻，然后用鼓起的眼睛对视一下，又潜入水中，露出水面时还是两手空空。岸上的人朝他们呼喊，让他们再往左边找找看。一个戴红十字臂章的人沿着海滩跑过来，三个穿着羊毛衫的人把一艘小船咔嚓嚓地拖过鹅卵石，推入水中。一个戴夹鼻眼镜的胖女人正把茫然无措的大卫带到一边——她是个兽医的妻子，她丈夫本来应该周五就到的，但因事不得不推迟了假期。波罗的海处处波光粼粼，渐趋稀疏的森林里有一条郁郁葱葱的乡村小路，路上横放着一些刚刚砍倒的白杨树，还没有枯死。一个满脸煤烟的年轻人在厨房的水龙头边洗脸，脸上渐渐现出白色。黑色的马尾鹦鹉飞过新西兰群山上的终年积雪，一个在阳光下眯着眼的渔夫正郑重其事地预测说，得等到第九天海浪才会托出尸体来。 (1) 　法语，剃须后引起的 。 (2) 　德语，运动家 。 (3) 　德语，啊，不行 ！ (4) 　Prince Albert，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第三大城市。 (5) 　德语，啊，瞎扯 。 海军部大厦塔尖 请你原谅我，亲爱的夫人，可是我是个粗人，说话直来直去，那么我就有啥说啥了。不要劳神想入非非：这远不是来自你崇拜者的信。相反，你一分钟后会看明白，这是一封相当奇怪的小信件，谁知道能起什么作用呢。算给你上一课，也给其他好冲动的女小说家上一课。首先，我赶紧做个自我介绍，这样我的形象就可以像个水印一样随处可见。这要比不声不响诚实得多。如果不声不响，那就有误导之嫌，眼睛不由自主地从一行行书写文字上看过去，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别说我字写得秀气，标点符号点得有青春活力，我恰好是个又矮又胖的中年人。其实我的胖是没有赘肉的胖，胖得有味，胖得有趣，还是黄蜂腰。夫人，诗人阿普赫京是女士们的胖宠物，我和他那装样儿的翻领可远远不是一回事。不过，这样也就可以了。你，作为一个作家，已经收集到了可以补全我余下部分的线索。Bonjour, Madame。(1)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 那一天在一家俄语图书馆——这家图书馆被无知的命运贬到一条阴暗的柏林小巷里——我查到三四条新书名，其中有你的长篇小说《海军部大厦塔尖》。书名精妙——如果没有别的原因，书名是不是得自抑扬格四音步的诗律，admiraltéyskaya iglá，像一行著名的普希金诗？然而正是书名太精妙，并非好兆头。再说了，对于我们的流放地出版的书，比如在里加或塔林出版的，我一般都持谨慎态度。尽管如此，我还是如我刚才所说，取下了你的小说。 唉，我亲爱的夫人，唉，谢尔盖·索恩采夫“先生”，太容易猜到作者用了一个假名，也容易猜到作者不是个男子！你的每一个句子都透着女性气息。你偏爱用“时光流逝”或者“抖抖索索地包在妈妈的披肩中”这样的话语，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插曲人物海军少尉（直接模仿《战争与和平》），这个人物把字母“r”发成硬音“g”。还有最后一点，你把法语的陈词滥调翻译过来加注，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你的文学技巧。而以上这些还仅仅是你问题的一小部分。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假定我有一次散步，走过一个美不胜收的地方，水流汹涌，波涛滚滚，藤蔓爬满了荒凉的断壁残垣。许多年后，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我偶然看到一张照片，上面照的是我，在一根明显是纸板糊的柱子前方摆了个自鸣得意的姿势；背景中有一道白花花的涂层，原来是画上去的小瀑布；有人还给我画了八字胡。这玩意是从哪里来的？把这可恶的东西拿走！我所记得的是真实的水流喧腾，再说了，当时并没人在那里给我拍照。 要我给你解释其中的寓意吗？要我告诉你，我看到你灵巧的手工活，你那篇很糟的《尖塔》，我就有同样讨厌的感受，只是觉得更糟糕，更可笑。我用食指分开未裁的书页，抬眼一行行快速地看下去，看得我又惊讶又迷惑，只能眨眼。 你想知道怎么了吗？我乐意奉告。你重重地躺在吊床上，信笔而写，墨如泉涌（一个近似双关的词(2) ），你，夫人，写了个我初恋的故事。是的，我又惊讶又迷惑；我也是一个大块头的人，迷惑时伴着气短。现在你和我都在喘粗气，因为你创造的英雄突然出现，让你也惊呆了。不对，这是个错位——额外的佐料是你添加的，我承认，填充馅和调味汁也是你的，但这游戏（又一个近似双关的词(3) ）不是你的，夫人，而是我的，它翅膀上中了我的铅弹。我太吃惊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士，从哪里，又是怎样拐走了我的过去？我难道非得承认这样的可能性：你认识卡佳——甚至你们是闺蜜——于是她在波罗的海的松树下和这个贪婪的小说家一起消磨夏日黄昏的时候，向你透露了全部秘密。可是你怎么敢，你从哪里找到的胆子，不但利用了卡佳的故事，还接着将那个故事歪曲得面目全非？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到今天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十六年，这是一位新娘的年龄，一条老狗的年龄，或者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年龄。顺便说一下，我们先来看看你马虎大意犯下的无数错误，这目前还不算最严重的问题。卡佳和我不是同岁的人。我当时快十八，她快二十了。你尝试了一种方法，还很管用，就靠这种方法让你的女主角脱光衣服站在能照出全身的穿衣镜前，然后你描写她披散的头发，当然是暗金色的，还有她年轻的曲线。据你所写，她矢车菊一般的眼眸在沉思时会变成紫罗兰色——真是一个植物学上的奇迹！你用一圈黑色的睫毛遮住了那双眼睛，那睫毛，要是我可以自己来写，好像长得更长一点，延伸到外眼角，这样显得她的眼睛很独特，看似上扬，其实不然。卡佳体态优雅，但略微有点弓腰，每次进屋都要抬抬肩。你还把她写成了一个有着女低音嗓音的高贵少女。 纯粹的折磨。我有心把你写的各种错误的形象仔细抄下来，无情地摆在我准确无误的观察旁边，不过结果却可能是“噩梦般的胡说”——真正的卡佳会这么说的，因为分配给我的理念没有足够的精确度，也没有足够的能力，从你的那团乱麻中解脱出来。相反，我自己倒陷进你用传统写法设下的黏性罗网中，没有一点力量把卡佳从你的笔下解放出来。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像哈姆雷特一样争论，并且到最后一定要胜过你。 你所瞎编的主题是爱情：一场有点颓废的爱情，以二月革命为背景。但它仍然是爱情。卡佳被你重命名为奥尔加，我成了列昂尼德。不错，很好。我们的初次相遇是平安夜在朋友家里，之后我们常在尤苏波夫溜冰场见面。她的房间，里面有靛蓝色的墙纸，红木家具，只有一件摆设，一个踢起腿来的芭蕾舞瓷女郎——这些都是真的，都是真的。除非你故意自命不凡地瞎编，把一切都改得面目全非。列昂尼德在聂夫斯基大街上的帕里斯亚娜影院坐下时，皇家学园的一位学生把他的手套放在三角帽里，隔了两页后，他就穿上了平民衣服：他摘去了他的圆顶高帽，读者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文雅的年轻人，留着旧式的英国分头，头发从喷了定型发胶的小脑袋正中央分开。一块紫色手帕从他的胸口衣袋垂下来。其实我至今还记得皮埃尔先生当时穿得像电影演员马克斯·林德一样，也还记得他喷了大量的威哲塔护肤液，刺得我头皮发凉。皮埃尔先生紧握住他的梳子，像翻毡一般猛地一翻，把我的头发翻了过来，然后一把扯掉围单，冲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中年人喊道：“伙计，把头发收拾干净！”今天，我的记忆带着讽刺回到那块胸口衣袋中的手帕上，回到了当年的白色鞋罩上。不过另一方面，我决不能认同青春记忆中刮脸的折磨，刮的是你笔下列昂尼德那张“光滑、灰白的脸”。他那双莱蒙托夫式没有光泽的眼睛和贵族一般的外表，我就让你凭良心处置，因为如今他意外发福了，当年的外表不可能看出多少了。仁慈的主啊，不要让我陷入这位女作家的文字陷阱中吧。我不认识她，也不想认识她，可是她抱着令人吃惊的傲慢态度侵犯了另一个人的过去！你怎敢这么写：“漂亮的圣诞树上挂着会变色的灯，好像在向大家预告那欢乐喜气洋洋”？你一口气吹灭了整个圣诞树，因为一个形容词放在名词后面，图高雅，却足以消灭最美好的记忆。在这场灾难之前，也就是在看到你的书之前，我的美好记忆是灯光涟漪一般星星点点地闪在卡佳的眼睛里。圣诞树的一条枝上挂着一个原生纸做的小玩偶房，光彩夺目，一根蜡烛燃得太狂野，她拂开粗硬的树叶，伸手去掐火苗，这时小玩偶房把鲜红色映在了她的两颊上。所有这些美好的回忆我现在还留下了什么？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是字纸烧毁时发出的难闻气味。 你的写法给人这样的印象：卡佳和我生活在一种文明高雅的上流社会。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亲爱的女士。那个卡佳生活的上流社会环境——你愿意就称为时尚环境吧——说得好听一点，风气很落后。契诃夫被认为是“印象派”；康斯坦丁大公，一位重要诗人，被认为是上流社会的打油诗人；纯粹是基督徒的亚历山大·布洛克，写过未来主义的十四行诗，歌咏垂死的天鹅和丁香烈酒，被认为是邪恶的犹太人。诗歌专集的手抄本，法语的英语的都有，到处散发，拿到的再复制，也有失真走样的地方，连作者的名字都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所以这些流散的诗歌就故作意外地有了个作者不详的迷人特点。一般来讲，把它们那些曲曲弯弯的东西和那些秘密抄写的、在下层圈子里流行的煽动性简单诗歌并置起来很有意思。这些男人和女人歌咏爱情的长篇独白被认为是国外抒情诗派最现代的样板，有人恰当地指出，这么认为很不到位，事实上国外抒情诗中的佼佼者是可怜的路易·布耶(4) 所写的一首，他在上世纪中叶写作。卡佳对连绵起伏的韵律情有独钟，总是充满激情地朗诵路易·布耶的亚历山大体(5) 诗歌，还怪我给某一音律铿锵的诗节挑了毛病。在这一节诗中，诗人把他的感情比作一把小提琴的弓，把他的情人比作吉他。 关于吉他，夫人，你写道：“傍晚年轻人聚会，奥尔加坐在桌子旁，用浑厚的女低音唱歌。”唉，好吧——又一次死亡，又一个你华丽文体的牺牲品。可我是多么怀念那首时髦的茨冈舞曲，余音绕梁，当时我示意卡佳唱，我来填词！我很清楚，这个舞曲不再是真正的吉卜赛艺术，这种艺术当年迷住过普希金，后来又迷住过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6) ，现在却没有生气，筋疲力尽，难逃一死。每一样东西都在为她的毁灭作贡献：留声机、战争，还有各种所谓的茨冈歌。布洛克有许多天生魔力，其中之一就是他从吉卜赛歌词中听来任何语句，都能凭记忆写下来。他这么做很有道理，好像他在抓紧时间抢救吉卜赛歌词，免得太晚了全忘了。 我应该告诉你那些沙哑的嘟哝和抱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我应该向你展现那个遥远陌生世界的样子吗？那里 垂柳细枝沉沉入睡， 低低弯向池塘。 那里，在丁香花丛的深处 夜莺在哭诉她的感情 在那里，所有的感觉被逝去爱情的回忆统治着。那个邪恶的统治者，伪装成了吉卜赛的浪漫主义。卡佳和我本来也喜欢回想往事，但我们那时没什么可回想的，于是就假想一些遥远的过去，把我们当前的快乐放回这假想的过去之中。我们把我们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转化成我们还不存在的昔日遗迹。我们试着看花园小径，看月亮，看垂柳，用现在明知往事一去不返的眼光去看——现在回头去看，就有可能看池塘上浸在水里的旧木筏，看黑沉沉的牛棚上方的月亮。我甚至假想，多亏了一点朦胧灵感，我们为后来的一些事情提前做了准备，练练自己的记忆力，想想遥远的过去，玩玩乡愁，果然到后来，当过去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如何对待，不至于让它压死。 可是你对这一切都关心些什么呢？那年夏天我去你称为“格林斯科耶”的祖上庄园小住，你描写这一段时写道，你追着我进了树林，在林子里非要我写“散发着青春活力和人生信仰的”诗。事情不完全是这样的。别人要么打网球（用一只红色的球和多尔蒂球拍，球怕很沉，弦很松，在阁楼上找到的），要么在一片杂草疯长的草坪上打槌球，每个球门前长着一株蒲公英，这时卡佳和我就到菜园去，蹲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吃两种草莓——一种是鲜红的“维多利亚”（sadovaya zemlyanika），另一种叫“俄罗斯双簧管”（klubnika），是一种有点发紫的浆果，上面经常沾有青蛙的黏液。菜园里还有我们最喜欢的凤梨类的水果，看上去还没熟，但是特别甜。我们也不直起腰来，蹲着沿犁沟走，边走边哼哼，结果膝盖后面的筋腱疼起来，肚子里沉甸甸地填满了红玉色的草莓。火热的阳光倾泻下来，那太阳，那草莓，还有卡佳野蚕丝的连衣裙，两臂下方有深色的汗渍，脖子后部汗津津的晒痕泛着光——所有这些融合为一种沉闷的欢乐感。那是多么幸福呀：没有站起来，仍然摘着草莓，一把抓住卡佳温暖的肩，听她轻柔地笑，听她咕噜咕噜地贪吃，听她在树叶下面翻找草莓时关节嘎巴嘎巴地响。对不起，我直接从那个果园离开，朝厕所游荡，果园里温室亮晃晃地刺目，林荫道旁毛茸茸的罂粟花随风摇摆。我来到厕所，像罗丹的“思想者”一样蹲坐下来，头仍然被太阳晒得发烫，这时我写了首诗。那首诗，从各个方面看，都很差劲。它有来自茨冈歌曲的夜莺啼啭，有布洛克的几句，还有无可奈何地回响着的魏尔伦：“Souvenir，Souvenir，que me veux-tu？L'automne……”(7) ——尽管秋天还遥遥未至，我的幸福却用动听的声音在附近高喊，也许就在那儿，保龄球道旁边，丁香花丛后面。那花丛下堆满了厨房垃圾，母鸡到处乱逛。每天晚上，走廊里的留声机会张开大嘴，颜色红得像俄国将军外衣的内衬一样，肆意喷涌着吉卜赛激情；要么有一个险恶的声音，配着《月藏云下》的曲调，冒充皇帝说道：“给我一支鹅毛笔，一个笔架，是时候写最后通牒了。”花园里的平台上，一个叫“Gorodki（小城镇）”的游戏正在进行：卡佳的父亲解开衣领，穿着居家软靴，一只脚跨前一步，端起一根棍子作瞄准状，好像端起步枪要开火一般，然后把棍子使劲朝小柱子组成的“小城镇”扔过去（不过离目标还好远）。这时夕阳的最后一束光轻轻拂过松树干做的围篱，在每根树干上留下一个火红的箍。夜幕最终降临，人们都睡了，卡佳和我挤在花园里一条又硬又冷、看不清楚的长凳上，望着昏暗的大房子，直到我们的骨头疼起来。一切都好像是很久以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般：房子的轮廓映衬在淡淡的碧空下，树叶睡意蒙眬地摇动，我俩不能自制地长吻。 在你对那年夏天的雅致描写中，用了大量的点缀修辞，但有一件我们经常忘记的事情你倒是本能地时时记得，那就是那年二月以后，国家就处在“临时政府(8) 的统治之下”。你非要卡佳和我密切地关注每一个革命事件，也就是说，你叫我二人进行着神秘的政治对话（这方面的描述长达十来页）——但我向你保证，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那样的对话。首先，我要是带着你借给我的正义感来谈俄罗斯的命运，我会觉得别扭；第二，卡佳和我彼此太投入，不会关心革命的。我只须说一句，革命留给我最真切的印象只是一件小事情：有一天，在圣彼得堡的百万大街上，一辆卡车满载着一车快活的暴徒，做了个笨拙却又精准的转向，为的是故意压扁一只路过的猫。压过去后，它就展展地躺在那儿，就像一块熨得极其平整的黑毯子（只有尾巴还能看出是猫的一部分——它笔直地挺立着，末端我以为还在摆动）。那一时刻，我突然领悟到某种高深莫测的意义。不过后来有一次，我又在一个田园般的西班牙乡村看到了一辆公共汽车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压扁了一只完全一样的猫，我心里就不再纠结那隐秘的意义了。另一方面，你夸大了我的诗歌才能，到了言过其实的地步，你还把我变成了一个预言家，因为只有预言家才能在一九一七年的秋天谈论列宁死后的绿色脑浆，或者谈论苏维埃俄国知识分子“秘密”移居国外的事。 不，那年秋天和冬天我们谈论的是别的事情。当时我非常痛苦。我们的浪漫爱情正在遭受极其糟糕的事情。你给了一个简单解释：“奥尔加开始意识到自己追求的是肉欲，而非激情，而列昂尼德则正相反。他们危险的拥吻让她兴奋，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她内心深处，还总有一块没有化开的疙瘩”——如此等等。你此处下笔仍然是一样的粗俗，自以为是。你对我们的爱情作何理解呢？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故意回避直接对它进行讨论。但是现在，如果不怕受你风格的影响，我不妨比较详细地描述一下它的热烈和潜藏的悲哀。是的，是有那么一个夏天，处处树叶沙沙作响，我俩骑着自行车沿着园中所有的蜿蜒小径莽莽撞撞地跑，要看看从不同的方向谁最先骑到那个环岛处，那里的红沙地上留下了我们坚硬轮胎的印迹，像扭动的蛇一般。那是在俄国的最后一个夏天，每一个活生生的日常细节冲着我们声嘶力竭地尖叫：“我是真的！我是现在！”只要这充满阳光的快活心情能够在表面上维持住，我们的爱情固有的悲哀就仅仅是迷恋不曾存在的过去而已。可是当卡佳和我重回彼得堡时，问题就出现了，留给我们的只有痛苦。那时彼得堡已经下了不止一场雪，街上的木板行道上盖了一层微黄色的东西——雪和马粪的混合物——没有这东西，我就描绘不出俄国的城市。 我现在能看见她了，穿着那件黑色海豹皮大衣，拿着个扁平的大暖手笼，穿着灰色的毛边靴，走在一条很滑的人行道上，两条细长的腿如踩着高跷一般。要么是穿着深色的高领连衣裙，坐在一张蓝色的矮沙发上，哭得太久之后，在脸上厚厚地补了妆。我每天傍晚步行到她家，半夜后返回，这时，在大理石般的夜色中，在星光灰白的寒冷天空下，我能认出一路上那些地标——总是一样的彼得堡高大建筑，传奇年代的孤独大厦，装点了夜里的荒凉，和所有的美一样，与行人若即若离。它看不见你，它在沉思，它无精打采，它的心思在别处。我总是自言自语，对着命运说，对着卡佳说，对着星星说，对着城堡的圆柱说。巨大的城堡心不在焉地耸立着，悄无声息。昏暗的街上传来零星的交火枪声，我无意间就会想到自己有可能被流弹击中，倒地而死，横卧在昏暗的积雪上，穿着雍容华贵的皮草外衣，圆顶高帽歪在一边，周围是古米廖夫或曼德尔施塔姆(9) 新诗集的白色平装本。这些书是我倒地时掉出来的，现在散落在雪地上，纸页几乎看不出来了。我这么想时还颇有一丝快感。要么有可能边走边哭边呻吟，自己劝自己说，是我自己不爱卡佳了，这么想时就赶紧绞尽脑汁回忆她的种种不好：虚伪，自以为是，空虚无聊，贴块掩饰粉刺的俏皮贴，没必要说法语的时候说法语，法语的小舌音发不地道，还时不时故意冒出来；她还有个顽固透顶的毛病，喜欢有爵位的蹩脚诗人；还有，每当我逼着她告诉我前一天傍晚她是和谁一起度过的，她就发脾气，两眼神情呆滞，这种事已经发生上百次了。我绞尽脑汁，寻思掂量，结果痛苦地发现我的爱，尽管承载着所有她的不好，却越发坚定，越陷越深，就算是肌肉似铁的役马来拉，也拽不出泥坑。下一个傍晚到来时，我又要通过街头水手把关的身份检查站（要查验各种文件才能允许我接近卡佳的心灵边缘，也只能到这一步，再往她心灵里走一步，文件就失效了），又要去盯着卡佳看。我先开口可怜巴巴地说几句后，她就变成个僵硬的大玩偶，突起的眼皮垂下，答话也像个瓷娃娃一般生硬。有一次，在一个值得记住的晚上，我要她给我一个老老实实的最后答复，她干脆一言不发，躺在长沙发上不起来，一动不动，镜子一般的眼睛里反射着蜡烛的火苗。在那段动乱的时期，蜡烛代替了电灯。我从头至尾听完她的沉默，站起来走了。三天后，我打发我的男仆给她送去一张字条，上面写道我要是不能再见她哪怕一面，我就自杀。于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照着红红的太阳，踩着嘎吱作响的雪，我们在邮局大街上会面。我默默地吻了她的手，然后整整一刻钟的时间里，没有一句话打破我们的沉默。我们走来走去，不远处，就在近卫骑兵大道的街头，站着一个模样极其可敬的男人，戴顶俄国羔皮帽，抽着烟，装作没事人一般。就在她和我默默地走来走去的时候，过去了一个小男孩，拉着一辆人力雪橇，上面铺着一条四边破破烂烂的毯子。站在街口的那个男人还在抽烟，这时候排水管里突然传来一阵嘎嘎声，接着吐出一块冰来。就在我们刚才见面的同一个地点，我像刚见面一样默默地吻了她的手，随后那只手永远溜回它的皮暖手笼里去了。 别了，我的痛苦，我的狂热， 别了，我的梦想。别了，我的疼痛！ 沿着古老花园的小路 我们将永远不再相遇。 对，对：别了，如茨冈歌曲中唱的那样。一切都不论，你就是漂亮，毋庸置疑化地漂亮，如此讨人喜欢，令我痛哭，忽略了你短视的心灵，忽略了你想法的平庸，忽略了你一千次的小小背叛。我尽管一心一意爱你，可我对诗歌抱负太高，表达起感情来沉重而又模糊，说起话来喘气结巴，这些肯定让你讨厌，看不起。现在没有必要告诉你我后来经历了多少苦难，也没有必要告诉你我是如何将那张快照看了又看，照片上你的双唇光鲜，头发闪亮，漫不经心地看着我。卡佳，你现在为什么把一切搞得这么乱？ 好啦，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谈谈。随着一阵悲哀的嘶嘶声，空气从那个傲慢的橡皮胖子身上漏了出来。这封信刚开始时，这个橡皮胖子充足了气，胡闹一通。你，我亲爱的，真的不是躺在她小说吊床里的那个肥胖的女小说家，而正是昔日那个卡佳，有着卡佳那样得体的举止，有着卡佳的窄肩膀，一位模样好看、妆容精致的女士。这位女士傻乎乎地卖弄风情，编造出了一部毫无价值的书。想想吧，你甚至不容我们分手！在列昂尼德的信里，他扬言要枪毙奥尔加，她还与她未来的丈夫讨论这封信。那个未来的丈夫，充当了密探的角色，站在街角处，只要列昂尼德掏出他紧握在外套口袋里的左轮手枪，他就立即冲过去营救。他声泪俱下地恳求奥尔加不要去，边哭边不停地打断奥尔加冷静的话语。多么牵强的瞎编，太恶心了！写到结尾时，你让我加入了白军，在一次侦查巡逻时被红军俘虏，然后英勇就义，被一位身着“犹太黑衣”的人民委员打出的子弹击倒了，嘴里还念叨着两个叛徒的名字——俄罗斯和奥尔加。我要是还能看到你依然是十六年前的你，那我肯定会无比强烈地爱你，不惜付出痛苦的努力，把我们的过去从屈辱的监禁中解救出来，把你的形象从你自己笔下羞侮的酷刑架上解救下来！但老实说，我不知道我能否成功解救。说也奇怪，我的信有点像你匆匆背下的那些押韵诗文——记得这一句吗？ 看到我的字迹可能让你吃惊了。 ——不过我不能像阿普赫京那样发出邀请来结尾： 大海在这儿等着你，像爱一样宽广， 而爱又像海一样浩瀚！ 我不能这样结尾，因为第一，这里没有海，第二，我一点也不想见你。看过你的书后，卡佳，我害怕你。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像过去那样一起欢乐一起煎熬，只为在一位女士的小说中找到我们被丑化了的过去。听着——再别写书了！至少把这次失败引为教训。说“至少”，是因为我有权利希望你在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错误的时候，能感到痛恨，震惊。你知道我还期望着什么吗？也许，也许（这是一个微小无力的“也许”，但我还是抓住它不放手，所以到现在还不签名结束此信）——也许，说到底，卡佳，事事不出我所言，但唯有一事出了少见的意外，这个瞎编的故事不是你写的，你模糊不清但仍然迷人的形象并没有严重受损。果真如此，那就原谅我，索恩采夫同行。 (1) 　法语，你好，夫人 。 (2) 　原文fountain，既有喷泉的意思，也有源头的意思。 (3) 　原文game，既有游戏的意思，也有猎物的意思。 (4) 　Louis Bouilhet（1821—1869），法国诗人、剧作家。 (5) 　指每行十二个音节的诗歌形式，起源于法国，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后传到英国，形成英语亚历山大体，每一行音节还是十二个，但重音比法语亚历山大体多。 (6) 　Apollon Grigoriev（1822—1864），俄国诗人、批评家。 (7) 　法语，回忆，回忆，你要我怎么样？秋天…… (8) 　即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后在圣彼得堡成立的临时政府，同年在十月革命中被布尔什维克推翻。 (9) 　Mandelshtam（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卓越的天才诗人。一九三四年五月由于一首对斯大林不敬的诗而被拘禁，被判处流放。 列奥纳多 好多物体受到召唤聚集起来，从不同的地方慢慢聚拢。要做到这一点，有些物体不仅要越过空间上的距离，也要越过时间上的距离。你会觉得奇怪，哪一个流浪者对付起来更麻烦呢，这一个还是那一个？也就是说，是这棵曾经长在附近、很久以前被砍倒了的年轻白杨树呢，还是那个与众不同的院子？这个院子如今还在，不过所处的地点离这里很远很远了。请快点决定吧。 那棵长着卵形树叶的小白杨来了，四月的青绿嫩芽在它全身冒了尖。它依照吩咐站好了位置，也就是说，站在了那堵高砖墙旁边，墙是从另一个城市整体搬进院子的。墙对面是一幢阴暗肮脏的经济公寓房，阳台造得小里小气，像从桌子里拉出来的一个个抽屉一般。其他的小景致分布在院子里：一个桶，又一个桶，树叶投下的稀疏阴影，一个水缸一类的东西，还有一个石头十字架，立在墙脚下。所有这些现在只简单勾画一下，还会增添很多细节，并进行最后的加工。不过两个活人——古斯塔夫和他兄弟安东——已经出来站在他家的小阳台上了，他们面前滚来了一辆小小手推车，上面架着一个手提箱，一堆书，推车人是新来的房客罗曼托夫斯基，走进了院子。 从院子里看过去，尤其是在晴朗的天气里，房子里的房间个个好像漆黑一片（黑夜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在这儿或是那儿。在房间里面，二十四小时中的一部分是黑夜；在房间外面，二十四小时的另一部分是黑夜）。罗曼托夫斯基抬眼看看打开的黑洞洞的窗户，又看看小阳台上瞪着青蛙般的眼睛看他的那两个人，把自己的行李扛在肩上——朝前打了个趔趄，仿佛有人在他后脑勺上敲了一下似的——一头扎进了门厅。还在阳光下的东西有：放着书的手推车，一个桶，另一个桶，在阳光下烁烁发亮的年轻白杨树，砖墙上用沥青写的几个大字：投票选举（选谁就看不清了）。估计那是那兄弟俩在大选之前草草写上去的。 这就是我们如今安排世界的方式：人人都要流汗，人人都要吃饭。会有工作的，会填饱肚皮的，会有一个干净、温暖、阳光灿烂的…… （罗曼托夫斯基成了隔壁屋里的房客。那间屋子比他们的屋子还要简陋。不过他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个橡皮娃娃。他由此得出结论：前任房客一定是个有家室的男人。） 尽管世界还没有最终全部转化成固态的物质，还保留着各式各样具有模糊和神圣性质的区域，但这一对兄弟觉得生活很舒适，也很有自信。哥哥古斯塔夫干着一份搬运家具的工作，弟弟碰巧暂时失业，不过尚未灰心丧气。古斯塔夫脸色相当红润，细眉倒竖，肩宽体阔，像个碗橱，老穿着一件灰色的粗羊毛套头衫。他粗胳膊的肘关节处系着松紧带，固定住衬衫的袖子，这样手腕处显得干净利落。安东的脸长满麻子，八字胡修剪成一个黑黑的梯形，瘦长的身上穿着一件深红色毛衣。不过他俩一起支着胳膊肘靠在阳台栏杆上时，他们的后背简直一模一样。都显得肩宽腰阔，颇有派头，穿着一样的花格布裤子，紧紧包住突出的臀部。 再说一遍：这个世界要流汗，也要吃饱饭。游手好闲的人、寄生虫和音乐家不受欢迎。一个人只要心脏在供血，这个人就要生活，见鬼！古斯塔夫到现在已经攒了两年的钱了，为的是娶安娜，买一个餐具柜，买一块地毯。 她隔一晚来一次，是个胳膊浑圆的丰满女人，宽鼻梁上长着雀斑，眼睛下面有一道铅灰色的阴影，牙齿缝很大，有一颗还拔掉了。兄弟俩和她总是痛饮啤酒。她习惯把两条光胳膊垫到脖子后面，露出胳肢窝里汗津津的红毛。她往后一仰头，嘴大大张开，旁人就能看见她的整个下腭和舌根，好像煮熟的鸡屁股一般。兄弟俩都很喜欢变着法子让她开心，为逗她乐不遗余力。 白天哥哥去上班，安东就坐在一家相熟的酒吧里，要么躺在运河岸边凉爽却仍然碧绿的草地上，在蒲公英丛中四肢大展，羡慕地望着快活的乡下人往船上装煤，要么傻乎乎地静观空荡荡诱人入睡的蓝天。不过没过多久，兄弟俩平稳顺当的生活就遇上了些障碍。 从他推着手推车走进院子的那一时刻起，罗曼托夫斯基就在兄弟俩心中激起了一种既恼火又好奇的复杂感觉。他们看人从不走眼，凭这一点他们意识到来了个与众不同的人。一般情况下，随便看一眼也看不出罗曼托夫斯基身上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这兄弟俩偏偏就看出了。比如说，他走路的姿势就很特别：每一步都要用一种特别的姿势轻快地踮一下脚尖，走得也很快，健步如飞，好像一脚踩下去这么简单的动作就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越过平常人的头顶，发现什么不平常的东西。他是那种所谓的“流线型”，很瘦，白脸，尖鼻子，一双眼睛极不安分。他双排扣外套的袖子太短，致使他的长手腕露出半截，露得荒唐可笑，惹人厌（就好像在说：“我们露出来了，现在该怎么办？”）。他出门回家没个准点。开头几天的一天上午，安东看见他在一个书摊旁：他在问价钱，要么是已经买下了什么书，因为小摊主麻利地把一本落满灰尘的书在另一本上磕了几下，然后拿着两本书去了书摊后面的隐蔽角落。还注意到其他奇怪之处：他的灯几乎亮个通宵；他不与人交往，怪得很。 我们听见安东的声音：“那位高雅的绅士在摆谱呢。咱们应该更仔细地观察观察他。” “我去把烟斗卖给他。”古斯塔夫说。 烟斗来历不明。是安娜有一天带来的，但兄弟俩只认小雪茄。一个很贵的烟斗，还没有被熏黑。烟斗柄里插着一根小钢管，另外还配着一个羊皮烟斗套。 “是谁呀？有什么事？”罗曼托夫斯基隔着门问。 “隔壁的，隔壁的。”古斯塔夫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两位隔壁邻居进了屋，贪婪地四处张望。饭桌上堆着一摞参差不齐的书，旁边放着半截吃剩的腊肠。其中一本书打开着，那一页上是一幅千帆竞发的画，画面的一角上飞着一个鼓腮的婴儿。 “咱们认识一下，”兄弟俩声音低沉地说，“大家可以说紧挨着住在一起，可不知怎么的就是见不着面。” 五斗橱的顶上放着一个酒精炉和一个橘子。 “幸会。”罗曼托夫斯基轻声说。他坐在床边，低头去系鞋带，额头上的青筋胀得通红。 “你刚才休息了，”古斯塔夫客气地说，但不带好意，“我们来得不是时候？” 这位房客居然一个字也没回答，倒是突然站起身来，转向窗子，举起一根手指，僵住不动了。 兄弟俩看看窗子，没发现任何反常现象。窗框里有一片云，有白杨树的树尖，还有部分砖墙。 “怎么，你们难道什么都没看见吗？”罗曼托夫斯基说。 红毛衣和灰套衫一起走到窗前，实际上还探出身去，两人变成一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了。什么都没有。两个人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非常不对劲！他们转过身来。他站在五斗橱旁边，神情很怪。 “我肯定是看错了，”罗曼托夫斯基说，眼睛并不看他们，“刚才好像有个东西飞了过去。我曾经见过一架飞机掉下来。” “是有这种事。”古斯塔夫表示同意，“听着，我们来是有点事。你想买这东西吗？崭新的。还有个很不错的套。” “套？是个套吗？只是，你们要知道，我很少吸烟。” “那不要紧，你以后会越吸越勤的。我们便宜卖，三马克五十芬尼。” “三马克五十芬尼。明白了。” 他用指尖摸着烟斗，咬住下嘴唇思索。他的眼睛其实没有看烟斗，而是在转来转去。 与此同时，兄弟俩开始膨胀，越胀越大，充满了整个房间，整个公寓，然后胀到楼外去了。和他们相比，那棵年轻的白杨树这时就和一棵染色棉絮做成的玩具树那么小，放在圆形的绿色支架上摇摇晃晃很不稳当。这栋公寓房也变成了一个玩具房，一个落满灰尘的胶纸板做成的东西，还到不了兄弟俩的膝盖那么高。他们无比巨大，专横地散发着汗味和啤酒气味，声音粗壮，言谈愚蠢，头脑里换成了渣滓废物。他们造出可耻的恐怖气氛，令人不寒而栗。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推我。求求你们，别来我这里了吧。我没碰你，那么你也别碰我。我让步，只求别来我这里了。 “好吧，可我零钱不够，”罗曼托夫斯基低声说，“要是你能找我六马克五十芬尼……” 他们找了他六马克五十芬尼，呲牙咧嘴笑着走了。古斯塔夫对着灯光检查了一下那张十马克的纸币，收起来放进了一个铁皮钱盒。 然而他们还是没有让他们的隔壁邻居得到安宁。他们已经认识了他，只觉得更气恼，这个人还是和以前一样难以接近，这气得他们发疯。他躲着不和他们打照面，他们非得埋伏起来，设好圈套，才能飞快地瞧一下他躲躲闪闪的眼睛。安东已经发现了罗曼托夫斯基的灯整夜亮着，就再也不能听之任之了。他光着脚溜到他的门口（门底下露出一缕细细的金色光线），敲了敲门。 罗曼托夫斯基没有应声。 “睡吧，睡吧。”安东一边说，一边用手掌拍门。 灯光从门上的小裂缝里不声不响地露出来。安东摇摇门把手，细细的金色光线断了。 从此以后，兄弟俩（尤其是安东，幸亏他没有工作）针对他们邻居的失眠症建立了监视机制。可是敌人很机敏，耳朵极好使。不管走到他门口的脚步有多轻，他的灯都会立刻熄灭，就好像从来没有亮过似的。只有在冰冷的过道里屏住呼吸站上好久，才有希望看见那敏感的灯光再亮起来。甲虫就是这样晕过去又醒过来的。 结果侦察工作变得极其耗人。有一次兄弟俩总算在楼梯上碰见了罗曼托夫斯基，挤住了他。 “就当晚上读书是我的习惯，这又关你们什么事呢？请让我过去。” 他转身要走时，古斯塔夫开玩笑地把他的帽子撞掉。罗曼托夫斯基没说一个字，捡起了帽子。 几天以后，兄弟俩傍晚时分找了个机会堵住了他——他去厕所回来，没有很快地回房间。他们只有两人，却设法将他围住。他们邀请他去他们房间。 “去了有啤酒。”古斯塔夫一挤眼说道。 他想拒绝。 “走吧！”兄弟俩叫道。他们抓住他的胳膊，推着他下了楼梯（抓住他的时候，他们能感觉到他有多瘦——肩膀以下那么单薄，那么虚弱，真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哈，狠狠捏他一把，让他的骨头嘎吱作响；哈，手痒痒管不住，让我们至少边走边戳他一下，就一下，轻轻地……）。 “你们把我戳疼了，”罗曼托夫斯基说，“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屋里果然有啤酒，有古斯塔夫未婚妻的大嘴，还有好浓的味道。他们试图灌醉他。他的上衣没有衣领，突出的喉结没有任何遮挡，下方扣着一个铜纽扣。他的脸又长又白，眼睫毛抖抖索索，坐姿也很复杂，腰弯得如叠起来一般，身子突了出来。等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身子就像一根弹簧伸直了。可是他们逼着他重新弯腰坐下，而且这一次，在他们的建议下，安娜坐到了他的膝头上。他不停地斜眼打量她的脚背，那脚紧紧地束在鞋里，脚面鼓了起来。他很气愤，尽量隐忍不发，不敢甩开这个赖在他膝头的红头发女人。 有过短暂的一瞬间，他们觉得已经制服了他，他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事实上古斯塔夫说了：“你明白了吧，你瞧不起我们那是你犯傻。你一声不吭的样子我们一见就来气。你一晚上不睡觉都在看些什么呀？” “看很老很老的故事。”罗曼托夫斯基回答，那声调让兄弟俩突然觉得好没意思。一旦没意思了，好不烦闷，糟糕透顶。可是喝下的酒阻止了风暴的发作，不但没发作，反而把眼皮都拉了下来。安娜从罗曼托夫斯基的膝头溜下来，昏昏欲睡的屁股刷过桌子。空酒瓶子像保龄球的木柱那样摇摇摆摆，有一个倒下了。两兄弟又是弯腰，又是摇晃，打着哈欠，困得泪眼迷离，还不忘打量他们的客人。只见他晃晃悠悠，红光四射，身子舒展开来，又变细了，最后渐渐消失了。 这么下去不行。他毒化了老实人的生活。对了，他极有可能月底就搬走了——完完整整，毫发未损，没有被打垮，仍然高傲地昂首阔步。知道他走路喘气与众不同还不够，麻烦的是我们摸不清究竟不同在何处，不能像逮兔子那样揪住兔子的耳朵尖把兔子拉出来。凡是摸不着、测不准、数不清的东西，都可恨！ 一系列的小折磨开始了。星期一，他们设法在他的床单上撒满了土豆粉，这东西据说可以引起发疯般的奇痒。星期二，他们埋伏在他们住的这条街道的拐角处等他（他贴胸抱着一大堆书），非常巧妙地挤了他一下，结果他抱的那些书掉进了他们事先挖好的水坑里。星期三，他们在坐便器上刷了一层木工用的胶水。到星期四，兄弟俩绞尽脑汁想不出新招了。 他什么也没说，任何话都没说。星期五，他快步如飞在院子门口赶上了安东，递给他一本带插图的周刊——也许你愿意看看这东西？这份出乎意料的客气让兄弟俩感到迷惑，同时也让他们的怒火烧得更旺了。 古斯塔夫命令他的未婚妻去撩拨罗曼托夫斯基，这会创造一个向他找碴的机会。你要踢球，总会不自觉地让它先滚动起来。爱闹着玩的动物也总是喜欢一个活动的目标。安娜奶白色的皮肤上满是虫子一般颜色的雀斑，浅色眼睛里毫无表情，牙齿之间的湿齿龈宛如突起的海岬，这些都无疑令罗曼托夫斯基深为反感，但他还是觉得把厌恶之情隐藏起来为妙，怕的是看不起安娜会激怒她的情人。 他一周看一次电影，一贯如此，那么他就星期六带上她一起去，希望这么厚待她总可以了吧。他没注意到那两兄弟戴着新帽子，穿着橘红色的鞋，偷偷地跟在他们后头，小心地拉开一段距离。在那些颇为可疑的街道上，在蒙蒙的暮色中，有几百个和他们一样的人，但罗曼托夫斯基只有一个。 在细长的小电影院里，夜开始闪烁，一个人工造出的月夜。兄弟俩偷偷摸摸地溜了进来，坐在后排。他们感觉到罗曼托夫斯基就坐在前面什么地方，黑乎乎看不真切，但他在，他们就开心。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安娜没能从她这个合不来的伙伴身上探出任何秘密，也不大明白古斯塔夫到底想知道些什么情况。走着走着，一瞅他那瘦身影，还有他那副愁容，她就不由得想打哈欠。不过电影一开始，她就不再想他的情况了，把一侧没有真情的肩膀靠在他身上。幽灵用喇叭一样的声调在新发明的有声银幕上交谈。男爵品了一口酒，小心地把杯子放下——那声音就像丢下一颗炸弹似的。 过了一会儿，侦探们开始跟踪男爵。谁会看出他是个高明的骗子呢？他们穷追不舍，几近疯狂。汽车雷鸣一般飞速驶过。在一家夜总会里，他们用酒瓶、椅子、桌子大打出手。一位母亲把一个可爱的孩子放到床上。 电影演完了，罗曼托夫斯基跟着安娜走进清冷的夜幕中，步履有点蹒跚。安娜感叹道：“啊，真是太美妙了！” 他清清嗓子，顿了一下才说：“咱们不要太夸张了。在现实生活里，所有的情形都要平淡得多。” “你才平淡呢。”她不高兴地反驳。过了一会儿，她又想起电影中那个漂亮的孩子，就轻轻笑起来。 在他们身后，那两兄弟一路悄悄跟了过来，保持着和先前一样的距离。两人都很阴郁，两人都在用阴郁的暴力给自己打气。安东阴郁地说：“这样做总归不对——和别人的新娘子一起出来散步。” “尤其是在星期六晚上。”古斯塔夫说。 一个过路人走了过来，跟他俩并排而行，碰巧往他们脸上看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夜风沿着树篱吹得垃圾沙沙作响。这是柏林一个昏暗荒凉的区域。路左边，运河上方，远远闪烁着稀疏的灯光。右边是一片片空地，几座匆匆显出剪影的房子又变得昏黑一片。过了一会儿，两兄弟加快了步伐。 “我妈和我妹妹住在乡下，”在天鹅绒般的夜色里，安娜柔声细语地对他说，“我想等我一结婚，就和他一起去看她们。去年夏天我妹妹……” 罗曼托夫斯基突然扭头朝后看。 “……赢了一张彩票。”安娜继续说，也机械地回头看。 古斯塔夫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 “原来是他们！”安娜叫道，高兴地笑起来，“哈，这两个坏小子！” “晚上好，晚上好，”古斯塔夫喘着气匆匆说道，“你这头笨驴，在这儿和我女朋友干吗呢？” “我没有干什么。我们刚才……” “说眼下吧。”安东说着往回一收肘，朝罗曼托夫斯基软肋处一击，打得干净利落。 “请不要动手。你完全清楚……” “伙计们，别惹他吧。”安娜轻轻地嗤笑着。 “必须教训教训他。”古斯塔夫说。他摩拳擦掌，预感到他将学着他兄弟的样子，摸摸那些软骨组织和那脆弱的脊梁骨，不由得异常兴奋。 “顺便说说，有一天我遇到一件好玩的事。”罗曼托夫斯基开始讲话，而且讲得很快，但是才说到这儿，古斯塔夫巨大的指关节并拢起来直捣他的肋下，引起根本无法描述的疼痛。罗曼托夫斯基连连倒退，脚下一滑，差点摔倒：假如摔倒了，那就意味着当场死亡。 “让他走吧。”安娜说。 他转过身，捂着肋部，沿着沙沙作响的昏暗树篱走开了。兄弟俩跟在后面，几乎踩着他的脚后跟。古斯塔夫在杀戮欲的折磨中沉重地走着，这种心情随时都会转化成凶猛的扑击。 前方很远处，一丝闪烁的亮光向他预示着平安。那光亮意味着一条有路灯的街道。虽然看见的也许只是一盏孤灯，但是它的光划破了黑暗，仿佛盛大的节日焰火一般。那是一个光明的极乐地带，到处都是得救的人。他明白他现在要是跑起来，到那儿人也就不行了，他现在的状况是不能很快到达那里的。他应该默默地、稳稳地走，这样还有望走过这一段路。路上不要出声，尽量不要把手紧按在他疼得发烧的肋骨上。于是他大步前进，迈着平时那样的轻快步子。他这样走路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在有意为之，为了嘲笑没有飞跑的人，兴许在下一刻他就飞奔而去了。 安娜的声音：“古斯塔夫，别跟他纠缠了。你很清楚，再纠缠下去你会停不住的。记得你有一次是怎么纠缠那个砌砖工的吧。” “收起你的舌头，老婊子，不用你教训他该怎么做。”（这是安东的声音。） 终于到了有光的地方——可以看清一棵栗子树的枝叶，一根好像是贴海报的石柱，更远一些，靠左边，有一座桥——那缕望眼欲穿、气喘吁吁期待着的亮光，终于，终于，不是十分遥远了……不过还是不能跑。尽管他明白一跑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可是突然之间，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飞跑起来，呜咽着冲向前去。 他跑着跑着，好像开心地大笑起来。古斯塔夫猛跳两步，撵上了他。两个人都倒下了，只听见激烈的打斗声和撕扯声中还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平滑、湿润，一次，又一次，直至刀柄——接下来安娜手里提着她的帽子，一眨眼飞也似的跑进黑暗中去了。 古斯塔夫站起身来。罗曼托夫斯基躺在地上，用波兰语说着什么。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古斯塔夫说，“我刺了他一刀。” “把刀拔出来，”安东说，“从他身上拔出来。” “我拔出来了，”古斯塔夫说，“上帝，多狠的一刀。” 他们匆匆跑了，但没有朝亮光跑，而是从那几块昏暗的空地穿了过去。从公墓旁边绕过去后，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巷，交换一下目光，放慢脚步，恢复了正常的速度。 一到家他们立刻就睡了。安东梦见他坐在草地上，看着一艘船漂了过去。古斯塔夫什么也没梦见。 第二天一大早，警察来了。他们检查了被害人的房间，简短地问了安东几句话，他已经从屋里出来站在过道里。古斯塔夫睡着没起来，吃得饱，睡得好，他的脸色就像威斯特伐利亚火腿般红润，和他发白的蹙眉形成鲜明对照。 一会儿后，警察走了，安东回来了。他高兴得异乎寻常，笑得噎住了，两只膝盖直晃悠，用一只拳头不出声地砸手掌。 “太有意思了！”他说，“你知道那家伙是什么人吗？一个列奥纳多！” 在他们的行话里，列奥纳多（源自那位大画家(1) 的名字）就是指假币制造者。安东讲了他设法探听出来的情况：那家伙看来属于一个黑帮团伙，刚刚从监狱出来。入狱之前，他一直在设计假钞：那么毫无疑问，是一个同伙刺死了他。 古斯塔夫也笑得发抖，不过他的表情突然变了。 “他把他的假币塞给我们了，这个混蛋！”古斯塔夫叫起来，光着身子跑到放钱盒的衣橱旁边。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转手给别人，”他兄弟说，“外行看不出差别来。” “对，可他还是个大混蛋！”古斯塔夫翻来覆去地说。 我可怜的罗曼托夫斯基！我本来和他们一样，相信你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我本来相信，让我坦白相告吧，你是一个出色的诗人，被贫穷所迫，住在这么一个险恶的地区。我本来根据一些有力的迹象，相信每天夜里，你要么在推敲一行诗句，要么在酝酿一个逐渐成熟的想法，以此庆祝对那兄弟二人不可争辩的胜利。我可怜的罗曼托夫斯基！现在一切全完了。唉，我召集起来的物体也都散去了。年轻的白杨树暗淡下来，离开了——返回了它原来的地方。那堵砖墙融化了。公寓楼把它的小阳台一个个拉了进去，然后转过身，飘走了。每一样东西都飘走了。和谐与意义消失了。缤纷世界，一片虚无，又让我烦恼起来。 (1) 　即列奥纳多·达·芬奇。参见书末《注释》。 纪念希加耶夫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希加耶夫逝世……俄罗斯讣告中常常出现的省略号，肯定代表词语的踪迹。这些词语踮着脚尖毕恭毕敬地排成一列纵队离去了，把它们的足迹留在了大理石墓碑上……不过，我还是想打破这死一般的寂静。请允许我……只是些零零散散、混乱无序、基本上没有必要的回忆……不过说说没关系。他和我相识于大约十一年前，那对我来说正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事实上我当时已经濒临崩溃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还非常年轻，整日孤单无助，怀着一颗永久受伤的心灵（它就像伤口处裸露的肉，轻轻碰一下都不行），无法承受悲伤的爱情带来的阵阵剧痛……恕我冒昧，我就先从这事说起吧。 那个身材瘦弱、留着短发的德国姑娘其实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那时每当看到她，看到她那晒得黝黑的面颊，看到她那满头浓密的金发，尤其是看到她那泛着金黄和橄榄色的光滑闪亮的发卷从头顶侧垂到脖颈时，我都忍不住想温柔地大喊几声。我那一腔柔情不愿就这样简简单单、舒舒服服地待在我心里，执意要破门而出，结果却偏偏塞在门缝中，既不得入，亦不得出——块头大，却很脆弱，对任何人毫无用处，对那个姑娘来说最没有用处。长话短说，我发现她背着我每周都在她家和一个受人尊敬的有妇之夫鬼混一次。顺便说一下，那个人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走到哪里都会自带鞋撑。这一切都随着我狠狠地打了她一记可怕的耳光而结束了。那耳光如马戏团闪亮登场般在她耳边炸开，她倒在那里蜷缩成一团，眼睛透过摊开的手指缝隙亮闪闪地看着我——现在想来，还算开心。我不假思索地想要找件什么东西朝她扔过去，结果看到了复活节时我送给她的那个瓷糖罐，于是我拿起糖罐夹在腋下，砰的一声摔门而去。 一条脚注：这只是我想象中和她分手的众多场景之一。当我酩酊大醉、头脑发热时，我想象过很多这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场景。一会儿想象着痛痛快快地扇她一耳光该是多么心满意足，一会儿想象着用一把旧帕尔贝卢姆手枪打死她和我自己，或者打死她和那个有妇之夫，或者只打死她，或者只打死我自己，然后，终于是冰冷的讽刺，崇高的悲哀，沉默——唉，事情的发展有诸多可能，而我早已忘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我那时的房东是一个体格健壮的柏林人，却常年患有疖疮病：脖子后面贴着一块令人恶心的粉色橡皮膏药，上面还有三个整整齐齐的孔眼——可能是为了透气，要么是为了放脓。我在一家流亡人士出版社工作，老板看起来无精打采的，实际上都是狡猾的骗子。普通人一见他们，胸口就会阵阵发紧，如同爬上了高耸入云的峰顶一般。我开始迟到（他们称之为“系统性迟到”）、旷工，或者我人虽到了，他们却不得不打发我回家，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变得水火不容了。在几个人的通力合作下——簿记员和一个拿着手稿进来的陌生人——我终于被解雇了。 我那可怜、可悲的青春！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月租五美元的寒酸小房间，墙纸上丑陋的小花朵，难看的电灯吊在绳上，裸露的灯泡发出惨白的光，有时一直亮到天明。我在这里活得如此凄惨，如此狼狈，可怜到了极点。这四壁之内，到现在一定还充满着霉运和疯狂！真是难以想象，在我离开之后，会有个快乐的家伙住在那里，还能吹着口哨，哼着小曲过日子。时光荏苒，转眼十年，可现在我依然能够清晰地回想起那时的我：一个脸色苍白的小伙子坐在微微泛光的镜子前，额头发青，胡须黝黑。他穿一件破旧的衬衫，纵情狂饮着廉价的酒，和镜中自己的影子碰杯。往事不堪回首！我不仅对世上任何人没有用处，也想象不出在什么情况下还会有人给我一丁点的在乎。 由于长时间持续不断地一个人喝闷酒，我的视觉也变得粗俗不堪，出现了典型的俄国人式的幻觉：我开始看见鬼了。每天晚上，当我从白日梦中醒来，打开那盏可怜的灯去驱除早已吞没了我的暮色时，我就会看到鬼。是的，我确确实实看到了鬼，甚至比眼下看到我这双不停抖动的手还要真实。那些宝贝闯了进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甚至习惯了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不怎么折腾。它们身材矮小，却十分肥胖，像超大号的蟾蜍那样大小——一些小怪物，举止安静，行动迟缓，皮肤黝黑，身上或多或少地长着疣。它们行动的样子与其说是在走，不如说是在爬。然而，它们貌似笨拙，实则难以捕捉。我记得曾买过一条打狗的鞭子，待到它们在我的桌子上越聚越多时，就试图狠狠抽它们一顿，但它们奇迹般地躲开了我的抽打。我挥鞭再抽，却见离我最近的那个鬼眼睛狡猾地转动一下，一闪身就躲过去了，活像一条紧张的狗，守着一点诱人的粪便，赶也赶不走一般。其他的鬼拖着后腿散去了。我擦除溅在桌上的墨水，扶起一张倒掉的画像，这时它们再次悄然而来，聚集在一起。一般来说，它们最喜欢聚在我那张写字台的附近。它们在桌底下现出身形，然后悠哉游哉地沿着桌子腿往上爬。它们黏黏的肚子拍打着木头，劈啪作响，那姿势颇似攀爬桅杆的水手。我曾试着用凡士林涂抹它们攀爬的路线，但并不管用。有时我碰巧看到个特别招打的小浑蛋正专心致志地往上爬，就一鞭抽下去，要么拿鞋子拍下去。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才扑通一声掉到地上，像个肥胖的蟾蜍一般。可是不一会儿，它又出现了，正从另一个角落往上爬。由于全身发力，它那紫色的舌头也伸了出来。一到桌面上，它就加入到同伴中去了。这些多得数不胜数的东西，乍看之下，还和我有几分相似：同样的矮小、黝黑，都有着肥胖和蔼的面庞。它们时常五六个一群，聚在桌上。有的坐在各种文件上，有的坐在一本普希金诗集上，神情漠然地注视着我。其中一个用脚挠了挠耳后，长长的爪子发出刺耳的刮擦声，然后便一动不动，全然忘了一条腿还在半空中。另外一个则别别扭扭地靠在同伴身上打瞌睡。它的同伴让它挤着了，本身也有不是之处：这些两栖动物本就不懂得相互体贴，长得越大，应对复杂形势的能力也就越差。渐渐地，我能把它们一一区分开来了。我现在想起来了，我还根据它们与我认识的人或是各种动物的相似之处给它们取了名字。它们中大一点的和小一点的都好认出来（不过基本上都长得很小巧），有些长得难看，其他的外貌尚可接受。有些身上有肿块或瘤子，其他的则十分光滑。有个别的还有互相吐口水的习惯。有一次它们带来一个新成员，是一个变种：遍身灰色，眼睛就像是红鱼子酱的颗粒。它看起来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慢吞吞地往上爬。如果竭尽全力，集中意志，我可以暂且阻止这种幻觉。但那么用力很痛苦，仿佛我全身是一块磁铁，硬要抗拒一个可怕的铁疙瘩。而我别无选择，只好放弃，轻轻地一点一点散了定力，于是幻觉再次出现，而且越发细致真实，恍若身临其境一般。这时我就感到非常放松，其实只是假象而已——绝望的放松，唉——当我放弃定力，任凭幻觉再次出现时，那些又冷又湿的厚皮家伙也就再次出现，对着我坐在桌子上。我不仅尝试用打狗的鞭子抽它们，还使用了一种久负盛名的方法。如今看来，是我使用不当，尤其不当的是，我想必用错了地方，完全用错了地方。不过，第一次使用时，这个方法还是管用的：我做了一个指头合拢的手势，是某个宗教圣礼的手势，不慌不忙地在这群密集的鬼魂上方几英寸处缓缓掠过。这手势从它们身上压过，如同滚烫的烙铁，发出烧灼汁液的嘶嘶之声，痛快，也刺耳。就这样烧得这些无赖蠕动着四散奔逃，扑通扑通地纷纷坠地。可是当我用这个办法对付新聚起来的一群时，效果就不显著了，到后来根本不管用了，也就是说，它们很快就产生了免疫力……真是无可奈何啊！我大笑一声——除了笑我还能做什么呢？——又大喊一声“T'foo！”（顺便说一下，这个感叹词是从俄语的“魔鬼”一词里借来的，相当于德语的“Teufel”），然后就和衣睡了（当然，我睡在被单外面，生怕和那些讨厌的家伙同床共枕）。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如果这还能称之为过日子的话——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而是一团永不散去的迷雾——我一觉醒来后，却发现自己滚到了地板上，和健壮的房东扭打在一起，家具乱成了一团糟。我拼命一扑，终于挣脱开来，冲出房间，跑到楼梯上。接下来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走在大街上，浑身发抖，衣衫不整，手指上还粘着一块肮脏的外国膏药。我全身疼痛，脑子里嗡嗡作响，但人却十分清醒。 就是在那段艰难日子里，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照顾了我。“老兄，你怎么了？”（我们那时彼此有了点了解，他一直在编一本俄德技术术语袖珍词典，经常光顾我工作的办公室。）“等一下，老兄，你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就在那个拐角处（他刚从一个熟食店走出来，公文包里装着买好的晚饭），我放声大哭起来。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一言未发，把我带到了他的住处。他把我安顿在沙发上，给我吃了些肝泥香肠，喝了些牛肉汤，往我身上盖了一件棉大衣，大衣的俄国羔皮领已经破损了。我又是抖，又是哭，后来就睡着了。 简言之，我在他的小公寓里住了两个星期，就在沙发上对付着睡。之后我租了他隔壁的房间，两人每天都能见面。然而，谁会想到我俩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是截然不同的！他的年龄几乎是我的两倍；他踏实可靠，温文尔雅；他身材魁梧，总是穿着一身燕尾服，整洁而简朴，就像我们流亡者中大多数井井有条的老单身汉一样。值得好好看看，尤其是值得好好听听，他是如何在清晨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地刷他的裤子的。那刷裤子的声音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极其深刻，如今与他密不可分了——尤其是刷子的节奏和刮刮停停的动静：只要怀疑有不干净之处，就停下刷子，用指甲轻轻刮一刮，或是拿到灯下细细查看。唉，这些“不明不白的污点”（他的说法），让天空的蔚蓝色在膝盖处闪烁，拿起来刮刮，不明不白的污点就不明不白地净化了！ 他的住房尽管寒酸简陋，但却朴素整洁。他总是用一个橡皮图章（橡皮图章！）在信件中印上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知道怎么做botviniya，就是一种用甜菜做的冷汤。他会连续几个小时向别人展示一件他认为是天才作品的小饰品，比如一个新奇的袖口链扣，或是叫卖小贩花言巧语推销给他的一个打火机（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本人倒是不抽烟的）。要么展示他的宠物：三只脖子像老太太般皱巴巴的小乌龟。其中一只总是喜欢绕着桌边爬，好似一个跛子在匆匆行走，以为它走的是一条通向遥遥远方的直路，我眼看着它从桌边掉下来摔死了。还有件东西我记忆犹新：他的床就像监狱小床一般平整，床上方的墙上挂着两幅石版画：一幅是从亚历山大凯旋柱上鸟瞰的涅瓦河风景，另一幅则是亚历山大一世的肖像。这是在他一度怀念帝国时代时偶然买到的，他一直认为这种怀旧情绪和对故乡的怀念是截然不同的。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毫无幽默感，他对艺术、文学，还有如今大家都知道的自然常识，一概不感兴趣。比如说，谈话碰巧转向了诗歌，他只能贡献一句这样的话：“不，随你怎么说，但莱蒙托夫总比普希金离我们更近些。”我缠着要他引用哪怕一句莱蒙托夫的诗行时，他就绞尽脑汁地想，结果想出来的却是鲁宾斯坦的歌剧《恶魔》，要么答道：“很久没有再读他了，‘一切都是昔日辉煌’，随你怎么说，亲爱的维克多，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顺便说一句，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这句话恰好引自普希金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在夏季的周日，他总是去镇外游玩。他对柏林市郊了如指掌，并为自己熟知那些别人不知道的“精彩景点”而颇为得意。这是一种纯粹的自得其乐，或许和收藏家的快乐差不多，又或许和古玩业余爱好者的快乐差不多。否则，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煞费苦心的路线设计，花样百出的交通方式（去时坐火车，回时坐汽船，接着坐巴士，一趟下来也花钱不多，谁都不知道，就连德国人也不知道可以如此便宜）。不过，当他和我最终来到树林中时，他却分不清蜜蜂和大黄蜂，也分不清桤木和榛木。他只是例行公事似的大体一看：绿色的植物，晴朗的天气，长有羽毛的鸟，小虫子。当乡下长大的我纯粹为了好玩而说起我们周围的植物群跟俄罗斯中部森林的不同时，还惹得他生了气。他觉得，眼前的植物和俄国的森林没有什么重大区别，只是见景生情才觉得二者大有区别。 他喜欢舒展身子躺在树荫下的草坪上，用右肘撑起身体，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国际形势，或者讲他兄弟彼得的故事。显然，彼得是一个多事的家伙——他喜欢女人，喜欢音乐，爱打架。很久以前的一个夏日晚上，他淹死在第聂伯河里——真是个轰动一时的结局。这个故事由亲爱的老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讲出来，就变得索然无味。他讲得那么认真细致，那么面面俱到，以至于有一次在树林里休息时，他突然面带微笑地问道：“彼得有次骑了村里牧师的母山羊，这故事我可曾跟你讲过？”我一听都要哭喊起来：“听过，听过，你早就说过了，现在就饶了我吧！” 可惜如今再也听不到他那又臭又长的故事了，再也看不到他那茫然却又和善的眼神了，再也看不到他发红的秃顶和日渐花白的双鬓了。如果他的一切都是那么无趣，他如此迷人的秘密又在哪里？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喜欢他，为什么大家都对他依依不舍？他做了什么而如此受人喜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那些他不在我身边的早晨，我常会感到不安。有时候他去社会科学院（他在那里专心研读《经济世界》的合订本，用工整而秀气的字体抄下他认为重要的、最值得注意的段落），有时候又会上门做俄语家教。他一直在给一对老夫妻和他们的女婿教俄语，和他们的交往使他对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多误解——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是世上最不被注意的群体）认为自己对德国人的生活方式最有发言权。对，我会感到不安，好像我早就有不祥之感，预料到他会在布拉格的街上突然心脏衰竭而死。尽管当初得到布拉格的那份工作时，他曾是那么快乐，笑得那么开心。给他送行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想想看，一个人终于有了机会去讲授他最喜欢的课程，那该是多么快乐啊！他给我留下了一堆旧杂志（若论过期之快，尘封之久，没有什么比得上苏联的杂志），留下了他的鞋撑（好像我命中注定躲不开鞋撑），还留下了一支崭新的钢笔（那是留作纪念的）。他走后还是很关心我，后来当我们的通信渐渐减少、终至停止时，生活又一次陷入了深沉的黑暗之中——黑暗中成千上万的人在哀号，我好像不大可能从中逃出——我知道，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一直没有忘记我，一直在打听我，尽力给我些间接的帮助。他是在一个美丽的夏日里走的，给他送别的人情不自禁，泪如泉涌。一个近视眼的犹太女孩，戴着长腿眼镜和白手套，捧来一大束罂粟花和矢车菊，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笨拙地闻着花香，满脸笑容。我当时是否意识到这有可能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呢？ 当然我是意识到了的。我当时确确实实想到了这一点：对，我是来见你最后一面的。事实上，我从来都是这么个想法，对每件事情，对每个人。有些东西，有些人，我痛苦地、简短地、疯狂地向他们致意，他们往往不理不睬，我就不断地和这样的人和事告别，一辈子都是这样。 循环 其次，他突然疯狂地迷恋上了俄国。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他痛惜逝去的青春年华，痛惜随着青春年华逝去的一切——那时的义愤填膺，那时鲁莽冲动，那时的万丈豪情。还有那绿色明媚的清晨，矮树林里黄鹂啁啾，吵得你耳朵发聋。他坐在咖啡馆里，一边用带吸管的苏打水稀释着黑醋栗甜酒，一边揪心而忧伤地回忆过去。是什么样的忧伤呢？——唉，至今也没有好好思量过。一声叹息，胸口鼓起，随之也鼓起了遥远的过去，他父亲从坟里爬了起来，昂首挺胸站在他面前。他就是伊利亚·伊里奇·比奇科夫，le ma?tre d'école chez nous au village，(1) 打着一条炭黑色的领带，领结打得漂亮别致，穿着府绸夹克，纽扣是传统式样，从胸骨以上扣起，往下不远就没有扣了，这样衣服的下摆就不会遮住横过马甲的怀表链。他脸色红润，头顶已秃，不过尚残留一簇软发，宛如春季里鹿角上的绒毛。他两颊上布满小皱纹，鼻侧长了个肉疣，这东西在肥大的鼻孔的映衬下，好像是一个趴在那儿的涡螺。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每逢假期，因诺肯季叶都会从镇上出发，去勒什诺看望父亲。他于是陷入了更深的回忆之中：村头的那座旧学校拆除了，清出建新校的场地，然后是奠基仪式，风中举行的宗教仪式，康斯坦丁·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伯爵掷出一枚旧金币，金币一侧栽进了泥土里。新学校的外面由灰色粗粒花岗岩砌成，里面散发着阳光晒胶水的气味，三四年里一直这样，又过了好长时间还是这样（也就是说，这气味和记忆粘在一起了）。教室里配备了闪闪发亮的教学设备，比如放大了的农田和森林害虫的图像。不过因诺肯季叶对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提供的那些鸟类标本很是厌恶。就想愚弄普通民众！是的，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年轻的时候，看河对岸的那座大庄园，透着古老的特权和帝国的气势，在绿色的水面上投下黑沉沉的巨大倒影，他就心生憎恨（也就是说好像很仇恨一般）。那片绿水一带依稀可见淡黄色的聚伞圆锥花，在冷杉林中到处开放。 新学校建于世纪之交，那时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正好结束了他的第五次中亚探险回国，和他的年轻妻子（那时他四十岁，大妻子一倍岁数）在圣彼得堡政府为他建造的勒什诺庄园避暑。上帝啊，潜入往事之水，那是多深啊！一层透明的薄雾渐渐消散，这层薄雾仿佛起自水下一般。在这层薄雾中，因诺肯季叶看见自己三四岁时的模样，进了那座大庄园，在那些富丽堂皇的房间中跑来跑去。他父亲则踮着脚尖走动，手上还捧着一束湿漉漉的山谷百合。他手握得如此之紧，以至于攥得吱吱作响。周围的一切似乎也很潮湿，一层薄雾泛着微光，微微颤动，吱吱作响，这便是唯一能看清的东西。可是几年以后，这层薄雾变成了一段耻辱的回忆：他父亲紧攥花束，踮着脚尖走动，两鬓暗暗流汗，一副感恩戴德、奴颜卑膝的样子。原来一个老农民告诉因诺肯季叶，是“我们好心的主人”帮助伊利亚·伊里奇从一件虽说无足轻重但却十分麻烦的政治事件中解脱出来，要不是伯爵出面说情的话，他就被流放到帝国的蛮荒之地去了。 塔尼娅常说，不只是在动物界，就是在植物和矿物界，也同样能找到他们家的亲戚。的确，一直以来，俄国和外国的博物学家都用“戈杜诺夫”来命名新发现的野鸡、羚羊、杜鹃花等种群，甚至还出现了一整套的“戈杜诺夫系列”（他自己只命名昆虫类）。他有过这么多重大发现，对动物学作出过杰出贡献，还历险上千次，并以藐视风险而闻名，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让人们宽容他的贵族出身和万贯家产。更有甚者，别忘了，总有些知识分子会我行我素地进行些毫无用途的科学研究，所以戈杜诺夫常受人指责，说他关注“新疆臭虫”胜过关注俄国农民的疾苦。因诺肯季叶年轻时听了伯爵的故事，总是深信不疑。其实那都是些荒唐的传言，说他走到哪里都有情妇，像中国人一样凶残，还执行沙皇的秘密使命——和英国人作对。他的真实形象一直模糊不清，只记得他摘下手套投出一枚金币（在因诺肯季叶更早一点的记忆里，他只记得他初来庄园时，庄园主人在迎客厅里见到一个卡尔梅克人(2) 领着的这个身穿天蓝色衣服的小孩，有点犯糊涂）。后来戈杜诺夫又去了撒马尔罕(3) 或是维尔内(4) （他通常都从这两个地方出发开始他传奇般的游历），这一去就是好长时间。他外出时，他的家人就到南方避暑，看样子他们喜欢克里米亚乡村胜过自家的乡下别墅。他家的冬天都在首都度过。在首都，他家的房子靠着码头，是一幢二层私宅，漆成了橄榄色。因诺肯季叶有时会碰巧经过那里，所以他还记得透过落地窗前饰有图案的薄纱，依稀可见一尊女人雕像，撅着凹凸有致的白色屁股。几个肋骨暴突的橄榄色男人雕像柱子支撑起一个露台：这些石像紧绷着结实的肌肉，痛苦地扭曲着嘴巴，这让我们那位容易激动的贵族想起受奴役之苦的无产阶级形象。在涅瓦河多风的早春里，有那么一两次，因诺肯季叶在码头上看见过戈杜诺夫的女儿，牵着她的猎狐狗，身边陪着家庭女教师。她们也就是一闪而过，但给他留下的印象却历历在目：塔尼娅穿着齐膝的靴子，一件海军蓝短外套上镶着黄铜色的圆纽扣。她快步走了过去，还拍了拍海军蓝短裙上的褶皱——用什么拍的呢？我想是用那条牵狗的皮带。拉多加湖(5) 的风吹起她海军帽上的丝带，身后不远走着家庭女教师，穿一件大尾羊皮的夹克衫，一边扭动着腰肢，一边甩着一只胳膊，手上套着一个紧紧卷起来的黑色皮手笼。 因诺肯季叶寄居在姨妈家，姨妈做裁缝，住在奥克塔的一间出租房里。他性情乖僻，不善交际，整日里只是埋头苦读。原本只期望得个过得去的分数就行，不料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十八岁时进了圣彼得堡大学学医，令所有人大感意外。他父亲崇拜慕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就是看他学业出众，现在更是顶礼膜拜了。因诺肯季叶在特维尔市(6) 做了一夏天的家庭教师。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一四年的五月，又回到了勒什诺。他不无沮丧地发现，此时的河对岸庄园里，已经恢复了生机。 他又想起了那条河，那陡峭的河岸，还有那古老的公共浴室。公共浴室是一座木头建筑，建在木桩上。一条阶梯小径往下通向那里，台阶上每隔一层就有一只蟾蜍。沿土路下去就是教堂后面的茂密桤树林，但土路从哪里开始，并不是人人都能找得到的。经常陪伴着因诺肯季叶在河边玩耍的是瓦西里。他是村里铁匠的儿子，一个不知道确切年龄的年轻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十五岁还是二十岁）。他体格强壮，长相丑陋，常穿一条不合身的裤子，上面还打着补丁。一双大脚不穿鞋子，颜色脏兮兮的像胡萝卜一般，性情与那时的因诺肯季叶一样阴沉。松木桩在水面上倒映出或弯或直的倒影，形成六角手风琴形状的图案。浴室里朽烂的房梁下传来响亮的流水声。一个圆形锡铁盒，装满泥土——装得不能再满了——以前是用来盛水果硬糖的，现在蚯蚓在里面无精打采地蠕动。瓦西里小心翼翼地不让钩子尖头穿透蚯蚓的躯体。他把蚯蚓丰满的那部分穿在钩子上，让其余部分自然垂着。接着用他神圣的唾沫给这家伙加了点味，然后把沉甸甸的钓鱼线从浴室外的木栏上垂下去。夜幕降临，有什么东西缓缓划过天空，宛如一把宽大的淡紫色羽扇，或像是飘在空中的山脉，侧峰突出。蝙蝠已经飞了出来，沉重却毫无声息，膜翼带来的速度令人心惊。鱼儿开始咬钩了，瓦西里懒得用鱼竿收线，便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越来越紧的鱼线，轻轻拽了拽，试试松紧，然后猛地一拉——一条斜齿鳊，或是一条 鱼，就突然蹦上岸来。鱼嘴又小又圆，没有牙齿，他从里头取鱼钩，总是漫不经心，无所顾忌，啪的一声轻响，就弹出来了。然后他把那发了狂的家伙（鲜血从撕裂了的鱼鳃中汩汩流出）放进一个玻璃罐里——罐子里早有一条突着下唇游来游去的圆鳍雅罗鱼了。垂钓最宜在温暖多云之时，看不见的雨丝落在水面上，荡起无数相互交织又不断扩大的涟漪。有时某处会出现一个不同的涟漪，突然形成一个中心：跳出一条鱼来，随即又消失了，或是落下一片树叶，随即随波而去。在不冷不热的蒙蒙细雨下洗澡，多痛快啊——两种同质却不同形的元素交织起来，下面是深厚的河水，上面是来自天上的轻柔雨水。因诺肯季叶聪明，游了几下，便悠然自得地用毛巾久久地擦洗身子。那些农民的孩子却在水中不停地扑腾，直至筋疲力尽才出来，结果一个个浑身发抖，牙齿打颤，肮脏的鼻涕从鼻孔一直流到嘴唇上。他们单足站立，跳来跳去站不稳，拉起裤子就往湿漉漉的腿上套。 那年夏天，因诺肯季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郁闷。他很少和父亲说话，要说也是咕哝一下或“嗯”的一声。对伊利亚·伊里奇来说，面对儿子就是非常尴尬的事——他总结其中原因，主要是因诺肯季叶和自己当年这个年纪时一样，一心要躲在单纯而隐秘的世界里。每当想到这些，他心里又觉得害怕，又觉得可怜。比奇科夫校长的房间：斜斜照入的阳光里微尘飞舞，阳光照亮一张小桌子，那是校长亲手制作、亲手油漆的，还亲手在上面做了烫花图案。桌上天鹅绒的镜框里有一张他妻子的照片——那么年轻，穿一件漂亮的裙子，披一件细长的披肩，束一条紧身的腰带，长着一张迷人的椭圆形脸蛋（这个脸型正符合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女性美的观念）。照片旁边有一方水晶镇纸，内嵌珍珠母贝做的克里米亚风景图，还有一块小公鸡形状的擦笔布。墙上方，两扇窗子之间，有一幅列夫·托尔斯泰的肖像，上面用极小的字体印着他写的一篇故事全文。因诺肯季叶睡在隔壁小房间的皮革沙发上。在户外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他睡得很香。不过有时候也会遇上色情梦境，兴奋之下醒了过来，有好几次紧张得不敢乱动，只能继续静静地躺着。 早上，他总是去树林里，腋下夹本医学书，双手插在白色俄式外套的一圈流苏下面。他学着左翼分子的风格把学生帽斜戴在头上，这样他棕色的头发卷就垂下来遮住不平整的前额。他的双眉总是紧锁，挽成一个死结。要是他嘴唇再薄一点的话，他还算得上英俊。一进入树林，因诺肯季叶就坐在一截粗壮的桦木树干上。这棵树不久前被雷电击倒，现在碰一下满树枝叶仍然晃动。他点起一支香烟，拿书堵住了蚂蚁匆忙爬过来的道路，陷入了忧伤的沉思之中。他是个孤僻、敏感、易于冲动的年轻人，对社会问题极其敏感。他厌恶戈杜诺夫乡村生活的整个环境，比如那些干粗活的人——“干粗活的人”，他重复了一下这个词，随即厌恶地皱了皱他那肉乎乎的鼻子。他把那位胖车夫也划分到这一类人当中。车夫满脸雀斑，穿着灯芯绒制服，打着橙棕色裹腿，浆挺的衣领紧紧裹着红褐色的脖子。每当他在车棚里支起那同样令人厌恶的红色皮革敞篷时，他的脖子就涨得发紫。还有那位花白络腮胡子的老仆人，他的工作就是割掉那些刚出生的猎狐狗的尾巴。还有那位经常昂首阔步地穿过村子的英语教师，他总是不戴帽子，穿着雨衣和白色裤子——村子里的男孩们都诙谐地将之称为穿着衬裤、不戴帽子的宗教游行。还有那些乡下女孩，她们的任务是在园丁的监督下，每天早晨给庄园里的道路清除杂草。那个园丁穿件粉红色衬衫，背有点驼，耳朵也聋了，每天傍晚收工时，他都会带着异样的热忱与悠久的虔诚把门廊旁的沙子打扫干净。因诺肯季叶仍旧将书夹在腋下——这样他就不能交叉双臂了。他平时喜欢抱起双臂来，斜靠在公园里的树上，闷闷不乐地思索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那依然静寂的白色庄园闪亮的屋顶。 那年夏天他第一次看见他们是在五月底（旧历），从一个小山包上往下看到的。山脚下蜿蜒盘旋的路上过来一群人马：最前面的是塔尼娅，像个男孩似的骑在一匹神采奕奕的枣红马上；后面紧跟着的是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伯爵，其貌不扬的他骑着一匹矮小得出奇的鼠灰色的马；他们后面是一个穿着长裤的英国人；再后面是某个表亲；最后面的是塔尼娅的弟弟，一个十三岁左右的男孩。小男孩突然纵身策马，一路越过其他人，向前面斜坡上的村庄疾驰而去，双肘像赛马师一样来回运动。 之后他又偶然遇见过他们几次，终于——好吧，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准备好了吗？那是六月中旬的一个大热天—— 那是六月中旬的一个大热天，割草的人们正沿着通往庄园的道路两旁劳作，他们的衬衫时而搭在右肩上，时而搭在左肩上，很有节奏。“愿上帝帮助你们！”伊利亚·伊里奇按照过路人行礼的惯例向正在干活的人打招呼。他戴着他最好的那顶草帽，抱着一束淡紫色的沼泽兰。因诺肯季叶一言不发地跟在一边，嘴巴张得圆圆的（他一边嗑葵花籽，一边津津有味地嚼着）。他俩快到庄园了。网球场一头，有个侏儒聋园丁，穿着粉红色衣服，围着工作裙，正在往桶里浸泡一把刷子。他深深弯下腰去，一边向后倒退，一边在地上拖出一条粗粗的奶油色线。“愿上帝帮助你！”伊利亚·伊里奇走过去时说道。 庄园里的林荫大道上摆着一张桌子，俄罗斯的阳光在桌布上洒下斑驳的影子。女管家披着披肩，又直又硬的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男仆端来巧克力，她正舀出来分放在深蓝色的杯子里。从近处看来，伯爵的容貌和年纪相称：淡黄色的胡子中有几绺已经发白，皱纹也从眼角到鬓角呈扇形散开。他一只脚搭在花园长凳上，引逗着一只猎狐狗跳跃。那只狗不仅跳得很高，够得着他手中湿漉漉的球，而且跳得非常巧妙：它会在空中扭动身子，以使自己蹿得更高。伯爵夫人伊丽莎白·戈杜诺夫身材高挑，面色红润，戴一顶硕大的波浪形帽子，和另一个女人从花园里走了出来。她正和那个女人聊得热火朝天，不时两手一摊，这是俄国人表达爱莫能助的手势。伊利亚·伊里奇手捧花束站住，鞠躬致敬。五颜六色的薄雾中（这是因诺肯季叶当时的感觉；他前一晚曾简短排练了如何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但到头来不管用，还是十分尴尬），好像有些年轻人忽隐忽现，还有孩子在奔跑；不知谁的黑色披肩，上面绣着艳丽的罂粟花；又是一条猎狐狗，而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双透过亮光和暗影看过来的目光，还有那虽然有点模糊但已然对他形成致命诱惑的脸庞——那就是正在庆祝生日的塔尼娅。 大家落座后，他发现自己坐在长桌上较暗的一端。坐在桌子这端的人并不怎么交谈，只是个个都扭过头去，紧盯着长桌明亮的一端。坐在那边的人们正在高谈阔论，笑声不断。他们面前摆着一个豪华丰盛、极其诱人的粉色蛋糕，上面插着十六根蜡烛。孩子们大声叫嚷着，那两条狗也叫着跳到了桌子上——而在桌子这端，那些毫不起眼的人们在椴树的影子里坐成一排：伊利亚·伊里奇茫然傻笑；一位体态轻盈却长相丑陋的姑娘满头大汗，显得异常拘谨；一位年老体弱的法国家庭女教师，瞪着一双令人厌恶的眼睛，手在桌子底下抓着腿上一个看不见的什么小动物，不时发出叮当响声；如此等等。紧挨着因诺肯季叶坐的是庄园管家的兄弟，一个愚蠢无趣的结巴。因诺肯季叶和他聊天纯粹是为了打破沉默而已，尽管他们的谈话断断续续，他还是尽力维持着。不过因诺肯季叶后来成为这里的常客后，要是碰巧遇到这个可怜的家伙，从来不和他讲话，总想方设法避开他，像避开一个陷阱或是可耻的回忆。 椴树的翅果在风中缓缓飘零，旋转着缓缓落在桌布上。 在贵族就座的那一头，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抬高声音，朝对面一位穿着花边礼服的年长女士说话，边说边伸出一只胳膊搂着女儿优雅的腰——女儿就站在他身边，不停地抛着掌中的橡皮球玩。因诺肯季叶一直不停地摆弄着一块掉在盘子外的美味蛋糕。最后他笨手笨脚地一戳，结果蛋糕上那可恶的树莓滚到了桌子底下（那就让它待在那里算了）。他父亲时而茫然傻笑，时而舔舔胡子。有人叫他递一下饼干，他就快乐地大笑起来，赶紧把饼干递过去。突然，因诺肯季叶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喘息声：塔尼娅面无笑容，手里依然抓着那个球。她邀请他过来和她以及她的表兄妹们一起玩。他顿感浑身发烫，头脑发懵，挣扎着从桌子边站起身来。花园长凳是两人坐一条，他把右腿从凳子下抽出来的时候还撞到了坐在旁边的人。 大家说起塔尼娅来，都会欢呼道：“多么漂亮的女孩啊！”她长着浅灰色的眼睛，黑色天鹅绒般的眉毛。嘴巴稍大，薄唇柔嫩，皓齿尖尖——每当她身体不舒服或者心情不好时，依稀可见她唇上微黑的绒毛。她酷爱所有的夏日运动：网球、羽毛球、槌球等。她运动时身手矫捷，神情专注，非常迷人——当然，从此之后，因诺肯季叶和瓦西里下午钓鱼的那种天真质朴的日子也就寿终正寝了。瓦西里对他的这种突然改变大惑不解，常会在傍晚时分突然出现在学校附近，满脸堆笑，把一罐蚯蚓捧到他眼前来引诱他。这种时候，因诺肯季叶内心总在发抖，因为他感到自己背叛了人民的事业。同时又觉得也没能从他的新朋友那里获得多少快乐。因为他并没有真正被视为他们的一员。他们只允许他待在庄园外围的绿地上，参加一些户外娱乐活动，却从未邀请他到他们的家中去。他对此感到极为愤怒：他渴望他们邀请他去吃午饭或晚饭，这样他就可以高傲地拒绝他们，好从中得到快乐。总的来说，他总是小心谨慎，闷闷不乐；总是皮肤黝黑，头发蓬乱，下巴上绷紧的肌肉不停地抽动——他感到塔尼娅对她的玩伴说的每个字都在他心里留下一道侮辱的阴影。仁慈的上帝，他是多么痛恨他们每一个人啊！他恨她的表兄表弟们，恨她的女伴们，还恨那些嬉戏的小狗们。不料，这一切突然在无声的混乱中暗淡下来，最终消失了！八月里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坐在公园尽头的长凳上，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因为他怀里揣了一封信，正如一部旧小说中描写的那样，那是一个赤脚小女孩从庄园里给他带来的信。信写得如此简短，以至于他一度怀疑这不过是一个故意羞辱他的玩笑罢了。不过最后他还是屈就了这次召见——也的确算是屈就。秋风飒飒的夜晚，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格外清晰。她来了，语无伦次的话语，十分亲昵的举动，都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她用冰冷的灵巧手指突然亲密地抚摸起他来，使从没有过男女肌肤接触的他感到异常惊奇。一轮巨大的月亮迅速升起，透过树梢洒下亮光。塔尼娅泪如泉涌，用满是咸味的嘴唇对他乱亲一气。她说她妈妈第二天将带她去克里米亚，一切都完了——唉，他当时怎么会那么迟钝！他哀求道：“塔尼娅，哪儿都不要去！”可是一阵风淹没了他的话语，她哭得更厉害了。塔尼娅匆匆忙忙地离开后，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只听见耳朵里嗡嗡作响。过了一会儿，他才沿着那条乡村小路朝桥的方向往回走，小路似乎在黑暗中扭来扭去。后来就是战争年代——救护工作，父亲的去世——随后，一切土崩瓦解，不过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快到一九二零年时，他已经在波希米亚一个温泉浴场为贝尔教授当助教了。大约三四年后，他仍然在这位肺科专家手下工作，有一天，在夏蒙尼附近一个叫萨沃依的地方，因诺肯季叶碰巧遇到了一位年轻的苏联地质专家，就和他聊起天来。那位地质专家说，五十年前，伟大的费尔干纳(7) 探险家费琴科就是在这个地方像一位普通游客那样死去了。多么奇怪（这个地质专家继续说道），事情往往是这个样子：死亡习惯在荒山沙漠中追赶那些英勇无畏的人，竟然会在各种环境中和他们开开玩笑——倒是毫无恶意，自己也不曾料想让他们死得措手不及。就这样死去的有费琴科、谢韦泽夫、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还有那些颇负盛名的外国人，像斯皮克、杜蒙特·德于维尔。因诺肯季叶此后又花了几年时间做医学研究，对政治流放问题就很少关心过问了。有一次，他碰巧在巴黎逗留了几小时，要和一个同行谈业务。他正一边往一只手上戴手套，一边往楼下跑，跑到一个楼梯平台处，一位高个子女士佝偻着背从电梯里走出来——他立刻认出那是伯爵夫人伊丽莎白·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我当然记得你，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呢？”她说道。她并没有看他的脸，却紧盯着他的身后看，好像有什么人站在他后面似的（她有点斜视）。“哦，请进，亲爱的。”她回过神来，接着说道。房门前放着厚厚的擦鞋垫，落满灰尘，她用脚尖挑起擦鞋垫的一角，从下面取出钥匙开门。因诺肯季叶跟着她进了屋，心里很是不安，因为她丈夫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他听别人说过，但现在怎么都想不起来别人到底是怎么说的。 过了一会儿，塔尼娅回家了。岁月的蚀刻针把她的脸刻得更加轮廓分明，脸盘变小了，眼睛越发亲切。她立刻点起一支烟，一边笑着，一边毫不拘谨地回忆起那个遥远的夏天来。他倒是觉得奇怪，塔尼娅和她母亲都未提起那位死去的探险家。她们说起往事，也就一笔带过，而不是失声痛哭。他这个陌生人，提起那些往事也得强忍着才不至于哭起来啊。也许，她们母女所显示出的正是她们这个阶级所特有的自控力？不久，一个十岁左右、脸色苍白的黑发小女孩走了过来。“这是我女儿，过来，宝贝。”塔尼娅一边说，一边把沾有唇膏的烟蒂放进一个用作烟灰缸的贝壳中。接着，她的丈夫，伊万·伊万诺维奇·库塔索夫，也回家了。伯爵夫人在隔壁房间迎接他，因诺肯季叶听到她用带俄国腔的法语介绍客人：“le fils du ma?tre d'école chez nous au village。(8) ”这使他想起有一次塔尼娅当着他的面让一个女伴注意他好看的手时所说的话：“Regarde ses mains!(9) ”现在，听着这个小孩用悦耳、地道的俄语回答塔尼娅的问题时，他脑海中不禁升起一个恶毒而荒唐的想法：哈，如今她们再也没有钱来请人给孩子们教外语了！——那一刻他并没有想到，在那些流亡岁月里，一个孩子生在巴黎，又上了法语学校，对他来说，俄语恰恰是最无用、最豪华的奢侈品了。 勒什诺的话题渐渐散去了。塔尼娅把一切都记乱了，坚持说他过去常常教她唱一些激进学生唱的革命前的歌曲，比如其中有一首是关于“暴君在他的宫殿里设宴享受，而命运之手已在墙壁上写了可怕的文字”(10) 的。“换言之，我们最初的stengazeta（苏维埃墙报），”库塔索夫评价说，“真是个大智慧。”又提起了塔尼娅的弟弟：他现在住在柏林，公爵夫人便开始说起他来。突然，因诺肯季叶发现了一个绝妙的事实：什么都没失去。无论什么，都没有失去。记忆积累成了宝藏，储存起来的秘密在黑暗和尘土中增长。忽然有一天，一个过路的游客，来公立图书馆借一本二十二年都无人问津的书。他起身告别，她们也未盛情挽留。真是莫名其妙，他的双腿竟然在发抖。这真是一次震撼人心的经历！他穿过广场，走进一家咖啡厅，要了杯饮料，又赶紧站起来，把压扁了的帽子从身子底下拿出来。他感到坐立不安，非常害怕。他觉得令他不安的原因有好几个：首先，塔尼娅仍然和过去一样，还是那么迷人，那么坚强。 (1) 　法语，我们村里的小学校长 。 (2) 　Kalmuck，主要住在俄罗斯西南部卡尔梅克共和国的蒙古民族。 (3) 　Samarkand，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的历史古城。 (4) 　Vernyi，哈萨克斯坦前首都和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阿拉木图的原名，一九二一年改称今名。 (5) 　Ladoga，位于俄罗斯西北部，是欧洲最大的湖泊。 (6) 　Tver，俄罗斯特维尔州首府，位于伏尔加河和特维尔察河交汇处。 (7) 　Fergana，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费尔干纳州首府。 (8) 　法语，这是我们乡村教师的儿子 。 (9) 　法语，看他的手 ！ (10) 　引自《圣经》中巴比伦王伯沙撒的典故，“命运之手已在墙壁上写了可怕的文字”，意为灾难即将来临的预兆。 俄罗斯美女 我们就要说到的奥尔加于一九○○年出生在一个家境富裕、无忧无虑的贵族家庭里。小时候她皮肤白皙，常穿一件白色海军服，栗色的头发偏分在一侧，一双快乐的眼睛，人人见了都忍不住要在上面亲一下。从小到大，她都被看作一个美人坯子。清纯的外貌，紧闭的嘴唇脉脉含情，长发如丝垂到后腰——全身上下真是无比迷人。 正如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一样，她的童年快乐、安逸而幸福。庄园里一缕阳光照在Bibliotheque Rose (1) 的封面上，圣彼得堡的公共花园里满地皑皑白霜……一九一九年春她离开俄国时，昔日的记忆便是她唯一的嫁妆。那年头凡事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她母亲死于斑疹伤寒，哥哥被行刑队处死。这一切如今听来都是陈词滥调，是听厌了的小话题，可在当年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如今要说说，除了老调重弹外没有别的办法，你不爱听也没辙。 话说回来，到了一九一九年，我们的小女孩已经出落成了一位窈窕淑女。她有一张白净的大脸盘，五官显得比正常的略大，但照样惹人疼爱。她身材修长，胸部柔软，总是套一件黑色毛衣，白皙的脖子上围一条围巾，纤细的手指间夹一支英国香烟，手腕上一块突起的小骨头颇为醒目。 有一段时间，大约一九一六年年底，在她家附近的避暑胜地一带，每一个学童都甘愿为她饮弹自尽，每一个大学生都甘愿为她……简言之，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这种魔力假如持续下来的话，可能会引起……会引起浩劫……不过不知为何，往后什么都没发生。要发生的事情也没发生，要么发生了也不了了之。送来的花太多了，她都懒得插到花瓶里去。暮色中的散步也是一会儿这个陪着，一会儿那个陪着，散完步就一吻告终。 她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说起les gens（仆人）这个词来，就好像和agence(2) 这个词押韵似的，说ao?t（八月）这个词时拆成两个音节来读（a-ou）。她天真地将俄语的grabezhi（抢劫）翻译成les grabuges（争吵），还常常使用一些已不通用但却依然活跃在一些古老的俄罗斯家族中的法语惯用语。虽然从未去过法国，但她发r音卷舌时总是显得底气十足。在她柏林家中梳妆台的上方，一个仿绿松石的图钉固定着一幅谢洛夫(3) 绘制的沙皇肖像明信片。她笃信宗教，但有时也会在教堂里忍俊不禁。她写诗，和她那一代年轻的俄罗斯姑娘一样，写起诗来才华横溢，爱国诗、幽默诗，各种各样的诗都能写。 约摸有六年时间，也就是到一九二六年为止，她和父亲一直住在奥格斯堡大街（离大钟不远）的一幢公寓里。她父亲肩宽背阔，眉毛粗重，胡须微黄，双腿细长，喜欢穿紧身裤。他在一所很有前景的公司里任职，为人正派，友善热情，请他喝酒从不拒绝。 在柏林，奥尔加渐渐结交了一大群朋友，都是年轻的俄罗斯人。因此也就形成了轻松活泼的说话腔调。比如“我们看看电影去啦！”或者“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Diele(4) ，好舞场。”各种流行说法、时髦话语、滑稽模仿也在她嘴里层出不穷，例如“那些炸肉排难吃死了。”“不知现在谁在吻她？”或者用嘶哑而哽咽的声音说：“Messieurs les officiers……(5) ” 在佐托夫家极其闷热的房间里，她伴着留声机的音乐节拍，优雅地迈着修长的小腿，懒懒地跳着狐步舞，一边跳一边把刚刚抽完的香烟远远推开。等眼睛瞟见烟灰缸时，就在伴随音乐节拍旋转的间隙，顺手将烟蒂丢到里面，舞步却一点不乱。要是遇上个向她吐露过爱意的人，她就透过睫毛朝他望去，同时将酒杯举到唇边，以第三方身份悄悄和他干杯，这时她显得多么迷人，那一杯酒喝得又是多么意味深长！她喜欢坐在沙发一隅，和这一位或那一位谈论另一个人的心中秘密，谈论那人错过了什么机会，是否有事要宣布——当然都说得迂回婉转。有时她会粲然一笑，这时她就睁大清澈的眼睛，眼睛底下和眼角一带细腻而隐隐发蓝的皮肤上显出几不可见的雀斑。可是在她自己看来，没有人真正爱她，所以她念念不忘那个在慈善舞会上摸了她一把，过后又靠在她的裸肩上痛哭的乡巴佬。小男爵R为此要和他决斗，但他拒绝应战。顺便说一下，奥尔加几乎在任何情形下，都会使用“乡巴佬”这个词。“这一帮乡巴佬，”她常会深情而又慵懒地低声说，“好一个乡巴佬……”“难道不是一帮乡巴佬？” 不过后来她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华彩的时刻结束了，人们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开。多快啊！她父亲去世了，她搬到另一条街上住。她不再去见那些朋友了，而是每日里编织些时尚软帽，或是在妇女俱乐部之类的地方教教法语。就这样，日复一日，她转眼就三十岁了。 她还是那么漂亮，两只离得远远、微微上翘的大眼睛还是那么迷人，嘴唇依旧线条优美，微笑就像是刻在唇上的几何图形一般。但她的头发失去了光泽，也没有精心修剪。那身专门定做的黑色套装，已经穿到第四年了。那双手，指甲虽然光亮依旧，却久未修剪了。手背上暴起青筋，又因为焦虑紧张和无节制的长期吸烟而发抖。至于她那双长筒袜，我们还是避而不谈了吧…… 如今，她手提包的丝绸内衬早已破烂不堪（不过这至少给了她从包里找出一枚漏网的硬币的希望）；如今，她常常感到身心疲惫；如今，当她穿上唯一的那双鞋时，必须强迫自己不去想鞋底的事情，正如当她放下自尊，踏入那家烟草店时，总强迫自己不去想她已经在此赊下多少账一样。如今，重回俄罗斯已经绝无可能了，仇恨也成了习惯，几乎不再是一种罪过。如今，每当夕阳从烟囱背后落下去，奥尔加时常会受到一些令人垂涎欲滴的奢侈品广告的折磨。她幻想着自己非常富有，能穿上广告上用三四笔粗线条勾画出来的高档衣服，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或者依在棕榈树下，或者靠在白色阳台的栏杆旁。然后还会想起一两样她心中怀念的东西。 有一天，她差点被一个人撞倒在地，原来是她昔日的朋友薇拉。薇拉还是平时急匆匆的样子，旋风一般从电话亭里冲出来，拎着一堆大包小包，身边跟着一只眼睛毛茸茸的猎狐狗，拴狗的皮带把她的裙子缠绕了两圈。她一把抓住奥尔加，恳求她去她的夏日别墅做客。她还说她们的重逢真是天意，真是太棒了。她还问她过得怎样，眼下是不是有很多爱慕者，等等。“不不，亲爱的，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奥尔加回答说，“再说……”她又补充了一些别的原因。薇拉哈哈大笑，皮包都差点掉到了地上。“我说的是真的。”奥尔加笑着说。薇拉一边劝慰着她，一边转来转去地拽着小狗。突然，奥尔加从鼻子里哼哼着说，她想从她那儿借点钱。 薇拉喜欢张罗事情，不管是安排聚会、办理签证，还是组织婚礼，她都喜欢干。现在她又热切地安排起奥尔加的生活来。“一见她你就想做媒人了。”她丈夫取笑她说。他是一个波罗的海东南岸人，头发剃得精光，戴一副单片眼镜。八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奥尔加来到薇拉家。薇拉立刻给她换上了一件自己的上衣，还给她修剪了发型，重新化了妆。奥尔加有气无力地推脱着，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在这座充满喜悦的别墅里，连地板发出的咯吱声听起来都是快乐的！挂在绿色果园里的那些小镜子，本来是用来吓唬小鸟的，现在却那么闪亮夺目！ 一个名叫福斯特曼的俄裔德国人来薇拉的别墅住了一周。他是一个富有而健壮的鳏夫，写过几本关于打猎的书。他一直让薇拉给他找一个新娘，找一个“真正的俄罗斯美女”。他长着又大又结实的鼻子，高耸的鼻梁上暴起一根细细的浅色青筋。他彬彬有礼，少言寡语，有时甚至显得郁郁寡欢，然而他懂得怎样在别人不知不觉间和一只小狗或者一个小孩迅速建立起长久的友谊。他的到来让奥尔加的生活变得困难起来：她整日里无精打采，烦躁不安，总是举止失措，而且也知道自己举止失措。当他们谈起昔日俄国时（薇拉本来想让奥尔加炫耀一下她的过去），她觉得自己说的每件事听来仿佛都是谎言，而且谁听了都知道那是谎言。因此，一说起过去，她一般并不积极配合，固执地拒绝谈论那些薇拉想让她谈论的事情。 他们几个会一起在阳台上打扑克，把扑克摔得啪啪响。也会一起到树林里散步，不过福斯特曼多半是在和薇拉的丈夫交谈。他们两个回忆起年轻时的恶作剧，就会满脸通红，哈哈大笑。他俩就这样跟在她们后面，又坐在草地上。福斯特曼离去的前夕，他们像往常一样又坐在阳台上打扑克。奥尔加突然感到喉咙里一阵莫名其妙的痉挛，不过她还是故作笑颜，假装从容地离开了。薇拉敲了敲她的门，她没有开。待到午夜时分，她已经打死了很多昏昏欲睡的苍蝇。她不停地吸烟，直吸到喘不过气来。她满腹幽怨，焦躁不安，沮丧不已，既恨自己，又恨每一个人。于是她走进了花园。花园里蟋蟀在叫，树枝摇曳，偶尔有苹果落地，发出一声闷响。月光在鸡舍的白灰墙上做着柔软体操。 第二天一大早，她走出房门，坐在早已发热的走廊台阶上。福斯特曼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浴袍，在她身边坐下来。他清了清嗓子，问她是否愿意成为他的配偶——他用的就是“配偶”一词。他俩去吃早饭的时候，薇拉、她丈夫、她丈夫的未婚表妹，个个一言不发，都在为并不存在的舞会练习舞步。奥尔加拖长声音深情地说：“真是一群乡巴佬啊！”第二年的夏天，她死于分娩。 故事这就结束了。当然，也许会有什么后续，但我并不知晓。因此，与其陷入瞎猜的困境，还不如重述一下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里那个快乐国王的话：哪支箭能永飞不落？是射中目标的那一支。 (1) 　《玫瑰图书馆》，法国第一套定位于少女读者的丛书。 (2) 　法语，代办 。 (3) 　Valentin Serov（1865—1911），俄罗斯杰出的肖像画家。 (4) 　德语，地板 。 (5) 　法语，先生们，那些官员们 …… 婉言相告 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明茨是个流亡的老寡妇，总是穿身黑衣服。前一天她的独生子死了，至今她还不知道。 一九三五年三月的一天，雨后清晨，柏林地平线上楼房的倒影相互辉映——杂色的锯齿形楼房和平房混在一起。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的老朋友切莫比尔斯基夫妇早上七点左右收到来自巴黎的电报，两小时后一封航空信也到了。米沙干活的那个工厂的厂长说可怜的年轻人从楼顶掉进了电梯井，痛苦地撑了四十分钟：人虽然昏过去了，可还是不断地发出可怕的呻吟，直到最后一刻。 这时候，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也起床了，穿好衣服，瘦瘦的肩膀上交叉着围上一条黑色的羊毛披肩，到厨房煮了些咖啡。她煮的咖啡香气扑鼻，味道纯正，和她口中“又小气，又没文化的野兽”女房东多克托尔·施瓦茨太太相比时，她常引以为傲。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不和房东太太讲话了，这也不是她们第一次吵架。不过，她跟朋友们说起来时，总说自己无意搬走，理由嘛也很多，一条一条的，不嫌啰嗦。要是决定和谁断绝关系，她占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只要关上那个像黑色小拎包一样的便携式助听器就行了。 她提着咖啡壶走过门厅准备回房时发现地上有张明信片，是邮递员从门上的投信缝隙塞进来的。明信片是儿子寄来的。切莫比尔斯基夫妇通过更先进的通讯方式知道了米沙的死讯，其结果便是她现在读到的这几行字（实际上不是她儿子写来的）。她的房间很大，但不舒适，她一手提着咖啡壶，站在门槛上读。知道内情的人见此情景，会觉得这几行字犹如陨落之星尚存的余光。明信片上写道：亲爱的穆力克（她儿子从小对她的昵称），我一直拼命工作，晚上滑了一跤，哪儿都去不成了。 两条街之外，一所同样塞满异国杂物的奇怪公寓里，切莫比尔斯基今天没有下楼，正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他长得又肥又壮，秃顶，浓眉毛弯弯的，嘴却很小。他穿着一套深色西装，但没有戴硬领（硬领和打在硬领上的领带像个牛轭一样挂在餐厅里的一个椅背上）。他一边走，一边无奈地摆手，说：“该怎么告诉她呢？说了她非哭不可，那该想点什么办法呢？上帝，真不幸啊。她肯定受不了的。她那可怜的心脏啊，会爆裂的。” 他的妻子抽着烟，边哭边挠她白发稀疏的头，分别打电话给利普什泰恩夫妇，列诺什卡，奥尔尚斯基医生——但就是下不了决心自己先到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家去。他们家的房客是位女钢琴家，胸部丰满，戴着夹鼻眼镜，富有同情心，经验也丰富，建议切莫比尔斯基夫妇先别急着告知实情——“这个打击她反正受不住，不如晚点说吧。” “可是话说回来，”切莫比尔斯基歇斯底里地叫道，“这事也不能往后推啊！明摆着不能往后推！她是做母亲的，会想到去巴黎看看——这谁说得准呢？我说不准——要么她想让儿子回家休养。可怜的米沙，可怜的孩子啊，还不到三十岁，好日子正等着他呢。想想这工作还是我帮他找的呢，想想啊，要是他没去那倒霉的巴黎……” “好了，好了，鲍里斯·利沃维奇，”女房客冷静地说，“谁能料到呢？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的想法真是可笑。总而言之，我必须顺便说说，我还不清楚他是怎么摔下去的。你们清楚吗？” 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喝完咖啡就去厨房冲洗杯子（根本不管施瓦茨太太在不在），然后挎上黑网兜，提上手提包，打着伞出门了。雨淅淅沥沥下了一阵就停了。她收起伞，继续沿着闪着水光的人行道走。她身子仍然挺得笔直，两条细腿上穿着黑色长袜，左腿上的袜子褪下去了一点。可以看出，她的脚不成比例，有点大，走起路来有点拖拉，脚指头也露出来了。不戴助听器的话，她就是个彻底的聋子。就是戴上，耳朵也很背。小镇的嘈杂声对她而言就是她血液的流动声。在这样已成习惯的背景中，周围的世界与她相安无事——行人是橡胶人，狗是毛绒狗，电车寂静无声——飘在头顶上的轻盈无比的浮云，好像零星透出点点蓝色。她在这一片寂静中行走，面无表情，但整体来说还是满意的：穿着黑衣，受着耳聋的迷惑和限制，东西嘛有眼睛盯着，事情嘛，心里各色各样都想着。她现在在想，明天，是个假日，可能有人来访。她应该买点上次买的粉色烤饼和俄罗斯小店里的marmelad（加了糖的水果布丁）。还有那间面饼小店，那里买的东西样样新鲜，不妨去买个十来种。一个戴圆顶硬礼帽的高个子男人朝她走来，她觉得此人好像来自远方（事实上也相当远），更为可怕的是，他长得像艾达的第一任丈夫弗拉基米尔·马尔科维奇·维尔纳。他因心脏衰竭，孤零零死在了卧铺车厢里，好悲惨。路过钟表铺时，她记起来该把米沙的手表拿回来。表是米沙在巴黎摔坏的，通过okaziya（即有人到那个方向去旅行，顺便托他带去）带给她。她走进了钟表铺，悄无声息，小心着没有擦碰到任何东西。钟摆晃动，各晃各的，各走各的时间。她从大一点的普通手袋里拿出了个钱包模样的小东西，急急地戴上，从前做这么快的动作还不好意思。钟表商熟悉的声音远远传来——起初很响——接着消失了，然后冲到她跟前猛响起来：“Freitag(1) ……Freitag——” “好了，我听见了，下个星期五。” 一离开钟表铺，她又让自己与世隔绝起来。她带有黄斑的衰老眼睛（虹膜的颜色好像消失了）又一次显得安详平静，甚至露出快乐的神色。她沿着街道走，这些街道自她逃离俄罗斯后六年来已经非常熟悉了。不但熟悉，而且也爱逛，就像爱逛莫斯科和哈尔科夫(2) 的大街一样。她一路走一路随意观看，将赞许的目光投向孩子、小狗。走了一会儿后，早春空气令人发困，她边走边打哈欠。身边走过一个极其不幸的人，长着一个不幸的鼻子，戴着一顶很旧的软毡帽。这是她众多朋友的朋友之一，朋友经常提到他。他的情况她现在全都了解——患有糖尿病，有个精神错乱的女儿，女婿品行恶劣。她走到一个水果摊跟前（去年春天发现的），买了一串极好的香蕉，之后就在杂货店排队，等了很长时间。有个女人来得比她晚，却挤到她前面，比她先到柜台，她两眼一刻也没离开过这个无耻女人的身影。突然前边的那个身影像把胡桃钳般打开了，后边的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也采取了必要的手段。在面饼店里，她仔细挑选面饼，身子前倾，像个小女孩儿一样紧绷着踮起的脚尖。她来回走动时不敢伸直指头——原来，黑羊毛手套上破了个洞。她出了门，隔壁店里在卖男式衬衣，引起了她的兴趣，刚要进去，突然胳膊肘被舒夫太太一把抓住。舒夫太太开朗活泼，妆化得有点过头。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正往店里观瞧，一见舒夫太太拉她，便迅速地调整好她的复杂机器。这时候世界才变得有声了，于是她朝朋友投去欢迎的微笑。只听见又是吵闹声，又是风声。舒夫太太俯身用力，红嘴唇都噘歪了，对准那个黑色助听器，要把她的声音直接灌入：“巴黎——有——消息吗？” “有啊，经常有，”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轻声说道，又加了一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为什么总是不给我打电话？”好心的舒夫太太尖声喊着回答，那声音刺得欧金尼娅眼里闪出痛苦的神色。 她们别过，舒夫太太到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晓，回了家。她丈夫此时还在办公室，切莫比尔斯基正在给他打电话，他边听边说“难，难”，紧贴着电话听筒的头一个劲地摇。 “我妻子已经去她那里了，”切莫比尔斯基说，“我也马上过去。如果我知道怎么开口，杀了我也行。不过我妻子毕竟是个女人，她也许总有办法先铺个路。” 舒夫建议写几个纸条给她看，从轻说到重：“病了。”“病得厉害。”“病得很厉害。” “难，我也这么想过，恐怕无济于事。大难啊，是吧？年轻，健康，前途无量。想想吧，他那份工作还是我给他找的，是我帮助他谋得生计！什么？唉，我完全理解，但一想这些我就要疯了。好吧，我们不见不散。” 他又气又恼，呲着牙，胖脸往后一仰，总算把领子扣上了。出门时叹了口气。他已经拐进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住的那条街道，忽然看见她就在前面走，平静而又自信，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买好的东西。切莫比尔斯基不敢追上她，只好放慢脚步。上帝保佑，别让她回头看！那双走得踏实的脚，那道窄窄的脊背，没起一点点疑心啊。唉，知道了那脊背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她上了台阶才发现了他。切莫比尔斯基见她没有戴助听器，也就没有说话。 “哎呀，你来真是太好了，鲍里斯·利沃维奇。别，别麻烦了——我都提了一路了，还怕提不上台阶。要愿意就先替我拿着伞，我好开门。” 他们进了门，切莫比尔斯基太太和热心的女钢琴家先来了，已经等了好长一阵。煎熬就要开始了。 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喜欢朋友们来访，朋友们也经常登门，因此这一回她没有理由觉得意外。她只觉得高兴，赶紧热情地忙活起来。她这边忙忙，那边忙忙，行动说变就变（她心里闪过的念头就是留大家吃午饭），这样大家发现很难拢回她的注意力。最后，钢琴家在过道里拉住了她的披肩一角，大家听见钢琴家大声冲她喊，说没有人会留下来吃午饭。于是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拿出水果刀，在一个小玻璃瓶里放了些烤饼，在另一个里面放了些糖果……大家硬拉着她坐下。切莫比尔斯基夫妇、他们家的房客，还有一个不知道怎么赶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奥西波夫小姐——小巧身材，几乎就是一个侏儒，大家也都围着椭圆形的桌子坐下来。这么一来，就成了个阵形，至少不显得乱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鲍里斯，开始吧。”他妻子恳求道。她没有敢看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后者已经注意到周围人的脸色，开始比较仔细地观察起来。不过切莫比尔斯基太太那句亲切、悲伤、全无防备的话一出口，她倒没有打断她。 “Nu，chto ya mogul！（唉，我能说什么呀！）”切莫比尔斯基叫道，猛地站起来，绕着屋子打转。 门铃响了，房东太太穿着她最好的衣服，神情凝重地开门，请进来艾达和艾达的姐姐。她俩脸色白得可怕，显得非常关切。 “她还不知道。”切莫比尔斯基告诉她们。说话间他解开了三个外套纽扣，随即又一个个扣上。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眉头一皱，但嘴边依然露着微笑，抚着新到客人的手，重新坐下，热情地转动她的小小设备。助听器就放在她眼前的桌布上，一会儿朝着这个客人，一会儿又朝向那个客人，可是声音斜着传过来，听不真切。突然，舒夫夫妇走了进来，接着又进来了瘸子利普什泰恩和他母亲，后面还有奥尔尚斯基夫妇、列诺什卡，还有（纯属偶然）上了年纪的汤姆金太太——大家都互相说着话，不过小心不让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听见，其实大家已经分成几个组把她围在了中间，一个个严肃紧张。有的人已经走到了窗子边，发抖，喘气。奥尔尚斯基医生就挨着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坐在桌边，聚精会神地把玩着一个烤饼，又和另一个配起来，就像玩骨牌一样。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的笑容这时消失了，换成了怨恨一般的神色，继续把助听器伸向客人——躲到远处屋角抽泣的切莫比尔斯基咆哮道：“还解释什么——死了，死了，死了！”可是她已经不敢往他那边看了。 (1) 　德语，星期五 。 (2) 　Kharkov，乌克兰哈尔科夫州首府，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滞烟 悬在暮色里的街灯亮起来了，实际上是一齐亮起来的，这时通往拜仁广场的路上那些没有亮灯的屋子里，每样物品都受到门外光线的影响而发生轻微的变化。变化反映蕾丝窗帘上，外面的光线一照，窗帘的花纹图案就映了出来。他懒懒地躺了三个钟头了（一个四肢瘦长、胸部平坦的年轻人，夹鼻眼镜在若明若暗的夜色里闪着微光），只是吃晚饭时有过一点短短的间歇，那也是在仁慈的沉默中度过的：父亲与姐姐又吵了一场，这会儿都在桌边看书。这种不知何时结束的压抑感他非常熟悉，如今已经麻木了，所以他躺在床上，目光穿过睫毛望去，每一条线、每一道边，或者每一道边的影子，都变成了海平面或是一片狭长遥远的土地。他的眼睛一旦习惯了这种变形规律，变形就自动发生（就像小石子连续不断地从巫师的背后变出来一样，毫无用处）。现在，在这间屋子的宇宙里，某一处就形成了一幅梦幻图景，一个遥远的幻象，框架透明，孑然独立，非常诱人：比如说，那是一片水域，一个黑色的岬角，长着一株南洋杉，小小的一点轮廓。 隔壁的客厅里有时传来模糊简短的说话声。那时候俄国流亡者在柏林租的中产阶级公寓里，客厅是比较宽敞的中央地带。他的房间和客厅之间隔有滑门，透过滑门的波纹亚光玻璃，一盏落地灯在那头闪着黄光。往下一点，可以看见一把椅子模糊的黑靠背，仿佛从深水里浮现出来一般。椅子之所以放在这个位置，是为了防止房门经过多次推拉后门扇错开缝。客厅里（也许在客厅最远一头的长沙发上）坐着姐姐和她的男朋友，有几次神秘的短暂停顿，最后变成了轻轻的咳嗽或者关心体贴的笑声，估计两人是在接吻。大街上传来其他声音：小汽车的声音自远处连绵传来，在十字路口又加上了喇叭声；反之亦然，喇叭声先传进来，紧接着是轰隆隆声，门扇抖动声也及时地加入其中。 水母在水中游动，每动一下便发出点点微光。他心中所想，正如水母游动一般。那种流动感变成了某种超凡的视觉。他平躺在沙发床上，觉得阴影浮动，把他带到了路边，同时，他好像在护送远处的步行之人，想象着现在人行道的路面正好在他眼底（自己的视觉简直就像狗一样敏锐）。指向天空的秃树枝还有点颜色，要不然就是商店的橱窗一个接一个：理发店的人体模型，对解剖学发展的贡献简直要超过红桃皇后了；一幅框架展览头像，配着紫色石楠花茎，肯定是《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在德国非常流行，和许多兴登堡总统的肖像挂在一起。接下来是一个灯罩商店，所有的灯泡都亮着，人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灯里面，哪一盏是商店自己日常用的灯呢？ 猛然间他想到，他在黑暗中像木乃伊一样躺着，这是很别扭的——姐姐也许以为他不在家里，或以为他在偷听。但是要动一下实在不容易，因为他的存在形式已经失去了所有特定的标志，以及固定的界限。比如，房子另一边的小巷也许是他的手臂；东方的星星闪着寒意，一朵细长稀薄的云拖过天空，这可能就是他的脊背。他房间里是一道道暗影，客厅门上的玻璃变成了夜间金波闪闪的海，这两样东西都不能给他提供可靠的方法来测量或划分他自己。他找到的可靠方法仅仅是他有感觉的舌尖灵敏地一动，在嘴里突然一卷（好像半醒半睡间来了精神，要看看是否一切都好），通过触觉开始为一点点柔软的陌生东西而担心。那是一点熟牛肉，牢牢地塞在牙齿里，这时他才意识到，那个可见的、触摸得到的牙洞，十九年来已经改变了。如今舌头要将牙洞里的东西舔出来才舒服，留下一个大洞等着以后重新填满。 这时门那头公然不知羞耻地静了下来，于是他不好动得太厉害，但又想找一个好使的尖头小工具来帮一下那个孤独的瞎眼工人。他伸伸腰，抬起头，打开靠近沙发的灯，这样他的身体形状就完全显露了。他看着自己（夹鼻眼镜，稀疏的小黑胡子，粗糙的前额皮肤），心生厌恶。每次从疲倦的迷雾中醒来一看自己的身子，就会产生这种感觉。这预示着什么？那种压迫、戏弄他灵魂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样子？那种在我身体内不断增长的东西，它究竟源于哪里？想从前我的日子基本上天天一样——大学，公共图书馆——可是后来，受父亲的差遣，我长途跋涉，去了奥西波夫家。在那儿，空地边上有个客栈，潮湿的顶棚，烟囱里冒出的烟贴上屋顶，又缓缓爬下来。湿气凝重，滞烟伴着湿气昏昏欲睡，不肯升起，不愿脱离它心爱的沉迷状态。就在这时候，那种冲动出现了，就在这时候。 台灯照亮了一本油布封皮的练习本。旁边一张落满墨水斑点的吸墨纸上放着一叶剃须刀片，刀片孔里落满一圈灰尘。灯光还落在一枚别针上。他掰开别针，顺着舌头舔剔的方向，把那一小块牛肉挑出来，咽了下去——胜过任何的美味。随后那个得到满足的器官平静了下来。 突然，一只美人鱼似的小手从外面伸到了门上的水纹玻璃上，门扇抖动着被拉开，他姐姐乱发蓬松的头探了进来。 “亲爱的格里沙，”她说道，“做个天使，从父亲那儿弄点烟来吧。” 他没有回答，她睫毛浓密的湿润眼皮眯成了一条线（不戴角质架眼镜的话，她的视力非常差），想看看他是否在沙发床上睡着了。 “给我弄点烟来吧，格里沙，”她又说，求得更见可怜了，“唉，求你了！昨天刚吵完，我现在不想找他。” “也许我也不想呢？”他说。 “快去，快去，”姐姐亲切地说道，“快点去吧，亲爱的格里沙！” “好吧，你别说了。”他总算答应了。他姐姐小心地合上门，消失在玻璃后面。 他又检查了一下他那块被灯光照亮的小岛，充满希望地想起他曾在某个地方放了一盒烟，是有一天一个朋友来碰巧落下的。闪闪发亮的别针不见了，原先放别针的地方放着半打开的练习本（就像睡着的人睡着睡着换了位置）。也许放在我的书中间了。书架在书桌上方，灯光只能照到书脊。都是一堆胡乱堆上的垃圾（绝大部分是垃圾），政治经济手册（我想要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可是父亲最终赢了）。也有一些他喜爱的书，曾有益于他的心灵：古米廖夫的诗集Shatyor （《帐篷》），帕斯捷尔纳克的Sestra moya Zhizn’ （《生活，我的姐妹》），加斯达诺夫(1) 的Vecher u Kler （《克莱尔家的夜晚》），拉狄格(2) 的Le Bal du Comte d'Orgel （《欧杰尔伯爵的舞会》），西林(3) 的Zashchita Luzhina （《卢仁的防守》），伊里夫和彼得罗夫(4) 合写的Dvenadtsat' Stul'ev （《十二把椅子》），还有霍夫曼(5) 、荷尔德林、巴拉丁斯基，以及一本旧的俄罗斯旅游指南。那种轻柔神秘的冲动又来了一次。他聆听着。这感觉还会来一次吗？他神经高度紧张，思维逻辑都混乱了。他缓过神来后，花了好长时间回忆他为什么站在书架旁摸着书。一个蓝白相间的袋子夹在桑巴特教授(6)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之间，打开一看，是空的。唉，只好放回去，里面没有东西。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他穿着破旧的卧室拖鞋，短裤松垂，无精打采地拖着脚，几乎无声无息地从卧室走到了门厅，摸了摸门闩。梳妆镜底下的平台上，挨着客人漂亮的米色帽子，有一张皱皱的软纸：是玫瑰花的包装纸，花已经打开了。他在父亲的外套里翻找，手指抖抖索索地插进一个陌生口袋里，那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他以为在口袋里会找到一个备用的烟盒，但没有找到，便知道父亲已有防范。没办法了，我必须去找他要。 这时他的梦游行程又到了一个不确定的点，再度陷入迷雾地带。这一次他体内再次出现的冲动具有强大的力量，是比所有外部的感知都活跃，以致他都没认出镜子里的人是谁。镜子里只见一个肩膀软塌塌的年轻人，没有刮过的苍白脸颊，红耳朵，无声无息地滑了过去，这正是他的模样和面容啊。他赶紧回过神来，进了餐厅。 餐厅里，父亲就坐在餐桌旁，女仆去睡觉之前往桌上放了晚间茶，已经放了很久。父亲的一只手捻着有几缕已经花白了的黑胡须，另一只手高高举着夹鼻眼镜，食指和拇指捏着眼镜的弹簧夹子。他坐在那里研究一份巨大的柏林地图，被折得很破旧了。几天前，在几个朋友家里有过一场激烈的俄罗斯式争论，争的是从一条街步行到另一条街最短的路是哪一条——顺带一提，这两条路争论的人谁也没去过。现在看他父亲皱着个脸，神情又惊又气，鼻翼两侧拉出了粉红色的八字纹，可以断定老人家这回是争输了的。 “你在看什么？”他问道，打量儿子一眼（也许他心里希望我坐下来，揭开茶壶的保温罩，给他倒一杯茶，也给我自己倒一杯）。“香烟？”他又问道，还是询问的口气，注意到儿子在往香烟那边看。儿子已经走到父亲身后去了，要拿放在桌子另一头的烟盒。但是父亲已经把烟盒推到另一头去了，一时间有点尴尬。 “他走了吗？”这是他问的第三个问题。 “没有。”儿子答道，伸出软软的手抓了一把香烟。 走出餐厅的时候，他注意到父亲整个身子转了过去，看着墙上的挂钟，仿佛挂钟说了什么似的。接着转回身来——但这时我正在关的那扇门合上了，我没有看见他最后做了什么。我没有看到他最后做了什么，我心中又想起了别的事情。还是和刚才一样，遥远的大海，姐姐通红的小脸，再就是澄澈夜幕边缘上听不真切的隆隆声——不知为何，每一样东西都有助于形成最终的景象。我的灵魂仿佛被一场无声的爆炸点亮了，我极其清晰地看到了未来自己对往昔的回忆。我突然明白，将来有一天我会不得不回忆起我父亲令人心酸的双肩，就像回忆起当年饭桌上的争吵太厉害时，死去的母亲总是紧按两鬓，泪流满面。那情景残酷无情，历历在目，难以抹去：父亲心情郁闷地靠在那张破旧的地图上，穿着家里保暖的夹克衫，上面满是灰尘和头皮屑。这一切极有创意地和最近的景象混在一起：青烟滞留在潮湿屋顶上的枯叶里，久久不散。 透过双页门的缝隙，看不见的手指急匆匆拿走了他握着的东西。现在他又躺在了沙发床上，不过先前的懒散已经消失了。一条有韵律的线，巨大，活跃，蜿蜒伸展，弯曲时出现一个优美的韵，如雷霆般闪亮。它闪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又一首诗的移动剪影，如同你点着一支蜡烛上楼，走到哪里，墙上就投下你的影子。 意大利音乐一般的俄语头韵令人陶醉，带着对生活的渴望，废弃的词汇产生了新的诱惑（现代的bereg回归到breg，一片更远的“水岸”；holod回归到hlad，就是更古雅的“寒冷”；veter回归到vetr，“北风之神”更好的表达）。幼稚的诗歌容易消亡，等印刷下一版的时候它当然就枯萎了，就像以前那些写在黑色练习本里的诗歌一样，一首接一首凋零。不过不要紧：此刻我相信仍然活着、仍然流传的诗歌是有美妙前景的，我泪流满面，心中充满了快乐，也知道这种快乐是地球上现存的最了不起的事物。 (1) 　Gaito Gazdanov（1903—1971），俄国流亡法国的小说家，《克莱尔家的夜晚》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2) 　Raymond Radiguet（1903—1923），法国诗人、小说家。 (3) 　即纳博科夫，西林是其早期的笔名。《卢仁的防守》现在的书名为《防守》。 (4) 　Ilf and Petrov，两位俄国讽刺作家，两人合著的《十二把椅子》是代表作，也是讽刺名作。 (5) 　E. T. A. Hoffmann（1776—1822），德国作家、作曲家。 (6) 　Werner Sombart（1863—1941），德国思想家。 新遇 他年老，他有病，世上没人需要他。因为贫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已经沦落到不问明天怎么过，只奇怪前一天竟然过来了的境地。就个人的财物来说，除了他的病，这世上任何事情都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和姐姐一同从俄罗斯流亡到柏林。姐姐一生未婚，十年前就去世了。姐姐的形象已经成为虚无，他习惯了，也不再思念她。不过就在那一天，他从俄罗斯流亡者公墓参加D教授的葬礼回来，在电车上，突然忧郁地想起姐姐的墓破败不堪的状况：十字架上的漆皮零零星星地剥落了，椴树树荫掠过墓碑，擦拭着墓碑，墓碑上的名字已经很难看清了。约有十来个没有工作的老流亡者参加教授的葬礼，怀着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粗俗心理聚到一起。就像葬礼上常见的那样，大家稀稀落落站在一起，伤心地等候着。仪式很简单，没有走宗教规程，用树枝在头上方隔一阵晃一晃，很快就结束了。阳光强烈，难以忍受，尤其是饥肠辘辘，更难忍受。然而，为了不失体面，他外面穿了一件大衣，以遮掩外套的寒酸。他和教授是老熟人，站在令人愉快的七月暖风里，他想把死者的音容笑貌端端正正、稳稳当当地摆在自己心灵的眼睛之前，可是风轻轻一动，就把死者的相貌卷起来，吹散了，他怎么抓也抓不住。他的思绪老是拐到别处，在他记忆的一角，他姐姐真真切切地死而复生了。只见她和他一样又沉又胖，长着个男人一般的鼻子，又红又大，油光闪亮，宛如涂了一层漆，上面架着她常戴的眼镜。她身上穿着一件灰夹克，就像如今活跃在社会政治圈里的俄罗斯女性一样。初看之下，她是个活力四射、光彩照人的人，聪明，能干，活泼。可是说来奇怪，她还有忧郁沉闷的一面，令人费解，也只有他才能注意到她的这一面。不过话说回来，姐姐的各个方面里，他最喜欢的还是她忧郁沉闷的这一面。 柏林的电车挤得不像是人坐的，乘客中另一位年老的流亡者几乎一直坐到了终点站。他是一个目前没有执业的律师，也是参加完葬礼返回的。也是对任何人没有用处的人，眼前可能只对我有点用。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对此人也就是略知一二，如果在疾驰的电车上挤在混乱的乘客中二人有缘相遇的话，那要不要和他聊几句呢？与此同时，另一位仍旧贴窗而坐，看着窗外的街景，他过于平庸的脸上露出冷嘲的神情。（这是我看到的片刻情景，之后我的视线就一直没有离开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这位新遇之人。）他终于下车了。他身子沉，行动笨拙，售票员扶着他下车，站到车站的长方形石板候车岛上。落地之后，他不紧不慢地表达了谢意，从车上收回自己的胳膊，售票员刚才一直抓着这只胳膊的袖口。然后他缓缓迈开脚步，转弯，小心地四面看看，朝马路走去，想穿过危险的街道，到一个街心公园去。 他安全地穿过马路。一小会儿之前，就在教堂墓地，颤巍巍的老牧师根据仪式提议唱诗班为永久纪念死者而咏唱，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花了好长时间，费了好大劲，这才跪下身来，一直跪到唱诗结束。那时他的膝盖和地面连在了一起，竟然站不起来了。老蒂霍茨基像刚才那个电车售票员扶他下车一样扶他站起来。这两次相似的印象加剧了他格外疲惫的感觉。毫无疑问，这种疲惫感觉有旱田干透的味道，但也自有乐趣。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觉得现在返回那些呆笨的好心人和他一起寄宿的公寓无论如何都太早，于是他拄着手杖朝一个长凳挪过去，缓缓地往下坐，直到最后一刻才顺应地球引力，总算瘫坐下来了。 不过我想了解，这种快乐，这种膨胀的幸福感，是从何而来的。有了它，人的灵魂立刻就变得巨大，透明，珍贵。不管怎样，想想看，这里有个病老头，死亡的迹象已经显在他身上。他已失去了他所有的心爱之人：他的妻子，当年还在俄罗斯时就离开他投奔了有名的反动分子马林诺夫斯基博士；他工作的报纸关闭了，他的读者、朋友、和他同名的亲爱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马勒在国内战争期间被红军折磨致死；还有他的哥哥，在哈尔滨死于癌症；后来又失去了姐姐。 他又一次难过地想起姐姐坟墓上字迹模糊的十字架，它已渐渐融入大自然的阵营。算来肯定有七年多了，姐姐的坟墓他再没有管过，就随它去了。突然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清晰地记起了姐姐曾爱过的一个男子——也是她爱过的唯一一个男子——他的相貌历历在目：一个有着加尔申(1) 气质、半疯癫、患肺痨的迷人男子，留一把黑炭般的大胡子，长着吉卜赛人一般的眼睛，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为了另一个女子开枪自杀了：血滴在他的假胸领上，小巧的脚上穿着精致的鞋。接着，没有任何联想，他就看见了中学时代的姐姐，患伤寒后理了个新发型。他俩坐在搁脚凳上，她向他解释自己陷入了一种复杂的触觉感知系统，这么一来，她的生活就变成了不停地在物体之间保持神秘的平衡：走路要摸着墙走，先是左手掌顺墙轻轻滑动，然后再换右手，好像要用两手来感知物体。似乎只有这样，她的手才干净，才能和世界和平相处，感知世界。久而久之，她的兴趣集中在女性问题上，办起了各式各样的妇女药店，发疯一般地害怕鬼魂，原因是，如她自己所言，她不信仰上帝。 姐姐常夜里流泪，对此他特别关心，也特别喜欢她这样。如今这样一位姐姐不在了。在墓地的时候，可笑的话语，几铲新土，复活了他对往事的记忆。身体沉重，虚弱，笨拙，都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这使得他要么跪下去站不起来，要么在电车上下不来（我觉得那位宅心仁厚的售票员不得不俯身伸手扶他下车——乘客中有一位也扶了他）。从墓地回来时，困倦，孤独，肥胖，羞愧，和人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过时的谦恭，缝缝补补的内衣，褪了色的裤子，还有那一身不干净、讨人嫌、穿戴寒酸的肥肉。尽管如此，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还是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来源不明的快乐，想来不好意思，但这种快感在他漫长而艰辛的一生中不止一次地突然袭来。他非常平静地坐着，两手平摊（手指很少有舒展开来的时候）歇在手杖的弯头上，两条宽阔的大腿分开，肚子的底部鼓圆了，露在解开纽扣的外套外面，安放在长凳边上。头顶上，蜜蜂在开花的椴树上忙碌。密实的树叶间飘来一阵甜丝丝的暗香，底下树荫里，沿着人行道，躺着些酸橙树的残花，活像压扁了的马粪。一根红色的湿水管穿过小公园中心的整个草坪，稍远一点，清亮的水从管中喷涌而出，水雾里出现了幽灵般的虹彩。山楂林和一个小农舍风格的公厕之间，一条浅灰色的街道隐约可见。街边一根贴满海报的广告石柱像个胖小丑矗立着，一辆又一辆电车驶过，发出咔嚓声和哀鸣声。 这个小小的街心公园，这些玫瑰，这个花房——他看了上千次了，见过它们并不复杂的所有变化。但不论何时，当我和他经历着这样的幸福瞬间，它们自始至终都闪烁着生机与活力，参与到人的命运之中。一个男子拿着当地的俄文报纸在同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这深蓝色的长凳被太阳晒得暖暖的，谁来坐都热情接纳。要我描述这个男子不容易，再说，也没有必要描述，因为自画像很少是成功的，也因为他的眼神一直显得很紧张——眼神如镜，反映出心灵中了催眠之咒。为什么我断定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男子名字就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呢？因为这个姓和父名的组合看起来像是一张扶手椅，宽厚温柔。他的大脸盘上露着惬意，双手搭在手杖上，舒适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有眼珠在眼镜片后面来回移动，扫过一片向一个方向移动的云朵，又移向一辆朝另一个方向奔驰的卡车，或者扫过一只在沙石地上喂养雏鸟的母麻雀，又移向一辆磕磕绊绊前行的木制小汽车——小汽车后面拴着一根绳子，一个孩子拉着它，拉着拉着就忘了，它侧翻过来，但还继续前进。D教授的讣告在报纸上占了一块突出的位置，这就是我为什么给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安排了这次葬礼行程，也匆匆给他那天的上午尽可能安排了典型的忧郁背景。虽然报纸上说对葬礼的日期会有专门交代，但我再说一遍，我是在匆忙中安排的。我确实希望他真的去了墓地，因为他就是你在国外俄罗斯葬礼仪式上能见到的典型代表，虽然站在一边，但正是因为他来了，这才加强了葬礼的传统性质。他的整个脸刮得干干净净，神色温柔，透出的某种气质让我想起一位莫斯科社会政治活动家安娜·阿克萨科夫女士——她是我的一位远方亲戚，我从童年就认识她，所以几乎是不经意地，但又好像早已了解了压抑不住的细节，我把她当成他的姐姐。这一切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发生了，因为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创造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物，用在我已经奋斗了两年多的一部小说的一章之中。即使这个我第一次看见时正从电车上下来，现在就坐在我旁边的胖老先生也许根本不是俄罗斯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让我如此满意！他的容量如此之大！说来奇怪，我百感交集，我正在用我炽热的创作快感感染着那个陌生人，那种快感足以让艺术家全身皮肤战栗。我希望，不管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年岁多大，多么贫困，胃中还有肿瘤，他总可以分享给我带来快乐的强大力量。我的快乐虽不合法，但有他分享，也算得以弥补。如此一来，我的快乐就不再是独一无二的感觉，不再是比较少见的疯狂种类，不再是跨过我整个心灵的巨大日虹。它至少让两个人得以感受，变成他们谈话的主题，从而让日常生活取得存在的权利，否则我那粗野的、原始的、沉闷的快乐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坚持用这个名字）摘下他的黑色软呢帽，好像不是为了让头脑清醒，而是表示他完全赞同我的想法。他缓缓摸着头顶。椴树叶影婆娑，掠过他那只大手上的青筋，又落在他的满头灰发上。还是这么缓缓地，他朝我转过头来，瞅瞅我手里的流亡者报纸，又瞅瞅我装模作样读报的脸，神情凝重地移开目光，重新戴上帽子。 但他已经是我的了。过了一会儿，他使劲站起来，挺直身子，将手杖从一手换到另一手，试探着迈开短短一步，然后平静地离开了——如果我没想错的话，他是永远离开了。然而他带走了像瘟疫一般的罕见疾病，因为他神圣地与我缚在了一起，注定要短暂地出现在某一章的末尾，出现在某一句的转折之处。 我的代表，那个拿着俄文报纸的男子，现在独自坐在长椅上。随着树影移动，他已经坐进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坐过的树荫之中，刚才给前一位客人盖上一层凉爽阴影的椴树树荫此刻在他的额前，簌簌抖动。 (1) 　Vsevolod Garshin（1855—1888），俄国作家，性格敏感、脆弱，痛恨谎言与暴力，深受契诃夫赞赏，称之为“加尔申气质”。 一段生活 隔壁屋里，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在讲述他妻子是怎样离开他的，边说边哈哈大笑。 我忍受不了那么可怕的喧闹声，就冲进这个屋子里（房东的餐厅）——连镜子都没照上一照——当时我正好是午饭后和衣小睡了一会儿，衣服压得皱皱巴巴。一进去就碰上了这么个场面：名叫普列汉诺夫（和那位社会主义哲学家(1) 全无关系）的房东坐在那里听，一副欲罢不能的样子——一边听，一边用一只烟草填充器往烟管里装烟草，做成俄国香烟。帕维尔一直绕着桌子转悠，一脸标准的悲伤神情，苍白的脸色似乎蔓延到了剃光的头顶——那个光头在不伤心的情况下倒显得生气勃勃。这光头是典型的俄国式干净整洁风格，令人习惯性地想起干净利落的特种工兵部队，但眼下的情景让我想起了不好的事情，像犯人的光头那样可怕的东西。 他来这儿实际上是找我兄弟的——他刚刚走了，但找没找着他也无所谓。反正他要倒倒苦水，找个现成的人听就行，哪怕这个人是个素不相识的路人。他在哈哈大笑，但眼神里并没有笑意。他说他妻子把他们居住的寓所扫荡一空，卷走了所有东西，也不仔细看看，连他最喜欢的一副眼镜也带走了。还说她的所有亲戚都先于他知道内情，他真不知道…… “对了，有一点甚为关键，”他接着说，现在直接对着敬畏上帝的鳏夫普列汉诺夫讲（此前，他的话不论多少都是自说自话，没有冲着谁讲），“关键的一点，有趣的一点，是从今往后将会如何——她是和我一起过呢，还是和那头猪一起过？” “我们到我的屋里去吧！”我用清晰的语调说——这时他才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一直站在那里，孤独地斜靠着餐具柜的一角。餐具柜颜色很深，我个头太小，似乎融化进了餐具柜的黑色之中——是啊，我穿着丧服，为每个人服丧，为每件事服丧，为我自己服丧，为俄国服丧，为我流掉的胎儿服丧。他和我进了我租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张盖着绸布的长沙发，宽得出奇，险些就放不下了，紧挨着沙发是一张小矮桌，桌上沉甸甸压着一盏台灯，台灯的底座是个仿真炸弹形状的厚玻璃缸，里面装满了水。我这个私密环境很舒适，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立马变了一个人。 他坐下来，一言不发，揉揉他红肿的眼睛。我盘腿坐在他旁边，拍拍我们周围的靠垫，陷入沉思，女人托腮的那种沉思。我看着他，看着他青绿色的头，看着他结实宽大的肩膀，心想这样的身材穿一身古代的战袍要比现在这身双排扣夹克衫合适得多。我盯着他，好生奇怪，这么个又粗又矮的家伙，相貌也非常一般（除了牙齿——我的天，真是一口好牙！），怎么会让我站不稳脚跟呢？就在两年前，我在柏林的流亡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就迷上了他，当时他正计划娶他的女神。我对他多么着迷啊，为他痛哭，多少次梦见他戴在毛茸茸手腕上的细钢链。 他从裤子后兜中掏出他的“战地”（这是他的叫法）大烟盒，沮丧地点点头，拿出一支俄国烟来，烟管一端抵住烟盒盖，连敲好几下，比平时敲的多了好几下。 “是的，玛丽亚·瓦西耶芙娜，”他终于说话了，一边点烟，一边从牙缝里挤出声来，高高抬起他的三角眉毛，“是的，没人能预见这种事情。我信任那个女人，绝对信任。” 他喋喋不休地说了好多之后，一切都显得出奇地安静。能听到雨打窗台的声音，普列汉诺夫装烟的敲击声，还有狗的哀鸣声。那是一条神经质的老狗，锁在走廊对面我兄弟的房间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么是因为天气太阴沉，要么也许是因为已经降临在帕维尔·罗曼诺维奇身上的不幸要求周围的世界（分散的世界，没有光彩的世界）做出一点反应——不过我的印象是：天色已然很晚了（虽说实际上只是下午三点），我还是得横穿柏林到城市的另一头去办一件我那位迷人的兄弟亲自去才能办好的事情。 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说开了，这一次声细如丝：“那个老臭婊子，她和她钻在一起拉皮条。我老觉得她讨厌，这情绪也没瞒着列诺什卡。好一个婊子！我想你见过她的——六十左右，头发染得像匹杂色马。胖，胖得背都鼓起来了。尼古拉斯出去了，真遗憾。让他一回来就给我打电话。你知道的，我是个有话直说的简单人，长期以来一直告诫列诺什卡，说她母亲是坏婊子。现在我脑子里想的是这么个主意：也许你兄弟可以帮我一把，给那老妖婆写封信——算是个正式声明，就说我原本知道，现在也完全明白，这一切都是谁教唆的，是谁带坏了我的妻子——对，字里行间是这个意思，但措辞当然要十分客气。” 我什么也没说。这就是他第一次拜访我的情形（不算他多次拜访尼古拉斯），第一次坐在我的kautsch(2) 上，把烟灰抖在我的彩色靠垫上。这次拜访若放在过去，会给我天大的快乐，现在却让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很久以前，正派人都在说他的婚姻是个败笔，他的妻子是一个低俗轻佻的傻瓜——还传出颇有远见的谣言，说她找了个看上她一身肥肉的怪人当情人。所以我听到这桩婚姻触礁沉没的消息时，并不觉得意外。其实没这个消息，我也会隐隐有所预感，帕维尔·罗曼诺维奇迟早有一天会被一阵风浪打到我的脚前。然而到了这一天，我无论多么深刻地作自我检查，都找不到一丁点快乐的感觉。我的心情恰恰相反，唉，太沉重，我都说不上有多沉重。我所有的恋爱，在那些男主角的合谋之下，都毫无例外地走上了预先设定的平庸和悲剧的不归路。要么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的平庸，迫使我的恋爱向悲剧倾斜。我都不好意思回顾他们的开局招式，一想到结局的卑劣，更让我胆战心惊。中间一段，本应该是某段恋爱的本质和核心部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却是无精打采的沉重脚步，拖着走过泥水和湿雾。我对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的迷恋至少有让人高兴之处，那就是和过去所有的恋爱形成对照，比较冷静，也比较愉快。不过这种迷恋颇为遥远，被过去深埋。以现在借鉴过去，回顾之下生出一丝不幸之感，失败之感，甚至明明白白的悔恨，原因仅仅是我不得不听这个男人不停地抱怨他妻子，抱怨他岳母。 “我真的希望，”他说，“尼古拉斯早点回来。我又有了另外一个计划，我认为是个很好的计划。同时，我也好出去溜达溜达。” 我还是什么都没说，满怀哀伤地看着他，拉起黑披肩的穗边遮住嘴唇。他在玻璃窗前站了一会儿，窗玻璃上有只苍蝇往上爬，又是翻滚，又是扑打，又是嗡嗡叫，刚爬上去一点，又滑了下来。后来他的指头点过我书架上的书脊。和大多数很少看书的人一样，他对字典有着深藏不露的喜爱。这时他抽出一本粉红色的厚底书，书面上画着蒲公英种子球和一个鬈发的小姑娘。 “Khoroshaya shtooka。(3) ”他说道——说着就把那shtooka（东西）塞了回去，突然间痛哭流涕。我让他挨着我在沙发上坐下来，他侧身倒在一边，哭得更厉害了，最后脸贴在我腿上才止住了哭。我轻轻摸着他那像砂纸一样热烘烘的头皮和红润强壮的颈背，我发现这部位是男性最吸引人的地方。慢慢地，他抽搐得不太厉害了。他隔着裙子轻轻咬我，坐起身来。 “怎么样？”帕维尔·罗曼诺维奇说道，边说边将他平放着的双手合掌一碰，发出一声响（我忍不住笑起来，因为这声音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叔叔，他是个伏尔加地主，经常学一队威风凛凛的母牛夹着阴部啪嗒啪嗒走路的声音）。“怎么样，亲爱的？我们到我的住所去吧。一想到我要在那里孤身一人，我就受不了。我们在那边共进晚餐，喝一点伏特加，然后去看电影——你看如何？” 我虽然知道去了会后悔，可是我拒绝不了他。原本是要去尼古拉斯以前上班的地方的（他把橡胶套鞋落在那里了，需要取回来），现在打电话取消此行。就在打电话时，我在门厅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活像一个孤独的小修女，板着一张苍白的脸。不过一分钟后，我就打扮起来，戴上帽子，可以说是一头扎进我那双又大又黑、阅历丰富的眼睛深处，发现那里闪动着远非修女一般的东西——那双眼睛甚至透过我的香粉在闪闪燃烧——上帝啊，那双眼睛烧得多厉害啊！ 在去往他家的电车上，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变得冷淡起来，闷闷不乐：我告诉他尼古拉斯在教会图书馆找到了新工作，但他眼神游离，分明没在听。我们到了。他和他的列诺什卡曾住的三个小小的房间，现在乱得让人无法想象——好像他和她的东西刚刚大战了一场似的。为了让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开心，我开始扮演轻佻女仆的角色。我穿上了早被遗忘在厨房一角的一件极小极小的围裙，给拉得乱七八糟的家具带来和平，餐桌也收拾得整整齐齐——于是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一次拍起双手，还决定做个罗宋汤（他对自己的厨艺很自傲）。 喝了两三杯伏特加后，他一下子来了精神，一副说干就干的样子，好像真的有什么事情现在就要去关注一般。我迷惑起来，不能确定他这是故作姿态演戏呢（老练的喝酒专家能用这种办法让人看不出他喝了俄国酒），还是真以为他和我，还待在我房间的时候，就早已开始做规划，讨论要做些什么呢。不料他在那边给自来水笔灌上了墨水，然后神情庄重地拿出他称为档案的东西：去年春天他在不来梅收到的他妻子写给他的一些信，他当时是代表他受雇的那家流亡人士保险公司到那里去的。他开始从这些信中引用一些段落，以证明她爱的是他，而不是另外那个家伙。这中间不停地反复说些简短的套话，像“就是这样”、“好的”、“现在咱们看看”——还继续喝酒。他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列诺什卡只要写了“我在内心拥抱你，亲爱的宝贝诺维奇”，她就不可能爱上别的男人。如果她以为她爱上了别人，那就是她的错误，必须耐心地给她说清楚。又喝了几杯后，他的态度变了，神情凝重，气也粗起来。他无缘无故地脱下他的鞋子和袜子，然后开始抽泣，边走边哭，从寓所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只当没我这个人。一把椅子挡在他走来走去的道上，他抬起一只强壮的光脚，凶猛地将它踢到一边，顺便又带倒了玻璃水瓶。一会儿后进入了醉酒的第三阶段，就是醉酒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分。现在三部曲已经联合起来了，遵循严格的辨证原则，最初表现得活蹦乱跳，中间阶段便是彻底的消沉。在目前阶段，有些情况看样子我和她已经搞清楚了（到底搞清楚了什么，依然相当模糊）。那么她的那个情人是个坏透了的人渣，应该明白无误了。于是计划以我为主，由我主动提出去见她，好像去“警告”她一般。也有了以下这样的理解：帕维尔·罗曼诺维奇仍然坚决反对别人干涉，给她施加压力，他自己提出的建议则像天使一般置身事外。我还没来得及理清自己的思路，就已经被紧紧缠在他密集低语的网中（他在低语的同时匆匆穿上鞋子）。我不知不觉间拨通了他妻子的电话，直到听见她又高又响、傻里傻气的声音时，我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喝醉了，做事像个白痴一样。我摔下话筒，不料他开始吻我一直紧攥着的冰冷双手——我又拨通了她的电话，毫无热情地报了姓名，说有急事定要见她。她迟疑片刻后同意马上过来见我。直到这时——也就是说直到他和我动身了，我们的计划这才明晰起来，每个细节都成熟了，也惊人地简单。我将告诉列诺什卡，说帕维尔·罗曼诺维奇要交给她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和他们破碎的婚姻绝无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一点他一再强调，像个谋士一样做了特别叮嘱），他将在她家街对面的那个酒吧等她。 爬上楼梯花了好长时间，宛如过了昏暗的漫长岁月。一想到我们上次见面时我戴着和这次相同的帽子，穿着相同的黑狐皮大衣，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列诺什卡则正好相反，穿得光彩照人，出来迎接我。她的头发似乎刚烫过，不过烫得很差，整体来说，比从前朴素多了。她的嘴唇涂得很讲究，可是周围长满肿起来的小水疱，害得那点儿涂出来的优雅也消失殆尽了。 “我根本不相信，”她说，好奇地打量我，“事情就有这么重要。不过他要是觉得我们还没有吵够，那好，我同意回来，但我要当着证人的面吵。和他单独在一起，我害怕，我已经受够了。非常感谢你。” 我们进了酒吧，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坐在挨着吧台的桌边，胳膊肘支着身子。他一边用小指揉发红的眼睛，一边用单调的声音给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和盘托出他所谓的“一段生活”。陌生人是个德国人，极其高大，分头油滑光亮，但脖颈上长满细细的黑毛，手指甲咬得一塌糊涂。 “不管怎么说，”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用俄语说，“我父亲不想和官府惹上麻烦，就决定在房子四面围上篱笆。好，问题解决了。我们家到他们家和这里到——”他回头望望，心不在焉地朝他妻子点点头，完全放松下来，继续讲，“和这里到电车轨道那么远，这样他们就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不过你必须同意，没电的情况下，在维尔纳度过整个秋天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这么说来，最无奈的是……” 我发现要听明白他在讲什么是不可能的事。那个德国人半张着嘴，听得很尽心：他对俄国知之甚少，想听明白的努力过程让他觉得快乐。列诺什卡开始在包里乱翻，她紧挨着我坐着，我能感觉到她身上令人不快的体温。 “我父亲的病，”帕维尔·罗曼诺维奇接着说，“促使他下了决心。要是如你所讲，你真的在那里住过，那当然会记得那条街。一到晚上就很黑，有人碰巧看见也不是稀罕的事……” “帕夫里克，”列诺什卡说，“这是你的夹鼻眼镜，我不小心把它放在我的包里拿走了。” “一到晚上街上就很黑。”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说了一遍，说着打开了她隔着桌子扔过来的眼镜盒。他戴上眼镜，掏出一支左轮手枪，朝他妻子射击。 她大吼一声，拖着我倒在桌子底下，那个德国男人在我们身上绊了一跤，和我们摔在了一起，就这样我们三个人纠缠着躺在地上。不过我还是来得及看见服务员从后面冲向肇事者，抡起一个铁制的烟灰缸，兴致昂扬地狠狠砸到那人头上。之后就是这类事件的常见尾声，慢慢收拾残局，加入其中的有吓得目瞪口呆的行人，有警察，有救护人员。列诺什卡放声呻吟着（子弹差点射穿了她晒黑的胖肩膀），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但不知怎的，我没看见他们是怎样带走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的。等一切收拾完毕——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街灯、房屋、星星，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后，我发现自己在我们这位德国幸存者的陪同下走在空无一人的人行道上。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没戴帽子，身上的宽松雨衣在我身边飘摆。起初我以为他是要送我回家，后来才明白过来，我们是在朝他家的方向走。我们在他家门前停了下来，他向我解释——说得很慢，很沉重，不过并非毫无诗意；不知为何，他讲的是蹩脚的法语——说他不能带我进他的房间，原因是他和一个好朋友住在一起，这个好朋友对他而言就像父亲、母亲、妻子一样。他的借口欺人太甚，我命令他立刻叫一辆出租车，送我回我的住处。他露出了一个惊讶的微笑，冲着我的脸关上了房门。我沿着一条街走去，雨虽然几个小时前就停了，但街上仍然很湿，而且潮气逼人——是的，我独自一人一路走去，就像我从时间之初走来一般，眼前不停浮现出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只见他站起身来，从他可怜的头上擦掉血迹，抹去尘土。 (1) 　指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1856—1918），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 (2) 　德语，沙发 。 (3) 　拉丁文转写的俄语，什么东西 。 菲雅尔塔的春天 菲雅尔塔的春天多云且沉闷。各种东西都泛着湿气：悬铃木斑驳的树干、杜松灌木、围栏、铺路的小石子。远处几幢淡蓝色的房屋，错落排成一行，摇摇晃晃爬上斜坡（一棵柏树指示了爬坡的方向）。就在那些高低参差的屋檐之间蒸腾着一片水汽，水汽中影影绰绰的圣乔治山显得越来越不像明信片上画的样子。画着圣乔治山的明信片自一九一○年以来一直是招徕观光旅游者的法宝。它们（如那些戴草帽的年轻出租马车车夫所言）始终在旋转售卖支撑架上，和带紫晶的岩石以及壁炉上梦幻般的贝壳装饰待在一起。空气中没有风，很温暖，隐隐有一丝烧糊了的气味。雨水冲淡了海水中的盐分，大海这时不是碧蓝而是灰色，海浪懒懒涌动，不愿碎成泡沫。 三十年代初，就在这样的一天，我不知不觉间走在了菲雅尔塔一条陡直的小街上。我所有的感觉都敞开着，各种景色马上尽收眼底：货摊上摆着品种繁多的海产品，商店橱窗里有珊瑚做的基督受难十字架；墙上贴着一家巡游马戏团垂头丧气的演出海报，被浆糊浸湿了，一角已从墙面上脱开。灰蓝色的旧人行道上扔着一小块尚未熟透的柑橘的黄皮，是它留住了即将消逝的记忆，时不时令人想起古老的马赛克图案。我喜欢菲雅尔塔。我喜欢它，是因为在流淌着紫罗兰色音节的山谷里我感受到了一朵遭受风吹雨打最厉害的小花隐隐散发出的香甜湿气，也是因为这个可爱的克里米亚小镇有一个中提琴般的名字，仿佛有浓浓情思回响在琴音中。我喜欢菲雅尔塔，还因为这里的四旬斋(1) 湿气凝重，昏昏的睡意中自有净化心灵的特殊之物。所以我故地重游，非常高兴。我沿着排水沟中的潺潺流水溯流朝山上爬去，没戴帽子，脑袋湿了。虽然衬衣外面只罩了一件轻便雨衣，皮肤上却早已暖洋洋的。 我是乘卡帕拉贝拉快车来的。这种火车具有山区火车独有的风格，跑起来不顾一切危险，一夜间风驰电掣，不知穿过了多少山洞。我预计能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只有一两天，相当于出公差途中可以喘口气，稍事休息。我把妻子和孩子们留在家里。家是一个幸福之岛，它总是出现在我生命的晴朗北方，总是漂浮在我的身旁，甚至有可能穿透我的身心。不过在多数时间里，它仍然处于我的身外。 一个没穿裤子的小男孩，紧绷着泥灰色的小肚皮，一摇一晃地下了一个门阶，又弓着腿往前走，想一次捧住三只橘子，却总是把第三只不听话的橘子弄掉，最后他自己也摔倒在地。这时过来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黑黝黝的脖子上挂着一串沉甸甸的珠子，穿着一条像吉卜赛人常穿的长裙，猛地伸出她那双更灵活的手，一把抢走了小男孩手里所有的橘子。不远处是一家咖啡店，湿漉漉的露台上，服务生在擦厚厚的餐桌桌面。一个面容忧郁的当地人在兜售当地出产的棒棒糖，那东西样子很精巧，泛着月色般的微光。他把装得不能再满了的一个篮子搁在有裂缝的栏杆上，和服务生隔着篮子说起话来。要么是毛毛细雨停了，要么是菲雅尔塔已经习惯了毛毛细雨，现在呼吸的是潮湿空气还是温暖的雨水，她自己也不清楚。一个英国男子，穿着质地结实、可以出口的那种高尔夫球灯笼裤，从一座拱门下走了过来，进了一家药店，边走边从一个橡胶小袋里掏出烟丝，用拇指压进烟斗里。药店里有一个蓝色的花瓶，里面几大块苍白的海绵眼看就要渴死在玻璃后面。这样一个灰蒙蒙的日子，浸润着春的精髓，它自己似乎感觉迟钝，没有觉察出来，我却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感受着它的悸动与气息。想到这一点，我满怀感激，觉得所有的血管里都荡漾着无比甜美的欣喜。我的神经度过一个无眠之夜，接受能力变得非同一般地强，我吸收了一切：小教堂过去有一片杏树林，里面一只画眉在啭鸣；眼看快要倒塌的房屋一片寂静；远处大海的脉搏在薄雾中跳动。与此相伴的是一堵墙，墙头插满了破碎的瓶子玻璃，闪着防贼的莹莹绿光。还有一张马戏广告，用各种牢实不褪的颜色画着一个头插羽毛的印第安人，他骑在一匹后腿直立的马上，正甩出套索套捕一匹当地特有的斑马；还画着一些呆若木鸡的大象，坐在各自金星闪闪的宝座上沉思。 不久，刚才那个英国人从后面赶上了我。我正要把他连同其他东西一并收入眼底时，碰巧注意到他的一只蓝色大眼睛突然斜瞄向一边，扯得深红色的眼角都变了形。看他匆匆舔湿嘴唇的样子，我猜是看过药店里那些干燥海绵的缘故吧。但紧接着，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见了尼娜。 在我们十五年的——唉，我找不到确切的术语来形容我们之间那种关系——之中，每一次见她，她似乎都不能一眼认出我来。这一次，她又是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呆立了片刻，然后朝我半转过身来，神情犹犹豫豫的，同情中混杂着好奇心。只有她的黄色围巾已经开始飘动，就像狗总是先于其主人认出你——接着她叫了一声，双手高举，十个指头全都跳起舞来。就在街道的正中间，她吻了我三下，都是有口无心的吻，就像老朋友见面，一激动先吻几下再说（每次分别时也是这样，她冲我急匆匆地画画十字）。然后她就走在我身边，紧紧依偎在我身上，调整步子，和我保持一致。只是她的棕色裙子太窄，凑合着开了个边缝，步子跨得不那么自如。 “对呀，费迪也在这里。”她回答道，接着马上客气地问候叶连娜。 “他肯定是和塞居尔在哪里闲逛，”她继续说她的丈夫，“我呢，要买些东西。吃过午饭我们就离开了。等一等，亲爱的维克多，你这是带我去哪儿？” 回到从前，回到从前，每次见她都是这样，重复多年积累下来的整个过程，从最开头直到最近一次新添的情节——就像俄国的童话故事，每到故事有了新的转折时，就要把已经讲过的部分再讲一遍。这一次我们见面是在温暖多雾的菲雅尔塔。即使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也不能多施手段来一番隆重庆祝，无法在命运提供的现有菜单上再添点新鲜花样。我口口声声说这是最后一次，因为我想象不出天堂里有哪一家代理公司会答应安排我与她在葬入坟墓后再见一面。 我初识尼娜的那一幕要放在多年前的俄国，从后台传来的左翼剧团吵吵闹闹的声响判断，应该在一九一七年前后。那是一场生日宴会，地点在我姨妈家的乡下庄园，离鲁加镇不远，时间正值隆冬之季（走近那地方的第一个标志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一片白色荒野中矗立着一座红色的谷仓）。我刚从皇村学校毕业，尼娜则已经订婚了。她与我同龄，也与那个世纪同龄，但看起来至少有二十岁，也许是她生得纤细匀称的缘故。到三十二岁，这身材反而让她看上去相当年轻。她的未婚夫是个青年近卫军，从前线回来休假。他长相英俊，身材结实，极有教养，为人冷淡，说话时每个词都要在最精确的常识天平上称量过，然后用丝绒般的男中音讲出来，这样的嗓音在对她说话时会变得格外悦耳。他太讲究礼数，对她太忠心，可能让她有点烦。如今他是个成功的工程师，不过在某个极其遥远的热带国家工作，稍微有点寂寞。 窗户上亮起了灯光，亮光拖长，落在了波浪一般起起伏伏的昏暗雪地上，使窗户间反映着前门上方的扇形光亮。大门两边的侧柱各有毛茸茸的白边。本来这侧柱可以作为我俩生命之书的绝妙藏书票，却让这白边破坏了藏书签完美的轮廓。我现在想不起来大家当时为何从喧哗的大厅游荡到宁静的黑暗中，那里只有银装素裹、块头比平时肿胀了一倍的冷杉树。是不是守夜人请我们去看天上阴沉的红光，因为那预示着会有大火烧起来？可能是这样的。要么我们是过去欣赏池塘边上的一座骑士冰雕，那是我姨妈家几个孩子的瑞士家庭教师雕刻的。这也很有可能。我的记忆直到返回灯火通明的庄园大宅途中才苏醒过来。当时我们排成一行，沿着两道雪堤之间的一条窄沟，踩着雪沉重地朝大宅走去，嘎吱嘎吱的踩雪声响是寂静的冬夜对人类所作的唯一评论。我走在最后，前面三步开外，噌噌走着一个弯腰弓背的小身影，冷杉树沉重地伸出积着雪的爪子。我滑了一下，出门时有人强塞给我的那个按不亮的手电筒掉在地上。要把它捡回来可真是千难万难。我咬牙切齿地骂起来，立刻引起尼娜的注意，她回头摸着黑朝我走来，发出一声低沉而又热烈的笑，期待着找点乐子。我现在叫她尼娜，可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们，我和她，也压根没时间讲什么客套。“谁啊？”她饶有兴致地问——这时我已经吻上了她的脖子，那么柔滑，在大衣的狐皮长毛领子下热得滚烫。那领子老是妨碍我的吻，后来她就抓住我的肩膀，带着她特有的坦率个性，将她慷慨而温顺的双唇贴在我的唇上。 一阵欢闹突然爆发，分开了我们。原来是一场雪球大战在黑暗中打响。有人逃跑，跌倒，踩得雪嘎吱嘎吱响，大笑，喘气，爬上风吹而成的雪堆，使劲跑，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呻吟：深深的积雪对一只套靴实行了截肢手术。过了没多久，大家都四散回家，我不曾和尼娜交谈，不曾筹划过未来，也不曾想过接下来牵扯不断的十五年。这十五年从那一刻起就已经向着黑暗的地平线启程，一路上满载着我们零零碎碎没有集合起来的会面。我记得那一晚余下的时间里全是手势和姿势的迷宫，手势和姿势的阴影（大概是在客厅里做各种游戏，尼娜总是分在游戏的另一方），我在这些迷迷乱乱的影子里注视着她，她在雪地里和我那样亲热一番后竟然再不理我。令我惊讶的倒不是她不理我，而是她的态度来得那么天真自然。我当时还不知道，只要我一句话，她的漫不经心就会立刻转变为阳光四射般的美妙热情，转变为欢欢喜喜、百依百顺，好像女人的爱是含有盐分的泉水，喝了有益于健康，只要有人稍加注意，她就会心甘情愿地让他饮用。 “让我想想，我们上回是在哪儿见的面，”我开始说道（对着菲雅尔塔版本的尼娜），为的是让她颧骨突出、嘴唇暗红的小脸上生出一种我熟知的表情。果然不出所料，她又是摇头，又是皱眉，那意思倒不像是说她忘了，而是在感叹老说这样的笑话，太没意思了。说得更确切点，那表情就好像在说，命运在所有那些城市安排了我们各种各样的约会，却从未亲自出席；那些站台、楼梯、三面是墙的房间和昏暗的屋后小巷，只不过是很久以前别人的生活结束后存留下来的陈腐的布景，它们和我们自己漫无目的的命运的表演没什么联系，提起来实在倒人胃口。 我陪着她走进拱廊下的一家商店，珠子门帘外天色已暗，她指着几款里面垫着薄绵纸的红色女式钱包，仔细看标价牌，像是要了解博物馆里的展品名称。她说她想要的正是这种式样，不过得是淡黄褐色的。经过十分钟忙忙乱乱的翻腾，那位达尔马提亚(2) 老头竟奇迹般地找出来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东西，我至今都百思不得其解。尼娜正要从我手里抠出几张钱来，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什么也没买就穿过飘动的珠帘走了出来。 外面和先前一样，还是乳白色的沉闷天空，还有一股燃烧的气味，从那些灰白房屋毫无遮挡的窗户里飘出来，搅动了我对鞑靼人往事的回忆。一小群小飞虫正忙着在一株含羞草上方织补空气，含羞草无精打采地开着花，枝叶都拖到了地上。两个戴着阔边帽的工人正就着奶酪和大蒜吃午饭，他们背后靠着一块马戏广告牌，广告牌上画着一位红色的轻骑兵和一头老虎模样的橘色野兽。奇怪的是，画家竭力把这只野兽画得尽可能地凶猛，但他用力过猛，便从别的方面设法弥补，因为老虎的脸看上去分明像张人脸。 “Au fond，(3) 我刚才想买一把梳子。”尼娜说道，觉得后悔为时已晚。 她办事老是犹犹豫豫，想了再想，想到第三遍又回到头一次的想法上去，连上下火车时都要担心一会儿，这些我都多么熟悉啊。她总是要么刚刚到达，要么马上要离开，对此我一想起来就有受辱之感。约会本来是定好了的，就是游荡成瘾的混混也知道那是非去不可的，她却要把路线搞得复杂多变，叫你疯跑。假如要我在我们俗世评判人面前提供一个她平时的典型姿势，那我也许要把她放在库克旅行社(4) ，让她斜靠着一个柜台，左小腿交叉在右小腿上，左脚的脚指头轻敲地面，两只尖瘦的胳膊肘和装满硬币的手提袋放在柜台上。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则手握铅笔，和她一起谋划着给她订一个一劳永逸的永久卧铺。 大批人离开俄罗斯移居国外后，我在柏林的一些朋友家里见过她——那是第二次见面。我快要结婚了，她刚刚与她的未婚夫分手。我一进那间屋子，一眼就看见了她。我又扫了一眼别的客人，凭直觉判断在场的男人中哪一个比我更了解她。她坐在一张长沙发的一角，双脚收在沙发上，小巧的身体舒适地蜷曲成一个“Z”形，一只鞋跟前面的沙发上歪立着一个烟灰缸。她眯缝着眼睛看了看我，听我报了姓名，然后从嘴唇上取下那个花梗一般的烟嘴，这才缓缓地、乐呵呵地说道：“好吧，见过大家——”她一张嘴，大家立刻明白了，我们的亲密关系由来已久。不用问，当年那场热吻的事她早就全忘了，然而不知为何，倒是因为有过那桩微不足道的事，她好像不由自主地老是隐约想起一段热烈快乐的友情，其实那样的友情在我俩之间根本不存在。我们的关系完全是一个虚架子，建立在想象出来的感情上——这与她待人随便的好心肠无关。从我们说的话来看，这次见面被证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隔阂。那天晚餐时我的座位碰巧排在她身边，我厚着脸皮试探了一下，看她藏在心里的容忍程度到底如何。 此后她又消失了。一年后，我和妻子到火车站送我弟弟去波兹南(5) 。火车开走以后，我们沿着站台的另一边朝出口走去，突然在巴黎快车的一节车厢旁边看见了尼娜，她把头埋在她捧着的一束鲜花里，站在一伙人中间。那些人是她的朋友，我不认识。他们站成一圈，呆呆地望着她，就像无所事事的人望着大街路面，望着一个迷路的孩子，或者望着车祸的受害者一样。她爽朗地挥着花向我打招呼，我把她介绍给了叶连娜。在偌大一个火车站里，每一件事情都在其他事情的边缘上颤抖，颇有生命匆匆的气氛，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都要只争朝夕，倍加珍视。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言片语的交谈就足以让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在下一次见面时互用昵称了。那一天，在巴黎快车投下的幽幽阴影中，她第一次提到了费迪南德。我得知她要嫁给他了，竟然觉得痛苦，想来实在可笑。车厢门开始砰砰地关上，她和朋友们吻别，很急促，但很真诚，然后上车进了车厢，消失了。接下来我透过窗户玻璃看见她在自己的隔间里坐了下来，好像突然间忘了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车厢像个玻璃鱼缸，里头隐隐约约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生命在移动，我们大家都手插在衣袋里，定睛观察。后来她明白过来我们在看她，便咚咚地敲窗玻璃，又抬起眼睛，在车窗的窗框上摸索，好像上面挂着一幅画一般，但没有任何结果。有个和她同车的旅客帮着她放下了窗子，她探出头来，是个有声有色的真人了，开心地笑着。火车无声无息地滑动起来，我们中的一个人赶了过去，递给她一本杂志和一本陶赫尼茨(6) 出版的书（她只有在旅行途中才会看看英文）。一切都滑走了，走得美好、平稳。我攥着一张站台票，揉得不成样子，一支上个世纪的老歌（据传这首歌与一出巴黎的爱情剧有关）在我的脑海里响个不停。它是从记忆的音乐盒里冒出来的，为什么会冒出来，只有上帝知道。那是一支感伤的歌谣，我的一位终生未嫁的姨妈过去经常唱。这位姨妈长着一张黄脸，黄得像俄国教堂里的石蜡，但天生一副好嗓子。每当她一展歌喉，唱起这两句： On dit que tu te maries tu sais que j'en vais mourir(7) 那圆润响亮、如痴如醉的歌声会产生神奇的力量，让她仿佛沉浸在一片火烧云发出的霞光中。旋律如泣如诉，诉说着屈辱和痛苦，节奏激发出婚礼与死亡间的联想。唱它的姨妈早已故去，现在想起来的只有她的歌声，搅得我在尼娜离开之后的几个钟头里心神不宁。甚至到后来就像一艘驶过的大船搅起的余波，小浪平缓，朝岸边扑打，梦幻般渐渐慢下来。要么就像钟楼里传出的钟声，敲钟人早已回家与家人重新欢聚，唯有铜钟仍在颤悠悠地挣扎。又是一两年过去了，我去巴黎办事。一天早晨我到一家旅馆找一位电影演员，在楼梯转弯的平台上又看见了她，穿着一套合身的女装，正在等电梯下楼，手指下方晃荡着一把钥匙。“费迪南德击剑去了。”她兴致勃勃地说道。她的眼睛盯住我的下半张脸，仿佛在读唇语一般。沉思片刻后（她对肉体欢爱的了解之深是无人可及的），她转过身，细细的脚脖子快速扭动起来，领着我走过铺着海蓝色地毯的过道。她的房门口放着一张椅子，上面摆着一只托盘，早餐吃过后还没有收拾——上面放着一把沾着蜂蜜的餐刀，托盘灰色的瓷面上撒着面包屑。不过房间已经打扫过了。因为突然开门通风，一幅绣着白色大丽花的棉布帘波浪一般扑卷进来，在落地窗的两片窗扇之间好一阵抖动撞击。房门锁上了后，窗扇才放开了扑进来的窗帘，发出一声响，好像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一会儿后我走出房间，来到外面一个铸铁小阳台上，闻到一股干枫树叶和汽油混合起来的气味——原来是雾蒙蒙、灰蓝色的清晨街道上还未清理的垃圾。那时已有病态的感伤在不断增长，这将使我和尼娜之后的相逢更加痛苦。但我当时毫无察觉，所以也许表现得和她一样泰然自若，无忧无虑。我陪着她从旅馆出来，到一个什么办公室去查查她丢了的一只手提箱找着了没有，然后又去了一家咖啡店，她丈夫正在那里召集他当时的部属开会。 那个男人是个法裔匈牙利作家，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偶然有几处提到他的名字，那也是出于礼貌用了化名）。我宁愿只字不提，但我又不由自主地要说说——他像浪涛一般从我的笔下冒出来。如今人们很少听说他了，这是好事，因为这证明我当初抵制他的邪恶魔力是对的。无论何时，手一沾到他的任何一本新书，我就会感到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气顺脊梁而下，有这样的感觉也是对的。像他这样的人，名声传得很快，但很快就沉寂了，过时了。就历史而言，他这种人也就是生死两个日期之间的一个破折号而已。胸无实学，又傲慢自大，随时备好恶毒的双关语，毒箭一般朝你射来。他那双沉郁的棕色眼睛里深藏着一种充满期待的奇怪神情，我敢说，这个虚伪的调笑者对于弱小的啮齿动物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他出口成章的功夫已练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尤其以词语编织匠颇为自豪，他把这个头衔看得比作家的头衔还要高。就我个人而言，我绝对不明白胡编乱造些书有什么好处，写些根本没有以任何方式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有什么好处。我记得有一次，他点头鼓励我发表高见，我不怕受他嘲笑，便对他说假如我是个作家，我就会只允许自己的心灵拥有想象，其余一切都得依赖于记忆，记忆是真实的人生在夕阳下拖长了的影子。 我在认识他之前就知道他的书。那时隐隐的反感早已代替了我看他第一本小说时曾经历过的审美愉悦。他刚刚写小说时，还有可能表现出些人间美景，古老的庄园，透过他那彩色玻璃一般的花哨文风也能看出梦里常见的排排树木……然而随着每一本新书的问世，那块文风玻璃上的色彩越来越浓厚，红色紫色越来越像不祥之兆。到如今，那块玻璃已经色彩斑斓，面目狰狞，透过它再也看不出任何东西了。就算将它打碎，里头也好像空无一物，只有完全彻底的一片黑暗对着我们发抖的灵魂。但想当初他是个多危险的人啊，可谓毒汁四溅，惹急了会挥起鞭子一顿猛抽！他的讽刺如同龙卷风，所过之处皆成荒原，那里橡树被成排击倒，尘土仍在盘旋。谁要是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就会惨遭不幸，像陀螺一般被他抽得满地乱转，在飞扬的尘埃中哇哇痛叫。 那一次我们见面时，正值他的小说Passage à niveau (8) 在巴黎走红。就像大家所说的，他“被包围了”。尼娜（她的适应能力奇妙地弥补了她的文化缺失）已经担当了重要角色，如果算不上缪斯，至少也是一位精神伴侣和灵犀相通的顾问，跟得上费迪南德弯弯绕绕的创作思路，忠实地分享着他的艺术趣味。要说她从头至尾参与过他哪一本书的写作，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她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听文学界的朋友们闲聊文学，无意间冒出来的精彩段落她都能给收集回来。 我们走进咖啡店时，一支女子乐队正在演奏。我先注意到一根镜面柱里映出一架鸵鸟腿般的竖琴，然后看见一张拼凑起来的桌子（几张小桌子拉起来拼成一张长桌），费迪南德背靠贴着厚绒布的墙壁，正在主持会议。有一阵子，他神情专注，两手张开，一桌子的人脸全都转向了他，这一切让我想起了某些离奇的、梦魇般的东西，我并不确定那是什么，但后来回想了起来，他那模样和我想起的东西太神似，让我觉得他在亵渎神明，其邪恶程度一点不亚于他的艺术。他穿着一件花呢外衣，里面是一件白色高领毛衣，油光闪亮的头发从两鬓梳向脑后，头顶上悬着香烟散出的烟雾，活像神像头上的光环；清瘦的脸像个法老一般一动不动，只有眼睛四处乱转，眼神里饱含着深藏不露的满足。他放弃了两三个原先常去的显眼地方，要不然对蒙帕纳斯(9) 生活不太了解的天真无知之辈会想着去那几个地方找他。然后他转而光顾这家小资情调十足的咖啡馆。这地方有令人心酸的spécialité de la maison(10) ，他仗着自己特有的幽默感竟然从中获得乐趣，真是残忍至极。所谓spécialité de la maison就是这个乐队，由六位面带倦容、羞羞答答的女士组成，正在一个拥挤的平台上合奏柔和的乐曲。照他的说法，这些女子的乳房都是给孩子喂奶的，在音乐世界里显得多余，她们不懂得如何处置。每一曲奏毕，他都会癫痫病发作一般鼓一阵掌，引得全身抽动。几位女子早已不再对他的掌声表示谢意了，我也觉得他这么鼓掌已经在咖啡店老板和该店常客的头脑中引起了疑问，不过费迪南德的朋友们似乎对此高度赞赏。我记得他的朋友中有这样一些人：一位秃头画家，头光得无可挑剔，只是稍微带点疤痕；就是这么个头，还经常被他找出种种借口画在他那满是眼睛和吉他的画布上。一位诗人，他的拿手玩笑是用五根火柴表演“亚当的堕落”，你想看他就演。一位地位低下的商人，只要允许他在书角印上几句暗示的话，捧捧他包养的一位女演员，他就出钱资助超现实主义者的聚会，聚会的开胃酒也由他来买单。一位钢琴家，就脸来说还算过得去，但手指上的弹奏功夫实在糟糕。一位刚刚从莫斯科来的苏联作家，外表潇洒，但语言功底太差，握着一只旧烟斗，戴着一块新手表，全然不知自己在什么样的圈子里混，显得很滑稽。出席会议的还有几位先生，都是些什么人现在记不起来了，其中有两三个无疑与尼娜关系密切。她是桌边唯一的女性，弓着背，像个小孩子一般噙住吸管一阵猛吸，只见她的柠檬汽水水位迅速下降，直到最后一滴汩汩吱吱地响过之后，她才用舌头推开了吸管。我一直在毫不松懈地寻找她的目光，只到此刻，才总算见她望了望我。但我仍然搞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她哪里有工夫把早上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全忘了呢——忘得如此一干二净，以致她碰上我的目光后大惑不解地笑笑作为回应。直到定睛仔细望了一阵后，她才突然想起我期待着的是什么样的回应。与此同时，费迪南德（那些女子把她们的乐器像放家具一般放到了一边，暂且离开了演奏平台）咂巴着口水招呼他的朋友们注意店里远处角落里的一个人，那是个正在吃午餐的老头。那人和某些法国人一样，出于某种原因，在他外衣的翻领上系了一条小小的红丝带，下巴上的灰白胡须和嘴唇上的八字胡合在一起为他胡乱咀嚼的嘴巴提供了一个淡黄色的安乐窝。不知为何，关于老年的点点滴滴总是让费迪看得很开心。 我没有在巴黎久留，不过待了一个星期，结果证明这点时间足够我和他之间产生出一番虚情假意的亲密友谊来，因为他有装模作样的天赋，假意也能装成真情。到后来，我甚至变得对他些用处了：我的公司从他那些比较好懂的小说中选了一部，买下了电影改编权，从此他便一有时间就发电报骚扰我。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在某个地方见了面还经常不由自主地笑脸相对，不过有他在场，我就不自在。那天在菲雅尔塔也是这样，听说他在附近晃悠，我的心情就经历了一场熟悉的郁闷。不过有一件事情让我大为释怀：他新近一个剧本演砸了。 他正朝我们走来，穿着一件带腰带和兜盖的全防水外衣，肩上背着一架照相机，脚下是双层橡胶底的鞋。他边走边舔一根长长的月长石糖棍，那是菲雅尔塔的特产。他一本正经地舔，其实是故意要惹人发笑。走在他身边的是塞居尔，长得短小精悍，面色红润，像个洋娃娃。他爱好艺术，也是个十足的傻瓜，我怎么都看不出费迪南德出于什么目的会有求于他。我至今仍能听见尼娜低沉而多情的赞叹声：“啊，塞居尔，多么可爱的人！”这话看似深情，实则无意。他们走近了，费迪南德和我起劲地互致问候，又是握手，又是拍背，尽可能显得热情洋溢。其实两人根据以往经验，心里都明白这一套全是装出来的，只是个假模假式的开头。事情往往是如此这般发生：每一次分别后，我们在弦乐的伴奏下会面，那音乐奏得激动人心，在欢乐友好的忙乱中，在感情纷纷落座的喧闹中；不过引座员将会关上门，门一关，谁也不许再进来了。 塞居尔对我抱怨这里的天气，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就算菲雅尔塔湿漉漉、灰蒙蒙、温室一般的基本状况可以被称为“天气”，它也和我们用来充当话题的任何事物都搭不上边。比如说，尼娜的瘦胳膊肘就是现成的话题，正好托在我的拇指和食指之间。要不可以说说谁扔下的一点锡箔纸头，正在远处的鹅卵石街道中间闪闪发光。 我们四个人继续往前走，隐隐觉得到前面会买点什么。“上帝啊，好一个印第安人！”费迪南德突然兴致盎然地叫道，猛地用胳膊肘捣捣我，指着一张海报让我看。再往前走走，在一处喷泉附近，他把他的棒棒糖送给了一个当地孩子，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小女孩，好看的脖子上戴着一串珠子项链。我们停下来等他，只见他俯身对她说话，冲着她低垂的乌黑睫毛。随后他赶上了我们，咧嘴笑笑，发了一番议论，他平时就喜欢用这样的议论给他的言谈加佐料。后来他的注意力被陈列在纪念品商店里的一件倒霉玩意吸引过去：一件极差的大理石制品，仿的是圣乔治山，底座上露出一道黑沟，其实那是墨水池的出口，还有一个搁笔架，造得像铁轨的样子。他大张着嘴，嘴唇抖抖索索想来几句讥讽话摆摆谱，两手捧起那个笨重的、落满灰尘的、极不牢靠的东西，翻转一下，也没讨价还价就买了下来。然后他拿着那个怪物走了出来，仍然大张着嘴。他就像某个被围在驼背和矮子中间的独裁者，喜欢的也是这样那样的丑东西。这股迷恋劲少则持续五分钟，多则长达好几天；如果那东西是个活物，那就要迷得更久一些。 尼娜想吃午饭，拐弯抹角地提了一下。费迪南德和塞居尔在一家邮局前停了下来，我便抓住这个机会匆匆带她走了。我至今仍不明白她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长着窄肩膀和“抒情诗一般的四肢”（这是一位装模作样的流亡诗人的话，他是追随她、对她发出柏拉图式赞叹的几个男人之一）的又小又黑的女人。如今我更不明白的是命运当时老把我们凑到一起，究竟是何目的。那次在巴黎逗留以后，我又有很长时间没见过她。后来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里，发现她正和我的妻子一起喝茶，端详着她那只戴着丝绸手套的手。那手套的质地就像在陶恩沁恩大街(11) 上廉价买来的袜子，透出一枚闪闪发亮的结婚戒指。有一次有人给我看一本时装杂志，里面登有她的一幅照片，背景是秋风萧瑟的高尔夫球场，到处是落叶和手套。在某一年的圣诞节，她寄来明信片，上面画着雪和星星。在里维埃拉的一处海滨，她戴着一副墨镜，皮肤晒得像赤陶土的颜色，我险些没注意到是她。又有一次，我出差时间没有安排好，中途落脚在一些陌生人的家里，他们正在开派对，我看见衣帽架上挂着许多外国式样的吓人衣服，其中有她的围巾和皮外衣。还有一次是在一家书店，她正在读一本她丈夫写的小说，读到某一页时抬眼朝我点头。那一页正好讲到一个女仆，是个插曲人物，不过作者无意之间偷用了尼娜的形象：“她的脸，”作者写道，“与其说是工笔严谨的画像，不如说是造物者随意拍下的快照，因此每当……他试图想象这张脸时，能够在脑海中成形的只是些互不相关的特征，一一闪现，转瞬而逝：阳光下她的颧骨柔和的轮廓，机灵的眼睛里琥珀一般的褐色暗影，嘴唇扬起一个友好的微笑，随时准备变成热烈的亲吻。” 一次又一次，她匆匆出现在我生活的边缘，一点没有影响我生活的基本内容。一个夏天早晨（是星期五——因为家里的女仆们正把地毯拿到阳光下灰尘飞扬的院子里拍打），家里人都去了乡下，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抽烟，突然听见门铃震天响——原来是她站在门厅里，急急忙忙地冲进来，要寄放一只发夹（这是顺带留下的）和一个贴着旅馆标签的箱子（这是主要留下的）。两个星期后，一个可爱的奥地利男孩替她取走了箱子。那个男孩（根据他身上不太明显却又确实存在的一些特征来看）也是我所在的那个世界性组织的成员。有时候，谈话间会提到她的名字，而她顺着某个偶然说出的句子跑下层层台阶，头也不回。在比利牛斯山旅游时，我在一个城堡别墅住了一个星期，当时她和费迪南德碰巧跟别墅的主人一家一起在这里小住。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到那里的第一个夜晚：我等了不知多久；本来确有把握，不用告诉她，她就会偷偷来我房间的，可她并没有来。成千上万的蟋蟀在石头花园参差不齐的石缝深处喧闹，那声音和月光一起洒满花园，小溪疯狂地奔涌流淌。我一整天在山脚下的碎石堆里打猎，回来困得要命，真想像南方人一样无忧无虑地倒头就睡，却又狂热地渴望她偷偷过来，渴望低低的笑声，渴望看见天鹅绒装饰的高跟拖鞋上露出的粉红色脚踝，就这样在困意和渴望间挣扎。然而一夜折腾过去，她还是没有来。第二天，大家一起到山里闲逛，路上我告诉她我等了一夜，她惊慌地紧握两手——还马上快速地瞥了一眼，看看正在打着手势交谈的费迪和他的朋友是否已经走远，留下模糊了背影。我记得有一次我横跨半个欧洲给她打电话（为她丈夫生意上的事情），刚开始没听出她狂呼乱叫的声音。还记得有一次我梦见了她：梦里我的大女儿跑进来告诉我，说看门人遇上了大麻烦——我下楼去看，只见尼娜躺在一个箱子上呼呼大睡，头枕着一卷细麻布，嘴唇苍白，身上裹着一块羊毛方巾，就像凄凄惨惨的难民睡在被上帝遗弃了的火车站一样。不论我发生了什么，她发生了什么，或者我俩都发生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任何事情，好像我们在命运有转机之时根本没有想过对方一般。所以当我们相遇时，生活的步伐马上发生了变化，所有的原子重新进行了组合，我们活在了另一种更轻的时空中，这种时空不用漫长的分离来计算，而是用几次短短的相聚来计算：有了几次这样的短聚，一场短暂的、可能无足轻重的人生就人为地形成了。我们见面每多一次，我的忧虑就添一分：不——我没有经历后院起火的感情灾难，悲剧的影子没有笼罩我们的狂欢，我的婚姻生活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另一方面，她那不拘一格的丈夫对她的风流韵事也不闻不问，其实他会从中捞到好处，拉些好交往又有用的关系。我之所以添了忧虑，是因为某种可爱的、精致的、不可重复的东西即将消耗殆尽：我没有珍惜这么好的东西，在过于匆忙之中只可怜巴巴地扯下了几块闪光的外皮，却将不太闪亮但堪称精华的核心弃之一旁。也许这种真正的精华一直在伤心低语，提醒我注意，我却不予理睬。我之所以添了忧虑，还因为到头来我不知为何正在接受尼娜的生活，接受其中的谎言、空虚和无聊。即使没有任何感情上的冲突，我也不由自主地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且不说合乎道德的解释了。这就意味着我要在两个世界之间做出选择：一个是我的现实世界，我像画肖像一般端坐着，身旁是我的妻子、我的两个小女儿、那条短毛德国猎犬（还有田园诗一般的花冠、一枚私章戒指、一支细长的藤杖），一个幸福、智慧、美好的世界……另一个是什么样的世界呢？真能有实实在在的机会与尼娜一起生活吗？我简直无法想象，因为我知道，这种生活会被无法忍受的强烈痛苦击穿，它的每时每刻都会意识到那段过去，处处是众多行踪不定的伴侣。不行，这样的事情太荒唐。再说了，难道没有比爱情更强大的东西把她牢牢捆在她丈夫身边，让两个囚犯之间结下牢不可破的友谊？荒唐！可是话说回来，尼娜，我拿你怎么办呢？你我那些看似无忧无虑、其实终无结果的会面，逐渐积累，形成了一个装满悲伤的仓库，我又该如何安置这个仓库呢？ 菲雅尔塔由旧城和新城两部分组成，随处可见过去和现在纠缠交错，相互撕扯，不是想摆脱对方，就是想把对方排挤出局。它们各有招式：新来的出招光明正大——引进棕榈树，组建漂亮的旅行社，在平坦的红色网球场上画些奶油色的线条。老手们则暗中使劲，从某个角落背后悄悄伸出一条岔路小径，或几级不知通向何处的台阶。在去旅馆的路上，我们经过一座建了一半的白色别墅，里面杂乱无章，一面墙上又画着和先前一样的大象，它们巨大的肉鼓鼓的膝盖分得很开，都坐在花里胡哨的大鼓上。马戏女骑师（已经用铅笔画上了八字胡）一身飘逸装束，端坐在一匹阔背骏马上；小丑鼻头像个西红柿，正在走钢索，打着一把伞保持平衡，伞上面装饰着反复闪现的星星——隐约象征着杂技演员对天堂般故乡的追忆。这里就是菲雅尔塔的里维埃拉，湿漉漉的卵石路被轧辗得更厉害，海水懒洋洋的叹息声也听得更清楚。在旅馆的后院，一个厨房伙计提着一把刀，正在追逐一只母鸡，母鸡咯咯乱叫，狂奔逃命。一位擦鞋匠咧着没牙的嘴冲我笑笑，把他的古老宝座让给我。悬铃木树下停着一辆德国制造的摩托车，一辆溅满了泥点的大轿车，还有一辆黄色的加长伊卡鲁斯小轿车，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圣甲虫（“那是我们的车——我是说那是塞居尔的车，”尼娜说，又补充道，“维克多，何不跟我们一起走？”不过她很清楚我不会和他们一起去的）。蓝天和树枝投影在小轿车鞘翅的亮漆里，如一幅水粉画；车灯形如炸弹，我们自己的影子一晃一晃地映在一个车灯的金属盖上；车身凸出的表面中走动着一些细瘦的行人身影，像电影放映一般。又走了几步，我回头一瞥，几乎直觉就预见到了一个钟头或更久以后真实发生的事情：他们三个人戴上乘车安全帽，坐进车里，微笑着朝我挥手。在我看来他们像鬼一样透明，尘世的颜色穿透他们，闪闪而过。然后车子就启动了，远去了，消失了（最后消失的是尼娜挥着十个指头的告别）。不过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那辆车仍然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个鸡蛋那样又光又圆。我伸出胳膊，护着尼娜走进一个一侧长着月桂树的门道，就在我们坐下时，能从窗户里看见费迪南德和塞居尔。他俩走的是另一条路，现在缓缓过来了。 在我们吃午饭的露台上，除了我刚刚看见过的那个英国人外再没有别人。在他正前方，一只高脚杯盛着亮闪闪的绯红色饮料，在桌布上投下一个椭圆形的影子。从他的眼睛里，我注意到了和饮料颜色一样的血色欲望，不过这欲望与尼娜毫不相干。他贪婪的目光根本没有投向她，而是盯住了他座位附近那扇宽窗子的右上角。 尼娜从她瘦小的手上摘下手套，开始吃她特别爱吃的海贝，这是她一生最后一次吃她爱吃的东西了。费迪南德也在忙着吃饭，我就占了他饿得只顾吃饭的便宜，开始谈话，这样颇有点像我占了他的上风：具体来说，我提到了他最近的失败。原来他赶时髦，曾有过一次改变宗教信仰的短暂经历。改宗期间，神灵降临到他身上，他也有过一番颇具雄心壮志的朝圣之举，不过到头来实实在在是丢人现眼的一场闹剧，于是他呆滞的目光又转向了野蛮的莫斯科。有一种自以为是的说法：意识的流水中荡起涟漪，讲几句无伤大雅的下流话，随便找只脏水桶往里头倒点某种主义，就会点石成金一般自动产生出超现代的文学来。我如今对这样的说法，老实讲，一听就烦。我认为艺术一旦人为地和政治挂上钩，就会不可避免地降至意识形态垃圾的水平，这个信念我死守到底。就费迪南德这而言，的确，这一切都无关痛痒：他的艺术灵感格外强大，更何况他对弱势群体的艰难困苦毫不关心。但就是有那种说不明道不清的污浊潜流，致使他的艺术越来越令人反感。除了个别给他抬轿子的势利鬼外，没人看得懂他的剧作。我自己没有看过他这部剧的上演情形，但我能想象出他是如何精心编排那个克里姆林宫之夜的：拿来子虚乌有的螺线，摇动各种各样的纺车，纺出许多支离破碎的象征。想到这里，我不无乐趣地问他，最近是否读过一点对他的评论。 “评论！”他叫道，“好一个评论！不懂事的毛孩子，仗着伶牙俐齿，就配给我上课。别理睬我的作品，算他们有福。碰我的作品得小心翼翼，像碰什么不小心会爆炸的东西一样。评论！我的作品受到各种观点的审查，唯独缺了最根本的评论。这就像一位博物学家，描述马这类动物，一开始却唠唠叨叨尽讲马鞍或者德维夫人。”（他提到的是一位爱好文学的知名女主人，她倒是真像一匹龇牙咧嘴的马）。“我也想来点那种深红色的。”他继续像刚才那样扯着嗓子大声说道，招呼服务生过来。服务生顺着他留着长指甲的指头方向看过去，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原来他很不礼貌地指着那位英国人的酒杯。出于某种原因，塞居尔提到了鲁比·罗丝，就是那个在胸上绘画鲜花的女士，谈话这才少了点侮辱性质。这时那个高大的英国人突然心血来潮，起身站到一把椅子上，从椅子上一步跨上窗台，往上伸出胳膊，直到够着了窗框上他心心念念的那一角，那里歇着一只毛茸茸又结实的飞蛾，他老练地抓住它，塞进一只药盒里。 “……很像沃弗尔曼(12) 的白马。”费迪南德说道，关于他正和塞居尔讨论的什么事情。 “Tu es très hippique ce matin。”(13) 后者说。 不一会儿他俩都打电话去了。费迪南德特别喜欢打长途电话，也特别善于给它们捐钱。任何时候只要有必要，比如现在要落实免费的住宿，那么不论相隔多么遥远，他的电话都会打得热情友好。 远处传来音乐的声音——一把小号，一把齐特琴。尼娜和我又出去散步了。很显然，马戏团已在来菲雅尔塔的路上，早早派出人来作宣传：一支广告彩车队正在走过。但我们没有看到领头队列，它拐上小山包，进了一条侧街：一辆镀金马车的车尾正在渐渐消失。一个穿着连帽斗篷的男子牵着一匹骆驼，四个平凡无奇的印第安人排成一队，举着挂在高竿上的海报。在他们后面，一位游客的小儿子，身穿水手服，得到特别许可，恭恭敬敬地坐在一匹小小的矮马上。 我们走过一家咖啡店，那里的桌子现在差不多都干了，却仍然空着。服务生正在查看一个模样可怕的弃婴（我希望他以后能收留了它），就是那个墨水池之类的荒唐东西，费迪南德路过时顺手扔在栏杆上不要了。在下一个拐弯处，一段旧石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便爬了上去。尼娜上台阶时提起了裙子，裙子太窄，每一步迈开的角度很尖锐，她得保持与先前长度同样的姿势把全部台阶上完，我一直看着她这样走了上去。她的身上散发出一种熟悉的热气，我和她并排往上走，想起了我们前一次的相聚。那是在巴黎的一所宅子里，到处都是人，我的好朋友朱尔斯·达布想帮我来一次审美升华，便碰了碰我的衣袖，说：“我想让你见见……”说着领我去见尼娜。她坐在一张长沙发的一角上，身体蜷成一个“Z”形，脚跟处放着一只烟灰缸。她从嘴唇上拿下一只长长的绿松石烟嘴，缓缓地、乐呵呵地叫道：“好吧，见过大家——”接下来的整个晚上，我都觉得心要碎了一般。我手里紧攥着一个黏糊糊的酒杯，走过一堆一伙的人群，时不时远远地看她一眼（她却没有看我……），听听只言片语的谈话，无意中听见一位男士对另一个人说道：“真有意思，那些黑头发的瘦姑娘，她们身上的气味怎么都一样，不管用了哪种香水，还是遮不住一股烧树叶的味道。”一句无足轻重的话，说的又是不熟悉的事情，却会缠绕在人心最私密的记忆深处，久久挥之不去，像一条令人难过的寄生虫——这是常见的现象。 到了台阶的顶端，我们发现顶上原来是一个粗糙的平台。从这里可以看见鸽灰色的圣乔治山精巧的轮廓，一面山坡上有一些骨白色的斑点连成一片（是个小村庄）。一列看不见的火车冒出的烟沿着圆形的山底起起伏伏地飘荡——突然间又消失了。再往低处，在凌乱的屋顶上方，可以看见一棵孤零零的柏树，样子很像一支水彩画笔蘸湿了的黑笔尖。在右边，可以看见海水一闪一闪，灰白的海面荡着银色的波纹。我们脚下躺着一把生锈的旧钥匙，一座半塌的房屋连着平台，院墙上仍然悬挂着几根电线头……我心想从前这里是有过生命的，一家人曾在夜幕降临时享受过这里的凉爽，笨手笨脚的孩子们曾借着灯光在这里作画……我们恋恋不舍地在那里徘徊，像是在聆听什么。尼娜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微笑着吻了我一下，吻得非常小心，为的是不让自己的微笑走了样。我带着一股难以承受的力量，再次体验了（或者此刻在我看来是如此）我们之间以一个相似的吻开始的所有一切。我说：“听着——我要是爱你怎么办？”（我没有用我们之间廉价而正儿八经的称呼“您”，而是不可思议地用了那个感情丰富、意味深长的“你”。仿佛天涯游子，四海游历后，最终返回这个称呼。）尼娜瞥我一眼，我把那几个字重复了一遍，还想再说几句……可是某些东西像只蝙蝠一般飞快掠过她的脸庞，是一种迅速、怪异、接近丑陋的神情，而她这个素来能带着完美的天真口吐粗言的人，竟然变得局促不安起来。我也觉得颇为尴尬……“别在意，开个玩笑罢了。”我赶紧说道，轻轻地揽住她的腰。一束捆得结结实实的紫罗兰不知从哪里突然出现在她的手中，朵朵深色的小花无私地发出芳香。在她回到她丈夫和小轿车那儿之前，我们在低矮的石墙边又站了一会儿，我们的浪漫故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渺茫无望。不过墙上的石头像肌肤一样温暖，突然间我明白了某些我一直在看却未能理解的事情——为什么一张锡纸会在人行道上闪闪发光，为什么一只酒杯的光影会在桌布上抖动，为什么海水会一闪一闪：不知为何，菲雅尔塔上方的天空已在不知不觉间一点一点地浸透了阳光，现在天空已是艳阳高照，充盈的白光越来越宽阔，一切都融入其中，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过去了。我站在姆莱希火车站的站台上，拿着一份刚买的报纸，它告诉我，我曾在悬铃木树下看见的那辆黄色轿车在菲雅尔塔城外惨遭车祸：一辆巡回马戏团的大卡车正往城里开来，小轿车全速撞了上去。在那场车祸中，费迪南德和他的朋友，那两个刀枪不入的无赖，那两个命运的火蜥蜴，那两个洪福齐天的蛇怪，竟死里逃生，只受了一点局部的、暂时的皮肉之伤；而尼娜，尽管曾长期忠实地效仿他俩，却最终不治而亡。 (1) 　在基督教中，复活节前的四十天为四旬斋期，也称大斋期。信徒于此期间进行斋戒，模拟当年耶稣在旷野禁食。 (2) 　Dalmatia，克罗地亚的一个地区，包括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达尔马提亚群岛和附近千余小岛。 (3) 　法语，其实 。 (4) 　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人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1808—1892）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库克旅行社，标志着近代旅游业的诞生。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库克本人的倡导和其成功的旅游业务的鼓舞下，欧洲各地出现了一些类似于旅行社的组织，多数都叫库克旅行社。 (5) 　Posen，波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省首府。历史上曾为波兰首都。 (6) 　Tauchnitz，德国老牌印刷出版商，自十八世纪以来代代都以印制古典文学和廉价本英文书籍出名。 (7) 　法语，人们说你就要结婚了，你知道我会为此死去 。 (8) 　法语，《平交道口》 。 (9) 　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巴黎街区，一九一○至一九四○年间，巴黎的艺术中心逐渐转移至此，其餐馆、咖啡馆内诗人画家云集。 (10) 　法语，本店特色 。 (11) 　柏林著名的购物、餐饮一条街。 (12) 　Philips Wouwerman（1619—1668），荷兰画家。 (13) 　法语，你今天早上怎么对马如此着迷 。 云·堡·湖 我的一位代理人——一个谦逊温和的单身汉，办事很有效率——在一次俄国流亡人士举办的慈善舞会上中了一张旅游券。那是在一九三六年或一九三七年。柏林的夏季雨水太多（又湿又冷的天气已经一个多星期了，眼看着四周枉自绿意盎然，甚为可惜，只有麻雀一直欢叫）。他实在无心出游，但他跑到旅游局的办公处要退掉他的旅游券时，人家告诉他，要退券必须得到运输部的特许才行。到了运输部，又变了说法，说他先得到公证处领一页盖了章的文头纸，在上面写一个复杂的申请报告。另外，还得到警察局去领一个所谓“夏季未曾离城的证明”。 他颇为感慨，决定参加这次旅游。他从朋友那儿借来一个铝质水瓶，修理好自己的鞋底，买了一根皮带和一件式样奇特的法兰绒衬衫——是一种一洗就缩的蹩脚货。再说他是个小巧玲珑的男人，这样的衣服他穿太大了。他的头发总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目光亲切睿智。我一时记不准他的名字了。我想，大概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吧。 出发前一夜，他睡得不好。为什么睡不好呢？因为他必须早起，非同寻常地早。于是床头柜上嘀嗒作响的手表便进入他的睡梦，每个梦里都有那个精致的表盘。不过，主要原因还在于一睡下就无缘无故地开始想这趟旅行。这趟旅行是一位身穿低领礼服的命运女神强行塞给他的，他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会不会带来美妙刺激的快乐呢？这样的快乐和他的童年颇有共同之处，也有点像俄国抒情诗在他心中激起的兴奋，还有点像一次梦里见过的夜空美景，再就是像那位女士，别人的妻子，他已经无望地爱她七年了——不过话说回来，这次旅行说不定比这一切还要丰富，还要有意义。此外，他觉得人生真要有意义，就必须把某件事情或某个人作为奋斗的目标。 上午是阴天，但闷热，太阳不见出来。旅游集合点在火车站，很远，一路坐着电车晃荡过去，也挺开心的。到了一看，一起要去的有好几个人呢。他们都是谁，这些打瞌睡的人？仿佛芸芸众生对于我们而言仍是未知的。旅游券上附有说明，让上午七时到六号窗口。他按照说明过去，看见了这几个人（他们已在那儿等候，他迟到了大约三分钟）。 一个瘦长的金发年轻人，穿一身蒂罗尔服装(1) ，立刻站了出来。他皮肤晒成了鸡冠花色，有一对砖红色、长着金黄色毛发的大膝盖，鼻子看上去像上过漆似的。他是旅游局派来的领队。新来的人一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一行有四个女人，四个男人），他就马上带我们朝一列藏在别的火车后面的列车走去。他背着一个巨大的背包，却一点也不显得吃力，脚下穿着平头钉靴子，叮叮当当走得很稳。 在一节无疑是三等车厢的空车厢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座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独自坐下，往嘴里放了一粒口香糖，打开一本丘特切夫(2) 的诗集。这位诗人的诗他一直想再读一遍，但现在大家要求他放下书，和大家一起说说话。一个戴眼镜的邮局老职员，头皮、脸颊、上唇都刚刚刮过，泛着青，好像是专为这次旅行把刚长出来的又密又硬的须发刮了一遍似的。他一见大家就马上宣称他去过俄国，还会点俄语——比如会说patzlui(3) ——他还回忆在察里津(4) 的一些艳遇，说时挤眉弄眼的，气得他的胖太太在空中做了个反掌抽他一记耳光的手势。一伙人越说越吵闹。同一个建筑公司的四名职工正在互开玩笑，闹得不可开交。其中一个是中年男人舒尔茨，一个是年轻一点的，也叫舒尔茨，另外两个是年轻女子，大嘴大屁股。红头发的那个是个风趣的寡妇，穿着一条运动裙，也知道些俄国的事情（如里加海滨）。还有一个叫施拉姆的小伙子，皮肤黑，两眼无光，人和举止都软塌塌的，有点讨人嫌。他常把话题扯开，引到此次要去的某个景点上去。他第一个发出信号，让大家说些高兴的事情。后来才知道，他是旅游局专做宣传鼓动工作的人。 机车的弯管飞转，列车疾驶入一片松林，然后舒缓地行驶在田野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到现在只是隐隐意识到此行的荒唐和恐怖，也许还想说服自己一切还算不错吧，所以他就尽可能地欣赏沿路飞过的景色。说来也是，窗外的风光实在迷人。大自然像旋转木马一般翻腾，多么美好啊！太阳悄悄地爬上车窗一角，突然间阳光洒满了整张黄色长椅。列车的影子紧贴在长满青草的斜坡上，疯狂地奔驰，坡上盛开的鲜花融成了一条条彩带。在一个岔道口，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等候，一脚支在地上。树木有成林的，也有独秀的，平稳冷静地闪过，展现着最新的风采。一道峡谷幽深潮湿。一段爱情的回忆，化成了一片绿茵。云朵舒卷——犹如跑在天上的灰狗。 我们两个，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和我，遇上一片风景，却不知其的地点名称，这让我们颇为感慨。这是一种对心灵的莫大威胁。看见了一条路，却没有可能知道它通向何方——瞧啊，灌木丛多么诱人！远处斜坡上，或林中空地上，偶尔出现一片迷人的景致——一片草坪，一块梯田——停留了片刻，如同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在肺中存留片刻一般。如此亲切善良、尽善尽美，令人不禁想停住火车，走到那儿去，永远陪伴你，我的最爱……然而上千棵山毛榉树早已疯狂地闪过车窗，在一摊灼热的阳光中旋转，于是幸福的机会又一次消失了。 每到一个车站，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总会看看一些毫无意义的小东西，观察其外形特征。也许是月台上的一摊污迹、一颗樱桃核、一截烟蒂，然后会自言自语，说他永远永远都记不起这三样小东西相互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尽管此刻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还有一次，他注意到等车的一群小孩子，他总会竭尽全力从中挑选出哪怕一处非同寻常的命运轨迹——一把小提琴，或是一顶花冠，或是一个螺旋桨，或是一把里拉琴。他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直到这群乡村小学的学生仿佛出现在一张旧照片上；照片上右排最后那个男孩的脸上现在打了个小白叉：一个英雄的童年。 不过窗外的景致只能断断续续地看到。旅游局给大家发了带有歌词的音乐单，歌词如下： 别担心，别发愁， 拿起多节的手杖，站起身， 到户外大步行走， 和健壮的好伙伴一起！ 踩着乡下的青草和残茬， 与健壮的好伙伴一起。 消灭了隐士和他的忧患， 让疑虑和叹息见鬼去吧！ 在石楠花的乐园里， 田鼠尖叫，死亡。 让我们与结实坚韧的伙伴 一同前进，一同流汗！ 这是一首大家合唱的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但不会唱，甚至连德语的歌词也念不清楚。他趁合唱声盖过一切之便，只是轻轻晃着身子，张张嘴巴，好像真的在唱一般。可是细心的施拉姆打了个手势，领队一见便突然让大家都停下来，斜眼看看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要求他一个人独唱。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清清嗓子，怯生生地唱了起来。这样独自受了一分钟罪后，大家又合唱起来。不过，他往后也就不敢不唱了。 他随身带着从俄罗斯商店里买来的自己爱吃的黄瓜，一大块面包，三个鸡蛋。傍晚时，红日西沉，照遍整个车厢。车厢像船一样颠簸，又脏又吵，每个人都被要求把自己的食物交出来，好让大家分着吃。这很简单，除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外，大家带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他们个个笑话黄瓜，说这东西吃不得，便扔出了窗外。这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贡献不多，他分到的香肠也就比大家的少一点。 有人叫他去打牌。有人拉他到一旁，问他问题，考查他能不能在地图上指出这次旅行的路线——总而言之，所有的人都有事找他。起初还是出于好意，后来变得居心叵测，快到晚上时更加居心不良了。两个姑娘都叫格蕾塔；红头发的寡妇不知怎么的活像一只公鸡首领；施拉姆、舒尔茨，还有另一位舒尔茨，邮局职员和他的妻子，这些人渐渐凑到一起，组成了一个集体，人多手杂，想躲也躲不开。这个集体从四面八方压向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过在某个车站上，这帮人突然全部下车了。天色已暗，但西边还挂着一缕粉红色的长云；沿着铁路的远处，射来一道刺目的光，一盏灯星星一般抖动在机车缓缓喷出的烟雾中；蟋蟀在黑暗中鸣叫；不知什么地方传来茉莉和干草的香味；我的爱。 他们在一个破败的小旅馆里过夜。一只成熟的臭虫令人生畏，不过柔软光滑的蠹虫动起来倒有几分优雅。邮局职员跟他妻子分开歇息，妻子被安排跟寡妇睡，他则跟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睡。两张床占据了整个房间。被子在床上，夜壶在床下。那职员说，不知怎么的他就是不困，于是讲开了自己在俄国的冒险经历，比火车上说的更详尽。他是个强壮汉子，干劲十足，性子倔强，穿着一条长长的棉布衬裤，肮脏的脚趾上长着珍珠母色的爪子，肥硕的胸膛中间覆着熊一样的毛。天花板上一只飞蛾窜来窜去，和它自己的影子嬉戏。“在察里津，”邮局职员说道，“现在有三所学校。一所是德国人的，一所是捷克人的，一所是中国人的。话说回来，这都是我姐夫说的。他当时去那里造拖拉机。” 第二天，从一大早直到下午五点，他们都在一条公路上扬尘飞驰，起起伏伏过了一山又一山，然后上了一条绿色之路，两边是茂密的冷杉树。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负担最轻，便分到一块大大的圆面包，必须夹在臂下。真恨死人了，每天的口粮！不过，他见多识广的眼睛依然没放过应该注意的事物。衬着冷杉树昏暗的背景，一片干枯的针状叶悬垂在一根看不见的线上。 他们又挤进了火车，然后那节无隔间的小车厢又空了。另一个舒尔茨开始教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弹曼陀林。到处一片笑声。他们厌倦了这种玩法时，又想出了一种好玩的游戏，让施拉姆担任监督。游戏是这样玩的：女人们各选一张长凳，在长凳上躺下来，长凳下面则是事先藏在那里的男人。凳子下面时不时会探出一张红脸和两只耳朵，要么伸出一只摊开的大手掌，手指头做出要撩女人裙裾的样子（这时会吓出一片尖叫声），然后就知道凳子上下谁和谁配成了一对。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三次躺在黑暗肮脏的凳子底下，每次爬出来时，都发现凳子上空无一人。大家公认他游戏玩输了，逼他吃了一个烟蒂。 他们在一间谷仓的草垫上过夜，一大早又徒步出发了。一路上是冷杉、峡谷、激流飞溅的溪水。天气热，还要不停地高声唱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累得筋疲力尽。中午小憩时，他倒头就睡，直到他们开始拍打他身上其实并不存在的马蝇时，他才醒了过来。又走了一个钟头后，他曾在梦中隐约见到的美景突然出现了。 这是一个纯净、碧蓝的湖，湖水非同一般地清澈。湖中央真真切切地倒映着一大片云彩。湖对岸有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茂密，郁郁葱葱（那种翠绿越是幽深，越是诗意盎然）。山头上高耸起一座黑色的古堡，一层层参差地显现出来。当然，在欧洲中部，这种景致是常见的了。但唯有这一处——云、堡、湖三个主要景致和谐相配，独一无二，妙不可言。它的笑容，它神秘的纯净，啊，我的爱！我称心如意的最爱！——如此独特，如此熟悉，允诺已久，仿佛懂得 观赏者的心情。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禁伸手按胸，像是要看看心还在不在，好一把掏出来。 远处，施拉姆正用领队的登山杖往空中指来指去，提醒大家注意这个景致或那个景致。大家已经在草地上四散歇息，摆开业余快照的各种姿势。队长坐在一截树桩上，背对着湖，正在吃零食。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沿着湖岸静悄悄地走，来到了一所小旅馆模样的房子前。一条相当年轻的狗迎接了他，肚子贴在地上，嘴巴大张着，尾巴热情地拍打地面。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跟着狗进了屋。这是一幢斑斑驳驳的两层楼房，凸出的瓦檐犹如眼睑，一扇窗户在下面眨眼。他找到了店主，一个高个子老头，隐约像是俄国退伍老兵。他德语说得很差，柔声细语地拖着腔调，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便改说自己本国话了。但那个人听得恍惚如梦，还在说他自家的话。 楼上是一间供游客住的客房。“你知道吧，我后半辈子就要住这儿了。”据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一进房门就这样脱口而出。房间本身并无特别的地方。相反，是再普通不过。红地板，白墙壁，墙上画着雏菊。一面小镜子，一半映着花，黄黄的一片——但眺望窗外，能清晰地看见湖，那湖上的云，那湖边的古堡，它们平静，完美，与幸福关联。如此引人入胜的美景，其真实就是它的力量。这力量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以前从没有领教过，现在一见，不用推理，不用考虑，完全被它折服，仅此而已。他灵光一闪之间，明白了就在这间小屋里，看着那片美得令他几乎落泪的景色，在这里生活，才是最终随了自己素来的心愿。真在这里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会发生些什么，这他当然不知道，但他觉得住在这里有益，充满希望，能得到安慰，那么毫无疑问他一定要住到这里来。他马上盘算开了，如何安排才能不回柏林，如何取来他的一点点财物——也就是几本书，一套蓝西装，她的照片。这样一算，事情多么简单啊！作为我的代理人，他挣了不少钱，够他维持一个流亡俄国人的中等生活。 “朋友们，”他一边叫，一边跑回到湖边的草地上，“朋友们，再见了。我要永远住在那边的那幢房子里了。我们不能一块儿继续旅行了。我不往前走了。我哪里都不去了。再见！” “这是怎么啦？”领队停了片刻，怪声怪气地问。就在领队停顿的片刻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唇上的笑意慢慢消失了。坐在草地上的人都直起了身子，目不转睛地用冷峻的目光盯着他。 “可是为什么呀？”他结结巴巴地说，“正是在这里……” “住嘴！”邮局职员突然发力，大吼道，“清醒过来吧，你这喝醉的猪！” “等一等，先生们。”领队说，转向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舌头舔遍了上下嘴唇。 “你可能喝醉了吧？”他平静地说，“要不就是神志错乱了。你正在和我们一道愉快旅游呀。明天，按照预定的行程——你看看旅游券——我们就要返回柏林了。任何人——也就是说你——不和大家一起走，那是想也不要想的。我们今天还一起唱了个歌呢——想想那歌词是怎么唱的。不要再闹了！好了，孩子们，咱们继续前进。” “到埃瓦德有啤酒，”施拉姆用亲切的声音说道，“坐五个钟头的火车。再走一段，有一个狩猎木屋，还有煤矿。有趣的事儿多着呢。” “我要抗议，”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哀号着，“把我的包给我。我有权待在我想待的地方。可是这，这简直就是个斩首之邀(5) ！”——他告诉我，他们抓住他的胳膊不放，他气得直喊。 “必要的话，我们就拖你走！”领队厉声说道，“可那样一来就闹得不愉快了。我对你们每一个人负责，不管你是死是活，都得带回去。” 八_ 零_电_子_书_w_ w_ w_.t_x_t _8_0. c_o_m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被连推带搡地带上了一条林中小路，像是一个可怕的童话故事一般。他连身子都转不动，只觉得身后的湖光在渐渐远去，被树木遮挡，最后彻底消失了。四周昏暗的冷杉焦躁不安，却也无可奈何。每个人都进了车厢，火车一开动，大家便动手打他——打了好久，还创造了好多打法。他们想到的花样之一是用螺丝开瓶器钻他的手掌，钻完手掌再钻脚掌。那个去过俄国的邮局职员找了一根棍子，缠上皮带，做成一根俄式刑鞭，下手之狠，好不熟练。好家伙！别的男人更喜欢用他们钉了铁片的鞋跟踩他，女人们则喜欢掐他，扇他耳光。人人打得好不过瘾。 回到柏林后，他来见我，变化太大了。他平静地坐下来，双手按膝，讲了他的故事。他口口声声说非辞职不可，求我放他走。他一口咬定干不下去了，他没有力气与人类为伍了。我当然让他走了。 (1) 　奥地利蒂罗尔地区的服装，一般为粗布上衣，皮短裤，旅行靴，缀羽毛的帽子。 (2) 　Tyutchev（1803—1873），俄罗斯诗人。 (3) 　拉丁文转写的俄语，吻 。正确拼写应为potzlui，此处讽刺其发音不准。 (4) 　即伏尔加格勒，伏尔加河流域最大的工业和农业中心。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改称察里津，一九二五年改名为斯大林格勒，一九六一年又易名为伏尔加格勒。 (5) 　“斩首之邀”是纳博科夫一九三八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书中主人公莫名其妙地入狱，等待着遥遥无期的死刑通知。 被摧毁的暴君 一 他的权力越来越大，声望也越来越高，在我的想象里，希望施加给他的惩罚也越来越厉害才好。因此，我起初满足于通过选举打败他，平息民怨。后来我已经改为监禁他，再后来就是将他流放到遥远的平坦海岛上。岛上只长着一棵棕榈树，像一个黑色的星号，指引他进入地狱的无底深渊，在那里受尽孤独、耻辱和绝望的折磨。最后到如今，他只有一死我才能解恨。 他的上升用曲线图表示，一目了然。可以看出他的追随者在逐渐增多，开始还是个小数目，后来渐渐变大，再后来就是个天文数字了。我对他的仇恨也逐渐增强，一开始仇恨的胳膊是抱起来的，就和他画像上的姿势一样。后来仇恨在我灵魂的天地中央不祥地膨胀，直到充满了我的整个灵魂，只在边缘留下一道窄窄的弧光（不像殉道的光环，更像疯狂的光晕），不过我预见到这一点点弧光也将彻底消失。 他的首批画像出现在报纸上，出现在商店橱窗里，出现在海报上——在我们这个伤痕累累、哭泣、流血的国家里，他的画像越来越多——看上去比较模糊，当时我还不确定我的仇恨最终会变成要他性命。有些情况是人都会遇上的，比如他有可能失败，有可能精神崩溃，有可能生病，那么天知道他那些画像隐隐透出的都是些什么信息呢。比如他随意摆出的各种尚未规范的姿势，再比如经典表情成形前的犹疑目光。不过一点一点地，他的面容固定起来了：在官方肖像照片中，他的脸颊和颧骨增添了神圣的光泽，涂上了具有公众影响力的橄榄油，刷上了完美杰作的清漆。看着这样的照片，不可能想象擤鼻涕，或是手指头伸进嘴里把塞在烂牙后面的饭粒挖出来之类的事。经过多种试验后，达到了神圣化的整齐划一，确立了他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目光：冷静，不带光彩，既不睿智也不残忍，但不知为何阴森恐怖，令人难以忍受。确立下来的还有他结实多肉的下巴，青铜色的两颊。有一个特征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漫画家的共同财产，而且大家处理时几乎是自动用了相似的技法——画一道横跨他整个额头的粗大皱纹——那是思想厚实的积淀，不是思想的伤疤。我不得不相信他的脸上抹了各种各样的专用香脂，否则的话，我就不能理解那金属般的质感是哪来的。因为我认识那张脸曾经的样子：病恹恹地浮肿着，刮得也不干净，转头时能听见胡茬子刮擦脏硬领的声音。还有眼镜——他年轻时戴的眼镜到哪儿去了？ 二 我不但从没有被政治迷惑过，而且连一篇社论也没读过，哪怕是党代会上一篇小小的报告。社会学的问题从来没有激发起我的兴趣，至今我也无法想象自己参与一项阴谋，或者坐在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与紧张而严肃的政治狂热者们一起就最近的发展形势讨论斗争方案。我一点不在乎全人类的利益；我不但不相信多数人的意见自然就是对的，而且倾向于重新审视这样一个问题：在人人都吃不饱、上不起学的情况下，还要为之奋斗到底合适不合适。我进一步了解到，我那正被他奴役着的祖国，在遥远的将来注定要经历许多其他动乱。这些未来的动乱与这位 暴君的行为并无关系，但无论如何，他必须受死。 三 从前的神都是尘世人形，穿着紫罗兰色的衣服，强健的脚上穿着一尘不染的便鞋，走起路来端庄有力，看上去就像是地里干活的人，或山上的牧羊人。他们的神性并没有因此减少分毫，相反，他们呈现出的凡人魅力正是他们神灵本质的有力证明。但是一个狭隘、粗俗、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初看之下是个三流的狂热分子，实际上是一个顽固、野蛮、阴沉的俗人，怀着病态的野心，这种人一旦披上神的外衣，会让人觉得太对不住神了。要我相信他与此事无关，那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让他坐上这个钢筋混凝土宝座并坐得安稳的原因是我的祖国中了邪，偏爱动物学、动物国(1) 一类的黑暗思想；这黑暗思想经过演变，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因为思想是死的，人是活的；思想只管配斧柄，人却装好斧头，随意使用。 那么让我再说一遍，我不擅长区分什么事情对国家有利，什么事情对国家不利，也不善探究国家为什么像鹅身上滴水一般在滴血。在所有人和所有事之间，我只关心一件，那就是我的病痛，我的困扰，同时还是不知为何只属于我、并只有我自己要独自判断的一件事。从我年幼时起——我现在已不再年轻——人性之恶就令我震惊，觉得厌恶，难以忍受，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需要马上制止之，清除之。另一方面，我很难发现人性之善，就是注意到了，我也总是觉得这不过是正常的、不可或缺的情形，本该如此，不可剥夺，如同能够呼吸就暗示着活着这一事实。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养成了一点天分，对人性之恶极度敏锐，不过我对人性之善的看法也有了一点小小的改变。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原以为善念人人生而有之，这也造成了我对它视而不见，其实远非如此，在需要之时它并不总是伸手可及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过着艰难孤独的生活，总是缺钱，住在破旧公寓里的原因。但我始终隐隐觉得，我真正的家就在街道拐角一带等着我，当我处理完生活中忙忙乱乱的上千件假想的事情后，就可以马上进入家门。仁慈的上帝啊，我多么痛恨古板无趣的心灵！一个好心人，我偶然发现他有点可笑之处，如吝啬，或是慕富，我就会很不公道地看待他。如今我看人性之恶，不再像随便从哪个人身上就能获取的那么稀薄，而是一种高度浓缩、未经稀释、满满地装在一个大瓶里密封起来的恶。 四 他把我的百花绚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大菜园。菜园里特别受到关注的是萝卜、卷心菜和甜菜。如此一来，这个民族的所有激情被降低到良田蔬菜大丰收上。菜园挨着一个工厂，于是背景中总是伴有一台火车头在运转。市郊的天空没有希望，没有生机，一切在想象中都与绝望的景象相联系：一道篱笆，蓟草中一只生锈的罐头盒，破碎的玻璃，排泄物，脚下嗡嗡作响的苍蝇——这就是我的国家目前的模样。一副极度沮丧的模样，可是沮丧在这里很受欢迎。他 抛出了一个口号（陷入了愚蠢的垃圾坑）——“我们的一半国土必须用来耕作，另一半必须铺上沥青。”这个口号被傻瓜们重复着，似乎这是人类幸福至高无上的表达。他从最迂腐的诡辩者那里学了点冒牌格言，想转手塞给我们，那还情有可原。可是他塞给我们的是没有真实内容的空壳，要求我们把思考方式不仅是建立在虚假的智慧上，更是建立在虚假智慧摇晃不稳的碎石堆上。然而，对我而言，问题的症结也不在这里。顺理成章的想法是：即使奴役了我们的思想是极其优秀的、精美的，提神醒脑，滋润人心，自始至终充满阳光，但只要这思想是强加给我们的，奴役就仍然是奴役。不对，现在的关键是，随着他的权力增长，我开始注意到国民的义务，还有告诫、规章、法令以及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形形色色的压力，都越来越像他这个人了，都准确无误地显示出与他的个性特点和他的经历细节有必然联系。于是在这些告诫和法令的基础上，一个人可以重塑自己的人格，就像章鱼通过触角重塑自己一般——深知他那种人格的人为数不多，我就是其中之一。换句话说，他周围的一切开始有了他的模样。立法开始荒唐地表现出像他的倾向，像他的步态，像他的姿势。蔬菜商开始储备大量的黄瓜，原来他年轻时就非常爱吃黄瓜。学校的课程里如今也有了吉卜赛摔跤，原来二十五年前，他就在地板上跟我弟弟练这种摔跤，很少会兴致不高。报纸上的文章和谄媚作家写的小说风格突变，故作高雅（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每个编造出来的语句都是用个别的关键词再说一遍，都是同样的官样文章）。那种语言看似很有力量，实则是思想虚弱，还有所有其他的矫揉造作的文风，都带有他的特点。很快我有了这样的感觉：我记忆中的他，正在渗透到每一处地方，以他的存在影响着大家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他的平庸，他的冗长乏味，还有他的灰暗习惯，正在变成我国人民生活的主体。最后，他制定的法律——大众具有难以压抑的力量，所以要向大众的偶像不停地祭献——丧失了所有的社会学意义，因为他 就是大众。 五 他是我弟弟格列戈里的一位同志，我弟弟在他短暂一生的最后几年里对极端的社会组织形式有着富于诗意的激情（那些极端的社会组织形式长期以来令我们现有的温顺体制担惊受怕）。他二十三岁那年，一个夏天的晚上在一条非常宽的河里洗澡，溺水而死，以致如今我回忆起我的弟弟，出现在我脑海里的第一幕便是一汪粼粼碧水，一座长满桤树的小岛（在我颤抖的模糊记忆中，他一直朝着这座小岛游去，却永远没有到达）。一朵长长的黑云正穿过另一朵非常松散的橙色云，这便是星期六上午一场雷雨留在星期天清澈碧空上的所有痕迹。天上将会闪过一颗星，然后再没有任何星星。不论何时，只要我全神贯注地研究绘画史，准备我的洞穴起源专题论文，就顾不上去盯着那帮诱惑我弟弟的年轻人。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不是很固定的群体，不过是几个凑到一起的年轻人，各有各的情况，当时都是受了叛逆冒险的吸引，往来也并不密切。然而，眼前的事总是对回忆产生如此不良的影响，以致我现在很不情愿地将他挑出来，放在模糊的背景下，赋予他（他既不是格列戈里最亲密的伙伴，也不是最能嚷嚷的伙伴）一种阴沉冷静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深知其阴沉的自我，最终把一个毫无天分的人铸造成一个战无不胜的恶魔。 我记得他在我家乡下寒舍阴暗的餐厅里等我弟弟，坐在他第一眼看到的椅子上，马上从黑夹克衣袋里掏出一份折皱了的报纸看了起来。他戴着烟灰色的玻璃眼镜，镜架半遮住他的脸。他装出一副厌烦欲哭的样子，好像想起什么不称心的事情。我记得他那鞋带胡乱系起来的靴子总是很脏，好像刚刚在没人管的草地间的马车道上走了数英里似的。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前额上留了又短又硬的一撮（当时还一点看不出如今他那恺撒般的秃顶）。一双发潮的大手，指甲被咬得很短，看他丑陋的指尖上紧紧套着的护甲套，真令人难受。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山羊的气味。他手头拮据，睡什么样的床铺不加挑选。 我弟弟到了（在我记忆中，格列戈里做事很拖拉，进来时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好像日子过得特别匆忙，但照样姗姗来迟——因此匆匆的生活最终弃他而去），他向我弟弟问好，毫无笑意，猛地站起身来，伸过手去，同时奇怪地一抖，是胳膊肘提前回抽了一下。看那样子好像对方若不及时抓住他的手，它便会像弹簧一般喀嚓一声弹回去，收进他可拆卸的袖口中。要是我家有谁进来，他充其量也就冷冷地点个头。与此相反的是，如果厨娘进来，他就会热情地跟她握手。厨娘会大感意外，没来得及擦干手掌就被紧紧握住了，她随后再擦手，好像要把握手场面重来一遍似的。他是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才来我家的，那时我父亲对他的态度有点心不在焉。这和他对每个人和每件事的态度并无两样——对我们，对生活中的不幸，对格列戈里收留的那些脏狗，甚至对他的病人，都一样心不在焉。另一方面，我的两位上了岁数的姑妈对这种古怪态度公开表示担忧（如果说曾经有人恰是“古怪”的对立面，那个人就是他了）。同样地，这两位姑妈对格列戈里交的其他朋友也公开表示了担忧。 如今，二十五年后，我常有机会听到他的声音，他那野兽般的吼叫通过广播传来，声震四方。不过想当年，我记得他说话总是很柔和的，甚至有些沙哑，有点口齿不清。一句话说完后，还要来点喘气声，令人讨厌。只是这个毛病很有名，当年就有了，对，当年就有了。他站在我弟弟面前，低着头，垂着胳膊，我弟弟深情地呼喊着迎上去和他打招呼，还试着至少抓住他的胳膊肘或他的瘦肩膀。他的腿异常地短，也许是因为夹克衫太长了，一直垂到屁股中间。他这么故作伤心的姿势，到底是因为内向怯生呢，还是因为使尽全力要讲个悲伤的消息呢，实在无法判断。后来我觉得他这模样终归还是要说出坏消息的，比如在那个可怕的夏日夜晚，他从河边回来，抱着像是一堆衣服的东西，其实只是格列戈里的衬衣和帆布短裤。但如今，我认为他那模样所酝酿的消息不是别的，而是他自己恶魔般的未来在低语。 有时候，透过半开着的门，我能听到他跟我弟弟说话，说得停停顿顿，很不正常。要么就坐在茶几旁，掰开椒盐卷饼，夜鹰般的眼睛避开煤油灯的亮光。他喝牛奶的方式很奇怪，看着令人不快：先用牛奶漱几下口，再咽下去。他咬椒盐卷饼时，小心地歪起嘴来。他的牙齿不好，一发炎疼得厉害，为了吸一点凉气镇痛，他就反复往嘴里吸气，嘴角发出嘶嘶声。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用含有鸦片的棕色药水为他泡了一点药棉，没有针对性地笑笑，建议他看看牙医。他并不领情，生硬地答道：“整体强于局部，所以我会战胜我的牙齿。”但我现在不再能确定，这句僵硬的话是我亲耳听到的呢，还是他们随后学着那腔调讲给我听，为了体现他的“古怪”。只是我已经说过，他并不怪。一个人对自己那朦胧的启明星怀有动物般的信仰，这怎能被认为是独特、少见的呢？但是，信不信由你，他的平庸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正如别人因才华出众而令人印象深刻一样。 六 有时候他会突然快乐得发抖，难以控制，很不雅观，这时他那与生俱来的忧郁就会暂且消失。我听到他的笑声，像猫叫一样突然、刺耳。猫嘛，你习惯了它毛茸茸的安静，夜里一叫，那声音听上去既疯癫又邪恶。他被同伴拉着做游戏，一起扭打时，就这般尖叫。后来才知道，他的手臂瘦小软弱，但腿如钢铁般强壮。有一次一个特别顽皮的男孩在他的口袋里放了一只蟾蜍，他不敢用手指去碰，就开始脱沉重的外套。使劲时挣得脸色黑红，头发凌乱，破汗衫外面什么也没穿，只戴着一副假胸衬。他迷上了一个无情的驼背女孩，很多人看上了她的大辫子和蓝墨水般的眼睛，也就心甘情愿地原谅了她长得像象棋中的黑马那么黑。 我是从那个女孩那里得知他的恋爱偏好和追求模式的。这个女孩，说来不幸，如今已不在人世，和大多数知道他年轻时底细的人一样（好像死神是他的盟友，把了解他过去的危险见证人从他的道路上一一清除了）。他常给那个活泼的驼背写信，或是用教训的口气——引经据典（他从政治小册子上学来的），一种常见的教育类型，或是用隐晦枯燥的话语抱怨另外一个女人（我想受抱怨的这位也是身体有某种残疾的）。这个女人我一直不认识，有一阵子他和她住在城市里最凄凉的地方，睡在一张床上。今天我可以花大价钱调查并审问这个无名的人，可是她，毫无疑问，也是铁定死了的。他的信件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就是冗长得令人生厌。他暗示神秘的敌人在策划阴谋诡计，和某个打油诗人展开详尽的辩论，他在一本日历里读过那人的诗作——唉，如有可能，应该修复那些珍贵的练习本，页页都是他密密麻麻的真迹！说来可惜，他写的那些东西我现在一句也记不起来（那时我就不感兴趣，尽管我的确听过，也笑过）。如今在我的记忆深处，能非常模糊地看见她发辫上的蝴蝶结，瘦瘦的锁骨，黝黑的手上戴着暗红色的手链，把他写的信揉成一团；我也听到了背弃他的女人发出的轻柔笑声。 七 梦想一个秩序被重建的世界和梦想按自己的心意来重建一个世界，这两者是有重大而深刻的区别的。然而他的朋友里面，包括我弟弟，好像没有一个人能把他们抽象的反叛和他追求权力的残酷欲望加以区别。我弟弟死后一个月，他就消失了，把他的活动转移到了北方诸省（我弟弟的小组衰落了，解散了。据我所知，小组里的其他成员中再没有人进入政坛）。很快就有消息传来，说那里的工作正在开展，只是在目标和方法两方面都和那个年轻团体初始之际所讲、所想、所希望的截然相反了。回想他当年的神态，我惊奇地发现，没有人注意到无论他走到哪里，他身后都拖着一个长长的、瘦削的叛逆影子。他坐下时，这个影子就在家具底下翻起边来。他要是端着一盏煤油灯，借着灯光下楼朝门走去，那个影子就奇怪地插入了楼梯扶手映在墙上的影子。抑或当年投在那里的影子预示着我们当前的黑暗时代？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喜欢他，但是无论如何我弟弟和其他人都把他的阴郁当成了精神力量特别强的表现。他的想法冷酷无情，这好像是他遭受过神秘苦难的自然结果，他不起眼的外壳也仿佛预示着干净利落的内核。我也可以承认，自己曾有过转瞬即逝的印象，觉得他能做到慈悲为怀。只是紧接着我就看透了他。那些喜欢廉价悖论的人很久以前就注意到刽子手的感伤了。说来也是，肉铺门口的人行道总是潮湿的。 八 悲剧发生后的头几天，他照常来，有几次还在我家过夜。我弟弟的死好像没有引起他明显的悲伤。他的举止一如往常，我们也一点不奇怪，因为平日里他已经很忧伤了。他和平时一样，坐在屋里某个角落，读点没意思的东西。总之，他的举止和遭了很大不幸的人家一样，大家既不特别亲近，也不完全生分。更有甚者，他经常出现，又阴郁沉默，可能被误解成一种不善言表的同情心了——你明白，就是一个意志坚强又沉默寡言的人具有的同情心，不显眼，但总是存在——同情的柱石——后来你才知道，那些夜晚，那个家里人人泪眼蒙眬，他就在这家里的一把椅子上过夜，自己也病得厉害。然而，他的情况却完全是个可怕的误会：那时候他要是果真喜欢我们家的话，那只不过是因为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忧伤和绝望的气氛里那么自在：当时吃完饭的盘子扔满一桌没人收拾，不抽烟的人也可以要烟抽。 我如今还真切地记得我和他一道去办一件小事的情形。那是一件极其细小的事，记不清楚了，就是死人把活人纠缠得越久越好的小事情（死了人都一样，有好多繁文缛节）。可能有人对我说了：“好吧，就让他跟你去。”于是他来了，小心地清着嗓子。也就在那一次（我们走在两边没有房屋的街道上，到处是尘土，我们走过了一道道篱笆和一堆堆木材），我做了一件事。如今一想起这事来，我就从头顶到脚趾过电一般地羞愧难当。天知道我是中了什么邪——也许不完全是出于感激别人的吊唁，更多的是出于同情别人的吊唁——一阵不合时宜的紧张情绪袭来，我抓起他的一只手紧紧握住（这让我们两个都轻轻晃了晃）。整个动作就是一瞬间的事，然而，假如我当时是拥抱了他，嘴唇贴在了他又短又硬的可怕金发上，那我今天肯定会倍受折磨。如今过去了二十五年了，想来纳闷：当时我们走过一片废弃的街区，就我们两人，我的衣袋里装着格列戈里子弹上膛的左轮手枪，这东西是我刻意藏起来的。离得那么近，我完全可以一枪打发了他。那么一来，今天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不会有冒雨的假日；不会有我的千百万同胞奴隶一般扛着铁锹、锄头和钉耙浩浩荡荡游行庆祝的场面；不会有震耳欲聋的扩音器，反复播送着同样的声音，令人无处逃遁；每一户人家不会有不敢声张的丧事；不会有花样繁多的酷刑；不会有麻木的心灵；不会有巨幅画像——不会有这一切。唉！要是能爬回过去，抓住错过的机会，拽住它的头发，把它扯回现在，重现满是尘土的街道，空旷的地段，我裤兜里沉甸甸的东西，还有走在我身边的年轻人，那该多好呀！ 九 我迟钝又肥胖，就像哈姆雷特王子。我能做什么呢？我是一个乡下中学的图画老师，地位卑微；他坐在首都大监狱中一间不知名的房间里，前面有无数的铁门和木门，我和他之间有着难以想象的距离。那座监狱为了他变成了城堡，因为这位暴君自称是“选举他的人民的意志的囚徒”。就在他把自己和我锁在地下室后，有人告诉我，他的一个远亲，一个老寡妇，因为种出了重达八十磅的萝卜，得到奖赏，来见这个至尊之人。有人领着她穿过一道又一道大理石铺地的走廊，过了无数个在她面前打开又在她身后关上的门，最后她发现自己来到一个灯火通明的白色大厅内，里面的全部陈设就是两把镀金椅子。有人告诉她站在这里等。过了一段时间，她听见门后传来无数的脚步声，接着他的六个男卫士相互谦让着走了进来。她抬起惊恐的眼睛，在卫兵们中间找他，但他们的目光没有投向她，而是看着她脑袋后面的地方。这时她一转身，看见就在她身后，另有一扇不引人注意的门，他自己已经无声无息地从这扇门进来了，停在一把椅子旁，一只手按在椅背上，习惯性地摆出鼓励大家的姿态，仔细观察这位国家请来的客人。然后他自己坐了下来，建议她用她自己的话描述一下她的辉煌成就（一位侍者带进来她种的蔬菜的黏土模型，放在第二把椅子上），她花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十分钟讲述她是如何种萝卜，又是如何拔萝卜的。拔呀拔，拔不出来；她觉得她看见了她死去的丈夫过来和她一起拔，就是这样也拔不出来；她只好先叫儿子来帮，又叫她侄子来帮，还叫了两个在草棚里休息的消防员来帮；最后，大家排成一串，齐心协力才把这个大怪物拔了出来。她讲得绘声绘色，他显然深受感染。“这是真正的诗，”他对随从说道，“这里有一位诗人们应该学习的人物。”说罢他生气地命令那个萝卜模型应该用青铜浇铸，然后就走了。不过我不种萝卜，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见他。即使我种了，我怎么会带着我珍贵的武器去他的兽穴？ 他偶尔在人们面前露面，但不许任何人接近他，还给每个人发一面旗子，用很重的材料做成，让大家高高举起，这样两手就一直保持着忙碌状态。每个人都受到监视，警卫不计其数（更不用说便衣特务和监视便衣特务的便衣特务了）。即便如此，机敏果敢之人还是有机会找到漏洞的。一个透明的瞬间，一个小小的命运裂缝，透过它就可以扑上前去。我心里一一想过各种杀人办法，从古典的匕首到现代的炸药，但都不可用。于是我经常梦见自己反复地扣动武器的扳机，这也在情理之中。可是那武器在我手里解体了，子弹就像水滴一般淌出枪管，要么就像毫无杀伤力的豆子一样从我那龇牙咧嘴的敌人胸膛上弹落下来，而敌人开始不慌不忙地打断我的肋骨。 十 昨天我邀请了几个人，他们并不相熟，但为了同一项神圣的任务聚到了一起。这项任务极大地改变了他们，以至于能在他们中间看到难以言说的相似性——比如说，在年长的共济会会员中呈现出的那种一致性。这些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职业——一个裁缝，一个按摩师，一个内科医生，一个理发师，一个面包师——但一个个都仪态威严，很少使用手势。一点不奇怪！第一个给他做衣服，这就意味着要丈量他那身瘦臀宽的身体。他的骨盆很奇怪，如女人一般，背部浑圆。裁缝恭敬地量到他的腋窝，和他一起照照镀金常春藤镶边的镜子。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更进一步了，他们看到了他的裸体，揉捏他的肌肉，听他的心跳。据说根据他的心跳可以很快调好我们的时钟，所以他的脉搏，毫不夸张地说，可以成为一个基本的时间单位。第四个人给他刮脸，刮脸刀看上去很锋利，我恨不得也有这么一把刀。他沿着他的两颊往下刮，再刮脖子，刮得嚓嚓有声。最后是第五个人，给他烤过面包。这个笨蛋，纯粹出于习惯，往他爱吃的面包里放了葡萄干，没有放上砒霜。我想接触这些人，好至少了解一下他们神秘的行业之道，了解一下他们的恶魔手法。在我看来，他们的手上沾满了他的气味，他也通过这些人显示自己的存在。那次聚会很好，一本正经。我们说了些与他无关的事情，我也知道，我要是提及他的名字，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会闪现出僧侣受惊般的目光。我突然发现自己穿着一套我右手边邻居剪裁的正装，吃着我的酥皮糕点，喝着我左手边邻居给我的一种特殊矿泉水，这时我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可怕感觉，马上清醒过来——我仍在我那可怜人的房间里，伴着没装帘子的窗户中一轮可怜人的月亮。 我感激昨晚让我做了那么一个梦，醒来后再没有睡着。好像是他的特务早有准备，要让我见识见识那些如今审讯罪犯最常用的酷刑。我写“如今”，是因为自他上台后，就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罪犯类型，好像是政治犯吧（其他类型的罪犯实际上不复存在了，因为小偷小摸也从重定为贪污盗窃，依此推论，也就是图谋暗中破坏政权）。政治犯都是些极其虚弱的人，皮肤透明，突出的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这是难得的珍稀物种，像一只年幼的霍 或体型最小的狐猴。人们热情忘我地追捕它们，每捕获一只，公众就欢呼喝彩。追捕实际上并不困难，也没有危险，因为这些奇异的、透明的动物非常温顺。 有谣言斗胆说，他并非不想亲自去审讯室看看，但这很可能不是事实：邮政局长不会亲自分发邮件，海军部长也不一定非是游泳健将不可。我讨厌拉家常、说闲话的腔调，那些幸灾乐祸的顺民就是用这样的腔调谈论他，说着说着就拐到一边去，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古老笑话。比如上古时代，普通大众总是编撰关于魔鬼的故事，给他们出于迷信的恐惧穿上滑稽逗乐的外衣。仓促编成的粗俗逸闻趣事（可以上溯到凯尔特语的原型），或者“有可靠来源的”秘闻（比如谁受宠了，谁失宠了），总带有仆人住处的味道。不过还有更差的例子：我的朋友N，父母三年前被处决（更不要说他自己所受的屈辱迫害），有一次参加一个官方的庆典，庆典上见到了他，听了他讲话，回来后说了这么一番话：“你知道，不管怎样，那人还是有一定力量的。”我真想冲他脸上砸去一拳。 十一 一位广受欢迎的外国作家在他出版的名为《落日岁月》的书信集中提到，现在任何事情都提不起他的热情，都不能让他着迷，一切都无所谓了，一切，只有一件事情例外：那就是如今回首青年时代，和他后来不可一世的成就相比，和他现在达到的白雪皑皑的高峰相比，真可谓寒酸至极，每想到此，他就感到充满活力、激情四射的兴奋。想当初无足轻重，诗与痛苦相伴，那是年轻的艺术家和上百万的同道共同的经历，如今吸引着他，一想起来就激动，就充满感激——感激他的命运，感激他的技巧，感激他的创作意志。重访他曾经在贫困中生活过的地方，和他的同龄人相聚，不管是谁，反正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都给他提供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仔细地品味其中的无穷韵味，将会使他的灵魂从今往后永享快乐。 就这样，我试图想象我们那位郁郁不乐的统治者回首他的 昔日岁月时有何感觉。我清楚地知道，第一，真正的人类是一个诗人；第二，我们的统治者，绝非诗人的化身。然而国外的报纸，尤其是那些报名有晚祷书意味的报纸，懂得如何将“故事”轻易地转化为“销量”，都喜欢强调他命运的传奇性质，把他们的读者群领进他出生的那座巨大的黑房子里，那里据说时至今日仍然住着和过去一样的贫民，无穷无尽地晾晒着洗过的衣物（贫民总是洗很多衣物）。他们也印了一张照片，天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上面有他的生母（父亲不知是谁），是一个鼻子又宽又厚、留着一绺刘海的女人，在城门附近的一家啤酒店干活。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目击者活下来的如此之少，那些还住在那一带的人回答得那么小心（天啊，怎么没有人问过我 ），因此当记者的得有胡编乱造的大手笔，才能描绘出当今统治者的形象：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精通打仗一类的游戏，青年时代常挑灯夜读，鸡鸣方罢。他蛊惑人心的运气被解释为命运的基本力量，自然而然便有很多关注投入到那个浓云密布的冬日，就在他入选议会之时，他和他的帮派逮捕了全体议员（之后，军队羊羔一般温顺地叫了几声，立刻转身站在了他那一边）。 不怎么神奇，却也神奇（在玄妙之处记者没有搞错），神就神在那是一个封闭的圆圈，一个离散了的整体，随时准备开始自己封闭的生活，而且它已经不可能被事实真相来替代。不可能了：神奇故事的主角还活着，他是唯一一个了解真相的人，但他不能做目击证人，这并不是因为他有偏见或不诚实，而是因为像一个逃跑的奴隶一样，他现在“一概记不得了”！哦，他记得他旧时的敌人，当然，也记得两三本他读过的书，还记得他从一个柴堆上掉下来压死了两只鸡，遭人一通狠打。也就是说，还有一个粗糙的记忆机制在他身上起作用，不过，就是神仙也不好让他依着自己的记忆合成出自己来，还要符合合成出来的形象具有不朽性这样的条件。如果一定要这么合成，那结果就会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胚胎，一个早产儿，一个又瞎又聋的侏儒，绝不可能不朽。 假如他到他贫困时住过的房子去看看，他的全身不会激动得发抖——就连一点点衣锦还乡的虚荣心也不会有。不过我倒是去他从前的家看了看。没有看据说是他出生地的那幢多层大厦，那地方现在是一个专门为他而设的博物馆（一些旧海报，一面沾满阴沟污泥的旗，一个钟形罩下放着一枚纽扣，表示有纪念意义：他青年时代留下的东西太少，能保存的也就这么些了）。我去看的是那几间陈设很差的屋子，他和我弟弟走得很近的时候就在那里住过几个月。从前的房主死去很久了，房客从那以后再没有登记过，所以也就没有留下他在这里住过的痕迹。他忘了他的这些出租屋——数量还不少，如今世上就我一人知道 此事，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满意。我伸手摸摸死气沉沉的家具，透过窗子看看邻近的屋顶，觉得自己的手好像触到了他生命的钥匙。 十二 我刚刚接待了又一位来访者：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他显然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下：双手皮肤紧绷，手背光滑，不停地发抖，一滴混浊的老泪打湿了他粉色的内眼睑。面容苍白，各种表情，从蠢笨的微笑到痛苦的皱纹，都很不自然。他用我借给他的笔在一张纸片上写出一串数字，原来是很重要的年、月、日：那一天——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是这个统治者的生日。他提起笔，凝视着我，好像不敢继续写下去，又好像是用这个犹豫的表情来强调他即将使出的小把戏。我点了点头，以示鼓励，催他快写，于是他写下了另一个日期，比前面写下的日子早了九个月，在下面划了两道线。他张开嘴巴，好像要发出一阵得意的大笑，但没笑出来，突然两手掩面。“赶快，说正题啊。”我说道，摇摇这个无动于衷的演员的肩膀。他很快回过神来，翻翻衣袋，递给我一张厚厚的、发硬的照片。多年过去了，照片蒙上了一层透明的奶白色。上面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年轻人，身穿军装，尖顶帽子放在一把椅子上。他摆出一副不自然的轻松模样，一只手按在椅背上。在他身后能看见楼梯栏杆和传统的照相背景。我把客人和照片上的人来回看了几眼，确信客人的相貌和照片上没有阴影、脸蛋扁平的士兵（留着浓密的八字胡，理了一个寸头，这样前额看上去比较小）之间没有相似之处，可实际上照片上的士兵和客人就是同一个人。照片上的他约摸二十岁，照片本身应该有五十多年历史了，要填补其中的空白很容易，老生常谈地讲个三流生活的故事，故事的印记可以从这类人的脸上读出来（这种解读带着令人痛苦的优越感，偶尔有失公正）：捡破烂的老头，公共花园的护理人，穿着老式军服的苦难残疾人。我正要追问他保守这样一个秘密是何感觉，他是如何承受这可怕的父亲身份带来的压力，又是怎样不断地看见、听见他的后代公开露面——但这时我注意到迷宫般无解的壁纸图样从他身后显现出来，我伸手挽留客人，但步履蹒跚的老人慢慢消失了，走时带起寒气，冷冷地发抖。 然而他依然存在，这位父亲（要么一直活到最近），幸亏他命大，没有认下和他暂时同床共寝的女人是谁，否则的话，天知道我们大家要遭什么样的罪。不敢说出来，也许更敏感，那不幸的家伙拿不准谁是他的生身父亲，因为那女佣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结果很可能是世界上有好几个像他这样的人，不知疲倦地数着日子，不知算错了多少数字，记错了多少依稀的往事，卑鄙地梦想着从过去的阴影中榨取好处，害怕立刻出现的惩罚（因为某个错误，或一句不慎之言，或爆出了过于难听的真相），又在内心深处感到骄傲（毕竟，他才是统治者！），最后在计算和推测之中失去理智——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十三 时光流逝，这期间我陷在荒唐的、难以忍受的幻想之中。事实上，我很震惊，因为我知道了很多值得我肯定的果敢甚至冒险的行动，我也一点不怕暗杀图谋落在我身上的危险后果。相反，我虽然一点也不清楚要采取的行动将如何发生，但我能清晰地想象出随即而来的打斗——有人如飓风一般抓住我，我就像木偶一般在那些贪婪的手里扭来扭去，衣服撕得咔嚓作响，眼睛打肿了，头晕目眩，最后（如果我还能从这样的打斗中活下来的话）被狱卒铁腕紧扣，投入大牢，快速审判，严刑拷打，送上断头台，这就是陪伴我的异乎寻常的极度快乐。我不期望我的同胞们会马上意识到他们得到了解放，我甚至可以允许这个政权纯粹出于惯性而变得更加残暴。我算不上为人民而死的国家英雄，我只是为我自己而死，为了我自己的那个善与真的世界——善良与真理，如今在我心里，在我身外，都扭曲变形，受到亵渎了。如果善良与真理对他们和对我一样珍贵，那敢情更好；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的祖国需要的是和我不一样的人，我就甘心承认自己的无用，但仍会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的生活充满仇恨，被仇恨淹没了，连起码的欢乐也没有。我不害怕死亡引起的阴暗心情和痛苦，尤其是我早知道一死便是解脱，这样想就达到了超自然的境界，一种不论是原始人还是信仰古老宗教的现代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境界。因此，我脑袋清醒，手脚自由——然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如何动手杀掉他。 我有时候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谋杀，也就是想杀人的打算，也太没有新意了，令人难以接受。再说还要思前想后地考虑杀人的办法和武器种类，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任务。越觉得这么想很虚伪，便越觉得出于正义非干不可。否则我就有可能出于拘谨而杀不了他，就像有些人那样，非常讨厌爬行的东西，却连花园里的一只虫子都踩不死，原因是他们觉得踩虫子就像踩上自己内脏沾满尘土的末端一般。可是无论我为自己的犹豫不决寻找什么样的借口，逃避我想杀掉他的事实都是愚蠢的。哈姆雷特啊，又呆又笨的哈姆雷特！ 十四 他刚刚在一个新的多层温室的奠基仪式上讲了话，讲话中提到了人类的平等和田野里麦穗之间的平等，还为了富有诗意，用了拉丁语，也就是不正规的拉丁语，arista，aristifer，甚至“aristize”（意思是“结穗”）等词语——我不知道是哪个老气横秋的教师出主意让他用这种颇有争议的办法，不过，作为回应，我现在明白了，近来杂志诗歌里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古词语： 贤明兮兽医 医好了乳牛 他巨大的声音如炸雷般在整个城市里回响了两个小时，带着不同程度的力量从这一家或哪一家的窗户里喷出。这时你要是走在大街上（顺便说一下，坐着听被认为是大不敬，很危险），你会觉得他在陪伴着你，从屋顶坠落下来，爬到你两腿中间蠕动，又猛扑上来啄你的头，咯咯叫，呱呱叫，模仿着人类的语言乱叫，你无处藏身，躲不开那个声音。我的祖国已经被成功地打晕了，每个城市，每个村庄，都是这般情景。好像除了我，再没有人注意到他狂热的演讲里有一个有趣的特征，那就是在一个特别有感染力的句子后面停顿一下，颇像一个当街而立的醉汉，和所有的醉汉一样我行我素，滔滔不绝地说着前言不搭后语的脏话，多半是强调他很愤怒，很激动，信念很坚定，但意义模糊，目标不明，动辄停下来憋气鼓劲，思考下一段，让大家消化他刚才说过的。等停顿一过，他就又把刚才吐出来的胡言乱语逐字逐句重复一遍，只是换个腔调，暗示他想到了新的论点，又有了绝对新颖、无可辩驳的好想法。 统治者终于讲完了，那不露面、不见形状的高音喇叭开始播送我们乡村风味的国歌，这时我不但没有感到轻松，反而感到苦恼、茫然：他讲话时，我至少还能盯着他，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现在他又融入空气之中，这空气我呼吸着，却没有焦点，无可触摸。 我能理解我们山区部落里那些头发整齐的女人，她们每天早上遭到恋人的抛弃，就用棕色的指头持续压着一枚绿松石别针的针冠，用针尖刺一个陶俑的肚脐眼，这个陶俑就代表着弃她而去的人。近来我好多次聚集起头脑中的全部力量，想象他的心思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流露出来，这样就可以复制他的生活节奏，将这节奏放出来，让它失事：就像一支队伍正在过一座悬索桥，桥和士兵有节奏的步伐一起振动。桥塌了，士兵也会消亡——那么我也一样，当他在他遥远的城堡里倒地死去之时，就是我抓住节奏之际，那一刻我将丧失理智。不过，不管用什么方法诛杀了暴君，我反正是难逃一劫。我清晨醒来，大约八点半左右，就使劲想象他也醒来了：他起得不早也不晚，每天都在那个点上，正如他自称的那样——“一个普通人”——我想官方也这么认为。九点钟，我和他一起吃早餐，很节俭，一杯牛奶，一个小圆面包。要是某一天我不在学校忙，我就继续探索他的心思。他读三四种报纸，我陪着他也读这几种报，找找看有什么东西引起他的注意，不过我知道他前一天晚上就知道了我的晨报上的大体内容，知道了晨报上的头版头条、头版头条的摘要，以及国内新闻，因此这么读报并不会让他特别关注他的行政事务。看完报后，他的助手们拿来报告和请示。与他一起，我会知道铁路交通今天感受如何，重工业步履维艰，冬小麦今年每公顷产量多少。他看了几份要求赦免的请求，在上面批上一成不变的拒绝符号——一个铅笔打的叉——他心灵文盲的象征——然后他如常开始午餐前的散步：就像许多不太聪明又缺乏想象力的人一样，散步是他最喜欢的运动。他就在有围墙的花园里散步，以前这里是一座大监狱的院子。他的午餐不讲究，吃什么菜我很熟悉。饭后我们一起午睡，考虑一些令他权力发扬光大的计划，或是一些镇压骚乱的新举措。下午我们检查了一栋新大楼，一处要塞，一场论坛，还看了象征政府兴旺发达的其他东西。我和他批准了一个发明家的新通风设备。晚餐通常是庆典宴请，不同部门的官员出席作陪，我就没有去。不过另一方面，夜幕降临之时，我的思绪活力翻倍，我给报纸编辑们发布命令，听取各种会议的综述，然后一个人待在渐渐黑下来的房间里低语，打手势，比任何时候更为疯狂地希望至少我的思绪之一和他的某一缕思绪一致起来——那时候，我知道，桥就会振动，像提琴琴弦一样。可是，过分急切的赌徒们熟悉的坏运气缠着我不散，想要的牌就是不来。不过我肯定还是和他有了一定的神秘联系，因为十一点左右，他睡觉去了，这时我全身觉得散了架一般，一种空虚、虚弱、忧郁的轻松。一会儿后他睡着了，就睡在他的犯人睡的简易小床上，没有一丝入睡前的想法干扰他。我也安闲下来，只是偶尔想写下他的梦，把他过去的点点滴滴和目前的印象结合起来，但没抱一点成功的希望。也许他不做梦，我白费气力，再说了，高贵之人从不租用夜晚来咽气，好让历史写下“暴君在熟睡中死去”的结论。 十五 怎样才能除掉他呢？我忍无可忍了。他无处不在，我爱的每一样事物都被他玷污了，事事都有他的影子，都有他的镜像。在路人的举止里，在我不幸的学童们的眼睛里，他的面容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挥之不去。我那些被迫印成彩色的海报没有任何用处，只是在解释他的人格模式，就连我让低年级学生们画的简单的白色立方体在我看来也像是他的画像——也许是他最好的画像。立方体的恶魔啊，我怎样才能除掉你？ 十六 突然间我意识到有办法了！那是一个宁静的霜气弥漫的清晨，淡粉色的天空，排水管的接合处结了冰块。到处是一片在劫难逃的寂静：再过一个钟头人们就醒了，会怎样醒来呢？这一天是他的五十岁生日，将有庆典。人们已经悄悄出门，拥到街上，在白雪的映衬下，像一个个四分音符。他们按计划要在不同的地点集合，准备加入由各自行业组成的游行队伍。我是不准备参加任何庆典游行的，这就要冒失去我那点微薄的收入的危险。我心里有别的打算，比较重要一点。站在窗前，我能听见远远传来的第一批号角声，还有各个十字路口广播员的鼓舞动员声。一想到我，只有我，才能中断这一切，心中觉得很舒坦。是的，解决办法找到了：暗杀暴君现在变成一件又快又简单的事情了，我不出房门便能做到。暗杀武器也是现成的：用一把老式但保存得很好的左轮手枪，或者用窗子上方的一个钩子，那东西想必一度是用来钩窗帘杆的。用后面这个武器更好，用枪的话，我还怀疑二十五年前的子弹打不打得响。 杀了我就等于杀了他，因为他整个就在我体内，我强烈的仇恨养肥了他。杀了他，我也就毁了他创造的世界。那个世界充满了愚昧、懦弱、残酷，和他一起，在我体内长得无比巨大，占据了最后一点沐浴着阳光的大地，占据了最后一点童年的记忆，剥夺了我拥有的所有宝珍。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我沉醉于此。我不慌不忙地为自我毁灭做准备，检查我的随身用品，修改我写的编年史。就在那时，突然地，一切压倒我的感觉都不可思议地加强了，经历了一种炼金术般的奇怪变化。窗外的庆典活动正在进行，太阳把蓝色的积雪变成了亮光闪闪的羽绒。可以看见远处的屋顶上有人在燃放一种新式的烟花（是一个天才农民最近发明的），那焰火的颜色即使在明亮的白昼也缤纷耀眼。众人在欢腾，统治者宝石般发光的模样闪现在天空的焰火中。游行的欢乐色彩洒遍了积雪的河岸，欢快的纸板上画着祖国繁荣昌盛的景象。标语设计得繁纷多样，格调高雅，在游行者的肩头跳动着。欢快的古老音乐，旗帜的海洋，乡下青年一脸满足，丰满的少女穿着民族服装——这一切构成了温柔的红色浪潮，在我心中汹涌澎湃，我明白了反对我们伟大而仁慈的领袖就是犯罪。难道不是他肥沃了我们的土地？难道不是他指引穷人穿上鞋子？我们能过上文明的生活，分分秒秒要感激的难道不是他？领袖如此仁慈，我怎么就一直反对他呢？他创造的一切多美啊，社会秩序、生活方式、闪亮的胡桃木新围篱，我怎么就视而不见呢？我怎敢密谋朝自己下手，以此来威胁他的一个臣民的生命呢？想到这里，我泪水夺眶而出，溅在窗台上，悔恨的泪水，滚烫的泪水，真诚的泪水！我刚才说了，庆典活动正在进行。我站在窗前，整个人被泪湿透了，放声大笑，笑得全身颤抖，听着我们最著名的诗人创作的诗句，由一位演员用激情的声音在收音机上朗诵，男中音的声调不高也不低： 现在，公民们， 你们记得有多久， 我们的大地因缺少一位父亲而凋敝？ 没有父亲，便没有啤酒花， 不管我们多么饥渴。 太难啊，太难， 既酿制啤酒，又创作酒歌！ 想想吧，我们缺少土豆， 没有萝卜，没有甜菜， 所以现在盛行的诗歌，也就荒废了， 废在了字母表的根茎中！ 我们选择了陈旧的老路， 吃着苦涩的毒蕈， 直到一记重击 震动了历史的大门！ 直到整齐的白袍 把光辉投在我们身上。 领袖露出他美妙的微笑， 终于来到他的臣民面前！ 对啊，“光辉”，对啊，“毒蕈”，对啊，“美妙的”，都对。我，一个小人物；我，一个瞎眼的乞丐，今天重见光明，拜倒在您的面前，向您忏悔。处决我——不，更好一点吧，宽恕我，因为阻碍就是您的宽恕，您的宽恕就是阻碍，以疼痛的仁慈之光，照亮我的全部邪恶。您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荣耀，我们的旗帜！啊，宏伟的、仁慈的巨人啊，您关切地、疼爱地看护着我们，我发誓从今天起为您效劳，我发誓要像您的其他孩子一样，我发誓要成为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到永远，永远，永远。 十七 事实上，是笑声救了我。经历了那一切不同程度的恐惧和绝望，我达到了可以鸟瞰荒唐的高度。一声发自心底的欢乐吼叫治愈了我，就像儿童故事书里讲的那样，一位绅士“见到一条卷毛狗的可笑把戏时，喉咙里喷出了一个脓疮”。再次读了我的编年史，我看到，自己在竭力把他写得很可怕，结果只是把他写得很可笑，由此摧毁了他——这是一个经过验证的老办法。我评价我的混乱写作时很谦虚，但其中还是有些名堂，让我明白，那并非出自平凡手笔。文学灵感那是远远谈不上的，但所见词语都是在我敢怒不敢言的多年岁月里锤炼而来的。我立论真诚，充满感情，换另一个人的话，也许会写得颇具艺术性和创造性。这是一种咒语，一种驱魔术，从今以后任何人都可以用它来驱除奴役。我相信奇迹。我相信我写的这部编年史，会以某种我不知道的形式，让其他人读到，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而是在一个遥远的时代。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和现在一样令人不快的新烦恼，大家还有一两天考古发掘的休闲时光。我的想法是，我偶然写下的东西说不定千古流芳了呢，有时遭贬，有时受捧，总有危险，也总是有用——我没有排除这样的想法也许是对的，谁知道呢？将来，我在已被忘却的无眠之夜中取得的那些成果，要是能永远作为一种秘密方法来反对未来的暴君、披虎皮的恶魔、愚蠢的迫害者，那我，一个“无骨的幽灵”，un fant?me sans os，(2) 也就满足了。 (1) 　原文“Zoorland”，又译“佐尔兰德”，是纳博科夫长篇小说《荣耀》（Glory ）中的虚构国度，拥护绝对的平等。 (2) 　法语，无骨的幽灵。 利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一出戏，L'Ab?me （《深渊》），是法国著名剧作家叙尔写的。它已经从舞台直接进入了小忘川（就是那条为戏剧服务的溪流，刚巧，小忘川含有的遗忘溶液稀一点，不像大忘川那样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垂钓的人很多年以后还会从中钓上东西来。）这出戏——压根是愚蠢的，甚至愚蠢得很完美。要不换个说法：完全以传统的戏剧手法来构建，固守陈规。它讲的是一个法国中年女士的痛苦，她富有，虔诚信教，突然对一个叫伊戈尔的俄罗斯年轻人燃起了有罪的激情。伊戈尔来到了她的庄园，爱上了她的女儿安热莉克。作者为了营造神秘和纵欲的气氛，随手给这个家里加了一个阴沉顽固、意志坚强的老朋友。女主角对伊戈尔很感兴趣，引起这位老朋友的嫉恨，伊戈尔则看上安热莉克，女主角又为此而嫉恨。总而言之，该剧引人入胜，忠于生活，每句台词都带有可敬的传统风格。一切正常发展，不用担心灵机一动扰乱了定好的行动进程。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必要时插上一点抒情场景，或让两个老仆人来一段恬不知耻的解释性对话。 引发是非的苹果往往是未成熟的酸苹果，那就要煮着吃了。所以此剧里的年轻人多少有些苍白无趣。作者明显耍了些花招，把他写成个俄罗斯人，但如此为人物润色，依然是徒劳。根据叙尔的乐观意向，他是一个俄罗斯的流亡贵族，新近被一位老太太收养，这位老太太是附近一位地主的夫人。一天晚上，雷电大作，伊戈尔来了，敲门进来，手握短马鞭，焦急地说自己养母地产上的松树林起火了，我们的松树林也很危险。打动我们的与其说是树林起火的消息，不如说是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神采。我们更想躺在厚厚的垫子上，埋头摆弄我们的项链；这时我们那位阴沉的朋友注意到，这火光的投影有时比真正燃烧的火更危险。如你所见，此处情节充实，水准尚佳，让人一看就明白，那个俄罗斯人将经常来访。事实上，第二场就全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人们穿的也是艳丽的夏装。 根据该剧的剧本，伊戈尔自我表达的方法并非不妥（至少开始几场是如此，作者还没对此感到厌烦），只是有点迟疑，时不时插入一个问题：“我想用法语应该是这么说的吧？”后来，故事乱了，作者没有时间顾及这些细节，所有的外国人的用语特征都被删去了，俄罗斯青年掌握了大量的法语词汇，俨然一个地道的法国人。直至快结尾时，在最终爆发之前的平静中，剧作家才惊讶地记起伊戈尔是哪国人。伊戈尔不经意地对老仆人说了这番话：“J'étais trop jeune pour prendre part à la …… comment dit-on …… velika vo?na ……grande，grande，guerre ……”(1) 如果对作者公平对待，说真的，除了那个“velika vo?na”(2) 和客气的“dosvidania”(3) 外，他没有对他的朋友们滥用俄语。舞台指导的意见是“斯拉夫语的单调节奏让伊戈尔的话有了一定的魅力”，他努力做到了这一点。 该剧在巴黎大获成功，伊戈尔由弗朗索瓦·库洛扮演。他演得不错，不过不知为何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这很明显，是为了去掉俄语口音，巴黎的任何一位批评家都不会觉得奇怪。后来，这部戏慢慢到外省去演，这个角色碰巧由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扮演。此人叫利克（拉夫连季·伊万诺维奇·克鲁日夫尼钦的艺名），瘦长身材，一头金发，深咖啡色的眼睛，从前在一部电影里演过一个结巴的小角色，因演得传神而出了名。 不过很难说利克（这个名字在俄语及中世纪英语里是“面容”的意思）成名是因为他真有舞台表演天赋，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多样潜在才艺的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就是随便干了某个别的行当，也能成为画家、珠宝商或者捕鼠能手。这样的人就像一个有着好多不同房门的房间，其中也许有一道门直通美丽的花园，进入非凡人性那洒满月光的夜色深处，在那里发现精神上一心追求的珍宝。可是尽管如此，利克还是没有成功地打开那 道门，而是选择了演艺之途。他在这条路上毫无激情地走着，像一个心不在焉的人寻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路标。这个路标也许他在梦中见过，也许只能在一张没有冲洗出来的相片上依稀见到，那是他永远永远不会去的某个地方。从人间习俗的传统标准看，他三十来岁，当时也正好是三十年代。老一些的人不仅被置于自己国家的边境之外，也被置于自己的生活边境之外。怀旧情绪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复杂器官，它不停地运转，产生出分泌物来弥补失去的东西。否则，它就会变成心灵上的致命肿瘤，让人难以呼吸，难以入睡，难以与无忧无虑的外国人交往。在利克的记忆里，俄罗斯仍处在胚胎阶段，仅限于他朦胧的儿时记忆，比如乡村第一个春日散发着树脂的芳香，或者他的风帽毛边上落下形状独特的雪花。他的父母过世了，留下他一人独自生活。生活里总有些爱情和友谊的破烂事。没有人给他写来饶舌的信，自己的事就自己管，没人为他操心。他从两位医生——一位法国医生，一位俄罗斯医生——那里得知自己（就像许多主人公那样）患有无法治愈的心脏病，可是要找个人去诉诉他这平白无故害上的病，却找不到一个人，尽管满大街都是身强体壮的老年人。他的疾病似乎与他对美好昂贵东西的嗜好有一定关系。比如，他会花光身上仅有的两百法郎买下一条围巾或一支自来水笔，可是围巾很快就脏了，自来水笔也很快就坏了。不管他怎样小心翼翼地爱惜它们，甚至像神一样供着它们，结果总是如此，总是如此。 他加入这家剧团纯属偶然，就像一个女人脱了皮衣，随手放在某一把不起眼的椅子上一样。就和剧团里别的成员相处而论，他到现在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和参加头场排练时的情况一个样。他一来就马上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像是挤占了别人的位子。剧团老板对他一直很友好，但利克过于敏感，总是幻想着有可能发生争吵——他的病情随时会被公开，大家骂出一些让他承受不了的难听话。老板对他长期以来的友好态度也被他曲解成对他工作的漠不关心。好像长期以来每个人都暗自认为他演技太差，无可救药——大家如此忍受着他，仅仅是没有合适的理由把他撵走罢了。 利克以为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也许真的是这样的：那些花哨时髦的法国演员，通过人情和职业结成了一张关系网，在他们看来，他就是一个意外碰上的东西，就像第二场里的那辆旧自行车，三下两下就被剧中的一个人物给拆卸了。怀着这样的想法，当有人对他热情打招呼或递给他一支香烟时，他就会认为其中必有误会，唉，要马上解决。由于生病，他滴酒不沾，也不参加友好聚会。可是这没有被归因于不善交际（不善交际嘛，也就是招人骂他傲慢，那也因此让他至少有了类似于傲慢的个性），而是无人理会，好像压根没他这个人一般。有时候他们倒是真的邀请他去某个地方，但口气总是含含糊糊，带着疑问（“和我们一起去，还是……？”）——一个人盼着大家劝他一起去，一听这样的口气就特别痛苦。大家谈论的笑话、典故和绰号他一概不懂，别人却背着他偷偷乐。他甚至希望有些笑话是在拿他的花销开涮，可是就连这点希望也落空了。即便如此，他还是很喜欢这些同事中的某几位的。扮演那个阴沉老头的演员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友善的胖小伙儿，他新近买了辆跑车，一说起这辆车就眉飞色舞。那个演天真少女的演员也很有魅力——一头乌发，身材苗条，眼睛明亮清澈，还精心描画一番——戏里面她对她的俄罗斯未婚夫一往情深，不加掩饰，可是一到白天，她就全然忘了她晚上躺在絮絮叨叨的未婚夫怀里表白爱情的事。利克心里喜欢这么想：只有在演戏时，她过的才是真实的生活，其余时间她就周期性地精神错乱，一错乱她就不再认识他，她自己也就换了个名字。除了台词，他与女一号没有说过一句话。每当这位身材壮实、神情紧绷的漂亮女士在后台从他身边走过，她的面颊一抖一抖，他感到自己不过是一道布景，只要被人蹭一下，就会平展展倒在地上。到底是什么问题，的确很难讲得清。完全是可怜的利克想象的那样呢，还是因为他不主动与人交往，那些完全没有恶意、自我中心的人们才让他独来独往？也许大家就像坐在火车里的一帮人，坐在一起的人形成了一个圈子，有个陌生人在一角埋头读书，那么大家也不会主动和他搭话。即使利克偶尔有了自信，努力说服自己相信他隐隐受到的折磨不合情理，可是类似的折磨记忆犹新，经常是在新的场合重新出现，他实在没法不当回事。孤独如果是一种状态，那还可以改正；可孤独如果是一种心境，那便成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他认真地演好自己的角色，至少就口音而言，比他的前任成功。因为利克说的法语带有俄语的音调，尾音拖得长，句子说出来柔和动听。句子结束前重音下降，法国人说话时从嘴里灵敏而又快速地飞出来的辅助音他格外小心地过滤一番，不会说得唾沫四溅。他演的是个小角色，尽管其戏剧效果会反映在其他角色的行为上，但角色本身微不足道，也就不值得关注了。但他自己很在意，尤其在他刚出道之时，这倒不完全是出自对艺术的热爱：角色如此卑微，其所带来的复杂戏剧效果又如此重要，两者之间形成反差，让他有左右为难的感觉，这种感觉又不知为何让他觉得脸上无光。然而，虽然他很快冷静下来，认为艺术和虚荣（两者通常难分难舍）同时兼顾也是可能的，但他还是急着上台去体验那永不改变的神秘喜悦，好像每一次都料定会得到特殊的回报——当然不是盼着按惯例得到点不冷不热的掌声，也不是希望让表演者内心得到满足。他想得到的回报，倒是潜藏在不同寻常的皱纹和折痕里，他在戏剧人生中可以觉察到，如同生活中平凡、无望的路人一般。它就像任何一场活人演出的片段，天知道何时拥有了一个独立的灵魂，在区区几个小时内努力生存，进化出自己的心灵和力量，与原作者可怜的想法毫无关系，也与演员的平庸毫不相干。它就是自己觉醒了，如同生命在被阳光烘暖的水中自行觉醒一样。比如说，利克会希望在一个朦胧可爱的夜晚，日常演出之中，仿佛踩上流沙般脚下一软，永远陷入一种新生的元素中，和任何已知的事物不一样——他独立自主地发展了剧中陈腐的主题，使之焕然一新。他要义无反顾地投入这种创新，娶安热莉克为妻，策马越过鲜脆的石楠灌木，得到剧本里暗示的所有物质财富，住进城堡，更有甚者，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妙不可言的温情世界中——一个浅蓝色的微妙世界，在那里感官会经历绝妙的冒险，心灵会经历闻所未闻的质变。当他想着这些美妙景象时，不知为何也想象着自己死于心脏病的情景——他离死不远了——肯定在演出时发病，就像可怜的莫里哀，在医生守护下大喊不规范的拉丁语。不过死就死了，他不会留意，他要穿越剧中偶然的现实世界，而不是陷于其中。一出剧因他的到来而焕然一新，他死了也值，就让他微笑的尸体躺在舞台上，一只脚的趾头从落下的幕布底下露出来。 夏末，《深渊》和其他两部戏在一个地中海小镇轮流上演。利克只在《深渊》中上台，因此在第一轮和第二轮演出中间（只安排了两轮演出），他有一个星期的空闲，但他还不清楚如何利用才好。再说，他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头一轮坚持下来了，犹如在温室里热糊涂了一般，热油彩滴下来，时而垂在鼻尖上，时而灼痛了上嘴唇。第一次中场休息时，他走到外面平台上透风。平台在剧院背后，对面是英国圣公会教堂。他突然觉得坚持不到演出结束了，舞台上充满多彩的雾气，他会消解于其中。透过雾气，在最后的致命时刻，闪现出另一种——对，另一种生命的幸福之光。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也不知怎么做到的。眼睛里进了汗水，透过汗水看什么都是重影。他年轻搭档的凉裸臂摸上去非常光滑，加重了他的手掌就要融化的感觉，让他好生气恼。他返回公寓时全身散了架一般，肩膀酸痛，后脑勺一阵一阵地疼。夜色中的花园里，各种花都在盛开，闻起来有糖果气味，还有连续不断的蟋蟀叫声，他误以为是蝉鸣（所有俄罗斯人都会这样误会）。 他的屋里点着灯，和南边敞开的窗户截出的夜色相比，屋里无疑很明亮。他拍死了墙上一只喝饱血肚皮发红的蚊子，然后在床沿上坐了很长时间。他害怕躺下，害怕心头悸动。他觉得大海就在柠檬树林之外，离得很近，让他感到压抑。这片湿黏闪耀的宽阔空间，被一层薄薄的月光紧紧裹着，就如同他自己鼓点咚咚的心脏，上面紧绷着血管；它也像心脏一样，令人苦恼地裸露着，没有东西把它和天空隔开，和人类拖沓的脚步隔开，和附近酒吧里演奏的音乐带来的无法承受的压力隔开。他瞥了一眼手腕上昂贵的表，痛苦地意识到水晶表盖不在了。是的，就在刚才，他上坡时绊了一跤，衣袖 在一个石头栏杆上。表仍在走动，但没有了防护，赤裸着，宛如被医生的手术刀剜出来的活体器官。 他在寻找树荫和渴望凉爽中度过了他的日子。看看海，看看海岸，有些景致惨如地狱：古铜色的怪物在炎热的沙滩上晒太阳。他绝不愿走狭窄街道的向阳面，所以要想到达某个目的地，就不得不解决寻找路线的复杂问题。不过他也没处可去。他漫无目标地沿着商店门面逛，店里的东西林林总总，有些看起来像粉色琥珀的手链，很有意思，还有皮革书签和镀金钱包，绝对吸引人。一家咖啡馆的橙色遮阳篷下放着一把椅子，他总是坐在上面休息一会儿，然后回家，躺在床上——光着身子，苍白瘦弱得可怕——想他不断在想的事情。 他心想，自己怎么就命里注定活在生活的边缘上，以前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以此而论，倘若死亡不给他一个通往现实的入口，他就干脆不懂得生活。他也这么想了：假如父母没有在流亡初期就离开人世，现在还活着，那么他十五年的成人岁月就会在温暖的家里度过。假如不是命途多舛，他就会在一所高中里完成学业。他当时随机报了三所高中，都是在欧洲中部，规模不大不小，水平不高不低。有了这个背景，现在也就会有一份稳定可靠的好工作，结交稳定可靠的好人。但是，他就算竭尽全力地去想象，也想象不出稳定可靠的好工作是什么工作，稳定可靠的好人又是怎样的人，就像他想不通他为什么年轻时要在一家电影学校学表演，而不是学了音乐，学了钱币学，要么学了擦窗户或记账。他的思绪总是这样的：从思绪周长的任何一点上，沿着半径返回到昏暗的中心，返回死期将至的预感。这么个没有精神财富积累的人，死神也没兴趣折磨他。尽管如此，死神看样子还是决定给他留个优先权。 一天晚上，他躺在阳台的帆布椅上，退休了的客人中有一个不停地缠着他。这是个爱说话的俄罗斯老头（已经两次向利克讲过他的一生，头一次是一个讲法，从现在讲到过去；第二次又是另一个讲法，与前者截然相反。讲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一种成功，另一种失败）。他舒适地坐着，手指头摸着下巴，说：“我的一个朋友到这儿来了，说是‘朋友’，c'est beaucoup dire(4) ——我就在布鲁塞尔见过他两次，仅此而已。现在，唉，他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了。昨天——对，我想就是昨天——我无意间提到了你的名字，他说：‘怎么啦，我当然认识他——事实上，我们还是亲戚呢！’” “亲戚？”利克惊奇地问，“我几乎从来没有过亲戚。他叫什么？” “大概叫科尔杜诺夫——奥列格·彼得洛维奇·科尔杜诺夫……彼得洛维奇，对吗？认识他吗？” “这不可能！”利克喊道，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就是这名字。好好想想！”对方说道。 “这不可能，”利克又说了一遍，“你看，我过去总以为……这也太可怕了！你没把我的地址给他吧？” “给了。不过我理解你。你讨厌他，又觉得对不起他。到哪里都没有立足之地，受尽苦难，还拖家带口的。” “听着，帮我个忙。你难道不能告诉他我已经离开这里了？” “我要是见到他，就会这样讲的。可是……不巧啊，我刚刚在底下码头那里碰到他。哎呀，码头上的游船多可爱！这就是我所说的幸运之人啊。住在水上，想到哪里就扬帆到哪里。香槟酒，漂亮小妞，样样完美……” 老头咂着嘴，摇头晃脑。 这事太疯狂了，利克整个晚上都在想。真是一团糟……他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产生了这么一个念头——奥列格·科尔杜诺夫已经死了。理智的头脑没有必要主动地保持活跃状态，这是明摆着的道理之一，科尔杜诺夫的事早就被贬到最遥远的意识深处去了。现在科尔杜诺夫复活了，他不得不承认两条平行线最终有交叉起来的可能性。可是往日形成的观念在头脑里已根深蒂固，要排除它，既困难，又痛苦——要去除一个简单的错误观念，有可能使其他观念的整体秩序遭到破坏。他现在回忆不起来是什么信息让他得出科尔杜诺夫已经死了的结论。科尔杜诺夫遭了厄运的消息最初也是隐隐约约听说的，为什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个模糊的消息就变成了个链条，环环都不断得到加强呢？ 他们的母亲是表姐妹，奥列格·科尔杜诺夫长他两岁。一连四年他们都去当地同一所中学，这几年利克一想起来就恨从心起，以致不愿意回忆少年时代。说来也是，他少年时代的俄罗斯也许是浓云密布，这让他有理由不看重自己的任何回忆。不过梦就是到如今也依然存在，挡也挡不住。有时候在利克的梦里，科尔杜诺夫以真身出现，就是他自个儿的形象，环境也是少年时代的环境——在梦境导演的指导下，由以下陈设匆匆集合而成：一间教室，一些书桌，一块黑板，还有一块没有重量的干海绵板擦。除了这些场面真实的梦外，也有一些离奇的，甚至颓废的梦——也就是说，这些梦里科尔杜诺夫没有明确出现，但程序是由他编制的，充斥着他不可一世的幽灵，或者弥漫着关于他的谣言，梦境和梦境的影子不知为何都显露着他的本质。这种残酷的科尔杜诺夫式布景，意外之梦总是以它开演的，比利克记忆中的科尔杜诺夫直接来访的梦要糟糕多了。利克记忆中的科尔杜诺夫是一个高中学生，粗鲁，强壮，剪个寸头，长相英俊，却不面善。五官不错，但眼睛破坏了五官的匀称分布——两眼挨得太近，眼皮沉重粗涩，如皮革一般（怪不得大家给他起了个“鳄鱼”的绰号，因为他的目光里果真有一种尼罗河水般的混浊特质）。 科尔杜诺夫是一个没希望的差学生，带有典型的俄罗斯式绝望，中了邪一般的笨，成绩直线下降，在三四个班里换来换去，总是垫底的一名。学校里最年轻的男孩一茬一茬地赶上了他，见他就怕，提心吊胆地过上一年，然后松一口气，把他甩在后面。科尔杜诺夫是出名了的傲慢、邋遢、粗野，力气也大。谁要是跟他打了一架，房间里就总是有一股兽笼般的臭味。利克又是另一种情况，虚弱、敏感、傲气，容易受伤害，因此他就是一个理想的受气包，没完没了地受欺负。科尔杜诺夫总是一言不发就朝他扑过来，把他按倒在地，狠狠地折磨被压在身下不停蠕动的牺牲品。科尔杜诺夫张开巨大的手掌，做出下流猥亵的动作，直奔利克惊恐万状、吓得抽搐的隐秘部位。然后他会放开利克，这时利克的背上沾满了粉笔灰，耳朵疼得烧着了一般。他让利克太平一两个钟头，但还是重复一些没有意义的脏话，骂利克。然后他就又来劲了，几乎很不情愿地叹口气，又扑过来压在他身上，用牛角一般的指甲戳利克的肋骨，要么一屁股坐在利克的脸上休息。他精通恶霸的所有伎俩，伤人极重还不留痕迹，所以同学们对他都毕恭毕敬。同时，他对这位经常挨他欺负的同学还好像隐隐有恻隐之心，课间休息时故意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利克的肩头，一同走出走进，那只沉重的爪子心不在焉地摸着利克瘦削的锁骨，利克挣扎着要保持独立有尊严的样子，却是徒劳。就这样，利克的中学时代是饱受折磨的时代，不合常理，难以忍受。他也不好意思向任何人诉苦，一到晚上便冥思苦想怎样才能杀了科尔杜诺夫，结果只是想得心力交瘁。幸运的是，他们在校外几乎从没遇见过，尽管利克的母亲想和她的表姐拉近关系，因为表姐比她富得多，还有自个儿的马匹。后来革命开始重整乾坤，利克发现自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而十五岁的奥列格，已经留了小胡子，完全成了头野兽，在一片混乱中失踪了，他这才开始了一段幸福的安宁时期。可是没过多久，那个最初折磨他的大师后继有人，他落入了他们之手，遭受了更加巧妙的新折磨。 说来可悲，利克很少说起过去，就是偶尔说起时，也会强装笑脸不偏不倚地回忆这个据说已经死了的人。这样的假笑我们会用来奖赏一个遥远的时代（“想当年都是快乐时光”），它吃饱喝足了睡在恶臭笼子的一角。然而现在科尔杜诺夫经证实还活着，不管利克援引了怎样的成年人观点，也不能战胜似曾相识的无助感——被现实改变了形状但却更加明确的无助感——这种无助感在梦里压迫着他，梦中只见窗帘后面走出了梦境领主，一个黝黑的、令人恐惧的学童，傻笑着玩弄皮带的扣环。利克完全明白，就算科尔杜诺夫真的还活着，现在也伤害不了他，但一想到有可能遇上他，就觉得兆头不祥，难逃厄运。这样的感觉对他来说是太熟悉了，隐隐与整个邪恶体系相联系，好像又要受到虐待和折磨。 和那个老头交谈过后，利克决定尽量少待在家里。离最后一场演出只剩三天，所以不值得再折腾搬到别的公寓去。不过天气已经凉快多了，常伴着和风细雨，他可以出去一整天，比如说，穿过意大利边境，或进山游玩。第二天一大早，他正沿着一条窄窄的小道漫步，两边墙上挂满了花，突然看见一位壮实的矮个男人朝他走来。来人的服装与常见的地中海度假打扮有所不同——贝雷帽，开领衬衫，帆布登山鞋——但不知为何，不像是季节搭配，更像是贫困所致。乍看之下，最先让利克吃惊的是来人的身材，印象中那么大的块头，怪物一般，到跟前才发现，其实个头和他自己差不多一样高。 “拉夫连季，拉夫鲁沙，你难道认不出我了吗？”科尔杜诺夫停在小道中央，拖长声音说道。 他面色灰黄，五官粗大，脸颊和上嘴唇一带有一片粗糙的黑影，一口坏牙时隐时现，傲慢的鹰钩鼻，混浊的目光带着狐疑——全都是科尔杜诺夫式的，即使时隔太久不太真切了，但不容置疑是他的。可是利克看着看着，科尔杜诺夫曾经的模样悄无声息地消解了，站在眼前的是一个邋遢肮脏的陌生人，长着一张恺撒的大脸，不过是个衣衫破旧的恺撒。 “让我们像真正的俄罗斯人那样接吻吧。”科尔杜诺夫咧嘴一笑说，把他带有咸味的冰凉脸颊在利克孩子气的嘴唇上贴了片刻。 “我一眼就认出你了，”利克含混不清地说，“我昨天刚从《人名录》里听说了你，加夫里柳克。” “那东西靠不住，”科尔杜诺夫打断他说道，“Méfie-toi。(5) 好，好，在这里碰到了我的拉夫鲁沙。了不起啊！我很高兴。再见到你很高兴。这是你的命！记得吗，拉夫鲁沙，我们经常一起去抓鱼。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那是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一。最美好的。” 利克记得清清楚楚，他从来没有和科尔杜诺夫一起钓过鱼，可是他眼下觉得困惑，打不起精神，也有点胆怯，就不好意思说这位陌生人盗用了本不存在的往事。他突然觉得自己有点扭扭捏捏，穿得也过于讲究。 “有多少次，”科尔杜诺夫继续说，饶有兴趣地打量利克淡灰色的裤子，“过去这些年里，不知有多少次……哦，没错，我不知多少次想起你。对，真是想起了你！我在想，我的拉夫鲁沙现在在哪里？我常跟我的妻子提起你。她以前可是个漂亮女人。你现在干哪一行呢？” “我是个演员。”利克叹息道。 “恕我冒昧，”科尔杜诺夫诡秘地说，“我听说在美国有个秘密会社，他们认为‘钱’这个词不正派，如果要付钱，他们会把钱包在厕纸里。真的，只有富人才入这样的会，穷人没有时间干这个。现在，我想要的就是这东西。”说着他带着疑问神色眉毛一扬，伸出两个指头和大拇指做了个粗俗的数钱动作——数现金的动作。 “唉，不行！”利克故作天真地叫道，“今年我大部分时间没戏演，收入惨淡啊。”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清二楚，”科尔杜诺夫微笑道，“不管怎样……哦，没错——不管怎样，有个计划，我要找时间跟你谈谈。你能好好赚一笔。你眼下有急事吗？” “这个嘛，你看，我其实是要去博尔迪盖雷(6) ，去一整天。坐大巴去……明天还……” “太遗憾了——你早告诉我的话，我在这里认识个俄罗斯司机，他有辆漂亮的私人汽车，我可以带你逛遍里维埃拉。你这个傻瓜！好，好，我送你到汽车站。” “我无论如何得马上走了。”利克插话道。 “告诉我，你家里人怎么样了？……娜塔莎姨妈怎么样了？”科尔杜诺夫心不在焉地问。他们沿着一条拥挤的小街道走，小街下去就是海滨。“我明白，我明白。”听了利克的回答，他点头说道。突然，他邪恶的脸上飞快地闪过一丝疯狂罪恶的神色。“听着，拉夫鲁沙，”他说道，不由自主地把利克推到狭窄的人行道上，把脸凑近利克的脸，“遇见你对我来说是个好兆头。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并非一切都完了。我必须承认，前几天我还认为一切全完了呢。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唉，现在人人都会这么想。”利克说。 他们走到了海边。大海在阴沉的天空下有点浑浊，泛着波浪，泡沫不时飞过护栏，溅到人行道上。四下无人，只有一位孤独的女士坐在一条长凳上，穿着宽松的裤子，大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 “这样，给我五法郎，我给你买点香烟，你路上抽。”科尔杜诺夫急急说道。拿上钱后，他语调一变，又很轻松地说：“看，那边就是我亲爱的夫人——你先陪她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利克走到这位金发女士跟前，像背台词一样说道：“您丈夫马上就回来，他忘了介绍我，我是他的表弟。” 与此同时，一阵碎浪凉凉地溅在他身上。女士抬起英国人的蓝眼睛望望利克，不慌不忙地合上她的红皮书，一言不发地走了。 “开个玩笑，”科尔杜诺夫再次出现，喘着气说，“Voilà(7) ，我拿几根自己抽。对了，恐怕我的小女人没时间坐在长凳上看海了。我求你，答应我以后再见面。记住这个好兆头！明天，后天，什么时候都可以。答应我！等等，我给你留个地址。” 他抓过利克的皮面金边的崭新笔记本，坐下来，往前挺着青筋暴胀的汗津津的额头，并拢膝盖，写下了他的地址，又仔细读了一遍，令人厌烦，在一个字母i上重新打了点，在一个词下面画了加重线。不光写了，还画了一幅街道草图：这样走，这样走，再这么走。显然他给人写地址不止一次了，别人以忘记地址为借口让他白等一场也不止一次了。所以他现在写地址很勤奋，很用力——用力之猛，几乎就像在写咒语。 公共汽车来了。“好，我等你来！”科尔杜诺夫叫道，扶利克上了车。然后他转过身，满怀希望，精神抖擞，坚定地沿着海边走了，好像有什么紧急的重要事情要做，尽管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乡下酒鬼。 第二天是个星期三，利克到山里去了一趟。星期四的大半天他都躺在自己的房子里，头疼得厉害。晚上有演出，第二天又要出发去别处。下午大约六点钟，他出门到钟表店取回了手表，又买了一双好看的白鞋——这个创新他想了好久了，要在第二幕上亮出来。他拨开珠帘，从店里出来，鞋盒子夹在腋下，与科尔杜诺夫撞了个满怀。 科尔杜诺夫的问候不似以前那么热情，反而有点嘲弄的意味。“啊哈！你这一次不会设计逃走了吧，”他说，牢牢抓住利克的胳膊肘，“来，咱们走吧！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生活，怎么工作的。” “我今晚有演出，”利克反对道，“再说明天我就要走了！” “正好，我的朋友，正好呀。要抓住机会！利用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王牌在手，必胜无疑！走吧，快点走吧。” 科尔杜诺夫重复着互不相关的词语，使尽讨人厌的浑身解数模仿一个高兴到极限甚至超越极限的人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的喜悦（蹩脚的模仿，利克心下暗想）；他推着身体虚弱的伙伴，走得很快。整个剧团的演员们正坐在街角一家咖啡馆的阳台上，看见了利克，一个个微笑着向他打招呼。那漫不经心的笑容实际上不属于剧团里的任何一位成员，只是从每个人嘴唇上一掠而过，就像一块与人无关的阳光反射在嘴唇上一般。 科尔杜诺夫领着利克沿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街往上走，四处歪歪斜斜地散落着昏黄的阳光。利克从没来过这个破旧、肮脏的街区。拥挤的房屋正面没有遮挡，高高耸起，两边似乎斜立在人行道上方，屋顶几乎挨在一起。有几处屋顶就完全相连，形成拱顶。门口晃荡着脏兮兮的孩子，街边的阴沟里流淌着臭气熏天的污水。突然间科尔杜诺夫改变了方向，推着他进了一家商店。他炫耀了一句最粗俗的法语俚语（好多俄罗斯流浪汉都是这样的），用利克的钱买了两瓶酒。显然他在这家店里赊账由来已久，这会儿有了钱，便手舞足蹈，高兴至极，打招呼全是惊叹句，令人恶心。可是店主和店主的岳母听了后，一概毫无反应，这让利克更不舒服。他们又往前走，拐进一个胡同。原以为他们刚刚走过的恶心街道代表了肮脏拥堵之极限，可是眼前的这个胡同，头上挂着松垂的洗晾衣物，体现出更加严重的颓丧状态。一个小广场一头大一头小，走到拐角处时，科尔杜诺夫说他先进去，让利克跟在后面，朝一个黑洞般敞开的门走去。就在这时，一个金发小男孩从里面跑了出来，一见科尔杜诺夫迎面而来，转身就往回跑，撞上了一个桶，发出刺耳的响声。“等等，瓦休克！”科尔杜诺夫喊道，挤进了他家昏暗的寓所。他一进去，里面就传来狂乱的女人声音，嚷嚷着什么，听声调好像是一贯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不过这尖叫声突然停了，过了一会儿，科尔杜诺夫探出身来，咧嘴示意利克进去。 利克跨过门槛，发现进了一间天花板很低的昏暗屋子。四面光秃秃的墙壁上有走向不明的曲线，墙角也不成墙角的形状，好像有可怕的压力从顶上压下来，弄得墙壁扭曲变形了一般。屋里到处是脏兮兮的舞台道具，破烂不堪。刚才见过的那个小男孩坐一张塌陷的双人床上，一个块头极大的金发女人赤着一双厚实的大脚从屋子一角转了出来。她浮肿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她的面容，甚至眼神，都隐隐发黑，或是因为疲劳，或是因为忧伤，或是因为上帝才知道的原因），见了利克，一言不发地打了个招呼。 “认识一下，认识一下。”科尔杜诺夫自嘲地咕哝道，说着就动手开酒瓶。他的妻子把一些面包和一盘西红柿放在餐桌上。她如此沉默寡言，倒叫利克心生怀疑，刚才尖叫的女人是不是她。 她坐在房间靠里面的一张长凳上忙起自己的事来，在擦什么东西……一张铺开的报纸上好像放着一把刀——利克不敢凑近看。那个小男孩眼睛发亮，走到墙跟前，小心地演习了几次，最终溜到街上去了。屋里苍蝇很多，不断疯狂地扑向餐桌，落在利克的脑门上。 “好吧，我们喝一杯。”科尔杜诺夫说。 “不行——我是不能喝酒的。”利克刚要拒绝，又想起噩梦中非常熟悉的受虐情景，抵抗不过，便答应下来——他咽下一口酒，结果引发了一阵咳嗽。 “不让喝酒更好。”科尔杜诺夫叹口气说，伸出手背擦擦颤抖的嘴唇。“你看，”他继续说，给利克和自己的杯子填满酒，“情况是这样的。现在进入业务洽谈！请允许我给你大概说一下。夏天头上，我在这里工作了一个多月，收集海边的垃圾，和一些俄国人一起干。不过你非常清楚，我是个实话实说的坦率人，要是有无赖出现，我会站出来说：‘你是个无赖。’如有必要，我会猛抽他的嘴巴。就这样，有一天……” 科尔杜诺夫开始讲了，详详细细地讲，翻来覆去地讲，讲的是一段乏味的悲惨故事，给人的感觉是他的生活中长期以来不缺这样的故事。故事里有羞辱，有失败，从不光彩的游手好闲，到同样不光彩的脏活累活，如此循环，心情沉重，最后这些经历排成不可避免的一行，长期以来就是他的职业。这时利克已喝完了第一杯酒，觉得要醉了，但还是继续一点一点地啜饮着，心里反感也不好露出来。一股麻酥酥的雾气渗进了他身体的每个部位，但他不敢停下来，仿佛拒绝喝酒就会让他蒙羞受辱，受到惩罚。科尔杜诺夫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不停地说话，一只手摸着餐桌边，偶尔抬手一击，强调某一句特别严重的话。他的头几乎全秃了，面色如土，眼下有眼袋，鼻孔动来动去，样子很怪，凶神恶煞一般——这一切与当年欺负利克的那个强壮英俊的学童形象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当年的噩梦至今没有改变，甚至变本加厉。 “你都听到了，朋友——这都不再重要了，”科尔杜诺夫说道，换了一个腔调，不像刚才的叙述语气，“老实讲，这个小故事我上一次就打算说给你听。当时我就突然想到，你我相遇，那是命中注定——我信古老的宿命论——可以说，你就是我的救星。可是现在我明白了，首先，你——恕我直言——就像个犹太人一样小气；第二……谁知道呢，也许你真的没有能力借钱给我……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个话题不说了！还要说的话，那就只剩一个问题，一笔小钱，好让我不必步行回家——这要求太奢侈——但没有钱就只能爬回去了。我讨厌一脸污泥地爬回去。我不求你任何事，低声下气不是我的风格。我想要的是你的意见，对某些事情的看法。这只是个哲学问题。女士们没必要听。你怎么解释这一切呢？你看，如果有个确定说法的话，那就好，我满脸是泥也甘心忍受。有解释就意味着这一切之中有合乎逻辑的正当道理，也许其中的道理对我有用，或者对别人有用，我不知道。现在，给我解释一下：我是个人——这一点你肯定不会否认，对吧？那就好。我是个人，血管里流着跟你一样的血。不管你信不信，我是我已经故去的妈妈最疼爱的独生子。小的时候我爱恶作剧，长大了我去参战，从此不得安宁——上帝，不得安宁啊！出了什么错？不，你告诉我——出了什么错？我只是想知道出了什么错，知道了我就满足了。生活为什么有条不紊地诱惑我？为什么我被指定为悲惨无赖中的一分子，遭受每一个人的唾弃，受骗，挨打，被投入大牢？我这里给你举个例子：在里昂，一场冲突后他们带走了我——我不妨补充一句，我做得绝对正确，我现在还后悔没有干掉他——好吧，警察带走了我，我怎么抗议他们也不管，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他们在我脖子上扎进一只小钩子，就扎在这里，活生生扎进肉里啊。我问你，这算是哪一种待遇啊？然后警察又把我带进了警察局，我就像一个梦游者一样轻飘飘地走过去，因为多动一点我就会痛得眼前发黑。好了，你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对待别人？为什么突然就这么对待我？为什么我的第一任妻子跟一个切尔卡西亚人(8) 跑了？为什么一九三二年，有七个人在安特卫普港的一个小房间里几乎把我打死？看看这一切吧——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这些破衣烂衫，这些破墙，那边的卡佳？我生活的故事吸引着我，长期吸引着我！这难道不是杰克·伦敦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你写小说吗？我生活在一个腐败的国家——好。我一心要赶上法国人。行！可是先生们，我们必须找到解释！我曾经和一个年轻人谈话，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回俄罗斯？’究竟为什么不回呢？回与不回有多大差别呢？回去了，他们照样迫害我，敲掉我的牙齿，把我扔进冰窖，然后请我吃枪子——可那里的迫害至少是直来直去的。你看看，我甚至愿意尊重他们——上帝知道，他们是直来直去的杀人犯——而这里的恶棍会想出各种法子折磨你，你实在受不了，就会产生乡愁，想念俄罗斯直来直去的老式子弹。嘿，你干嘛不看着我——你，你，你——你难道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不，我什么都明白，”利克说，“只是请原谅，我不舒服，必须走了。我得赶快回剧院。” “别急，就等一分钟。有几件事情我自己是明白的。你是怪家伙……说吧，好歹给我出个价……说呀！反正你可以浇我一身金币，对不对？听好了，你知道吗？我要卖给你把枪——那东西你拿着演戏很管用：砰，主人公就完蛋了。连一百法郎都不用，可是我需要不止一百法郎——我要你出一千法郎买下它，怎么样？” “不，我不要，”利克无精打采地说，“再说真的没有钱。我自己也吃尽了苦头，又饿又……别，我再不喝了，我觉得不舒服。” “你一直在喝，你这狗娘养的，会有什么不舒服。好了，忘了它吧。我这么做就是要看看你会怎么说——我不让你买就是了。只是请你回答我的问题。是谁决定我该受苦，然后又判我的孩子遭受同样的俄罗斯厄运？就一分钟，不过——我要是也想穿着睡袍坐下来听收音机呢？是什么地方出了错，嗯？就以你为例——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你走路昂首阔步，住宾馆，搂着女演员亲嘴……那是什么原因？说呀，给我解释一下。” 利克说：“我最终是有——碰巧有了……唉，我不知道……一点不大不小的戏剧天分。要说就这么说吧。” “天分？”？”科尔杜诺夫叫道，“我让你看看什么是天分！你要是明白了天分，你就在裤裆里烹调苹果酱——坐立不安吧！你是个脏耗子，朋友。那才是你的天分。我得说那还是好天分！”（科尔杜诺夫非常拙劣地装出捧腹大笑的样子，笑得全身发抖）“那么照你所说，我是最低等、最下贱的害虫，活该没有好下场？说得好，说得妙。一切都解释清楚了——答案找到了，找到了！王牌在手，铁板钉钉，畜生受死！” “奥列格·彼得洛维奇心绪很乱——现在你也许该走了。”科尔杜诺夫的妻子突然说话，声音从屋角传来，带着很重的爱沙尼亚口音。她的话音里没有分毫感情色彩，听起来呆板生硬。科尔杜诺夫在椅子上慢慢地转过身来，手的姿势没有变动，好像个没生命的东西被放在桌上，眼睛出神地盯着妻子。 “我没有硬留任何人，”他说道，声音又轻柔又欢快，“别人也不要硬留我，我就感激不尽。别人也不要教我怎么做。那么再见，先生。”他补充道，没有看利克，倒是利克不知为何觉得有必要这么说一下：“到了巴黎我会给你写信，一定……” “这么说他要给我写信，是吗？”科尔杜诺夫轻轻地说，看样子还是对着妻子说。利克费了些劲才从椅子上站起来，往她那边望去，但突然一转身，撞到了床。 “走吧，没事的。”她平静地说。随后，利克客气地笑笑，跌跌撞撞地出了门。 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解脱了。他终于逃出了那个喝醉后满嘴道德说教的傻瓜自行运转的轨道。接着他觉得越来越难受：胃不舒服，胳膊和腿仿佛都不属于自己。这叫他晚上怎么演出？最糟糕的是浑身不适，好像到处是坑坑点点，觉得要犯心脏病了。仿佛有一根无形的尖桩冲他刺来，随时会将他钉住，动弹不得。这就是他为什么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甚至还时不时停一下，退一下。不管怎样，他的意识还是很清晰的，他知道离演出开始只有三十六分钟了，他也认得回家的路……不过有个更好的主意，那就是下到防波堤那里，坐在海边，让自己缓过劲来。会过去的，会过去的，只要不死就行……他也明白太阳刚刚落山，天空已经比地面更亮，更柔和。好一通多余的胡言乱语，招人厌烦。他走着，数着步数，但有时会数错，路过的人会回头看他一眼。欣慰的是，他没有碰到很多人，因为这会儿正是神圣的晚餐时刻。他走到海岸边，发现这里非常荒凉。码头上亮着灯，在映着色彩的水里投下长长的影子。那些明亮的光点和倒过来的感叹号似乎在他的脑海里若明若暗地闪动。他在一张长椅上坐下，可是一坐下尾椎骨就疼，便闭上眼睛。接着只觉得天旋地转，心脏就像一个可怕的球，映在黑沉沉的眼皮内侧。为了让天旋地转的感觉停下来，他睁开眼睛，想定睛观瞧——看看晚星，看看海上黑沉沉的浮标，看看人行道尽头上一棵朦胧的桉树。这一切我都熟悉，他心想，这一切我都看得明白。晚色中，那棵桉树竟像是一棵高大的俄罗斯白桦。敢情要死了吗？死得这么没出息……我觉得越来越不行了……我会怎么样啊……啊，我的上帝！ 约摸十分钟过去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的手表在滴答走动，很巧妙地躲开他的视线。他想到死的同时恰恰想到半小时后演出时的情景，他将从幕后出来，走到明亮的舞台上，说出他那个角色的第一句话：“Je vous prie d'excuser, Madame, cette invasion nocturne。”(9) 这句话清晰而优雅地刻在他的记忆中，似乎比疲惫的海浪拍打、泼溅的声音真切得多，比附近一家别墅石墙后面传来的两个女人的欢笑声音真切得多，也比科尔杜诺夫刚才说过的话真切得多，甚至比他自己的心跳真切得多。突然间，他难受的感觉达到了令他惊慌的程度，他连忙站起来，沿着护栏往前走，头昏眼花地扶着护栏，凝视着夜色下深蓝如墨的大海。“无论如何，”利克大声说，“我必须冷静下来……赶快缓过劲来……缓过来就死不了。”人行道开始下坡，护栏也没有了，他慢慢走下去，嘎吱嘎吱地走过沙石海滩。海滩上除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外再没有别人。那人正好仰卧在一块大石头旁，两脚摊开，两腿和肩膀的轮廓不知为何让利克想起了科尔杜诺夫。利克摇摇摆摆走不稳当，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只是下意识地往水边走去，准备用手掬点水浇在头上。但水流在流动，有打湿双脚的危险。我调整调整气息，也许能脱下鞋和袜子，他心想。就在此刻，他记起来那个装着他新鞋的纸盒子。他把那个纸盒子落在了科尔杜诺夫家里！ 八!零!电!子!书 !w!w!w!!t!x!t!8! 0!.!c!c 一想起此事，盒子的模样太有刺激作用了，一切马上变得简单起来。这救了利克，同样道理，危急之势有时候也是通过理性思考得以挽救的。他必须马上拿回这双鞋，幸好时间还够。只要鞋子拿回来，他就能穿着新鞋上舞台。（这一切清清楚楚，合乎逻辑。）他忘了胸闷，忘了迷迷糊糊的感觉，忘了恶心，赶紧爬回人行道。一辆空出租车刚刚驶离路对面的别墅车道，他用低沉响亮的声音叫住它。车子刹住了，发出了一声撕裂似的呻吟。利克拿出笔记本，让司机看了写在上面的地址，叫司机尽可能开快一点，尽管整个路程——从这里到那里，再到剧院——不会超过五分钟。 出租车出了广场，朝科尔杜诺夫家的方向驶去。那边聚起了一大群人，司机不停地按喇叭，车子这才挤了过去。科尔杜诺夫的妻子坐在街边喷泉旁的一把椅子上，前额和左脸颊上血光闪闪，头发凌乱。她笔直地坐着，一动不动，四周围着好奇的人。她的儿子挨着她站着，也是一动不动，衬衫上满是血迹，一只拳头遮着脸，宛如一个舞台造型。一个警察误把利克当作医生，陪着他进了屋子。一个死人躺在洒满陶瓷碎片的地板上，嘴里打了一枪，脸炸飞了，摊开的双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白鞋—— “这双鞋是我的。”利克用法语说。 (1) 　夹杂着俄语的法语，我太年轻，没能参加上……怎么说来着……那场世界大战……大战 。 (2)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大战 。 (3)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再见 。 (4) 　法语，言过其实 。 (5) 　法语，要小心 。 (6) 　Bordighera，意大利西北边陲小镇。 (7) 　法语，拿着 。 (8) 　Circassian，西亚民族，高加索人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 (9) 　法语，深夜打扰，请原谅，夫人 。 O小姐 一 我经常注意到，我把自己过去的一些宝贵经历赋予我小说中的角色以后，它就会在我将它匆匆放入的人造世界中变得干瘦起来。虽然它在我的意识中苟延残喘，但它的人性温暖、它无穷的回味性都消失殆尽，不久就变得更像我的小说，不像我自己的过去，即使它看上去似乎很安全，不会受艺术家的侵扰。房屋在我的记忆中无声地倒塌，就像很久以前无声电影中房屋倒塌的情形一样。我曾经的法国家庭女教师的肖像被我借给了我写的一本书里的一个小男孩，所以眼看就要消失，隐没在我所描写的与我完全无关的童年之中。内心中的我在和小说家的我斗争，于是就有了如下不顾一切的努力，要挽回对那位可怜小姐的回忆。 小姐是个又矮又胖的壮实女人，一九○五年进入我们的生活，那时我六岁，我弟弟五岁。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她浓密的乌发，高高盘起，隐隐有点花白。光秃秃的额头上有三道皱纹，眉头突出，黑边夹鼻镜后面有一双冷冰冰的眼睛。上嘴唇上有残留的唇须，满脸雀斑，发怒的时候，三层下巴的第三层，也就是最肥厚的那一带，就会变得格外红，威风凛凛地垂在花边衬衣上方。她坐下的时候，更确切地说是她在应付坐下这项任务的时候，下巴上的肉在颤动，一侧有三颗纽扣的巨大臀部小心翼翼地下降，直到最后一刻，整个大块头重重地落到柳条扶手椅上，吓得椅子发出一阵劈里啪啦的爆响。 她来的那个冬天是我童年时期唯一一个在乡下度过的冬天。那年到处是罢工、暴乱，警察也在狂捕滥杀。我估计父亲是希望让家人逃离城市，躲到我们家在乡下的僻静庄园上去。他在当地农民中颇有威望，估计借此可能会降低分田分地的危险，结果证明他估对了。那也是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下了很多雪，和小姐没来前料想会在遥远的俄罗斯极北寒天中见到的雪一样多。当她在那个小站下车时，我没有在那里迎候她，她还得乘雪橇走六英里路才能到达我们在乡下的家。不过如今我倒要想想看，在那次难以置信、不合时宜的旅行即将结束时，她看见了什么，有何感受。我知道她的俄语词汇量只是由一个短短的词构成的。很多年以后，她将同样带着这一个孤独的俄语词回到瑞士去——那是她的法国父母生她的地方。这个词，按照她的发音可以从语音学上界定为“giddy-eh”（实际上是gde，其中的e就如英文词“yet”中的e），意思是“在哪里”，这就算是学到很多了。这个词她说出来就像是迷途的鸟儿沙哑地叫唤，再加上问句一般的力量，足以满足她的所有需要。“Giddy-eh？Giddy-eh？”她总是这样喊叫，不光是要搞清楚自己身处何方，而且也表达了一个苦难深重的事实：她是一个外地人，遇了海难，身无分文，处境艰难，正在寻找一块受神庇佑的陆地，在那里最终有人能听得懂她的话。 我通过想象能看到她的模样，刚刚下了火车，站在站台的中央，我那幽灵般的使者朝她伸过去一只胳膊，但没有用，她看不见。候车室的门开了，发出一声颤抖的哀鸣，这是浓雾之夜特有的响声。一股热气扑了出来，如同轮机的大烟囱里冒出来的蒸汽。这时我们的马车夫扎哈尔——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穿着羊皮大衣——从他的红腰带里掏出一双刚才塞进去的大手套戴上。我听见雪在他的毛毡靴下吱嘎作响，原来他正在忙着搬行李，接着又叮叮当当地套马具，然后一边大踏步走回雪橇，一边用食指和大拇指娴熟地擤鼻涕。小姐战战兢兢地缓缓爬上雪橇，怕得要死，紧紧抓住拉她上雪橇的人，生怕她巨大的身体尚未坐稳雪橇就滑行起来。最后她哼了一声，坐了下来，将拳头伸进绒毛稀疏的皮手笼里取暖。赶车人嘴唇带着唾沫咂吧一声，马儿们夹紧臀部，挪动蹄子，接着又夹紧臀部。小姐的身子向后一晃，沉重的雪橇被拉出了钢铁、皮毛和肉的世界，进入一种没有摩擦的环境。它沿光滑的路面滑行，似乎没挨着地一般。 过了一会儿，车站广场尽头的一盏孤灯突然亮起来，灯光照耀下只见一个大得夸张的影子，也戴着皮手笼，和雪橇并排跑，爬上了浪涛滚滚的雪地。然后这个影子消失了，留下小姐被吞没在一望无际的“la steppe”(1) 中。她后来用这个词说当时的情景时，既兴趣盎然，又充满了敬畏。在那无边的昏暗之中，远处村庄里闪出忽明忽暗的灯光，在她看来像是黄黄的狼眼睛。她很冷，冻僵了，似乎连“头脑的中心”都冻住了——这一句古老的格言最合适，她要是不用的话，还不知会用上什么漫无边际的夸张修辞。她时不时回头看看，驮着她的行李箱和帽子盒的另一辆雪橇是不是跟在后面——它总是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就像探险者所描绘的行驶在极地水域上的船只一样，幽灵般互为陪伴。别让我遗漏了月亮——毫无疑问，肯定有个月亮：一轮圆月，无比皎洁，和俄罗斯弥漫的寒霜相得益彰。它过来了，从一团团斑驳的小云朵中驶了出来，给云朵染上了隐隐的晕彩。它越升越高，照亮了路上留下的雪橇划痕。路面上每一堆积雪都闪着亮光，旁边落下一个臃肿的阴影，使雪堆更加分明。 很美丽，也很荒凉。可是这栩栩如生的梦境里我又在做什么呢？不知为何，那两辆雪橇已经滑远了，它们把我的想象留在了身后遥远的蓝白色路上。不，就连我耳中振动着的也不是它们远去的铃声，而是我自己的血液在歌唱。万籁俱寂，我昔日俄罗斯的荒野上空那个闪亮的大圆盘让一切显得那么美妙迷人。不过这雪是真的。我弯下腰，掬起一捧，四十五年的岁月在我的指缝里碎成了闪闪的霜尘。 二 一盏煤油灯驶进了薄暮之中。它轻轻地漂浮，轻轻地下楼。记忆中有一只手，戴着一个男仆的白色手套，将灯放在了一张圆桌的桌面中央。灯苗调得不大不小，一个镶着荷叶丝边的玫瑰色灯罩拢住了灯光。灯光里映着一间温暖明亮的屋子，外面大雪纷飞。这个家——很快就被称为“le chateau”(2) ——是我太祖父建的。建时怕发生火灾，楼梯都做成了铁的，这样即使房屋彻底烧毁了——苏维埃革命之后就烧毁了——那些生锈了的楼梯仍在，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还能照常上上下下。 请再说说那间屋子吧。椭圆形的镜子，挂在两根紧绷的细绳子上，明亮的镜面呈倾斜状，使劲要把家具和地板都纳入镜中。镜中的家具要倒了一般，闪亮的地板变成了一道斜坡，都想滑出镜子的怀抱。再看枝形吊灯上的悬饰，任何时候往楼上的房间里搬东西，它们都会发出细细的叮铃声。还有那些彩色铅笔，一小堆翠绿色的铅芯粉末堆在油布上，旁边一把折叠刀，它刚刚尽了自己要反复尽的责任。我们坐在桌子旁，我、弟弟，还有时不时看看手表的鲁宾逊小姐：这么大的雪，路上肯定糟糕透了；再说，这位即将接替她当家庭女教师的法国人不熟悉这里的情况，还要交代很多专业方面的棘手问题呢。 现在，再来详细说说那些彩色铅笔吧。绿色的那支，手腕只需转动一下就能削好，铅芯够画出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或者画出一间正在煮菠菜的房子烟囱里冒出的烟。蓝色的那支，可以画一条直线穿过页面——大海的地平线就遥遥看见了。还有一支说不清什么颜色的钝头铅笔不停地进入视线。棕色的那支总是断，红的也总是断。不过有些时候，刚刚断了就找一个小木片别住断头，让松动的笔尖挺立不倒，仍然能凑合着用，只是不一定很牢。那支紫色的小伙伴是我特别喜欢的，用得很短，都快抓不住了。只有那支白色的，铅笔里瘦长的白大个，还是原有的长度，或者说至少在我发现它很好用之前一直保持着原有的长度。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不在纸上留下任何痕迹的冒牌货，而是一支理想的画笔，我用它乱画一通，也觉得很像我想画的东西。 唉，这些铅笔也被我分发给我书中的角色了，它们让我虚构的那些孩子们忙碌着，所以现在它们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了。在某一章书里的某一家公寓里，在某一个段落里的某一间租住的屋子里，我也曾经放置过那面斜镜，那盏油灯，那些枝形吊灯的悬饰。如今留下来的没几样东西了，很多东西都被滥用掉了。我把博克斯（管家的宠物狗鲁鲁的儿子和丈夫），那只在沙发上熟睡的棕色老达克斯猎狗，也送出去了吗？我想没有，它依然是我的。它那灰白的口鼻埋在后腿弯里，皱巴巴的嘴角堆起了一团肉，不时发出深深的叹息，吸进去的气令肋间鼓胀起来。它太老了，睡得那么沉，不知做了多少梦（梦见可以啃一啃的拖鞋和一些刚闻过的气味），以至于门外响起微弱的门铃声时它都没动一下。这时前厅的门带着风打开了，一阵叮当响。她总算来了，我多么希望她不要来呀。 三 另一条公狗虽然性格温和，但是属于凶猛的大丹狗，所以不让它进到家里来。接下来的几天里——如果不是第二天，就是那之后的某一天——发生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它发挥了重要作用，令人欣慰。当时家里碰巧只留下我和弟弟来应付这位新来者。现在回想起来，我母亲可能几个小时前去圣彼得堡了（大约五十英里的路程），父亲在那里卷入了那年冬天发生的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母亲有孕在身，十分紧张。鲁宾逊小姐并没有留下来给小姐交代工作，她也走了——也许是我三岁的妹妹缠着她，她只好跟着去了。为了证明我们不该受此对待，我立即想出一个计划，把一年前搞过的一场激动人心的闹剧又折腾了一遍。那一次是逃离亨特小姐，地点在人多热闹的威斯巴登庄园，庄园里落英缤纷，美如天堂。这一次则在荒郊野外，四面白雪茫茫，所以很难想象我策划的这次行程到底要去何方。我们刚刚结束第一次和小姐一起的下午散步，回来时又恼又恨，气得心怦怦乱跳。我们非得听一种我们不熟悉的语言（我们所了解的法语仅限于几个日常用语），要熟悉它就得放弃我们喜欢的所有习惯，这都是我们不能忍受的。她答应我们的bonne promenade(3) 结果是绕着我家房子无聊地走，一路上积雪倒是清扫了，但地面上结了冰，还有沙子。她让我们穿上我们即使在最寒冷的日子里也从来没穿过的衣服——可怕的长筒靴和风帽，害得我们每动一下都很艰难。夏季的花坛一带积雪像凝脂一般光滑，我们忍不住想上去勘探一番，她却不许我们去。她也不许我们在屋檐下方走，因为屋檐下悬挂着巨大的冰柱，整个像架管风琴，在夕阳下燃烧一般地闪亮。散步一回来，小姐还在门厅的台阶上喘气，我们扔下她冲进家中，让她以为我们会藏在某个偏僻的小屋子里。实际上，我们是跑到了家的另一端，然后穿过一段走廊，又跑进了花园里。前面提到的那条大丹狗正在摆开架势朝附近的雪堆移动，就在它决定先抬哪条后腿时，看见了我们，便立刻欢快地跟上我们跑了。 我们三个沿着一条相对好走的小径，穿过比前面更深的积雪，来到去村庄的路上。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黄昏不可思议地突然降临。弟弟说他又冷又累，但是我逼着他往前走，后来让他骑上了那条狗（此刻，它是我们三个当中唯一还在自得其乐的）。我们已经走了两英里多的路了，月亮亮得出奇，弟弟也一声不吭了，时不时还会从狗背上掉下来。就在这时候，一个打着灯笼的仆人赶上了我们，把我们领了回家。“Giddy-eh? Giddy-eh？”小姐在门廊上发疯般大叫着。我红着脸从她身边走过，一句话也没说。弟弟眼泪夺眶而出，一五一十全交代了。大丹狗的名字叫图尔卡，它继续去干先前被打断的事：看房子周围的雪堆上有什么情况，好尽它的职守。 四 童年时，我们对人的手了解很多，因为人的手就垂在跟我们身材齐高的那个位置。小姐的手让人看了不大舒服，那紧巴巴的皮肤如同青蛙皮一样，上面布满了棕色的瘀斑状斑点。在她之前，还没有陌生人摸过我的脸。小姐一来就拍我的脸蛋，倒是真心疼爱的自然流露，却叫我极不自在。一想到她那双手，我就会想起她的各种特殊习惯。她削铅笔的动作像是给水果削皮，笔尖对着她紧紧裹在绿毛衣下面的胸部；那乳房又不喂孩子，却长得那么大。她还有个习惯，把小拇指塞进耳朵里，快速地抖动。每次给我一本新的习字本时，她都遵循同一种仪式。她会喘一阵粗气，嘴巴微张，连续不断地发出一系列快速的呼哧呼哧声，然后打开习字本，在里边弄出页边空白；也就是说，她会用大拇指甲划一条清晰的竖线，把页边顺着这条线折起来，压一压，再打开，用手掌抚平，然后快速地把本子掉转过来，放在我面前让我用。紧接着是一支新笔。她会用她柔软的嘴唇舔湿亮闪闪的笔尖，然后把笔尖像洗礼一般浸入墨水盒。于是每个字母的一笔一划都非常清晰，我看得高兴（尤其是因为先前的习字本写到最后都一片模糊了），就会非常认真地写下Dictée(4) 一词，这时小姐则从她的拼写测试集里搜寻一段既难又好的文字，准备听写。 五 与此同时，外面的背景也改变了。白霜和积雪被一个不言不语的道具管理员清理掉了。夏日的下午景色生动，疾云攀上蓝天，带眼状斑点的阴影在花园小径上移动。不久，课上完了，小姐在阳台上给我们读书，阳台上的垫子和藤椅在阳光下散发出浓烈的饼干香。阳光透过菱形和正方形的彩色玻璃射进来，碎成各种几何形状的宝石，落在白色的窗沿上，落在窗下盖着褪了色的白色印花布的长椅上。这是小姐状态最佳的时刻。 就在那阳台上，她给我们读了不知道多少卷书！她那尖细的声音不停地读，一刻也不减弱，一点不打磕巴，不带一点犹疑，就是一台令人称羡的阅读机器，丝毫不受她有毛病的支气管的影响。以下作品我们全听了：Les Malheurs de Sophie,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 La Petite Chose, Les Misérables, Le Comte de Monte Cristo ，(5) 还有好多其他的。她坐在那里，就像一座静静的监狱，读书声从里面被提取出来。她的上半身宛如佛像般一动不动，除了嘴唇之外，唯一动的部分就是她的一层下巴，是最小的却也是真正的那一层。黑边夹鼻眼镜闪着恒定的光。偶尔有一只苍蝇落到她严厉的前额上，额头上的三道皱纹便立刻全部跳将起来，就像三个赛跑者跨越三个跳栏。不过她脸上的表情不会有任何变化——那张脸我经常试图在我的速写簿上画下来，原因是它毫无表情，到处简单对称，这给我鬼鬼祟祟的铅笔带来的诱惑要远远大于我本该描画的物体——一盆花，或者眼前桌子上的鸭子摆设。 不久我的注意力就游荡得更远了，也许就是在这种时候，她那节奏分明的声音中罕见的纯净实现了其真正的目的。我看着一片云彩，几年后依然能想起它的具体形状。园丁在牡丹花丛里从容干活。一只鹡鸰走了几步，突然停了下来，仿佛想起了什么事情，接着又往前走，表演着自己的名字。(6)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只黄钩蛱蝶停落到门槛上，沐浴在阳光中，尖尖的黄褐色翅膀伸展开来，又突然收拢，正好露出翅膀内侧像粉笔写上去的小小字母，接着又突然飞走了。不过这个朗读过程中最为常见的迷人源泉还是阳台上的彩色玻璃，镶嵌在阳台两侧的白色窗框里，像小丑的脸一样被画得五颜六色。透过这些神奇的玻璃，花园看上去出奇地安静，远离尘世。如果透过蓝色的玻璃看，沙子就变成了煤渣，而墨黑色的树似乎在热带的天空中游泳。黄色的玻璃创造了一个琥珀色的世界，仿佛额外注入了阳光酿造的浓酒。红色的玻璃把枝叶变成深红色的宝石，滴落在珊瑚色的园中小径上。绿色的玻璃把草木浸泡在了更绿的绿水之中。看过了如此丰富多彩的玻璃后，再看一块毫无情趣的普通方玻璃，上面爬着孤独的蚊子，或者跛腿的长脚蜘蛛，那感觉就像一个并不渴的人喝了一口水一般。透过这块普通玻璃，还会看到熟悉的树下有一条实用的白色长凳。不过在所有的窗口中，只有这一扇才是多年以后炽热的思乡之情盼望透过而一窥往事的。 小姐从未意识到她那平缓的声音是多么有力。但她说下面这些话的语气却截然不同。“啊！”她一声叹息，“comme on s'aimait（难道我们不爱彼此么）！”“在城堡里度过的那些好日子！死去的蜡制娃娃，被我们埋在了橡树下！”［不对——那是一个用羊毛填充的丑布偶。］“那一次，你和塞尔日逃跑了，让我在树林深处跌跌撞撞地寻找，扯着嗓子喊叫！”［太夸张了。］“Ah, la fessée que je vous ai flanquée（天啊，那次我打你的屁股，打得好狠啊）！”［她试图打我，真有其事，但以后再没有动过手。］“Votre tante, la Princesse，(7) 你拿小拳头揍过她，因为她对我不好！”［不记得有此事。］“还有你悄悄给我讲你儿时烦心事的样子！”［从来没讲过！］“我屋里那个舒服的角落，你就喜欢窝在那儿，因为你在那里觉得又温暖，又安全！” 小姐的房间，不管是在乡下的还是在城里的，对我来说都是个怪异的地方——就像一个温室，庇护着一株枝繁叶茂的植物，散发着一股怪味，浓烈刺鼻。我们当时还小，她的房间就在我们隔壁，但她的房间好像不属于我们那个空气清新、环境舒适的家。在令人恶心的雾气中，散发着各种各样的臭气，其中有一种苹果皮氧化后的沉闷气味。油灯昏暗，书桌上各种古怪的东西闪着微光：一个放着甘草棒的漆盒子，她总是用削笔刀从甘草棒上切下一些黑色的碎片，放在舌头下慢慢含化；一张绘有湖泊和城堡的明信片，城堡的窗子上装饰着亮晶晶的贝壳；几个紧紧揉起来的锡箔纸团，都是她晚上吃巧克力剥下来的包装纸；几张她死去的外甥的照片，外甥的妈妈的照片，上面还有她的题字——悲伤的母亲；还有一个叫马兰特的先生的照片，他在家人的逼迫之下娶了一个富有的寡妇。 有一张照片放在所有的照片之上，镶有高贵的石榴石相框。照片上拍摄了一个黑发年轻女子的侧脸肖像，身材细长，穿着紧身连衣裙，长着一双勇敢的眼睛，头发浓密。“一条辫子跟我的胳膊一样粗，垂到我的脚踝那么长！”这是小姐戏剧化的评论。这就是曾经的她——然而我的眼睛看遍她现在这熟悉的身躯，无论如何也难找出相框里装的那个优雅形象。我和充满敬畏的弟弟发现了一些情况，使得要找出她当年优雅形象的任务更为艰巨。大人们看到的小姐是白天穿得严严实实的小姐，他们从来没见过我们小孩子在晚上看到的她的样子。晚上我们中的某一个做噩梦，尖叫起来，把她从睡梦里惊醒，她就头发凌乱，手里端着蜡烛，跺着一双光脚进了我们的卧室；血红色的睡衣包不住她那摇摇晃晃的大块头身材，睡衣的蕾丝金边在灯下闪烁，那模样活像拉辛荒诞剧里可怕的耶洗别(8) 。 我一生中睡眠一直很差。不管有多累，与意识分离的痛苦会引起我无法言说的反感。我诅咒睡眠之神，那个把我捆在木桩上的黑脸刽子手。这么多年之后，我已经习惯了夜里不能入睡的折磨，就算那把熟悉的行刑之斧眼看就要从天鹅绒大箱里拿出来，我几乎能昂首阔步地面对。不过我当初可没有这般从容，也没有如此的防卫之术：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扇通向小姐房间的半开半掩的门。门上一道垂直的微弱亮光正是我能依赖的东西，因为在彻底的黑暗中我会头晕，正如灵魂会在昏暗的睡眠中消解一样。 星期六晚上通常会有快乐的期盼，因为那是小姐每周纵情享受的洗澡时间，这样门缝上的那道微弱亮光也就让我受用得更久一些。不过接着又有更加微妙的折磨来临。在我家位于圣彼得堡的房子里，育儿室的浴室在一道之字形走廊的尽头，离我的床大约有二十次心跳的距离。我一面害怕小姐从浴室回到她开着灯的卧室，一面羡慕弟弟木讷的鼾声，除此之外，我无法真正利用这段时间让自己迅速入睡，因为黑暗中的一个小亮缝说明我怎么努力都是徒劳。终于它们来了，那些不可阻挡的脚步，沿着走廊重重地走过来，震得某个悄悄陪我守夜的玻璃制品在架子上发出惊慌的叮当声。 现在她进了她的房间。灯光的明暗度轻轻变了变，让我明白她床头柜上的蜡烛取代了书桌上的灯。属于我的那一线亮光依然在，不过变得苍老暗淡了，而且小姐一动，床咯吱一响，光影就会摇曳。我仍然听得到她的动静。一会儿是一阵清脆的沙沙写字声，好像在拼写“Suchard”(9) ，一会儿是水果刀嚓嚓地裁开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10) 杂志书页。我听到她在微微喘息。整个这期间，我都极其痛苦，拼死拼活地想哄着自己入睡，过几秒钟就睁开眼睛看看那微弱的亮光，想象着天堂就是一个不眠的邻居借着永不熄灭的烛光读着一本永无止境的书。 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夹鼻眼镜盒“啪”的一声合上了，杂志搁在了床头柜的大理石桌面上。小姐噘起双唇猛吹了一下，第一次尝试失败了，灯苗喝醉了一般摇摇晃晃地躲开。然后第二次冲锋，灯光彻底灭了。一团漆黑中我失去了方位感，我的床似乎在缓缓漂移，惊恐之下我坐起来，瞪眼观瞧。终于我的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从眼内出现的诸多漂浮物当中搜寻到了几个更为珍贵的模糊亮点，它们漫游在没有方向的遗忘世界里。直到后来，半忘半记，那几个模糊亮点固定下来，原来是窗帘昏暗的褶皱，窗帘后面远远亮着街灯。 相对于那些痛苦的夜晚，圣彼得堡令人振奋的清晨是多么不同啊！北极之春凛冽而又温柔，潮湿而又闪亮，碎冰归拢起来，沿着海蓝色的涅瓦河顺流而下。春光映得屋顶闪闪发亮，春光给街上的雪泥涂上一层厚厚的藏蓝色阴影，这景象我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小姐穿着仿海豹皮的大衣，胸部一块高高地鼓起来。她和我弟弟并排坐在四轮马车的后座，我坐在他们对面，中间一块护膝毯连接着我们。我抬起头，能看见沿街的房屋之间高高地拉起一道道绳子，上面挂着半透明的好看旗子，绷得展展的，在高空飞扬。旗子上有三色宽条——浅红色的、淡蓝色的和纯白色的——在阳光和流云的遮挡下显不出与国庆节有直接联系，不过此刻，在记忆中的城市里，它们毫无疑问是在庆祝这春日的精华，庆祝四溅的泥浆，庆祝那只毛茸茸的异域小鸟——它落在小姐的帽子上，一只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六 她跟我们一起生活了七年，课教得越来越少，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出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英国女家教和俄国男家教如潮水般，不知换了多少，跟他们相比，她就像一块摇撼不动的岩石。她和所有的家教关系都不好。家里吃饭平时很少少于十二人，遇上给谁过生日，吃饭的人数就上升为三十或者更多，这时在餐桌上坐在什么地方就是小姐格外敏感的问题。叔叔舅舅姑姑婶婶以及表兄妹等人都会从邻近的田庄赶来，村里的医生会驾着他的双轮马车来，能听见村里小学的校长在冷飕飕的门厅里擤鼻涕，然后走过门厅里的一面面镜子，手里紧握着一束从山谷里采来的鲜百合，嫩绿潮湿，刷刷作响，要么紧握着一把脆弱的天蓝色矢车菊。 如果小姐发现自己远远地坐在桌子末端，尤其是如果她的位置排在和她一样胖的某个穷亲戚之后时（她就会轻蔑地耸耸肩说：“Je suis une sylphide à c?té d'elle。”(11) ），她觉得深受伤害，嘴唇禁不住抽动，似乎要露出讥讽的微笑——这时某个不知就里的邻座也冲她微笑的话，她就会连连摇头，好像刚才是陷入了沉思，现在才清醒过来，还要说上一句：“Excusez-moi, je souriais à mes tristes pensées。”(12) 造化似乎不希望放过任何一件会让她超级敏感的事情，所以让她耳朵有点背。有时候正在吃饭，我们会突然发现小姐丰满的脸颊上滚下两颗泪珠来。“不用管我。”她会小声说，继续吃饭，直到没有擦去的眼泪模糊了双眼。这时她会伤心地打个嗝，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出餐厅。后来慢慢知道了实情。比如说，大家的谈话主题转向了我叔叔指挥的军舰上，她就觉得这是变着法子讽刺瑞士没有海军。要么就是她猜想只要说起法语来，那就是故意设局，不让她主导谈话，不让她重视谈话内容。可怜的女士，餐桌上明明说着她能听懂的话，她却偏要紧紧张张、慌慌忙忙地控制谈话，于是谈话转回俄语，她听不懂也就不足为怪了。 “先生，贵国的国会情况如何？”她会突然从她所坐的餐桌另一头大声地向我父亲提问，而父亲烦了一天后，并不真的想和一个既不关心也不了解国家大事的世外怪人共商国是。以为有人说起音乐，她便会滔滔不绝：“可是，寂静也挺美的。何必呢，有天晚上，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个荒凉山谷里，我确实听见 了寂静。”尤其是后来她越来越聋，没人问问题，她反而答话，说的都是这类俏皮话，结果引起的只是一片痛苦的沉默，而不是逗得大家轻松愉快地闲聊起来。 说真的，她的法语非常好听！她珍珠般的法语流水般倾泻出来，阳光般喷薄出来，感觉之纯真，就如同拉辛虔诚诗行里用头韵体描写罪恶一样，这时我们还会在乎她浅薄的文化、暴躁的脾气、平庸的思想吗？教会我欣赏真正诗歌的是父亲的图书馆，而不是她那有限的知识，但尽管如此，她的母语中有清澈华美之气，对我产生了特殊的振奋作用，就像白花花的嗅盐可以用来净化血液一样。这也是我现在想到小姐说话声音就难过的原因。那时小姐看到自己大象般的身体里发出来的夜莺般的声音不受欣赏，不受重视，肯定觉得痛苦。她在我们家待的时间很长，太长了，一直固守着一个希望，希望有朝一日奇迹出现，把她变成朗布依埃夫人(13) 那样的人，办起一个金箔锦缎装饰的沙龙，在她精彩咒语的影响下，吸引来诗人、王子和政治家。 要不是因为一个叫兰斯基的人，她还会如此希望下去。兰斯基是一个年轻的俄国家教，眼睛有点近视，持有强烈的政治观点，曾经给我们教过很多门课，还参加我们的体育活动。他之前还有过几位俄国家教，没有一个是小姐喜欢的。不过对他，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le comble”(14) 。兰斯基虽然敬重我父亲，但不大欣赏我们家的某些方面，比如男仆和法语。他认为说法语是贵族习俗，在一个自由主义家庭中没有好处。另一方面，小姐坚信，兰斯基要是只用简单的哼哼声（因为他不会用更好使的语言，哼哼声便带点德语的味道）来回答她直截了当的问题，那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法语，而是因为他想当众羞辱她。 我现在能听到也能看到小姐请求兰斯基把面包递给她，声音优美动听，但上嘴唇微微颤动，让人觉得要出事。我同样也能听到并看到兰斯基若无其事地喝着汤，装作一点听不懂法语的样子。终于小姐忍无可忍，狠狠说声“Pardon, Monsieur”(15) ，伸手径直探过兰斯基的盘子，一把抓起面包篮，回身坐下时又说一声：“Merci！”(16) 那声音充满讥讽，以致兰斯基那毛茸茸的耳朵会变成天竺葵的颜色。“畜生！无赖！虚无主义！”过后她在自己的卧室里这样哭骂——那屋子已经不在我们隔壁了，但还在同一层楼上。 要是碰上兰斯基下楼，她正好上楼，那就冤家路窄。我们圣彼得堡家里的液压升降机会经常拒绝运行，故意欺负人似的，她只好吃力地爬楼梯，每爬十个台阶就要停下来呼哧呼哧喘一阵。小姐坚持说是兰斯基心地歹毒，故意撞上她，推她，将她打翻在地。我们几乎已经看到小姐趴在地上，兰斯基正在踹她的情形。她吃饭中途退场也越来越频繁，要是错过饭后甜点，我们就出于礼节送到她屋里去。她和我母亲不住在同一层楼，她就在她屋里给我母亲写一封长达十六页的信，等我母亲赶到楼上来时，会发现她在演舞台剧一般地收拾行李。后来终于有一天，她收拾行李时再没人去管，由着她收拾完毕走人。 七 她返回了瑞士。一战爆发了，接着又是革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我们之间中断联系已经很久了。有一次我在流亡生活中偶然出行，碰巧跟一位大学同学去了一趟洛桑，于是我想，不妨去看望一下小姐，说不定她还健在。 她果然健在。比以前更结实了，头发花白，耳朵几乎全聋了。她非常激动，饱含爱意地欢迎我。她家里现在挂的不是西庸城堡(17) 图，而是色彩艳丽的俄式三驾马车图。她说起她在俄国的生活时充满深情，仿佛那是她自己失落的故乡。说来也是，我发现她居住的这个小区里住着和她一样的瑞士女家教。她们经常聚在一起，争相翻腾往事，于是她们在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小小孤岛。小姐的密友是木乃伊般的戈莱小姐，我母亲当年的女家教，八十五岁了，仍然衣着整洁，性格开朗。母亲结婚后，她跟着来我家又待了好多年，只比小姐早两年返回瑞士。当年同在我家屋檐下时，她俩并不怎么搭话。人说起往事总是分外亲切，这也能部分地解释这些可怜的老太太们在离开她们工作过的异国他乡以后才对它热爱有加，尽管她们对那个国家并不真正了解，当年在那里时也没有一个人感到非常满意。 小姐耳聋，也就不可能交谈，于是我和朋友决定第二天给她带去一个助听器，这东西估计她自己买不起。她一开始不能把这个笨重东西调试到位，但调好后马上朝我转过头来，目光迷惑，眼里闪动着带泪的惊奇和喜悦。她发誓能听见每句话，能听见我的每一句低语。我心下怀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压根没有说话。假如我真说话了，我会让她谢谢我的朋友，这仪器是他掏的钱。那么她听见的是不是寂静？就是她过去曾经说起过的阿尔卑斯山谷里的寂静？过去她是在对自己撒谎，而现在，她在对我撒谎。 在动身去巴塞尔和柏林之前，我碰巧在雾蒙蒙的寒冷夜晚沿着湖边散步。在一处地方，一盏孤灯冲淡夜色。灯光下，雾气似乎变成了看得见的毛毛细雨。“Il pleut toujours en Suisse”(18) ，是一句随便说说的话，想当年小姐一听，放声痛哭。下面，一道宽阔的涟漪，差不多是一道大浪，还有一样隐隐发白的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走近轻轻拍打的湖水，我看清那是什么东西了——一只老天鹅，大块头，又粗又笨，渡渡鸟一般，很可笑地要让自己站稳在一条停泊的小船上。可是它站不稳。它沉重的翅膀无力地拍打，打在随波摇摆的小船上，发出滑溜溜的声音，水波涌起，遇上灯光，闪着黏稠的微光——所有这一切似乎一瞬间带上了奇怪的意义，这意义有时候在梦中与一根手指头相联系，它先按在紧闭的嘴唇上，然后又指向某个东西，然而做梦人来不及看清那是什么东西就惊醒过来了。虽然我很快就忘记了那个阴沉的夜晚，但是奇怪的是，那个夜晚，那种复合的意象——战栗、天鹅、波涌——两年之后当我得知小姐已经去世时，首先出现在我的头脑当中的就是这些景象。 她一生都在感受痛苦，痛苦是她人生的基本部分。痛苦有轻有重，有深有浅，只有痛苦才让她感受到生命的运动与存在。令我感到不安的是，假如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痛苦感，那就不足以铸造永恒的灵魂；我那大块头的忧郁小姐可以生存于世，但不会达到永恒。我真的把她从小说中救出来了吗？就在我听见的节奏之声摇摇摆摆、渐渐消失之前，我抓住了自己的疑问：在我认识她的这么多年里，我是不是完全忽略了她的内心世界？她的内心世界是否远比她的下巴、她的习惯，甚至她的法语更为丰富？她的内心世界是否和我最后一次见她的那一刻密切相关？是否与她为了让我尽到善心高兴离去而说的那个漂亮谎言密切相关？要么与那只天鹅密切相关？它的痛苦比跳天鹅舞的演员弯曲低垂的苍白胳膊更接近艺术真实。总而言之，我忽略了的东西只能等到以后才能明白，等到我在童年的安定环境中所最爱的人和事已经化为灰烬或者从心头消失之后，才能明白。 (1) 　法语，大草原 。 (2) 　法语，城堡 。 (3) 　法语，愉快的散步 。 (4) 　法语，听写 。 (5) 　法语，《苏菲的烦恼》、《八十天环游地球》、《小东西》、《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 。 (6) 　鹡鸰的英文是“wagtail”，意为“摇尾巴”。 (7) 　法语，你的姑妈，那位公主 。 (8) 　Jézabel，《圣经·列王纪》中以色列王亚哈之妻，以邪恶淫荡著名。 (9) 　瑞士苏卡牌巧克力。 (10) 　法语，《两个世界评论》 。 (11) 　法语，我坐在她身边就是一个仙女 。 (12) 　法语，对不起，我只是在对自己的忧思微笑 。 (13) 　Madame de Rambouillet（1588—1665），于一六一八年创立文学沙龙，邀请文学界人士和贵族中的社会名流以平等身份参加，对当时法国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4) 　法语，讨厌到了极点 。 (15) 　法语，对不起，先生 。 (16) 　法语，谢谢 。 (17) 　Chateau de Chillon，瑞士古堡，位于日内瓦湖畔。 (18) 　法语，瑞士总是下雨 。 瓦西里·希什科夫 我对他仅有的一点点回忆集中在去年春天的一段时间内：一九三九年的春天。我参加过几次“俄国流亡文学之夜”的活动——从二十年代早期开始流行于巴黎的枯燥乏味的活动之一。当我疾步下楼梯时（休息时间给了我开溜的机会），好像听到身后有急切追赶的脚步声。我转头回望，这便是我第一次见他。他在高出我几层的台阶上停了下来，说道：“我叫瓦西里·希什科夫，是个诗人。” 然后他下了楼梯，来到我站的那层——一个典型的俄罗斯青年，身材健壮，厚嘴唇，灰眼睛，嗓音深沉，握起手来让人觉得宽松舒适。 “我想请教你一些问题，”他继续说道，“你我之间见个面还是可取的。” 我自己不是个特别爱与人见面的人。我所以答应他，只因为我心肠软。我们决定他第二天来我住的破旧旅馆（倒有个豪华名字：皇家凡尔赛）。我很准时地下了楼，到了一个客厅模样的地方。这地方有电梯抽筋般上上下下，还有四名德国流亡者常聚在一个角落里说话，讨论的是身份证办理过程中错综复杂的手续事宜。如果不在意这些情况的话，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上还算清静。四个德国人中有一个人好像觉得他的境况不像其他人那么糟糕，但其他人争论说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后来第五个人出现了，不知为何用法语向他的几位同胞打招呼：是开玩笑，还是炫耀？或者是新语言的诱惑？他刚买了一顶新帽子，大家都戴上试了试。 希什科夫进来了。他脸上的表情很严肃，肩膀甩动起来好像也很严肃。旋转门生锈了，转动不灵活，他费了好大劲才进来，还没顾上四面瞅瞅，就看见了我。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他没有露出见人就咧嘴笑的样子。那种笑容我非常害怕——我自己也容易见人就咧嘴笑。我费了好大劲把两张加有厚软垫的扶手椅拉到一起——又一次令我极其高兴的是，他没有做出要帮我一把的机械手势，而是很自在地站在一旁，双手插在他那老式的防水上衣的口袋里，等着我安排座位。我们刚一坐下，他便掏出一本茶色的笔记本。 “首先，”希什科夫说道，抬起他睫毛浓密的漂亮眼睛凝视着我，“一个人必须拿出他的证件来——我说的对吧？这要是在警察局，我就出示身份证了；可是对你，格斯伯丁·纳博科夫，我必须拿出这个来——一本诗集。” 我匆匆翻阅了一下。笔迹很有力，微微向左倾斜，洋溢着健康与天赋。唉，一旦加快速度一行行往下看，我就感到了强烈的失望。这诗糟透了——平淡、俗艳、过分地矫饰。华而不实的头韵和故意堆砌的大量蹩脚尾韵使其显得平庸透顶。列几组押韵搭配便足以说明其蹩脚，如teatr和gladiator相押，mustang和tank相押，madonna和belladonna相押。至于主题，最好不谈了：作者拿着里拉琴，碰到什么就唱什么，曲调一成不变。对一个敏感的人来说，一首接一首地读这样的诗就是活受罪。但作者紧紧盯着我不放，目光控制着我视线的方向和手指的动作，弄得我不好意思就此罢手，便只好翻到每一页时暂停一两次。 “好了，有何裁决？”我读完后他问道，“不算太糟？” 我打量着他，他那张脸，毛孔粗大，但还算光滑，没有现出任何恶意的神情。我回答说他的诗太差，不可救药。希什科夫弹了一下舌头，将他的笔记本塞回了防水上衣的口袋，说道：“这些身份证明不是我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的确是我写的，但只是瞎编的。这三十首诗全都是今天早上写成的。说实话，我觉得模仿赋诗狂的作品是一项很讨厌的任务。反过来说，我现在知道你对人不留情面——这就意味着你是可以信赖的。这才是我真正的护照。”（希什科夫递给我另外一本笔记本，比前一本破烂得多。）“请随便读一首，对你我来说，一首足够了。顺便说一下，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的小说。你的小说让我烦躁不安，就像一束强烈的光，或者像一个人在不愿说话而想思考时陌生人之间的大声交谈。但同时，从纯粹的生理学角度来说——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你掌握了一定的写作秘诀，某些基本色彩的秘密，一些相当少见也很重要的东西，可惜，这些东西你应用无方，只局限在你一般能力的狭小范围内——打个比方说，你开着一辆马力很大的赛车四处乱跑，其实这种赛车你绝对用不着，但你开着它就会不停地想下一步能轰隆隆地跑到哪里去。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掌握了写作的诀窍，人们就必须正视你——这也是我有事想求你支持的原因。不过首先，还是请看看我的诗。” （我必须承认，他对我的文学作品如此品头论足，我既没有料到，也觉得多余，但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当深。和他此前编造的那套无关痛痒的谎言比起来，这些话要放肆得多了。我写作只为实实在在的快乐，我发表作品并不是为了实实在在的钱，尽管这后面一点多多少少意味着一个消费者的存在。我好像总是觉得，我那些出版了的书，在它们自然演变的过程中，离开赖以自足的源泉越远，它们会遭遇到的偶然事件就越抽象，越无关紧要。至于所谓的读者评价，我觉得，交由他们审判，我就算不上是被告，顶多就是最不重要的证人的一个远亲。换句话说，一个评论家的表扬在我看来是一种古怪的sansgêne(1) ；评论家要是谩骂，那就是与鬼打斗，徒劳而已。此刻，我正在尽力忖度希什科夫是每遇到一个自负的作家都会如此直白地来个当头棒喝，还是因为他觉得只有我配得上他的评论才对我直言不讳的。我得出的结论是，就像那些打油诗的把戏是他有点幼稚但真诚渴求真理的表现一样，他说出对我的评价也是出于一种愿望，想最大限度扩大双方坦诚相对的襟怀。） 我隐隐约约地担心，他这些真正的作品会不会露出些许在他的仿作里被无限夸大了的缺陷，但后来证明我的担心没有根据。这些诗写得很好——我希望另抽时间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最近，我设法让其中一首发表在一家流亡杂志上，诗歌爱好者们注意到了它的原创性。(2) 面对一个如此奇怪地渴求他人观点的诗人，我不由自主地说了我的观点，还作为矫正补充说，讨论到的这首诗风格上有一些小小的瑕疵，例如，“v soldatskih mundirah”用法不是很地道；这里的“mundir”（制服）用来指较低层的人时最好用“forma”。即使如此，这行诗还是太好了，不能改动。 “你是行家，”希什科夫说，“既然你同意我的意见，认为我的诗不是毫无价值的小东西，那就把这个本子留给你保管吧。人保不准会出什么事，我老有奇奇怪怪的想法，非常奇怪的想法——好啦，无论如何，现在看来一切美好。你看，那天我拜访你，为的是邀请你参与我正计划推出的一本新杂志。星期六在我那里有个聚会，各样事情都得敲定。当然，我并不幻想以你的能力会痴迷于现代世界的问题，但我想从风格上说，这本杂志也许会令你有兴趣。所以，请你一定来吧。顺便提一句，我们也期待……”（希什科夫提到了一位非常著名的俄国作家）“……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的参加。你得理解——我已经身陷绝境，必须渡过难关，否则会发疯的。我转眼就三十了，去年来到这里，巴黎，之前在巴尔干半岛度过了一事无成的青春时代，后来又去了奥地利。我现在的工作是装订工，但我以前做过排字工，甚至图书管理员——简言之，我总是和书打交道。是的，我再说一遍，我有生以来一事无成，最近，我老是冒出要有所作为的想法——一种令人极其痛苦的感觉——因为你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自己，也许吧，但你还得看看周围，有多少苦难、愚昧和污秽。然而我这一代的人什么都注意不到，什么行动也没有，尽管行动不可或缺，就像是呼吸或面包一样。提醒你一下，我讲的并不是让每个人都烦得要死的燃眉大事，而是大家不会注意到的大量琐事，尽管这些琐事无疑是会孕育出怪物的胚胎。比方说吧，有一天，一个母亲失去了耐心，将她两岁大的女儿淹死在浴盆里，然后她又用同一盆水洗了澡，因为水很热，热水是不应该浪费的。上帝啊，这跟屠格涅夫一篇冗长的小故事中写的老农妇有多大区别啊！那位老农妇刚刚失去了儿子，但她平静地喝完了一碗白菜汤，因为‘汤里已经加了盐’，这让那个来她小木屋拜访的体面女士震惊不已。大量类似的琐事时时发生，处处发生，重要程度不同，形态各异——带细菌状尾巴的、点状的、立方体状的——能搅得人心神不宁，以致透不过气，吃不下饭——这是实情，你要是觉得荒唐，我一点都不介意。不过，你可以照样来我这里。” 第二天希什科夫寄给我一封冗长的信，以此落实我要去之事，我从信中摘录了几段，和我们在“皇家凡尔赛”的谈话合在一起。到了星期六，我赴会稍稍晚了点，所以当我走进他那狭小但却整洁的chambre garnie(3) 时，人都到齐了，只缺那位著名作家。与会的人里，我看着眼熟的有一家已经停刊了的杂志的主编，还有几个人——一个体态丰满的女人（我感觉是一个翻译家，要么是一个见神论者），带着一个阴沉沉、活像一件黑色饰品的小个子丈夫，还有她的老母亲。两个外表猥琐的绅士，穿着不合身的西服，流亡卡通画家马德笔下的人物就是如此穿戴。还有一个精神饱满的金发家伙，是主人的朋友——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我注意到希什科夫不停地竖起一只焦虑的耳朵——我还注意到，他非常自信、非常快活地一拍桌子站起，结果发现他听到的门铃声是另外一套公寓里传出来的——看他这样，我也热切地盼望着那位著名人士的到来，可是那个老家伙始终没有出现。 “女士们，先生们，”希什科夫说道，开始介绍他要办一份月刊的计划，说得头头是道，娓娓动人。月刊名为“痛苦与庸俗博览”，主要是收集当月报纸上的相关材料，不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按“艺术性的高下”从低到高“渐升式”地排列。那位昔日的主编引用了相关数据，宣称他能断定这样的一份俄语流亡刊物是卖不了钱的。那位体态丰满的文学女性的丈夫摘下夹鼻眼镜，捏捏鼻梁，又是打嗝，又是喘气地说，如果办刊物意在与人类的悲惨处境作斗争，那么把办刊物所需要的钱直接分发给穷人不就实际得多了嘛。本来还指望从他那里得到办刊物的钱，一听这话，大家心都凉了。之后，主人的朋友又重复了一遍希什科夫已经说过的那些话——说得比较简洁，但要点更为分明。也问了我的意见。希什科夫一脸悲剧神情，所以我竭力支持他的计划。大家很早就散了。他送大家到楼梯平台时，滑倒了，坐在地板上不起来，带着难以置信的眼神快活地笑，想引得大家也笑起来，结果过了许久才等来了一阵笑声。 两星期之后他又来找我，那四个德国难民又在讨论护照问题，过了一会儿第五个人进来了，很欢快地用法语说道：“你好，魏斯先生；你好，梅耶先生。”希什科夫回答我的问题时心不在焉，好像不大情愿似的，说办刊物的想法看来不现实，他已经不再考虑这件事了。 “我想跟你说的事是这样的，”经过一阵心神不宁的沉默后，他开始说道，“我一直试了又试，要作出个决定，现在我觉得或多或少有些眉目了。我为什么会处境如此糟糕，原因你是不会感兴趣的。能说的我都在我的信里说了，但那主要是当时手头上要办的那件事——就是要办那刊物。问题要比办刊物的事更复杂，更令人绝望。我一直在试图决定该怎么办——怎样停下来，怎样摆脱困境。逃到非洲去，逃到殖民地去？可是要办那些必要的证件太费周折，划不来。就是办下来了，要考虑的事情还是一样的，在海枣和蝎子的迷雾中考虑和在巴黎的雨里考虑没什么不同。试一试重返俄罗斯？不，不能再入虎口。退隐进修道院？可是对我来说，宗教没意思，也很陌生，要让它与我所认为的精神现状发生联系，无异于让它与假想中的怪兽发生联系。自杀？可是死刑是我特别讨厌的事，怎能充当自己的行刑者。再者说，我害怕遭遇哈姆雷特哲学里未曾梦想到的某些结局。因此，余下只有一件事：散了，化了，消失了。” 他还问了他的手稿是否安全，稍后就走了——肩膀宽阔，背却有点驼，穿着防水短上衣，没戴帽子，颈后的头发需要修理一下——一个纯真、忧郁的人，有着非同寻常的魅力，对他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提供什么帮助。 五月下旬，我离开巴黎去了法国的另外一个城市，八月底回到了巴黎，碰巧遇到了希什科夫的朋友。他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怪诞的故事：我离开巴黎一段时间后，瓦西里扔下他那点微薄的财产，消失了。警察找不到任何线索——只发现“希什科夫先生”早已任由自己的“牌子”——俄国人是这么叫护照的——过期了。 到此为止。我的叙述以一桩神秘故事的开头引子结束了。我从他的朋友——此人或许是他偶然认识的熟人而已——那里了解到有关希什科夫生活的零星信息，草草记了下来——将来有一天或许会被证明是有用的。可是他到底去了哪里呢？一般说来，当他提到“散了，化了，消失了”时，他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其实只是信口一说，不合常理，他的意思是要消失在他的艺术中，散化在他的诗章里，如此给他自己，给他这个闲云野鹤的人，什么都不留，只留下诗歌？他的诗里有两句： 如此不同寻常的棺材， 透明而又坚固。 不知这样说是否太过。 (1) 　法语，放肆的行为 。 (2) 　编者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原注：参见书末《注释》。 (3) 　法语，带家具的房间 。 极北之国(1) 假定记忆能够脱离头饰而存在，你还记得在你去世几年前，你我共进午餐（分享营养）的那一天吗？让我们假想——也就是随便想想——有这么一本全新的信函范文手册。致一位失去右手的女士：我亲吻您的“省略”。致一位已故之人：对您充满敬意的某某某。但是我受够了这些矫揉造作的小品文。你要是不记得了，那么我来帮你回忆。对你的记忆也能算你自己的回忆，此话至少语法上说得通。说得好听一些，我完全赞同这样的说法：你死后，我和世界仍然存活，那只是因为你还记得我和这个世界。我现在给你写信，基于下述原因。我现在给你写信，是在下述场合。我现在给你写信，就是想同你聊聊福尔特。瞧这命运！瞧这神秘！瞧这字迹！我讨厌硬让自己相信他不是个弱智就是个kvak（你总是用这个俄语词来代替英语词“假内行”），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这么一个人，他……他因为真理之弹在他体内爆炸而不死……所以就成神了！和他相比，所有的昔日先知们全都微不足道了：夕阳下牧群扬起的尘埃，梦中之梦（醒了还在做梦），我们这个学术殿堂里的隐逸学者们严防死守不让外人进来的门缝。福尔特站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 ，在真正的现实之中。好一个真正的现实！——就像蛇膨胀的喉咙一般，让我着迷！还记得我们在福尔特经营的酒店吃午餐吗？那地方临近意大利边境，周围是肥沃的梯田，柏油马路两边长着一望无际的紫藤，空气中散发着橡胶和天堂的味道。那时候，亚当·福尔特还是我们中的一员。如果说当时他还没显示出什么征兆……我叫它什么征兆呢？——比如说先知的征兆——他那强壮的整体构造（身体的动作如同桌球连击一样协调，软骨上仿佛装了轴承，举止精准，鹰一般超然），现在回想起来，至少也说明了他能劫后余生的原因：原有的基数太大，减去一些也没关系。 哦！我的爱，你依然存在，你的微笑从传说中的海上飘来——我再也看不到了！哦！我咬住指节，不让自己哭得浑身发抖，可是痛哭怎么都止不住。就像刹车虽已踩到底，可车子依然下滑，我哇哇地痛哭失声，还表现出一些很丢人的肢体语言：眨巴发烫的眼睛，胸口闷得慌，擦脏了手帕，又是流泪，又是张大嘴抽搐——可我就是没办法，没有你我活不下去。我擤了把鼻涕，咽了口唾沫，然后再一次使劲对着我抓在手里的椅子和砰砰敲打着的桌子说，我不能因为没有你就这么哇哇大哭。你能听见吗？这来自一份陈腐的问卷，鬼魂不会回答的，但我们的死囚伙伴们却欣然替鬼魂作答。“我知道！”（手胡乱指向天空）“我很乐意告诉你！”你可爱的脑袋，两鬓下陷，一枚勿忘草般的灰色眼眸斜睨着一个初吻，撩起头发时温柔地露出耳朵……我怎能接受你消失在那个巨大的洞穴里？你进去了，一切都滑进去了——我的整个人生，潮湿的沙砾，各种物体，各种习惯——又有什么样的墓室围栏能够阻挡我怀着静默的憧憬跌进这深渊之中呢？灵魂眩晕了。还记得吗，你刚刚过世时，我是多么匆忙地冲出了疗养院啊！不是走着出来的，而是跌跌撞撞出来的，甚至在悲痛中起舞（人生就像手指夹在了门缝中）。我独自走在蜿蜒的小路上，周围都是表皮极其粗糙的松树和多刺的龙舌兰，这片披着绿色装甲的世界悄悄地收起自己的脚，以免染上疾病。唉，是啊——我身边的一切都高度警觉，专心致志地保持着沉默，只有当我注视着某样东西时，那东西才一惊之下招摇地动起来，发出沙沙声或者嗡嗡声，假装没有注意我。普希金称之为“冷漠的大自然”。一派胡言！准确一点说，应该是一直在躲避我们的大自然。 然而多么可惜啊！你是个多么可爱的人！我们的孩子也随你而去了，在你体内靠一个小小的扣子与你紧紧相连。不过，我可怜的先生，一个女人喉部患了结核，就不该让她怀孕。不知不觉从法语翻译成了阴间语言。你怀孕六个月时死去，把余下的十二个星期也一并带走，真像是欠债没有还清一般。我多么想要她为我生一个孩子啊，红鼻子的鳏夫对着墙壁倾诉道。êtes-vous tout à fait certain, docteur, que la science ne conna?t pas de ces cas exceptionnels où l'enfant na?t dans la tombe？(2) 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散发着大蒜味的医生（他同时也是福尔特，或者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格外爽快地回答说，当然会的，这种事情过去的确时有发生，这样出生的孩子（也就是母亲死后出生的）被叫作尸亲。 至于你，自从走后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梦中。也许是管理部门有人阻止你，也许是你故意躲着不来梦中的监狱探视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个十足的笨蛋，我害怕——迷信，害羞——害怕晚上房间里老是发出的劈啪声。不过这种害怕现在表现为头脑里闪现出可怕的镜头，让我的心像咯咯叫的小鸡逃命一般，拖着低垂的翅膀快速奔跑。更可怕的是夜间的等待。我躺在床上，就怕想到你会真的突然来敲门。我尽量不这么想，但这只会加重心理上的负担，好比大括号里再放进小括号（想着让自己不去想），括号里面的恐惧越来越强。唉，桌子靠里一面似有鬼魂的指甲在枯燥地敲击，多么恐怖啊！这声音当然不像你的灵魂发出的声音，也不像你生命的声音。那只是一个丑恶的鬼魂，会啄木鸟的把戏。只是一个没有身形的滑稽演员，趁我极度悲伤之时开个老掉牙的玩笑。但话说回来，在白天，我并不害怕，而是会大胆地挑战你，让你用任何你喜欢的方式作出回应。我坐在海边的沙滩上，那里曾是你金黄色的美腿伸展过的地方。和从前一样，一个浪头打来，累得气喘吁吁，但没有任何情况可以汇报，便敬礼致歉，四散而去。小卵石像布谷鸟的蛋，一块瓦片像手枪的弹夹，一片黄玉色的玻璃碎片，一把干扫帚一样的东西，我的泪，一粒微小的珠子，一个空烟盒，上面画着一个身套救生圈、长着黄胡子的水手；一块像庞贝古城墙基石的石头，一块生物的小骨头，要么是一把小抹刀，一个煤油罐，一片紫酱红色的碎玻璃，一个坚果壳，一个难以形容的生锈玩意，跟任何东西没有联系；一块碎瓷片，和它一起的其他碎片肯定在什么地方——我想到了一种永远的折磨，囚犯的服刑，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是一种最好的惩罚：我这种人一生中思想延伸得太远，也就是说要弓着背走在雾蒙蒙的荒凉海边，找到所有的碎瓷片，收拾起来，重新拼凑成一个调味瓶或一个汤盘。毕竟有这种可能，有人运气极好的话，也许头一天早晨就能修复好汤盘，而不用熬过无数个日日夜夜。这就是运气问题，命运之轮的问题，彩票中奖的问题，极度烦人。一个人没有此等运气的话，死后就得不到永恒的幸福。 在这些早春的日子里，窄窄的圆石子小路上没有花草，一片荒凉，但行人还沿着一旁的人行道来来去去，某个人看到我的肩膀时毫无疑问会说：“那是希涅乌索夫，艺术家——前几天他妻子死了。”假如人行道上真的没有人再认出我，我也许就会永远那样坐着，捡点海里漂流而来的废弃物，瞧瞧翻滚的浪花，望望天边拖长的朵朵小云流露出的虚幻柔情，再看看寒冷的青绿色大海冲刷来的阵阵深红色暖意。 然而（当我在断丝般的词语丛中摸索之时），还是让我转回来谈福尔特吧。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去过他那里一次。那天很热，我俩就像爬上花篮带子的两只蚂蚁，因为我突然很好奇，想去看看我从前的家庭教师（他上课的内容仅限于他针对我课本的编写者提出一些巧妙的争论）。他的外表刚强，衣冠整洁，一个很大的白鼻子，头发中间梳着一道油光闪亮的中缝。后来他事业上一帆风顺，好像走过了一条如头发中缝这般闪亮的路。他的父亲，伊利亚·福尔特，只是圣彼得堡梅纳德餐厅的老厨师：il y a pauvre Ilya，(3) 换成俄语的povar，就是“男厨”的意思。我的天使啊，我的天使，也许我们在人世的一切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双关语，或者是一个怪异的韵脚，就像“牙科”和“超验”(4) （还记得吗？）押韵一样。现实，这个残酷的词语，它的真正意义排除了我们作出的那一切奇怪的、梦幻般的、矫揉造作的解释之后，现在对你来说是那么单纯，那么甜美；怪不得你，天使，会觉得我们太可笑，竟然把睡梦当真（虽然我俩也隐隐明白为什么每样东西轻轻一触就立刻解体——比如词语、日常习俗、制度、人——所以，你知道的，我认为笑就是反映真实的小猿猴，意外地迷失在了我们的世界中）。 时隔二十年之后，我现在又见到了他。当我走近宾馆时，我很正确地理解了宾馆所有的古典装饰——黎巴嫩的雪松，桉树，香蕉树，网球场的红土，草坪外围起来的停车场——我把这些看作运气不错的表现，看作现在需要改变福尔特过去形象的一种象征！在我们分离的岁月里（分离对我俩都不算痛苦），他从一个瘦长的穷学生变成了一位儒雅、发福的绅士。学生时代他长着充满活力的黑眼睛，左手写得一笔刚劲有力的好字，如今眼中的活力和那双大手的好看样子没有消退，只是从背影认不出来是他。他原先的头发浓密光滑，脖颈也是刮过的，现在稀疏的黑发围着一块宛如剃光了的棕色秃顶。穿着炖甘蓝颜色的真丝衬衫，打着格子花纹的领带，下边是宽大的珍珠灰色裤子，杂花鞋子，在我看来好像是打扮起来要去参加化装舞会似的。不过他的大鼻子还是和从前一样。当我走过去时，他的鼻子准确无误地嗅出了淡淡的故人重逢的味道。我拍了拍他宽大的臂膀，摆出姿势让他猜我是谁。你远远地站在一旁，穿着深蓝色的高跟鞋，赤裸的足踝靠在一起，怀着不露声色却又调皮的兴趣打量当时空无一人的宽敞大厅里的陈设——扶手椅上垫着的河马皮，没有装饰的吧台，玻璃桌面上摆着英国杂志。壁画故意弄得简单明了，金色的背景下画着几个胸部平平的金发女孩，其中一个不知何故单膝跪地，两缕秀发垂下脸庞。我们能否设想，这奢华房屋的主人会有一天再也看不见这一切？我的天使……这时福尔特握住我的手，紧紧攥住，眉心皱成一团，眼睛眯成一条缝盯住我。他在遵循一时反应不过来的暂停规律，想要打喷嚏的人就遵循这样的规律，要打，却不能确定打不打得出来……不过他打出来了，眼前一亮，往事历历在目，他大声喊出了我的昵称。他吻了你的手，但是没有低头。接着他好心地嚷嚷着，显然很得意让我这么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现在看看他通过自己坚强的意志力而取得的辉煌圆满的人生成就。他让我们坐在露台上，订了鸡尾酒和午餐，然后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妹夫L先生。L先生十分有教养，穿着深色西装，和福尔特华丽的奇装异服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一块儿喝酒吃饭，谈论过去，也谈到了某个身患重病的人。我把餐刀稳稳地架在了叉子的背面，你抚摸着那条好看的狗，它害怕主人，很紧张。大家沉默了一分钟，期间福尔特突然清晰地说了声“对了”，好像他一直想着什么事情，现在突然想明白了一般。然后我们就分开了，相互许了一些彼此都没有打算遵守的诺言。 你在他身上没有找到可圈可点的地方，是不是？的确，这种类型的人太多了：青年时代单调乏味，靠给人上课来供养酗酒成性的父亲，然后靠着顽强努力和开朗性格渐渐地发了家。除了这家利润不是很丰厚的旅馆之外，他对葡萄酒生意也有浓厚的兴趣。你说那样的生活有些无聊，还说像他那样精力充沛、事业成功的人总是一身臭汗，但我后来意识到你这么说是不对的。说实在的，我现在非常羡慕福尔特早期的基本素质：他的“意志力”的精度和力度——可怜的阿道夫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提到过这东西，你还记得么？不论是蹲战壕还是坐办公室，不论是赶火车还是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天没亮就起床，不论是安排生意上的往来还是交友树敌，亚当·福尔特不仅总能尽展其能，不仅每时每刻都像一把子弹上膛的枪，而且总能确保达到今天的目标，达到明天的目标，也能确保循序渐进地全面实现所有目标。与此同时，他还非常务实，目标定得不高，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局限。他最大的长处就是有才而深藏不露，凡事都以平淡普通为好。实际上他有神鬼莫测之奇才，换了不如他小心谨慎的人，有那样的奇才就要好好施展一番。也许他只是在初出茅庐时偶尔不能控制自己，在对一个小学生就某一门单调的课程进行单调的训练时加进了数学思维不同寻常的优雅表现，于是当他急匆匆地赶去上下一堂课的时候，留在我们教室里的是一股诗歌的寒气。我心怀嫉妒地想，假如我的神经和他的一样坚强，我的灵魂和他的一样刚健有力，我的意志力能和他的一样有凝聚力，他就会把他最近超乎常人的发现之精髓透露给我了——也就是说，他不用担心这信息会击倒我。另一方面，我也会一再坚持让他把一切从头至尾都告诉我。 人行道上传来沙哑的声音，小心地冲着我轻喊。不过上次和福尔特一起吃午饭已时隔一年多了，所以当喊我的人身影都投在了我坐的石头上，我依然没有马上认出来他就是福尔特那很不起眼的妹夫。我出于礼貌，机械地起身和他一起散步，他也说了些很深情的话：他说他碰巧到我住的旅馆去了，那边的好心人不仅告诉了他你的死讯，也老远把我在空旷的海边散步的身影指给他看。我的身影引起了当地人的好奇，一时间我很不好意思，每户人家的露台上竟然都能看见我那痛苦的浑圆后背。 “我们在亚当·伊里奇那里见过面。”他说话时露出了门牙牙根，这让我软弱无力的意识记住了他。我肯定得再接着又问他福尔特的情况。 “噢，你没有听说么？”这个话匣子吃惊地问道，也就是这时我才知道了整个故事。 事情是在去年春天，福尔特出差去了一个满是葡萄园的里维埃拉小镇，和往常一样住在一家安静的小旅馆里，旅馆主人是他的长期债务人。有必要描述一下这家旅馆。它坐落在一个郁郁葱葱的山窝里，山上长满了含羞草，一条小路还没完全修好，两边有五六幢小别墅。那里某个小小的住处，收音机在星空下熟睡的夹竹桃林里唱着歌。福尔特的房间在三楼，开着窗户，下面是一片空地，蟋蟀的鸣叫声响彻夜空。福尔特在穆图阿莱特大道上的一家小妓院里过了个保健之夜，十一点左右回到旅馆，心情愉悦，头脑清醒，腰部轻松，马上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星光染灰了夜空的额头；夜空的表情略带疯狂；古老的小镇灯光密集；前一年他与一位瑞典学者通信讨论过一道有趣的数学题；昏暗的空旷地方似乎飘荡着干燥的香甜气味，这气味没有思想，没有任务，就是四处乱逛。有一种酒，口感玄妙，购销两旺；最近收到一则消息，来自一个遥远的、不引人注意的国家，说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去世了，她的模样早在他的记忆中枯萎了——所有这些，我想，就是福尔特走过大街再上楼时心中所想的事情。他想着念着的这些事情，分开来看，没有一样对他这个长着坚挺鼻子、不算普通，却很肤浅的人（就人的核心基础而言，我们可以分为专业人和业余人，福尔特和我一样，是个业余人）来说是不同寻常的新事情，但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形成了也许是最容易产生闪电的媒介。那闪电异常神秘，极其偶然，如同中了大奖一般突如其来的灾难，远非他理智的正常功能所能预测，当晚在那个小旅馆里击倒了他。 这座白色的小建筑，装饰只是褶纱一般的蚊帐和壁花，他回来约摸半个钟头后，全楼人的沉睡突然被打断了——不，不是打断了睡眠，而是一些声音，可怕的声音，把沉睡的人们撕醒了，扯醒了，炸醒了——我亲爱的，那些声音至今让听到的人难以忘怀。那声音不像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被几个坏蛋匆匆扔进沟里时发出的杀猪般的尖叫，也不像一个伤员在野蛮的医生给他截下严重受伤的腿时发出的吼叫——都不是，比这些叫声更可怕，可怕得多……后来小旅馆的老板帕翁先生说，要是做个比较的话，那声音很像女人在分娩的剧烈疼痛中一阵一阵发出的尖叫，几乎有些喜气洋洋——只是这尖叫的女人成了男人，子宫里是一个庞然大物。那阵撕裂人类喉咙的风暴，其主调很难分辨——是痛苦、害怕，还是凄厉的疯狂，要么什么都不是，而是要表达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不可知性传给了从福尔特屋里爆发出来的狂叫，狂叫又引起了听者的恐惧，听者便想立刻制止它。一对新婚夫妇正在隔壁床上翻云覆雨，听见这叫声停了下来，双双转移了视线，屏住了呼吸。住在楼下的荷兰人仓皇逃进了花园，花园里已经来了客房部经理和匆匆闪过的十八个女仆（女仆实际上只有两个，因为来回奔跑，显得人影杂多）。旅馆老板还算镇定自若，讲了事情的经过。他冲上楼去，查明了飓风般的嚎叫是从哪个门里不停地发出来的。叫声实在厉害，仿佛在推人后退。结果发现门从里面反锁了，不论是砸门还是苦苦恳求，都无济于事。这时可以断定嚎叫的人是福尔特（他的窗户开着，里面一片漆黑，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声音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不会带上别人的印记），他的嚎叫远远越过了旅馆的范围，左邻右舍摸着黑聚集过来，有一个家伙手里拿着五张牌，全是王牌。到现在人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人的声带如何能承受那么大的压力。有一种说法是福尔特至少叫了十五分钟，另外一种也许比较准确，说他叫了五分钟。老板犹豫不决，不知是大家合力破门而入呢，还是从外面搭个梯子，要么就叫警察。这时那尖叫，可能是达到了痛苦、恐惧、吃惊或者其他一些难以名状的感觉的极限，突然变成了混杂不清的呻吟，然后彻底停了。一时间分外安静，在场的人窃窃私语起来。 老板又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门里头传来几声叹息，还有踉跄的脚步声。一会儿后听见有人摸门锁，好像不知道怎么开门。一只虚弱无力的拳头开始从里面有气无力地砸门。帕翁先生找来另外一把钥匙，打开了房门——他其实早就能这样做了。 “人都喜欢光明。”福尔特在黑暗中轻轻说道。老板起初以为福尔特在刚才发作的时候把灯打坏了，便下意识地检查了一下开关，结果灯应声而亮。福尔特带着病态的惊奇眨着眼睛，目光先盯着那只带来光的手，然后移到了刚刚亮起来的玻璃灯泡上，好像头一次见灯泡是如何亮起来的一般。 福尔特的整个外表都起了变化，变得很怪，令人恶心：他看起来好像被卸掉了骨头一样，淌汗的脸这会儿不知为何软肉松弛，嘴唇耷拉着，眼睛变成了粉红色，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虚弱迟钝，也是一种解脱，一种剧痛后产下一头大怪兽一般的解脱。他裸着上半身，下面只穿了条睡裤，低着头站在那边，手心对着手背使劲搓。帕翁先生和旅馆里的客人自然要问他问题，他一概不予回答。他只是鼓着双颊，推开围观的人，走到楼梯平台边，在楼梯上肆无忌惮地小便起来。然后返回房间，躺在床上睡着了。 天亮后老板给福尔特的妹妹L太太打了电话，告诉她她哥哥疯了，身体瘫软，神志不清，捆起来送回家去了。家庭医生认为这只是一次轻微的中风，开了相应的处方，但福尔特却不见好转。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倒是真的开始自如走路了，有时候甚至吹吹口哨，或者破口大骂，还故意吃一些医生禁止他吃的食物。然而，他的变化依然存在。他就像一个失去一切的人：失去了对生活的尊重，失去了对金钱和生意的兴趣，失去了所有约定俗成的感觉，失去了日常的习惯和举止，彻底失去了一切。让他独自去任何地方都是不安全的，因为他非常好奇，虽然好奇的都是不要紧的事，自己很快也就忘了，但这样老是冒犯别人。走路碰上人他就打招呼，讲讲某某人脸上的疤是怎么来的，或者说说道听途说的事情。经过水果摊时会拿走一个橘子，不剥皮就吃，卖水果的女人追着他嘟囔，他只是冷冷一笑。他累了，觉得无聊了，就会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在人行道上，坐下还不老实，伸手抓女孩子的脚后跟，像抓苍蝇一般。还曾经使心计顺手牵羊，从几家餐馆里拿了几顶帽子、五条毛毡、两顶巴拿马草帽，警察也为他头疼。 他的病症吸引了一位著名的意大利精神病医师的注意，当时他正好在福尔特的旅馆里为一个病人做治疗。这位年轻的博诺米尼医师，用他自己喜欢的说法，正在研究“精神动力学”。他的著作不仅仅在学术界广为流传，通过这些著作，他试图说明所有精神错乱都可以用发生在病人祖先身上的不幸事件的潜意识记忆来解释。例如，病人的病症是自大狂，那么要彻底治愈他，就要搞清楚他祖上哪一代追求权力失败了，然后向现在患病的子孙说明那位祖先已经死了，永远安息了。不过在症状复杂的病例中，的确有必要借助舞台表演，让患病的子孙来演他的那位祖先，穿上祖先时代的服装，表演祖先死去的情形。这些tableaux vivants(5) 变得十分流行，所以博诺米尼医师不得不发表文章向公众解释，称这种表演如果没有他的直接指导，是很危险的。 问过福尔特的妹妹后，博诺米尼医师确定福尔特家的人对他们的祖先了解不多。伊利亚·福尔特酗酒成性，这不假，但根据博诺米尼医师的理论，“病人的病只能反映遥远的过去”，这就和民间史诗只能“提炼”很久以前的事情是一个道理，所以福尔特父亲的详细情况对他无用。但他还是主动提出要试试看，希望借助睿智的询问，启发福尔特对他自己的症状作出解释，以此推断出他的病应在哪一代祖先身上。下面这件事情也证实了这种解释是成立的：当福尔特的一些好友成功地打破了他的沉默时，他会心不在焉地简略提到他在那个神秘之夜所经历的不同寻常的事情。 一天，博诺米尼医师把自己和福尔特一起关在福尔特的房间里，他就像一个洞察人心的智者，戴着他的角质架眼镜，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条手帕，看样子定要从他嘴里挖出详尽的答案，以解释他为何深夜吼叫。这种治疗中催眠术很可能发挥了作用，因为事后问起时，福尔特口口声声说他是言不由衷，信口胡说，现在懊悔不已。但他又说不要紧，这种试验现在不做，迟早也要做，但现在做了，就坚决不再做第二遍。尽管如此，《精神错乱的豪言壮语》一书的作者最终变成了福尔特的美杜莎之猎物。福尔特的妹妹埃利奥诺拉原本在阳台上织一条灰色披肩，觉得医师和病人之间私密会晤时间似乎太长了，不大正常，而且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听到精神病医师那诱人放松的声音了。那声音或兴致勃勃，或假着嗓子细声细气地说着诱导之语，刚开始的时候，隔着半掩的落地窗或多或少听得到，现在却消失了。于是她走进兄长的房间，发现福尔特闲着无事，正在好奇地看一本介绍阿尔卑斯山区疗养院的小册子，小册子很可能是医师带过来的。然而医师却四肢摊开，上半身躺在椅子上，下半身瘫在地毯上，背心和裤子之间露着半截衬衣。他的两条短腿叉得很开，脸色苍白如牛奶咖啡，向后仰着，后来被确定为心脏病突发所致。警察管得宽，问这问那，福尔特心不在焉地草草应付。警察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快坚持不下去了，这时福尔特指出了关键问题，说是他自己意外地解开了“宇宙之谜”，和他谈话的人想打探秘密，使出狡猾手段诱供，他扛不住便把答案告诉了他，他听了便吃惊而死。当地各家报纸争相报道这个故事，做些恰当修饰，福尔特摇身一变，成了一位西藏圣僧，一连好几天给并不起眼的新闻专栏注入了营养。 不过，如你所知，那些日子里我是不看报纸的：那时你快不行了。但现在仔细听完福尔特的故事后，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也许夹杂着一点愧疚。 你当然明白我的意思。人要是处在我的境况下，失去了想象——也就是说想象力对他不闻不问——就会关注奇迹创造者的广告。就会关注戴着滑稽长头巾的手相师，他们能把神奇的商业和推销老鼠药或者橡胶手套结合起来。就会关注又黑又胖的算命女巫。不过尤其会关注的是降神师，他们能伪造出来历不明的神力，让幽灵现出乳白色的原形，再让这些显形幽灵自动表演可笑的肢体动作。不过我有自己的想象力，所以就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是我的工作，我的艺术，以及我的艺术带来的慰藉；第二就是冒险相信像福尔特那样的人。他那种人，尽管精于算计，总的来说很平庸，甚至很俗气，相信他就等于相信他果真学会了任何先知、任何巫师都不曾学会的东西。 我的艺术？你记得他，对吧？就是那个奇怪的瑞典人或丹麦人——要么是个冰岛人，反正我不清楚——不管怎样，那个古铜色皮肤的金发瘦子，长着老马一般的眼睫毛，自我介绍说他是“知名作家”，刚用自己的语言完成了一部史诗《极北之国》，雇我为这部史诗画一套插图，价格包你满意（你已经下不了床了，说不出话了，但总是用彩色粉笔在石板上为我写一些有趣的琐事——比如你一辈子最喜欢的东西是诗、野花、外汇）。当然，要我彻底了解他的手稿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法语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学来的，我们用法语交流，别扭得很，他也没法把他的诗意给我翻译过来。我使劲听懂了的只有这些：诗中英雄是位北方国王，郁郁寡欢，不善交际，他的王国在一个遥远孤寂的岛上，四面环海，烟波浩渺，饱受政治阴谋、暗杀、叛乱之苦，一匹失去主人的白马正在茫茫荒野上飞奔……我先给他画了个blanc et noir(6) 样本，他很满意，我们便定下了其他插图的主题。他说好一个星期后再来，结果一个星期后没有来，我就到他下榻的旅馆去找他，得知他已经去了美国。 我对你隐瞒了我的雇主消失的信息，但我再没有继续画那些插图。再说你已经病得那么重，我根本没有心思考虑什么金色钢笔和墨汁画美图的事情。可是你死了后，每一个清晨，每一个黄昏，都变得特别难捱，心中悲切，急得发慌，想起你就热泪盈眶，没法子我就继续画起来，明知画了也没人来取。也是出于那个原因，我觉得这么画画挺适合我的——不可捉摸，像个幽灵，没个目标，也不图报酬，倒把我领入了另一个王国。在我看来，你就活这个王国里，我幽灵般的目标，我的宝贝，我心爱的尘世创作，没有人回来取这些东西。任何事情都不能让我专心，任何事情带给我的只是一时的涂鸦，而不是永恒的图像设计。你留在海滩上的足迹折磨着我，海边的石头折磨着我。明亮的海岸令人讨厌，你留在那里的蓝色身影折磨着我。于是我决定返回我们在巴黎的住所，安定下来认真工作。《极北之国》中的那个岛，出生在灰蒙蒙的荒凉大海上；失去你，我心中的悲伤就像那荒凉大海一样。现在，那座荒海孤岛吸引着我，如同我难以表达的思绪之家。 但在我离开里维埃拉前，我一定要去看看福尔特。这是我为自己发明的第二种慰藉。我努力说服自己，他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单纯的疯子。他不光相信他自己的发现，而且也相信他的发现才是他变疯的原因，而不是相反。我得知他已经搬到了我的住所隔壁的一座公寓里。我也得知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生命之火无人看管，燃到尽头时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他的身体。他也许很快就会死去。最后我还得知，这个情况对我很重要，最近他尽管身体虚弱，却变得不同寻常地唠叨，经常一连几天给来看望他的人（唉，那些人和我不一样，都是出于好奇来看热闹的）发表讲演，批评人类思维机械呆板。讲得很古怪，曲曲折折，没有揭示出任何道理，只是充满苏格拉底式的激昂与讽刺。我提出去看看他，但他的妹夫说那个可怜人需要散散心，也有力气走到我家来。 于是他们过来了——那位永远穿着劣等西装的妹夫和他的夫人埃利奥诺拉（一个沉默寡言的高个女人，长得轮廓分明，身强体健，令人想起她哥哥的身板。现在她就是他的活教材，近在咫尺的道德图示），还有福尔特本人。福尔特的模样吓我一跳，尽管我早有准备，料定他会变的。我该如何说他的变化呢？L先生说过他看起来好像被卸掉了骨头一般，我倒得出不同的印象：他的灵魂被卸掉了，但作为补偿，他的思维却加强了十倍。我这么说的意思是，看一眼福尔特，就足以明白，不必指望从他身上看到生活中常见的人类感情，他已经彻底丧失了爱的能力，丧失了怜悯心，连自己也不会怜悯；丧失了行善的能力，丧失了偶尔善待他人的心灵的能力，也丧失了尽己所能帮人一把的习惯，那本是善之本源，即便拿他自己的标准衡量，也是如此。这就好比他丧失了与人握手的能力，丧失了使用手帕的能力。然而他给人的印象并不像个疯子——唉，不像，恰恰相反！他的五官奇怪地肿胀起来，目光不快却显得满足，还有那双扁平的脚，不再穿时尚的牛津鞋，而是穿廉价的帆布便鞋。从这种种现象中，可以感受到某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神经质一般控制着他的肌肉，对肌肉的松弛和必然衰退却毫无影响。 他现在对我的态度跟上次我们短暂相遇时不同，倒是像我记忆中年轻时他给我辅导功课时一样。毫无疑问，他完全清楚，从那时到现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然而他的灵魂丢失了，时间意识仿佛也随之丢失了（没有时间意识，灵魂 也无法存在），他显然注意了我——没有通过多少言语，而是他的整个神情——好像我和他相识就在昨天一般。但他和我没有共鸣，没有一点热情——什么都没有，一点点表示都没有。 他们让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他的四肢奇怪地摊开，就像一只黑猩猩在主人的要求下拙劣地模仿一个懒汉横卧的姿势一般。他妹妹坐下来做她的编织活，整个谈话过程中她那着灰白短发的头没抬起过一次。她丈夫从衣袋里拿出两份报纸——一份当地的，一份马赛的——也是一言不发。福尔特注意到一张碰巧出现在他视线内的你的大照片，便问你躲到哪儿去了，这时候L先生才说道：“好啦，你很清楚她已经死了。”声音故意抬得很高，就像对聋子说话，说时眼睛也不抬，继续看他的报纸。 “唉，是死了。”福尔特漠然说道，没有一点人情味。接着又对我说：“那好吧，愿她在天国安息——场面上是应该这么说的吧？” 接下来我俩开始对话。完全是回忆，不是速记笔记，现在让我原原本本地把它写下来。 “我想见你，福尔特，”我说（事实上我当时是用他的名和姓一起称呼他的，但在叙述中，他的形象是超越时空的，不好把那个有确定国籍和遗传历史的人扯进来），“我想见你，为的是跟你好好谈谈。不知你可否考虑让你的亲戚们离开一下。” “他们无所谓。”福尔特突然说道。 “我说要‘好好’谈谈，”我接着说，“那意思是我假定你我之间有互惠的可能，不论问什么问题，都要有问必答。只是问问题的是我，希望得到你的回答，那么一切都取决于你是否愿意坦诚相告。你不需要我作此保证。” “问得坦诚，我就答得坦诚。”福尔特说。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直入主题了。我们先请L先生和L太太出去一会儿，然后你把曾经对那位意大利医师说过的话一字不差地告诉我。” “这个嘛，我是绝不会说的。”福尔特说。 “你不能拒绝我这个要求。首先，你说的不会要了我的命——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可能看起来无精打采的，但你别担心，我听下去的劲头还是很足的。其次，我保证替你保密；你要是愿意，我一听完立即开枪自尽。你看，我死都不怕，还怕唠唠叨叨地烦你吗？怎么样，你同意了？” “我全然拒绝。”福尔特回答道，把身边桌子上的一本书拂开，腾出地方放他的胳膊肘。 “只要我们聊得起来，怎么都行，我暂时接受你的拒绝。让我们从头开始。那么现在，福尔特，我知道事物的本质已经昭示于你了。” “是的，句号。”福尔特说。 “同意——什么样的本质你是不会告诉我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得出了两个重要推论：事物都有本质，本质会昭示于思维。” 福尔特微微一笑。“只是别称其为推论，先生。它们只是长途车暂停的站点而已。对于短程的心灵交流来说，逻辑推理可能是一种最便捷的方式，可是地球的弯曲度，说来可叹，不也是通过逻辑反映的嘛。一种完全理性的思想进程将最终把你带回起点，你返回起点后明白了原来天才非常简单，你很开心，觉得领悟了真理，其实你只是领悟了自己而已。既然如此，何必开始那趟旅程呢？你就对这个法则知足吧：事物的本质昭示之时——你也无意间在其中铸成大错。我无法向你解释，因为哪怕有一点点解释的迹象，那便是致命的一瞥。命题不变，错也就看不出来。凡是你能称为推论的东西本身已露破绽：逻辑发展下去必然就是死胡同。” “好吧，眼下说这么多我也满足了。现在请允许我问个问题。当科学家头脑里出现一种假设时，他会通过计算和实验来检验它，也就是说，通过对真理的模拟和再现来检验。检验可靠的话，就可以影响别人，假设也就得以认可，以为是对某种现象的真实解释，直到有人发现了它的错误。我相信整个科学就是由这些被流放了的或退休了的思想观念构成的，然而它们也都有过各领风骚的辉煌。如今留下来的只不过一个空名或一份养老金而已。可你福尔特的情况不同，我想你已经找到了一种不同的发现方法和测试方法。从神学意义上讲，我能称它为‘启示’吗？” “不能。”福尔特说。 “等一下，现在我感兴趣的倒不是你的发现方法，而是你自信你的发现结果是正确的。换句话说，要么你有检验结果的方法，要么你意识到结果本身就是正确的。” “你看，”福尔特回答说，“在印度支那，彩票抽奖的数字是由猴子抽取的。现在我呢，恰巧就是那只猴子。再给你打个比方：在一个人人诚实的国度里，一艘小游艇停靠在岸边，它不属于任何人，但没人知道它不属于任何人。大家都觉得它是属于某个人的，所以大家对它视而不见。我却碰巧上了这艘小游艇。我要是开玩笑一般说这话，事情就再简单不过。不是非要开数学玩笑——我提醒你，数学只是一种蛙跳世代玩的游戏，它们跳过自己的肩膀繁衍后代——我是不断地把各种想法组合到一起，最终找到了恰当的组合，像贝特霍尔德·施瓦茨(7) 一样揭示出了爆炸的秘密。我莫名其妙地活了下来。换个人，处在我的境况下，说不定也能活下来。然而在经历了我和我亲爱的医生的那场事故后，我一点都不想再被警察骚扰了。” “你活跃起来了，福尔特。但是让我们回到关键问题吧：是什么让你确信那就是真理？猴子并不是真正的抽签人员。” “真理，还有真理的影子，”福尔特说，“在这个世界上确实太少了。当然我这是说真理的种类，而不是真理的样本。现有的真理不是微不足道，就是受到了玷污，从而使得——让我怎么说呢？——使得对感悟真理的冲动变成一种陌生现象，很少有人研究，那种冲动本是感悟真理时全身心的迅速反应。哦，对了，有时候孩子身上会发生这种情况——当一个孩子害了猩红热，醒过来恢复知觉后，有一种触电一般脱离现实的感觉。毫无疑问，是相对的现实，因为你们人类除了相对的现实就一无所有了。任何自明之理，都是一具相对真理的尸体。遇到‘黑色比棕色的颜色深’或‘冰是冷的’这样的话，分析一下你听到这话时引起的身体感觉。你的思想太懒了，懒得连出于礼貌从凳子上抬下屁股也不愿意，仿佛同一个老师进了你的教室一百次，给你教一节古俄语的课程。不过，我小时候，有一天霜很重，我轻轻舔了下小门上闪亮的锁。我们不谈身体上的疼痛，也不谈值得自豪的发现，即使是一次愉快的体验也不谈——因为它们不是对真理的真实反应。你看，感悟真理的意义鲜为人知，以至于我们都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来描述它。你的整个神经系统会同时说‘对！’——就是那样的情形。我们也不要谈什么惊奇感，那只是不寻常地吸收了真理的物体属性 ，而绝非真理本身。如果你告诉我某某某是个小偷，我会立刻在头脑中把我突然之间搞明白的一些琐事联系起来。那些琐事是我亲眼所见，但我还会得空惊叹一阵：那个看起来如此正派的人居然是个贼。然而我已经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个真理，因此我的惊奇就马上呈现出了一个颠倒的形式（我们怎么会把那么明显的一个窃贼看成是老实人呢）。换句话说，真理的敏感点恰好在于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惊奇之间。” “对，这已经非常清楚了。” “另一方面，当惊奇达到了震撼人心、不可思议的程度，”福尔特接着说，“会产生非常痛苦的后果，但这和真理本身引起的震惊相比，就不算什么了。这种情况再也不会被接受了。这种情况没有置我于死地，那是偶然，就像它偶然冲击了我一样。我怀疑人能不能想到对如此强烈的感觉做个检测。然而，检测都是事后回溯，我个人倒觉得没必要去做复杂的证实。以任何一个普通的真理为例——两个角都等于第三个角，则这两个角也相等，那么这个假设是不是对‘冰是热的’或者‘加拿大有岩石’这类命题也成立呢？换句话说，一个小真理在创造一个更小的真理时并不包含其他相关的小真理，更不包含属于其他不同知识层次或者不同思想领域的小真理。那么你怎样谈论一个大真理呢？大真理本身就包含了对所有思维有可能认可之事的解释和证明。一个人会相信野花的诗意或金钱的力量，但不管是信野花还是信金钱，都不能预先决定是相信顺势疗法呢还是相信有必要灭绝维多利亚湖诸岛上的羚羊。但无论如何，在已经了解了我该了解的东西之后——如果可以称作了解的话——我拥有了一把绝对能打开全世界所有大门和宝箱的万能钥匙，只是我无须使用它罢了，因为关于它的各种现实意义的想法会根据它的性质自动变成一系列上着铰链的盖子，无法打开。我可以怀疑自己没有真正的能力去想象我的发现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何种程度上我还不算疯；或者反过来说，我离发疯还有多远。但我当然不能怀疑你说的话：‘事物的本质已经昭示于你了。’请给我点水。” “给你水。但是福尔特，让我想想，我正确理解你的意思了吗？你是不是从今往后真的要成为一个全知的人呢？不好意思，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可以说你知道了一些本质的东西，但是你的言语并没有明确地显示你已经掌握了绝对的智慧。” “这就让我省力气了，”福尔特说，“不管怎样，我从来没有肯定地说过我现在知道了一切——比如说阿拉伯语，我就不懂。你一辈子刮过多少次胡须，我也不知道。那边的傻瓜正在读报，报纸的版式是谁设计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说，凡是我想知道的事，我就知道。这话人人都可以说——对不对？——只要翻过百科全书，想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只是我所知道的这本百科全书的准确名称（这里顺便说一下——我现在正在给你一个更加简洁的定义：我知道的是事物的名称）真正地包括了一切，这也就是我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多才多艺的学者们之间的区别所在。你看，我已经知道了——现在我正领着你来到里维埃拉的悬崖边上，女士们请别看——我已经知道了关于世界的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这事情本身是显而易见的，太明显了，只有我可怜的人性才把它看成是怪异的。当我提到‘一致性’这个词时，我指的是那种与你们所知道的一致性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就像我发现的本质和任何物理或哲学推测的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目前我内在的主体和宇宙的主体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不会受到身体痉挛的影响，尽管那种痉挛已经击垮了我。与此同时，随着知道了本质事情，便有可能知道所有事情，这种可能性没有因为我体内器官足够坚固而被消解殆尽。我通过意志力来训练自己，不要离开这个生态动物园，若无其事地关注你们的精神规则。换句话说，我就像是一个乞丐，一个拙劣的诗人，虽然收到了一百万的外汇，但是仍然住在自己的地下室里，因为他知道哪怕是稍微向奢侈妥协一下就会毁了他的肝脏。” “可是福尔特，你已经拥有了这个宝藏——这就是让你痛苦的根源。我们别再讨论你对它的看法了，来谈谈宝藏本身吧。我再说一遍——我已经注意到了，你拒绝让我偷窥你的美杜莎，我现在就要进一步避开那些显而易见的论断，因为正如你所暗示的那样，任何逻辑的推断都是对于思想本身的束缚。我向你建议一种不同的问答方式：我不问你那宝藏的内容，但你无论如何可以告诉我你的宝藏是否放在东方，宝藏中是否有块黄玉，甚至告诉我是不是有人曾经与它失之交臂。你告诉我这些肯定不会泄露宝藏的秘密。我提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这样我不但能保证避开进一步追问的特殊线路，而且保证谈话彻底结束。” “理论上说，你正在引诱我走进一个拙劣的圈套，”福尔特说，身子微微发抖，好像人笑得全身发抖一般，“老实讲，这样的问题你只要能问我哪怕一个，那也就是一个圈套。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乐得无聊，那就开问吧。” 我想了一会儿，说：“福尔特，请允许我像传统的旅行者一样开始发问——旅行者看了一座古老的教堂，这座教堂他不陌生，见过它的图片。现在我来问你：上帝真的存在吗？” “冷。”福尔特说。 我不理解，又问了一遍。 “就当我没说吧，”福尔特厉声说道，“我说过了，‘冷’。就像人们玩游戏，藏起一个东西，让大家找。你要是在椅子下面找，或在椅子阴影下面找，是找不到那东西的，因为它恰好在别处，那么有没有椅子或者有没有椅子阴影的问题就与游戏毫无关系。说椅子也许存在，但东西不在那里，这就和说东西也许存在，但椅子不存在是一回事。这就意味着你又在人类思维所青睐的那个圈子里走进了死胡同。” “尽管如此，福尔特，你肯定会同意这个观点：如果按你所说，被寻找的这个东西和上帝的概念相去甚远，而且那个东西，用你的话来说，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名称’，那么上帝这个概念是不会出现在标题页上的。由此而论，这样的概念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既然不需要上帝，上帝也就不存在了。” “这么说你还是没有理解我所说的某一个可能的位置和在那个可能的位置上不可能找到东西之间的关系。好吧，让我说得更清楚一点。你提到一个特定的概念，这种行为本身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谜题的位置上，就好像找东西的人自己藏起来了。如果你还坚持你的问题，那就是你不仅自己藏了起来，而且认为通过与被寻找的东西分享‘藏起来’的特性，你自己离‘藏起来’的特性更近了。当我们讨论的话题可能是甜豌豆，或者是足球边线裁判员的旗子时，我如何能回答你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呢？你用错误的方式把目光投向了错误的地方。我亲爱的先生，这是我能给你的唯一答案。如果你能从这个答案中得出一点点结论，比如上帝是无用的或者上帝有必要存在，那恰恰是因为你用错误的方式把目光投向了错误的地方。刚才承诺不用逻辑思维模式的不就是你吗？” “福尔特，现在我也要给你设个套了。让我们来看看你如何成功地避免了给出一个直接的回答。一个人是不能在自然神论的象形文字里找到世界的名称的，对吗？” “没听明白，”福尔特答道，“蓝胡子(8) 用华美的辞藻和语法骗术，就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所期望的否定伪装成了期望中的肯定。这时我所能做的就是进行否定。我不赞成在普通神学的王国里寻找真理这一权宜之计，为了不让你无谓地浪费脑子，我要赶快补充一句，我用过的那个名称是一个死胡同：千万不要钻进去。如果你惊叫：‘啊，又有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真理！’我就不得不停止我们之间的谈话，因为咱谈不到一起去。你的惊叫意味着你把自己隐藏得太好了，好到迷失了自我。” “好，我相信你。我们得承认神学把问题搞乱了。是不是这样，福尔特？” “扯得太远了。”福尔特说。 “好，这条歧路我们也不走了。即使你能够向我说明它为什么是歧路（因为有些事情古怪、难懂，会惹你生气），我还是看得清你并不情愿回答我。” “我会的，”福尔特说，“不过这就等同于告诉你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事情的本质你是不会从我这里原原本本得到的。” “再重复一遍，福尔特。我问你一个问题，比如，人死后能复生吗？对这样的问题你总不能含糊其辞吧。” “你对这样的问题很感兴趣吗？” “就像你对它着迷一样，福尔特。不管你对于死亡了解多少，我们两个都是会死的。” “首先，”福尔特说，“我想提醒你注意下面这个奇怪的圈套：人终有一死。你是人，所以你也有可能不会死。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特定的人（你或者我）出于特定的原因会不再是终有一死的‘任何人’。我们两个人还是会死的，但我的死法和你不同。” “不要刁难我可怜的逻辑能力，给我一个简明的回答吧：人死后有没有一线复生的希望呢？还是说，人一死就永堕黑暗之中？” “Bon(9) ，”福尔特答道，这是移居法国的俄国人常说的话，“你想知道戈斯波丁·希涅乌索夫是否将永远住在戈斯波丁·希涅乌索夫体内，否则蓝胡子，或者说一切事物都将突然消失。这里有两个概念，对吧？全天候的光明和黑暗的空间。尽管两者在超自然的色彩上有所区别，其实彼此还是极其相似的。两者如影相随，甚至会高速运动。赌资总额计算器万岁！嘿嘿，透过赛马场的眼镜看看吧，两者正在赛跑，你很想知道哪一个会首先到达真理的终点。但是到底是这个还是那个先达终点，你要我给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的话，那你就是要求我在两者全速飞奔的时候抓住其中一个的脖子——这两个魔鬼的脖子可是滑溜得不得了。即使我为你抓住了其中一个，我也只是干扰了这场竞赛，胜利者就会是我没有抓住的那一个。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结果，因为竞争已不存在了。但如果你问我哪一个跑得更快，我会用另一个问题来反驳你：强烈的欲望和强烈的恐惧感，这两者哪个跑得更快？” “我猜，一样快。” “这就对了。人类可怜的小脑瓜，看看那里面都想些啥。它也无法表述你们——我是说我们——死后会发生些什么。完全的无意识不在此列，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无梦之眠中的那种黑暗。要么反过来说，死亡可以想象到，那么人类的理智就自然而然地不会接受永生这一概念。永生是一种未知的实体，与地球上的任何东西都不一致，但的确很有可能是真的——比如昏迷中的黑暗就不陌生。比如一个喝得烂醉的人在熟睡中由于偶然的外部原因死掉了，因此也就失去了一切他不再拥有的东西，但他很有可能会重新获得思考能力，并且为他的不幸境遇的延伸、巩固、完善而心怀感恩。说实在的，一个相信自己理智的人怎么会接受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如果你仅仅想问我一件事：身为人类，我是否知道人死之后将会怎样——也就是说，如果你试图转移那个谬论，那个让看似对立、本质相同的两个概念之间的竞争逐渐削减的谬论——那么我就给你一个否定的回答，你会通过逻辑推断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你的生命不会以虚无告终。如果我给你一个肯定的回答，你就会得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你看，无论怎样，你都会一如既往地坚守自己的立场，因为一个干巴巴的‘不’只能向你证明：我对这个话题和你一样并不了解。一个含含糊糊的‘是’则表明你接受了天堂是普遍存在的这种说法，而你的理智又不能不对此存有怀疑。” “你躲躲闪闪，就是不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过请允许我无论如何提醒一下，在谈论死亡这个话题时，你不要给我一个‘冷’字作答。” “你又往那边去了，”福尔特叹气道，“难道我没有向你解释，无论什么样的推理都是对思想的歪曲么？只要你还在世俗的领域之内，这种推理便是正确的。但是当你试图超越世俗领域时，你超越得愈远，你的错误就愈严重。不止如此：你的思维将会完全从一个功利的角度来解释我给的任何一个答案，因为你只会把死亡想象成自己墓碑的样子，由此也会导致你极大地歪曲我的答案的内涵，使之最终成为一个谎言，千真万确。所以即使在处理超验思想时，我们也要注意规范。我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你应当感谢我躲躲闪闪的回答。我猜，你会这么想：每一个问题都怎么也问不出个名堂。顺便说一句，这解不开的症结比对死亡的恐惧还可怕。你内心的这种感觉犹为强烈，对吧？” “对，福尔特。我一想我将来的无意识状态，就深感恐怖。同样，我头脑里预见自己躯体腐烂时，就感到厌恶。” “说得好。这种痼疾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症状？半夜三更，心脏突然隐隐作痛，好像某个野生动物突然闪现出家养动物的感情和宠物的各种想法：‘总有一天我也肯定会死。’这样的症状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对吗？你仇视这个世界，世界没有你照样高高兴兴地运行。你会有这样的基本感觉：与死亡的痛苦相比，与自己的生命相比，世上万物都微不足道，虚幻不真，因为你对自己说，生活不过是死亡之前的痛苦。对啊，对，疾病折磨着你们，折磨的程度或重或轻，我完全能想象得到。我只能说一句话：我搞不明白，人在这种状况下还怎么活呢。” “好啦，福尔特，我们似乎谈得有些眉目了。看样子我得承认，当我兴高采烈欣喜若狂时，当我的灵魂没有任何负担时，我会突然觉得，人死之后并非就此灭绝。附近有一间上锁的屋子，房门下出来了一幅白霜般的草图，图上流光溢彩，画着喜气洋洋的金字塔，样子像我孩提时代的圣诞树。我会觉得，一切事物——生命、近邻、四月、春天的声音或者心爱之人的甜美嗓音——只不过是一篇杂乱的序言，正文部分还在后边——福尔特，如果我能有那种感受的话，难道我还不可能永存——永存——请告诉我这是有可能的。你告诉我，我就不再问你问题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福尔特再次摇头说道，无声地笑笑，“我更加不了解你了。跳过序言吧，没有什么疑问了。” “Un bon mouvement，(10) 福尔特——把你的秘密告诉我吧。” 福尔特说：“你想干什么？趁我不备俘获我么？我看出来了，你很狡猾。不行，这是不可能的。刚开始的时候——是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也许有可能与人分享我的秘密。一个成年人，除非他跟我一样壮得像头牛，否则是经受不住的——没错。但我转念又想，能否培养出一代新人呢？也就是说，把我的注意力放到孩子身上。你知道，我当初不能马上克服方言的影响。但真正做起来的话，会发生什么呢？首先，要求孩子们像教士一样保持沉默，以免因一句梦话误伤人命，这是很难做到的。其次，曾经传授给孩子们的信息，被他们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沉睡在孩子们意识深远处的某个角落里，一旦他们长大成人，这些信息就会苏醒，导致悲惨的后果。即使我的秘密不总是毁灭物种中的成熟一员，也很难想象它会饶过年轻人。谁人不知，生命中有那么一段时期，各样东西——高加索温泉上方星光灿烂的天空、在厕所里读的书、一个人自己对于宇宙的猜想、对唯我论的痴迷与恐慌——都有可能在年轻人的所有感官中引发疯狂。我没有理由成为刽子手，我也不打算拿个话筒喊喊话去击溃敌人的军团。简言之，没有我信得过的人。” “福尔特，我问了你两个问题，你两次都向我证明了是不可能有答案的。看来，我再问你其他问题，比如宇宙的范围，或生命的起源，似乎都是白费功夫。你也许会说，能够在一个二流太阳所照耀的二流星球上生活上短暂的一刻，我应当感到满足，或者你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为一个谜：比如‘异源性’这个词本身就是异源的。” “有可能。”福尔特伸展身子打了个哈欠，表示同意。 他妹夫悄悄地从马甲里掏出手表，看了一眼妻子。 “福尔特，这确实是件奇怪的事，一面是终极真理的超人类知识，一面是一无所知的平庸诡辩者的机敏，两者怎么就在你身上结合在一起了呢？承认吧，你所有的荒诞诡辩只是故意装出来的嘲讽。” “这个嘛，只是我的防守之道罢了。”福尔特说道，斜眼看看他的妹妹。妹夫把外套拿给他穿，他妹妹正敏捷地从那外套袖子里抽出一条长长的灰色毛纺围巾。“你知道，我要是没有这点防守之道，你说不定已经骗得我说出秘密了。但是，”他在穿袖子，但伸错了胳膊，然后马上把该伸的一只伸了出去，同时在他妹妹和妹夫的推动下，一边往前走，一边继续说，“但是，即使我真的吓着你了，让我来安慰一下你吧：在我所有的唠叨和废话当中，我还是不小心把自己出卖了——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就这三言两语也显示出了绝对的洞察力——幸运的是，你并没有注意到。” 他被领走了，我们恶魔般的谈话也因此告一段落。福尔特不仅什么都没告诉我，甚至都不允许我接近关键话题。毫无疑问，他最后的话和先前所有的一样只是一种讥讽罢了。第二天，福尔特的妹夫在电话里用沉闷的声音告诉我，福尔特要为这次拜访收取我一百法郎。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提前告诉我，他立即答复说，如果想再进行一次谈话的话，两次谈话只收我一百五十法郎。购买真理，即使打折，也吸引不了我。给他寄出了那笔出乎意料的欠款后，我强迫自己不再去想福尔特了。尽管昨天……对，是昨天，我收到了福尔特从医院写来的亲笔便条：他用清晰的字迹写道，他将在星期二死去，在弥留之际，他斗胆告诉我——接下来的两行字，本来就很难看清，然后好像故意讥讽一般，全部涂黑了。我回复道：我感谢他的考虑周全，并祝愿他死后过得有趣，并永垂不朽。 但是，我的天使，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让我离你更近。尽管我觉得你不会屈尊以古老的鬼魂方式出现，但为了以备万一，我还是让所有的生命之窗、生命之门都为你大开着。最可怕的是，我想从今以后你将在我体内发光发热，所以我必须保全我的生命。我转瞬即逝的肉体躯壳也许是你完美生存的唯一保证：我灭亡了，这个保证也就不存在了。唉，带着叫花子的激情，我注定只能依靠肉体的本性来把你的故事向自己讲完，然后依靠我自己的“省略”…… (1) 　原文为Ultima Thule。Thule（图勒）是古代欧洲传说中位于世界最北端的遥远岛屿。本书中的《极北之国》及《单王》原是一部长篇小说中的头两章，极北之国就是单王所在的国度。参见书末《注释》。 (2) 　法语，医生，你能完全确定科学也有不能解释的特殊病例吧？孩子会生在坟墓里吗？ (3) 　法语，他是个贫穷的伊利亚 。 (4) 　原文为“dental”和“transcendental”。 (5) 　法语，活人画表演 。 (6) 　法语，黑白的 。 (7) 　Berthold Schwartz，德国传说中的人物，相传为发明火药的炼金术师。 (8) 　法国民间传说中的邪恶人物，诱骗并虐杀了多名新娘。 (9) 　法语，很好 。 (10) 　法语，一步好棋 。 单王(1) 像往常一样，国王被两个卫士的争论吵醒了，一个是夜间卫士，另一个是上午卫士。夜间卫士过分地守时，规定的时间一到就离开岗位，而上午卫士总是迟到几秒钟，倒不是因为玩忽职守，大概是因为痛风病人的时间习惯上就慢一点。于是，要离开的卫士和即将到达的卫士总是于一点钟在同一个地方碰面——单单在国王卧室窗户下的人行小道上。这条小道夹在宫殿的后墙与一畦长势茂密但花朵稀疏的金银花之间，金银花下面乱扔着各种各样的垃圾：鸡毛，破碎的陶器，装过波莫娜（一种全国知名的水果罐头）的红脸蛋锡皮大罐。他们一碰面，无一例外地要压低声音来一阵简短友善的争执（正是这阵争执吵醒了国王）。原来夜间值班的这个卫士天性顽皮，假装不想把写有口令的石板交给值早班的那个卫士，那个脾气暴躁的傻老头，斯沃赫尔姆战役后退伍的老兵。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这时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那有条不紊、时缓时急的雨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或三百六十六天里有三百○六天都在不间断地下雨，因此天气的突变老早就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了（风对金银花就是这么说的）。 国王向右翻了个身，醒了过来，一只白皙的大拳头支在脸颊下，绣花枕套上的纹章图案在脸颊上留下了棋盘般的印痕。褐色的窗帘松松地拉下来，遮住了单扇却很宽大的窗户，窗帘靠里的两条边之间渗进一缕滑腻细润的光线。国王突然想起了一个迫切的任务（他得出席横跨伊戈尔河的一座新大桥的落成典礼），这个任务一想起来就让他烦，一天的日子是个苍白的三角形，而这个任务就像躲不开的几何图案，硬生生地挤了进来。他对桥梁、运河或者造船业都不感兴趣，虽说他稀里糊涂地主政五年——对，整整五年（八百二十六天），他真的早该养成了辛勤理事的习惯。要处理的事情复杂多样，自然而然地在他头脑里乱作一团，他烦得要命（而那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只要与王室公干无关，就是无比完美的事，好得不能再好的事）。可事情不得不处理，每一次都让他郁闷心烦：有自己存心不想知道的事，处理起来就需要强装笑脸；也有毫无道理或者有可能根本不存在的事，处理时只不过拿虚有其表的传统标准往上一套罢了。关于大桥的落成典礼，他根本不记得有此计划，但他毫无疑问是批准过了的，印象中这只不过是个什么民俗节庆，因为从来没有人不嫌麻烦地问一下他是否对这个复杂的科技成果感兴趣。那桥悬在半空，他今天还得乘一辆装有齿状护栏的豪华敞篷车从桥上缓缓驶过，这也太折磨人了。此外还有那名工程师。有一次国王随口说（就随便一说，为的是摆脱什么人或什么事）自己喜欢爬山，可惜岛上没有一座像样的山（海边上那座古老的死火山不算，再说了，火山山顶上还有座灯塔——顺便说一下，这座灯塔如今也不亮了），从此大家就不停地对他说起这位工程师。这个工程师的名声不大可靠，是在宫女和官场交际花们的客厅里发迹的，她们爱他面如蜜糖，能说会道。他提议通过地下膨胀的方法将岛上中部平原抬高，变出一座山岳来。选好的膨胀地点渐渐隆起时，当地居民可以照旧住着，不必搬迁。试验区内的小砖房会往一处挤，红毛的奶牛也会感到海拔有变而受惊乱叫，胆小怕事的人想撤走，将会受到惩罚：他们再要回来就得沿着新隆起的悬崖绝壁走，和留在原地躲过平地变山之劫的人相比，花的时间要多得多。渐渐地，草地鼓了起来，巨石松动起来。一条昏睡的小溪翻下了床，变成了一道高山瀑布，连它自己都惊骇不已。树木排着队走向云端，其中许多品种（比如冷杉）都喜欢如此高耸入云。村民们靠在门口的栏杆上，挥动手帕，欣赏着这充气鼓起来的大地巨变。山会越来越高，直到那位工程师下令让那个怪兽般的泵停下来。然而国王没等到泵停就又打盹迷糊过去了，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凡是头脑一热作出的计划，议员们一听就支持上马，他倒是经常拖着不批（可话说回来，他的多数天然权利和多数人权都被死板的法律压缩了），这一次大桥典礼要是像平常一样别让试验就好了。但现在已经太晚了，那个始作俑者自杀了，突发奇想把一棵树搬进室内当作绞刑架（不管怎样，睡眠精灵对熟睡的人是如此复述的）。 国王一直睡到七点半。通常在这个时候，他的意识会唤醒行动，准备迎接进入卧室的弗雷。这个老态龙钟又患有哮喘的贴身男仆行动时总是发出一种多余的奇怪声音，好像干什么都匆匆忙忙一般。其实匆忙二字显然与他无缘，他分明还不到眼看要死的地步。他把一个银盆子放在一张小凳上，凳面上刻着心形图案。这件事他已经做了半个世纪了，侍奉过两位国王，今天，他要叫醒第三位国王。这盆水散发着香草气味，好似施了魔法一般，给前两任国王端来，也许是真叫他们沐浴的；可是到如今，端来倒是多余的。然而这个脸盆和小凳每天早上照样出现，一起端来的还有一块五年前就折好的毛巾。这位老男仆继续发着他独有的声音，拉开窗帘让光线充分地进入房间。国王一直纳闷，为什么弗雷不先拉开窗帘，而是摸着黑把小凳和那个无用的器皿搬到床前。不过跟弗雷说话是不可能的事，他就是个聋子。他无声的世界和他雪白的头发很相配：那高龄的棉絮让他与世隔绝。当他弓着身走到床前时，卧室墙上的钟开始更加清晰地滴答响，好像这钟也是越老越精神似的。 现在卧室成为焦点。卧室顶上一条龙形裂缝横穿屋顶，屋角立着一个巨大的衣架，宛如一棵橡树。靠墙立着一个非常精致的熨衣板。一把扶手椅，罩着白色的家具套，椅边下方隐藏着一个生铁铸造的形似独角仙的东西，那是个过了时的老用具，用来扣住鞋底脱下马靴。一个橡木衣橱，巨大无比，颜色暗淡，发出一股卫生球味，立在一个用来放脏衣服的卵形藤条容器旁边，这个藤条筐也不知是谁放在那里的。淡蓝色的墙上胡乱挂着些物件：一口钟（这家伙已经滴答响着昭示了它的存在）；一个药品柜；一个陈旧的温度计，显示的是当年的气温，而不是现在的真实气温；一幅铅笔素描画，画上是一个湖，岸边芦苇丛生，一只鸭子离岸而去。还有一位绅士的近身照，打着皮革绑腿，跨在一匹看不清尾巴的骏马上，一位神情严肃的马夫牵着马站在门廊前方，门廊的台阶上聚集着几个神色紧张的仆人。一个落满灰尘的圆形玻璃镜框下压着一些毛茸茸的花……卧室里陈设稀少，也毫不实用，不管谁用这间宽敞的卧室都显不出温馨来（似乎前任国王的妻子曾经在这里住过，她的绰号叫“哈斯莫德”(2) ），这让它看起来怪怪的，好像没人住过一般。要不是那个端进来的脸盆，还有铁床边坐着的男人，真无法想象竟然有人在这里过夜。那男人穿着镶边领子的睡衣，一双结实的光脚踩在地上，用脚趾头摸索出一双摩洛哥羊皮拖鞋来。他披上一件像这个早晨一样灰暗的晨袍，走过咯吱作响的地板，来到有毛毡垫的门旁。他后来回忆起那个早晨时，便觉得刚一起来内心和身体就都经历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感，即将到来的这一天如千斤重担要压垮他。所以这一天带来的可怕灾难（这个灾难隐藏在无聊小事的面具下，已经 守在伊戈尔桥上了），尽管荒唐，也预见不了，但对他而言，倒是一副冲淡压力的解药。我们习惯于把眼前的事情归因于刚刚过去的事（我刚才手里还拿着它，我把它就放那儿了，现在它却不在那儿了），把过去与出乎意料的当下联系起来，其实这个当下只是个暴发户，为刚买的纹章盾牌而沾沾自喜。事件都是环环相扣的，我们是它们的奴隶，试图用链条中神奇的一环去堵缺口。回望过去，我们确信，回头看到的那条路，正是已经把我们领向坟墓的那条路，要么正是让我们正本清源、发现自我的那条路。只有在以往的事件里能发现可以恢复、可以改变的迹象时，生活中飘忽不定的鲁莽和失误才能得到真心容忍。顺便说一下，这些也是那个不再独立的艺术家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希涅乌索夫的想法。夜幕降临，竖排的深红色字母闪烁出“RENAULT”(3) 字样。 国王出去找早餐。冰冷的石头画廊一边是尖顶窗户，窗角上布满了蜘蛛网，另一边有五间屋子，他从来不清楚其中哪一间里会备好他的早餐咖啡。他依次打开一间又一间房门，看看里面有没有摆好那张小餐桌。总算找到了，摆在最不常放的地方：一幅黑沉沉的前任国王的巨幅肖像下面。画匠给加丰王画这幅肖像时，国王已经到了记事的年龄，记得他的样子。但画像中人物的五官、姿态和体型都被赋予了富丽堂皇之气，远不是当年那个驼背、烦躁、衣着不整的老头模样。那时他有点儿歪的上嘴唇上没长胡子，嘴角一带布满了乡下干瘦老太太才有的皱纹。他家祖训是“审时而治（sassed ud halsem）”，到了他这里，常常被幽默打趣的人改为“扶手椅和榛子白兰地（sasse ud hazel）”。他在位三十余年，既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特别爱戴，但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特别仇恨。他既相信善的力量，也相信钱的力量。他对议会中的多数人言听计从，因为他们那些枯燥无味的人道主义情怀很容易感染他那颗多愁善感的心。他也慷慨地从秘密金库中拿出钱来，奖励那些为王权的稳定作出贡献的人。对他来说，治国之术早已变成了靠机械规律运转的飞轮，以及举国上下的惟命是从。Peplerhus（议会）就像一根吱吱作响的微弱烛芯，闪着迷迷蒙蒙的光，看起来还像是正常运转的机构。如果说他在位的最近几年也受到猛烈反叛的冲击，好比无忧无虑地吃了一顿漫长的晚餐，之后打了个嗝，那也不能怪他，要怪那位王储人品不好，行为不端。说来也是，善良的市民们在怒火中烧之时发现曾经一度是学界的祸害、现在已被遗忘了的凡·斯昆克教授说的话并无大错。他断言，分娩只是一种病，每个婴儿都是父母身上的肿瘤，通常都是恶性的，生下来就“外化”为独立的存在物。 现任国王（我们姑且以国际象棋符号K来称呼他）登基之前，是老国王的外甥。一开始，没人想到继承王位的会是这个外甥，原定的合法继承人是加丰王的儿子阿道夫王子。这位王子在民间有个极其不雅的称号（根据贴切的谐音而来），为了文雅起见，就翻译成“无花果王子”(4) 吧。K在一个偏远的王宫里长大，由一位脾气阴郁又野心勃勃的贵族和他那位马一般剽悍的妻子来监护。因此，他几乎不认得表兄，直到二十岁时才开始和表兄多了点接触，那时阿道夫已将近四十岁了。 我们面前是一位心宽体胖、脾气随和的人，脖子短粗，骨盆宽大，颧骨凸起，红扑扑的脸上面色匀称，眼睛好看，有点鼓。小小八字胡不好看，像一对蓝黑的羽毛，不知为何与他厚厚的嘴唇不相配。那嘴唇看上去总是油乎乎，好像刚刚啃过鸡骨头似的。他的头发又黑又密，气味难闻，也油乎乎的，使得他那结实得生了根一般的大脑袋有了花花公子的派头，这在极北之国很少见。他酷爱华丽的服饰，但同时又像papugh（神学院）的学生一样不爱清洗。他精通音乐、雕塑和绘画，但也会花上几个小时陪伴粗俗无聊的人。听到大音乐家珀勒曼沁人心脾的小提琴声，他会失声痛哭；同样，摔了心爱的杯子，捡起碎片时也会悲伤流泪。如果有人需要帮助，只要那一刻没有别的事务缠身，他会想方设法去帮。他得意洋洋地拨弄着生活，品味着生活，也时不时巧妙地给他从不在乎的第三方带来一些远远超过他自己心理底线的痛苦——适合他人、别人、世人遭受的痛苦。 K在二十岁的时候进入极北大学。大学坐落在灰色的海岸，距离首都四百英里，沿途满是紫色的石楠。在那儿，他得知了一些关于王储道德败坏的情况。假如他没有躲着人们的谈话和讨论的话，他就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但他好不容易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参与大家的谈话和讨论就会让隐瞒身份的事变得困难。他的监护人，那位伯爵，每周都会来看他一次（有时候来时就坐在摩托车的侧斗里，由他那位能量充沛的妻子驾车）。伯爵总是不停地强调：这个瘦弱忧郁的年轻人，在学习上的表现和在图书馆楼后面具有两百年历史的球场上的表现一样好，要是叫任何一个学生或者教授知道了这个年轻人根本不是什么公证员的儿子，而是国王的外甥，那该多么丢人现眼，也很危险。这算是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还是那位坏脾气的监护人私下里的安排，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如果这是无数突发奇想的其中之一，那么它愚蠢得令人费解；估计是一个比国王更厉害的无名之人和议会合谋，不知为何要故意扰乱这个北方岛国的生活。这是一座“triste et lointaine”(5) 的岛，生活简朴单调，信守着快要被遗忘了的信条。如果是那位监护人的计谋，那可算深谋远虑了，抚养国王这等事情理应保密。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我们说不上，也没有理由去推测，因为无论如何，这位特殊的学生一直忙着别的事情。读书，打壁球，滑雪（那时候的冬天都会下雪），但最重要的是，晚上坐在壁炉边沉思，再后来，没过多久，便和贝琳达谈起了恋爱——这些事情足以填充他的生活，让他无暇顾及那些庸俗的政治小勾当。再说了，他正在认真学习自己祖国的历史，所以他根本想不到他体内沉睡着历代先王的血脉。他也没有想到，刚刚过去的现实生活同样也会成为历史——成为穿越时光隧道来到苍白阳光下的历史。要么是因为他主攻的那部分历史在加丰王在位前一个世纪就终止了，要么是因为极其冷静的编年史学家们无意间变了个魔术，其价值好像比他自己作出的论证更高，于是他身上的学者气质压倒了史实考证，到后来，他试图把历史与现在重新联系时，就只好满足于临时拼凑，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破坏了传说原有的悠久性（伊戈尔河上的那座桥，那座沾满了鲜血的桥）。 也就是在那时候，即大二开学之前，K到首都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租住在号称“议员俱乐部”的简陋地方。他第一次参加宫廷招待会时遇见了王储，一个喜欢热闹、体态丰满的万人迷，面相年轻，一副老不正经的模样，谁要是不夸他貌美，他就不给谁好脸看。这次会面时老国王也在场，坐在一个彩色玻璃窗旁边的高背扶手椅上，大口地吃着橄榄黑色的李子，吃得又快又麻利，这东西对他来说是美食而非药品。尽管一开始王储阿道夫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位年轻亲戚，一直在跟两位大臣交谈，但后来还是说起一个精心算计过的话题，好让新来者听得入迷。他只让新来者看到了他四分之三的轮廓：大腹便便，两手深深插在皱巴巴的格子裤口袋里，脚跟踮一下，然后脚尖踮一下，身子也随之轻轻摇晃。 “举例说，”他得意洋洋地说，用的是专门在公众场合讲话的声音，“纵观我们的历史，先生们，你们会发现，权力的根源在我们中间常常被理解为魔法，只有在服从权力的人心目中能证明它具有咒语一般的可靠效力时，才谈得上真正的服从。换句话说，国王要么是一个魔法师，要么就是被施了魔法；给他施法的人有时候是他的人民，有时候是议员，有时候是他的政敌。政敌会轻而易举地摘掉他头上的王冠，就像从衣架上取走帽子一样。想想那些陈腐的古代习俗，想想mossmons（大祭司“泥沼人”）的统治，想想对发着冷光的泥炭之类东西的崇拜；或者以最初的异教徒国王——吉尔德拉斯，对，还有奥夫德拉斯，还有另外一个，我忘了他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那个家伙，把高脚酒杯扔进了海里，过了三天三夜，渔民舀上来的海水变成了酒……Solg ud digh vor je sage vel，ud jem gotelm quolm osje musikel。”（“大海的波浪甘甜，营养丰富，少女用贝壳舀来饮用”——王储引用的是古代民谣。）“还有最早的天主教修士，他们乘坐小型帆船来，船上挂的不是帆而是十字架。还有‘洗礼石’的交易——就是因为他们猜准了我们人民身上的弱点，这才成功地引入了疯狂的罗马信条。更有甚者，”王储接着说，突然将渐次加强的声音放缓了，因为这时有个身份显赫的牧师站在不远处，“如果说所谓的教会之所以从没有真正吞噬我们国家的实体，而且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完全丧失了其政治意义，那完全是因为它所制造的那些初级的、相当单调的奇迹很快就变成了平淡无聊之事，”——那位牧师走开了，王储的声音又放了开来——“不能和自然魔法，也就是我国的la magie innée et naturelle(6) 竞争。以后来历史上毫无疑问曾在位执政的列位国王和我们本朝初期为例，当罗格弗里德一世即位时，或者说当他扑向那个摇摇晃晃、被他自己称为海上颠簸之桶的王位时，国家正值多事之秋，狼烟四起，动乱频仍。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坐稳天下如同小儿稚梦一般。你们记得他登上王位做的第一件事情吗？他立刻下令铸造六指手形硬币，有一克朗的、半克朗的，还有一格罗斯肯的。为什么是手形？为什么是六个指头？没有一个史学家能搞明白，就连罗格弗里德国王本人搞明白了没有也值得怀疑。然而事实是，这种神奇的措施立刻让国家安定了下来。后来他的孙子在位时，丹麦人企图强迫我们接受他们的保护，大兵压境，可发生了什么呢？极其简单，反叛党（我忘了叫什么来着，反正是叛徒，没有他们，整个阴谋也就不会存在）突然派一名信使向侵略者很客气地宣布：从今往后他们不能援助他了。原来是这样的，‘那些帚石楠’——也就是叛军必经之地上的一种石楠，叛军要穿过那片平原和外国军队会合——‘缠住了叛乱士兵的马镫和小腿，部队无法继续前进。’这种事如今好像只能姑妄听之，可不能当作老故事来教育学童。还有一件事——唉，对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伊尔达女王，我们不应该忽略那位胸部酥白、绯闻多多的伊尔达女王，她总是用咒语解决所有的国家大事，还解决得非常成功，以致谁不顺着她的心意，谁就会失去理智。你们也都知道，现今老百姓把疯人院就叫做‘伊尔达小镇’。当老百姓开始参与立法和行政事务，那就荒唐地表明，魔法倒向了人民一边。我向你们保证，比如说，如果可怜的埃达里克国王发现自己在招待入选官员的宴会上无法入座的话，那当然不是因为痔疮的问题。如此等等，如此等等……”（王储开始对自己选择的话题有些厌倦了）“……我们国家的生活，就像个两栖动物，抬起的脑袋放在简单的北欧现实当中，腹部却淹没在寓言里，淹没在丰富的、生机勃勃的魔法中。我们的每一块长了苔藓的石头，每一棵古老的大树，都至少参与过某一种魔法事件，我这么说并非信口开河。这里有个年轻的大学生，他是学历史的，我保证他会证实我的观点。” K在认真地聆听阿道夫的推理，甚为折服，惊叹他的见解与自己的观点甚是相合。当然了，在K看来，刚才健谈的王储引经据典地列举的那么些例证有点粗糙。难道整个要点不是在魔法惊人的表现方式上，而是在某些奇幻事件造成的微妙影响上？奇幻事件深刻而又朦胧地粉饰了这个岛国的历史。但他无条件地同意基本观点，而且也是这么回答王储的，回答时垂下头点了几下。只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意识到这令他吃惊的意见巧合其实是意见持有人下意识的狡猾之处，此人无可争辩地具有一种特殊的本能，新遇任何一个听他讲话的人，他都能猜准给对方下什么诱饵最有效。 国王吃完李子后，招手示意外甥过来。没想好要和他说什么，便问他那所大学里有多少人。K大惊失色——他不知道有多少人，也不够机敏，无法随便编出一个数字。“五百？一千？”国王穷追不舍，语气像个急切的少年。“肯定比一千还要多。”因为没有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他便这样圆了场。他想了一阵，又问外甥是否喜欢骑马。这时王储突然插话，邀请表弟下星期四和他一起去郊游。他插话和平时作风一样，挥洒自如，毫无拘束。 “真是惊人啊，他太像我那可怜的妹妹了，”国王机械地叹口气说，说着摘下眼镜，放到他带饰扣的棕色夹克胸前口袋里，“我太穷，给不起你一匹马，”他继续说道，“但我有一条很好的小马鞭。格特森！”（在喊宫务大臣）“那条很好的小狗头马鞭在哪里？下去以后找一找，给他……一件有趣的小东西，有历史价值吧。好了，我很高兴把它给你，但马我就无能为力了——我只有两匹老马，还得留着给我拉灵车。别生气——我不富有。”（“Il ment。”(7) 王储压低声音说，然后哼着曲子走开了。） 郊游那天天气很冷，阴晴不定，晴空一掠而过，暗黄色的灌木林蜷伏在山沟里，巧克力色的车辙里是填满烂泥的小水坑，马蹄子啪嗒啪嗒地踩过，烂泥飞溅，乌鸦也在呱呱地叫。两人骑马过桥之后，离开了大路，马儿小跑着穿过了幽深的石楠花丛，花丛上方时不时会冒出一棵树干细长、已经发黄的桦树。王储看来是个优秀的骑手，但显然没有上过正规的马术学校，因为他的坐姿不算很好。他的屁股又大又沉，裹在灯芯绒和羚羊皮的大衣中，在马鞍上一弹一跳的，圆鼓鼓的溜肩在他的同伴心中隐隐引起一阵奇怪的同情，但只要一看王储那张散发着健康和富足的红润脸膛，一听他催促前进的话语，K刚刚产生的同情感就彻底消失了。 那条马鞭前一天就送来了，但今天出来没有带。王储（顺便提一下，宫里说蹩脚法语的时髦是由他兴起来的）看不上它，称之为“ce machin ridicule”(8) ，他还认为，那马鞭本来是马夫小儿子的东西，落在国王的门厅里了。“Et mon bonhomme de père，tu sais，a une vraie passion pour les objets trouvés。”(9) “我一直在想，你讲的那些事情有多少是真实的。书本里可一点都没有提到那些事。” “哪些事？”王储问道。他最近在表弟跟前卖弄过不少零碎理论，不知他指的是哪一条，还得煞费苦心地重新建构一番。 “噢，你记得的！权力的神秘起源，还有，那件事……” “对，记得，记得，”王储赶紧打断他的话，以便毫不拖延地想出最好的办法来对付这个已经失去了新鲜感的话题，“我当时没讲完，因为周围耳目太多。你也明白，现如今，我们的所有不幸都要归咎于政府出奇的懒散，举国上下缺乏活力，还有国会议员无聊的争吵。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又都是因为咒语，不论是民间的咒语还是王室的咒语，不知为何都丧失了原有的力量，我们世代相传的魔法也沦落为骗术。别再谈这些令人扫兴的事情了，说点高兴的吧。比如说，你在大学里肯定听到过不少我的情况吧？我都能想象出来！告诉我，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你为什么不说话？他们都叫我花花公子，对吧？” “我不听居心叵测的瞎扯，”K说道，“但确实有那类闲言碎语。” “这个嘛，街谈巷议是真相之诗。你现在还是个孩子——一个容易哄骗的孩子——所以呢，有很多事情你眼下是搞不明白的。我只能给你提供这样的意见：人基本上都非善类，但如果是私下里的事情——比如你躲在隐蔽的角落匆匆吞果酱，或是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人是善是恶都无所谓，没有人会认为你的所为是犯罪。然而，一个人要是肆无忌惮地满足他蛮横的身体强加给他的欲望，那时，唉，到那时，人们就说这是放纵，就开始公开谴责了！再比如说，以我为例，假如我的合理享受只限于一种方式，始终不变，那公众舆论就会变得温和，最多也就指责我情妇换得太频繁。可是，上帝啊，我要是没有遵守淫荡的潜规则，而是见蜜就采，那公众会掀起轩然大波。注意了，我什么都爱——不管是朵郁金香，还是根普通的草茎——原因嘛，”王储总结道，笑得眼睛眯成了缝，“我真的只追求零敲碎打的美，把整体的美留给大众。零星的美能在芭蕾舞女演员身上找到，也能在码头工人身上找到；能在中年维纳斯身上找到，也能在年轻的骑手身上找到。” “对，”K说道，“我理解。你是一个艺术家，一个雕塑家，你崇拜具体的形态……” 王储勒马，大笑起来。 “嗨，怎么说呢，这并不纯粹是个雕刻问题——à moins que tu ne confondes la galanterie avec la Galatée(10) ——不过，你这个年纪不懂风流倒也是可以原谅的。不，不，风流远没那么复杂。别跟我如此害羞，我又不会吃了你。我只是看不起qui se tiennent toujours sur leurs gardes(11) 的小伙子。你要是没有更有兴趣的事情可谈，我们就可以经格兰洛格返回，顺道在湖边用餐，到时候再看能想起什么事来。” “不行，我恐怕——那个——我有事情要办——碰巧今晚我……” “那么好吧，我就不强求了。”王储友好地说道。走了一阵，到了磨坊边上，他们互道再见。 K不得不答应此次骑马出行的时候，他就预见到了一项特别烦恼的苦差事，因为阿道夫是出了名地健谈，很多不善交际的人遇上他的情况都会如此。假如同行的是一个比较温和、地位不高的人，那还比较容易事先定好此行的基调；但他是常人心态，而阿道夫是激情四射，一起出去，有必要把自己提升到他的水平，那样势必会遇上不少尴尬时刻，这一点K在为这次出行做准备时都设想到了。更有甚者，他初遇阿道夫时就觉得要向他看齐；事实上他不假思索地赞同了某人的观点，那人就可以据此理所当然地预计彼此在接下来的各种场合都会相处愉快。他仔细地盘点了自己可能会出现的失误，还特别清晰地想象了自己的下巴会紧张，铅一般沉重，会觉得极度无聊（他天生有这种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斜着眼睛看到预期中的自我）——他把这些逐一列表，还考虑到要徒劳地尝试与预期中的自我相融合，要徒劳地从那些假定有趣的事情中去寻找乐趣，于是K退而求其次，明确了一个很实用的目标：料未来之难料。这个目标他差点就达到了。命运也有选择不当的时候，看来对他留在料想领域之外的小事情还是满意的：苍白的天空、荒凉乡野上的风、清脆的马鞭声、马儿不耐烦的嘶鸣、洋洋得意的同伴滔滔不绝的长篇独白……这一切融化成一种还算可以忍受的感觉，尤其是K在思想上已经为此次出行限定了一定的时间。不就是个奉陪到底的事嘛。可是王储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具有把他心里限定的时间无限延长的危险。一旦如此，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得再一次进行痛苦的估量（其中“有趣的事”又会强加给K，需要表现出期待的欣喜）。所以这种额外的时段——太多了！太难预料了！——让人受不了。于是，他冒着失礼之嫌，找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由作为借口。的确，就在调转马头的那一刻，他后悔自己失礼了，后悔的程度和片刻之前为自己的自由担心的程度一样强烈。由此可见，原是对将来的厌恶之感，现在却恶化成了对过去的质疑之声。他想了一会儿，考虑自己是否应该追上王储以加固友谊的基础，因为追过去就意味着默认新的考验，虽然晚了一步，但更显得珍贵。可是他太担心得罪一个友好快乐的人，同时又害怕自己显然配不上人家的友好和快乐，于是就打了退堂鼓。这么一来，阴差阳错，命运到底还是击败了他，到最后又悄悄地给他一丝烦恼，把他自认为很有把握的一次胜利变得毫无价值。 几天后，他又收到了王储的一份邀请，请他在下个星期的任何一个晚上来“随便坐坐”。K不能拒绝。此外，他感到王储并没有因为他的欺骗而恼火，便放下心来，顺利成行了。 他被引进一间黄色的大屋子，里面像温室一般热。有二十个人，男女比例大致相当，有的坐在矮沙发上，有的坐在厚垫子上，有的坐在长毛地毯上。在刚开始的一瞬间，主人好像对表弟的到来隐隐有点困惑，仿佛忘了邀请过他一般，要么以为是请他在另外一天来的。不过这点短暂的疑惑立刻让位于好客的微笑。一笑之后，王储便不再理会表弟了，其他客人也对他不予理睬。这些人显然都是王储的密友：有几个骨瘦如柴、头发柔顺的年轻女子，六个古铜色脸膛、胡须刮得很干净的中年绅士，还有几个年轻小伙子，穿着当时流行的敞领丝绸衬衫。K突然认出其中一个是著名的杂技演员翁德里克·居尔文，一个郁郁寡欢的金发男孩，手势和步态出奇地温柔，好像他在舞台上极富表现力的身段现在被衣服紧紧捆住了似的。对K来说，这个杂技演员是群星汇聚的关键人物。他这个从旁观察的人，尽管初来乍到，未谙世事，但是他也能立即感觉到那些穿着朦胧纱裙、身材高挑的漂亮姑娘们是那个聋哑世界里的人，也就是从前被称为“风流社会”的那个世界（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不知还有别的世界）。她们摆出各种各样的放纵姿势，没有真正的交谈，只是装作交谈的样子（缓缓地作出似笑非笑的模样，香烟都插在贵重的烟嘴里，透过吐出的烟雾发出“嗯嗯”的声音，表示疑问或者应答）。她们中也有几个曾经在宫廷舞会上露过面，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男客们也是一丘之貉，尽管其中有些是贵族子弟，有些是指甲肮脏的艺术家，还有一些是贩夫走卒之类的粗俗年轻人。一点不错，他这个从旁观察的人初来乍到，未谙世事，所以立刻对自己起初那下意识的印象产生了怀疑，责怪自己是俗人偏见，轻信了市井传言。他断定这里一切都秩序井然，也就是说，他的世界绝不会因为接纳了这个新的领域而受到干扰，这里的一切都简单明了：爱找乐子的独立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朋友。 聚会很安静，无拘无束，不知为何节奏甚至像孩子们闹着玩，这大大消除了K的疑虑。机械地抽烟，金色纹理的小盘子里摆着各种精致的小点心，一套套充满友爱的动作（某个人会为另一个人找来几张活页乐谱，一个女孩在试戴另一个女孩的项链），简单，宁静，一切都显示出这种聚会特有的友善。这种友善K本人并不具备，但可以在生活的各种现象中表现出来，如皱纸包着的一颗糖绽放出一丝微笑，别人的闲谈中能探测出老友情深的回声。王储正忙着把六个小球推进一个口袋大小的玻璃迷宫中央去，他蹙眉专注，时不时发出一连几声激动的呻吟，到最后变成了一声愤怒的哼哼。一个红发女郎，身着绿色裙，赤脚穿着凉鞋，故作悲伤，拿腔拿调，在一旁不停地说他永远不会成功。但是王储却坚持了很久，轻轻地抖动那些不听话的小玩意儿，一跺脚，又从头开始。最后，他把一个迷宫扔到沙发上，沙发上坐着的几个人又马上接着玩了起来。有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子，面部痉挛给他破了相，他坐到钢琴前，学着某人弹琴的样子，忽轻忽重地敲击键盘，接着马上又站起来，和王储讨论起另一个人的天赋，估计说的是他刚才没头没尾地弹奏了一段的那首乐曲的作者。那个红发女郎撩起裙子，一边挠露出的美腿，一边给王储解释刚才被他们中伤的那位作曲家在一桩复杂的音乐圈内斗中处于什么地位。王储突然看了看手表，转向那个在角落里喝橙汁的年轻金发杂技演员，用一种略带担忧的语气说道：“翁德里克，我想到时间了。”翁德里克闷闷不乐地舔舔嘴唇，放下手中的杯子走了过来。王储用肥胖的手指解开翁德里克的裤子前裆，把他粉红色的私处整个掏了出来，拣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开始有规律地抚摸那根光洁的小棍。 “刚开始，”K讲述道，“我想我是失去了理智，产生了幻觉。”让他最吃惊的是那个过程是那样地自然。他感到胃在翻腾，就离开了。一到街上，他甚至跑了一会儿。 他觉得他只能向他的监护人倾诉他的愤怒。虽然他不喜欢那个相貌平平的伯爵，但他还是决定同他商量，就当他是自己唯一的熟人。他绝望地问伯爵，像阿道夫这样的人，道德如此败坏，年纪又不小了，因此很可能无法悔过自新，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今后的国家统治者呢。王储的行为让他突然看清了王储的本质，同时也让他明白了，这个无比下流的家伙，尽管爱好艺术，其实是个野蛮人，是个自我放纵的畸形儿，缺乏真正的文化教养，仅仅掠取了文化的一点皮毛，学会了如何发挥他善变头脑中的亮点，还丝毫不用担心注定能得到的王位有什么问题。K不停地问，让这样一个人做国王，岂不是发疯般的愚蠢，噩梦般的荒唐。不过在提出这些问题时他就没期望能得到真实的回答：这只是一个年轻人觉醒的措辞而已。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用粗鲁生硬的短语表达自己的困惑（他天生说话不利索），渐渐触及了事实，看到了事实的真面目。不可否认，他立刻又后退了，但已经看到的事实真面目印在了自己心头，让他猛然意识到，一个国家一旦注定将成为一个淫秽恶棍的玩物，那它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 伯爵聚精会神地听K讲完了话，期间时不时地抬起他那没有睫毛的秃鹰般的眼睛盯住他看：目光中反射出一种奇怪的满意之情。作为一个工于心计、头脑清醒的指导者，他回答得极为谨慎，好像并不完全赞同K，说他偶然看到的现象过多地干扰了他的判断，想以此让K冷静下来。他说王储的行为只是为了保健，并非允许青年朋友把精力浪费在嫖妓上；他还说阿道夫具有一定的品质，在他登基后会显现出来的。会见结束时，伯爵提出带K去见个聪明人，著名的经济学家古姆。伯爵这样做是一举两得：一方面，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他可以逃避责任，并且可以保持中立，万一有什么不幸的事，也能左右逢源；另一方面，他可以借此将K交给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以此开始实施他这个邪恶狡猾的伯爵蓄谋已久的计划。 那就去见见古姆，见见经济学家古姆。一个大腹便便的小老头，穿着羊毛背心，粉红色的脑门上高高地架着一副蓝色眼镜，精神矍铄、衣着整洁、乐呵呵的古姆。他们见面的频率不断增加，在大学第二年的年末，K甚至在古姆家逗留了一个星期。那时候K已经发现了许多关于王储行为的事，也就不再后悔自己第一次的怒火喷发。K还知道了一些已经尝试过的限制王储的措施，但由于古姆好像总是四处溜达，所以这些措施他主要是从古姆的亲戚和随从那里听到的，倒不是来自古姆本人。起初，人们试图向老国王告发他儿子的胡闹，想让老国王以父亲的身份管管王储。说来也是，也曾有某个人通过层层关卡进了老国王的密室，直陈王储的胡作非为，他老人家听完后脸涨得紫红，焦急地把睡袍的边攥成一团，表现出的愤怒程度超出任何人的想象。他大声嚷嚷着说这种事情一定要有个了结，说容忍之杯正在满溢（说到这里他上午喝的咖啡疾风暴雨般地泼溅出来）。他说很高兴听到坦诚的报告，说他要把这淫荡的狗东西流放到suyphellhus（修道院式的船）上，随波隐居六个月，还说他要……会见就要结束了，开心的官员就要躬身退出时，老王虽然还怒气难平，但已经平静下来，便把这位官员拉到一边，摆出一副推心置腹面授机宜的样子说（其实书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是的，是的，你说的我全明白，也都如你所言。可是听着——仅限于你我之间——告诉我，我们能否理性地看待这事——毕竟我的阿道夫是个快活的单身汉，他喜欢一些小运动——有必要搞得满城风雨吗？别忘了，我们也都是从小男孩过来的。”这最后一条理由听起来相当可笑，因为国王的青年时代像牛奶一般平静地流过去了，后来已故的王后，他的妻子，对他管束异常严格，一直到他六十岁。顺便提一下，她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女人，愚蠢，小气，总爱做些无知而又极其荒唐的白日梦。很可能是由于她，宫廷的习惯，甚至整个国家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都带上了那种特殊的、难以定义的特征，死气沉沉和反复无常奇怪地混在一起，目光短浅和呆板的非暴力疯狂混在一起，这些让现任的国王饱受折磨。 按时间顺序来讲，第二种反抗形式要深入得多：它包括对公共资源的集中及强化。这种反抗很难指望平民阶层能够自觉参与。对于岛上的农夫、织工、面包师、木匠、玉米商贩和渔夫等而言，任何一位王储变为国王就像天气变化一样自然，大家接受就是了：农夫望着积云里的微光，摇摇头——仅此而已。在他地衣般的大脑深处，总为传统的灾害，自然的或人为的，留有一席传统之地。经济贫乏，发展缓慢，价格一成不变，长久以来没有活力（通过这样的经济，空洞的头脑和空空的胃之间立刻形成了联系）；农业常年形势严峻，收成微不足道，只不过够吃而已；蔬菜和谷物之间有秘密协定，好像是同意相互补充，从而保持农艺学的平衡——所有这一切，根据古姆所说（见《经济基础与经济进军》），让人们习惯了逆来顺受。如果某种魔法在这里盛行的话，那么咒语附身，受害者情况只会更糟。更有一层——有见识的人发现这种情况可导致特殊的悲哀——这位“无花果”王储在下层社会和小资产阶级之中受到低俗的欢迎（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区别很难界定，如同我们会经常看到的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一个店铺老板的儿子生意兴隆，不料要去接手他祖父低贱的手工活）。谈到“无花果”的胡作非为时，人们总是毫无例外地面露诚恳的微笑，这样就不至于受到谴责：人人嘴上挂着欢笑的面具，一副赞许的样子，已经和实际的想法难以区分了。“无花果”闹得越淫乱，人们笑得越响亮，酒吧里通红的拳头敲打木板桌就越有力，越欢快。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某天，王储叼着雪茄，骑着马走过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碰到了一个长相好看的小女孩，于是就让她一同骑马，毫不顾忌她父母的反感（即使他们尊敬王储，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反感），她的老祖父一路奔跑追赶，直到跌进一条沟里。全村的人，根据情报人员的报告，笑声雷动，表示羡慕，猜测有好事上门，向这一家人贺喜。那孩子过了一小时回来后，他们还居心叵测地问长问短。只见她一只手里捏着一张一百克朗的纸币，另外一只手里拿着一只刚刚钻出鸟巢的幼鸟，那是她在回村庄路上经过荒凉的树丛时捡到的。 军界对王储也不满，这倒不主要出自对道德准则和国家威望的考虑，而是王储对火力打击、枪炮齐鸣的态度引起了军界的愤恨。加丰王自己和他那位好战的前任相反，是一个“彻底的文职”老古董，尽管如此，军队还是容忍了他；在军事上他对军方唯命是从，这样就弥补了他对军事的无知。与此相反，他儿子却对军事问题公开讥笑，近卫军觉得不能原谅。军事演习、列队行进、鼓足腮帮子吹奏音乐、按照各种习俗操办部队团体宴会，以及这小小岛国军队所进行的其他各种认真的娱乐活动，在阿道夫极富艺术气质的心里激发出来的只有瞧不上眼的讨厌。不过军队的不满也没有走得太远，仅仅是一些零散的埋怨，外加半夜发点誓言（对着微弱的烛光、酒杯和剑）——第二天早晨也就忘记了。所以说，能够主动反抗的还是公共知识分子，可是说来悲哀，他们人数不多。不过，反阿道夫阵营中包括某些政治家、报纸编辑和法理学家，都是些受人尊敬、筋骨强健的老家伙，掌握着大量的机密或具有明显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公众舆论也应时而起，随着王储的恶行进一步加剧，抑制王储的倾向被认为是代表了体面和明智。现在只剩一件事，就是找到管用的武器。唉，缺的偏偏就是武器。媒体有的是，国会也存在，但是根据宪法规定，对王室成员如有一点不敬，必定会导致报纸遭禁或议会解散。试图引起举国震动的行动发生过一次，但失败了。这就是著名的翁泽博士的审判案。 那个案子突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甚至在极北之国的司法记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一个人美德誉满天下，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写民事和哲学问题的作家，极受推崇，观点严谨，原则性很强；总而言之，他的人品完美无瑕，光昭日月，任何人与他相比，声望都似有瑕疵。可是他却受到指控，说犯有违反道德的多项罪行。他绝望之下笨拙地做了自我辩护，最终认罪伏法。事情到了这个境地，也就没什么不寻常的了：天知道精美的乳头在细看之下会变成怎样的疥疮！这件事的不寻常之处和精妙之处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该案的控告和证据形成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副本，所有的罪名都可以指向王储。简直就是一幅原尺寸的画，无需任何增减就可以装进事先准备好的画框里，每一点细节的精准程度让人不得不惊叹。画上大部分内容都是新的，让谣传已久的陈词滥调准确地落在一个人身上，以至于大众一开始都没有认出来这画是以谁为模特的。然而，报纸上天天报道，很快就激得那些能够看出门道的读者大感兴趣，过去大家旁听审判顶多掏二十克朗，现在花五百克朗也在所不惜。 最初的主意是由prokuratura（地方行政官）孕育而生的。首都最老的法官非常喜欢这个主意。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找到一个人，这个人要足够正直，不至于同这类事件的原有当事人混淆起来；这个人要足够聪明，不至于在特别法庭上表现得像个小丑或白痴；这个人尤其要有足够的忠诚，愿意为这个案件献出自己的全部，愿意忍受这场骇人听闻的泥浆澡，愿意牺牲他自己的事业以节省别人大量的劳动。这个角色的候选人不好找：此计的谋划者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他们喜欢扮演任何角色，就是不愿意扮演这个没了他戏就不能上演的角色。形势看来已经无望了——直到有一天，翁泽博士身穿一身黑衣出现在密谋者的会议上。他没有坐下，就宣称自己完全同意任他们支配。有了机会就要抓紧，刻不容缓自在情理之中，这样他们没有时间为此感到惊讶。乍看之下，此事肯定不好理解：一位思想家，生活单纯，怎么会甘愿自带枷锁，效命于政治阴谋呢。其实他的案例并不是那么非同寻常。翁泽博士经常思考一些精神问题，也常常把最刻板的法律原则应用到最经不起推敲的抽象案例中去，所以一旦有机会去做一件无关私利或者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时（因为毫无意义，所以依然抽象，这是抽象事物极纯的本质所决定的），他便不可能弃用他个人惯用的老一套方法。更有甚者，我们应该记得翁泽博士就要放弃教职，就要放弃他钟情的四面皆书的书房，就要放弃他新书的写作——简言之，他就要放弃一个哲学家有权珍惜的一切。我们还应该提到，他的身体也不太好；还要强调的是，在案子提交细审之前，他不得不花了整整三个晚上深入研究一些相当专业的文献，文献讨论的是一个禁欲者知之甚少的问题。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在作出决定前不久，他刚刚与一个自己暗恋了多年的老姑娘订了婚，那女子的未婚夫一直在遥远的瑞士与肺结核斗争，直到未婚夫去世，她才摆脱了同情对她的束缚。 案子起始于这位真正的女中豪杰对翁泽博士的起诉，称被他引诱到他的秘密garconnière(12) ，“一个奢华而又放荡的狗窝”。一个并不很聪明的少女也对“无花果”王储进行了同样的起诉（唯一的不同之处是那套被阴谋家秘密租赁并装修的公寓并不是王储过去常租来用以特殊玩乐的那一套，而是在街对面与之相对的那一套——这就立刻形成了整个案件的镜像构思特征）。但这个少女碰巧不知道引诱她的居然是王位继承人，即是说，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告发的人。接下来便是许多目击证人的证词（证人中有的是毫无私心拥护王储的人，另一些是雇来的特工：比第一类人要少）。这些人的陈述是由一个专家委员会精心起草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两个重要的文学界人士，还有几个经验丰富的法理学家。在这些陈述中，王储的行为都是按照恰当的时间顺序逐渐发展的，不过与王储令公众震怒的行为实际所花费的时间相比较，还是有所节略。轮奸、同性恋、诱拐年轻人，以及许多其他荒淫行为都以详细提问的方式讲给被告听，但被告的回答却比提问简短得多。翁泽博士独特的思考方式是有条不紊地下功夫，所以他事先对整个案件以他这种独有的方法进行了研究。他根本没有考虑过戏剧艺术（事实上，他也从未去过剧院），便以一种学者的方法，无意间成功地扮演了此类罪犯角色。这样的罪犯抵赖罪行时（抵赖是一种态度，在当前案件中意在促使诉讼加快进行），会在矛盾的陈述中找到养料，在糊涂的顽固中获得支援。 一切都如计划的那样进展，可是，唉，很快就清楚了，原来那些阴谋家并不知道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要人民睁开眼睛？可人民都知道“无花果”王储本来就不是个正派人。是要将道德义愤转化成民变？可究竟如何转化，没有任何迹象。也许要将恶行更为有效地揭露出来，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漫长过程，现在的整个计划只是其中一环而已？那么，他们实际上让事情带上了不可重复的独有特点，使之太显眼，太棘手，便不由自主地在第一环和第二环的连接处断了一环，要把这一环重新锻造，比锻造任何一环都要多费些时日。 案件的所有细节一公开，只有助于养肥报业：他们的发行量如此猛增，以至于在随之而来的强劲影响下，一些头脑灵活的人（例如西恩）着手创办新的新闻媒体，宗旨各式各样，但只要报道了该案情况，便能保证他们的成功。摇唇鼓舌之徒，小道消息之辈，远远多于出自公心而义愤填膺的市民。普通民众看了报道，一笑了之。在那些公开的报道中，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由流氓无赖设计的极其可笑的滑稽故事。王储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个小丑模样，油光锃亮的秃头顶上也许挨了一记疥癣怪魔杖的重击，不过依旧是看客们的宠物，展示柜中的品牌。另一方面，翁泽博士的高尚人格不仅没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反而引来了恶意的哄笑（黄色报刊可耻地遥相呼应），民众误认为他是一个随时准备卖身投靠的文人。总之，已经包围了王储的淫荡报道有增无减，甚至出现了极具讽刺意味的猜测，他在阅读有关自己丑行的报道时会有何感受呢？这样的猜想打上了善意的标签，我们无意间助长了另一个年轻人嚣张的鲁莽行径。 贵族们、政务要员们、法官们，还有国会中的“侍臣”议员们，都打盹一般毫无作为。他们懦弱地决定慢慢等待，结果失去了宝贵的政治时机。的确，在陪审团裁决之前的几天里，保皇党的成员通过错综复杂甚至不正当的手段，成功地通过了一条法律，禁止报纸报道“离婚案件或其他可能包含诽谤内容的听证会”。但是根据宪法，通过的法律必须在四十天之后才能生效（这段时间被称为是主管法律与正义的女神忒弥斯的临产期），因此，报纸有充裕的时间把案子报道到最后。 阿道夫王储本人对这件事情一点也不在意，更有甚者，他不在意的态度表达得非常自然，以至于人们都觉得奇怪，他是否明白大家到底在谈论何人。此案的每一个片断他肯定都非常熟悉，所以人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要么是患了遗忘症，要么就是自控能力太好了。只有一次，他的几位密友认为他们看见一丝忧虑的阴影掠过了他的大脸盘。“真遗憾，”他叫道，“为什么那个polisson(13) 不邀请我参加他办的聚会呢？Que de plaisirs perdus！(14) ”至于国王，看样子也漠不关心，但在将报纸放进抽屉、摘下眼镜的时候，他会清嗓子；另外，他经常在一些不合理的时间请某个议员密谈，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断出他还是极其不安的。据说，在审判期间，好几次他都装作随口一说，提出把皇家游艇借给儿子，让阿道夫来一次“小小的环球旅行”。但阿道夫只是笑着亲了下他的秃头顶。“真的，我亲爱的儿子，”老王坚持道，“在海上航行愉快得很！你可以带几个音乐家，外加一大桶葡萄酒！”“Hélas(15) ！”王储回答说，“海上航行，一路上下起伏，会伤了我的太阳神经丛。” 审判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辩护律师谈到了被告的“年轻”，“血气方刚”，也说到作为一个光棍，“诱惑”自会找上门来——这些听来似曾相识，和国王对儿子过度溺爱如出一辙。公诉人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放了狠话，要求判处被告死刑。被告最后一席话引出了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长期的压力使他精疲力竭，现在又被迫蹚了另一趟浑水，受尽了折磨，再加上公诉人猛烈抨击，听得他不由自主地胆战心惊，这一切让这位不幸学者的神经崩溃了。在一阵不连贯的喃喃自语之后，他突然声音一变，歇斯底里地开始交代，口齿清楚。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天晚上，他喝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杯榛子白兰地，同意和一个同学去一家妓院，只是晕倒在大街上，没有去成。这番意料之外的交待逗得听众大笑不止，公诉人也一时脑子发懵，试图用物理的办法强行堵住被告的嘴。然后陪审团离席到指定的房间隐蔽投票，一会儿后返回宣布了判决：翁泽博士应判处十一年的苦役。 媒体唠唠叨叨地赞同这个判决。他的朋友们秘密地去看望他，和这位殉道者握手告别……不过老好人加丰王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一件相当巧妙的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许连他自己也料想不到：他利用至高无上的特权赦免了翁泽，判他无罪。 就这样，对王储施压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都无果而终了。还有第三种方法，一种最果断、最可靠的方法。古姆的幕僚谈论的话题无一例外都倾向于实施第三种方法，尽管这第三种方法的真实名称好像没人提起过：死亡总是有很多委婉的别称。K刚卷入这场阴谋乱局时，还不大明白正在发生着什么事。这种茫然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年纪轻，经验少，也是因为他本能地以为自己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其实他搞错了，事实上他不过是个名义上跑龙套的，或者说名义上的人质。正因为他理解有误，他就不相信自己发起的这项事业竟然会以流血告终。其实，压根就没有什么事业，只是他自己隐隐约约地觉得，在调查表兄生活的过程中，自己如能克服厌恶情绪，那就是完成了一件相当重要、相当迫切的任务。随着时光流逝，他对那项调查感到厌倦了，也讨厌对同一件事喋喋不休的讨论。但是他仍然参与其中，尽职尽责地守着那无聊的话题，而且依然认为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与某种力量进行合作。这种他始终弄不清楚的力量，最终会一挥它的魔棒，把一个不可能是王储的人变成一个水到渠成的王位继承人。有时候他也想过，如能迫使阿道夫放弃王位，那何乐而不为呢（谋划者们说过很多奇特的比喻，很有可能暗含着让他放弃王位的意思）。然而说来够怪的，他从没有把这个想法进行到底，也就是说，他从没有把自己排在下一个王储的位子上。近两年的时间里，在大学学业之余，他频繁地跟矮胖子古姆及其朋友们联系，几乎没有发觉自己被困在了一张精密的网中。也许，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的那种厌倦不应该降低到简单的无能——其实他天生就具有无能的特点——不能对那些日渐形成习惯的事情保持关注（事情一旦形成习惯，他就再看不出恢复原有面貌的希望了）。不过，也许这是一种难以察觉的警告，故意改变了一下声音。与此同时，在他参与之前早就开始了的那项事业已经接近血淋淋的尾声了。 一个阴冷的夏日夜晚，他接到邀请，出席一个秘密集会。他去了，因为邀请没有露出任何反常的迹象。后来他倒是回想起来，自己赴会极不情愿，觉得是被强迫的，心情沉重。但话说回来，以前参加了多次会议，差不多都是和这次一样的心情。开会的屋子很大，没有暖气，装饰就像是做个样子给人看的（墙纸、壁炉、餐具柜和架子上落满灰尘的角质酒杯——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像是舞台上的道具），屋里坐着二十个男人，一半以上K都不认识。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翁泽博士：他的秃头顶像大理石一样苍白，沿着正中央陷下去了一条缝；浓密的金黄色睫毛，脑门上几个小雀斑，颧骨上泛着红晕，双唇紧闭，眼睛像鱼，像个宗教狂热者那样穿着教士长袍。他神色冷峻，一点若隐若现的愁容也没有改善他一脸的晦气。大家对他说话时毕恭毕敬。人人都知道审判后他的未婚妻跟他分手了，理由是他假扮另一个人时承认了肮脏的罪行，如今她还是不可理喻地继续在这个男人脸上看到那些罪恶的痕迹。她退隐到了一个遥远的村庄，全身心投入教书。翁泽博士在这次聚会引发的事件之后不久，就到一个小小的修道院隐居了。 在场的人中，K还注意到了著名法理学家施利斯，几个国会的frad（自由党）成员，公共教育部部长的儿子……一张并不舒适的皮沙发上还坐着三个瘦高、阴沉的军官。 他还看到窗边有一张空藤椅，窗台上坐着一个瘦小的男人，远远离开聚会的其他人。他长相平平，手里玩弄着一顶邮政工作帽。K离他很近，能看清他那双穿着粗糙鞋子的大脚，跟他弱小的身躯很不相配，活像就近给脚专拍了一张照片似的。后来K才知道此人就是西恩。 一开始K以为聚在房间里的人在谈论那些他熟悉已久的话题。他心头的什么东西（又是那个内心最深处的朋友）甚至幼稚地渴望 着这次会议与之前一切会议没有任何不同。可是古姆在走过K身边时将手放在他肩上，神秘地点了点头，姿势奇怪，不知为何令人讨厌——还有他缓慢、警惕的说话声，那三个军官的眼神，都让K不由得竖起了耳朵。不到两分钟，他就知道了他们在这个缺乏真实感的房间里冷酷地谋划什么，原来已经定好了要刺杀王储。 他的太阳穴附近感到了命运的呼吸，上次在表兄家的晚上聚会后觉得恶心，现在又有了同样的感觉。坐在窗台上的那个小个子一言不发，看了他一眼（眼神既好奇又挖苦），从这一眼中他明白了，他进来时表现出的迷惑并非没有引起注意。他站起身，这时每个人都朝他转过头来，那个正在说话的短发胖男人（K已经许久没有听他在讲些什么了）突然停住了。K走到古姆面前，古姆的三角形眉毛充满期待地扬了起来。“我必须走了，”K说，“我觉得不舒服。我想我还是离开的好。”他欠欠身，个别几人礼貌性地站起来，坐在窗台上的那个人微笑着点起烟斗。K走向出口的时候，有种噩梦般的感觉，觉得那门也许是一幅静物画，门把手也是en trompe-l'oeil(16) ，根本就不能转动。不过一瞬间那门变成了真的，从另外某间屋里轻轻地出来一个年轻人，穿着卧室拖鞋，拿着一串钥匙，领着K往前走去，下了一段又长又暗的楼梯。 (1) 　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对本文标题作过如下说明：“至于题目，让我引用布莱克伯恩《棋局术语和主题》（伦敦，一九○七年）一书中的话：‘黑方棋盘上如果只剩王一个子，就成为单王局。’”参见书末《注释》。 (2) 　原文Husmuder，是husband（丈夫）和murder（谋杀）二词的变形缩合。 (3) 　即雷诺汽车，法国第二大汽车公司，世界十大汽车公司之一。 (4) 　原文为“Prince Fig”。Fig Sign（无花果手势）在欧洲文化中是极为不雅的手势。 (5) 　法语，悲伤而遥远 。 (6) 　法语，土生土长的魔法 。 (7) 　法语，他在说谎 。 (8) 　法语，可笑的玩意儿 。 (9) 　法语，你知道，我的老好人爸爸对捡到的东西很感兴趣 。 (10) 　法语，除非你没有和伽拉忒亚风流一场 。伽拉忒亚是古希腊神话中著名雕塑家皮格马利翁雕塑的少女，雕塑家完成这个作品后爱上了“她”，爱神为他的真情感动，将伽拉忒亚变为活人，与雕塑家终成眷属。 (11) 　法语，永远依赖保护人 。 (12) 　法语，单身公寓 。 (13) 　法语，浪子 。 (14) 　法语，逝去的快乐 ！ (15) 　法语，可惜 。 (16) 　法语，错视画 。即运用“视觉陷阱”的作画技巧，令二维的画面给人以三维空间的错觉。 助理制片人 一 什么意思？唉，只因生活往往不过如此——一个助理制片人而已。今晚我们就去看电影。回到三十年代，再往前回到二十年代。拐过街角，到老欧洲电影院。她是位著名歌星。不唱歌剧，就连《乡村骑士》也不唱，不唱那类东西。“斯拉夫斯卡”——这是法国人给她起的名。风格：十分之一的茨冈人，七分之一的俄国村姑（她原来的出身），九分之五的通俗流行——我所谓的通俗流行，是一种大杂烩，既有编造的民间故事，也有军事情节剧，还有官方爱国宣传。剩下不多的一点空白，似乎足以用来代表她奇妙歌喉的实质华彩。 她的这种风格来自俄罗斯的最中心地带，那地方从地理上看至少是俄罗斯的中心。渐渐传到了大城市，像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也传到了沙皇周围，沙皇圈子对这种风格特别欣赏。费奥多·夏里亚平(1) 的更衣室里挂着一张她的照片：俄罗斯风格的珍珠头饰，一手托腮，丰满的唇间牙齿闪亮，一行笨拙潦草的大字横穿照片，写的是“费兄留念”。大家排起了长队，等售票房开门，片片雪花在花边融化之前展现出复杂的对称性，轻轻地落在排队人的肩上，衣袖上，胡须上，帽子上。直至去世，她始终把沙皇皇后给她的一块特殊奖牌和一枚硕大的胸针奉为至宝，超过所有东西——也许是假装如此。这两样东西来自一家财源广进的珠宝店，这家店生意兴隆靠的是逢年过节向沙皇夫妇呈献某样标志着沙俄大帝国的礼品（价值一年高过一年）。要么是一大块紫水晶，顶上搁着一辆镶满红宝石的青铜三驾马车，宛如诺亚方舟搁浅在亚拉腊山上；要么是一个西瓜大小的水晶球，上面立着一只金鹰，嵌着方钻的鹰眼酷似拉斯普廷的双眼（多年之后，一些象征意义弱一点的同类礼品被苏联政府当作自己艺术繁荣的样品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 假如当年的形势就如当时那样发展下去，她今晚可能依然在某个有中央暖气系统的贵族厅演唱，或在皇村演唱，我则会在草原之母西伯利亚的某个僻远角落关掉她的广播歌声。然而命运拐错了弯。革命一爆发，“红白战争”接踵而至，她狡黠的农家头脑便选择了比较实际的党派。 电影上助理制片人的名字淡出后，可以看到鬼魅一般的哥萨克人骑在鬼魅一般的马上冲锋而来，鬼魅一般地多。然后出现了衣着整洁的戈卢布科夫将军，正用一副歌剧望远镜懒懒地查看战场。想当年电影和我们都还年轻，我们通常看到的正是被视线整整齐齐框在两个圆圈里的东西。如今不是这样的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戈卢布科夫将军，全身的懒散突然消失，飞身上马，在后腿直立起来的马背上高耸入云地闪现了一下，然后火箭一般冲入疯狂的厮杀中去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艺术光谱中的红外线：没有机关枪答答答的反射，远方却传来了女人的歌声。歌声越来越近，最终盖过了所有声音。美妙的女低音扩展成音乐指导在他资料中找得到的任何俄罗斯风格的曲调。是谁在带领这支红外线里的红军？原来是个女人。那支训练有素的独特部队里有个唱歌的幽灵。她一马当先，踏着苜蓿草，高唱着她那首“伏尔加——伏尔加”的歌。衣冠楚楚而又英勇无畏的戈卢布科夫居高临下（现在我们知道他刚才望见什么了），虽然身受几处伤，仍能将她一把掳上马来。她性感迷人地挣扎着，被远远带走了。 说也奇怪，这么个滥剧本也居然真的上演了。我本人就至少认识两名目击此事的可靠证人。历史的哨兵也毫不盘查，就将它顺利放行。不久我们便发现，她以黝黑丰满的美貌和狂野的歌曲让军官俱乐部为之疯狂。她是个多情的美女(2) ，身上有股那个无情的绿妖女路易丝·冯·伦茨所缺乏的冲击力。自从她在戈卢布科夫将军大营中神奇地出现后，白军便全面败退。也正是因为有了她，败退才变得甜蜜。我们瞥见阴沉的一瞬，是渡鸦，还是乌鸦，反正是见得着的鸟，在暮色中盘旋，缓缓降落在一片尸体横陈的平原上，大概在文图拉县什么地方。一名白军士兵死去的手中仍握着一枚胸坠，上面有他母亲的脸。附近一名红军士兵碎裂的胸膛上躺着一封家书，同样一个老太太闪现在已经模糊的字里行间。 接着，以惯用的对比方式，强烈的音乐和歌声“啪”地爆发出来，配着拍手打出的音乐节拍，穿着靴子的脚也踏着节拍，我们看见戈卢布科夫将军的手下正在狂欢作乐——一名体态柔软的格鲁吉亚人拿着一柄匕首跳舞，铜茶壶上自觉地映出一张张扭曲的脸。斯拉夫斯卡头往后仰，发出嘶哑的笑声，部队中的那个胖子已喝得昏了头，松开了紧扣的衣领，噘起油腻的嘴唇，想来一个野蛮的吻。他一弯腰扑向桌子对面（镜头一个特写，一只翻倒的玻璃杯），要抱住什么——却扑了个空，原来精瘦的戈卢布科夫将军异常清醒，已经巧妙地将她拉到一边。这时他二人站在大伙面前，他用冷静清晰的声调宣布：“先生们，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娘”——接下来大家惊得鸦雀无声，外面一颗流弹碰巧击碎了青色黎明的窗玻璃，屋里这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向这对魅力无限的新人道贺。 毫无疑问，她被掳一事，不完全是桩偶然事件。制片厂是严禁非决定论的。更无疑问的是，大逃亡一开始，他们和大家一样，经西鲁克兹街到莫茨街，再到伏吉拉尔街，(3) 一路上将军和他的夫人已经形成了同一个团队，同一首歌，同一个密码。自然而然，他成了“白盟”（白军战士联盟）的一员干将，四处奔走，为俄罗斯小伙组织军事课程，安排慰问音乐会，寻找兵营安置穷人，排解当地纠纷，而且做了这么多好事却不出风头。我以为这么做在某些方面是有用的。说来不巧，那个“白盟”为了保持精神上的优势，始终不能与海外的保皇党划清界线，也不能像流亡的知识分子那样体会到那些荒唐而邪恶的组织中存在着可怕的暴力倾向，希特勒主义盛行。每当美国人出于好意问我认不认识迷人的某某上校，或显赫的奇科夫斯基老伯爵时，我总不忍心告诉他们阴暗的事实真相。 不过和“白盟”有关的还有另一类人。我想到的是那些喜欢冒险的人，他们用别的方式帮助这事业。他们穿过白雪覆盖的冷杉森林，跨越边界，利用昔日社会革命派独特设计的各种伪装在故国大地上游荡，然后把一些有用的、凡是间谍都要给老板带回来一些的小道消息带回到巴黎那家叫“啊，面包圈”的小咖啡馆，或是带到柏林那家没有专门名字的Kneipe(4) 。这些人里面有一些和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纠缠起来，难分难解，你要是从背后轻拍一下他们的肩头，他们会可笑地跳起来。倒是有不多几个是觉得好玩而去做探子的。也有一两个也许真的相信他们是在用某种神秘的方式为重建过去做准备，一种神圣的、略带霉味的过去。 二 此刻我们要去看看一连串极为奇怪，又极其没意思的事件。“白盟”第一任主席，死在了任上。他是整个白派运动的领袖，到目前为止，也是众多主席里最优秀的一个。他是突然病倒的，有些说不清楚的症状使人隐隐感到是有人下了毒。下一任主席，一个大块头的壮汉，讲话声大如雷，头像一颗炮弹，既高且壮的家伙，被不知名的人绑架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死于过量的三氯甲烷。第三任主席——我的电影胶片也跑得太快了些。其实除掉头两个主席就花了七年时间——倒不是因为这种事干起来不可能是举手之劳，而是因为有些特殊的情况需要非常精确的时间计算，才能协调一个人自己按部就班的升迁与位子突然空出之间的间隔。让我们解释一下。 戈卢布科夫不仅是个多才多艺的间谍（事实上是个三重间谍），也是个野心极大的小家伙。他梦想主持一个势同墓园落日的组织，这个梦想对他为什么如此重要，这对那些没有爱好或缺乏激情的人来说只是一个谜。他就是很想当这个头儿——如此而已。让人不好理解的是，他坚信自己能在强大派系之间的倾轧中保存自己微弱的实力，从各派那里都收受危险的金钱和危险的帮助。我希望你们集中注意力，因为形势变化莫测，漏过了微妙之处可就遗憾了。 苏维埃政权的主体已经巩固，幽灵般的白军向他们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他们并不为此特别担心。但飘忽不定的“白盟”黑手到处搜集军事重镇和工厂的情报，然后德国人坐享其成，这让他们非常恼火。流亡人士的政治色彩千差万别，深奥微妙，德国人懒得过问，但一位“白盟”主席爱国心切，每每因坚持道义而阻碍了友好合作的流畅进行，他们也会感到恼火。 于是，戈卢布科夫将军遇上了天赐良机。苏维埃一心盼望由他统治“白盟”，那样他们就会对“白盟”的所有间谍了如指掌——同时随机应变，让德国人虚耗精力，得到假情报。德国人也同样相信，通过他，他们可以把一大批自己绝对可靠的情报员安插在“白盟”的日常情报员中间。两方都不幻想戈卢布科夫将军对自己忠诚，但两方都以为有他在两边摆来摆去，自己便从中有利可图。单纯的俄国老百姓，那些流散在边远地区辛勤劳作的俄罗斯难民家庭，仍和在萨拉托夫或特维尔一样，操持着他们卑微而诚实的生意，养育着脆弱的儿女，天真地相信“白盟”是什么“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类，代表着俄罗斯童话过去和未来的一切美好、体面、强大的事物——这就是俄国老百姓的梦，这些梦想很可能被影片剪辑者视为长在主题上面的赘疣。 “白盟”成立之初，戈卢布科夫将军的掌门候选地位（当然是纯理论上的地位，因为谁也不曾预料到当时的领导会死）还远在一长串名单的下端——其中原因并非他传奇式的英勇事迹没有得到同辈军官的充分赞赏，而是他碰巧是全军最年轻的将军。快到第二任掌门选举之时，戈卢布科夫将军已经展现了组织者的巨大才能，觉得他能够安全地从掌门候选名单上划去好几位，也就顺便救下了这几位的性命。第二位将军除去之后，许多“白盟”成员都相信，下一位候选掌门费琴科将军会将他凭年纪、声誉和专业素养理当享受的权利让给这位后起之秀。然而老先生虽对“理当享受”心存怀疑，却觉得躲开已经要了两条人命的工作有懦夫之嫌。于是戈卢布科夫将军一咬牙，又从头做起。 他在外表上缺乏吸引力。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你们熟悉的俄国将军的样子，没有一点和善、魁梧、凸眼、粗颈的样子。他身材瘦弱，五官鲜明，嘴上一道短髭，头发剪成俄国人所谓的“刺猬”型：又短又硬，笔直，密实，耸立而整洁。多毛的手腕上戴着一圈细细的银镯，他递给你的香烟要么是纯粹的俄国自造烟，要么是带李子干气味的英国“卡普斯腾”牌——这个牌子他念出来就是这样的音(5) ——烟卷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个宽大的黑皮旧烟盒里，这个烟盒曾伴他经历过无数战役，受过的硝烟洗礼应是可想而知的。他为人极其客气，从不招摇。 每当“斯拉夫斯卡”在她众多的“艺术资助人”家里“搞接待”时（有一位波罗的海的什么男爵，一位首任妻子曾是歌剧《卡门》名角的巴克拉克医生，还有一位是个老派俄国商人，正在通货急剧膨胀的柏林生意兴隆，以十英镑一栋的价格买下一幢连一幢的房子），她毫不起眼的丈夫会一声不响地穿梭在客人中间，要么给你端上一份腊肠黄瓜三明治，要么送来一小杯淡霜颜色的伏特加。“斯拉夫斯卡”歌唱的时候（她在这样的非正式场合下，总是坐着唱，一拳支腮，另一只手摊掌托肘），他会远远站在一边，要么靠在什么东西上，要么踮着脚尖踱向远处的一个烟灰缸，将它拿来轻轻摆在你座椅的宽大扶手上。 我认为，从艺术角度看，他如此不露声色，做得过了头，无意间有奴颜婢膝之嫌——如今看来倒是恰到好处。不过他当然是希望把自己的存在建立在对比原则上，也常以此取得激动人心的效果。他会从一些美好的迹象中——有人头一偏，眼睛一转——准确地得知屋里远处的某人正在请一位新来宾注意一个令人神往的事实：眼前这位低调谦恭的人竟然是一场传奇式的战争中功勋卓著的英雄（曾单枪匹马攻城掠地，以及类似的事迹）。 三 德国的电影公司，当年就像毒蘑菇一样纷纷冒出（那时候光的孩子还没有学会说话），通过雇用俄国流亡人士找到了廉价的劳动力。那些俄国流亡人士，希望和工作全都在过去——也就是说，这是一帮完全虚幻的人——让他们来代表影片中“真实”的观众。一个幻觉紧接着另一个幻觉，让敏感的人产生住在镜子宫里——或者不如说住在镜子囚室里的印象，一时分不清孰为镜子，孰为己身。 说来也是，我只要想起“斯拉夫斯卡”在柏林和巴黎唱歌的地方以及在那里见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就会觉得我仿佛在对某部旧电影进行色彩和声音的技术处理。影片中的生活是一阵灰色的振动，葬礼上的惊慌奔走，只有大海带上了颜色（一种病态的蓝色），后台某种手动的机器模仿着与画面不同步的海浪拍岸声。一个故事中的人物，形迹可疑，受到救援组织的憎恨。这人是个秃顶男子，眼露凶光，双腿盘坐，像个上了年纪的胎儿一般，缓缓地飘过我的视野，然后神奇地落在后排一个座位上。我们的那位伯爵朋友也在，全身从高领到脏鞋罩都可看见。还有一位可敬却又俗气的神甫，宽厚的胸上一枚十字架在微微起伏，坐在第一排，两眼直视前方。 一提“斯拉夫斯卡”这个名字，我头脑里就浮现出那些右翼庆典节目，其性质和她的听众一样虚幻。一个多面手的艺人，取了个斯拉夫假名，是个吉他高手。这种人在音乐厅演出中常是最先出场的廉价艺人，在这里反而极受欢迎。他的乐器装有玻璃面板，上面缀着闪亮的小饰品，腿上穿着天蓝色的丝裤，他后面的演出者也大体都是如此打扮。有个大胡子的老无赖，穿着一件下摆裁成圆形的破旧外衣，从前是“神圣俄国至上会”的会员，常做主持人，把“以色列之子”和“互济会”（两个秘密的闪族人组织）对俄国人民的所作所为作一番生动的描述。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高兴而又荣幸地请到——这时她就会站在那边，背后是棕榈树和国旗组成的难看背景。她用苍白的舌头舔湿浓妆艳抹的嘴唇，戴着小山羊皮手套的手悠闲地握起来，放在紧身衣收束的腹部。她那位固定的伴奏，脸上像大理石一般冷静的约瑟夫·莱温斯基，追随着她的歌声，从沙皇御用的音乐厅到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沙龙，再到君士坦丁堡一些无名的地方，弹出一串跳板般的音符，组成简短的引子。 有时候，唱歌的地方要是个正经地方，她就会先唱国歌，再唱她那些有限却广受欢迎的曲目。免不了会有那首哀怨的《去卡露加的老路》（第四十九里处有株雷劈过的松树），还有开头是“我的俄罗斯深埋雪中”的那一首，俄文的歌词印在德文翻译前面。再就是那首古老的民谣（一位平民写于八十年代(6) ），唱的是一个土匪头子和他可爱的波斯公主，后来他的手下抱怨他儿女情长，他就把公主扔进了伏尔加河。 她不讲究艺术品味，歌唱技巧也是时好时坏，整体风格堪称粗暴。可对有些人来说，音乐和感情浑然一体，也有些人喜欢用歌声作灵媒，把昔日里最早让他们害怕过的场景再次招魂于眼前。这样的人听她的歌，总是心怀感激。他们在她无比响亮的歌喉里找到了对往昔的怀念，对故国的热爱。如果她的歌声里响起一股狂野鲁莽的气概，大家便认为这时的她尤其富有感染力。假如这种狂放气概不是那么公然地做作的话，她或许还能凭此摆脱彻底的粗俗。那又小又硬的东西，原是她的灵魂，从她的歌声中突显出来，她性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只是一个漩涡，而不是自由奔腾的洪流。如今在哪个俄国家庭里打开留声机，一听见她保存在唱片上的女低音，我就不由自主地要打冷战。我就会记起她假装唱到高潮时忸怩作态的样子，发出最后一声激情的呼喊时，嘴的全部构造展现无遗，蓝黑色的头发像美丽的波浪一般飘动，双手交叉按在胸前的缎带奖章上，接受大家发狂的喝彩。她肥胖的黝黑身躯即使在鞠躬时仍然僵硬，这是因为裹在结实的银色绸缎里，使她看上去像个雪堆成的妇人或一条高贵的美人鱼。 四 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她（如果电影审查官不觉得以下内容有辱宗教虔诚的话），跪在一间拥挤的俄罗斯教堂蜜色的烟雾中，放声痛哭，身旁就是那位遭了绑架的将军的妻子或者遗孀（是妻子还是遗孀她心里清清楚楚）。原来绑架是她丈夫精心策划的，老板派了几个高大干练的无名汉子来巴黎实施，做得干净利落。 两三年后的另外一天，你也会看见她在乔治·桑大街上某间公寓里歌唱，身边围着一群捧场的朋友。你可以看见她两眼轻轻眯成一条线，歌唱时的微笑渐渐消失，原来她丈夫悄悄溜了进来。他方才在处理手头一桩事情，最后的细节交代完毕才进来。一位头发花白的上校想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他轻轻打了个不要起来的手势。她任由一首唱了一千遍的歌下意识地流淌而出，眼睛则朝他斜瞟过去（她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略微近视），试图看清一个确切的信号。然后她沉入水中，他的画舫扬帆远航，最后一个信号是萨马拉州那段伏尔加河上的一圈涟漪，荡进了单调的永恒之中（因为这是她演唱的最后一首歌了），她丈夫走到她身旁，用一种人类的掌声无法盖过的声调说：“玛莎，那棵树将在明天砍倒！” 关于树的这点情况，那只是戈卢布科夫将军在他鸽灰色的事业中让自己享受的一点戏剧性的乐趣。这是挡在他前途路上的最后一位将军，次日的事件将自动导致他当选，记得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原谅他那么口无遮拦了。近来，他们的朋友间流传着一个小笑话（俄国幽默是只一点面包屑就能喂饱的小鸟），说这两个大孩子正在闹口角，很有意思。原来他们郊外夏日别墅旁有一株高大的老白杨树，遮暗了她的录音室窗户，她一气之下要砍了它。他争辩说，这个老而弥坚的家伙是她最嫩的仰慕者（令人捧腹大笑），理应赦免。也请注意这位披着貂皮披肩的胖女士，她好心地寻将军的开心，嘲笑他没坚持多久就投降了。还有“斯拉夫斯卡”容光焕发的微笑，她舒展开来的像果冻那般冰凉的胳膊。 第二天傍晚时分，戈卢布科夫将军陪着夫人到她的裁缝铺里，坐下看了会儿《巴黎晚报》，然后受到差遣，回家去取一件她本来要放宽一点却忘了带来的衣服。这中间她找几个适当的时候，装模作样地往家里打电话，喋喋不休地指点他翻找那件衣服。剪裁师是个亚美尼亚女人，缝制师是杜曼诺夫小公主，这两位就在隔壁屋里津津有味听她用各种各样的乡下话赌咒发誓（多亏了这些乡下话，她才不至于把一个单凭她的想象实难应付的角色演砸）。这个证明不在作案现场的伎俩老掉牙了，设计之初就没有设想万一出错当如何补救——原因是不可能出错。它的意图很简单，就是在大家想知道谁最后见过费琴科将军的时候，一个大家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人站出来把自己的日常行程作个解释。等假想的衣物被翻箱倒柜进行了足够的搜寻后，又见戈卢布科夫将军返回裁缝铺，拿来找到的衣服（那当然是早就在车上放好的）。他继续读他的报，他的夫人继续试她的衣服。 五 他离开了仅仅三十五分钟左右，这点时间其实已经绰绰有余。就在她开始拿切断了的电话做戏时，他已经在一个行人稀少的街角接将军上了车，送他去见一个假想中要见的人。这场会见事先做了周密安排，令其自然而然显得既是个秘密会面，又不得不去。驱车几分钟后他停了下来，两人都下了车。“不是这条街。”费琴科将军说。“不是，”戈卢布科夫将军说，“但这里停车方便。我不想正对着咖啡馆门口停车。我们抄近路从那条小巷穿过去。就两分钟的路。”“好，我们走过去。”老先生清清嗓子说。 在巴黎那个特别的区里，街道以各位哲学家命名，他们正走的那条小巷就被某位博学的创市之父定名为皮埃尔·拉宾街。它温柔地引你经过一座昏暗的教堂，经过一些脚手架，来到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地带。私家住宅挂着百叶窗，远远地坐落在各家院子深处，院外围着铁栏杆。垂死的枫叶从枯树枝上飘落到潮湿的人行道上，途中就在铁栏杆上暂歇。巷子左边有道长墙，粗糙的灰色墙面零零星星地露出砖头来，像是填词游戏的条形框。墙上某处有扇绿色的小门。 他们走近那门的时候，戈卢布科夫将军掏出他那个战痕累累的烟盒，旋即停下来点烟。费琴科将军不吸烟，但讲究礼貌，便也停了下来。暮色中刷拉拉刮起一阵急风，第一根火柴熄灭了。“我还是觉得——”费琴科将军谈起他们近来正在讨论的某桩小事。“我还是觉得，”他说（他要说点什么事情，这时就站在那扇绿色小门附近），“菲德尔神父要是坚持自掏腰包负责所有的食宿费用，那我们起码能做的就是提供燃料。”第二根火柴也熄灭了。一个过路人的背影朦朦胧胧地远去，终于消失了。戈卢布科夫将军提高声音骂起风来。原来这是动手的信号，那扇绿门打开了，三双手以惊人的速度与技巧将老人一拂，就不见了踪影。门砰一声关上。戈卢布科夫将军点燃他的香烟，迈着轻快的步子原路返回去。 从此人们再没见过这位老人。几个安安静静的外国人，租下了某一栋安安静静的房子，安安静静地住了一个月，他们不是荷兰人就是丹麦人，什么也不知道。这只是个障眼法。根本没有什么绿门，只有一扇人力撞不开的灰门。我翻遍了权威的百科全书，也没找出来：压根就没有叫做皮埃尔·拉宾的哲学家。 但我在她眼里看见了惊恐。俄语里有句老话“vsevo dvoe i est; smert' da sovest'”——可以这样翻译：“世上真正存在的只有两件事——人终归要死，人良心自知。”人性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人行善时常常糊里糊涂，作恶时却是永远心知肚明。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罪犯，其妻子比他还可怕，当年我做教士的日子里，他曾告诉过我，让他始终感到困惑的是，他有个问题想不通，想和她讨论讨论，却又羞于启齿，为此他深感自卑。他想不通的问题是：她有没有可能打心底里瞧他不起，要么她是否暗自疑惑他有没有可能打心底里瞧她不起。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准确地知道戈卢布科夫将军和他的夫人最后单独相处的时候，两人脸上是何种表情。 六 然而好景不长。晚上十点左右，“白盟”秘书长L将军接到R将军的通知，说费琴科太太为丈夫无缘无故消失而万分焦急。直到这时候，L将军才想起中午时分主席曾漫不经心地（不过这是老先生一惯的风格）告诉他，他下午晚些时候要到城里办点事，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就请L将军看看主席书桌中间那个抽屉里的一张字条。两位将军立即赶往办公室，半途折返，回来取L将军忘了的钥匙，再回头奔去，终于找到了那张字条。上面写着：“一种奇怪的感觉困扰着我，以后也许会因庸人自扰而不好意思。今天下午五时半，我在笛卡儿大街45号的一家咖啡馆有个约会，会见来自另一边的一位间谍。我怀疑其中有诈。整个事情由戈卢布科夫将军安排，他开车来接我过去。” 我们在此略过L将军说了什么，也略过R将军答了什么——不过他二人显然思维迟钝，跟一位怒气冲天的咖啡馆老板在电话上纠缠不清，为此又浪费了一些时间。等到身披印花睡袍、故作睡眼惺忪的“斯拉夫斯卡”把他们让进门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午夜时分了。她不想吵醒丈夫，说他已经睡着了。她问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费琴科将军出了事。“他失踪了。”老实的L将军说。“斯拉夫斯卡”“哎呀”一声晕死过去，跌倒在地时险些砸坏客厅。她给歌坛带来的损失不像她的歌迷们所想的那么严重。 出于某种考虑，两位将军故意不向戈卢布科夫将军提起那张小字条的事，因此当他准备随他们前往“白盟”总部的时候，还以为他们真要和他讨论讨论是该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呢，还是该先请示八十八岁高龄的海军上将格罗莫鲍耶夫，他老人家不知为何被视为“白盟”的所罗门王。 “这是什么意思？”L将军说道，将那个要命的字条交给戈卢布科夫将军，“请你仔细读一下。” 戈卢布科夫将军仔细读了——他马上明白一切全完了。我们无须俯瞰他内心感受的无底深渊。他耸耸瘦削的肩膀，递还了字条。 “如果这真是将军所写，”他说，“我也得承认这看来的确很像是出自他的手笔，那么我只能说有人在假冒我。不过，我有理由相信，格罗莫鲍耶夫海军上将一定能替我洗清罪名。我建议马上就去。” “对，”L将军说，“虽然很晚了，我们还是马上去。” 戈卢布科夫将军抖抖索索地穿上雨衣，第一个出了门。R将军帮L将军捡回围巾。围巾刚才从一把椅子上半耷拉下来，这几把前厅座椅从今往后注定只会载物，不会坐人了。L将军叹口气，戴上他那顶旧毡帽，用双手来完成这个轻柔的动作。他走向门口。“等等，将军，”R将军压低声音说，“我想问你点事。我俩军人间的对话，你能绝对肯定……呃，戈卢布科夫将军说的是实话？” “这正是我们要调查的。”L将军答道。他是那种深信只要句子是个句子就必然有其意义的人。 他们在门口轻轻地碰碰对方的胳膊肘礼让对方先出门。最后年纪稍长的那位接受了这个特权，面带得意之色出了门。然后两人在楼梯口站住，楼梯上太过寂静，让他们愕然。“将军！”L将军冲楼下喊。他们面面相觑，而后匆忙而笨拙地奔下楼去，踩得丑陋的楼梯通通响。他们出来了，站在漆黑的细雨之中，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然后再互相看看。 她在次日清晨被捕。整个审讯过程中，她始终不曾丢弃伤心无辜的姿态。法国警方在追查可能线索的时候，表现出一种奇特的冷漠态度，好像他们认为俄国将军的失踪已是当地一种独特风俗，是一种东方现象，是一种自动消解的过程，也许不该发生，却也无法阻止。然而人们还是有这样的印象：比起外交智慧，法国保安局更适合讨论这类消失戏法的运作。海外报纸报道此事，都是出自善意，但方式上带些嘲讽，不太生动。整体而言，“斯拉夫斯卡事件”做不成醒目的新闻提要——俄国流亡人士铁定都在新闻焦点之外。有趣的巧合是，一家德国新闻社和一家苏联新闻社不约而同地对两名在巴黎的俄国将军席卷白军资金潜逃一事作了简要报道。 七 那场审判离奇得很，糊涂了事，无果而终。证人没一个像样的，给“斯拉夫斯卡”最后定为绑架罪，这在法理上很难站得住脚。不相干的琐事不断地遮掩了要害问题。错误的人记起了正确的事，或者正好相反。有一份账单，是一位农人加斯东·库洛签的，事由是“砍倒了一棵树”。L将军和R将军在一名虐待狂律师手中饱受折磨。一个巴黎街头的流浪汉，本是烂鼻头、从不刮脸的那种人（一个不难演的角色），衣服上的几个大口袋里揣着他们在人世间的全部家当，最后一只袜子丢了后，便把破报纸一层一层地裹在脚上。常见他们坐在某栋永远不曾完工的房子前，抱着酒瓶，舒舒服服地叉开两腿靠在墙皮剥落的墙上。就是这么个人也作了一番可怕的描述，说他从某个有利位置目睹了一位老人受到粗暴对待。两个俄国女人，其中一个曾长期接受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的治疗，说她们在案发当天看见戈卢布科夫将军和费琴科将军同乘前者的车走了。一位俄国小提琴家坐在一辆德国火车的餐车中时……但实在没有必要把那些差劲的谣言再说一遍。 我们看到“斯拉夫斯卡”在狱中的最后几幅画面：窝在角落里乖乖地织毛线；给费琴科太太写信，满纸沾泪，说她们如今就是亲姐妹，因为她二人的丈夫都被布尔什维克掳走了；哀求让她使用口红；在一位脸色苍白的俄国年轻修女怀中啜泣祈祷，修女来此是为了告诉她，自己曾做了一梦，说明戈卢布科夫将军是清白的；吵着要那本还扣在警方手里的《新约》——扣着的主要原因是不让专家顺利地开始破译写在《约翰福音》书页边上的某些密码。二战爆发后的某个时期，她得了一种不明不白的内科病症。一个夏日早晨，三名德国军官到监狱医院要求见她，当即被告知她已经去世——这可能是事实。 人们不免疑惑，是不是她丈夫通过某种途径设法让她得知了他的行踪，要么是他觉得对她不闻不问更为安全。他往何处去了，这可怜的迷路的人？可能性的明镜不能代替窥见真情的小孔。也许他在德国找到了安身之所，在贝德克尔青年间谍训练学校里谋得了一个行政管理方面的小职位。也许他回到了他曾赤手空拳攻城掠地的那片大地。也许他没有回去。也许他的顶头上司把他召去，用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种略带外国腔而又特别平静的语调对他说：“我的朋友，我们恐怕再用不着你了。”——正当那个X转身要走时，普朋迈斯特(7) 博士纤细的食指按下了安装在他并不起眼的书桌边上的按钮，一个陷阱在X脚下张开大口，他跌下去摔死了（他知道得太多了），或是正好掉进楼下那对老夫妇的起居室里，摔碎了他的肘关节。 不管怎样，电影演完了。你帮女伴穿上大衣，加入由许多像你一样的人组成的人潮，缓缓朝出口移动。安全门打开，没想到门外已是黑夜，人流在附近渐渐稀散。如果你像我一样，为了不迷失方向而选择原路返回，你就会再次经过那些两小时前还似乎相当诱人的海报。穿着半波兰式制服的俄国骑兵从他的小马背上弯腰捞起脚穿红靴的浪漫情人，她的黑发从羊羔皮帽中翻滚出来。凯旋门与圆顶昏暗的克里姆林宫并肩而立。戴着单片眼镜的外国间谍从戈卢布科夫将军手中接过一捆秘密文件……快点，孩子们，让我们离开此地，走进清醒的夜里，走进在熟悉的人行道上漫步的宁静里，走进由长着雀斑的好男孩和同志情谊的精神所构成的坚实世界里。欢迎回到现实！经过那些廉价的刺激之后，这支货真价实的香烟该多么让人提神。看看，走在我们前头的那位衣着整洁的瘦削男子，也把一支“醒目”牌香烟在他那个旧皮烟盒上顿了几顿，然后点着了它。 (1) 　Feodor chaliapin（1873—1938），著名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 (2) 　原文为“a Belle Dame with a good deal of Merci”，戏仿英国诗人济慈《无情的美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 ）一诗，该诗咏叹骑士为妖女所惑，丧失斗志。后世又有不少以此为题的画作。 (3) 　西鲁克兹街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莫茨街在柏林，伏吉拉尔街在巴黎，分别代表当年许多俄国人的流亡路线。 (4) 　德语，小酒馆 。 (5) 　即英国的名牌香烟“绞盘牌”，英文是“Capstan”（卡普斯坦），这位将军念出来是“Kapsten”。 (6) 　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7) 　原文Puppenmeister，有“木偶大师”之意。 “那曾是在阿勒颇……”(1) 亲爱的弗——这封信除了别的事情外，主要是要告诉你，我终于到了这里，到了这个国家。在老家，看过多少夕阳都是朝这个国家的方向落下去的。刚来此地见到的人里有一位是我们的昔日好友格列布·亚历山德洛维奇·盖科，当时他正愁眉苦脸地穿过哥伦布大街，想找一个我们三人再也无缘重访的那种街头小咖啡馆。他似乎认为，你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总归是背叛了我们的民族文学。他给了我你的地址，颇为不满地摇着他花白的头，仿佛你不配得到我的来信似的。 我要给你讲个故事。这故事让我想起了——我是说这故事一讲好像会让我想起当年我们刚开始写诗的岁月，那些乳臭未干、充满泡沫般空想的诗，所有的东西，一朵玫瑰、一个水坑、一扇亮灯的窗子，都在向我们呼喊：“我是韵脚！”不错，写诗是个极其有用的领域。我们嬉戏，我们死去：“ig”韵，“umi”韵。(2) 俄语动词响亮的灵魂使树枝的胡摇乱摆有了意义，也使没有尽头的防波堤上随风乱飘的那张废报纸有了意义。曾记得那张废报纸滑行一阵，停下来，又刷刷滑行一阵，像没有翅膀的东西扑腾着要飞一般。不过此刻我可不是诗人。我到你这里来，就像造访契诃夫的那位女士，滔滔不绝，巴不得让作家把她描写一番。(3) 我结婚了——结婚的时间嘛，让我想想看，大约是在你离开法国一个月后，温文尔雅的德国人轰然拥入巴黎之前一两周。虽然我能提供婚姻的证明文件，但现在我十分肯定，我的妻子压根不曾存在。你也许会从别的渠道获悉她的名字，但那也无关紧要：只是个幻想出来的名字。所以我现在说起她，能做到淡然处之，就像在说一个故事中的人物一般（准确点说，是你的一篇小说中的人物）。 我和她与其说是一见钟情，不如说是一触钟情，因为我先前已和她见过几面，却没有体验到任何特殊的情绪。不过有一晚，我送她回家，她说了几句极其精妙的话，惹得我笑弯了腰，也轻轻地吻了她的头发——当然我们都知道那种盲目的冲动，如同在一间人去楼空的屋子地板上拾起一个人家不要了的小玩偶。深陷在这种盲目冲动中的士兵是什么都听不见的，对他来说，那一阵冲动就是有生以来聚在他生命昏暗中心的一点微弱的亮光一下子来了个没有声响、没有边际的狂喜大爆炸。其实我们为何常用升天之类的话来说死亡呢，原因在于举目可见的苍穹就是我们内心无声大爆炸的象征，我们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它的永恒存在——尤其是夜里，在我们灯火管制的巴黎，伊克赛尔芒大道上一道道拱门面目憔悴，无人的公共厕所里发出的水声汩汩不绝于耳的时刻。 然而我无法看清她。她至今仍像我最好的一首诗那样朦朦胧胧——就是你在《文学札记》上好好笑话过一场的那首。每当我想象她的模样时，我必须集中心思细想她有汗毛的小臂上的那个褐色胎记，就像读一句看不懂的句子时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着一个标点符号。也许，她要是妆化得浓一些，或者化得勤一些，我今天还有可能想象出她的模样，要么至少能想起她又干又热的红唇上细细的横纹。可我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尽管那双红唇捉摸不定的触觉我至今仍然感觉得到，在我的理智盲目迷乱之时，在呜呜咽咽的梦中。在梦中，她和我穿过伤心的迷雾，笨手笨脚地要拉住对方；我看不见她眼睛的颜色，因为她满眶的泪水淹没了眼眸，闪动着没有颜色的光泽。 她比我年轻得多——虽不像曼妙裸肩、长串耳环的娜塔丽亚和黑黝黝的普希金相差那么多岁，但仍有一定的差距，足以产生那种旧式的浪漫情怀。那情怀使我们乐于模仿一位旷世奇才的命运。即使模仿不了他的诗句，总可以模仿他的嫉妒，模仿他遭受的侮辱，模仿他眼看着她孔雀翎扇后一双杏眼转向一头金发的凯西奥(4) 时尖刀剜心一般的痛苦。我的诗她倒还喜欢。别的人一见诗超过了十四行诗的长度就会哈欠连连，她却很少这样。如果说她在我心目中始终是个幻影，那么我在她心目中恐怕也是如此。我以为她爱的只是我诗歌的朦胧感，后来她在这层朦胧面纱上戳了一个洞，看见了一张并不惹人喜爱的陌生脸孔。 你也知道，当时我一度筹划，要以你为榜样，来个幸运出逃。她同我谈过她的一位叔父，据她说住在纽约。他曾在一所南方大学教过骑术，娶了个有钱的美国女人，借此发了迹，两人有个未成年的女儿，天生耳聋。她说她早把他们的地址丢了，但一两天后地址又奇迹般地被找到了。我们写了一封言辞生动的信，结果石沉大海。这也没关系，因为我已经从芝加哥的洛姆琴科教授那里得到可靠的担保书，只是我还没来得及开始办理手续以取得必要的文件，德国人就打进来了。那时我就料到，如果我们在巴黎继续住下去，迟早会有某个乐于助人的同胞向有关当局指出，在我写的书中，某一本的不少段落都表达了我的看法：德国因其罪孽深重，注定成为全世界永远的笑柄。 于是我们开始了多灾多难的蜜月。在《出埃及记》一般的流民潮中挤压颠簸，等候不知什么时候到、也不知开往哪里的火车，穿过像陈旧的舞台背景那样景象萧条的城镇，永远活在疲惫不堪的暮色之中：我们就这样流亡。流亡越久，我们便越清楚地感到，驱赶着我们的，不光是一个穿着长靴、挎着佩剑、拥有各色推进式垃圾的蠢人——他只是一个象征，还有更为可怕的、不可捉摸的事情，一种无时不在的、没有模样的恐怖，如庞然大物，不知来自何时何处，至今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即使在这里，在这城市中心公园绿色的空旷中，仍然摆脱不了那种恐怖。 唉，这么一个蜜月，她倒是勇敢地忍受下来了——还有点晕乎乎的高兴。不过有一次，在一节富有同情氛围的车厢里，她突然抽泣起来。“狗，”她说，“我们留下的那条狗。我忘不了那可怜的狗。”她是实实在在地伤心，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我们从来没养过狗。“我知道，”她说，“可是我刚才想象着我们当初买下了那条猎狗。想想看，它现在就在一扇紧锁的大门后面哀号。”可是我们也从来没商量过要买什么猎狗。 我也不想忘掉某段公路上的那一家难民（两个女人，一个小孩），他们的老父亲，要么是祖父，半路上死了。天空中黑色和肉色的云混在一起翻滚，远处云雾笼罩的山顶上落下一缕难看的残阳。死人仰面躺在一株落满灰尘的梧桐树下，两个女人靠一根棍子和两双手，拼命要在路边挖出一个坟来。可是路边的土太硬，她们实在挖不动了，就并排坐在贫血的罂粟花丛中，稍微离开那具尸体和那把翘起来的胡须。但那小孩还仍然又挖又刮又刨，直到他翻开一块扁平的石头，一时间忘掉他庄严劳动的目的，蹲下身来，伸展开又细又长的脖子，仿佛要把颈上每根椎骨全让行刑的刽子手看个明白。原来他发现了成千上万的褐色小蚂蚁，便又惊又喜地仔细观察起来。只见蚂蚁拥拥挤挤，蜿蜿蜒蜒，聚聚散散，向各处安全地带爬去，去了嘉德省，去了奥德省，去了德罗姆省，去了瓦尔省，去了比利牛斯——大西洋省——而我们只在波城(5) 略作逗留。 去西班牙太过困难，我们便决定前往尼斯。在一个名叫弗热赫的地方（此站停车十分钟），我挤下车去买点食物。两分钟后我回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开走了。我眼前一片空虚，好不凄惨（只见两根光铁轨，对你的惨状不理不睬，中间有煤灰一闪一闪地冒着热气，还有一片孤零零的橘子皮）。要为这一切负责的那个昏了头的老头，还蛮不讲理地告诉我，说我本来就无权下车。 当时要是在一个好一点的世界里，我还有可能联络上我的妻子，告诉她该怎么办（我们两人的车票和大部分的钱都在我身上）。可是事与愿违，我在电话上噩梦般挣扎一场，结果只是徒劳。于是只好放弃了电话上像是远远冲我咆哮的一系列微弱声音，拍了两三封可能到如今还没送达的电报。天色已晚，我只好搭下一班区间慢车驶往蒙彼利埃，那是她乘的那列火车的最后一站。在那里还是没找到她，我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前行，因为她可能上了我刚刚错过的马赛专列；要么返回弗热赫，因为她有可能折了回去。现在我都忘了，当初是怎样心乱如麻，让我选择了先到马赛，再到尼斯。 警察平时只会干些往错误的地方送去错误的信息之类的事，其他事就一点忙也帮不上了。其中一个冲我吼叫，嫌我太烦人，另一个避开眼下的问题，怀疑我的结婚证书有问题，因为他非说证书上的印章盖在了错误的一面。第三个是个胖局长，棕色的眼睛很清澈，自称业余时间写诗。尼斯有很多俄国人，或是定居，或是暂住，我在他们中间查找，问了各种各样的熟人。听他们中有些碰巧有犹太血统的人讲，他们落难的亲人挤满了开往地狱的火车。我的苦难则和他们相反，平平常常，看上去有点脱离实际：坐在某个拥挤的咖啡馆里，望着眼前淡蓝色的大海，身后是空壳响声一般的喃喃细语，反反复复诉说着犹太人遭受的屠杀和苦难，还有大洋彼岸的灰色天堂，那些领事们办事的粗暴态度和反复无常的怪脾气。 我到了尼斯一星期后，一位懒洋洋的便衣侦探来访，领着我走进一条曲曲弯弯、臭气熏天的街道，来到一栋黑漆漆的房子跟前，房子上的“旅馆”二字饱经污垢和岁月的侵蚀，几乎看不清了。他说，就在这里找着了我的妻子。当然啦，他领来一个姑娘让我看，完全是个陌生的人。可是我这位福尔摩斯朋友却锲而不舍地花了好长时间，非要我和她承认是已婚夫妇。与此同时，她那个肌肉强健的床伴就一声不吭地站在一旁听，两只光胳膊交叉起来抱在带条纹的胸前。 当我终于摆脱这些人，回到我住的地方时，碰巧经过一行排得密密实实的队伍，在等食品店开门。我的妻子就排在这行队伍的尾端，正踮着脚尖费力张望店里到底在卖什么东西。我现在想想，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她希望店里在卖橘子。 她的故事有点含混不清，但完全是老套路。她返回弗热赫，没有在我留下口讯的火车站询问，而是直接去了警察局。一群难民建议她加入他们的行列，她便在一间没有自行车的自行车店里过夜，与三名老妇同睡在地板上。这三个老妇，据她说，躺在地上就像排成一行的三截木头。次日她发现身上钱不够，去不了尼斯。最后她向三个木头老妇中的一个借了点钱，却又搭错一班火车，抵达一个她记不得名字的城镇。两天前她来到尼斯，在俄国教会找到几个朋友。他们告诉她我在这一带转悠着找她，肯定很快会出现的。 又过了些时候，有一次我坐在我那小阁楼中唯一一把椅子的边缘上，搂着她年轻娇小的屁股（她正在梳理她细软的头发，每梳一下，头就往后甩一下），这时她淡淡的微笑一下子让一切都奇怪地抖动起来。她将一只手搁在我的肩上，低头盯住我，仿佛我是个池中倒影，她如今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倒影的存在。 “我一直没有对你说实话，亲爱的，”她说，“我是个骗子。我和一个在火车上遇见的野蛮家伙在蒙彼利埃过了几夜。那根本不是我情愿的。他是推销洗发液的。”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受了什么样的折磨。哪来的扇子，哪来的手套，哪来的面具。 (6) 那天我花了整整一夜，后来又花了不知多少个夜晚，想从她口中一点一点地查证清楚，但没能全部搞清。我当时有个奇怪的想法，觉得我首先必须查明所有的细节，重建每一分钟，然后才能决定我是否受得了。可是想要得知事实的欲望漫无边际，我自己也不能断定大概到了哪一步我才可以自认满足。我想得知的情况可以分解为无限多个片断，每个片断之间的间隔不知有多大，那分母也不知会有多大。 唉，第一次盘问时她烦得很，对我的盘问懒得回答，第二次盘问时她干脆无所谓，因为她确信我已经不要她了。她那些解释，都是胡编乱造，只能引得我痛苦，她却好像认为那是安慰我的奖品。事情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拖下去，她动辄精神崩溃，但很快又振作起来，回答我那些不好写下来的低俗问题时，要么声音低得断了气一般，要么可怜巴巴地笑笑，话题一拐，净说些不着边际的事。我恨得发疯一般直咬牙，牙关疼得快要爆裂了——那种疼痛火烧火燎，但不知为何，好像比迟钝而沉重、默默忍受的痛苦要好受一些。 请注意，就在这种审讯逼问的间歇期间，我们也在尽力从那些办事不力的部门办出必要的文件来。有了这些文件，才能合法地申办第三种文件。有了这第三种文件，就等于得到一块垫脚石，借此垫脚石可以拿到一个许可证，持有此证就可以申办一些别的文件。持证人凭借这些别的文件就多少有可能发现这事原来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即使我能想象出那种反复出现的邪恶场景，我却仍然不能把它和我的妻子联系起来。那些场景像长着尖角的恐怖幻影，而我凶狠地抓住妻子逼问时，她的柔软肢体却摇摇晃晃，嘎吱作响，瘫倒在我紧抓她的手掌中。 就这样余下的事只有互相折磨，连续好多个钟头在有关部门等候，填表，和已经摸清了各类签证五脏六腑的朋友交换意见，向那些办事员哀求，再填表，结果是她那位健壮能干的旅行推销员的形象和那些长着老鼠胡须咆哮的官员可怕地混在了一起。还有快要腐烂了的老旧记录宗卷，紫色墨水的臭味，塞在疽疮点点的吸墨纸下的贿赂，用敏捷冰凉的带垫脚爪搔弄潮湿颈部的肥苍蝇，你的六张新洗出来的近似本人的照片笨拙地呈凹形，那些出生于斯鲁茨克、斯塔罗杜布或博布鲁斯克(7) 等地的申请人悲哀的眼神和耐心等候的礼貌，像宗教异端裁判所里的刑具一般的漏斗和滑轮。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秃顶男人，被告知护照找不着了，脸上露出可怕的笑容。 现在我承认，有天晚上，经过特别可怕的一天后，我跌坐在一条石凳上，哭着诅咒这个虚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千百万人的生命掌握在这些领事和办事员阴冷的手里，任由他们摆布。我注意到她也在哭，于是我告诉她，假如她没有跑去干她干过的那些事，眼下的事情再麻烦也没什么关系。 “你会以为我疯了，”她激动地说起来，刹那间她几乎像个真实的人了，“其实我什么也没做——我发誓我什么也没做。也许我同时过着好几种生活。也许我那么做是想考验你。也许这凳子是个梦，我们现在是在萨拉托夫(8) ，要么是在某颗星星上。” 要回到她最初解释为何姗姗来迟的说法上得经过好几个不同的阶段，一点点细说下来太啰嗦。我没有跟她说话，多数时候我独来独往。她经常会闪现一下，然后消失，也常带点她以为我会喜欢的小东西再出现——一把樱桃，三支名贵香烟，诸如此类——对我就像护士照顾一个脾气暴躁的康复期病人，平平静静地来来去去，一言不发，只是悉心照料。我俩共同的朋友中绝大部分我不再去拜访了，因为他们对我办护照的事情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也似乎对我隐隐有了敌意。我写了几首诗，喝掉了所有能够到手的酒。一天，我将她搂在我充满渴望的胸前，我们便去卡布尔住了一周，躺在狭窄的海滩边粉红色的小圆石子上。说来奇怪，我们的新关系越是融洽，我便越能隐隐感到一股钻心的哀伤，但我不断告诉自己，这是一切真正幸福固有的特征。 与此同时，我们命中注定的漂泊方式有了变化，我终于从一间又暗又热的办公室出来，颤抖的双手中捧着两本厚厚的出境证。这东西里面适时地注入了美国血清，我飞快地赶往马赛，设法买到了下一班的船票。我回家沉重地踏上楼梯。我看见桌上一只杯中插着一枝玫瑰——美得鲜亮，白里透红，花茎上有在水里养了些时候的气泡。她的两件替换裙装不见了，她的梳子不见了，她的花格外衣不见了，她当帽子用的那条打着紫红色蝴蝶结的紫红色发带也不见了。枕头上没有别上便条，屋里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当然有那枝玫瑰，但那东西只不过是法国打油诗人所谓的une cheville(9) 罢了。 我上韦雷坦尼科夫家，他们无可奉告。到海尔曼家，他们守口如瓶。再往埃拉金家，他们拿不准该不该告诉我。最后还是那位老太太——你知道安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在关键时刻是个什么样子——她要来她专用的那根垫了橡皮的拐杖，从她最爱坐的扶手椅中沉重却精神矍铄地抬起她庞大的身躯，领着我进了花园。到花园里，她告诉我，她年岁长我两倍，凭此她有权说我是个欺负弱小的无赖。 你必须想想当时的场景：铺着小石子的小花园，里面摆着一只《一千零一夜》中说到的蓝色瓷瓶，长着一棵孤独的柏树；一个裂了缝的平台，想当年老太太的父亲从诺夫哥罗德州州长任上退休后，到尼斯过了最后几晚，膝上盖着毯子在平台上打盹。淡淡的碧空；渐浓的暮色中一丝香草气息；蟋蟀发出金属般的颤声，调门高出中音C两个八度；再就是安娜·弗拉季米罗夫娜，正冲我一顿臭骂，激动得脸颊上的皱褶突突晃动。她像母亲一样教训我，却大大冤枉了我。 我亲爱的弗，就在前几个星期，我那幽灵般的妻子还独自拜访过我俩都认识的三四户人家。每次去时，她都往那些好心人急不可耐的耳朵里灌输一个离奇故事。故事说，她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法国青年，他能给她一个带塔楼的家，让她姓一个贵族的姓。所以她向我提出离婚，遭我拒绝。她还说，事实上我说过我宁肯开枪杀了她，然后自尽，也不愿意独自去纽约。她还说她说过她父亲曾遇上类似的情况，却表现出君子风度，我则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cocu de père(10) 。 还有大量这类荒谬细节——但都以奇异的方式串联起来，难怪老太太要我发誓决不端着上膛的枪去追寻那对情侣。她说他们已经住进洛泽尔省的一座城堡。我问她可曾亲眼见过那男人。没有，不过她见过那人的照片。我正准备告辞，情绪已经稍显放松、甚至伸出五指让我吻别的安娜·弗拉季米罗夫娜突然又发作起来，用拐杖敲着石子，声音低沉而有力地说道：“可是有件事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她的那条狗，离开巴黎前是你亲手勒死了那可怜的畜生。” 究竟是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变成了旅游推销员，还是变过来的人又变了回去，抑或他两者皆非，只是我们结婚前追求过她的那个不知底细的俄国人——现在这一切绝对是无关紧要的了。她走了，一切都结束了。我要是把找她等她这种噩梦一般的事情从头再做一遍，那我就是个傻瓜。 一次漫长郁闷的航程中，第四天早晨我在甲板上遇见一位不苟言笑却和蔼可亲的老医生，我在巴黎和他下过棋。他问我，海上风浪大，我妻子是否很不舒服。我回答说我是独自航行。他一听面露迷惑，接着说他在上船前一两天还见过她，也就是在马赛的防波堤上散步，他觉得是在随便闲逛。她说过一会儿我会带着行李和船票来和她一起上船。 我想，这便是整个故事的点睛之处——只是换你来写的话，最好别把他写成医生，因为这太老套了。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过来，她压根就没有存在过。还有一事我要告诉你。我刚到时，就急于满足某种病态的好奇心：按她给过我的那个地址找过她一次，结果那是两栋办公楼之间一个无名的空隙。我在电话簿中查找她叔父的名字，电话簿里没有这个人；我又到处打听，无事不知的盖科告诉我，此人和他那位特别喜欢马的妻子倒是的确存在，但他们的聋哑小女儿死后，两人就搬到旧金山去了。 回首栩栩如生的往事，我看见我们遍体鳞伤的浪漫恋情陷入了迷雾重重的深渊，两边是悬崖峭壁。这悬崖峭壁正好比现实中的两座大山，一座是从前的真实生活，一座是从现在起即将变得真实的生活。我希望以后的生活真实起来，但未必是明天就开始。也许过了明天再说。你，快乐的凡人，有个可爱的家（伊内丝可好？双胞胎可好？），工作也丰富多彩（你的苔藓采得如何？），不好指望你和我心心相通，体味我的不幸。不过你可以以你的艺术为棱镜，明鉴我的往事。 可是实在可惜。 (11) 我要诅咒你的艺术，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她仍然在海边走来走去，棕色的渔网晾晒在热石板上，海水拍打着一条泊在海边的渔船，闪着湿漉漉的光。不知在何处，不知为什么，反正我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棕色的渔网里，随处可见碎鱼鳞，星星点点地泛着白光。我要是不小心，到头来也许是阿勒颇一幕。放过我吧，弗，你要是拿它作题目，恐怕会一语成谶，叫人无法忍受。 (1) 　阿勒颇是叙利亚西北部城市，接近土耳其国境。标题此句引文出自莎士比亚《奥赛罗》一剧：奥赛罗因伊阿古挑拨，怀疑妻子苔丝狄蒙娜与副将凯西奥有染，一怒杀妻。及至发现真相，悔恨莫及，遂拔剑自戕。刎颈前独白（第五幕第二场）：“那时候你们应当说，这个人对爱情并不理智，但爱得刻骨铭心；这个人并不轻易嫉妒，但受人蛊惑，就会走上极端；这个人的手，就像低等的印第安人，扔掉了一颗比全部落还要贵重的珍珠；这个人的眼睛，尽管有泪不轻弹，但到伤心处却也会泪如雨下，就像阿拉伯胶树那样流下可作药用的树脂。你们记下这番话。另外再添一句：那曾是在阿勒颇，有一个裹着头巾的土耳其恶人，殴打一个威尼斯人，还骂我们的城邦，我抓住这个受过割礼的狗东西的脖子，就这样一剑宰了他。” (2) 　这里是作者玩的文字游戏。“我们嬉戏，我们死去”的俄语读音是“my igraem, my umiraem”，类似英语的“ig”韵和“umi”韵。前文的“一朵玫瑰、一个水坑、一扇亮灯的窗”，也都要还原为俄语才押韵。 (3) 　高尔基写的回忆契诃夫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位健壮、丰满、衣着漂亮的女士造访契诃夫，说起话都是契诃夫笔下人物的腔调：“生活真无聊……一切都是灰色的……” (4) 　《奥赛罗》中奥赛罗怀疑与自己妻子有染的副将，此处指普希金的情敌。 (5) 　Pau，位于法国西南部、西班牙边境，是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首府。 (6) 　两句皆为《奥赛罗》中的台词。 (7) 　Slutzk, Starodub, Bobruisk，皆为俄罗斯城市，犹太人的聚集区。 ㈧_ ○_電_芓_書_Ｗ_ w_ ω_.Τ_Χ_t_捌_０. c_c (8) 　Saratov，俄罗斯地名。 (9) 　法语，凑韵脚的无意义的词 。 (10) 　法语，戴绿帽子的父亲 。 (11) 　《奥赛罗》第四幕第一场的台词，是奥赛罗在伊阿古挑拨下决定杀妻时所说的话。 被遗忘的诗人 一 一八八九年，圣彼得堡的日子沉闷而又舒适，这时一个有名的文化组织——“俄罗斯文学促进会”决定举办隆重会议，纪念诗人康斯坦丁·佩罗夫。这位诗人死于半个世纪前，不满二十四岁就英年早逝。人们称他为“俄国的兰波”。尽管那位法国男孩天赋超过他，但将他比作兰波也并非全无道理。他十八岁时，写下了皇皇巨著《乔治亚之夜》，一部布局凌乱的长篇“梦幻史诗”。诗中有些篇章扯下了传统东方背景的面纱，造出了天堂般的美妙画面，于是突然像一首真正的好诗一般，能令人两块肩胛骨之间产生过电感觉。 这部作品完成三年后，又一卷诗集问世了。他引证了几位德国哲学家，有几首诗也难以卒读，原因是诗人想法奇特，要把正宗的抒情感怀和对宇宙形而上学的解释结合起来。不过别的诗作仍很生动，不落俗套，和当年的作品一样。想当年那个古怪的年轻人打乱了俄语词汇的原有体系，扭断了约定俗成的词语的脖子，为的是让诗歌嘶鸣尖叫，而不再轻声啁啾。大部分读者最喜欢他那些倡导解放的诗歌，极具俄罗斯五十年代的特点，隐而不露中有疾风暴雨的磅礴气势。曾有一位评论家指出，其气势“不指明敌人之所在，但让你怒火欲燃，一心要投入战斗”。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比较纯净一些同时又韵律不太齐整的诗作，如《吉卜赛人》或《蝙蝠》。 佩罗夫是个小地主的儿子。关于这个小地主，现在我们只知道他的田产在卢加附近，他曾在他家土地上试种茶叶。年轻的康斯坦丁（用传记笔法来说）大部分时间在圣彼得堡，心不在焉地念大学，后来又心不在焉地找了一份文书工作——工作时的活动真的所知不多，只能依据他那类人一般都有些什么活动，从中推断出他的琐碎行踪。当时有一位著名诗人，名叫涅克拉索夫，有一次在一家书店碰上他，后来和他通信，其中有一段写到他的外貌，说是一个“笨拙而又凶狠的”年轻人，话不多，情绪不稳定，长着“孩子一般的眼睛，家具搬运工的双肩”。 有一份警察报告中也提到了他，说他“和另外两个大学生”在涅夫斯基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低声说话”。他的姐姐，嫁给了来自里加的一位商人，据说她强烈反对诗人和女裁缝、洗衣女工等产生感情纠葛。一八四九年的秋天，他去看望他父亲，其实别有打算，想要点钱，前往西班牙。他父亲是个直脾气，扇了他一记耳光。几天后可怜的孩子在附近的河里游泳时淹死了。他的衣服，还有一个吃了一半的苹果，放在一棵桦树下，可是尸首怎么都找不到。 他的名望迟迟不起：选自《乔治亚之夜》的一段被收录在所有的诗歌选本中，也总是这么一段。一八五九年，一位激进的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写了一篇感情强烈的文章，从他最差的诗作中挑出革命的暗语，大力吹捧。八十年代总的看法是：才华横溢，即使有点不善辞令，但生不逢时，不能尽展其才，最终毁灭——看法也就是这么一些。 到了九十年代，人们对诗歌的兴趣相对健康了一些，政治上相应地出现了一个稳定的时期，不那么敏感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围绕着佩罗夫的格律诗刮起了重评之风，另一方面，思想开明之士也不反对跟着杜勃罗留波夫的暗示走。大家捐款，要在一个公园里为诗人建座纪念碑，这证明了诗人的极大成功。一家顶级出版社收集了有关佩罗夫生平的所有能够收集到的零散资料，出版了他的全部诗作，印成厚厚一卷。学术月刊上登载了好几篇全面述评的研究文章。首都最好的一所会堂里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吸引了大批的各界名流。 二 纪念大会开始前几分钟，发言人还聚在主席台后面的会议室里，门一阵风似的打开了，闯进来一个身强体壮的老头，身穿一件双排扣大衣——这身衣服在他身上或在别人身上时日已久，历尽风霜。两位佩戴袖章的大学生兼任会务，过来要挡住他，他根本不予理会，昂首挺胸地径直走到众发言人跟前，一欠身，说道：“我是佩罗夫。” 我的一位朋友，年纪几乎长我一倍，当年那番情景的见证人中如今只有他还健在。他告诉我，当时会议主席（是一家报纸的主编，对付擅自闯入的人很有经验）眼皮抬都没抬，说：“赶他出去。”没人遵命——也许是因为大家对一位看上去醉得不轻的老先生还存有几分敬意。他在桌边坐下，选中了一个长得最为面善的人，开始问话。此人名叫斯拉夫斯基，是个翻译家，翻译过朗费罗、海涅、苏利·普吕多姆(1) （后来还有一个恐怖组织的成员）。老头语调平淡，问“纪念碑捐款”是否已经筹齐，如果筹齐了，他什么时候能拿到手。 所有的记述一致认为他说要钱的话时出奇地平静。他也没有过分强调要钱的事。他只是说了此事而已，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话有可能引起怀疑。大家不知所措，这么奇怪的一件事，一开场就是这么个老头，来到那间不好找的隐秘屋子，当着那么多各界名流，翘着一大把老族长式的胡子，迷糊着一双棕色老眼，挺着个土豆似的大鼻子，平平静静地打听会议上的钱财问题，甚至不打算出示任何证据。就是普通的江湖骗子，也恐怕要弄出点证据示人吧。 “你是诗人的亲戚？”有人问道。 “我的名字叫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佩罗夫，”老头耐心地答道，“依我理解，我家的一位后人应该在会堂里，可是哪儿都找不到。” “你多大岁数？”斯拉夫斯基问道。 “我七十四岁，”他答道，“连续歉收好几年了。” “你必须明白，”演员叶尔马科夫说，“我们今晚集会纪念的那位诗人淹死在奥列杰日河里了，距今整整五十年。” “Vzdor（胡说），”老头反驳道，“那是我演的一出戏，原因嘛我自有道理。” “那么现在呢，我亲爱的伙计，”主席说，“我真的认为你该走了。” 他们从他们的意识中赶走了他，然后鱼贯而入，走上了灯火辉煌的主席台。主席台上另有一张会议桌，铺着庄重的红色桌布，桌后面摆着必要数目的座椅。会议桌上放着一个传统的玻璃酒瓶，闪闪发光，晃得台下参会者眼睛迷离，已有好一阵子了。这个酒瓶靠左，众人可以欣赏到一幅油画，从舍列梅捷夫斯基画廊借来。画上是二十二岁的佩罗夫，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披头散发，衬衣领子敞开着。油画的底座用绿叶和鲜花做了细致装饰。讲台的正前方也摆着一只阴沉沉的玻璃酒瓶，一架大钢琴等候在台侧，稍后便会被推到台中央，为有音乐的节目伴奏。 大厅里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有文人骚客，有见多识广的律师，有教师学者，有热情洋溢的男女大学生，等等。还有几个便衣警察，受命出席会议，分散在会场上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因为政府根据经验知道，一本正经的文化聚会有一种特殊本领，常会悄无声息地演变成狂乱的革命宣传。事实上，佩罗夫早期诗歌中有一首就遮遮掩掩但很善意地提及了一八二五年的动乱，这让人不得不防。像“西伯利亚落叶松的萧萧悲鸣与地下矿产相呼应（sibirskikh pikht oogrewmyi shorokh s podzemnoy snositsa roodoy）”这样的诗句，要是在公众场合朗诵，实在难说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有一种记述是这样说的：“很快大家明白了，情况隐约有点像一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闹剧，正在酝酿一种拙劣的悬疑气氛。”（作者认为是指《群魔》中著名的一章。）这都是因那位老先生而起，他故意跟着纪念会主席团的七位委员，走到台上，还打算和他们一起在主席台上就座。大会主席盘算着还是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厮打起来为好，便使了个招不让他坐下来。他堆起在公共场合下自会堆起的礼貌笑脸，悄悄对这个大胡子族长说，要是不放开斯拉夫斯基紧握的椅子背，就将他赶出会场。那张椅子已经被控制在斯拉夫斯基铁钳一般的手里，他表面上不动声色，手上一使劲，悄悄地从老头粗糙的手里夺了过来。老头不松手，但椅子已不在他掌控之中，他便没有座位可坐了。他四面看看，瞧见了台侧的钢琴凳，便沉着冷静地将它拉上台来。幕后的服务生伸手阻拦，只慢了不到一秒钟，没有拦住。老头将凳子放在离主席台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坐了下来，立马成了地位突出的一号人物。 此时主席团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又一次没有理睬他的存在。我们再说一遍，主席团格外关心的，是不起争执。再有一点，摆在油画底座旁边的八仙花半遮住了那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主席团乍一眼看不到他。说来不巧，那老先生对着台下，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只见他坐在不该他坐的座椅上（那东西不停地发出吱扭吱扭声，暗示着这响声有持续下去的倾向），打开了眼镜盒，像鱼一般往眼镜片上呵呵气，心平气和，舒坦自在，一颗沧桑头颅，一身破旧黑衣，一双两边带松紧的靴子，这模样既像俄罗斯穷酸的教授，也像俄罗斯有钱的殡葬工。 大会主席走到讲台前，准备进行他的开场发言。会场里响起絮絮低语声，此起彼伏，大家自然奇怪，那老头到底是谁呀。老头稳稳地戴上眼镜，双手放在膝盖上，侧目看看台上挂着的画像，然后转过头来，盯着台下前排仔细观瞧。台下回望过来，忍不住望望他亮闪闪的脑门，又望望画像上留着鬈发的脑袋。主席发言冗长，期间问长问短的低语声越来越多，有些人想象力丰富，展开了这样的思绪：可能有一位几乎是属于传说时代的诗人，后人只通过教科书才了解其人其诗，本是一个错误时代的产物，一个落入无知渔民网里的活化石，一个瑞普·凡·温克尔(2) 式的人物，到年老昏聩之时亲身参加了纪念他早年辉煌的聚会。 “让佩罗夫这个名字，”主席结束发言时说道，“永远不要被俄国思想界忘记。丘特切夫说过，普希金将被我们的国家当作初恋永远记住。那么就佩罗夫而言，我们可以说他是俄罗斯自由的初次体验。在眼光肤浅之人看来，这种自由似乎仅仅反映在佩罗夫诗歌意象的无比繁杂上，这让艺术家着迷，民众却不以为然。可是我们呢，代表着比较清醒的一代，倾向于为我们自己破译其诗句中更深刻、更重要、更具人性、更有社会价值的意义，比如以下诗句： 当最后一场雪盖住了墓园围墙的阴影， 我家邻居那匹黑马的外衣 在敏捷的四月阳光下闪烁着敏捷的蓝光， 小水坑像一座座天堂，托在大地的黑色掌中， 这时我的心跳了出来，穿着破烂的外衣， 去看望穷人，看望盲人，看望愚笨的人， 弓身为了饱腹，辛勤劳苦， 所有这样的人，因忧愁或欲望呆滞了目光， 看不见雪中的洞，蓝色的马，神奇的水坑。” 他的话迎来一阵掌声，不过突然之间，掌声骤停，接着传来阵阵不和谐的笑声。原来主席发言余音未尽、正返回座位时，那个留着大胡子的陌生人站起身来，频频点头接受鼓掌，还伸出一只手笨拙地挥舞致意，脸上的表情既有合乎规矩的谢意，也有不耐烦的样子。斯拉夫斯基和另外两位工作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架开，可是台下人群深处升起了喊叫声：“不要脸，不要脸！”“Astavte starika（把老人放开）！” 我在一种记述中发现这样的暗示：台下观众里有心怀叵测之人。但我认为，大众的同情心和报复心都是说来就来，这就足以说明台下是同情和报复轮番交替的。那老头又要应付架他的三个人，又要尽量保持行为举止不失体面，所以当那几个并不是真心要架他出去的人放手后，他重新坐上了刚才打斗时弄翻的钢琴凳，台下发出了满意的咕哝声。可是话说回来，这么一闹，大会的庄重气氛算是彻底被破坏了。观众中那些爱吵闹的年轻人开始尽情嬉闹。主席鼻孔抽得直哆嗦，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两个便衣特务从大厅里两处不同的据点警惕地互换眼色。 三 主席演讲之后，会计向大家报告收到捐款的账目。捐款来自各个机构和个人，为的是在郊区一个公园里建一座佩罗夫纪念碑。那老头不慌不忙地拿出一点纸头和一支又短又粗的铅笔，将纸头在膝盖上摊开，开始核对正在报告的数字。这时佩罗夫的姐姐的孙女出现了，在主席台上站了一会儿。大会组织者原来就对议程中的这一项颇感头疼，原因是这个要站到台上的人是个肥胖的年轻女人，凸眼睛，脸色苍白，眼下正在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抑郁症治疗。她歪着嘴，穿着粉色病号服，对着观众亮了个相，然后被匆匆带了下去，交到她家里人委派的一个高大健壮的女人结实的手里。 叶尔马科夫当年是戏迷追捧的对象，用戏剧行话说，他是beau ténor(3) 。当他开始以甜美的声音演绎《乔治亚之夜》中王子的演说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最热情的粉丝对那个老头的反应比对他的优美表演更感兴趣。只听他念到以下几句： 如果金属不朽，那么在某处 放着我遗失的闪亮纽扣 它在我第十七个生日那天遗失在花园之中。 请替我找到那颗纽扣，我的灵魂将得知 每个灵魂已得救，得到了珍藏。 这时老头沉着镇定之中第一次出现了闪失，他缓缓地打开一块大手帕，使劲地擤鼻涕——只听一声响，害得叶尔马科夫那化了浓妆、钻石般闪亮的眼睛像受惊小马驹一样斜瞪起来。 大手帕被放回外衣口袋里，又过了几秒钟，坐在第一排的人这才注意到老头眼镜下面流下泪来。他没有打算擦去泪水，尽管他的手往眼镜那儿伸了一两次，手指像爪子那样张开着。但眼泪又流了下来，好像他手这么一伸，就引得眼泪流下一般（这时朗诵也到了整个作品精要之所在）。朗诵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但掌声激赏的肯定是老头听得老泪纵横，而非叶尔马科夫朗诵的作品。掌声渐渐稀落，老头站起来，大踏步走到台边上。 主席台没有拦住他的意思，原因有二。其一是主席被老头夺人眼球的表现激怒了，暂且退场，放话说不要管他。其二是这中间疑窦丛生，大会组织者中有些人开始不知所措。所以，当老头两肘往讲台上一支，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这就是名望。”他说道，声音沙哑，于是后排传来了喊声：“Gromche, gromche!”（“大声点，大声点！”） “我在说这就是名望，”他重复道，犀利的目光翻过眼镜盯着观众，“多少无聊诗，都是荒唐言，一个人的名字受到纪念，好像他对人类有点用处似的！别这样，先生们，不要自欺欺人了。我们的帝国和我们国父沙皇的宝座依然耸立着，像被冰雪封冻的雷电那样坚不可破。半个世纪前，它误导一个年轻人写下反叛诗句，如今这个年轻人变成了遵纪守法的老人，受到正直民众的尊敬。一位老人，让我多说一句，一位需要你们保护的老人。我是环境的牺牲品：我流汗耕耘过的田地，我亲自喂养过的羔羊，我见过的金臂挥舞的小麦……” 就在此时，两个彪形大汉飞快地过来，毫不费力就把老头架走了。观众看见了老头被架出会场的一幕——他的外衣前襟往一边张开，胡子翘向另一边，一副手铐晃荡在他的手腕下，但眼神仍是那么威严、高傲。 第二天，当地的主要日报报道这一庆典时，对于破坏庆典的事件却只简单地用一句“令人遗憾之事”一笔带过。但声誉不好的《圣彼得纪事报》却与众不同。这是一家专搞骇人新闻的反动小报，由赫斯托夫兄弟编辑，维护中下层阶级和有幸成为半文盲的底层劳工的利益。它连连开火，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坚持认为那件“令人遗憾之事”不是别的，正是真正的佩罗夫再次现身。 四 与此同时，老头被一位非常富有但性情古怪的商人格罗莫夫接走了。格罗莫夫供养了一大批食客，都是些流浪的僧侣、江湖医生，还有些与集体迫害有关。《圣彼得纪事报》刊登了这个冒名顶替的骗子的访谈录，他在访谈录中说了些有关“革命党奴仆”的事情。他们骗走了他的身份证，抢了他的钱。据他讲，这些钱都是他从《佩罗夫全集》的出版商那里合法取得的。一位投在格罗莫夫门下的学者酒后失言，指出（不幸被他言中）那老头的五官特性和那幅画像极为相似。 有一则记述甚是详细，却令人难以置信。说他演了一场自杀戏，那是为了在圣俄罗斯的怀抱中过上基督徒的生活。他什么事都干过：贩过毒，捕过鸟，在伏尔加河上做过艄公，还因要求在偏远省份得到一块地而被打伤。我曾看过一本破旧不堪的小册子，书名叫《康斯坦丁·佩罗夫的死亡与复活》，过去都是由颤抖的乞丐在大街上叫卖的，一起出售的还有《萨德侯爵历险记》和《亚马逊人回忆录》。 不过在翻阅那些旧文档时，我最大的发现却是一张污点斑斑的照片，照的是那个大胡子骗子，高高站在还未完工的佩罗夫纪念碑的大理石底座上，纪念碑建在一个没有绿叶的公园里。照片上的他两臂交叉，站得笔直，头戴圆形皮帽，穿着新胶鞋，但没穿大衣。一小群他的支持者簇拥在他的脚下，一张张白色的小脸注视着镜头。那些眼睛长得很特别，如肚脐眼一般；表情也很特别，自鸣得意的样子，像旧时私刑队的照片。 那时的风气是流氓横行，保守分子当道（如此切合统治者的看法，不管沙皇名叫亚历山大、尼古拉斯还是乔），丑化佩罗夫就是种灾难，知识界很难忍受。佩罗夫是个单纯、热情、有革命理想的诗人，那形象是融化在他的诗行之中的，怎么能变成一个在漆过的猪圈里打滚的粗俗老头呢。可悲的一点是，格罗莫夫和赫斯托夫兄弟都不真正相信给他们提供乐趣的那个人是真正的佩罗夫，还有很多有教养的正派人被一种不可能的想法所困：他们所排斥的正是真理和正义。 最近公开了一封斯拉夫斯基写给科罗连科的信，信中写道：“不敢想象，一份前所未有的命运厚礼，可能被无情地忽略了，那就是昔日一位大诗人像拉撒路一般复活了——唉，我们甚至认为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而所谓骗子的罪过仅仅是沉默了半个世纪，然后发表了一两分钟的胡言乱语。”信中措辞很含混，但主旨很清晰：俄国知识界不怕上当受骗，怕的是支持了一个丑陋的错误。但有些事情他们更加害怕，那就是理想的毁灭；因为你们激进得很，随时准备打翻世上的任何东西，但有些小玩意儿却是例外。这样的小玩意儿，不管多么可疑，多么无用，激进分子还是会出于某种原因供在神龛里的。 如今传言说，俄罗斯文学促进会有一回秘密开会，会上将那个老头不停地寄给学会的无数封出言不逊的信同诗人少年时代写下的一封很旧的信做了仔细对比。这封旧信是在一份私人档案中发现的，据说是佩罗夫唯一的真迹。有些学者仔细研究过信上已经淡去的墨水痕迹，认为此信是真的，别的人一概难辨其真伪。 更有传言说，人们筹了一大笔钱，送给了那老头，没有叫他那些下三滥伙伴知晓。好像是给他一笔可观的月俸，条件是他立刻回到他的乡下农庄，从此再不出山，来个体体面面的人间蒸发。也许他接受了条件，因为他真的突然消失了，如同当初突然出现一般。与此同时，格罗莫夫丢了他的宠物，为求安慰，找了一个有法国血统的江湖催眠术士，此人一两年后在宫廷里发了迹。 纪念碑如期揭幕，当地鸽子找到了个好去处。收集诗人作品出售的事，也到第四版中间悄无声息地收了场。最后，也就是一两年后，在佩罗夫出生的地方，当地最老的但不一定是最聪明的居民告诉一位女记者，说他记得他的父亲曾对他讲，在一片长满芦苇的河湾里发现过一具骷髅。 五 要不是发生了革命，这事也就了结了。革命一来，厚厚的沃土翻开了，带出小株植物白色的细根和淡紫色的肥胖小虫。要不是革命，这些小东西也就一直深埋土下。二十年代初，在那个昏暗、饥饿但又病态地活跃的城市，千奇百怪的文化机构涌现出来（比如有名气却一贫如洗的作家开书店卖自己的书等），动辄有人办个小小的佩罗夫博物馆，以此谋得一两个月的生计，这就引起了一次佩罗夫复活热。 办展览？什么都可以展出，除了一样东西（那封信）。一些二手材料在一个破旧的大厅里传递。舍列梅捷夫斯基画廊的那幅珍贵肖像（敞开的衣领处有一道裂口，暗示斩首之意），椭圆形的眼睛，棕色的发束；一卷破旧的《乔治亚之夜》，曾被认为是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一张拍得不太好的照片，照的是一所乡村小学，建在诗人父亲当年拥有一座房子和一片果园的地方。还有博物馆里来过的某位观众落下的一只旧手套。三四种佩罗夫的作品，分布得颇有讲究，尽可能占据了最大的空间。 所有这些可怜的遗物仍然不足以组成美满的体系，所以几样有时代特征的物品加了进来，比如一位著名的激进评论家在他那洛可可风格的书房里穿过的睡衣，还有他在西伯利亚木头牢房里戴过的项链。可是问题仍然存在，不论是这些作品还是那个时代众多作家的肖像都不够分量，于是人们做了一个在俄国首次上路的火车模型（那是四十年代，在圣彼得堡和沙皇村之间运行），安放在那间阴冷屋子的正中央。 那个老头，现在早过了九十高龄，但讲话仍然口齿清楚，坐在马车里身板还相当挺直，有人来访，就领着四处参观，好像他是那里的主人，而非看门的。参观的人会觉得奇怪，转悠一会儿，他就领你进了下一个屋子（其实不是个屋子），到那里就请你用晚餐。但他的全部家当只有屏风后面的一个炉子和一条他睡觉的长凳。不过，门口摆着展销的书，你要是买上一本，他就会在书上亲笔签名，这已形成惯例了。 后来有一天早晨，给他送饭的女人发现他死在了他睡的长凳上。三家争吵不休的人暂时住进了博物馆，很快展品就一件也不剩了。就像是一只巨手从一大摞书中撕下了一大摞书页，发出了巨大的撕扯声；要么是某个轻浮的故事写手把虚构的小魔鬼装进了真理的容器，要么是…… 不过没关系。无论如何，再过二十多年，俄罗斯也就与佩罗夫的诗歌完全失去联系了。年轻的苏维埃民众对他的作品几乎一无所知，如同他们不知道我的作品一样。毫无疑问，他得以重见天日、重受尊崇的时代肯定会到来，但现在人们还是禁不住觉得，在目前情况下，失去的也太多了点。人们还会疑惑，将来历史学家如何写那老头的事情，如何写他那非同寻常的争吵。不过，那自然都是非常次要的问题了。 (1) 　Sully Prudhomme（1839—1907），法国诗人，一九○一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 　Rip van Winkle，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 ton Irving，1783—1859）创作的著名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在深山中一觉睡了二十年，醒来时已是人世沧桑。 (3) 　法语，美妙的男高音 。 似水流年 一 一场大病后，在卧床疗养的第一个繁花之季，没有人知道，至少病人自己不知道，一个九十岁高龄的人能否撑得过去。我的朋友诺曼和努拉·斯通力劝我先不要考虑我的科学研究工作，纯粹放松一下，玩玩字谜或纸牌。 玩字谜是不可能的事，所谓玩字谜就是从晚报最后一页上一堆纷乱的音节中找出一个亚洲城镇的名字或者一部西班牙小说的书名（这是我最小的曾孙女最拿手的绝活），可对我来说远比摆弄动物组织艰巨得多。不过纸牌倒是可以考虑的，要是玩这种游戏的人看重它的补脑功能，就尤其值得考虑了。人要是回忆昔日往事，过去的事件和感情一一来过，悠闲自在地重现一番，这不也是一种补脑游戏吗？ 据报道，亚瑟·弗里曼曾说过，写回忆录的人都是想象力过于贫乏、写不了小说的人；他们的记忆力也差，写的回忆录也不真实。自我表达日渐衰退，我也就随波逐流了。我和之前的老人一样，发现时间上离得越近的事越记不清楚，令人苦恼，而隧道尽头反而有色彩和亮光。我能明确地说出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每个月都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要是选择一九七七年或二○一二年，哪个季节发生了什么事就成了一团浆糊。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批评过我最近的一篇论文，我却记不起他的名字。一些同样很杰出的科学家为我辩护，说到了他的别名，我也记不得了。我不能随口说出是哪一年雷克雅未克自然爱好者协会胚胎学分部选我为通信会员，也说不出到底是哪一年美国科学院授予我该院最高奖的荣誉。（不过我记得这两项荣誉给我带来的巨大欢乐。）所以一个通过高倍望远镜观察的人是看不到他迷人果园上方秋高气爽的卷云的，但是一定能看到金星上一个潮湿的山谷里密集的气团，如同我一个不幸的同事——已故的亚历山大·伊万琴科教授两次观察到的那样。 毫无疑问，过去一个世纪那些单调、乏味，还带着奇特忧郁色彩的照相术留给我们“无数如星云般模糊的相片”，那些不记得那个世纪的人一看，就会产生极不真实的感觉。但事实是，我儿时的那辈人在现今一代人看来似乎比十九世纪还遥远。他们仍然固守着十九世纪的拘谨与偏见，固守着传统，如同藤条紧紧缠绕着一棵死树。他们围着大桌子吃饭，坐在硬木椅子上，座位依据个人的地位排列，固定不变。服饰也很繁琐，每一处都留有一些没用的过时点缀（一个城里人穿晨服时得往三十个扣眼里系进去三十颗纽扣，还要打上三个领结，检查十五个衣袋里都有什么东西）。 他们写信时，称呼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也用“敬爱的先生”一类的话——只要用的词语有点意义就行。信的开头用一个理论上什么时候都可以用的套话，对一个人含含糊糊地表达白痴般的忠心，而这个人的存在对写信人来说压根就是无所谓的事情。他们颇为艺术地赋予集体一些他们不愿意赏给个人的品质与权利。他们痴迷于经济学，如同他们的祖先痴迷于宗教一样。他们肤浅，粗心，短视。和其他时代的人相比，他们更容易忽视杰出人才，所以才让我们有了发现大师杰作的荣幸（比如理查德·辛纳屈在世时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护林人”，要么在一株特柳赖德松树下做梦，要么对着圣·伊莎贝尔森林里的松鼠吟诵他那惊世骇俗的诗篇。然而那时人人都知道的是另一位也有东方血统的二流作家辛纳屈）。 基本的异常反应现象致使他们所谓的招魂巫师以最愚蠢的形式搞一些超验推测，让所谓的常识耸起宽肩膀，以示同样愚蠢的无知。我们的时间计数对他们来说会是“电话”号码。他们用各种方法玩弄电，却一点不懂电到底是什么东西——难怪有人偶然揭示了电的真实性质便引起一片惊奇（那个时候我已经成年了，现在还清晰记得安德鲁斯老教授在校园里伤心地哭泣，周围一群人惊得目瞪口呆）。 我少年时代经常遇到可笑的习俗和繁文缛节，但那时我的童年世界依然是英勇顽皮的小世界。它用一点点干涩的幽默抵制着当时的逆境，也总是镇静地奔赴遥远的战场，好压下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野蛮行径。只要我放开手脚，许多事情就会变得光明，变得仁慈，变得绝妙，变得可爱，让记忆充满激情的美好事情会在昔日岁月中找到。可悲的是，如今已无从知晓一个仍然强健的老人一旦卷起袖子会做出怎样影响时代的事。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历史不是我的研究范围，所以我还是说自个的事情为好，别去侵犯别人的合法领地，免得被警告：“每一个哨兵应该守住自己阵脚”——就像萨斯卡切万诺夫先生被当今小说中最迷人的角色所警告的那样（我的曾孙女可以证实这一点，她当今小说读的比我多）。 二 我出生在巴黎。小小年纪时母亲就去世了，所以我现在对她的记忆只能是模糊的碎片，好像总是热泪涟涟，面容上没有多少印象。我父亲教音乐，同时也是一个作曲家（我至今珍藏着一个节目单，那上面他的名字就排在一位伟大的俄国人旁边）。父亲看着我读完了大学，后来在南美战争的时候因患一种无名的血液病去世了。 在我七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和老祖母——小孩子有幸得到疼爱的至亲之人——离开了欧洲。那时的欧洲正在遭受难以描述的灾难，一个堕落的国家把灾难强加给一族人民，我是其中一员。在葡萄牙，一个女人给了我一个前所未见的大橘子。客轮的尾部有两根粗短管，遮挡着弯弯曲曲的航流。一群海豚在表演精彩的空翻。祖母给我读美人鱼的故事，这鱼儿长出了双脚。好奇的微风有时候也会过来凑凑热闹，将书页乱翻一通，似乎想看看故事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我对这次航行的记忆也就是这些了。 船到达纽约的时候，空间旅行者常常跟时间旅行者一样被古老的“摩天大楼”所吸引。其实所谓“摩天”是用词不当，因为它与天空发生联系，特别是在温室般晴暖的一天隐隐将尽时，远没有摩擦的感觉，而是难以形容的微妙、宁静。我稚气的目光穿过那些曾为城市中心增添光彩的开阔广场，看摩天大楼好像非常遥远，丁香花的颜色，水一般奇怪的质感，华灯初上时，和落霞浑然一色，半透明的建筑中脉动的内容带着梦幻般的坦诚呈现出来。 一些黑人小孩们安静地坐在人造石上。树木都有拉丁文名称，展示在树干上，就像穿着花哨、金龟子般蹲坐着的出租车司机背上贴着自己陈旧的照片画一样（在我脑海里，他们一般是和一些同样花哨的自动音乐播放机连在一起的，那里面的音乐如同便秘一般出不来，插入一枚硬币，这才神奇地一泻千里）。我们那时生活在一个身份证和表格的时代，看人看事都要通过名称和外号，不相信还有任何无名的事物存在。 最近流行一出话剧，写的是四十年代腾飞的新美国。易拉罐大行其道，但络腮胡子和衬衣硬领很可笑，不合时宜。演员们爱坐蘑菇式的旋转高背椅，我小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没完没了猛转的东西。我们那时喝的是劣质的混合饮料（吸管也比现在舞台上用的吸管短得多），闷头贪婪地吸。我记得海报上浅薄的花样和低级的诗歌：一块冰冻的人造奶油沉了下去，上面冒起大量的泡沫，或者是一滴棕色稀泥一般的软糖汁，正从奶油块光秃秃的顶上往下滴。黄铜与玻璃的表面，电灯呆滞的反光，螺旋桨闪着微光，呼呼响，一张世界大战的海报，画的是山姆大叔和罗斯福那类疲惫的蓝眼睛，或者是一个下嘴唇厚得过分、穿着整齐制服的女孩（噘着嘴，摆个气哼哼要吻的模样，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年间流行一时的女性魅力）。还有混杂的交通噪音，从街上传来，令人难忘——声音模式和旋律特点，只有刻意分析才能知道是哪个时段的，否则听起来就是药店加金属世界的声音；在那个金属世界里，人在折磨金属，金属在反击人。 我在纽约上的学，后来移居到了波士顿，再后来又搬走了。我们似乎总是在搬家——有些新家反不如旧家。但是不管城镇有多小，我总是能找到一个修自行车轮胎的地方，一个卖冰激凌的地方，和一个放电影的地方。 山谷里似乎遭了洗劫，没有回声。这是因为要对声音进行柔和的特殊处理，使得经过压缩的语音与昏暗大厅里月白色屏幕上的一系列图片动作达到一致。一个男人一拳把他的同伴打进了高高摞起来的板材箱堆里。一个皮肤格外光滑的女孩，挑起一道弯弯的眉毛。从河对岸护林人工作的地方远远传来一记沉重的关门声，声音和画面没有配合好。 三 我已经足够老迈，能记起昔日的铁路客车。我年幼时崇拜火车，长大一点后转而关心提速问题。昔日的火车至今不时隆隆地驶过我的梦境，车窗憔悴，灯光昏暗。它们听任煤灰遮盖了自己的青春年华，色调变得与工厂车间和贫民窟的墙壁相差无几。假如不是这样，它们本身的颜色经过风雨无阻的长途征程，也就完全脱落了。说到贫民窟，那是进入城市前不可避免的景观，犹如要习得平常知识先得有语法规则并出点错一样。车厢一头堆放着低矮的学生罚站帽，用它可以软塌塌地盛一点矿泉水（一阵半透明的清凉感会传到指头上）。出水的是个小喷泉，人一碰，水就乖乖地抬头冒出来。 老人们就像比我那个时代更为古老的童话故事里的白发摆渡人，断断续续地唱着他们的“下一个”，为旅行者检票。如果旅途较长，旅客当中肯定有许多疲惫不堪的士兵，四处乱躺着；也肯定有一个精神饱满的醉醺醺的士兵，来回乱窜，只有苍白的脸色把他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的人总是单独出现：一个怪人，泥塑的年轻造物。一些相当现代的历史教科书将这一时期巧言称为汉密尔顿(1) 时期——这个称谓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学者提出的，为的是让没头脑的人受益。 不知怎么的，我那聪明却又不切实际的父亲，不能充分地适应学术环境，所以在一个地方待不了很久就要换一个地方。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想起这一切，不过有一个大学城记得尤为真切：没有必要说出它的名字，只消说，与我们相隔三块草坪，在一条树木茂盛的巷子里，坐落着一幢房子，它现在是一个国家的麦加圣地。我记得在一棵苹果树下，阳光洒满花园的椅子，一条漂亮的古铜色猎犬，一个胖胖的长满雀斑的男孩，膝盖上摊着一本书。在树篱荫凉处，我摘下了一个伸手可及的苹果。 旅游者如今拜访那个一代伟人的出生地，观看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家具——家具为了能永远珍藏，用长毛绒绳子围了起来，大家自觉地站在绳子外面——那个时代和我有意外之缘，我怀疑他们能否感受到与之相联系的自豪感。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图书管理员在索引卡上填上多少我发表过的论文的标题，我都将作为曾在巴雷特扔过苹果的人流传后世。 七十年代(2) 是科学发现多得惊人的时代，那时出生的人除了风筝或玩具气球外再没见过会飞的东西（就我理解，玩具气球有三四个州现在还允许使用，尽管最近德·萨顿博士对此问题发表了几篇文章）。对他们来说，想象飞机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了，特别是这些辉煌壮丽的机器展翅飞翔的旧照片缺乏只有艺术才能将其保存下来的生动性。但说来也够奇怪的，从没有哪位大画家将飞机选为专门描绘的对象，将他的天才注入其中，从而使飞机的形象得以保存，不致变质。 我认为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在许多方面都是过时的了，而这许多方面也碰巧都在我研究的科学分支以外。很有可能我这么老的人人格是分裂的，就像那些欧洲小镇，一半在法国，另一半却在俄国。我知道这一点，小心前行。我根本没有打算提高自己对飞行器的兴趣，也没有病态地后悔没有研究飞行机器。但与此同时，我又无法抑制把过去当作一首交响乐而向往的浪漫情怀。 在过去遥远的岁月中，从当地机场起飞到地球上的任何一点所用时间不会超过六十小时。那时一个男孩对飞机的了解，可以从螺旋桨毂盖到方向舵平衡调整片，也能根据翼梢的状况或驾驶舱活动突出程度区分飞机的种类，甚至还能根据夜空中排放的火焰模式来判别；于是和那些疯狂的自然探索者——林奈(3) 之后的分类学家展开了认识事物特征方面的竞赛。一个机翼和机身构造的截面图会给他强烈的创造快感。他用轻木、松木和回形针制成的模型让他对制作过程激情倍增，欲罢不能。与制作过程相比，结果似乎毫无意义，好像东西一旦成型，灵魂便出窍离去了。 获取与科学，存留与艺术——这两对各有其妙，但它们会合起来时，便是世间最高境界。所以我要踮着脚尖离开，向我的童年告别，在它最典型的时刻，以它最可塑的姿势：沉迷于低沉的嗡嗡声之中，让这声音在头顶上方颤动，聚集音量；它静止不动，忘记了它跨着的温顺自行车——一只脚踩在脚踏板上，另一只脚的脚尖触到了沥青路面，眼睛、下巴、肋骨都抬起来，向着裸露的天空；天上一架军用飞机过来了，速度快得可怕，只在飞机的中部变成了尾部、机翼和轰鸣声远远消失后，那底色才变成不慌不忙的广阔天空。令人羡慕的怪物，了不起的飞行器，它们过去了，它们消失了，就像成群的天鹅在一个春天夜晚振动千万只翅膀，哗啦啦飞过了缅因州的骑士湖，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飞向哪里：是哪个种类的天鹅，科学上没有界定，以前没有见过，今后也不会再见——然后天上空无一物，除了孤星一颗，犹如一个星号，标志着一条无从知晓的脚注。 (1) 　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宪法的起草人之一，曾是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 (2) 　这里指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3) 　Carl Linnaeus（1707—1778），瑞典自然学者，现代生物学分类命名的奠基人。 谈话片段，一九四五年 我碰巧有一位名声不佳的同名者，此人从姓到名与我完全相同。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但他动不动就闯入我的生活城堡，所以我也能够据此推断出他的粗俗人格。事情始于布拉格，二十年代中期我正好住在那里。在那儿我收到一封信，来自一家小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显然隶属于某个白俄组织，该组织和我一样，也是从俄国流亡出来的。这封信用激愤的口气勒令我立即归还一本名为《锡安智者备忘录》的书。这本书当年曾为沙皇激赏，其实是一部伪书，是秘密警察雇了一个半文盲的骗子编造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煽动屠杀犹太人。写信的图书馆员签名为“希涅波佐夫”（一个姓氏，意思是“蓝色的肚子”，在俄语中引起的想象就类似“温特博特姆”(1) 这个姓氏在英语中引起的想象），他一口咬定，说我把他特别称之为“颇受欢迎而且很有价值的”那本书留在手头已一年有余。他还提到以前曾几次写信要求我归还这本书，那些信分别寄到贝尔格莱德、柏林和布鲁塞尔，显然那位与我同名的人过去一直在这几个城市漂泊。 我想象这个和我同名的家伙是个年轻的白俄流亡者，骨子里的反动派，革命打断了他的大学教育，现在正在按照传统的方式成功地弥补失去的时光。他显然是个萍踪不定的旅行家，我也是——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有一次在斯特拉斯堡，一个俄国女人问我，那个在列日娶了她侄女的人是不是我的兄弟。有一年春天，在尼斯，一位戴着长耳环、面无表情的姑娘来到我住的旅馆，要求见我，看了一眼后，道了个歉，转身就走了。又有一次在巴黎，我收到一封用法文匆匆写成的电报：“不要来阿方斯有可能返回希望你小心谨慎我很不安爱你。”我承认，想到我那位轻浮的同名人按往常习惯手捧着鲜花冲进去，却碰上了阿方斯和他的妻子，我不由得幸灾乐祸。几年后，我正在苏黎世教书，突然遭到逮捕，罪名是在一家餐馆里砸了三面 镜子——三面镜子如同一组三联画，表现他的三副模样：醉（第一面镜子）、大醉（第二面镜子）、酩酊大醉（第三面镜子）。最后，在一九三八年，一位法国领事粗暴地拒绝在我的那本破旧的海绿色南森护照(2) 上盖戳，理由据他说，是因为我曾有一次未经允许擅自进入这个国家。在那份最终搞定的厚厚卷宗里，我扫了一眼那个同名人的脸。他留着八字短胡，海员发型，正是这个坏蛋。 时隔不久，我便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在波士顿定居，心想这一下肯定摆脱了那个荒唐的影子。后来呢——准确地说，就是在上个月——来了一个电话。 一个女人用生硬而又迷人的嗓音对我说，她是西比尔·霍尔太太，夏普太太的好友，夏普太太写信建议她与我联系。我倒是真的认识一位夏普太太，便忍不住想，我认识的夏普太太和我自己总有一个可能是搞错了。金嗓子的霍尔太太说星期五晚上她要在自家公寓里搞一个小小的聚会，叫我也来，因为她听说过我的情况，由此确信我对这样的讨论会非常感兴趣。其实我对任何形式的聚会都很厌恶，但又想要是不去的话，多少会让夏普太太失望，于是就接受了邀请。夏普太太是个和气的老太太，常穿栗色的裤子，留着短发。我是在科德角遇上她的，当时她和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合住一间小屋。这两位太太都是才华平平的左派艺术家，独立谋生，为人极其和善。 那天出了点与我现在要说的话题完全无关的事情，我到达霍尔太太公寓的时间比我预想的晚了许多。一位年长的电梯工，长相竟然颇似理查德·瓦格纳，阴沉着脸送我上去。我在客厅里脱外套和橡胶套靴时，霍尔太太不苟言笑的女仆等在一旁，两只长胳膊垂在身子两侧。客厅里主要的装饰品是一种中国制造的雕花瓷瓶，可能是件值钱的古董——上面刻着某种颜色病态的高大怪兽——这种东西我每次看见都觉得心生厌恶。 我穿过了一个精心布置的小房间，到处摆着广告作者们常说的象征“高雅生活”的东西，然后被引入——理论上是有人引路，其实女仆已经离开了——一个宽敞雅致、充满小资情调的沙龙。我渐渐明白了，正是在这种地方，一个人可以指望被引见给某个曾在克里姆林宫用过鱼子酱的老傻瓜，或某个木头一般的苏维埃俄国人。每当我攻击苏共的路线并对共产主义者及其导师的言论表示轻蔑时，我这位熟人夏普太太，出于某种原因，总是表示愤怒。我现在明白了，这个可怜的人认定让我来参加讨论有可能对我这种大不敬的心灵产生有益的影响。 来的人有十来个，中间走出了女主人，原来是个四肢细长、胸部扁平的女人，向外突出的门牙上还沾着口红。她迅速地把我介绍给那位特邀嘉宾和其他客人，然后因我进来而中断了的讨论立刻继续进行。特邀嘉宾正在回答问题。他形容单薄，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额头闪闪发光，明亮的长柱落地灯照在他的肩头，可以看清落在他晚餐礼服领子上的头皮屑。他双手紧握，手白得令人羡慕，我发现其中一只令人难以置信地柔软、湿润。这家伙属于尖嘴猴腮那类人，喉结难看，刮脸两小时后，廉价的爽身粉一旦脱落，刮过的地方就露出一系列分布复杂的粉红色小点，小点上还盖着青灰色的胡茬。他戴着一个有顶饰的戒指，说来奇怪，这让我想起了曾在纽约碰到的一个皮肤黝黑的俄国姑娘，她生怕被误认为是犹太女人，便在脖子上戴了一个十字架，虽然她就像缺心眼一般地缺少宗教感。这位演说者的英语讲得很流利，令人羡慕，然而他的语音里带有“德国”语音中生硬的“djair”音；话里不停地出现“妙极了(3) ”一词，该词的第一个音节老是发成“wan”的音，这些都表明他是日耳曼血统。他当时是，或从前是，要么即将成为，一位德语教授，或者音乐教授，或者二者兼有，在中西部某个地方教书。但我没有听清楚他的名字，所以我以下就称他为舒博土。 “他那时当然 是疯了！”舒博士回答在座的一位太太提出的问题时高声叫道，“请注意，只有疯子才会像他那样把战争搞成一团糟。我当然和你一样，希望过不了多久，假如他还活在世上的话，就会被安全地囚禁在一个中立国某个地方的疗养院里。他这是咎由自取。不去入侵英格兰，反而攻打俄国，这就是发疯。以为和日本并肩作战就能阻止罗斯福积极参与欧洲事务，这就是发疯。想不到别人也有可能发疯的人就是不可救药的疯子。” “人们不禁会想，”一个肥胖的小个子太太说，我现在想起来了，她叫马尔伯里太太，“假如我们把那些送给英国人和俄国人的飞机和坦克全用于摧毁日本，那么我们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就不会战死在太平洋上了。” “一点不错，”舒博士说，“这也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过错。他发了疯，没有仔细考虑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客们提出的方案。他发了疯，就相信其他国家的政府会按常理厚道行事。” “我常常想到普罗米修斯，”霍尔太太说，“普罗米修斯，他盗了天火，却被发怒的诸神弄瞎了眼睛。” 一位身着浅蓝色上衣的老太太，坐在一个角落里做编织活，请舒博士解释一下为什么德国人不起来反抗希特勒。 舒博士将眼皮垂下片刻。“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可怕的，”他郑重其事地说，“你们知道，我自己就是德国人，纯粹的巴伐利亚血统，不过我现在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但不管怎样，我要对我从前的同胞说几句很不中听的话。德国人”——那双长着柔软睫毛的眼睛又半闭起来——“德国人都是梦想家。” 到这时候，我当然完全明白了，这位霍尔太太说的夏普太太与我认识的夏普太太完全不同，正如我和那个同名者完全不同。我被强行拉入的这场噩梦对他来说也许就是一个与一群意气相投的人共同度过的美好夜晚，舒博士在他眼里也许是一个聪明绝顶、极富才华的谈话人。出于不好意思，也许还有点病态的好奇心，我没有离开这个房间。再加上我一激动就会结巴得厉害，如果想试着对舒博士谈谈我对他的看法，那听上去就会像寒夜里高低不平的郊区小路上一辆发动不起来的摩托车发出的爆裂响声。我看看四周，努力说服自己：这里的人都是活生生的真人，并非傀儡戏中的木偶。 女人中没有一个长得俊俏的，都年近四十五，或者过了四十五。可以肯定，她们都是读书俱乐部、桥牌俱乐部、胡言乱语俱乐部的成员，都属于那种了不起的、冷漠的、注定要瓦解的妇女社团。她们看上去都是不能生育的，还因此感到快乐。其中有些人可能有过孩子，但她们是怎样生了这些孩子的，如今已是一个失传的秘密。许多人在各式各样的审美追求中找到了发挥创造力的替代品，比如说，美化这间会议室。我看了一眼坐在我身边的那个人，是一位脖子上长着斑点的太太，看上去在专心听讲。其实我知道，她一面心不在焉地听着舒博士讲话，一面很可能在操心一项与某个社会事件或战时娱乐有关的装饰活动，具体是什么，我就无法确定了。但我知道她是多么需要这种额外的兴趣。桌子中央的某个东西，她在想，我需要能让人眼红的东西——可能是个盛着人造水果的巨型大碗。当然不是蜡制的。要有精巧的大理石花纹。 令人极其遗憾的是，我被介绍给大家时，没有把这些太太们的姓名记在心里。有两位身材苗条的未婚女士坐在硬椅子上，哪怕两人互换也认不出来，她们的名字都是以W打头。其他人中，我能肯定的是有一位叫做比辛小姐。这名字我听得清清楚楚，但过后却不能把它与任何一张特定的面孔或类似的东西对上号。男人除了舒博士和我，就只剩一个了。此人原来还是我的俄国同胞，人称马里科夫上校或者梅尔尼科夫上校，霍尔太太念这个名字时听起来更像是“米尔沃基”。在大家开始传递一些淡色的软饮料时，他倾身和我说话，声如撕革，仿佛他那身破旧的蓝色西装下面还套着一副马具似的。他悄悄用俄语粗声粗气地告诉我，他有幸认识我受人尊敬的伯父。一听这话，我立即把他所说的这个人想象成长在那位同名人家族之树上的一颗好看不好吃的苹果。不过此时舒博士又口若悬河地讲了起来，那位上校便坐正了身子，露出一颗破黄牙冲我笑笑，意思是现在不说了，然后慎重地做了几个手势，意思是以后我们会好好谈谈。 “德国的悲剧，”舒博士一边说一边把一张他刚刚擦过薄嘴唇的餐巾纸仔细折叠起来，“也是文明美国的悲剧。我在无数妇女俱乐部里说过，也在别的教育中心说过，每到一处我都注意到，这场谢天谢地现在已经结束了的欧洲战争，在那些优秀的、敏感的人们心灵深处引起多深的憎恶。我也注意到，文明的美国人是多么急切地想恢复对昔日快乐时光的记忆，想恢复他们出国旅行的体验，想恢复曾在那个艺术之国、音乐之国、哲学之国、幽默之国里度过的难忘的那一月，甚至难忘的那一年。他们至今还记得他们在那里遇上的亲密朋友，还记得他们在一个德国贵族家庭的怀抱里受到的教育和度过的幸福日子，还记得那里的每样东西都精致整洁，还记得美好的一天结束时听到的歌声，还记得那些令人神往的小城镇，还记得他们在慕尼黑和德累斯顿发现的充满友善与浪漫的整个世界。” “我的 德累斯顿再也不是从前光景了，”马尔伯里太太说，“我们的炸弹已经摧毁了它，也摧毁了它所代表的一切。” “要说炸弹，那也是英国的炸弹，”舒博士轻轻说道，“不过当然了，战争就是战争，虽然我承认，很难想象德国轰炸机会刻意在宾夕法尼亚或弗吉尼亚专挑某个神圣的历史景点作为攻击目标。是的，战争太可怕。事实上，战争强加在两个有许多共同点的国家头上时，它就可怕到几乎无法容忍的地步。它就像一个悖论，令你震惊，但实际上，想想那些在欧洲丧生的士兵，你就会对你自己说，我们普通老百姓担惊受怕，只好默默忍受，他们至少免了此等痛苦。” “我认为这么讲很对。”霍尔太太评论道，缓缓点头。 “那些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一个正在做编织活的老太太问道，“报纸上连篇累牍登的那些讲德国人如何残暴的故事。我能说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宣传吗？” 舒博士露出了一丝疲倦的微笑。“我刚才就料到会提出这个问题，”他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悲伤，“说来不幸，宣传、夸张、伪造照片等等，都是现代战争的工具。如果德国人自己也编造出一套美国军队残暴对待无辜平民的故事的话，我也不会觉得意外。姑且想想一战中编造出来的所谓德国人如何残暴的胡言乱语吧——那些可怕的传言，说比利时妇女遭到诱奸，等等。好，战争刚结束，就在一九二○年夏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由德国的民主主义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彻底调查了整个事件，我们都知道德国专家做起事来是学究一般地彻底和精确。可是他们没有发现一丝一毫的证据来证明德国人曾经有过不符合军人精神和绅士风度的行为。” 两位W小姐中的一位讥讽地说，外国记者胡编乱造，那也是为谋生计呀。她的话说得机巧，在座的每个人对她这句暗藏机锋的话表示赞赏。 “另一方面，”刚才的小风波平息下来后，舒博士接着说，“让我们忘掉宣传，来看枯燥的事实吧。请允许我向你们根据过去画一幅小小图画，一幅相当悲伤，但也许是必不可少的图画。我想请你们想象一下德国小伙子们骄傲地进入他们打下来的某个波兰或俄国小镇的情景。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唱歌。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元首已经疯了，他们天真地相信自己是在给这陷落的小镇带来希望、幸福和美妙的秩序。这些德国小伙子们原以为他们打下城镇，是要给那里带来永久的和平，不料他们的占领最终导致敌人把这些城镇变成了烈火熊熊的战场，他们不明白这样的结果都是阿道夫·希特勒后来一意孤行、一错再错而造成的。当他们身着漂亮的戎装，带着他们美妙的战争机器，扛着军旗，雄赳赳走过大街时，他们对任何人，对任何东西，都笑脸相迎，因为他们当时是满怀友好和善意的。他们天真地希望当地百姓对他们怀有同样友好的态度。随后，他们渐渐发现，自己像小孩子一般充满信心地走在街道上，街道两旁却站满了一排排沉默无语、一动不动的犹太人，满怀仇恨地瞪着他们，侮辱着每一个走过去的士兵——不是用言辞，他们太聪明，不会恶语相加的——而是以阴暗的目光和暗藏恶意的讥笑。” “我知道这种目光。”霍尔太太厉声说道。 “可是他们 不知道，”舒博士哭诉一般地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被弄糊涂了。他们不理解，他们伤了心。那么他们怎么办呢？起初他们试图通过耐心的解释和小恩小惠来化解那种仇恨。然而围住他们的仇恨之墙眼看越来越厚。到头来他们被迫把那些邪恶而傲慢的联合组织的头目监禁起来。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怎么做？” “我碰巧认识一个俄国犹太老人，”马尔伯里太太说，“唉，不过是马尔伯里先生生意场上的一个熟人。他呀，有一次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他要是遇上德国兵，就先亲手掐死一个再说。听了这话我惊呆了，站在那儿不知如何应答。” “我可以回答他，”一个矮胖的女人说，她坐在那儿，两膝分得很开，“事实上，惩罚德国人的话人们听得太多了。他们也是人。任何一个心灵敏感的人都会同意你的说法：他们不能为那些暴行负责。所谓暴行，多半也许是犹太人编造出来的。如今我要是听人还在大谈焚烧炉和酷刑室的话，我准会发疯。这些东西当年果真有的话，那也是由少数几个像希特勒一样的疯子在操持。” “依我说吧，”舒博士带着他那不真实的微笑说，“犹太人的想象活灵活现，控制着美国出版界，其作用我们一定要明白，也要有所考虑。还必须记住，有不少措施纯属卫生领域，讲究秩序的德国军队采取这些措施来处理死在难民营里的老年人的尸体，在某些情况下，也用这些措施来处理死于流行性疾病的人。本人没有任何种族偏见，我不明白这些由来已久的种族问题与我现在对已经投降的德国的态度之间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当我想到英国人如何对待殖民地的土著人时就更不明白了。” “抑或记得犹太血统的布尔什维克过去是怎样对待俄国人民的——唉——唉——唉！”梅尔尼科夫上校评论道。 “如今再不是这样的情形了吧？”霍尔太太问道。 “不是了，不是了，”上校说，“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已经觉醒，我的国家又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有过三位伟大的领袖。有过伊万，他的敌人称他为‘恐怖伊万’，然后我们有了彼得大帝，现在我们有约瑟夫·斯大林。我是一个白俄，曾在近卫军里服役，不过我也是一个俄罗斯爱国者和一个俄国的基督徒。今天，我说的一词一句都出自俄国，我感到它的力量，我感到俄罗斯老母亲的辉煌。她是一个战士之国，宗教之国，真正的斯拉夫之国。我也知道当红军进入德国城镇时，没有一根头发从德国人的肩膀上掉下来。” “是头。”霍尔太太说。 “对，”上校说，“没有一颗头从他们的肩膀上掉下来。” “我们都羡慕你的同胞，”马尔伯里太太说，“可是对共产主义向德国扩散你又如何看呢？” “如果允许我提一个建议的话，”舒博士说，“那么我愿意指出，要是我们不小心谨慎，德国将不复存在。这个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主要问题将会是阻止胜利者奴役日耳曼民族，是阻止胜利者把年轻的、强壮的、残疾的、老年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送到东部的广大地区去，像囚犯一样劳动。这是有悖于民主与战争的所有原则的。如果你们告诉我德国人对已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也是这样干的，那么我将提醒你们三件事：第一，德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不能指望它像个民主国家那样行事；第二，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的所谓‘奴隶’都是有他们的自由意志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在文明的环境里。尽管我们对俄国的众多人口和广阔地域怀有天然的迷恋，但德国人在苏维埃之国不大可能找到德国的那种文明环境。”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舒博士继续说，嗓音突然抬高，“纳粹党其实不是一个德国的组织，它是一个压迫德国人民的外来组织。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人，莱伊(4) 是犹太人，卢森堡(5) 是半个法国人、半个鞑靼人。日耳曼民族在这个非日耳曼人的重轭下遭受的痛苦和其他欧洲国家遭受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的战争之苦一样多。平民百姓不仅受伤致残，甚至被杀，而且他们宝贵的财产和美好的家园被炸弹炸毁，这些炸弹是德军的飞机投下的还是盟军的飞机投下的也就无关紧要了。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还有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如今都是难兄难弟会的成员，在苦难和希望中一律平等，大家应该一视同仁。让我们把查罪定罪的任务交给将来的历史学家，交给在海德堡、波恩、耶拿、莱比锡、慕尼黑等地各个大学里任教的老学者，他们处在欧洲文化的永恒中心里，不带任何偏见。让欧洲这只凤凰再次展开它那鹰一般的翅膀，让上帝保佑美国！” 舒博士颤巍巍地点燃了一支烟，屋里出现了片刻宁静，对他表示敬意。然后霍尔太太两只手掌紧紧合在一起，做了个小姑娘般的漂亮手势，请他来一曲美妙的音乐以丰富会议的内容。他叹了口气，站起来，走过去时踩在我的脚上，他伸出指尖点点我的膝盖，以示歉意。他在钢琴前坐好，低下头，一动不动地停了好几秒钟，仿佛能听到时间的脚步。然后他把烟卷缓缓地、轻轻地放在烟灰缸上，又把烟灰缸从钢琴上挪开，放到了霍尔太太伸过来准备接住的手上，然后又低下头。他终于说话了，声音略带哽咽：“我先演奏《星条旗永不落》(6) 。” 我觉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事实上，我已经到了生理上开始产生不适的地步——我站起身，匆匆离开了这个房间。来时我曾看见女仆把我的东西放在衣橱里，我快走到衣橱跟前时，霍尔太太赶上了我，同她一起过来的是远处滚滚而来的音乐。 “你非走不可？”她说，“真的非走不可？” 我找到了我的外套，扔掉挂衣架，跺着脚穿上了橡胶套靴。 “你们不是杀人犯就是傻瓜，”我说，“要么两者都是，那个男人是一个下流的德国特务。” 我已经提到过，我在关键时刻常受语塞之苦，所以当时那句话从嘴里说出来不像写在纸上这么顺畅。但毕竟说出来了。她还没能定下神来回答我，我就砰的一声带上了门，抱着外套跑下楼，就像抱着一个孩子冲出一栋失火的房子。等我到了街上，才注意到我抬手要戴上的帽子并不是我自己的那一顶。 那是一顶破旧的浅顶软呢帽，灰颜色比我那顶更深一些，帽边比我的窄一些。要戴上它的那个脑袋比我的脑袋小。帽子里面有个标签，写着“维尔纳·布罗斯，芝加哥”，还散发出另一个人的发梳和发乳的气味。它不可能是梅尔尼科夫上校的，他的头秃得像一个保龄球。我也断定它不是霍尔太太的丈夫的，霍尔太太的丈夫不是死了，就是另有地方放他的帽子。随身带着这样一个东西，实在觉得恶心，但这天晚上下着雨，也很冷，所以我就把它权当一件基本的雨具来用。我一到家，就马上给联邦调查局写信，但没写多少就停了下来。我记人名的能力太差，这严重地损害了我想要提供的消息的质量。另外，我不得不解释我为什么会出席那次会议，这样就势必扯进来好多理不清、有疑点的事情，桩桩件件都和我那个同名人有瓜葛。最糟糕的是，整件事如果展开细说，就带上梦幻般的怪异色彩，我唯一能如实陈述的就是有一个人，来自中西部某个不知叫什么的地方，我甚至不知道此人姓甚名谁，他一直在一家私人住宅里向一群糊里糊涂的老太太讲些同情德国人民的话。说来也是，对德国人民表示同情的话不断出现在某些知名专栏作者的文章中，依此而论，整件事情，就我所知，大概是完全合法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听到门铃响，开门一看原来是舒博士，他没戴帽子，披着雨衣，默默地把我的帽子递给了我，那粉里透青的脸上半露出一丝小心翼翼的微笑。我接过帽子，含含糊糊地道了个谢，没想到让他错当成是请他进屋。我记不起把他的软呢帽放在什么地方了，只好赶快寻找。既然当着他的面，找得就很起劲，这情形很快便显得滑稽可笑了。 “这样吧，”我说，“等我找到帽子，就邮寄给你，送去给你，托人转交给你。要是找不到，就给你寄去一张支票。” “可我今天下午就要走了，”他轻声说道，“再者，你向我非常亲密的朋友霍尔太太说了句奇怪的话，我想听听解释。” 我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告诉他，警察、当局会找霍尔太太解释一番的。他耐心地等着我讲完。 “你不明白，”他最后说，“霍尔太太是社交界的名流，在官场有很多关系。感谢上帝，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不会因表达了某种个人意见而遭受侮辱。” 我让他滚。 我最后一番激烈急促的话说完后，他说：“我走了，但请记住，在这个国家——”他伸出一根指头，弯起来冲我斜着摇了摇。这是个德国人惯用的手势，意思是戏谑地指责我。 我还没能决定揍他的哪个部位，他就溜走了。我气得全身发抖。我的这般没出息，不知多少回让自己哑然失笑，甚至莫名其妙地高兴，这一次却表现得粗野、卑劣。突然间，我瞥见舒博士的帽子就在客厅电话小桌下面的一摞旧杂志上放着。我奔到最前面的窗子边，打开窗户。等舒博士往下走了四层楼梯时，我把帽子朝他扔去。帽子画出了一道抛物线，像个大饼一般落在了街道中央。它在那里翻了一个跟头，差几英寸就掉到一个水坑里了，仰面朝天，躺在那里喘息。舒博士看都没往楼上看一眼，挥手表示感谢，然后捡起帽子，满意地发现上面还不算沾满了泥，就戴在头上，得意洋洋地扭着屁股走开了。我经常纳闷：一个瘦瘦的德国人穿着雨衣时从后面看为什么总是显得那么丰满。 余下的故事就是一星期以后，我收到了一封信，用俄文写的，其独特风采很难通过翻译来欣赏。 “尊敬的先生，”信中说，“在我的全部生活中，你一直追踪着我。我的好友们读了你的书后，都以为是我写了这些堕落、颓废的书，纷纷离我而去。在一九四一年，然后又在一九四三年，我在法国被德国人逮捕，指控我说了那些根本没说过，也从来没想过的话。如今在美国，你还不满足于从前在别的国家给我带来的种种麻烦，竟敢冒充我到一个德高望重之人的家里去大耍酒疯。对此我不能容忍。我本来可以把你投进监狱，给你打上冒名骗子的印记，但我想这样的结果你是不满意的，所以我建议通过赔偿之法……” 他提出的数额的确非常适中。 (1) 　原文Winterbottom，意为“冬天的臀部”。 (2) 　南森护照是由国际联盟推出的一种国际认可的身份证，当时是为没有国籍的难民设置的。 (3) 　原文为wonderful。 (4) 　Robert Ley（1890—1945），纳粹党主管组织行政工作的头目。 (5) 　Alfred Rosenberg（1893—1946），纳粹党的高级理论家，长期主管意识形态。 (6)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美国国歌。 符号与象征 一 这是他们四年来第四次面临同一个难题：给一个精神错乱到无可救药的年轻人送一件什么样的生日礼物。他倒是没有任何要求。人造的东西在他看来是邪恶的蜂巢，上面抖动的全是只有他能看出来的邪恶行为；要么就是粗俗的享受，而在他那个抽象的世界里享受是毫无用处的。在排除了一大堆有可能气着他或者吓着他的东西（比如小玩意之类都属禁忌）之后，他的父母挑选了一件精致而又无害的礼物：一只篮子，里面装有十个小罐，小罐里装着十种不同的果冻。 他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结婚多年，到如今又过了二十年，他们都垂垂老矣。她的浅褐色头发已经灰白，胡乱收拾起来，身上穿着廉价的黑色衣衫。她和同龄的女人不一样，比如索尔太太，他们家的隔壁邻居，脸上涂脂抹粉，搞得红里透紫，小溪边采来一簇花儿当帽子戴。而她则对着喜欢在人脸上挑毛病的明媚春光展露出一副毫不掩饰的苍白面容。她丈夫在故国曾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商人，如今生活全靠他兄弟艾萨克接济。这个兄弟到美国差不多四十年了，算是个地道的美国人。他们很少能见到他，常戏称他为“王子”。 那个星期五事事都不顺。地铁列车在两站之间失去了它赖以运行的电流，在一刻钟的时间里，人们什么都听不见，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脏在尽职尽责地跳动，再就是报纸刷拉刷拉地响。坐完地铁还得坐公共汽车，等车一等又是好久。车终于来了，里面挤满了唧唧喳喳的中学生。他们刚走上通往疗养院的褐色小路，瓢泼大雨便下了起来。到了疗养院，又等了好久。平时他们的儿子会拖着脚步走进屋（他可怜的脸上乱糟糟地长满了粉刺，胡子没有刮干净，沉着脸，神情困惑），这一回却不见他来，等到最后终于来了一位他们认识却不喜欢的护士，对他们直言相告，说他又一次企图自杀。他现在还好，她说，不过探访可能会打扰他。这个地方工作人员少得可怜，东西很容易放错、搞混，所以他们决定不把礼物留在办公室里，等下次来时再带来交给他。 她等着丈夫撑开雨伞，然后挽住他的手臂。他不停地清喉咙，每清一下就发出一声低沉的特殊声响，他心烦意乱时总是这样。他们走到街道另一边的公共汽车站的雨篷底下，他收起了雨伞。几步开外，一棵摇摇摆摆的树滴着雨珠，树底下一只羽毛未丰、半死不活的小鸟在一处水坑里绝望地扑腾。 公共汽车开到地铁站的路程很长，一路上她和丈夫谁也没说一句话。他那双苍老的手（青筋鼓胀，手背上满是褐色的斑）紧握在一起，靠在伞把上抽搐，她每瞥一眼，就觉得泪水在给眼睛加压。她赶紧扭头，想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这时她看到一幅景象，打动了她的柔肠，让她觉得又怜悯又好奇：原来乘客中有一位，是个女孩，一头黑发，肮脏的脚指甲涂成了红色，正伏在一个年岁大些的女人肩头哭泣。那个女人长得像谁？很像丽贝卡·鲍里索夫娜，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叫索洛韦伊奇克的人——那是好多年以前发生在明斯克的事。 上一次他们的儿子企图自杀时用的方法，用医生的话说，简直是项了不起的发明创造。要不是一个心怀嫉妒的病友以为他要学飞行而阻止了他，他就成功了。其实他真正想做的只是要在他的世界里撕开一个洞，逃出去。 一家科学月刊曾经登过一篇论述详尽的论文，主题就是他那错乱的精神系统。不过在此之前，她和她丈夫已经自己摸索着想了很久了。赫尔曼·布林克把它称为“联想狂”。这种病症很少见，患者发病时会想象他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隐隐指向他的个人情况和生存情况。他把真实的人排除在他的冥想之外——因为他认为自己比别人要聪明得多。不论他走到哪里，自然现象都如影随形。盯着天上的云彩看，一朵连一朵都在通过缓慢的符号传达与他有关的信息，其详细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每当夜幕降临，黑沉沉的树林像在打着手势用手语讨论他内心深处的种种想法。小卵石、污点或斑驳的阳光，会形成信息模式，表达着他必须截取的各种讯号。每一样东西都是密码，他则是每一样东西的主题。打探他秘密的间谍中，有些是不偏不倚的观察者，比如用玻璃做成的各种表面，平静的水池等。其他的，像商店橱窗里的衣服，就是心怀偏见的证人，一心要将他私刑处死。还有别的一些（如流水、暴风雨等），也是歇斯底里、几近疯狂，对他抱有扭曲的看法，还把他的行为曲解为怪诞。他必须保护自己，常备不懈，把生活的每一分钟、每一个板块都用来破解事物曲曲折折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都是经过索引编目、归档存放的。他制造出的影响要是只限于他周围的环境倒也罢了，可说来悲哀，并非如此！他的疯名如滔滔洪水，流得越远，越顺畅，水势也越大。他血液中的血球轮廓放大了百万倍，掠过大漠平原；在更远处，坚硬无比、高耸入云的群山用花岗岩和叹息的冷杉树总结了他生命的终极真理。 二 当他们从地铁雷鸣般的噪音和污秽难闻的空气中走出来时，白日最后的一点余晖已经与街灯混合起来了。她想买点鱼做晚饭，就把装着果冻罐的篮子递给他，让他先回家。他走到楼梯的第三个转弯平台处，才想起白天早些时候把钥匙给了她了。 他静静地坐在楼梯上，约摸十分钟后又静静地站起来。是她回来了，吃力地爬上楼来，有气无力地笑笑，摇着头怪自己糊涂。他们进了他俩住的两居室公寓，他立刻朝镜子走去。他用两个大拇指掰开嘴角，脸扭得像一副可怕的面具，取下他死活戴不惯的那副新的假牙托，然后扯断了连在牙托上带出来的像獠牙那么长的口水。她来摆放餐具时他正在看他常看的俄语报纸。他一边吃无须用到牙齿的软饭菜，一边还在看报。她明白他情绪不好，便也沉默不语。 他睡觉去了，她还待在起居室里，守着那副已经摸脏了的扑克牌，还有几本旧影集。狭窄的庭院里雨水在夜色中滴下，打在几个破破烂烂的垃圾箱上。院子对面有两扇窗户，映着柔和的光。透过其中一扇能看见一个穿黑色裤子的男人，抬着裸露的胳膊肘，仰面躺在一张被褥凌乱的床上。她拉下百叶窗，看起照片来。他还是个婴孩时，看上去就比大多数孩子更容易受惊吓。影集的一页里掉出来一张照片，上面是他们在莱比锡时用过的一个德国女仆和她的胖脸未婚夫。明斯克、大革命、莱比锡、柏林、莱比锡。还有一座房子的正面，焦距没对好，照歪了。四岁时在一个公园里：爱生气，怕见人，皱皱的前额，看见一只不怕人的小松鼠，赶紧扭过头去，和平时见生人就扭头一样。有一张照的是罗莎姨妈，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小姐，唠唠叨叨，动辄怒目圆睁。她一直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遭遇的都是坏消息、破产、火车事故、癌症晚期——后来德国人把她和她为之担心的所有人都害死了。六岁时——他开始画长着人手人脚的怪鸟，也开始像个大人一样遭受失眠的痛苦。有一张照的是他的表哥，如今是一位著名的国际象棋高手。又是他，八岁左右，已经让人难以理解，害怕楼道里的糊墙纸，害怕书里的插图。其实那幅图画的只是田园风景，山坡上几块大石头，一棵枯树，树上悬挂着一只旧马车轮子。十岁：这一年他们离开了欧洲。屈辱，可怜，一道道令人心酸的难关，还有那个特殊学校里和他一起上学的孩子们，个个不学好，长得又丑，心眼又坏。再后来就到了他生命中的关键时期，患肺炎后好长时间才恢复过来。这期间那些小小的恐惧加重了，好像这孩子的头脑成了一团乱麻，各种幻觉有条有理地互联起来，害得他完全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思考。孩子的父母对这种情况没有重视，一直顽固地认为一个大天才可能就会有这么多古怪症状。 这一点，还有以后更多的事情，她都接受了——因为生活毕竟意味着丧失一份又一份的快乐，都得接受。何况对她来说，丧失的不是快乐，只是改善现状的可能性而已。她想着的是她和丈夫不知为何必须承受的痛苦，如波似浪，永无穷尽。她想着的是用某种难以想象的方式伤害着她儿子的隐形巨人。想着的是这世上还有无尽的柔弱，可这些柔弱又是何下场呢？不是被糟蹋了，就是被浪费了，要么被转化成了疯狂。想那些没人照管的孩子，在没有清扫过的街头独自哼哼。想那美丽的野草，在可怕的夜幕降临之际，躲不开农人的身影，只好无可奈何地看着他弓起猿猴般的背，一路过去留在身后的全是被他踩倒的花儿。 三 子夜时分，她听到起居室卧室里传来丈夫的呻吟声。过了一会儿，他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睡袍上披着一件俄国羊羔皮领的旧大衣。比起他那件好看的蓝色浴袍，他更喜欢这件旧大衣。 “我睡不着。”他叫道。 “为什么，”她问，“为什么睡不着？你刚才不是很累吗。” “我睡不着是因为我要死了。”他说着倒下来躺在长沙发上。 “是胃不舒服吗？要不要我去叫索罗夫医生？” “不叫医生，不叫医生，”他呻吟着说，“让医生都见鬼去吧！我们必须赶快把他从那里接出来。要不然我们难辞其咎。难辞其咎啊！”他连说两遍，一骨碌坐起身来，两脚踩在地板上，挥起攥紧的拳头猛砸自己的脑门。 “好吧，”她平静地说，“我们明天一早就接他回来。” “我想喝点茶。”她丈夫说道，说完进了浴室。 她吃力地弯下身，拾起从沙发上滑落到地板上的扑克牌和一两张照片：红桃杰克、黑桃九、黑桃A，照片是美女艾尔莎和她的野性情郎。 他兴致勃勃地转了回来，高声说道：“我都想好了。卧室给他住。我俩晚上有一个守在他身旁，不守的一个就睡在沙发上。轮流看护。让医生每周至少来两次。王子有什么说法不要紧。再说他也说不了多少，因为这样算来更便宜。” 电话响了。他们的电话一般不在这个时间响。他左脚上的拖鞋刚才掉了，他站在屋子中央，用脚跟和脚趾摸索着找它，张着没牙的嘴，孩子一般冲妻子打哈欠。她懂的英语比他多，接电话的一般都是她。 “我能和查理说话吗？”一个女孩用单调细小的声音说道。 “你拨的什么号码？不是。你打错了。” 听筒轻轻地挂上了。她的手按到她苍老疲惫的心上。 “这电话吓坏我了。”她说。 他飞快地笑了一下，接着马上重新开始他那激情澎湃的独白。天一亮，他们就去接他。家里的刀子都要藏在一个上锁的抽屉里。他即使在最糟糕的状态下，也不会对别人造成危险。 电话又一次响了起来。还是那个要找查理的年轻声音，呆板，着急。 “你拨的号码不对。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把字母‘O’误当零拨了。” 他们又坐了下来，意想不到地在夜半时分喝起了庆祝生日的茶。生日礼物还放在桌子上。他啧啧有声地抿着茶，满面红光，还时不时举起杯子，转着圈儿摇晃摇晃，好让加进去的糖溶化得更彻底些。他的秃脑门上有一块很大的胎记，脑门一侧的血管明显地凸了起来。早上他刮过脸了，但下巴上还是露出了一片银白色的胡茬儿。她给他又倒了一杯茶，他戴上了眼镜，愉快地重新查看了那些装果冻的小罐，有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一个个闪闪发亮。他笨拙的湿嘴唇念着罐子上动听的标签：杏子、葡萄、山李子、柑橘。他已经念到山楂了，电话铃突然又响了起来。 初恋 一 本世纪(1) 头几年里，涅瓦大街上的一家旅行社展出了一辆三英尺长的橡褐色国际列车卧铺车厢模型。它做得极其精巧，和真车一模一样，远胜于我的镀锡发条玩具火车。可惜它只展不卖。可以看出车内整体装潢是蓝色的，隔间墙壁上垫着压印出雕花的皮质衬垫，镶板光滑，有嵌入式的镜子和郁金香形状的台灯，还有其他恼人的小细节。宽大的窗子和窄一点的窗子交替排列，有单层的，也有双层的，其中几扇装着磨砂玻璃。有一两个铺位上的床已经铺好了。 这就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方快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就再也不是这个样子了），整列都是这样的国际卧铺车厢，一周只开两班，往来于圣彼得堡和巴黎之间。要不是乘客必须在俄国和德国的边境上（维尔兹波洛夫——埃德特库嫩）换乘一辆大致相似的列车，我就可以说它是直达巴黎的车。一到边境，宽敞懒散的俄国六十英寸半的宽轨就改成了五十六英寸半的欧洲标准轨，燃料也由桦木变成了煤。 在我脑海深处，我想至少还能记起五次乘这趟车去巴黎，终点是里维埃拉或比亚里茨。我现在想起其中的一次，那是一九○九年，我的两个幼小的妹妹留在家里，由奶妈和姨妈照管。我父亲戴着手套和旅行帽，坐在他和我家的家庭教师合住的隔间里看书。我弟弟和我在另一间，和他们隔着一个洗手间。我母亲和女仆住在我们隔壁。我们都是两人一间，最后有一个人落单，是我父亲的贴身男仆奥西普（十年后被迂腐的布尔什维克枪毙了，因为他私吞了我们家的自行车，却没有上缴国家），于是他就和一个陌生人为伴。 那年四月，皮尔利(2) 到了北极。五月，夏里亚平在巴黎演唱。六月，传言有了更好的新式齐柏林飞艇，闹得人心惶惶，于是美国国防部告诉记者，说计划建立一支空中海军。七月，布莱里奥从加来飞到多佛（他迷失了方向，多绕了一个小圈）。我们出发时是八月末。俄国西北部的冷杉和沼泽快速闪过，第二天则被德国的荒漠取代，长着松树和石楠灌木。 我和母亲在一张折叠桌上玩一种叫“杜拉契基”的扑克牌游戏。虽然是大白天，我们的牌、杯子和一只手提箱上一高一低的两把锁仍然映在车窗上。列车穿过森林和田野，有时突然进了深谷，有时又穿行在急速闪过的农舍之间，没有在车窗上投下身影的两个赌徒在不停地玩牌，还不停地下注，以求刺激。 “Ne budet-li, t? ved' ustal（还没玩够吗，你就不觉得累吗）？”我母亲老是这么问，问完便一面缓缓地洗牌，一面陷入沉思。我们隔间的门开着，我能看见过道的窗户。窗户里有电线——六根黑色的细电线——正在使劲地爬上斜坡，向天空爬去，尽管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地对它们形成意外的打击。就在这六根电线可怜巴巴地来一次豪迈的冲锋，眼看要冲到车窗的顶上去时，又遭到一根电线杆的狠狠一击，整个打落下来，落到原来的最低点，只好重新开始爬起。 在这样的旅行中，每当我们经过某个德国大城镇时，列车会放慢速度，气度优雅地徐徐前行，几乎和房屋的门面和店铺招牌擦身而过，这时我往往会感到一种到达终点站也不会感到的双重兴奋。我看见一座城市里跑着的玩具般的电车、街上的椴树，还有砖墙，都闪进我们的车厢，和车厢里的镜子亲密接触，也把过道里的玻璃窗户占得满满当当。火车与城市之间这种不拘礼节的接触是旅途中令人兴奋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把自己放在一个过客的位置上，想象这个人看到如下景象会和我一样感动：长长的、传奇一般的红褐色列车开过，一节节车厢连在一起，每节之间挂着的隔帘黑得像蝙蝠翅膀。车厢上的金属字在夕照中闪着黄铜色的光。一条每日繁忙的大街上方架着一座铁桥，列车不慌不忙地从桥上驶过，然后拐弯，所有的车窗突然都闪亮起来，原来它是绕过了最后一片街区。 车窗里闪过的那些视觉的混合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餐车车窗宽大，可以看到几只没有打开的矿泉水瓶子、斜对角折起来的餐巾、摆样子用的巧克力棒（包装纸上写着“凯乐”、“科勒”等牌子，里头包的却是木头块）。这些东西乍一看构成了一个平静的港湾，不受一连串摇摇晃晃的蓝色车厢的影响。然而饭吃到尾声，上最后一道菜时，人就会不停地缩回身子以适应车身的运动，服务生步履蹒跚，眼前的所有景象都东倒西歪。它们经历了一场系统的复杂运动：白天的月亮固执地紧跟着人们的餐盘，远处的草地呈扇形铺开，近处的树木荡着看不见的秋千朝铁轨扑来，一条平行的铁道线突然间寻死一般靠近，一道长着稀疏青草的斜坡在上升，上升，上升，终于这番混合速度的小目击者晕得吐出了他吃下的那份omelette aux confitures de fraises(3) 。 不过，“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Lits et des Grands Express Européens”(4) 这个名头到了夜里才真正大显魔力。我的铺位在弟弟睡的卧铺下面（他睡着了吗？他是不是在那儿？），隔间里半暗下来，我留神观察着事物和事物的某些部分，还有影子和影子的某些部分，在小心地动来动去，看不清要干什么。木制品轻轻地发出吱吱的响声。在通向洗手间的门附近，衣钩上影影绰绰挂着一件上衣，再往上，是蓝色的双层壳夜灯的流苏在颇有节奏地摆动。很难把车厢里这些走走停停、暗中悄悄做些小动作的情况与车外向前飞奔的夜色联系起来。我知道那夜色正在飞驰而过，如流光一般，辨不清模样。 我只要把自己想象成火车司机就可以入睡。我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无忧无虑的乘客在各自的隔间里享受着我带给他们的旅行，抽烟，相互微笑致意，点头，打瞌睡；服务生、厨师、车警（我必须找个地方安顿他们）正在餐车里痛饮；我自己则瞪大眼睛，满身脏灰，从机车驾驶室探头观瞧，望着尽头处逐渐变窄的铁轨，望着黑沉沉的远方像红宝石或绿宝石一般的亮点——这时候一种高枕无忧的安乐感便浸入我的血管。后来我就睡着了，睡梦中会看到全然不同的东西——一架大钢琴下面滚动着一只玻璃弹子，要不就是一辆玩具火车，侧翻在地，轮子仍在兴致勃勃地转动。 车速的改变有时会打断我酣畅的睡眠。车窗外昂首挺立的灯缓缓移过，每过一盏，灯光会探查车厢之间的缝隙，然后犹如一块闪亮的罗盘测量着黑影。一会儿后，火车发出一声威斯汀豪斯(5) 气动刹车的长叹，停了下来。有什么东西从上面掉下来（第二天发现是我弟弟的眼镜）。我身后拖着半截被单挪到床脚处，这样就可以小心地解开百叶窗的搭扣，真是不可思议地令人兴奋。百叶窗只能往上拉一半，原来是上铺的床沿挡住了，再拉不上去。 几只灰白的蛾子围着一盏孤灯打转，就像木星的卫星一样。一张撕裂了的报纸在凳子上簌簌抖动。能听见列车里的某个地方有捂着嘴发出的沉闷声音，那是有人在为了顺气而咳嗽。我眼前的这片站台上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但我还是不忍从站台上收回目光，直到站台自动和我告别。 第二天早晨，只见湿漉漉的田野上一条水渠两岸长着歪脖子的柳树，远处或许是一排白杨，中间隔着一道乳白色的雾，这说明火车正驶过比利时。火车下午四点抵达巴黎。即使在巴黎只停留一夜，我也总有时间买些东西——比如一个黄铜制成的小小埃菲尔铁塔，表面粗粗地刷了一层银白色的漆。第二天中午我们登上南方快车，开往马德里，约莫晚上十点，我们半路在比亚里茨的内格莱斯火车站下了车，离西班牙边境只有几英里。 二 当年的比亚里茨仍保持着它的传统本色。通往我们下榻之处的路上两旁都是灰蒙蒙的黑莓灌木丛和杂草丛生的待售土地。卡尔顿大酒店仍在建造之中。三十六年后，陆军准将萨缪尔·麦克罗斯基才占领了皇宫酒店里的皇家套房。这家酒店坐落在从前一所宫殿的原址上，据说那宫殿建成后，身手异常矫健的巫师丹尼尔·霍姆在六十年代造访，他用一只赤脚（模仿幽灵之手）抚摸欧仁妮皇后(6) 那张善良真诚的脸。在赌场附近散步时，一位年长的卖花女画眉抹粉，满脸堆笑，截住一位散步者，将一枝含苞欲放的康乃馨灵巧地插进他的上衣扣眼里。他侧目俯视花儿含情脉脉地插进扣眼里时，左下颌的赘肉上堆起了一道凸显的褶痕。 海滨浴场沿线摆着各式各样的海滨椅和搁脚凳，上面坐着孩子们的父母，孩子们戴着草帽在海边的沙滩上玩耍。在其中可以看到我，双膝跪地，正试图用一只放大镜点燃一把捡到的梳子。男人们炫耀着他们的白裤子，这样的裤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好像洗后缩了水那样可笑。在这个特殊的季节里，女士们穿着丝绸翻领的轻便外衣，戴着大帽顶的宽边帽子，帽子上垂下绣得密密实实的白色面纱，胸前、手腕、遮阳伞上都缀着花边。微咸的海风吹在人的嘴唇上。一只迷途的金黄色蝴蝶一头撞了过来，急匆匆地飞过喧闹的海滨。 还有其他的活动和声响，是小贩们发出来的。他们叫卖花生、糖衣紫罗兰、颜色翠绿的果仁冰淇淋、口香糖丸，还有从一个红桶里拿出来的又干又硬、像华夫饼一般的东西，表面上有大片大片凸起来的皮。那个卖饼的人背着沉重的桶，弯着腰深深陷入白色沙滩，艰难地行走，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后来见过再多事情也不曾把这一幕冲淡。有人叫住他时，他就把背桶的皮带一扭，从肩上甩下桶来，砰的一声甩在沙地上，这时那桶的样子活像比萨斜塔。然后他用袖子擦擦脸，开始熟练地在桶盖上摆上带有数字和箭头的投标圆盘。箭头发着锉磨声嗖嗖飞转，一苏(7) 一块饼，大小由转盘运气决定。饼越大，我心里就越为他难过。 海水浴在海滩的另一头进行。浴场有专业人员，都是魁梧健壮的巴斯克人(8) ，穿着黑色泳衣，帮助女士们和孩子们见识惊涛骇浪。这样的救生员会托着你的背把你放在冲过来的浪头上，然后牵着你的手，等绿色的海水翻滚着泡沫整个升起，然后以雷霆万钧之势从你身后压过来，强大的冲力打得你站立不住。经过十来次这样的冲击后，像海豹一样全身水光闪闪的救生员就会把又喘又抖、鼻子里进了水的顾客领上岸，来到平坦的地方，那里有一位令人难忘的老太太，下巴上长着一撮灰白的毛，她会立刻从挂在晾衣绳上的三四件浴衣中选出一件来。在一间确保安全的小木屋里，另一位浴场服务员会帮你脱下湿淋淋的、沾满沙子的泳衣。泳衣扑通一声落在木板上，你还在不停地抖，从泳衣里跨出来，踩在这时凌乱散开的蓝色浴衣的条纹上。小木屋里散发着松木的香味。满脸皱纹的驼背服务员笑容可掬地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水，让你泡泡脚。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巴斯克语里“蝴蝶”是“misericoletea”——至少听起来是这么个词（我翻遍词典，找到七个词，发音最接近的一个是“micheletea”）——这个词从此永远存入了我记忆库中的一个玻璃小间里。 三 有一天，我在海滨浴场颜色较深也比较潮湿的地方挖泥玩，那里退潮后挖的泥最适合堆城堡。和我一起挖泥的是个法国小女孩，叫科莱特。 她到十一月就十岁了，我则在四月已经满了十岁。一块有缺口的紫色珠蚌贝壳引起我的注意，她长着细长脚趾的光脚刚刚正好踩在这块贝壳上。不，我不是英国人。她轮廓分明的脸上满是雀斑，连绿莹莹的眼睛里似乎也闪动着斑斑点点。她穿着一套现在也许叫做运动装的衣服，上身是件蓝色的针织紧身内衣，袖子挽了起来，下身是条蓝色的针织短裤。一开始我把她当成个男孩子了，后来才觉得不对，因为她纤细的手腕上戴着手镯，水手帽下面晃动着螺旋状的棕色鬈发。 她说话很快，像小鸟那样叽叽喳喳，英语法语混在一起说，英语像她的家庭女教师教的英语，法语带着巴黎腔。两年前，也是在这个海滨浴场，我曾深深喜欢上了一位塞尔维亚内科医生的小女儿，她模样可爱，皮肤晒得黝黑。如今一见科莱特，我立刻明白了这才是我的真爱。科莱特似乎比我在比亚里茨偶遇的所有玩伴都要独特！我不知为何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她不如我快活，也不如我那样受到关爱。她娇嫩柔软的小臂上有一块淤青，这勾起我的种种联想。“它掐起人来和我妈妈一样狠。”她这是在说一只螃蟹。我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把她从她父母手里救出来。我曾听人对我母亲说过，她父母是“des bourgeois de Paris”(9) ，说时还不屑地轻轻耸了一下肩。我对这种鄙视有我自己的理解，我知道她父母是坐着蓝黄相间的私家豪华大轿车从巴黎一路观光而来的（这是当年流行的游览方式），却让科莱特带着她的狗和家庭女教师了无生趣地坐着没有卧铺的普通火车来。她的狗是一只猎狐小母狗，项圈上挂着铃铛，摇摇晃晃地跟在她后面，几乎寸步不离。它精力特别旺盛，老是跳起来舔科莱特玩具桶外面的咸海水。我至今记得画在桶上的船帆、落日和灯塔，但就是记不起那只狗的名字，令人好生烦恼。 我们在比亚里茨住了两个月，我对科莱特的感情几乎超过了我对蝴蝶的迷恋。我父母不大喜欢和她父母来往，所以我只能在海边见到她。不过我时时刻刻想着她。要是发现她哭过，我心中就会涌起无可奈何的痛苦，自己也会热泪盈眶。我无法消灭那些在她单薄的脖颈上留下叮咬伤痕的蚊子，但我能和欺负过她的一个红头发男孩打上一架。这一架我打了，还打赢了。她经常给我一把还带着手上温度的硬糖。有一天我们一起俯身看一只海星，科莱特的鬈发蹭得我的耳朵发痒，她突然转过头来亲了一下我的脸。我心潮澎湃，能想到要说的只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小淘气！” 我有一枚金币，我觉得这就足够我们私奔了。我要带她去哪儿呢？西班牙？美国？还是耸立在波城往上的大山里？“Là-bas, làbas, dans la montagne。”(10) 这是我听卡门在歌剧里唱的。一天夜里很奇怪，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着海水循环往复的冲击声，计划着我们的出逃。大海似乎在黑暗中站起来，摸索着探路，然后沉重地一头栽倒在地。 我们是怎么出逃的，详情我无可奉告。我的记忆中只保留着这么一幕：一个帐篷被风吹得哗哗响，背风处她温顺地穿上系带的帆布鞋，我则把一只叠好的捕蝶网塞进一个棕色纸袋里。能记起的下一幕是：为了躲避追踪，我们进了赌场附近的一座漆黑的电影院（赌场当然是绝对不允许进去的）。我们坐在电影院里，手拉着手，中间隔着狗，它的铃铛时不时在科莱特的膝头轻响。正放映的是在圣塞巴斯蒂安举办的一场斗牛比赛，画面晃动，闪得像下毛毛雨，但相当刺激。我记忆中的最后一幕是：我自己由我的老师领着走在海滨人行道上。老师的两条长腿迈得好生轻快，惹人讨厌，我现在都能看见他紧咬牙关的凶狠样子，下腭上的肌肉在绷紧的皮下抽动。我九岁的弟弟，戴着眼镜，正好被抓在老师的另一只手里。他时不时往前小跑几步，偷偷回头看我，表情又是害怕，又是好奇，像只小猫头鹰。 离开比亚里茨前得到的一些小纪念品中，我最喜欢的不是用黑石头做的小牛，也不是那只能吹响的海贝，而是现在看来颇有象征意义的东西——一个海泡石做成的笔架，装饰部分上有一个小小的水晶窥视孔。把笔架拿起来贴近一只眼睛，眯起另一只，控制住眼睫毛，不让它闪动，这时就能在水晶孔里看到一幅栩栩如生的神奇画面：一片海湾，一排海岸峭壁，绵延到尽头处是一座灯塔。 现在发生了一件开心事。重新捧起这个笔架，看着小圆孔里的小天地，这个过程刺激我的记忆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我再一次努力回想科莱特那条狗的名字——当然了，再一次沿着当年那遥远的海滨，走过往昔黄昏里光滑的沙滩，沙滩上每个脚印缓缓注满了夕照下的海水。终于想起来了，终于想起来了，它回响着，颤动着：弗罗斯，弗罗斯，弗罗斯！ 我们在巴黎停留了一天，然后继续上路回国。就在这一天之前，科莱特返回了巴黎。巴黎寒冷的蓝天下一个浅褐色公园里，我见了她最后一面（我相信这是我们的两位老师特意安排的）。她带着一个铁环和一根滚铁环的短棍，穿一身巴黎秋装，一副都市少女的打扮，整个显得既得体又时髦。她从家庭女教师那里接过一件告别礼物，匆匆放到我弟弟手中。那是一盒糖衣杏仁，我知道是专门送给我的。东西一放下她就跑开了，滚动着闪闪发亮的铁环，穿过阳光和阴影，绕着一个枯叶塞满喷口的喷泉一圈一圈地跑，我就站在这个喷泉附近。如今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枯叶和她的皮鞋皮手套混在了一起。我还记得她衣着上某个细节（可能是苏格兰女帽上的缎带，要么是长筒袜上的花纹），当时让我想起一种玻璃弹子里面彩虹般的螺纹。我至今似乎仍然紧握着那一缕彩虹，不知该往哪里安放。而她至今仍然滚着铁环绕着我跑，卵石小路边低矮围篱的交错拱顶在路上投下了影子，她越跑越快，最终消失在那稀疏的阴影之中。 (1) 　指二十世纪。 (2) 　Robert Peary（1856—1920），美国探险家，一九○九年四月成功到达北极。 (3) 　法语：草莓酱蛋卷 。 (4) 　法语，欧洲国际卧车和特快列车公司 。 (5) 　George Westinghouse（1846—1914），美国发明家和工业家，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创始人。一八六九年获得空气制动器的发明专利，广泛用于火车刹车。 (6) 　Empress Eugénie（1826—1920），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仓三世的皇后。 (7) 　Sou，旧时法国辅币，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 (8) 　Basque，西南欧民族，主要分布在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脉西段和比斯开湾南岸。 (9) 　法语，巴黎的资产阶级 。 (10) 　法语，在那里，在那里，就在大山里 。 连体怪物的生活情景 几年前，弗里克医生问了我和劳埃德一个问题，现在我想试着回答。他带着搞科研很快乐的那种梦幻般的微笑，轻轻抚摸把我和劳埃德连在一起的那块肉鼓鼓的软骨组织——脐部和剑突联胎，与潘克斯特医生遇到的病例差不多。(1) 他还问我们是否能回忆起我们中的一个，或者两个，第一次认识到我们这种特殊状况与命运的情景。劳埃德所能记起的只是我们的外公（易卜拉辛，要么是亚辛或者亚罕——如今听起来是一堆讨厌的烦人声音！）总是摸刚才医生正摸的地方，还把那东西叫黄金之桥。我则什么也说不上。 我们的童年是在俯瞰黑海的一座肥沃的小山丘顶上度过的，小山就在我们外公家的农庄上，离卡拉兹不远。外公最小的女儿，东方的玫瑰，灰头发亚罕的掌上明珠（要真是他的掌上明珠的话，那个老恶棍也许会好好照顾她），在路边的一个果园里被我们不知姓名的父亲强奸，生下我们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死因据我猜想，纯粹是恐惧加上悲伤。谣言传开了，一说是个匈牙利的小商贩，另一说是个德国的鸟类搜集者，或者是他的远征队里的成员——很可能是他的标本剥制师。一些满身尘土的姨妈，戴着沉甸甸的项链，宽大的衣服散发着玫瑰油和羊肉的味道，怀着一种残忍的兴趣来照顾我们这两个怪物般的婴儿，满足我们的吃喝欲望。 很快附近的村庄都知道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开始派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来我们农庄打探。在这些节日般的日子里，你能看见他们吃力地爬上我们这座小山的斜坡，就像鲜艳的彩色画片中的朝圣者。有一个七英尺高的牧羊人，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子秃头男人，一些士兵，还有柏树拉长的影子。孩子们也来了，随时随地，看护我们的姨妈盯得紧，一来就轰他们走。有一个年轻人，小平头，黑眼睛，穿着褪了色的蓝裤子，几乎天天都来。他像蠕虫般穿过山茱萸、忍冬草和歪脖子的紫荆树林，来到铺着鹅卵石的院子里。院子里有个湿漉漉的旧水池，旁边一堵白灰墙，墙下坐着小劳埃德和小弗劳埃德（那时我们还有别的名字，听起来全是乌鸦叫的声音——不过这都无关紧要），不声不响地大口吃着杏干。随后，突然之间，就像字母“H”看见了“I”，罗马数字“ii ”瞧见了“i ”，剪刀看见了一把刀。 人们知道了我们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尽管烦人，但还是和我母亲受到的精神打击不能相比。（顺便说一句，这里故意用了“我母亲”而不是“我们的母亲”，该是从来没有的福气！）她肯定明白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但当她得知双胞胎是连体的——毫无疑问她是知道了的——那时她经受了什么样的打击？那些不懂规矩的、无知的、急着要交谈的村民围着我们，满屋子高声的话语早就传到我母亲垮塌的床前，她肯定立刻意识到出了糟糕透顶的事。可以肯定的是，她的姐姐们，又怕又同情，慌乱之下把连体婴儿抱来让她看了。我不是说一位母亲不可能爱这样一个连体的东西——并且忘记母爱的本源中并不圣洁的黑暗露珠。我只是想，当时可能是厌恶、同情和爱混合在一起，让她受不了。她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个双生系统，各自的构件都很好，健康又漂亮，淡紫色的脑袋上长着柔软如丝的金黄色头发，小胳膊小腿长得很好看，强韧有力，动起来就像某种长了好多腿脚的神奇海洋动物一般。每一个部件都很正常，可是放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怪物。说来也真是奇怪，就这么一点点肌肉组织，一块片状垂悬的肉，比羊肝子长不了多少，由于它的存在，竟然能将人们的欢乐、自豪、温柔、爱慕、对上帝的感恩全都转化成了恐惧和失望。 对我们自己而言，一切都格外简单。大人们在各个方面都与我们不一样，和他们没什么可比的。不过，我们的第一个同龄人来访者让我略微看出点名堂。那孩子七八岁，站在一棵带瘤的无花果树下看着我们，那树仿佛也在盯着我们瞧。他惊得目瞪口呆。劳埃德平静地看着他，我记得自己完全看清了来人和我之间的根本差别。他在地上投下一个短短的青色影子，我也投下了影子。那个粗略的、扁平的、不确定的影子，我和他一样，都归功于太阳，天色一阴，就不见了。可是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还多了一个影子，一个我自己肉体的明明白白的反映，我永远带着它，就在我的左边，而我的这位来访者却不知怎的把他的这么个影子丢掉了，或者取下来放在家里了。连在一起的劳埃德和弗劳埃德是完整的、正常的，他却既不完整，也不正常。 不过，为了把这些事情作一番称得上彻底的解释，也许我应该说一些更早的往事。除非成年人的感情污染了孩提时的感情，我想我能保证还记得一件隐隐反感的事情。因为先天连体，我们从开始就面对面躺着，连着的地方就是我们共有的肚脐眼。我们出生的最初几年里，我那位连体兄弟的硬鼻子和湿嘴唇老是蹭着我的脸。这样的接触很烦人，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各自的头尽可能往后仰，脸尽可能错开。我们的连体处非常灵活，这就允许我们或多或少地换着侧侧身。开始学步时，我们就是这样侧着身蹒跚而行，这样的姿势看上去想必比实际情形更紧张，使我们看上去就像一对喝醉了的小矮人，互相搀扶着走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睡觉时一直重新回到胎儿时的姿势。可是这么睡会引起身体上的不适，老把我们弄醒，这时我们总会赶快把脸再扭开，越看越觉得讨厌，不禁双双嚎啕大哭。 我坚持认为，三四岁时，我们的身体就隐隐开始厌烦连在一起的别扭状况了，只不过我们的意识里还没有怀疑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在我们对这种别扭现象能够有个理性认识之前，生理上的本能已经发现了对付的办法，所以我们对此几乎不予理会。我们的一举一动变得非常默契，共同的行动和各自的行动达到了高度的协调。共同的动力激发出共同的行为模式，于是形成了一种天衣无缝的均匀的灰色背景，在这种背景之下，各自想干什么，不管是他还是我，都会顺势而为，比常人更清楚，更准确。这种背景模式本身悖于常理，我们反倒觉得正常，所以它从来不误事，不管是两人共同的步调，还是其中一个的突发奇想。 我现在说的仅仅是我们童年的情况，那时候我们人还小，相互之间如有冲突，也不足以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体力。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常后悔，我们本该在离开童年阶段后就死去，要么做手术分离。在那个人生之初的阶段，始终存在着一种节奏，宛如远远响在我们神经系统里的丛林战鼓一般，我们的行动规则就由这种节奏来调节。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中的一个正要俯身去采一朵漂亮的雏菊，恰在此刻，另一位正好要伸手去摘一颗成熟的无花果，谁能成功，取决于谁的动作正好和我们固有的共同节奏在当时的爆发点相一致，结果便是那个没有踩在点上的动作，经过一阵非常短暂的舞蹈般的抖动，被活活扯了回去，融化到另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荡开的涟漪中。我说“荡开的涟漪”，是因为没采到的花似乎阴魂不散，还在正要摘果子的手指中间抖动。 有时一连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那种指引鼓点更多地响在劳埃德一边，不在我一边，然后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又占据波峰优势。不过我记得童年时代不曾有过任何由此引起的不快，那时不论谁的动作成功或是失败，我俩都没有得意或怨恨之感。 不过在我体内的什么地方，肯定有一些敏感的细胞在纳闷，怎么老有一股奇怪的力量突然间扯着我离开我想去拿的东西，拽着我朝向别的东西。那些东西我分明不想要，却强行进入了我的意愿领域；意愿并没有自觉地去接近，伸出触须包住想要的东西。于是我仔细观察某一个偶然来看我和劳埃德的小孩，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思考一个问题的两方面：第一，如果是单体状态，有没有可能比我们的双体状态更占优势；第二，是不是别的孩子都是单体的。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时经常困惑我的问题都是双面的：劳埃德大脑活动的细流有没有可能渗透到我的头脑中，两方面问题的其中之一是不是他想到的。 贪婪的外公亚罕决定把我们展出来赚钱，参观者真是络绎不绝，其中不乏热心的下作之徒，非要听听我们互相说话。那些人头脑简单，非要用耳朵来证实眼睛所见。我们的亲戚们逼着我们满足这样的要求，他们不理解这样的要求令我们多么苦恼。我们本可以以怕见生人为借口推脱，不过事实上我们的确从来没有互相说过话，甚至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曾说过。偶尔有点交流，也只是不连贯地简单哼哼几声，示意要做什么或别做什么，就连这情形也很少有（比如，一个刚刚伤了腿，要扎上绷带，另一个想下河涉水），再说这也很难算得上对话。我们无言地进行简单的基本交流：落叶漂流在我们共同的血脉之河上。简单些的思想能互相传递，在我们之间旅行；丰富一些的思想就各自闷在心里，但即使闷在心里也会发生奇怪的现象。所以我据此猜测，劳埃德尽管性子比较平和，其实困扰着我的现实新情况也同样困扰着他。他长大后把那些困扰大多都忘记了，我却一点都没有忘记。 我们的观众不光希望我俩说话，也想让我俩一块玩耍。这些笨蛋！他们想让我们下跳棋，或玩类似的游戏，比比智力，结果没有得逞。我设想，假如我们碰巧是一对异性双胞胎的话，他们会逼我们当着他们的面犯乱伦罪的。不过，我俩玩游戏就和互相说话一样形成不了习惯，就会因此受些精心设计的折磨。他们逼我们进行缩身运动，把一个球放在我们的胸骨之间，叫我们拍打，或是叫我们假装为争夺一根棍子大打出手。我们还得伸出双臂搂住对方的肩头，绕着院子跑，以此赢得人们疯狂的鼓掌。我们虽然连体，但能跳能跑。 有一个专利药品的推销员，秃头小个子，穿着件脏兮兮的白色俄国式衬衫，懂得些土耳其语和英语，教了我们这两种语言的几个句子。从此，我们就不得不向一些痴迷的观众表演这种能力。他们那些热切的面孔现在仍然在我的梦魇中追逐着我，无论什么时候，我的造梦者需要一些跑龙套的角色，这些脸就会到场。我又看见了那个古铜色大脸盘的牧羊人，穿着各种颜色混在一起的破衣服。也看见从卡拉兹来的士兵、独眼驼背的美国裁缝（一个怪物长在他的右边）、咯咯笑的女孩子、唉声叹气的老太太、孩子们、穿着西装的年轻人——眼睛闪亮，牙齿洁白，嘴大张着像个黑洞。当然还看见外公亚罕，长着黄色象牙一般的鼻子，灰羊毛一般的胡须，指挥着参观事宜，或是在数肮脏的纸币，边数边舔大拇指。那个语言学家，穿着绣花衬衫，秃头，向我的一个姨妈求婚，却老是透过金丝眼镜羡慕地观察亚罕。 快到九岁时，我已经相当清楚了我和劳埃德是罕见的畸形人。明白了这一点，我心里既不觉得得意，也不觉得耻辱。不过有一次，一个歇斯底里的厨娘，是个长着一点小胡子的女人，非常喜欢我们，同情我们的不幸，发下毒誓，说反正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拿一把闪亮的刀把我们劈开，让我们获得自由。她说着就突然亮出刀来（立刻被我们的外公和一些我们新近才认识的舅舅们制服了）。出了那件事后，我经常做无关痛痒的白日梦，幻想我和可怜的劳埃德不知怎么就分开了，可是劳埃德还是个怪物样子。 我并不在意刀子的事，再说用什么方法分开我们仍然是说不清楚的。不过我清清楚楚地想象过，我的累赘突然融化了，我感受到了由此而来的轻松和自在。我幻想翻越了一道树篱——这道树篱的桩柱顶上挂着一些白森森的农场动物的头盖骨——然后一路下坡，到了海边。我看见自己跳过一块块海中巨石，纵身跳入波光闪闪的海水中，又爬回岸边，和另外一些光着身子的小孩一起蹦蹦跳跳。我是在夜里梦见这些的——看见自己从外公家里逃了出来，带了一个玩具，要么带了一只小螃蟹，紧贴在我的身子左侧。我看见自己遇见了可怜的劳埃德，他在我的梦里一拐一拐地走，无望地和另一个跛足的孩子连了体，我却自由自在地绕着他们跳舞，拍打他们直不起来的背。 我不知道劳埃德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梦境。医生说有时候我们做梦，两人的脑子会一块儿使用的。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劳埃德捡起一根小树枝，在地上画了一艘带有三根桅杆的船。就在前一天的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我自己在地上也画了那样一艘船。 一件宽大的黑色牧师斗篷盖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席地而坐，全身除了两人的头和劳埃德的一只手之外，都包在斗篷下垂的衣褶里。太阳刚刚升起，三月冷飕飕的风就像一层层半透明的冰，紫荆树上开着粗糙的花，在风里形成淡紫色的朦胧小点。我们身后是又长又矮的房子，里面住满了胖女人和她们的恶臭难闻的丈夫，全都在酣睡。我和劳埃德没有说一句话，连看都没互看一眼。劳埃德扔了他手中的树枝，伸出右臂搂住我的肩头。我们平时两个人都想走快一点时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共同披的那件衣服的后摆拖在枯黄的野草上，小石子不停地从我们脚下滚出来。我们朝那条柏树小径走去，再往下就是海边。 这是我们第一次试着造访大海。从我们的小山顶上远眺，能看见大海悠闲自在地闪着温柔的光，海浪无声地冲刷着光滑的岩石。我不必把记忆集中在这一点上，我们跌跌撞撞地逃跑了，那是我们命运中一次明确的转变。几个星期前，我们十二岁生日那天，外公易卜拉欣开始盘算一个鬼主意，想将我们送到一个舅舅办的新公司里，到全国各地进行一次为期六个月的巡回展览。他俩不停地谈条件，吵吵嚷嚷，甚至打了起来，结果易卜拉欣占了上风。 我们害怕外公，憎恨诺维斯舅舅。可以设想，我们对此束手无策（我们少不更事，但也隐约觉得诺维斯舅舅在想尽办法欺骗外公），只觉得要有所行动，免得被一个马戏团老板关在一个活动的囚笼里像猩猩或老鹰一般到处展览。要么我们只是灵机一动，觉得这是我们争取自身小小自由的最后机会，要干桩绝对不让我们干的事。我们要走到一段带尖桩的树篱那儿，打开一扇大门。 我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打开了那扇摇摇晃晃的大门，但没有设法把它推回原来的位置。一只脏兮兮的白色小羊，长着一对琥珀色的眼睛，又硬又平的前额上打着一个深红色的印记，它跟着我们走了一阵，然后消失在橡树林里。我们往山下走了一段，但还远没有下到山谷，这时我们非得穿过盘山道。盘山道一头通向我们的农庄，一头连着滨海大道。山上传来沉重的马蹄声和刺耳的车轮声，朝我们压来。我们在一蓬灌木后面连人带斗篷摔倒了。马车的隆隆声平息了，我们穿过了盘山道，沿着一面杂草丛生的斜坡继续往前走。柏树林和残破的旧石墙后面渐渐露出了银色的大海。我们开始觉得黑色斗篷又热又沉，但我们还是坚持披着它作为保护，生怕让某个过路人发现我们的畸形。 我们出现在滨海大道上，离涛声滚滚的大海只有几英尺——大道上，一棵柏树下，一驾熟悉的马车等着我们，高高的轮子上有个像拉草车一般的东西，诺维斯舅舅正从那个车厢里走下来。狡猾、阴暗、野心勃勃、没有原则的小人！几分钟前，他从我们外公家的一个长廊里看到了我们，没有扛住作恶的诱惑，鬼使神差地把我们逮个正着。我们没有挣扎，也没有哭喊。他一边冲着两匹胆战心惊的马咒骂，一边粗鲁地把我们塞进了车厢。他将我们的头按下去，还放话说我们要是试图从斗篷里探头张望，就会揍我们一顿。劳埃德的一只胳膊仍然搂着我的肩膀，可是马车一动，胳膊一抖就松开了。此时车轮正吱吱嘎嘎地滚动着。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明白赶车人没有把我们往家里送。 那个灰蒙蒙的春天早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但它清晰地保存在我的脑海中，比许多后来发生的事情要清晰得多。它在我眼前放了一遍又一遍，如同一段电影胶片。我见过一些了不起的戏法大师看着电影胶片来回顾自己的演出，我也是这么回顾我们那次不成功的逃跑的，每一个阶段，各种情况，细枝末节，等等——最初的颤抖，后来的大门、小羊，我们笨重的脚底下滑溜溜的斜坡。我们惊动了画眉鸟，在它们看来，我们构成了一种极不寻常的景观：那么一件黑斗篷裹住全身，上面钻出两颗毛茸茸的脑袋，支在两根细细的脖子上。那脑袋小心翼翼地这边转转，那边转转，最后来到滨海大道上。假如在那一刻，一个喜欢冒险的陌生人从他停在海湾的小船中走上岸来，他一定会为这样的古老魔法大惊失色，他会发现自己在一片柏树林和白石头组成的风景中遇到了一个不算凶猛的神话怪物。他会朝这个怪物顶礼膜拜，他会流下快乐的泪水。然而可惜，当时没有遇上任何人，只有那个别有用心的恶棍，慌慌张张地绑架了我们。那是一个满脸麻子的矮小男人，戴着廉价的眼镜，一块镜片坏了，用一点点胶布粘着。 (1) 　一八九○年，美国一位名为威廉·潘克斯特（William Pancoast）的外科医生曾接手一对连体姐妹，对其进行治疗与医学研究。 瓦内姐妹 一 要不是那天晚上偶然撞见四年来未闻音讯的D，我也许永远不会得知辛西娅的死讯；而我要不是涉入了一连串的琐碎调查，也许永远不会撞见D。 那天是一个令人后悔出门的星期天，暴风雪折腾了整整一周，地上一半晶莹，一半泥泞。我在一所女子学院教法国文学，学院挨着一个依山而建的小镇，我平时下午都来这里散步。就在那天散步途中，一座木头房檐下挂着的闪亮的冰柱往下滴答淌水，引得我驻足观看。冰柱投在后面白墙上的影子异常清晰，我便由此断定水珠滴落的影子也是可以看到的。然而没有。也许是屋顶太过突出，也许是视角不对，也许我看的并不是正有水珠滴落的那根冰柱。水珠滴落中有种节奏，有种变化，我觉得像是硬币魔术一般令人着迷。它引得我一连看了几条街边上的房子，看着看着就到了凯利路，来到了D当教师时住过的那栋房子前。我抬眼往挨着房子的车库屋檐上一看，上面挂满了透明的钟乳石，后面是它们映在墙上的青色剪影。我总算没有白来一趟，赶快选了一个来观察，只见一个惊叹号一般的点，正在脱离它的正常位置，急速下滑——比和它一起下落的融冰水滴稍快一点。这对孪生的闪烁很好看，但我看得不过瘾，也就是说它仅仅吊起我的胃口，我要看看明暗组合的其他花样。我继续往前走，怀着一种本能的感觉，好像自己会整个化成一颗巨大的眼珠，在世界的眼眶中滚动。 透过孔雀彩屏般的眼睫毛，我看见低垂的太阳在一部停放的汽车圆背上反射出钻石般炫目的光。海绵般的融雪让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了生动的图画感。水一波叠着一波，沿着一条斜坡街道流去，一拐弯又优雅地流入另一条街。房舍间的窄道里露出富裕人家的紫色砖墙，多多少少带着点追求浮华的俗气。我第一次注意到还有简朴的凹槽，架在一个垃圾桶上当装饰——在如今算是石柱上架水槽这种古物最后的遗风了。我也看见了垃圾桶盖上的涟漪——从一个想来历史悠久的中心一圈一圈四散开来。死雪带着黑色的头顶（上星期五推土机铲起来留下的），立在路旁，宛如一只只没有长大的企鹅，沿着路缘排开，望着底下排水沟里闪闪的波光。 我往上走走，又往下走走，然后直接走进了一片柔美的垂死天色中。到我平时吃饭的时间，一连串被我观察和观察着我的事物终于引我来到一条街上，那儿离我平时吃饭的地方太远，我只好决定试试一家位于小镇边缘上的餐馆。吃完饭出来，夜已经无声无息地降临，没有任何仪式。一柄停车计时器在一块潮湿的雪地上投下拉长了的暗影，像个瘦削的鬼魂，带着一丝奇怪的淡红。我找出了其中的原因，那是人行道上方餐馆招牌发出的茶色红光。也就在此时——我在那儿晃悠，有点疲倦，心想在拖着沉沉脚步回去的途中，会不会交好运，遇上相同的景象，只不过换成霓虹灯的蓝光——就在此时，一辆小轿车嘎吱一声停在我身旁，D装模作样地惊呼一声，从车里钻了出来。 他是从奥尔巴尼去波士顿，路过这个他曾住过的小镇。旅行中的人若是故地重游，每一步都应该勾起撕心裂肺的记忆，此时他却显得丝毫无动于衷。我对这号人先是替他心如刀割，接着是怒从心起，这样的感受一生中有过不止一次了。他领我返回，进了我刚才离开的那个酒吧。和往常一样打着哈哈寒暄一番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冷场，他为了补这个空当，随便说了几句：“唉，我从没想到辛西娅·瓦内的心脏会有毛病。我的律师告诉我，她上个星期死了。” 二 他还是那么年轻，那么傲慢，那么狡狯，还是没有和那个小巧玲珑的温柔女子离婚。这个女人从来没听说过，也没怀疑过他和辛西娅那歇斯底里的妹妹有过一段灾难般的婚外情，辛西娅的妹妹也从不知晓我和辛西娅的会面。那次是辛西娅突然把我叫到波士顿，逼着我发誓找D谈谈，他要么立即停止与西比尔见面——要么和他的妻子离婚，否则就“轰走”他。（透过西比尔胡言乱语的棱镜折射，辛西娅无意间把D的妻子看成一个凶神恶煞的泼妇。）我立刻逼D表态。他说没什么好担心的——反正他已决定放弃在这个学院教书的工作，要带妻子移居奥尔巴尼，去他父亲的公司上班。这桩绯闻事件也就至此戛然而止了——它本来险些会成为一团拖上几年也无望解开的乱麻，在并无恶意的外围朋友中没完没了地被当作公开的秘密谈论——甚至在这种与自己无关的痛苦上建起他们之间新的亲密关系来。 我记得找D谈过话的第二天，我坐在大教室高高的讲桌旁，给学生进行法国文学课程的期中考试，那正是西比尔自杀的前一天。她脚穿高跟鞋，拎着一只手提箱，走进教室，把箱子往已经堆放着几个皮包的角落里随便一扔，一耸肩让毛外套从瘦削的肩头滑下，叠好放在手提包上，然后和另外两三个女生一起来到我的桌前，问我何时将成绩单寄给她们。我说阅卷要花一个星期，从明天算起。我也记得当时我还猜测D是否已将他的决定告诉了她——我为这个对学业一丝不苟的小女生感到强烈的悲伤，在一百五十分钟的考试时间里，我的目光频频转向她。她穿着灰色的紧身衣服，像个孩子一般又瘦又小。我不停地观察她细心烫卷的深色头发，还有那顶极小的绣花帽子，上面配有当季流行的透明小纱网。帽子下面是她那张小脸，因某种皮肤病而留下的伤疤将它切割成了一幅立体主义的画。又因照太阳灯治病，她面容僵硬，像戴着面具一般，好生可怜。脸上能上妆的地方她都上了妆，这样一来那魅力又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干裂的嘴唇涂成了樱桃红，中间露出苍白的牙龈，深色眼睑下的眼睛像稀释了的蓝墨水，整张脸上只有这两处还可以显示出她的美貌来。 第二天，我将丑陋的试卷册按学生姓名字母顺序排好，便一头扎进写得乱麻麻的答卷之中。最先见到的是瓦列夫斯基和瓦内的答卷，我不知为何把这两册错置在了前边。前一份是为应付考试装扮得有点清晰可读的样子，可是西比尔的答卷展示的是她惯用的几种魔鬼手笔的组合。她先用极淡极硬的铅笔写，在黑色的纸背上印出明显的浮雕，却不曾在纸的正面留下任何有持久价值的东西。幸而不久铅笔头折断，西比尔改用一支颜色深一些的铅笔继续写，写着写着变了样，字体粗得糊成一片，简直像用木炭涂出来的。又因为她老舔磨钝的笔尖，便贡献出了少许口红。她的答卷虽然比我预期的还糟，却从各个方面显示出绝望的意识，如划了好多加重线，划了好多前后倒换符号，加了好多没必要的脚注，好像她一心要以最受人尊敬的方式把一切来个彻底了断。后来她借用玛丽·瓦列夫斯基的钢笔加了一段：“Cette examain est finie ainsi que ma vie。Adieu，jeunes filles！(1) 拜托，Monsieur le Professeur，(2) 请与ma soeur(3) 联系，告诉她死亡不比‘D减’的成绩好，但死亡绝对好过减去了D的生活。” 我没有耽误片刻，立刻拨通了辛西娅的电话。她告诉我一切已经结束了——早晨八点彻底结束了——并请我把西比尔写的那段话给她带过去。我拿去交给她的时候，她含泪微笑，颇为得意地钦佩西比尔拿一份法国文学的试卷开了个稀奇古怪的玩笑（“她就是这样的！”）。一转眼她“调制”出了两杯威士忌苏打水，手里始终没放下西比尔的试卷册——此时已溅上了苏打水和泪水。她继续仔细研究其中的死亡信息，我则不得不为她指出其中的语法错误，并解释在美国大学里是如何翻译“女孩子”的，以防学生出于无知把法语的“女孩子”一词用走了样，弄出“女佣”或更糟糕的意思来。(4) 这些乏味的琐事使得辛西娅心情大振，她气喘吁吁地站起来，摆脱了如波似浪的悲痛。然后她捧着那本软塌塌的试卷册，仿佛它是一本护照，凭此可去一个随心所欲的天堂（那里铅笔头不会折断，有一个梦幻般的年轻美女，面容姣好，把一绺头发绕在轻柔的食指上，正对着某一份天国里的试卷沉思）。辛西娅领我上了楼，来到一间阴冷的小卧室，只为让我看看两个空了的药瓶（仿佛我是警察或一个满怀同情的爱尔兰邻居），还有那张垮塌的床，床上已经移走了一具无关紧要的脆弱躯体，一具从头到脚每一个细微之处D都必定熟悉的躯体。 三 辛西娅的妹妹去世四五个月后，我开始相当频繁地与辛西娅见面。当我来到纽约，在市立图书馆做点假期研究时，她也搬到这个城市来了。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隐约觉得可能是出于作画的艺术动机），她租下了一间不怕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人们称之为“冷水公寓”(5) 的房子，地处纽约市最靠边的横向大街上。吸引我的不是她的待人之道，我认为她太活泼，讨人嫌；也不是她的容貌，虽说别的男人都认为她容貌出众。她两眼之间的间隔很宽，很像她妹妹。双眸闪着坦诚而惊恐的蓝色，周围四散着暗点。浓黑的眉毛之间总是亮闪闪的，鼻孔的涡旋比较肥厚，也是亮闪闪的。皮肤质地粗糙，看上去就像男人的一般。在她画室毫无掩饰的灯光下，能看见她三十二岁的脸上毛孔一张一合，简直像水族馆里的某类生物。她使用化妆品的热忱一如她的妹妹，只不过多了几分潦草，总是让自己的大门牙沾到一些口红。她肤色黑得俏丽，衣着品位也不算太差，都是些相当讲究的混合材质，再说她还有一副所谓的好身材。不过她全身上下显得出奇地邋遢，我隐约觉得她是学了左派风格，热心于政治，艺术上讲究“先进的”平庸，其实她两者都不喜欢。她的发型是半分半盘的鬈发造型，幸亏头发在脆弱的脖颈一带本身长得蓬松柔软，这样头发也就理顺了，不然看上去又凶又野。她的指甲涂得艳丽，但咬得乱七八糟，也不干净。她的恋人中有一位年轻的摄影师，话不多，爱突然发笑。还有两个年纪大些的男人，兄弟俩，在街对面开着一间小小的打印社。每当我瞥见她苍白小腿上的黑色体毛透过她的尼龙丝袜，以标本压平在玻片下的科学清晰性展现出杂乱的条纹时，或者当我在她的一举一动里感到她很少洗澡的肉体在失去效力的香水和乳膏之下散发出虽不特别明显却四处弥漫、令人厌恶的陈腐气味时，我总是暗自心惊，怀疑起她那些恋人的品位来。 她父亲赌博，输掉了优裕家当的大半，她母亲的第一任丈夫是个斯拉夫后裔，除此之外，辛西娅·瓦内出身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好家庭。据我所知，这家人的祖上可以追溯到极北之岛云雾深处的王室和占卜世家。后来他们移民新世界，来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那里原先长满茂密的落叶树木。她家先人初来乍到时，先是顶着暴风雨前的沉沉黑云，让一间白色教堂里挤满了农人；然后是仪表堂堂的市镇居民，经商做生意。也出了不少饱学之士，如烦人的瘦子乔纳森·瓦内博士（一七八○至一八三九），他在列克星敦蒸汽船火灾中丧生，后来便成了辛西娅那张倾斜画桌上的常客。我常想一个家族的族谱倒过来看会怎么样，现在终于有了一个这样的机会，因为能在瓦内王朝中继续体现重要意义的，正是它的末代传人辛西娅，也只有辛西娅。我指的当然是她的艺术天分，是她那些欢快喜气但不甚流行的画，这些画隔上很长时间才会有她的朋友的朋友们购买。我也很想知道她去世以后那些画都到哪里去了，那些真实又富有诗意的作品曾让她的起居室为之一亮——金属物品画得极其细致，我最喜欢的一幅是《透过挡风玻璃所见》——挡风玻璃一半盖着白霜，一缕闪亮的细流（来自想象中的车顶）流过它透明的部分，透过这透明的玻璃可以看见闪着蓝宝石光辉的天空，还有一棵绿白相间的冷杉。 四 辛西娅有种感觉，她已故的妹妹对她不是十分满意——在此之前她妹妹已经发现是辛西娅和我合谋破坏了她的恋情。因此，为了摆脱她心中的阴影，辛西娅决定采取一种比较原始的祭献方式（不过略带一点西比尔的幽默），开始往D上班的地方邮寄一些小东西，故意不定期地寄去。寄去的东西有在昏暗的光线下拍的西比尔坟墓的快照；有一份新英格兰的截面地图，在D和西比尔没有停留过的两个小镇之间用墨水打了个叉，表示那就是十月二十三日D和西比尔停留过的地点——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进了一家来者不拒的汽车旅馆，旅馆就在一个半红半褐色的树林中；还寄过被制成标本的臭鼬，寄了两次。 她是个健谈的人，爱说有余，清晰不足，所以她从来无法将她不知如何演变出来的那套通灵理论作个完整的描述。就她的个人信仰而言，基本上没有特别新颖之处，无非是预设一种相当传统的来世概念，把不死的灵魂（与现世发生过的事件相联系）设定为一个静默的阳光房，其主要乐趣是灵魂定期光顾活着的亲人。有趣的是，辛西娅的玄学理论可因人而异，她根据实用情况给它来了个奇特的扭曲。她相信她的生活受到所有已故朋友的影响，他们轮流引导着她的命运，仿佛她是一只走失了的小猫，被路过的一个女学童抱起，贴着脸颊亲了一下，然后又被小心翼翼地放在某个郊区的树篱附近。过了一会儿，又有一只路过的手将它抚摸，或者哪位好客的女士将它带到一个有家有舍的世界里。 辛西娅说，某个人死后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往往表现出那个人的习性和心情，一连几个钟头，或一连几天，都是如此；有时候是周期性的显示，没有一定的规律，持续几个月或者几年。发生的事情可能非同寻常，会改变人的生命轨迹；也可能是一连串的小事情，不够明显，不足以凸现出来影响人的日常生活，然后就随着灵气逐渐消失而淡化成更不明显的日常琐事。造成的影响有好有坏，要点在于确定影响的来源。她说，这就好比步行穿越一个人的灵魂。我曾试图反驳，说她未必总能确定准确的来源，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清晰可辨的灵魂。比如说匿名信、圣诞礼物等，任何人都可以寄或送。其实辛西娅所谓的“寻常生活”本身既可能是各种灵气混杂的稀释溶液，也可能是某一个平凡的守护天使按部就班地履行职责。上帝又当如何呢？人生在世，常对任何一个无所不知的独裁者心怀憎恨，到天堂后还会不会盼望再有一个？战争又当如何？死去的士兵继续与活着的士兵搏斗，或者鬼魂的大军通过一批残疾老人的余生来对垒交锋——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啊！ 可是辛西娅对于泛泛而谈向来是置若罔闻，如同她对逻辑不屑一顾一样。要是一锅汤惹人恼火地沸溢出来，她就会说：“啊，这是保尔。”要是在一次慈善抽奖中赢得一台正好是自己希望得到的漂亮吸尘器，她就会说：“我猜好心的贝蒂·布朗过世了。”她还经常回忆贝蒂与保尔在世时的某一段往事，说得就像詹姆斯(6) 的故事那般迂回曲折，让我的法语思维备受折磨。她还给我讲了好多次她获得意外之财的事，都是出于好意，但过于奇特，无法接受——她会从一只旧钱包讲起，那是她在街上捡到的，里面有一张三美元的支票，当然是物归原主了（还给了前面提到的贝蒂·布朗，一位年迈体弱的黑人老太太——她到这里才首次出场）。讲到最后是一个不合情理的要求，由她的一个昔日情郎提出（这里便是保尔出场之处），要她为他的房子和家人画些“写真”画，付给她合理的报酬——这一切都发生在某位佩吉太太去世之后。这位老太太心地善良，但作风老派，她从辛西娅还是个小孩子时起就不断地给她提些一板一眼的琐碎忠告，缠得她好不心烦。 她说，西比尔的个性带着一圈彩虹般的边，犹如照相焦点没对准，略微偏了一点。她说要是我和西比尔更熟悉一些的话，就会立刻明白，西比尔自杀后，屡屡发生在辛西娅生活中的小事件就是通灵现象，这和西比尔多么相像啊。姐妹俩自丧母之后，便一直打算放弃波士顿的家，搬到纽约来。她们以为在纽约，辛西娅的画会有机会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但那老房子却伸出了它所有的舒适触角把她们牢牢拴住。不过西比尔一死，那房子也跟着面目全非了——这么一来严重影响了“家”的意义。窄街道的正对面，一项建筑工程把生活变成了噪音和脚手架的丑陋场景。两株熟悉的杨树在那年春天枯死，变成了两具淡黄的骷髅。工人们来了，拆了暖色的旧人行道。这条可爱的人行道，每年四月一下雨就透出一种特殊的紫罗兰色的光泽，也曾令人难忘地回响着莱弗先生清晨去博物馆上班的足音。他六十岁退休，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全部奉献给了蜗牛研究。 说起老一辈的人，应该补充一句，人死之后说他好话坏话往往都是滑稽可笑的。辛西娅曾与一位叫波洛克的性情古怪的图书管理员关系不错，此人与旧书灰尘打了一辈子交道，最后几年全用来查找旧书中不可思议的印刷错误，比如“hither”一词中，第二个“h”换成了“l”。(7) 他和辛西娅刚好相反，不在乎那些隐约的兆头带来的刺激。他寻求的是怪异本身，是伪装成必然选择的偶然现象，是看上去如花般美貌的瑕疵。对畸形的或不合规则的词语、双关语、字谜等东西，辛西娅并非行家里手，却比波洛克痴迷得多。她曾帮助这个可怜的怪人进行过一项调研，这项调研她向我举例说明，令我吃惊不小，因为从统计学上看这简直是发疯。不管怎么说，据她讲，波洛克去世后的第三天，她在读一本杂志时遇到一句引文，出自一首不朽的诗（一首她和其他容易上当的读者都相信是在梦中写成的诗(8) ），突然之间她明白过来，诗中的“Alph”正是预示性的序列，由“Anna Livia Plurabelle”的词首字母缩略而成；这个词组指的是另一条圣河，流过或流经另一个虚构的梦。(9) 多出来的那个“h”如同一个隐秘的路标，隐隐指向令波洛克先生生前如此着迷的那个词。可惜我现在记不起来是哪一部小说或哪一则短篇小说（好像是某位当代作家的作品），其最后一段就含有这几个词的词首字母；根据辛西娅的破解，这些字母在作者自己浑然不知的情况下，组成了一则来自作者已故母亲的信息。 五 我要遗憾地说，辛西娅对这类空泛的机巧游戏不满意，竟荒唐地迷上了招魂术。我拒绝陪她去参加由聘请的灵媒主持的法事，我从其他渠道对那种形式了解的太多了。不过我还是同意参加由辛西娅和她那两位扑克牌面孔的打印社男朋友草草组织的小闹剧。那是两个身材矮胖的老家伙，彬彬有礼，相貌古怪，不过文化教养还可以，我也就满意了。我们坐在一张轻巧的小桌边，指尖刚刚往上一放，小桌便劈里啪啦地震动起来。他们叫我看形形色色的鬼魂轻而易举地敲打(10) 出它们的报告，只是凡有我没完全看明白的地方，它们也不予解释。奥斯卡·王尔德显灵了，敲打的是快速而混乱的法文，带着常见的英国惯用语，隐隐约约指责辛西娅已故的双亲犯了什么法，我记下的是“plagiatisme”(11) 。一个很活跃的幽灵不请自来地提供信息，说他、约翰·摩尔和他的兄弟比尔都曾是科罗拉多州的煤矿工人，一八八三年一月在“戴冠美人”(12) 的雪崩中丧生。费德里克·迈尔斯是玩这种游戏的老手，他敲打出了一首诗（奇怪的是它很像辛西娅自己的一些即兴之作），其中一部分在我的笔记里有记录： 这是什么——魔术师的白兔， 或者是残缺但真诚的流露—— 能戒除危险的恶习， 能驱散哀愁的梦？ 最后，随着一声激烈的爆响，桌子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抖动和快步跳舞一般的摇摆，这时列夫·托尔斯泰造访了我们这个小组。我们要他提供曾在尘世间居住过的具体情况以证实他的身份，他就开始作复杂的描述，说的似乎是一些俄国式的建筑木饰（“木板上的图形——人、马、鸡、人、马、鸡”），都不容易记下来，也不好懂，更无从证实。 我又参加了两三个降灵会，比这一次更可笑，但我也得承认，比起辛西娅在家里搞的那些可怕的聚会来，我更喜欢他们提供的这种孩子般的娱乐，也喜欢我们饮用的苹果汁（两个矮胖子都是禁酒主义者）。 她的聚会都是在隔壁惠勒家那个不错的公寓里举行——这种安排很符合她那离心式的个性。不过话说回来，她自己的起居室当然看上去总是像个又脏又旧的调色盘。客人的外衣，遵循着野蛮、不卫生、通奸的习俗，里面余温未散，就由一声不吭的秃脑袋鲍勃·惠勒抱进一间圣地般的整洁卧室，堆在那张婚床上。给大家斟酒的也是他，斟好后由那位年轻的摄影师传给大家，辛西娅和惠勒太太则张罗下酒面点和小菜。 晚到的人会有这样的印象：好多高声嚷嚷的人毫无必要地聚集在两面镜子之间的烟青色空间中，镜子中塞满了人的身影。我猜测辛西娅想当屋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所以经常受她邀请的女人，不论已婚还是单身，一般都至少在四十上下。她们中有些常乘着昏暗的出租车，从家里带来完整的美貌遗迹，但随着聚会进展，那美貌便消失了。我总是觉得惊异，这些善于交际的周末狂欢者都有一种能力，能根据纯粹出于经验却非常精确的方法几乎是立刻找到一个喝醉了的共同标准，每个人都忠实地坚持这个标准，然后降低这个标准，统一降到下一个层次。已婚的妇人们非常友善，放肆的弦外之音让她们的友善更突出。男人们则亲切拘谨，表情呆板内向，亵渎般地模仿孕妇。宾客当中虽有些人以某种的方式与艺术相关，但没有充满灵感的言论，没有支起胳膊肘扶住戴花冠的脑袋进行沉思的模样，当然也没有吹笛的女孩。辛西娅和一两个年轻点的家伙坐在浅色的地毯上，她脸上亮晶晶地闪着一层汗，摆出美人鱼搁浅的姿势。这个姿势使她占据一定的优势，她不时地跪着挺起身来，一只手端上一盘果仁，另一只手清脆地弹一下考克兰或是考尔克兰的健美小腿。此人是个艺术代理人，坐在一张珠灰色的沙发上，夹在两位脸泛红潮、快活得快要融化了的女士中间。 聚会进入另一个阶段后，会爆发出一阵阵更为喧闹的欢笑。考尔克兰或是考兰斯基会抓住辛西娅，要么抓住另外某个闲荡女子的肩膀，领她到一个角落，冲着她嬉皮笑脸地胡乱说些私密笑话和传言，她听了一甩头哈哈大笑，然后赶紧离开。再晚些时候，又会爆发出一阵阵男女之间的亲热打闹，闹一会儿又笑着停一会儿，一只丰腴的光胳膊刷地一下勾住另一个女人的丈夫（他在人人都在晃动的屋中央站得笔挺）。要么突然发出一阵调情的怨恨，一阵笨拙的追逐——鲍勃·惠勒则半露微笑，平静地捡起像朵朵蘑菇一般长在椅子阴影里的玻璃杯子。 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之后，我给辛西娅写了个短笺，毫无恶意，总的来说是一片好心，里面对她的几位客人开了几句带拉丁文的玩笑。我也为自己没有碰她的威士忌向她致歉，说作为一个法国人，我喜欢葡萄胜过谷物。几天后，我在纽约市立图书馆的台阶上碰见她。太阳突然残缺，一阵细雨飘下，她正在打开她的琥珀色雨伞，胳肢窝里使劲夹着两本书（我暂时接了过来，减轻她的负担）。一本是罗伯特·戴尔·欧文(13) 的《另一世界边缘上的脚步声》，另一本是讲“招魂术和基督教”的书。我根本没有惹她，突然间她就发起火来，态度粗暴，话语恶毒，说——透过稀疏的梨形雨滴冲着我——说我是个自命不凡的势利小人，说我只看人的姿态与伪装，说考克兰曾在两个不同的大洋里救起过两个落水的人（一个不相干的巧合：两人都叫考克兰）。说爱笑爱尖叫的琼·温特有个小女儿，不出几个月就注定要完全失明了。说那个穿绿衣、胸膛上有污斑的女人，我曾横竖看人家不顺眼，可人家一九三二年写出了一部全国最畅销的书。奇怪的辛西娅！我听人说过，她可能会对她所喜欢、仰慕的人无礼地大发雷霆。不过这也该有个限度吧。我那时已经对她的有趣的通灵术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也了解了其他的奇人怪事，于是就决定干脆不再见她。 六 D告诉我辛西娅死讯的那天夜里，我过了十一点才回到我与一位退休教授的寡妇分层合住的双层楼房。快到门口时，我怀着畏惧孤独的忧虑，望望两排窗户中的两种黑暗：无人的黑暗和人已入睡的黑暗。 我能改变无人的黑暗，却不能复制入睡的黑暗。我的床无法给我安全感，它的弹簧只会令我神经乱跳。我一头钻进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却发现自己白痴般地看起每行的第一个字母，看它们能组成些什么样的神圣词语。我找到了“FATE”（第七十首）、“ATOM”（第一百二十首），还两次找到“TAFT”（第八十八首、第一百三十一首）。我不时环顾四周，看看我屋里的东西有什么动静。我的想法说来很奇怪，此刻就算有炸弹开始落下，我也只会感到赌徒般的兴奋（再加上大量现世的解脱感）。但要是那边架子上某个看起来紧张可疑的小瓶子往一旁移动一丁点的话，我的心脏就会爆炸。寂静也十分可疑，把屋子填得密密实实，仿佛有意要形成一道黑幕，好衬托出被任何来源不明的细微声响引发的神经闪光。所有的交通都停止了。我祈祷能听见一辆卡车沿着珀金斯街上坡的呻吟声，却怎么也听不见。楼上那个女人有时会制造出巨石落地般的轰然响动，往往惊得我发疯（其实在白天，她是个又矮又小的人，活像一只风干了的天竺鼠），此刻她要是拖着脚步走进她的浴室，我就会对她千恩万谢。我熄了灯，清了几次喉咙，意思是至少可以为那个 声响负责。我搭上一辆来自脑海深处的便车，来一趟精神旅行，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打个盹，它就让我下车了。过了一会儿，废纸篓里突然一声轻响，接着又没动静了（我希望这响声来自一张被揉成一团丢进去的废纸，它就像一朵卑微的、一定要在夜间才开的花，突然绽放了），而我的床头小桌咔嗒响了一下作为回应。这情形正像辛西娅在世时半夜三更表演低劣的闹鬼剧一般。 我决定和辛西娅斗一斗。我把现代敲打降灵的活动在头脑里过了一遍，从一八四八年在纽约州海德斯维尔村的敲打声开始，到马萨诸塞州剑桥镇的怪诞现象止。我想起福克斯姐妹的踝骨与其他解剖学上的响板（据水牛城大学的先贤们所述）。(14) 在荒凉的艾普沃斯或泰德沃斯，(15) 统一身披神秘穿戴的柔弱少年在散布和古代秘鲁同样的恐慌。隆重的维多利亚狂欢会上，玫瑰花败落，手风琴飘出圣乐的旋律。职业的骗子吐出潮湿的白纱布。邓肯先生，一位女灵媒的丈夫，很有身份，问他愿不愿意接受搜身时，他借口内裤太脏躲了过去。老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16) ，天真的博物学家，在波士顿一个群魔乱舞的私人聚会上，拒绝相信他面前那个赤着双脚、耳垂上没有穿耳洞的白色人形就是端庄的库克小姐；他刚才分明看见她睡在挂着帘子的屋角里，一身黑衣，脚上的皮靴系得紧紧的，还戴着耳环。另外两个前来测试灵媒的人，又矮又瘦，但相当聪明，也很主动，腿脚并用，把身宽体胖、散发着蒜味的老太太优萨比亚(17) 紧紧围住，结果还是被她设法糊弄过去了。不信邪的魔术师(18) 陷入尴尬，年轻迷人的玛杰里施展“控制术”，引导他不要在浴袍的衬里中迷了路，而是要顺着她左腿的丝袜往上，一直摸到赤裸的大腿处——在此处温暖的肌肤上，他摸到了一块“灵”的黏质物，手感很奇特，宛如一块没有煮的冷肝脏。 七 我求助于肉体，也求助于肉体的可腐性，要以此驳倒，进而击败生命在肉体消失后还有可能继续存在的说法。唉，思来想去，只令我更加害怕辛西娅的鬼魂。恍如隔世的平静随着黎明降临，我不知不觉睡着了。太阳透过茶色的窗帘，刺穿了一个不知为何满是辛西娅的梦。 这令我失望。在日光的堡垒中有了安全感，我便告诉自己，这远非我原本的期待。她，一个把细节画得像玻璃一般透明的画家，此刻居然如此含糊！我躺在床上，一边回想我的梦，一边听窗外的麻雀叫：这些小鸟的声音，如果录下来，再倒放回去，谁知道它们会不会变成人类的语言，变成人说出的话？正如把人的话语录下来倒放，会不会就变成麻雀的叽喳声？我定下心来再读我的梦——倒着读、斜着读、往上读、往下读——极力想在梦里解析出点像辛西娅的东西，梦里肯定存在着奇特而又给人启示的什么。 但我意识到我从梦中隔离不出什么来。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如黄云遮蔽，产生不出任何清晰的东西。她笨拙的首字母组合法，感伤的遁词，静默中通神的能力——往事一桩一件，组成了涟漪般的神秘意义。一切都好像泛着朦朦胧胧的黄色，虚幻，迷离。(19) (1) 　法语，这次考试结束了，我的生命也结束了。别了，女孩们 ！ (2) 　法语，教授先生 。 (3) 　法语，我姐姐 。 (4) 　西比尔所用法语“女孩子”（fille）一词，有女佣的意思，还有妓女的意思。 (5) 　即缺乏热水炉、空调等现代设备的公寓。 (6) 　Henry James（1843—1916），出生于美国，后旅居欧洲和英国，小说以心理探索见长，叙事迂回折绕。 (7) 　这么替换的结果是该词成了“hitler”，即“希特勒”。 (8) 　即英国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1772—1834）的名诗《忽必烈汗》（Kubla Khan ），据说该诗是柯勒律治服用鸦片后于梦中所得，只因梦被“一个来自波洛克岛上的生意人”打断，诗人醒来后只能记下片断。“波洛克岛”与本文中的人物波洛克暗合，“Alph”是该诗中圣河之名。 (9) 　Anna Livia Plurabelle是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芬尼根守灵夜》中的女主人公安娜·丽维雅，“另一个虚构的梦”指丽维雅的丈夫、酒店老板伊厄维克在为从梯子上跌落身亡的搬运工人芬尼根守灵时所做的梦。“另一条圣河”指穿过都柏林的利菲河（River Liffey），屡屡出现在伊厄维克的梦中。圣河女神也叫安娜·丽维雅。 (10) 　降灵会中，召唤出的鬼魂会以叩击桌子的方式与生者沟通。 (11) 　这是英文、法文混合而成的词语，意为“剽窃、抄袭”。英文词是plagiarism，法文词是plagiat。 (12) 　科罗拉多州的滑雪胜地名为“Crested Butte”，和此处的“戴冠美人”（Crested Beauty）近似。 (13) 　Robert Dale Owen（1801—1877），美国社会改革家，也是招魂术的忠实信奉者。 (14) 　一八四八年，美国纽约海德斯维尔村的福克斯家中出现怪声与震动，凯特和玛格丽特两姐妹借此和一个死去的小商贩进行了灵魂沟通，一时名声大噪，这个事件成为现代通灵术诞生的标志，后来发展出借敲打声与鬼魂沟通的方法。一八五一年，水牛城大学一群医生曾经检查福克斯姐妹，指出响声来自她们的趾部关节与膝盖骨。 (15) 　英国的艾普沃斯和泰德沃斯两地分别在一七一六年与一六六一年传出闹鬼的事，主要现象都是怪异的敲打声。 (16) 　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英国博物学家，“自然选择论”的提出者，但同时也是招魂术的信奉者。他在访问波士顿期间参加了一次当地的降灵会。 (17) 　继福克斯姐妹之后，意大利人优萨比亚·帕拉蒂诺（Eusapia Palladino，1854—1918）很快也声称自己是肉体灵媒，可以使用通灵物让三维实体现身，还能进行意念移物。 (18) 　这位魔术师是哈利·胡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以揭穿通灵术为己任，有“魔鬼克星”之称。他揭穿的灵媒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波士顿的玛杰里（Margery）。 (19) 　本段原文是：“I could isolate, consciously, little. Everything seemed blurred, yellow-clouded, yielding nothing tangible。Her inept acrostics, maudlin evasions, theopathies —— every recollection formed ripples of mysterious meaning。 Everything seemed yellowly blurred, illusive, lost。”每个词的首字母组合可成“Icicles by Cynthia, meter from me, Sybil”，意思是“冰柱是辛西娅所为，滴落的节奏出自我，西比尔”。 兰斯 一 假定这个星球已经有了一个名字，这无关紧要。它正对着地球，与地球相隔的距离相当于上个星期五与喜马拉雅山形成日之间相隔的漫长岁月——也就是读者平均年龄的百万倍。透过想象的望远镜视野，透过眼泪的棱镜，这个星球所呈现的特性与其他星球相比并无显著之处。一个玫瑰色的天体，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灰暗的斑点，是浩瀚可怖的自由空间中不停运转的无数物体之一。 我这个星球的海（不同于地球上的海）和它的湖（也不同于地球上的湖）也都有了我们假定的名字，其中有些名字和花园里的玫瑰花名比起来，显得不那么空洞，另外一些和它们的观察者的姓名比起来，显得没什么意义（随便举例来说，一位天文学家可以起名为Lampland(1) ，一位昆虫学家可以起名为Krautwurm(2) ，都一样新奇）。不过大部分名称都像古董一样，华而不实，讹误迭出，与骑士传奇中的地名不相上下。 就像我们这地方叫“松树山谷”，一路下去，没什么好景致可看，只见路的一边有个鞋厂，另一边是废弃生锈的汽车垃圾。那个星球地图上富有魅力的地名，如阿卡狄亚、伊卡里亚和泽弗利亚斯，(3) 到头来很可能是毫无生机的沙漠，上面甚至连偶尔在垃圾场也能看到的马利筋草都不长。月面学家将会证实这一点，不过到那时他们使用的镜头比我们现在的好。目前情况下，镜头的放大率越高，星球表面就显得越是斑驳陆离，就像潜在水中游泳的人透过半透明的水看它一样。如果某些相联的标记隐隐约约像是跳棋棋盘上的线和孔，那我们权当它们是几何图形的幻觉。 我不让一个特别确定的星球充当我故事中的角色——那是由我故事中的所有圆点和句号来扮演的角色（我把它看作一种天文图纸）——而且我不想与那些记者报道的科学家们的科学预言有任何瓜葛。我不要喧嚣腾空的火箭，不要人造的地球小卫星，不要插着星条旗登陆的飞船（“宇航员们”）——一，二，三，四，接着便是建起成千上万座太空城堡，每一座都带有厨房和一应物品。那是地球国家疯狂竞争的结果，利用人造的重力，插着野蛮飘舞的旗帜。 另一件毫无用处的东西是太空特殊装备——密封服装，氧气罐——都是些设计精巧的玩意儿。我和伯克老先生一样（过一会我们就要谈到他），天生讨厌这些实用的东西（对于未来的宇航员，比如伯克先生的独子来说，这些实用的东西将来注定会变得极不实用），原因是这些小玩意儿在我内心激起的情绪从简单的不信任发展到了病态的恐惧。一只电灯泡莫名其妙地寿终正寝，我自己要拿出英雄般的气概才能把它旋下来，再换上另外一只。换上的这一只一亮，我眼前就会出现自己手中凭空孵出一条恶龙的骇人景象。 最后我彻底摒弃了所谓的科幻小说。我已经考察过科幻小说了，发现它和神秘小说杂志一样乏味——这就好像那种风格沉闷的作品，充斥着大量的对白和逗笑段子。陈词滥调当然是披上了伪装。实质上，这样的东西贯穿在所有的低级读物中，不管写的是飞越宇宙还是穿过起居室。它们就像所谓的各式各样的小甜饼，只是在形状和颜色深浅上互有不同罢了。制造小甜饼的人很精明，利用各异的外表把馋嘴的消费者引诱进疯狂的条件反射世界。消费者一旦进入这个世界，制造商不用多花任何额外成本，就能使简单的视觉价值花样翻新，影响并逐渐代替了味道。才华和真实一旦误入这样的歧途，便是同样的下场。 好人露齿微笑，恶棍切齿冷笑，一颗高尚的心跃动着充满俚语的演说。星际的沙皇，银河系的主宰们，其实是地球现实工作中朝气蓬勃的红发行政主管的翻版，它们用小小的起伏波纹演绎了登载在漂亮客厅里翻旧了的通俗杂志上的人间故事。狮子座第二亮星和处女座主星的入侵者，其名字以麦克开头。冷漠的科学家一般都叫什么什么斯坦，其中有一些与超星系共用一些抽象的名号，比如比奥拉或瓦拉。陌生星球的居民，“智慧的”生物，类似人类的生物或者各种神话传说中的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他们的内部结构从未被描述过。在进化为两足生物的光辉过程中，半人马不仅腰上缠着绷带，而且一直缠到前肢一带。 这似乎完成了进化——难道有人要讨论进化时间的问题？话说回来，为了聚焦于年轻的埃默里·兰斯洛特·伯克，我很乐意把如下任务留给星际泰山(4) 那能干的爪子和别的喜剧演员以及原子能科学家：用自命不凡的“二”或“三”来更换“一九○○”里实实在在的“一”。这位年轻的埃默里·兰斯洛特·伯克或多或少可以算作我的一个远房后代，他将成为首支星际探险队的成员之一（这次星际远征，说到底，是我的故事里乱编的假设）。就让一九○○年变成公元二一四五年或者未来不知什么纪年的二○○年，这并不要紧。我不打算干涉任何既得利益。严格说来，这只是一场业余表演，临时搭了个舞台，道具从简，布景极少，还有旧粮仓角落里一头死豪猪带毛的残骸。在这里，我们有了众多朋友，布朗一家，本森一家，怀特一家，威尔逊一家。有人出去抽烟，他听到蟋蟀鸣叫，听到远处农场的狗吠（那狗叫几声，停片刻，聆听我们听不到的动静）。夏夜的天空满是星星。埃默里·兰斯洛特·伯克，二十一岁，他对星星的了解，比我多得多。我五十岁了，还对星星充满恐惧。 二 兰斯又高又瘦，小臂晒得黝黑，上面肌肉厚实，青筋暴起，眉头上有道伤疤。每当无所事事时，他就像现在这样闲坐着，从一张低矮的扶手椅边上探过身子，耸起肩膀，两肘撑在他那硕大的膝盖上。他有个习惯动作，缓缓地合起他漂亮的双手，又缓缓地分开。这个动作是我从他祖先那里给他借来的。他常常神情凝重，全神贯注地想着什么，很不自在（大家有心事都会不自在，年轻人尤其如此）。然而，这副模样只是面具而已，要掩盖的是想要摆脱长期心情紧张的强烈愿望。他一般是不常露出笑容的，再说用“笑容”一词来形容他脸上突如其来的明显扭曲则过于平淡。他的笑容是突然闪现在嘴眼之间，双肩高耸，慢慢移动的双手合掌，停住不动，一个脚趾头轻轻跺了一下。他的父母待在屋里，还有一位不速之客。这位客人愚蠢无趣，他不知道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是一座昏暗屋子里一次特殊离别前的尴尬时刻。 一个小时过去了。来人终于拿起放在地毯上的大礼帽，走了。兰斯一个人和父母待在家里，这样倒使得气氛更为紧张。伯克先生这个人，我记得明明白白。但伯克太太，不论我在艰难的回忆中陷得多深，都不能稍微真切一点地看清她。我知道她快活时的神情——闲聊，睫毛扑闪个不停——但这种神情对她儿子露出时刻没有对她丈夫的多。伯克先生人老心衰，自己的身体自己明白，既要忍着自己可怕的痛苦，还得应付他太太造作的轻浮之风。比起自己身体上无计可施的全面崩溃，太太的轻浮作风更让他心烦。我描述不出伯克太太的相貌，这让我多少有点沮丧。我能想起的只是一片灯光洒在她薄雾般的一侧头发上，这一点我想我可能是受了现代摄影艺术技巧的潜移默化。我总觉得从前的写作比现在容易得多，因为那时人的想象力没有受到太多视觉辅助工具的束缚，就像开拓边疆的人们第一次看到沙漠里的巨大仙人掌，或第一次看到高原积雪时，头脑里不见得会出现轮胎公司的图片广告。 要说伯克先生的情况，我就不由自主地写起一个历史学老教授的种种特点来。有才气的中世纪研究家，白胡须，粉色的秃脑门，一身黑色西装，这在最南部某座阳光明媚的校园里算是有名景观。不过他与这个故事的唯一关联（除了与我的一位去世多年的大伯有些相似外）便是他的模样太过时了。如果一个人完全忠实于自己，像这样给穿戴举止赋予一种陈旧的色调，带上点压得皱巴巴，邋邋遢遢，灰扑扑的东西，在遥远的将来（正巧说的就是将来的事）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了。因为“不合适宜”、“跟不上时代”等迟早会是我们能想到的说法，我们可以用它去表达一些怪现象，这些现象不用多少研究就可以预见到。未来只不过是倒转过来的过时而已。 在那个破旧的房间里，昏暗的灯光下，兰斯讲着一些最近发生的事。他最近从安第斯山脉的一个荒凉地方——一处他一直在攀登的尚未命名的峰顶——带回了一对快成年的栗鼠——兔子般大小的啮齿动物（豪猪型亚目），毛茸茸的灰色外皮，长长的胡须，圆滚滚的屁股，花瓣般的耳朵。他把它们圈在室内的一个铁丝笼子里，给它们吃花生、米花和葡萄干，有时还会特别款待一下，放进一枝紫罗兰或紫菀花，希望它们能在秋天生出小栗鼠来。现在他反复叮嘱他母亲，要保证它们吃的东西松脆，住的笼子干燥，千万不要忘记每天给它们洗沙浴（细沙混着粉笔末），栗鼠可以在里面打滚嬉闹。说这些的时候，伯克先生点了一次烟斗，又点了一次，最后索性把烟斗放在了一边。他经常假装漫不经心的样子，不料发出的响声和动静瞒不了任何人。他清清嗓子，背着手，踱到窗前，抿着嘴哼了一段不成调的曲子。好像这小声的哼哼驱赶着他一般，又哼着走出了起居室。不过他刚一走下台阶，就打了个可怕的寒战，赶紧放下了那副装出来的不拘小节的绅士风度。在卧室或浴室时，他会停下片刻，好像胆怯又孤独，要从怀里摸出一只酒瓶，抖抖索索地使劲喝上一口。之后他又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满嘴酒气，一脸悲伤。 他一边扣纽扣，一边哼着小曲，平静地回到台阶上，台阶还是老样子。这样的情景如同几分钟前一般。兰斯走前检查了栗鼠笼子，智恩和智拉蹲坐着，各自捧着一枝花。关于这最后的时刻，我还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没有多说几句提醒他注意的话，比如“你确信没忘记带上洗好的丝绸衬衫？”或者“你还记得把那双新拖鞋放在哪里了吗？”兰斯要随身带走的东西已经集中起来放在了一个神秘的启程地点，这个地方连名字都不能提，绝对可怕。我们需要的东西他一概不需要。他走出屋子时空着手，也没戴帽子，漫不经心、轻松愉快地走向书报摊——或者走向壮观的断头台。 三 陆地上的空间喜欢隐藏起来。能映入眼帘的景象基本上全是整体的面貌。地平线像一扇缓缓盖上的天窗，压得旅行者往后闪身。对那些留下来没走的人而言，距离此地一天路程的任何一个小镇都是看不见的，尽管你可以轻易把这些超凡之景想象成月光下的圆形剧场，围成一圈的屋脊投下了阴影。展现苍穹的魔术师已经卷起袖子表演，让那些小观众一览无余。行星可以浸没在黑暗中，不见踪影（就像事物消失在人自己的颧骨那模糊的曲线中一样）。但是当地球转过头时，它们就又出现了。一丝不挂的黑夜令人害怕。兰斯已经离开了，他年轻的四肢随着他越走越远而显得越来越弱。从他家的阳台上，伯克老两口看着恐怖的茫茫夜空，突然羡慕起那些渔夫的妻子们来。 如果伯克家的来历可靠的话，“Lanceloz del Lac”(5) 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十二世纪Roman de la Charrette (6) 这部史诗的第三千六百七十六行。兰斯、兰斯林，兰斯洛蒂克——几个小不点，在满是咸味的潮湿星球上喃喃低语。少年时成为年轻的骑士，学弹琴，学驯鹰，学打猎。去过危险森林和悲伤塔，也去过金牛座和猎户座——听过撒拉森人宣战的雷霆。神奇的武功，神勇的斗士，在伯克家阳台上空可怕的星座间闪着灿烂光辉。黑衣骑士佩卡德爵士，红衣骑士佩里莫恩斯爵士，绿衣骑士佩特利普爵士，蓝衣骑士佩尔桑爵士，还有虚张声势的老头儿格鲁默尔·格鲁默苏姆爵士，上气不接下气地用北方方言骂人。望远镜的功能不是很好，星图也因潮湿而皱巴巴的，伯克对太太说：“你手电筒举得不到位。” 深深吸口气。再看。 兰斯洛特不见了。要活着见他的希望就和死后见他的希望一样渺茫。兰斯洛特被逐出了L'Eau Grise(7) （我们称之为大湖国），正在夜空的星尘中骑马前行，就像我们本地的宇宙（有阳台，有漆黑一团、看起来斑斑驳驳的花园）朝着亚瑟王的竖琴座飞去一般。那儿织女星在燃烧，在呼唤。借助这个该死的星图，能看清楚的没几个星座，织女星便是其中之一了。恒星的迷雾让伯克夫妇头晕目眩——灰蒙蒙的烟，疯狂，没完没了的反胃。但他们俩割舍不下噩梦般的星空，他们不能回到亮着灯的卧室——卧室的一角闪现在玻璃门中。不久，那颗 星升起了，像一堆小小的篝火。 右边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剑之桥”（“dont nus estranges ne retorne”(8) ）。兰斯洛特忍着剧痛从桥上爬了过去，苦恼难以言说。“你不要过一个叫‘险关’的关口。”但另一个巫师命令道：“你要过这道关。你甚至得带上幽默感，它会帮助你渡过难关。”勇敢的伯克老两口认为他们能认出兰斯穿着钉子鞋在太空中攀爬冻雨之崖，要么在柔软如雪的星云间默默地开路。位于十号和十一号营地之间的牧夫座是一道巨大的冰川，满是碎石和冰瀑。我们试图认出兰斯洛特攀爬时的蜿蜒路径，似乎能看到兰斯敏捷单薄的身子，和几个腰缠绳索的身影一起攀登。不见了！那是他还是丹尼（一个年轻的生物学家，兰斯最好的朋友）？我们在垂直天空脚下黑暗的山谷中等待，回忆起（伯克太太记得比丈夫更清晰）那些冰隙和哥特式风格的冰原的专有名称。兰斯童年时住在高山上，经常怀着攀岩专家的兴致讲出那些名称（如今他长大了几光年）。那些sérac(9) 和schrund(10) ，那些雪崩和雪崩的轰隆声。法兰西的回声，日耳曼的魔法，如鞋底铁钉一般隆隆响起，就像中世纪传奇里描绘的那样。 啊，他又出现了！跨过两颗星星间的豁口，然后试图缓缓地爬过一座陡峭的崖壁。崖壁上支撑点如此脆弱，以至于一次指尖的摸索和靴子的打滑声都令人感到恐高症的眩晕。伯克老两口泪如雨下，看见兰斯时而困在一块高凸的岩石上，时而继续攀登，时而有惊无险，背着冰斧和背包，站在群峰之巅，青春焕发的身影闪闪发光。 莫非他已经走在下山的路上了？我猜想，探险者那边没有传来消息，可怜的伯克老两口连日悲伤，不曾合眼。他们等着儿子回返，他的每条下山之途似乎都将他们引向绝望的深渊。不过他也许已经荡过了那些悬临万丈深渊的陡峭湿壁，已经抓住了湿壁上突出的石头，现在正沿着险峻的天体之雪愉快地滑降？ 然而，想象中响起了一连串的脚步声（不论我们等得多么耐心，这脚步声还是在我们的脑海中越来越近）之后，伯克家的门铃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响起，我们只好将他推了回去，让他又从头开始攀爬。然后，把他再往更久远的时间推推，让他从大本营开始（那里有帐篷、公厕，还有黑脚丫的小乞丐）。我们长久以来都是这样描绘他的：从鹅掌楸树下低头走过，又经过草坪，走向门和门铃。他在他父母心中出现太多次了，好像有点烦，于是现在吃力地蹚过泥坑，走上了一个小山坡。小山坡曾是远古的一个战场，如今满目疮痍，他脚下打滑，东倒西歪地踩着山坡上的枯草前行。前面又要攀岩而上，直至峰顶。终于登上去了，损失惨重。怎么告知别人呢？发电报？寄挂号信？谁是行刑的刽子手——一个送信专使还是红鼻子的邮递员？邮递员步履沉重，总是拉着个脸（他有自个儿的麻烦）。在这里签字。用拇指盖个手印。画个小叉号。用软铅笔。铅笔是暗紫色的木头做的，签完后还给他。这个签名难以辨认，是不祥之兆。 不过什么事也没发生。一个月过去了。智恩和智拉状况良好，似乎惺惺相惜——一起睡在盒子做成的窝里，抱成一团，像个松软的圆球。经过多次尝试后，兰斯发现了一种声音，绝对是智恩和智拉发出的。好像是噘嘴快速发出一连串的咂巴声，很轻，还带着汁水声，就好像饮料喝完了，只剩下残渣，吸管却仍在吱吱吸一般。不过他的父母不可能发出这种声音——音调不对，反正不像。兰斯的屋子里静得出奇，有磨损的旧书，有斑斑点点的白色书架，旧鞋子，一只相对新一点的球拍紧紧塞在套袋里，壁橱隔板上有一分钱硬币——屋里的一切开始变化，溶解，如多棱镜中的景象。不过定睛再看，一切又清晰了。稍后伯克夫妇回到了阳台。他的目标实现了吗？——如果实现了，那他看见我们了吗？ 四 古代的超凡之人将胳膊肘靠在花架上，斜身凝视着地球，只见这个玩具，这个陀螺，在苍穹中缓慢转动。每个特征都好看而清晰：多姿多彩的大洋，波罗的海像一个祈祷的女人。优雅的美洲大陆一片宁静，如在空中荡着秋千，澳大利亚就像个小非洲一样侧卧在它身旁。我的同龄人中可能有人希望自己的灵魂从天空俯视自己的星球故乡，发出一阵战栗，一声叹息，只见地球系着一圈圈纬度的腰带，子午线分明，也许还用又粗又黑的魔鬼般的曲线箭头标出了世界大战。或是比较欢乐的景象，展现在他们吃惊的眼前，如同一幅度假胜地埃尔多拉多的照相地图，图上这儿有个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在打鼓，那儿有个穿运动短裤的小姑娘，圆锥似的针叶松遍布圆锥形的山峦，钓鱼人在各处垂钓。 实际上，我猜想，我年轻的子孙出来的第一个夜晚，站在不可思议的世界里那想象的寂静中，透过大气层一定会看到我们地球的表面特征。这意味着灰尘、四散的阴影、烟雾和各种光学陷阱，甚至陆地，要是透过层层云雾出现的话，会以奇怪的伪装移动，闪着令人费解的光辉，样子也无从辨认。 这一切倒还是小问题。主要问题在于：这位探险家心理上能否承受这巨大的打击？人们都想在心理能够承受的情况下，尽可能看清这种打击的本质。而如果单单是想象这件事就要面临可怕的危险，那么如何忍受和克服真正的痛苦？ 首先，兰斯得解决返祖的时间问题。各种神话牢牢地盘踞在群星璀璨的天空，以致常识很容易避开重任，不去探索常识背后的非常之理。神若要繁衍兴盛，供养成千上万的长着蓝色羽毛、如阉伶般歌喉甜美的天使鸟，就必须占据一个星球。在人心深处，死亡的定义等同于离开地球。逃离地球的重力意味着超越坟墓。一个人发现他已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他倒没有办法让自己相信自己没有死——天真的古老神话原来不是那么回事。 我不关心愚昧的人，那些平凡的无毛猿猴，他们把任何事情都想得非常简单。他们的童年记忆只是一头咬他们的骡子，他们对未来的想法只是吃饭睡觉。我现在心中所想的，是有想象力，有科学知识的人。他们的勇气是无限的，因为他们的好奇心超过了勇气。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的求索。他们是古代的curieux(11) ，却拥有更健硕的躯体，更炽热的心。探索一个天体的任务一旦开始，他们就要满足亲自探索的强烈愿望，要用自己的手指去抚摸，去感受，去审视，去笑对那些从未接触过的天体构成物质——然后吸口气，再抚摸，还带着同样的微笑，表达无名的、痛苦的、欣慰的快乐。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当然不是那种欺世盗名的庸才，这种人的唯一法宝就是把无知像骨头一样藏起来）应该有能力体验获得直接而神圣的知识带来的快乐。他可以是二十岁，也可以是八十五岁，但是没有获得真知的兴奋，就没有科学。兰斯就是具有这种素质的人。 把想象力发挥到极致，我看见他克服了猿类根本体验不到的恐慌。毫无疑问，兰斯可能已经到了橘黄色的尘云中，地点就在塔尔西斯沙漠的正中央（如果它是沙漠的话），或者在哪个紫色水池附近——叫凤凰湖或奥蒂沟（如果它们是湖的话）。(12) 可是另一方面……你也知道，事情这样发展的话，有些问题肯定就立刻解决了，干净利落，不可逆转，但别的问题又出现了，一件接着一件，慢慢显出头绪来。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我还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的时候，经常做一个模糊不清但反复出现的梦，梦中的环境都一样。我没能认出来这是哪里，也不能凭理性来作出判断，尽管我见过很多奇怪的地方。我现在打算让它发挥作用，好填补我故事里中的一个大漏洞，那是一道一碰就疼的伤口。那个地方没什么壮观景象，既不稀奇，也不古怪。只是一小块平地，显示出一点不太明确的稳定性，上面薄薄盖了一层性质不明的星云状物质。换句话说，只能看到不起眼的背面景象，而不是正面。这个梦的讨厌之处在于，不知为何，我不能四处 走动，不能从各个角度看看这个地方。迷雾中潜藏着大量的矿物之类的东西——形状丑陋且毫无意义。在我做梦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往一个容器（翻译成“桶”）之类的东西中填塞和容器形状相同但尺寸更小的东西（翻译成“小卵石”）。我的鼻子在流血，但我极不耐烦，过度兴奋，也顾不上擦它一把。每次做这个梦，都会有人在我背后突然尖叫，我也尖叫着醒过来，这样就拉长了最初那种无名的尖叫。那尖叫初起时带着狂喜腔调，但后来就没有任何含义了——如果曾经 还有过含义的话。说起兰斯，我就要说说和我的梦有关的事情——但有趣的是，当我把我记下来的东西再看一遍，事情的背景，真实的记忆，都不见了——如今已彻底消失了——我无法让自己相信写下来的东西背后有个人的体验。我想说的是，兰斯和他的同伴到达他们的星球时，也可能感觉到了一些和我的梦境相似的东西——这个梦如今已不再属于我了。 五 他们回来啦！马蹄嗒嗒响，一个骑手策马而来，冒着滂沱大雨穿过通往伯克家的那条石子小路。离那棵雨珠抖落的鹅掌楸不远就是大门，他一到门口便勒马大喊，报告这个惊人的消息，伯克夫妇一听见就像两只栗鼠一样蹿出房门。他们回来啦！飞行员们，天体物理学家们，还有两位博物学家中的一位，都回来了。另外一位博物学家丹尼去世了，留在了天堂，古老的神话在那里划下了好奇的痕迹。 在当地医院的六楼，伯克先生和太太小心翼翼地躲开新闻记者，他俩被告知他们的儿子在一间小候诊室里等着他们，就是右手边第二个房间。说这个消息的话音里透着一丝未言明的敬意，好像在说童话里的国王一般。他们要悄悄地进去，一个叫库弗太太的护士会一直守在那儿。噢，他很好，大家都这么说——其实下个星期就可以回家了。不过，他们待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分钟。请不要问问题——就随便说点什么。你心里明白。然后说你明天或者后天会再来。 兰斯穿着灰色的长袍，剃了一个平头，黝黑的肤色变淡了。他身上有些变了，有些没变，瘦了，鼻孔里堵着脱脂棉，坐在一张长沙发的边沿上，两手紧握，有点不自在。他摇晃着站起来，笑着做了个鬼脸，又坐了下去。库弗太太，那位护士，长着蓝色的眼睛，看不出下巴来。 心照不宣的沉默。然后兰斯说：“真是太奇妙了。完美的奇妙。我十一月再去。” 停顿。 “我想，”伯克先生说，“智拉怀孕了。” 闪过一丝微笑，略微欠身致谢。接着以陈述的口气说：“Je vais dire ca en francais。Nous venions d'arriver……”(13) “给他们看看总统的信。”库弗太太说。 八`零` 电` 子` 书 w w w . t x t 8 0. c c “我们去过那里了，”兰斯接着说，“当时丹尼还活着。他和我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 护士库弗太太突然惊慌起来，插话道：“不，兰斯。不，夫人，不能接触。医生有令，请遵守。” 鬓角发热，耳朵发凉。 伯克夫妇被带了出去。他们走得很快——尽管没有什么急着要办的事，任何急事都没有。他们沿着走廊走去，两边是橄榄色和暗黄色的劣质墙壁，上半部是橄榄色，下半部是暗黄色，中间隔着一条棕色的线。再往前走，就是一台上了年纪的电梯。上升（瞥见坐在轮椅里的长者）。十一月份回去（兰斯林）。下降（伯克老两口）。电梯里还有两个面带微笑的女人，一个抱着婴儿的女孩，这是她们乐于同情的对象。此外还有一位灰发驼背、面容沉郁的电梯工人，他背朝大家站着。 (1) 　该词由英文的lamp（灯）和land（陆地）构成。 (2) 　该词由德文的kraut（野草）和wurm（虫）构成。 (3) 　这三个地名都出自希腊地名与神话。历代天文学者依据所观察到的反射率特征为火星表面不同区域命名，其中以意大利天文学者乔凡尼·斯基亚帕雷利的命名沿用最广。此处即模仿该命名方式。 (4) 　原文Starzan，是对“人猿泰山”（Tarzan）一词的戏仿。 (5) 　此名戏仿法语“Lancelot du Lac（湖上的兰斯洛特）”。兰斯洛特是亚瑟王圆桌骑士中的第一勇士，为救心上人桂妮维亚不惜乘坐囚车，并爬过剑一般锋利的桥。中世纪有著名骑士传奇《兰斯洛特，或乘坐囚车的骑士》。 (6) 　法语，《囚车传奇》 。 (7) 　法语，灰色的水 。 (8) 　法语，那里有去无回 。 (9) 　法语，冰塔 。 (10) 　德语，冰河裂缝 。 (11) 　法语，好奇者 。 (12) 　塔尔西斯沙漠、凤凰湖和奥蒂沟都是火星上的地名。 (13) 　法语，此事我要用法语来说。我们将到达…… 复活节之雨 那天，一个孤独的瑞士老太太约瑟芬妮，买了半打鸡蛋，一支黑色的画笔，还有两板深红色的水彩颜料。她曾经和一家俄国人住在一起，俄国人管她叫约瑟芬娜·勒沃娃，一叫就是十二年。那天苹果树开花了，拐角上的电影海报倒映在一个小水塘平静的水面上。早晨，莱芒湖(1) 对岸远远的群山罩在薄纱一般的淡雾中，像珍本书封面蚀刻画上护着一层不透明的米纸一般。这样的雾预示着一天天气晴好，不过阳光刚刚掠过歪歪斜斜的小石房屋顶，掠过一辆玩具电车潮湿的电线，就再次消失在雾气中了。白天天气倒是很平静，天空中飘着春季的云，但是临近傍晚，阴沉的冷风吹下山来。回家路上，约瑟芬妮突然一阵猛咳，快到家门口时咳得立脚不稳，满脸通红，便斜身靠在收起来的雨伞上，像是靠着一柄细长的黑色手杖。 屋里已经黑了。她打开灯，灯光照在她手上——一双瘦削的手，皮肤紧致光亮，上面有些瘀斑，指甲上白斑点点。 约瑟芬妮掏出钱包放在桌上，把外套和帽子丢在床上。她倒了一杯水，戴上一副黑色边框的夹鼻眼镜，让浓眉下一双深灰色的眼睛显得十分严厉。眉头紧锁，几乎就贴在鼻梁上方。她开始画彩蛋。不知为何，深红色的水彩在鸡蛋上无法着色。也许她应该买某种化学油彩，但是她不知道到哪里去买，也不好意思问人，跟别人讲不清楚。她考虑去见一个她认识的药剂师——到了那里，她可以说买些阿司匹林。她感觉疲乏无力，眼球又热又痛。她想静静地坐一会儿，静静地想一会儿。今天是俄罗斯的圣星期六(2) 。 有一段时间，涅夫斯基大街上的小贩们卖过一种很特别的钳子。这种钳子专门用来从深蓝色或橘黄色的滚烫液体中夹出鸡蛋。不过也有一种木匙，用这东西从冒着热气的染料瓶中捞蛋时，会时不时轻轻磕到瓶子的厚玻璃。蛋捞出来后，红的和红的归一起，绿的和绿的归一起，晾干。也有另一种染蛋办法，就是把蛋紧紧地包在布条里，布条内侧裹了印花油彩，看上去就像墙纸的花样。把这样的蛋放在大罐里煮熟，男仆捧着罐子从厨房里出来，拆开布条，从温暖潮湿的织物中取出带着斑点或是大理石花纹的蛋，那情景才叫好玩。布条上轻轻冒起热气，让人想起童年时光。 这位瑞士老太太觉得奇怪，竟然忆起当年在俄国生活的情景来。那时她思念瑞士老家，便给她远在家乡的朋友寄去一封封忧伤的长信，写得工工整整，诉说她在俄国总觉得不受欢迎，遭受误解。每天清晨吃过早饭，她总要和她照看的小孩埃莱娜坐上一辆宽敞的敞篷四轮马车去兜风。马车夫肥大的屁股像个蓝色的大南瓜，一旁挨着的是老男仆弓起的背，全身的纽扣和帽徽都是金色的。当时她会说的俄语仅有“马车夫”“好”和“很好”寥寥几句，还都念不准音，后两句变成了“闭嘴”“就这样”。 就在战争即将来临时，她离开了彼得堡，暗自庆幸。她心想，现在可以在故乡小镇的舒适悠闲中和朋友们度过一个个谈笑风生的夜晚了。可恰恰事与愿违。她的现实生活——换句话说，也就是那段热切投入、深刻了解周遭人事的时光——在俄国过去了，这个国家她无意之间热爱起来了，开始理解了，那里如今会发生什么，只有上帝知道……明天就是东正教的复活节了。 约瑟芬妮重重地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她看看她的手表，黑色表面，镀镍的表链。该去拾掇那些彩蛋了。彩蛋是送给普拉东诺夫夫妇当礼物的，那是一对新近定居在洛桑的俄罗斯老夫妻。洛桑对她来说既是故土，又是他乡，在这儿连呼吸都感到困难。镇上的街道坡度陡，转弯急，房屋沿街随意矗立着，显得杂乱无章。 她陷入了沉思，听着脑袋里的嗡嗡响声。后来她晃晃身子，恢复过来，将一小瓶紫色的墨水倒入一个锡罐中，小心地把一个蛋放了进去。 门被轻轻地推开了。她的邻居费纳德小姐走了进来，像老鼠一样几乎没发出一点声响。她是个又瘦又小的女人，从前也是当家庭教师的。如今一头短发已经全白了，披着一条黑披肩，上面缀着的玻璃珠子闪闪发光。 听到她老鼠般的脚步声，约瑟芬妮笨手笨脚地拿起一张报纸，将锡罐和正放在吸墨纸上晾干的鸡蛋遮了起来。 “你想干什么？我不喜欢别人这样随便进来。” 费纳德小姐斜眼看看约瑟芬妮那张焦虑的脸，什么也没说。不过她被深深地刺痛了，便一言不发，离开了房间，跟进来时一样蹑手蹑脚。 这时鸡蛋已经变成了有毒的紫罗兰色。约瑟芬妮拿起一个没画的鸡蛋，打算在上面画两个代表复活节的大写字母(3) ，这是俄国的传统风俗。第一个字母“X”她画得很好，但第二个字母她记不大清了，最后她歪歪扭扭地画了个可笑的“R”，代替了本该画的“B”。等墨水干透以后，她用软软的卫生纸将蛋包起来，塞进她的皮手袋里。 怎么如此困倦，令人痛苦……她想躺在床上，喝点热咖啡，伸展双腿……她有点发烧，眼皮针刺般地疼……她走到外面，嗓子里又冒出一阵干咳。街道上又黑又潮，空无一人。普拉东诺夫夫妇就住在附近，他们正坐在家里喝茶。普拉东诺夫先生是个秃头，胡须稀疏，穿着一件俄罗斯斜纹暗扣衬衫。约瑟芬妮用伞柄敲敲门，走进屋子，这时普拉东诺夫先生正往卷烟纸里装黄色的烟草。 “晚上好啊，小姐！” 她在他们旁边坐了下来，开始啰里啰嗦地说起即将到来的俄罗斯复活节，甚不得体。她从手提包里一个接一个地掏出紫罗兰色的鸡蛋来。普拉东诺夫先生注意到鸡蛋上画着淡紫色的字母“XR”，忍不住大笑起来。 “到底是什么让她迷上这两个犹太人的词首大写字母？” 他的妻子，一个体态丰满的女人，戴着金色的假发，长着一双忧郁的眼睛，微微笑了一下。她向约瑟芬妮淡淡地道了谢，故意拖长法语的元音。约瑟芬妮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笑。她觉得燥热，难受。她又说开了，她感觉到她说的事情不合时宜，但她还是控制不住，继续往下说。 “是的，这个时候俄罗斯是没有复活节……可怜的俄罗斯啊！唉，我记得那里的人经常在街上相吻，我的小埃莱娜这一天看起来像个小天使……唉，一想起你们的漂亮国家，我往往从夜晚哭到天明。” 普拉东诺夫夫妇总觉得这样的谈话并不愉快。他们从不和外人谈及他们丧失了的家园，就像落难的富人，自己眼下的贫困要深藏不露，甚至要比从前显得更高傲，不可接近。所以说，约瑟芬妮根本就觉得他们一点也不爱俄国。通常她拜访普拉东诺夫夫妇时，她总是想，只要她饱含热泪地谈起美丽的俄罗斯，他们夫妇就会突放悲声，开始追忆昔日岁月，他们三个就这样整晚促膝而谈，一起回忆，一起哭泣，紧紧握着彼此的手。 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普拉东诺夫总是捋着胡子，出于礼貌点头示意，神情冷淡。他的妻子则尽量岔开话题，打听哪里能买到最便宜的茶叶或肥皂。 普拉东诺夫又开始卷起烟来。他妻子把卷好的烟平放在一个硬纸板盒里。他俩都打算先小睡一会儿，然后去街口那座希腊东正教教堂参加复活节守夜仪式。所以他们只想静静地坐着，自个儿想自个儿的心事。他们的儿子在克里米亚战死，他们通过几个眼神，或几个看似心不在焉的微笑，就足以表示对儿子的怀念。要么就说说复活节的琐碎事，说说泊赫塔玛兹卡亚街上的另外一座教堂。而现在这位喋喋不休、多愁善感的老太太带着她那双忧愁的深灰色眼睛来了，叹息声不绝于耳，很可能要坐到他们两人要走的时候。 约瑟芬妮终于不说话了，满心希望他们请她一起去教堂，然后和他们一起吃早餐。她知道他们前天就烤了俄罗斯的复活节蛋糕，虽然她因为发烧不能吃，但如能受到邀请，那仍然是多么愉快、多么温馨、多么喜庆的事啊。 普拉东诺夫磨磨牙，摒住一个哈欠，偷偷看看手腕，看看小表盘下面的指针。约瑟芬妮明白他们不会邀请她，便起身告辞。 “你们需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亲爱的朋友，不过我走之前有句话想对你们说说。”约瑟芬妮走近了也站起来的普拉东诺夫，用洪亮的、不连贯的俄语大声说道：“基督已经复活了！” 这是她最后一丝希望，希望唤起甜美的热泪，唤起复活节之吻，唤起共进早餐的邀请……可是普拉东诺夫只是挺挺肩膀，压住一声笑说：“瞧瞧，小姐，你俄语说得好漂亮。” 一走到门外，她放声痛哭，一边走一边用手帕捂住眼睛，身体微微摇晃，拄着她手杖一般的丝制雨伞，轻轻敲在人行道上。夜空深沉，天色不清——月光暗淡，云如废墟。灯火通明的电影院旁有一个小水坑，一头鬈发的卓别林的一双八字脚倒映其中。湖水仿佛一道雾墙，湖边树木喧闹呜咽，约瑟芬妮从树下走过时，看见一个小码头上一只翠绿灯笼闪着微光，还有个白色的大家伙正在登上一条随波起伏的黑色小船。她透过泪眼注视着。原来是一只巨大的老天鹅抖擞精神，拍了几下翅膀，突然身子一沉，如一只呆家鹅一般，摇摇晃晃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小船上。水面一片漆黑，与雾融为一色，小船摇动，平静光滑的水面上荡起了绿色涟漪。 约瑟芬妮思虑良久，觉得还是去教堂为好。不过当年在彼得堡，她唯一去过的教堂就是在莫兹卡亚大街尽头处的一座红色天主教教堂，现在要去一座东正教教堂，她觉得不好意思。她不懂东正教教堂的规矩，不知道何时画十字，不知道如何交叉手指，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发表意见。她觉得一阵阵凉意袭来，头脑里沙沙作响，乱成了一锅粥：又是哗哗树声，又是朵朵黑云。复活节的往事历历在目：堆积如山的彩蛋，圣以撒大教堂里蒙尘的光辉。她耳朵发聋，昏昏欲睡，不知不觉打道回府，肩头靠着墙爬上楼梯。后来就站立不稳，牙齿打战，开始脱衣服。她觉得自己越来越虚弱，便一头倒在床上，露出一丝不可思议的欣慰微笑。 一阵迷乱，如狂暴袭来的钟声，震得她不能动弹。堆积如山的彩蛋噼里啪啦散落了一地。太阳——莫非太阳是一头乳酪做成的金角羊？——一个跟头从窗子里闯了进来，渐渐变大，照得满屋金黄温暖。与此同时，彩蛋快速地动了起来，沿着光亮的木地板滚去，相互碰撞，蛋壳撞碎了，蛋白里混杂着深红色的条纹。 她就这样迷迷糊糊地折腾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气还未消的费纳德小姐走了进来，吃惊之下，慌忙跑出去叫医生。 “小姐，是大叶性肺炎。” 在一阵阵的幻觉中，闪现着墙纸上的花儿，老太太的白发，还有医生平静的目光——一闪之后，就全不见了。又是一阵喜悦，如捅开的马蜂窝，包围了她的灵魂。童话般瓦蓝的天空像个巨大的彩蛋，钟声如雷，有个人走进屋来，模样像普拉东诺夫，也有点像埃莱娜的父亲——一进来就打开一份报纸，放在桌上，然后就近坐下来，一会儿看看约瑟芬妮，一会儿看看报纸，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不卑不亢，有点狡猾。约瑟芬妮知道报纸上有重大消息，可是她尽其所能，也看不懂黑色标题中的俄文字母。来人继续微笑着，又意味深长地看她几眼，好像马上就要揭开秘密，证实她刚才预先品尝过的幸福——可是此人又缓缓消失了。一团乌云袭来，她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之后又来了一些五颜六色的迷乱梦境：四轮马车沿着码头前行，埃莱娜舔食着木勺里又热又亮的色彩，宽阔的涅瓦河波光荡漾，沙皇彼得突然从古铜色的马上跳下，马前腿的两个蹄掌同时闪闪发亮。他走近约瑟芬妮，严厉的绿色脸庞上带着微笑，抱住她轻吻她的一侧脸颊，然后又吻另一侧。他的嘴唇柔软温暖，当他第三次擦过她的脸颊时，她的心扑通狂跳，发出幸福的叹息，张开双臂，这时她突然平静下来。 在她生病的第六天清晨，度过最后一次危机后，约瑟芬妮苏醒过来。窗外白色天空光芒闪烁，雨水如注，哗哗落进水槽，激得水珠飞溅。 一截被雨水淋湿的树枝横过窗台，树枝末梢有一片叶子，在雨水轻拍下瑟瑟颤抖。叶子往前伸展，一大颗水珠从绿叶尖上滚落。叶子又抖一下，又是一丝带雨的珠光滚落。然后，雨滴如一道闪亮的长耳坠，悬在叶尖，又滚落下去。 约瑟芬妮觉得雨水的凉意流遍了她的血管。她望着落雨的天空，无法移开目光，欢快跳动的雨煞是好看，叶子抖得那么迷人，她不由得想笑。笑声在体内积满，虽然还发不出声来，却已在体内驰骋，抵住上腭，马上就会喷薄而出。 在她左边的角落里，有什么东西在摸索，发出阵阵叹息。体内的笑声还在聚集，憋得她发抖，她便把目光从窗口移开，转过头来。那个小老太太脸朝下趴在地板上，裹着她的黑披肩。她一只手伸到五斗柜下面乱翻，银色短发生气地乱晃。原来她的线团滚到五斗柜底下去了，黑纱线从柜子底下扯到了椅子底下，椅子上还放着她的编织针和一只织了一半的长筒袜。 看看费纳德小姐的黑色毛发，看看她蠕动的腿，再看看她的带扣短靴，约瑟芬妮发出阵阵洪亮的大笑。她喘着气咕咕乱叫，身子在羽绒被下发抖，觉得自己复活了，从遥远的迷雾中回来了。那曾是幸福之雾，神奇之雾，复活节光辉之雾。 (1) 　Lake Léman，又名日内瓦湖（Lake Geneva），位于法国与瑞士的交界。 (2) 　Holy Saturday，复活节前一日，追忆基督受难，等待基督复活。 (3) 　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原注：这两个字母是斯拉夫字母X（Kh）和B（V），为Khristos vorkresye二词的词首字母，意为“基督复活”。 词语 一阵引人入梦的风，把我扫出了幽谷之夜，我站在崇山峻岭中一条路的边上，头上是一片明净的纯金天空。不用观瞧，我就能感觉到色彩、角度，还有巨大的参差嶙峋的悬崖的各个崖面。峭壁令人目眩，我身后，下方某个地方，众多的湖泊闪闪似镜。我感觉到天堂般的彩虹色，感觉到自由、崇高，我的灵魂为之倾倒：我知道这是进了天堂。然而，在尘世的灵魂深处，一缕简单的尘世思绪像尖尖火苗升起——我严防死守，不让它汇入我周围无限幽美的景致中去。这缕思绪，这个刺痛人心的赤裸火苗，正是我对尘世故乡的思念。我赤着双脚，身无分文，站在一条山路的边上，等待着仁慈、明亮的天堂来客。这时一阵风，像是奇迹将至的预兆，拂过我的头发，在峡谷里响起清澈的吟唱，吹皱了树木童话般的丝衣。满树的花开放在山崖路两边，深深绿草火舌一般舔着树干。大朵大朵的花从闪亮的树枝上稳稳绽开，宛如举在空中的盛满阳光的高脚杯，滑过天空时伸展开透明圆润的花瓣。花瓣散发出潮湿的香气，让我想起了我一生中经历的所有最美好的事情。 我站在路上，亮光照得我喘不过气来，突然间路上刮起了翅膀飞腾的风暴。我等待着的天使从令人眩晕的深渊中蜂拥而出，他们收拢起来的翅膀直指苍穹。他们的步伐无比轻盈，宛如飘动的彩云。他们透明的面孔一动不动，只有明亮的睫毛闪闪抖动。青绿色的小鸟在他们中间飞来飞去，发出女孩子银铃般的愉快笑声。肢体轻盈的棕色动物轻快地跑来跑去，身上神奇地缀着黑色的斑点。还有些飞禽在天空盘旋，扶摇而上时默默地伸出光滑似缎的爪子，抓住散在天空中的鲜花，然后闪动着眼睛紧挨着我飞了过去。 翅膀，翅膀，翅膀！我怎能写出它们的盘旋舞姿和色彩？它们是全能的，又那么柔软——有黄褐色的，有紫色的，有深蓝色的，有黑天鹅色的，羽毛弯弯似弓，圆尖上粘着火红的尘土。它们如翻滚的云层一般高傲地挺立在天使明亮的肩头。时不时就有天使似乎控制不住喜悦的心情，突然间激动起来，身子神奇地一抖，便尽展双翅的美丽。那种美就像阳光的劲射，就像几百万只眼睛溢出的流彩。 他们仰望着天空，挤挤挨挨地走了过去。他们的眼睛笑得眯成了缝，我在这些眼睛里看见了飞行后的小憩。他们披着鲜花，迈着流畅的脚步前行。鲜花飞舞，散发出潮湿的光泽。毛色鲜亮的动物嬉戏着，旋转着，向上爬升，奏着欢快的音乐，上下飞舞。我，一个睁不开眼睛的乞丐，摇摇晃晃地站在路边。在我乞丐的心中，一直在回响着同一个想法：向他们呼喊，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们，在上帝创造的群星中最灿烂的那一颗上，有一片土地——我的故乡——正在令人痛苦的黑暗中奄奄一息。我有这样的感觉：只要我能伸手抓住哪怕一缕那抖动的光，我就会把欢乐带回我的祖国，让人人立刻开心，让心灵沐着复苏的春光，绕过淙淙春泉，前去聆听再度觉醒的神殿发出的金色雷霆。 我伸出颤抖的双手，想阻挡天使们的去路。我开始抓他们鲜亮长袍的边，抓他们弯曲翅膀炽热、流动的毛边，可那袍边毛边都像绵软的花，一抓就从我指缝里溜走了。我呻吟着乱跑，发疯般求他们搭理搭理我，可众天使照样大步向前，根本不理我，他们轮廓分明的脸仰望着天空。他们成群结队前去天堂赴宴，走进了一块林中空地，那里华美得令人无法忍受，一尊我不敢想的神就在那里生活、游荡。在那些深红色的、赤褐色的、紫罗兰色的巨大翅膀上，我看见了火一般的蛛网、水珠、各种图案。我的头顶上，一阵柔和的瑟瑟声如波浪一般远去。长着彩虹花冠的翠鸟在啄食，鲜花从闪亮的花枝上飘落。“等等，听我把话说完！”我叫道，想抱住一位天使朦胧如幻的腿。然而那双腿，摸不着，拉不住，从我伸出去的手里溜了过去，只有翅膀的边在匆匆经过我时刷在了我的嘴唇上。远处，苍翠醒目的悬崖之间有一块金色的空地，翻滚着汹涌波涛，天使们开始后退。鸟儿停止了它们高亢激动的笑声，树上也不再飞下花来。我越来越虚弱，无声地倒了下来…… 这时奇迹发生了。最后过去的天使中有一位欲行又止，转过身，默默地朝我走来。我看见了他两道凛凛弯眉下的眼睛，深邃，专注，宝石一般闪亮。双翅伸展，细骨上寒光闪闪，宛如结了霜一般。双翅是灰色的，一种妙不可言的灰色，每根羽毛的尖端就像一把银光闪闪的镰刀。他的面容，挂着淡淡笑容的嘴唇，还有他开阔明亮的前额，都让我想起我在尘世见过的相貌特征。那曲线，那光亮，我曾爱过的所有脸孔散发出的魅力——那些久别之人的模样——似乎都融入了一张奇妙的面容中。所有熟知的声音分头赶来和我的听力相会，现在似乎汇聚出一曲完美的旋律。 他走到我跟前。他微微一笑。我看不清他。不过，望了一眼他的腿，我注意到他的脚上布满天蓝色的筋脉，还长着一个浅色的胎记。看到这些筋脉，看到那个小小胎记，我明白了，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尘世，那么他就有可能懂得我的祈求。 于是我低下头，将我沾满鲜亮泥土的粗糙手掌按到我半睁的眼睛上，开始细述我的苦难。我想说我的故乡是多么完美，它现在沉沉昏睡是多么可怕，然而我没有找到我需要的词语。我连忙又说了一遍，嘟嘟囔囔地说了些琐事，说有一座烧毁了的房子，里头的镶木地板被太阳一照，光辉就映在一面斜镜里。我喋喋不休地说老书和老椴树，说各种小摆设，说我在一个深蓝色的学童笔记本里写下的最初几首诗，说在一块长满山萝卜和雏菊的地中央，有一块灰色的大圆石头，上面长满了野生的黑树莓——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还是无法表达。我困惑了，突然停住不说了，然后重新开始，又停住，又开始，用自己无助的匆匆话语。我说了一座凉爽空旷的乡下房子里有好多房间，说了椴树，说了我的初恋，说了睡在山萝卜上的大黄蜂。我觉得任何时候——任何一分钟——我都要说到最重要的事情上了，我就要说清楚我的故国遭受的整个苦难了。可是不知为何，那一刻我只记得一些非常平淡的俗事，这些事情不会说话，也不会挥洒大滴的、炽热的、可怕的泪水，而想说的却又说不出来。 我沉默了，抬起头来。天使朝我平静而又关心地笑笑，宝石般的修长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觉得他听懂了我的意思。 “原谅我，”我叫道，恭顺地亲吻他浅色脚上的那个胎记，“原谅我只能说出一点转瞬即逝的小事情。不过你还是听懂了，我的好心的灰色天使。回答我，帮助我，告诉我，如何才能救我故国？” 天使用他鸽子一般柔软的翅膀抱抱我的肩头，说了一个简单的词，我从他的声音中认识到了所有天使的声音，那种可爱的、消了音的声音。他说的那个词太美妙了，带着一声叹息，听得我闭起了眼睛，头垂得更低了。那个词的香气和旋律渗入我的血管，在我脑海里如太阳一般冉冉升起。我意识中的无数洞穴学会了那个词伊甸园般的优美旋律，一次又一次地吟唱。它充满了我的身心。它就像一个绷紧的结，从里头敲打着我的太阳穴，它的湿气抖在我的眼睫毛上，它发出的凉爽香气吹过我的头发，它把天国的温暖洒遍了我的心田。 我将那个词喊了出来，我为它的每一个音节狂欢。我使劲捂住眼睛，满眶快乐的泪水如闪闪彩虹…… 哦，主啊——冬日的清晨在窗户里闪出青光，我记不得我喊出来的是个什么词。 娜塔莎 一 楼梯上，娜塔莎撞见从隔壁屋里出来的邻居，巴伦·沃尔夫。他有点费力地爬上光秃秃的木阶梯，手扶着栏杆，从牙缝里轻轻吹着口哨。 “这么急，去哪儿啊，娜塔莎？” “去药店取药。医生刚刚来过。爸爸好点了。” “哦，这是好消息……” 她轻快地走过去了，雨衣沙沙作响，没戴帽子。 沃尔夫靠着栏杆侧身回头看她。有那么一瞬间，他从高处往下看见了她头发上光滑稚嫩的部分。他继续吹着口哨，爬到了顶楼，把他被雨水淋湿了的公文包往床上一扔，把手彻底地洗干净，满意后这才擦干。随后他敲敲老赫列诺夫的门。 赫列诺夫和女儿住一个房间，在门厅对面。女儿睡的是个长沙发，这个沙发的弹簧很奇怪，像金属的草团子一样在松垂的棉绒里滚动、发胀。屋里还有一张桌子，没有油漆，上面铺着有墨水污迹的报纸。赫列诺夫病成个瘦骨嶙峋的小老头，穿着一件拖到脚面上的睡衣，一见沃尔夫剃光的大脑袋伸进门来，就赶快吱吱嘎嘎地回到床上，拉起床单盖好。 “进来吧，见到你很高兴。进来吧。” 老人喘气有些吃力，床头柜的门还半开着。 “我听说你已经完全康复了，阿列克谢·伊万尼奇。”巴伦·沃尔夫说，坐到床边上，拍打着膝盖。 赫列诺夫伸出发黄发黏的手，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你都听到了些什么，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明天就要死了……” 他双唇“噗”地发出一声响。 “胡说，”沃尔夫高高兴兴地打断他的话，从裤子后兜里掏出个银色的大烟盒，“不介意我抽烟吧？” 他拿出打火机咔嗒咔嗒打了好一阵。赫列诺夫半闭着眼睛。他的眼皮发青，好像青蛙的蹼一般，突出的下巴上长满了花白的粗硬短须。他眼也不睁，说道：“看来也就是这样了。他们杀了我两个儿子，把我和娜塔莎赶出了老窝。现在我们眼看就要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了。思前想后，多么愚蠢啊……” 沃尔夫高声说起话来，说得也很清晰。他说谢天谢地，赫列诺夫还有好长日子活呢，每个人都会在春天里和鹳鸟一起返回俄国去。接着他没有停嘴，细细讲了他从前碰到的一桩事。 “这得追溯到我在刚果的时候，”他说道，魁梧的身材有肥胖起来的倾向，边说边轻轻摇晃，“哈，那遥远的刚果，我亲爱的阿列克谢·伊万尼奇，在那遥远的荒野——你知道……想象一下森林深处有个村庄，胸部下垂的女人们黑得就像卡拉库耳大尾绵羊一样，水面的波光映进小棚屋中。在那里，一棵大树下——树名叫链球树——结着像皮球一样的橙色果实。一到晚上，树干中会发出像海一样的声音。我和当地的首领有过一次长谈。我们的翻译是个比利时工程师，也是一个奇妙的人。顺便说一下，他发誓说在一八九五年，他在离坦噶尼喀不远的沼泽地里看到过一头鱼龙。那位首领浑身涂成深蓝色，挂着环饰，一身肥膘，肚子跟果冻一样。我现在就说发生了什么事……” 沃尔夫津津有味地讲着他的故事，笑着抚摸他青灰色的头。 “娜塔莎回来了。”赫列诺夫眼皮抬都没抬，插嘴说道，声音很轻，但很有力。 沃尔夫的脸一下子红了，回头看了看。一会儿后，在离房间很远的地方，大门的锁响了，接着门厅里响起沙沙的脚步声。 “你怎么样了，爸爸？” 沃尔夫站起身，若无其事地说：“你爸爸非常好，我不知道他为何会在床上……我正要给他讲一个非洲巫师的故事呢。” 娜塔莎冲父亲笑了笑，开始打开药包。 “下雨了，”她轻轻说道，“天气糟透了。” 就像往常一样，另外两个人往窗外看看。这么一扭头，赫列诺夫脖子上的青筋绷得更紧了。然后他再一次倒头睡在了枕头上。娜塔莎噘噘嘴，数起药片来，每数一片眼睫毛眨一下。她光滑的乌发上还沾着雨水，眼睛下方有两片可爱的青影。 二 沃尔夫回到自己的房间，带着又激动又高兴的微笑踱了很长时间。一会儿重重地跌坐进一把扶手椅中，一会儿又坐在床边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又打开了窗户，往窗下汩汩流水的昏暗院子望去。最后，他痉挛般地耸了耸肩，戴上帽子出去了。 老赫列诺夫这时坐在沙发上，娜塔莎给他整理床铺准备睡觉，他漠不关心地说道： “沃尔夫出去吃饭了。” 然后他叹了口气，把身上的毛毯裹得更紧了。 “好了，”娜塔莎说，“爬到床上来吧，爸爸。” 四面都是潮湿的黄昏街市。汽车驶过，街道如黑色的湍流，圆形的伞顶闪烁着水光，商店窗户里的亮光流淌在沥青路面上。夜伴随着雨流淌，注满了院子深处，闪在细腿的妓女眼睛里。她们在人多的十字路口缓缓地走来走去。路口某处的上方，一个广告牌上一圈灯断断续续地闪着，像一个旋转的光轮。 夜幕降临时，赫列诺夫的体温上升了。温度计很热，在活动——水银柱在红色的小刻度表上爬升。他迷迷糊糊地喃喃低语，说了好一阵子，不停地咬嘴唇，轻轻地摇头。后来他睡着了。娜塔莎借着暗淡的烛光脱了衣服，在模糊的窗户玻璃上看到了自己的映像，苍白的细脖子，黑黑的辫子垂过了锁骨。她就这样站着，无精打采，一动不动。突然间，她觉得整个屋子——连同沙发、散落着卷烟纸的桌子、老人睡着的床（老人睡不安稳，挺着鼻子，张着嘴，浑身是汗）——都动了起来，她自己像是站在一艘船的甲板上，漂进沉沉黑夜。她叹了口气，一只手摸过温暖的裸肩，接着一阵眩晕，不由自主地跌坐在沙发上。她微微一笑，开始脱她的长筒袜。长筒袜很旧，补过多次了，她先将袜子卷下来，再脱下。屋子又一次晃动起来，她觉得好像有谁在往她的脖子和颈背上吹热气。她睁大了眼睛——她的眼睛又黑又长，眼白上有一层蓝色的光泽。一只苍蝇开始围着蜡烛打转，还像一颗旋转的黑豌豆一样往墙上撞。娜塔莎缓缓爬进毯子，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感受着自己的体温、长长的大腿，还有枕在脑后的光胳膊。她懒得去熄灭蜡烛，腿上光滑的蚁走感痒得她不由自主地蜷起了膝盖，却也懒得去管，便索性闭上了眼睛。赫列诺夫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睡梦中抬起一只胳膊。胳膊又倒回去了，好像死了一般。娜塔莎轻轻地抬抬身，朝蜡烛吹气。她的眼前开始晃动好多彩色的光环。 我感觉太美妙了，她心想，笑着将头落在枕头上。这会儿她全身蜷曲起来睡着，觉得自己身材极小极小，头脑里所有的想法像温暖的火花，正在轻轻地散开，摇曳。就在她快要睡着的时候，一声疯狂的沉重叫声惊醒了她的睡梦。 “爸爸，怎么啦？” 她在桌子上摸索，点亮了蜡烛。 只见赫列诺夫坐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手指紧紧抓住衬衫的领子。几分钟前他醒了，吓得僵住了，原来近处一把椅子上放着一只手表，他误以为那是一支步枪的枪口，一动不动地对准他。他等待着枪声响起，不敢动，后来就失去了控制，惊叫起来。这会儿他看看女儿，眨眨眼睛，抖抖索索地笑了起来。 “爸爸，冷静点，没事的……” 她赤着脚轻轻走过地板，扶正爸爸的枕头，摸了摸他的额头——已经被汗水浸得又湿又黏，凉冰冰的。他深深叹了一口气，身子还一抽一抽地抖，转过脸朝着墙自言自语道： “他们都，都……我也是。噩梦啊……不，你不能这样。” 他睡着了，仿佛跌进深渊一般。 娜塔莎又躺了下来。沙发变得更加不平整了，弹簧一会儿往她身子里钻，一会儿往她肩胛骨里钻，不过最终她还是适应了，飘入了她刚才被打断的、特别温暖的梦境。那个梦她还能感觉到，但记不真切了。后来就是黎明时分，她又醒了过来。原来是父亲在叫她。 “娜塔莎，我感觉不太好……给我点水。” 她睡意蒙眬，走不稳当，伴着淡青色的晨光，走向洗涤池，碰得大水罐叮当响。赫列诺夫贪婪地一口气喝了下去，说道： “我要是回不来，那就太可怕了。” “睡吧，爸爸，再睡一会儿吧。” 娜塔莎披上她的法兰绒睡袍，坐在父亲的床脚处。他又说了好几遍“太可怕了”，然后害怕地笑了笑。 “娜塔莎，我一直在幻想，我正走过我们的村子。记得河边那个地方吗？离锯木厂不远。一路走去真吃力。你知道的——一路全是锯末。锯末和沙子。我的脚陷进去了。有一回，我们到外面旅游……”他皱皱眉，吃力地顺着他磕磕绊绊的思路往下说。 娜塔莎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时他是个什么样子，记得他颔下浅色的胡子，记得他灰色的小山羊皮手套，记得他方格的旅游帽，那顶帽子就像一个放发面团的橡皮口袋——她突然觉得要哭了。 “对，这就对了。”赫列诺夫望着晨雾，无动于衷地拖长声音说。 “再睡会儿吧，爸爸。每样事情我都记得……” 他笨拙地喝了一口水，摸摸脸，又躺倒在枕头上。院子里传来公鸡富于韵律的甜美鸣声。 三 第二天约摸十一点钟，沃尔夫敲响了赫列诺夫的门。屋里盘子叮叮当当一阵猛响，又传出娜塔莎的笑声。不一会儿，她出来到了门厅，小心地从身后关上了房门。 “我好高兴——爸爸今天好多了。”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短上衣，一条米色裙子，后摆两边有两排纽扣。她细长的眼睛里闪着快乐的光。 “真糟糕，折腾了一夜，”她很快地说道，“这会儿他彻底凉下来了，体温正常了。他甚至坚持起床下地。刚刚给他洗过脸。” “今天阳光灿烂，”沃尔夫神秘地说道，“我不去上班……” 他们站在半明半暗的门厅里，靠着墙，不知道再要说些什么。 “你知道我的意思，娜塔莎，”沃尔夫突然大着胆子说，一使劲把他宽阔柔软的脊背从墙上移开，两手深深地插进皱巴巴的灰色裤子的裤兜中，“我们今天去趟乡下吧。六点前回来。怎么样？” 娜塔莎单肩靠墙站着，这时也轻轻地从墙上移开了。 “我怎么能让爸爸一个人待着呢？尽管，仍然……” 沃尔夫突然热烈地说起来。 “娜塔莎，亲爱的，走吧——求你了。你爸爸今天不是好好的吗？万一他需要什么，房东太太也在附近嘛……” “是啊，这都对，”娜塔莎拖长声音说，“那我跟他说一下……” 只见裙子一闪，她回到屋里去了。 赫列诺夫已经穿好了衣服，只是没有戴上硬领，这时正虚弱地在桌子上摸索什么东西。 “娜塔莎，娜塔莎，你昨天忘了买报纸……” 娜塔莎正忙着在酒精炉上泡茶。 “爸爸，今天我想去一趟乡下。沃尔夫邀请我去的。” “当然要去，亲爱的，你一定要去，”赫列诺夫说道，淡蓝色的眼白中充满了泪水，“相信我，我今天好多了。要不是这身体虚得跟个白痴一样……” 娜塔莎再次离开他后，他开始缓缓地在屋里到处摸索，仍然在寻找什么……他低声地哼了一声，想移开沙发。接着他往沙发底下看——他趴下身来，伏在地板上，停了一会儿，头一阵发晕，感到恶心。他吃力地缓缓站起来，挣扎着回到床上，躺了下来……他又一次觉得自己在过一座桥，听到了锯木厂的噪声，看到了黄色的树干漂浮在水面上，他的双脚陷在潮湿的锯末里，一股冷风从河上吹来，把他吹了个透心凉…… 四 “对——我所有的旅行……哦，娜塔莎，我一度以为我是神，我看过锡兰的神庙，在马达加斯加射过极小的翡翠鸟。那里的当地人都戴着一种用动物椎骨做成的项链，晚上在海边唱着奇怪的歌，就像懂音乐的豺狼一般。我住在离塔玛塔瓦不远的一顶帐篷里。那里的土是红色的，海是深蓝色的。那海我无法向你描述……” 沃尔夫陷入了沉默，轻轻地扔着松果。然后他伸开厚实的手掌把自己的脸从上到下抹了一把，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我到了这里——身无分文，困在这座欧洲最苦难的城市里，日复一日地坐在办公室里，晚上就在货车司机的下等酒吧里吃面包夹香肠。然而，想当年……” 娜塔莎双肘分开，支着身子半卧在地上，望着松树顶。松树轻轻地斜向青绿色的天空，树顶闪闪发亮。她又往那青绿色的天空望去，好多明亮的小圆点旋转着，闪烁着，映入她的眼帘。时不时有什么金色的东西掠过一棵棵松树。巴伦·沃尔夫穿着他肥大的灰色外套坐在娜塔莎交叉起来的腿旁边，低垂着剃光的头，轻轻地扔着干松果…… 娜塔莎叹了一口气。 “要是在中世纪，”她盯着松树顶说，“他们就把我捆在火刑柱上烧死了。我有时候有很奇怪的感觉，就像痴迷的幻觉一般。接着我就几乎没了重量，觉得在什么地方漂浮，一切都明白了——生命，死亡，一切……有一次，我大概十岁吧，坐在餐厅里画画。后来画累了，就开始胡思乱想。突然间，来了一个女人，来得好快。她光着脚，穿着褪了色的蓝衣服，肚子又大又沉，小脸又瘦又黄，眼睛特别温柔，又神秘莫测……她走了过去，没有看我，走进隔壁屋里去了。我没有害怕——不知为何，我以为她是来洗地板的。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可是你知道她是谁吗？是圣母马利亚…… 沃尔夫微微一笑。 “是什么让你这样想，娜塔莎？” “我知道的。五年前她在我梦里出现过。抱着一个小孩，脚下有天使，胳膊肘支着身子，就像拉斐尔画里画的那样，只是比画上的更逼真。除此之外，我有时候还有一些别的小幻觉。在莫斯科时，他们带走了父亲，我独自留在家里，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书桌上有一个小铜铃，就和蒂罗尔州(1) 的放牛人拴在牛身上的铜铃一样。突然间那铜铃升到半空中，打起铃来，然后掉了下来。” 沃尔夫奇怪地看她一眼，然后将松果远远扔开，冷淡而又含糊地说： “有些事我必须跟你讲讲，娜塔莎。你看，我根本就没去过非洲，也没去过印度。说的全是谎言。我快三十了，可是除了两三个俄国小镇和十来个小村庄，还有这个荒凉的乡下之外，我哪里都没去过。请原谅我。” 他露出一个哀伤的微笑。想起从小便萦绕在心头的那些绮丽幻想，他突然感到遗憾难耐。 秋天的天气干燥温暖。松树金色的树顶摇摆时嘎吱作响。 “一只蚂蚁，”娜塔莎站了起来，拍拍裙子和长筒袜，“我们坐在一群蚂蚁上面了。” “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沃尔夫问道。 她笑了笑。 “别傻了。反正我俩扯平了。我告诉你的那一切，什么痴迷幻觉呀，圣母马利亚呀，小铃铛呀，都是瞎说的。那都是我一天里瞎想出来的，后来嘛，我自然就有了印象，好像真的发生过一般……” “事情就是这样的。”沃尔夫站起来说道。 “给我再讲讲你的旅行吧。”娜塔莎说道，没有讥讽的意思。 沃尔夫习惯性地做了个手势，拿出一个结实的烟盒来。 “听候你的吩咐。当我乘着帆船从婆罗洲往苏门答腊航行时……” 五 一个缓坡朝湖伸展下去。岸边木头平台的柱子倒映在水里，像灰色的螺旋一般。湖的对岸是和这边一样的黑松林，不过处处可以瞥见零星的白色树桩，桦树雾蒙蒙的黄叶。深绿色的水面上漂浮着云影，娜塔莎突然有回到俄国的感觉。只有在俄罗斯，才会有这种热得人喉咙发紧的快乐感。还让她快乐的是沃尔夫继续在编造那些神奇的故事给她听。他不时发出点小噪声，甩出扁平的小石子，在水面上打出水漂来。今天是工作日，这里看不到人，偶尔听到叫声或者笑声，如流云飘荡，还有一张游艇的帆，如白翅盘旋。他俩沿着湖岸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又在滑溜的坡上跑，发现了一条小径，沿路木莓树丛散发出幽幽潮气。稍远一点，湖水的右岸，有一个咖啡馆，里面空无一人，既没有服务员，也没有顾客，好像什么地方起了火，大家都端着杯子和盘子跑出去看了。沃尔夫和娜塔莎绕着咖啡馆走了一圈，然后在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假装他们正在吃喝，乐队正在演奏。就在他们开着玩笑的时候，娜塔莎忽然觉得她听见了真正的管乐器发出的清晰声音。她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猛地站起身来，沿着湖岸跑起来。巴伦·沃尔夫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歪一扭地跟在她后面。“等等，娜塔莎——我们还没付钱呢！” 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片苹果绿的草地，四周都是莎草。太阳透过莎草照在湖上，水波闪闪宛如金子……娜塔莎眯着眼睛，鼻孔使劲吸了几下，连连说道：“我的上帝，真是太妙了……” 沃尔夫见他说话没引起多少反应，有点伤心，便陷入了沉默。在浩浩湖边这个风和日暖的时刻，一点伤心就像一只鸣虫那样飞过去了。 娜塔莎皱皱眉，说：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爸爸的病又加重了。也许我不该让他一个人待在家里。”沃尔夫想起了老人跳回床上的时候，那两条发亮的瘦腿，上面长满了又粗又硬的灰色短毛。他心想：要是他今天果真死了，那该怎么办？ “别这么说，娜塔莎——他现在好着呢。” “我也这么想。”她说，又高兴了起来。 沃尔夫脱下他的外套，穿着条纹衬衫的厚实身体散发出轻轻的热气。他这时就挨着娜塔莎走，她直视着前方，享受着走在他身边的这种温暖感觉。 “我多么想，娜塔莎，我做梦都在想，”他说道，把手里握着的一根树枝挥得呼呼直响，“我编了瞎话当真事讲，是不是真的在撒谎呢？我有一个朋友，在孟买工作了三年。在孟买！我的上帝，这地名本身就是音乐。仅仅这一个词，就含义无穷，炸弹一般的阳光，还有鼓声。你想一下，娜塔莎——我那个朋友什么都说不清楚，什么都没记住，只记住了工作中的吵嘴、热浪、热病，还有一位英国上校的妻子。我们中有谁真的去过印度？……很明显——我算一个。孟买，新加坡……我记得住，比如……” 娜塔莎紧靠着湖边走，于是有小孩那么高的浪花打在了她的脚上。远处树林那边，一列火车驶过，沿着一条音乐的弦奔驰。他俩都停下脚步，听这音乐之声。天色变得更为金黄，更为轻柔，湖对岸的树林现在罩上了一层浅蓝色。 快到火车站时，沃尔夫买了一纸袋李子，一尝却是酸的。坐在火车空空的木制车厢里，他就隔着空儿把李子都扔到车窗外面去了。还一个劲地后悔，刚才在咖啡馆，啤酒杯下垫有硬纸做的圆盘，他没有顺手偷它几个。 “那圆盘飞起来可好看了，娜塔莎，像鸟一样。看那飞盘真是一种享受。” 娜塔莎累了：她双目紧闭，后来又一次和昨晚一样，一阵轻飘飘的眩晕压倒了她，带着她高高飘走。 “等会儿我跟爸爸说我们出去的事时，你别打断我，也别纠正我。我会告诉他一些我们根本没见过的事。各种各样的小趣事。他听得懂。” 他们到了后，决定步行回家。巴伦·沃尔夫变得沉默寡言，听见汽车喇叭的凶猛噪声，一脸愁容。不过娜塔莎仿佛船鼓起风帆一般，好像疲劳给她插上了翅膀，让她身轻欲飞似的。她觉得沃尔夫情绪消沉，和夜色一样消沉。在离家还有一个街区的时候，沃尔夫突然停下了。娜塔莎往前一望，也停下了，回过头来。沃尔夫挺起胸膛，两手深深地插进宽大的裤兜中，像头公牛一样垂下了他的淡青色的头。他眼睛望着别处，说他爱她。说完飞快转身走开了，进了一家烟草店。 娜塔莎站了一会儿，好像悬在半空一般，然后缓缓朝家走去。她想，这件事情我也要告诉爸爸。边想边走，穿过了一团快乐的青雾，雾气中街灯纷纷亮了起来，宛如颗颗宝石。她觉得身体越来越虚，阵阵热气巨浪一般静静地沿着脊梁涌上来。当她到家的时候，她看见她父亲穿着一件黑夹克，一只手捂着没有扣起来的衬衣领子，另一只手转弄着房门钥匙，急匆匆地出来了。夜幕中他略微弓着背，朝报刊亭走去。 “爸爸。”她叫道，跟在他后面走。他走到人行道边上停了下来，头往旁边偏了偏，带着熟悉的、狡猾的微笑看了看她。 “我的小公鸡，一身灰羽毛。唉，你不该出来呀。”娜塔莎说。 她父亲头往另一边偏偏，非常轻柔地说：“最亲爱的，今天的报上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只是我忘了带钱。你能不能跑上楼去拿钱？我就在这里等。” 她猛地推开门，心里还生父亲的气，但同时见他生龙活虎的样子，又高兴起来。她飞快地上了楼，恍惚如在梦中。她匆匆进了门厅。“他站在那边等我，会着凉的。” 不知为何，门厅灯依然亮着。娜塔莎走近了她的房门，就在这时候，她听见身后传来耳语般的轻轻说话声。门迅速打开了。煤油灯还在桌子上，冒着浓烟。房东太太、女仆，还有一位不太熟悉的人，堵在床前。娜塔莎进来时他们都转过身来，房东太太一声惊叫，朝她冲过来…… 直到这时，娜塔莎才注意到她父亲就躺在床上，和她刚才见到的模样全然不同。他现在是一个死去的小老头，缩成了一团，挺着一个蜡白的鼻子。 (1) 　Tyrol，位于奥地利西南部，阿尔卑斯山脉之中。 注释 以下是我对以前没有收编过的英语短篇作的注释，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为收入各种选集的短篇所写的引言放在一起。这些选集有《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三）、《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全都由纽约的麦格鲁－希尔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此外还有世界各地的多种翻译选集。 每篇的注释按每篇在这部全集中出现的次序排列。纳博科夫在美国的第一本重要选集是《纳博科夫的“一打”》（纽约州花园城双日出版公司，一九五八），但他没有对每篇小说分别作注。可以参阅这部全集后面的附录，收有他对那本选集的题解注释。附录还收有他为麦格鲁－希尔公司出版的每本选集所写的前言。 我试图在可行的情况下按写作时间排序。在只能找到发表时间的情况下，就用发表时间代替写作时间。我的主要资料来源一直是纳博科夫自己的注释、档案馆材料，以及纳博科夫传记作者布莱恩·博伊德、德国学者迪特尔·齐默、纳博科夫书目学家米歇尔·尤利亚等人无比珍贵的研究。读者会注意到，个别情况下，作品日期有矛盾之处。如果纳博科夫自己写的注释中出现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我还是选择不改他写的一词一句。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我都曾多次改变我们的音译系统。纳博科夫翻译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所使用的音译方法也许是我们几经变更的方法中最清晰、最合逻辑的。除非一个惯用说法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或纳博科夫自己偏离了那个最佳系统，我一般都是以那个最佳系统为准的。 德米特里·纳博科夫 《木精灵》 《木精灵》（Nezhit' ）首见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七日的《方向报》（也译《舵》），柏林一家俄国流亡者报纸，小说发表的一个多月以前开始发行，纳博科夫定期向它投稿，有诗作、剧本、短篇小说、翻译、棋局谜题等。这篇小说是直到最近才出版的，和其他以前没有收编过的十二篇小说一起收入法文版和意大利文版的《威尼斯女郎》（法文版由伽里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伯纳德·克莱斯翻译，吉尔斯·巴伯代特编。意大利文版由艾德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塞雷娜·维塔莱编译），还收入了德文版《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全集》（罗沃尔特出版社，一九八九，迪特尔·齐默编译）中第十三、十四卷，以及二册装的荷兰语版本（忙碌的蜜蜂出版社，一九九五，一九九六）——今后，加上目前这个英语版本，以下统称“新编全集”。此前已结集出版过的五十二篇小说中，大部分作品的翻译是我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的。父亲过世后，我又独立完成了新增十三篇的英文翻译。 《木精灵》是纳博科夫发表的第一则短篇小说，也是他最早创作的作品之一。当时的署名为“弗拉基米尔·西林”（sirin是俄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鸟，也是现代的鹰鸮），该笔名在作者青年时代用于其很多作品。 纳博科夫的初登文坛是他还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上学之时（他于一九一九年五月随家人到达英格兰，从此永别俄国）。他当时正着迷于诗歌，不过也翻译了罗曼·罗兰的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 德·纳博科夫 《这里说俄语》 《这里说俄语》（Govoryat po-russki ）标注时间为一九二三年，很可能是那年年初。一直没有出版，这次收入新编全集。 故事中提到的“梅恩·里德”是英国作家托马斯·梅恩·里德（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写冒险故事。“乌里扬诺夫先生”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以化名弗·伊·列宁载入史册。GPU原以“契卡”闻名，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政治警察机构，后来用NKVD、MVD、KGB（克格勃）等表示。允许“囚犯”读的书有俄国寓言作家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克雷洛夫（一七六九——一八四四）的《寓言集》和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一八一七——一八七五）的通俗历史小说《谢列勃良内公爵》。 德·纳博科夫 《声音》 《声音》（Zvuki ）写于一九二三年九月，由我译成英文，于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四日发表在《纽约客》上，现在收入新编全集。 纳博科夫发表了《木精灵》后，两年没有写短篇小说，到一九二三年又开始写。这期间他完成了剑桥的学业（一九二二年夏）。写《声音》时他住在柏林，家人于一九二○年十月搬到柏林，他父亲于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柏林遇刺。在此期间，纳博科夫出版了两部诗集，还出版了他翻译的俄文版《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小说中写了许多事，主要关于时过境迁后回忆青年时代的恋情，几乎可以肯定是他和表妹塔季扬娜·叶夫根涅夫娜·泽格尔克朗茨（其姓是她的军人丈夫的姓，很可能是这么拼写的，别处拼得不正确）的一段往事。表妹娘家姓劳施，在长篇小说《天赋》中也曾出现。 德·纳博科夫 《振翅一击》 《振翅一击》（Udar kr?la ）写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发表在柏林一家流亡者月刊《俄罗斯回声》一九二四年一月号上，现在收入新编全集。尽管故事背景放在了瑞士采尔马特，但它实际上折射出纳博科夫对一次短期休假的回忆。那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他和他在剑桥的朋友鲍比·德·卡尔利在瑞士圣莫里茨度假。 我们从他写给他母亲（他母亲于一九二三年移居布拉格，纳博科夫则仍住在柏林。一九二四年四月，他在柏林与薇拉·斯洛尼姆结婚）的一封信中得知，他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给她寄去一份《振翅一击》的“续篇”，估计是发表了的作品。时至今日，这个续篇了无踪迹。我的英文翻译发表在《耶鲁评论》一九九二年四月一号和二号、总第八十卷上，有一个句子的措辞不同，题目由原来的“Wingstroke”改为“Wingbeat”。 德·纳博科夫 《众神》 纳博科夫写作《众神》（Bogi ）是在一九二三年十月。这个短篇一直没有发表，现收入这部新编全集。 当时纳博科夫正在写作五幕剧Traghediya Gospodina Morna （《莫恩先生的悲剧》），这也许是他最重要的剧作。 德·纳博科夫 《纯属偶然的事情》 原名“Sluchaynost'”，是我最早的故事之一，写于一九二四年年初，正值我单身生活的最后一抹余晖。投给柏林的流亡者日报《方向报》，却遭到拒绝（“我们不登瘾君子的逸闻趣事。”编辑说道，那声音语调和三十年后《纽约客》的罗斯一模一样。这位罗斯拒绝了《瓦内姐妹》，说：“我们不登离合体。”）。后来在一位好友、著名作家伊万·卢卡什的帮助下，我将作品寄给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塞戈尼亚日报》，一家比较折衷的流亡者报纸，于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发表。要不是安德鲁·菲尔德几年前重新发现了这个短篇，我是决不会追溯这段往事的。 弗·纳博科夫，《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 《海港》 《海港》（Port ）写于一九二四年年初，登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方向报》上，现收入新编全集。这个短篇后来又做了些小改动，收在《乔尔布归来》（Vozvrashchenie Chorba ，柏林斯洛沃出版社，一九三○年）中。这是纳博科夫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还收入了二十四首诗作。《海港》有部分自传来源：一九二三年七月的一次马赛之行中，纳博科夫迷上了一家他多次光顾的俄罗斯餐馆，在这家餐馆里遇上了好多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两位俄罗斯水手动员他登船前往印度支那。 德·纳博科夫 《报复》 《报复》（Mest' ）写于一九二四年春，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日登在《俄罗斯回声》上，现收入新编全集。 德·纳博科夫 《仁慈》 《仁慈》（Blagost' ）写于一九二四年三月，登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方向报》上。后来又收入《乔尔布归来》，现收入新编全集。 德·纳博科夫 《落日详情》 我非常怀疑自己要为这个讨厌的原标题（“Katastrofa”(1) ）负责，整个故事让这个标题搞坏了。该篇一九二四年六月写于柏林，卖给里加的《塞戈尼亚日报》，当年七月十三日登出。一九三○年收入柏林斯洛沃出版社出版的选集《眼睛》（Soglyadatay ），依然是那个标题，当然我也懒得过问。 现在我给了它一个新标题，这个新标题有三重好处，一是符合故事的主题背景，二是肯定能迷惑那种“跳读型”读者，三是气气评论家。 弗·纳博科夫，《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 《雷雨》 “雷”一词在俄语中是“grom”，“暴风雨”是“burya”，“雷雨”是“groza”，一个宏大的小词，中间夹着个蓝色的字母z。 《雷雨》（Groza ）写于柏林，大概是一九二四年夏天某个时候，一九二四年八月发表在流亡者日报《方向报》上，一九三○年收入柏林斯洛沃出版社出版的选集《乔尔布归来》。 弗·纳博科夫，《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 《威尼斯女郎》 《威尼斯女郎》（Venetsianka ）的写作时间主要是一九二四年九月，手稿上表明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五日。一直没有翻译及发表，现在收入新编全集，并作为该选集法语版和意大利语版的书名。英语版本于一九九五年在英格兰出版，专为庆祝企鹅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 几乎可以确定，塞巴斯蒂亚诺（卢西亚尼）·德尔·皮翁博（约一四八五——一五四七）的油画给故事中所写的画作带来了灵感，这幅作品是《年轻的罗马女郎多萝西》（约一五一二年）。纳博科夫可能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博物馆（如今的国家博物馆）见过这幅画。很可能是画家的出生地威尼斯引得纳博科夫把原名中的“罗马女郎”（Romana）变成了“威尼斯女郎”（Veneziana）。几乎可以肯定，同一位画家的《女子肖像》，现在由英格兰朗福德城堡的拉多尔伯爵收藏，纳博科夫在“伦敦来的诺斯威克勋爵，他拥有同一位德尔·皮翁博的另一幅画作”一句中略有提及。 德·纳博科夫 《巴赫曼》 《巴赫曼》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写于柏林，同年在十一月二日和四日的《方向报》上连载，一九三○年收入柏林斯洛沃出版社出版的《乔尔布归来》。有人说曾有一个钢琴家具有我创造的那个音乐家的奇怪特点。从另外一些方面看，这个音乐家和长篇小说《防守》（Zashchita Luzhina ，一九三○）中的主人公棋手卢仁有联系，英文本于一九六四年由纽约普特南森（G. P. Putnam's Sons）出版公司出版。 弗·纳博科夫，《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 《龙》 《龙》（Drakon ）写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曾由弗拉基米尔·西科斯基译成法文出版，现收入新编全集。 德·纳博科夫 《圣诞节》 《圣诞节》（Rozhdestvo ）于一九二四年年底写于柏林，分为两部分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和八日的《方向报》上，后收入一九三○年柏林斯洛沃出版社出版的《乔尔布归来》。很奇怪，这一篇颇像那种“自行将死”的象棋谜题。 弗·纳博科夫，《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 《一封永远没有寄达俄国的信》 一九二四年流亡柏林期间，我已经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暂定名为“快乐”（Schastie），其中一些重要内容后来融入了一九二五年春写成的长篇小说《玛申卡》（一九二六年由柏林斯洛沃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年译成英文，书名为“玛丽”，由纽约麦格鲁－希尔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一九七四年根据最初的文本由阿迪斯和麦格鲁－希尔合作出版俄文本）。一九二四年圣诞节前后，我已写成《快乐》的两章，可接着出于某些原因，我废弃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绝大部分。是什么原因已经忘了，不过无疑是极有其道理的。这样只留下一点片段，也就是一封从柏林写给我那位还留在俄国的女主人公的信。这则短篇登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方向报》上，标题为“寄往俄罗斯的信”（Pis'mo v Rossiyu），收入一九三○年在柏林出版的《乔尔布归来》。假如标题完全按原来的翻译，则含意晦涩不明，所以只好改改。 弗·纳博科夫，《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 《斗》 《斗》（Drake ）登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方向报》上，法语版本由吉尔斯·巴伯代特翻译，我的英文翻译于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登在《纽约客》杂志上，现收入新编全集。 德·纳博科夫 《乔尔布归来》 初次发表在柏林的俄国流亡者报纸《方向报》上，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分两次登载。收入一九三○年在柏林出版的《乔尔布归来》。 格莱布·斯特鲁韦的一个英译版本（弗拉基米尔·西林的《乔尔布归来》）收在《这一季》辑刊上（一九三二年六月，第四期，第四卷），由巴黎的爱德华·迪杜斯出版社出版。四十年后我重读那个英译版本，非常遗憾地发现它风格上过于平淡，与我当时的目的相去甚远。我和我儿子合作将其彻底重译了一遍。 这个短篇是在我完成长篇小说《玛申卡》（《玛丽》）不久后写的，现在看来是我早期小说结构方面的典范之作。故事地点是半个世纪前的一个德国小镇。我注意到从尼斯到格拉斯的那条路，就是我当年设想可怜的乔尔布太太走过的那条路，在一九二○年前后仍然没有铺设柏油路面，尘土飞扬。我把她母亲的姓名拼错了，那是个很长的父姓名字，瓦瓦拉·克利莫夫娜。即使我没有出错，这个名字对我的英美读者而言也没有任何意义。 弗·纳博科夫，《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 《柏林向导》 《柏林向导》（Putevoditel'po Berlinu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写于柏林，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方向报》上，收入一九三○年在柏林出版的《乔尔布归来》。 这个短篇貌似简单，实际上是我最具迷惑性的作品之一。翻译它害得我父子二人屡屡健康欠佳。有两三处零星增补，以显得明了一些。 弗·纳博科夫，《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 《一则童话》 《一则童话》（Skazka ）写于柏林，时间是一九二六年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当年连载在柏林的俄国流亡者日报《方向报》的六月二十七日版和二十九日版上。后收入一九三○年柏林斯洛沃出版社出版的《乔尔布归来》。 这是一个比较虚假的故事，写得有点仓促，考虑情节诱人较多，考虑形象和趣味较少，翻译成英文时需要零星做些修补。不过年轻人埃尔温的妻妾，一个不落地保存了下来。我一九三○年以后就再没有读过我的Skazka ，现在将它译成英文，不由得大吃一惊，我遇上了亨伯特(2) ，有点衰老但分明是他，正陪着他那位早熟的性感少女在我写于近半个世纪前的故事中散步。 弗·纳博科夫，《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 《恐惧》 《恐惧》（Uzhas ）写于柏林，时间大约在一九二六年，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年之一。巴黎的流亡者杂志《当代年鉴》（The Sovremennya Zapiski ）于一九二七年发表了它，后收入我的三部俄语短篇小说集的第一部，即一九三○年柏林斯洛沃出版社出版的《乔尔布归来》。它早于萨特的《厌恶》至少十来年，与之有相同的思想倾向，但没有其严重的缺陷。 弗·纳博科夫，《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 《剃刀》 《剃刀》（Britva ）最初登在一九二六年九月的《方向报》上。纳博科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申卡》（《玛丽》）大约在一个月后出版。《剃刀》由劳伦斯·道尔译成法文，收在荷兰出版的《纳博科夫书库》（忙碌的蜜蜂出版社，一九九一）首卷中，现收入新编全集。 德·纳博科夫 《旅客》 《旅客》（Passazhir ）于一九二七年初写于柏林，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发表在柏林的《方向报》上，后收入一九三○年柏林斯洛沃出版社出版的《乔尔布归来》，署名弗拉基米尔·西林。后由格莱布·斯特鲁韦译成英文，发表在吉尔克莱斯特·汤普森主编的《洛瓦特·迪克森》杂志上，第六期，第二卷，一九三四年六月于伦敦（我的名字印在封面上，写成了弗·诺博科夫－西林［V. Nobokov-Sirin］）。后又收入休斯兄弟和格莱布·斯特鲁韦主编的《百年俄罗斯散文与诗歌集：从普希金到纳博科夫》，由纽约的哈考特布瑞斯世界出版社于一九六七年出版，保留了原来的署名。但目前这个集子中我不能用斯特鲁韦的英文译文，这与我不用他译的《乔尔布归来》，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见该篇注释）。 故事中的“作家”不是自画像，而是才能平庸的作家的普遍形象。不过那位“评论家”倒是对一位流亡同道、著名文学评论家尤利叶·艾恩瓦尔特（一八七二——一九二八）的友好素描。当年的读者都知道他准确、优雅的小手势，也知道他喜欢在评论文章中使用音调好听的对仗句。故事快结束时，每个人似乎都早已忘了红酒杯中那根点着过的火柴——我如今是不会允许这等事情发生的。 弗·纳博科夫，《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 《门铃声》 读者会很遗憾地得知《门铃声》（Zvonok ）这篇小说发表的具体时间没能确定。它自然是登在柏林的《方向报》上，可能在一九二七年，后收入一九三○年柏林斯洛沃出版社出版的《乔尔布归来》。 弗·纳博科夫，《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 《事关面子》 《事关面子》原标题是“Podlets”（宵小之徒），登在柏林流亡者日报《方向报》上，时间大约是一九二七年，后收入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即一九三○年柏林斯洛沃出版社出版的《乔尔布归来》。现在的英文译本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后收入纽约菲德拉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出版的《纳博科夫四重奏》。 故事在单调的流亡背景中加了些迟来的浪漫传奇式的主题变化，这种主题自契诃夫雄伟壮阔的中篇小说《决斗》（一八九一）起已经衰落。 弗·纳博科夫，《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三） 《圣诞故事》 《圣诞故事》（Rozhdestvenskiy rasskaz ）登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方向报》上，现在收入新编全集。一九二八年九月纳博科夫发表了《国王，皇后，侍卫》（Korol', dama, valet ）(3) 。 故事中提到几位作家：农民出身的涅维洛夫（笔名亚历山大·斯科别列夫，一八八六——一九二三）；“社会现实主义者”马克西姆·高尔基（一八六八——一九三六）；“民粹主义者”弗拉基米尔·科罗连科（一八五三——一九二一）；“颓废派”利奥尼德·安德烈耶夫（一八七一——一九一九）；“新现实主义者”伊夫金尼耶·奇里珂夫（一八六四——一九二三）。 德·纳博科夫 《土豆小矮人》 这是《土豆小矮人》（Kartofel'nyy el'f ）的首次忠实翻译，原作于一九二二年写于柏林，发表在那里的流亡者日报《方向报》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九日版），后收入一九三○年柏林斯洛沃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乔尔布归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时尚先生》杂志上登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英译版本（由瑟奇·贝尔腾森和艾琳·科辛斯卡翻译），错漏百出，还收在了一个集子里（《单一的声音》，科利尔出版社，伦敦，一九六九）。 我虽然从没有打算将这个故事搬上银幕或激起电影剧本作家的想象，但故事结构和反复出现的画面情节倒真的有电影倾向。其精心安排的引子带有传统韵律感——或是对传统韵律的模仿。但无论如何，我不相信我的这个小矮人能感动哪怕最有人情味的恶魔，从而弥补了这个问题。 《土豆小矮人》还有一点和我的其他短篇小说不一样，那就是故事的英国背景。不能排除有什么背景便有什么主题的可能，但从另一方面讲，这奇特的异国情调（和我的其他故事不同，其他故事都是比较熟悉的柏林背景）能产生一种人为的新鲜感，倒也不惹人讨厌。不过总而言之，它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品。我现在把它收入选集，只是因为这次精心重译是一场宝贵的个人胜利，这种胜利很少能落到被翻译背叛了的作者身上。 弗·纳博科夫，《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三） 其实这则短篇最初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四月的《俄罗斯回声》上，一九二九年又登在《方向报》上。 德·纳博科夫 《昆虫采集家》 《昆虫采集家》（一九三○）选自一九五八年的《纳博科夫的“一打”》（见附录）。 《风流成性》 《风流成性》的俄文标题是“Khvat”，最初发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当时的两种主要的流亡者报纸，《方向报》（柏林）和《最新消息》（巴黎）拒绝刊登，说是粗暴残忍，有伤风化。后来登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塞戈尼亚日报》上，准确时间待查。它于一九三八年收入我的短篇小说集《眼睛》（Soglyadatay ，巴黎俄国年鉴出版社）。现在的英文翻译曾登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花花公子》杂志上。 弗·纳博科夫，《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三） 《倒霉的一天》 《倒霉的一天》（俄文标题为“Obida”，词义为“攻击”、“羞辱”等），一九三一年夏写于柏林，登在巴黎的流亡者日报《最新消息》上（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二日），后收入我的短篇小说集《眼睛》（巴黎，一九三八），题献给伊万·蒲宁(4) 。故事中的小男孩虽然生活在和我的童年极其相似的环境中，但好多地方和我记忆中的自己不同。在这里记忆中的我自己分裂成三个小男孩：彼得、弗拉基米尔、瓦西里。 弗·纳博科夫，《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 《博物馆之行》 《博物馆之行》（Poseshchenie muzeya ）登在巴黎流亡者评论杂志《当代年鉴》（Sovremennyya Zapiski ，第六十八卷，一九三九年），后收入我的选集《菲雅尔塔的春天》（Vesna v Fialte ，纽约契诃夫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现在的英文译文于一九六三年三月登在《时尚先生》杂志上，后收入纽约菲德拉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出版的《纳博科夫四重奏》。 对非俄语读者也许要加一条解释性的注。故事中那个不幸的叙述人有一回看到一个店铺招牌，便明白了他如今不是生活在从前的俄罗斯，而是生活在苏维埃的俄罗斯。这里面的关键是少了一个字母。那个字母在从前的俄语中缀在一个辅音结尾的词的词尾，起修饰作用；但在苏维埃当时颁布的拼写修正法案中，这个字母被省略了。 弗·纳博科夫，《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三） 《忙人》 俄语原作（Zanyatoy chelovek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写于柏林，十月二十日登在巴黎的流亡者日报《最新消息》上，后收入一九三八年巴黎俄国年鉴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短篇小说集《眼睛》。 弗·纳博科夫，《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 《未知的领域》 《未知的领域》的俄语原作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同样的标题登在巴黎的《最新消息》上，后收入一九三八年巴黎出版的我的短篇小说集《眼睛》。现在的英文翻译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八日由《纽约客》杂志发表。 弗·纳博科夫，《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三） 《重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写于柏林，一九三二年一月发表在巴黎流亡者日报《最新消息》上，标题为“Vstrecha”（相逢），后收入一九三八年巴黎俄国年鉴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短篇小说集《眼睛》中。 弗·纳博科夫，《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 《嘴对嘴》 马克·艾尔德诺夫和《最新消息》的关系比我更好（一九三○年代我和这家报纸老是闹矛盾），一九三一年或是一九三二年，他最终通知我说，原本总算要发表的这则短篇《嘴对嘴》（Usta k ustam ），终究还是不登了。“Razbili nabor。”（“排好的版撤了。”）我这位朋友垂头丧气地说。直到一九五六年它才得以问世，收入纽约契诃夫出版社出版的我的选集《菲雅尔塔的春天》。故事中的人物，不管隐隐约约疑似谁，到它问世之时也寿终正寝了，没留下后代。《时尚先生》杂志一九七一年九月发表了现在的英译版本。 弗·纳博科夫，《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三） 《菠菜》 俄文原作Lebeda 最初登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的巴黎《最新消息》上，后收入一九三八年巴黎俄国年鉴出版社出版的《眼睛》。“lebeda”是滨藜属植物，英语名称是“orache”，俄文标题变成了“ili beda”，意思便成了“or ache”（“或者是拱门”），出奇地巧合。故事作了重新安排，读过我的长篇小说《说吧，记忆》（纽约普特南森出版公司，一九六六年）的读者会发现，该书第九章最后一节的很多细节和这则短篇中一样。在小说的万花筒里，倒是真有一些没在《说吧，记忆》中表现出来的真实记忆，比如写老师“别列佐夫斯基”（也就是别列金，当时很受欢迎的地理学家）的几段，包括和学校校霸的斗争。地点是圣彼得堡，时间大约是一九一○年。 弗·纳博科夫，《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 《音乐》 《音乐》（Muzyka ）是篇小品，翻译家倒是异常喜欢。它于一九三二年年初写于柏林，登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的巴黎流亡者日报《最新消息》上，后收入一九三八年巴黎俄国年鉴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短篇小说集《眼睛》。 弗·纳博科夫，《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 《完美》 《完美》（Sovershenstvo ）一九三二年六月写于柏林，登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三日的巴黎的流亡者日报《最新消息》上，后收入一九三八年巴黎出版的我的小说集《眼睛》。虽然我在国外流亡期间的确给男孩子当过家教，但我不承认我和该篇主人公伊万诺夫之间还有任何其他相似之处。 弗·纳博科夫，《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 《海军部大厦塔尖》 虽然叙述人的爱情故事中各种细节都以某种方式和我的自传作品里各种细节相呼应，但有一点还得牢记心上：故事中的“卡佳”是个虚构的姑娘。《海军部大厦塔尖》（Admiralteyskaya igla ）一九三三年写于柏林，同年六月四日和五日连载在巴黎的《最新消息》上，后收入纽约契诃夫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的《菲雅尔塔的春天》。 弗·纳博科夫，《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 《列奥纳多》 《列奥纳多》（Korolyok ）于一九三三年夏在柏林格鲁内瓦尔德湖畔长满松树的堤岸上写成，最初发表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的巴黎《最新消息》上。后收入一九五六年纽约出版的《菲雅尔塔的春天》。 “Korolyok”（直译为“小国君主”）是，或者据说是俄语中对“假币制造者”的黑话称谓。我深深感激斯蒂芬·扬·帕克教授，他建议我使用一个相应的美国黑话俚语。这个俚语，说来令人开心，闪着那位大师(5) 名字的金粉，颇有国王气势了。那时希特勒怪异凶猛的阴影在德国落下，我则想象出了这样两个凶残的人，还有我那可怜的罗曼托夫斯基。 英文翻译于一九七三年四月登在《时尚》杂志上。 弗·纳博科夫，《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三） 《纪念希加耶夫》 安德鲁·菲尔德在编我的书目时说《纪念希加耶夫》（Pamyati L. I. Shigaeva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写于柏林，可能发表在《最新消息》上，确切日期不能判定。其实我能肯定该篇是在一九三四年初写成的。当时我和夫人及夫人的表妹安娜·菲金一起住在表妹迷人的公寓里，公寓位于柏林格鲁内瓦尔德区内斯特大街街角的一座房子中（二十二号）。长篇小说《斩首之邀》和《天赋》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那里写的。故事中引人注目的小魔鬼属于在那里初次描写的一个亚种。 弗·纳博科夫，《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 《循环》 一九三六年年中，我永别柏林不久，在法国完成了长篇小说Dar （《天赋》）。我肯定已经完成了该书最后一章至少五分之四的内容，不料在某个地方突然有一颗小行星脱离了小说的主体，开始绕着它旋转起来。从心理学上讲，这种脱离也许源自塔尼娅哥哥的信中提到塔尼娅的孩子，也许源自他的回忆，一场噩梦中出现的乡村教师。从技巧上讲，现在写定的这个循环（故事的最后一句依隐含逻辑应该排在故事开头第一句之前）属于那种衔尾蛇的类型，类似《天赋》第四章的循环结构（或者说，类似更早的作品《芬尼根守灵夜》）。小说的必然结局自有其运行轨道和色彩，欣赏它未必需要知道小说的全部内容。不过有些情况读者要是有所了解的话，会有一定实际的好处。《天赋》的故事始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止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流亡柏林的年轻人菲奥多·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生活中横跨三年，他妹妹于一九二六年年底在巴黎结婚，三年后女儿出生，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也只有七岁大，而不是“十岁左右”。那一年乡村教师的儿子因诺肯季叶才在《循环》中现身（躲在作者的身后），来到巴黎。可能还要补充一点，故事对熟悉长篇小说《天赋》的读者来说，会产生似曾相识之感，读来开心。新的理解会丰富内涵的变化，因为不再通过菲奥多的眼睛看世界，而是通过一个局外人来看，这个人离菲奥多远一些，离老俄国激进的理想主义者近一些。顺便说一下，老俄国的激进理想主义者也憎恨布尔什维克，和当年的自由贵族一样。 该篇于一九三六年在巴黎发表，但回顾书目，确切日期和杂志（大概是《最新消息》）至今不能确定。二十年后收入我的短篇小说集《菲雅尔塔的春天》，由纽约契诃夫出版社于一九五六年出版。 弗·纳博科夫，《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三） 《俄罗斯美女》 《俄罗斯美女》（Krasavitsa ）是个好玩的小故事，结局出人意料。原作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八日登在巴黎的流亡者日报《最新消息》上，后收入作者的短篇小说集《眼睛》，一九三八年由巴黎俄国年鉴出版社出版。英文翻译于一九七三年四月登在《时尚先生》杂志上。 弗·纳博科夫，《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三） 《婉言相告》 《婉言相告》原作标题为“Opoveshchenie”（通知），大约于一九三五年登在一份流亡者杂志上，后收入我的短篇小说集《眼睛》（巴黎俄国年鉴出版社，一九三八年）。 故事环境和主题都和十年后用英文写的《符号与象征》的环境和主题相一致（见《纽约客》，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另见《纳博科夫的“一打”》，双日出版社，一九五八年）。 弗·纳博科夫，《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三） 《滞烟》 《滞烟》（Tyazhyolyy dym ）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登在巴黎的日报《最新消息》上，后收入一九五六年纽约出版的《菲雅尔塔的春天》。现在的英文翻译发表在《三季刊》一九七三年春季号第二十七卷上。有两三段中加了几个简短的句子，解释从前的习俗和环境。这些东西如今不光是外国读者觉得陌生，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最初的三四年间逃到东欧的俄罗斯人的孙辈对从前的东西都没有好奇心了，读来也会觉得陌生。其他方面英文翻译可谓高度忠实——只是标题选词欠佳，可解读为“沉闷的烟雾”，没有把一些为人熟知的引申意义考虑进去。 这是我描写流亡生活的短篇小说之一，写的都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末在柏林的俄国人。搜集传记小道消息的人要注意了，我写这些事情的主要乐趣是无情地创造各类流亡人士，他们在性格、出身、外部特征等方面都和纳博科夫一家完全不同。作者和故事主人公之间只有两件事情有点联系：两人都写俄语诗，并且我住过不止一次的地方和他住过的地方相似，那就是柏林凄惨的公寓。我没有让读者进入那种公寓的客厅，只有很差劲的读者才会为此责怪我（也许好读者里也有例外）。 弗·纳博科夫，《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三） 《新遇》 Nabor 于一九三五年夏写于柏林，同年八月十八日登在巴黎的《最新消息》上，二十一年后收入纽约契诃夫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短篇小说选集《菲雅尔塔的春天》。 弗·纳博科夫，《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 《一段生活》 这个有趣的故事最早的标题是“Sluchay in zhizni”。头一个词是“事件”或“个案”的意思，后两个词是“来自生活”的意思。俄语原文有把琐事故意登报张扬的含义，翻译过来这种意思就没有了。现在的标题按英语含义更贴切，尤其是与我笔下人物的基本口吻甚为相合（听听他在酒吧里大吵大闹之前的小声嚷嚷）。 请问，你把这么个四十年前发生在柏林的故事记下来是何目的？这个嘛，我当时真的是用钢笔记下来了（用钢笔的原因是我不会打字，带橡皮擦的3B铅笔还要过好久才流行起来——由停车场和汽车旅馆为你提供）。不过我写故事时从没想过出于什么“目的”——就为自己写，为妻子写，为五六个如今已故去的好朋友写。这个故事首次发表是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登在巴黎的一家流亡者报纸《最新消息》上，三年后收入短篇小说集《眼睛》，巴黎俄国年鉴出版社（俄国年鉴出版社，巴黎图尔比戈大街五十一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址）出版。 弗·纳博科夫，《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 《菲雅尔塔的春天》 《菲雅尔塔的春天》选自《纳博科夫的“一打”》（一九五八）（见附录）。 《云·堡·湖》 《云·堡·湖》选自《纳博科夫的“一打”》（一九五八）（见附录）。 《被摧毁的暴君》 Istreblenie tiranov 于一九三八年春或初夏写于法国芒通镇。一九三八年八月登在巴黎的《俄国年鉴》上，一九五六年收入纽约契诃夫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短篇小说集《菲雅尔塔的春天》。在这个故事中，希特勒、列宁、斯大林争夺我笔下这位暴君的宝座——又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庶出的标志》中重逢，遇见了第五只癞蛤蟆。于是被彻底摧毁了。 弗·纳博科夫，《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 《利克》 《利克》一九三九年二月登在巴黎的流亡者杂志《俄国年鉴》上，后收入我的第三部俄文短篇小说集（《菲雅尔塔的春天》，纽约契诃夫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六年）。《利克》呈现了迷人的里维埃拉风光，小说就是在那里写成的；还打算营造出一种舞台表演效果，去吞没一位过于敏感的演员，不过效果并非像他幻想的那么精彩。这个英译版本最初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登在《纽约客》杂志上，后又收入纽约菲德拉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出版的《纳博科夫四重奏》。 弗·纳博科夫，《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 《O小姐》 《O小姐》选自一九五八年的《纳博科夫的“一打”》（见附录）。 《瓦西里·希什科夫》 一九三九年岁末（六个月后我就要移居美国了），我在巴黎闲得无聊，一天突然决定和一位流亡者中最知名的评论家乔治·阿德莫维奇开个无害的玩笑。他经常瞧不起我的东西，我则经常瞧不起他的几个弟子写的诗。我就在一家顶级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用了个新笔名，看他对这位初出茅庐的作家怎么说。诗登在巴黎的流亡者日报《最新消息》的每周文学专栏上，他是该专栏的撰稿人。下面就是这首诗，一九七○年由我译成英文（《诗和问题》，纽约麦格鲁－希尔图书出版公司）： 诗人 从房间到门厅移过一支蜡烛， 烛光灭了，它的记忆游动在一个人的眼中。 在深蓝色的树丛中游动， 直到没有星光的夜找到它的轮廓。 是时候了，我们就要离去， 仍然年轻，好多梦想尚未成真。 俄国的光辉最后一闪，看不真切， 闪动在我们最后诗行磷光闪闪的韵律中。 然而我们分明懂得灵感——不是吗？ 我们会活下去，我们的书会越来越多。 可是孤独的缪斯最终毁了我们， 现在是我们离去的时候。 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用自由 冒犯善良的人民，只是现在是 我们离去的时候——再说我们不愿 看到别人目光里隐藏的东西。 不愿看到这世上所有的欢乐和痛苦， 不愿看到迎来一束遥远阳光的窗扉， 不愿看到穿着军服梦游的人， 不愿看到高空中注视我们的云。 美是责备的目光，年轻的孩子们， 他们在屋里屋外玩捉迷藏。 茅厕在夏日的余晖中旋转， 夕阳无限美，是责备的目光。 所有这一切，压在一个人身上，缠住他，伤了他， 一封电报泪洒对岸。 雾蒙蒙，碧绿的小河奔流， 一切我都已无法言说。 片刻间，我们就要跨过世界的门槛， 进入一个地方——随你叫它什么都行： 荒野，死亡，无言， 也许倒也简单：爱的沉默。 遥遥车道沉寂，车辙底下 藏着花的泡沫。 我沉寂的祖国（爱意已成泡影）， 沉寂的闪电，沉寂的子孙。 作者： 瓦西里·希什科夫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俄文原作登在一九三九年十月或十一月的《俄国年鉴》上，阿德莫维奇看了那一期杂志，对这首诗赞不绝口，热情程度前所未有。（“我们中间终于诞生了一位大诗人”，等等——我是根据记忆引用的，但我相信查查文献，就可以找出这样的话来。）我实在忍不住想把此等趣事写出来，于是颂扬之词出来后不久，我便在《最新消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准确日期我又记不得了）上发表了我的散文作品《瓦西里·希什科夫》（一九五六年收入纽约出版的《菲雅尔塔的春天》）。根据流亡读者的聪明程度，可以认为这篇故事涉及一个名叫希什科夫的真人，也可以认为作者半开玩笑地讲了个奇怪的故事：一个诗人被和另一个诗人搞混了。阿德莫维奇的朋友和论敌热心地提醒他注意，是我创造了这个希什科夫。他起初不信，最后不得不信，在下一篇文章中说我“技巧足以模仿天才”。我热切希望所有的评论家都像他一样慷慨。我见过他，也就匆匆两面。不过很多老文人在他去世后不久的追思会上盛赞他古道热肠，文笔犀利。他一生就两样爱好：俄罗斯诗歌和法国水手。 弗·纳博科夫，《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 《极北之国》和《单王》 一九三○年到一九四○年冬是我用俄语写作的最后季节。开春我就要去美国了，在那里我将度过完全用英语连续写小说的二十年。我在即将告别巴黎的这几个月里所写的作品中有一部长篇小说，但动身前还没有写完，后来也就没再续写。没写完的部分我都销毁了，只留下两章和一点注释。第一章题目为“极北之国”，一九四二年发表（《新杂志》[Novyy Zhurnal ]，第一卷，纽约）。第二章《单王》先于它发表，一九四○年初登在巴黎的《当代年鉴》第七十卷上。现在的英文翻译是一九七一年由我儿子和我合作完成，严格地忠于原文，包括恢复了原来在《当代年鉴》上用省略号标出的一段。 假如我在巴黎写完了全书，那么读者也许会留下几个悬念：福尔特是不是个骗子？他真的是位先知吗？他是不是灵媒？叙述人的妻子是不是可以利用他返回阳间，含混不清地说一句她丈夫听不明白的话？就算有些悬念吧，有一件事情倒是清清楚楚的。在他想象中有一个国家（起初只是转移他悲伤情绪的地方，后来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艺术困境），这个鳏夫迷上了这天涯海角的极北之国，它开始展现出真实性。希涅索夫在第一章中提到，他将从里维埃拉搬到他在巴黎的昔日住所，实际上搬进了北方一个偏僻的岛上一所荒凉的宫殿。他的艺术帮他复活了他的妻子，化身为贝琳达王后。这是凄惨的一幕，他即使在自由想象的世界里也战胜不了死亡。第三章里她又要死去，被一颗意在取她丈夫性命的炸弹炸死。时值她刚从里维埃拉返回几分钟，在伊戈尔河的新桥上。这就是我能从我尘封的记忆碎片中整理出来的所有故事。 关于王，说上几句。怎么翻译这个词语让译者颇感困难，因为俄语中的王是“korol”，缩写是“Kr”，而英语行文中王的缩写只能是“K”。长话短说，我的“K”指的是一个象棋棋子，而不是一个捷克人。至于题目，让我引用布莱克伯恩《棋局术语和主题》（伦敦，一九○七年）一书中的话：“黑方棋盘上如果只剩王一个子，就成为单王局。” 阿道夫王子的外貌是我想象出来的，出于某种原因，让他长得像佳吉列夫(6) （一八七二——一九二九）。这个人物至今是我最得意的人物之一，保存在我私人的丰满形象博物馆。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会在他的某处空间里拥有这样一间博物馆。我不记得可怜的阿道夫是怎么死的，只记得他是受锡安及其同伙指派，方式粗暴可怕，时间是伊戈尔桥通车之前五年整。 我以为现在已经不时兴弗洛伊德评论家了，所以我没有必要警告他们别用他们的标志来碰我的人物圈子。另一方面，好心的读者当然会发现我这最后一部俄文小说在《庶出的标志》（一九四七）中有改头换面的英文回响，在《微暗的火》（一九六二）里更是如此。我发现这样的回响讨人嫌，不过让我后悔当初没有写完的真正原因是这一停顿预示着它将和我所有的俄文作品有本质上的不同。不同在其色调，在其风格的宽广，在其不好把握的汹涌潜流。现在的《极北之国》英文翻译于一九七三年四月七日登在《纽约客》杂志上。 弗·纳博科夫，《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三） 《助理制片人》 《助理制片人》选自一九五八年的《纳博科夫的“一打”》（见附录）。 《“那曾是在阿勒颇……”》 《“那曾是在阿勒颇……”》选自一九五八年的《纳博科夫的“一打”》（见附录）。 《被遗忘的诗人》 《被遗忘的诗人》选自一九五八年的《纳博科夫的“一打”》（见附录）。 《似水流年》 《似水流年》选自一九五八年的《纳博科夫的“一打”》（见附录）。 《谈话片断，一九四五年》 《谈话断片，一九四五年》选自一九五八年的《纳博科夫的“一打”》（见附录）。 《符号与象征》 《符号与象征》选自一九五八年的《纳博科夫的“一打”》（见附录）。 《初恋》 《初恋》选自一九五八年的《纳博科夫的“一打”》（见附录）。 《连体怪物的生活情景》 《连体怪物的生活情景》选自一九五八年的《纳博科夫的“一打”》（见附录）。 《瓦内姐妹》 《瓦内姐妹》一九五一年二月写于纽约伊萨卡市。最初于一九五九年冬发表在纽约的《哈德孙评论》上，一九五九年三月登在伦敦的《文汇》杂志上。后收入纽约菲德拉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出版的《纳博科夫四重奏》。 故事中安排叙述人并不知晓他讲的最后一段以离合体的形式为两个已故的姑娘所用，以证实她们神秘地参与到故事之中。这种特别的戏法在千年小说史上只能试验一回。至于成功与否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弗·纳博科夫，《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 《兰斯》 《兰斯》选自一九五八年的《纳博科夫的“一打”》（见附录）。 《复活节之雨》 《复活节之雨》发表在俄国流亡者杂志《俄罗斯回声》一九二五年四月号上，现存的唯一一本原版杂志是一九九○年发现的。本篇由德米特里·纳博科夫与彼得·康斯坦丁翻译。 《词语》 《词语》首次发表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的《方向报》上。我的翻译刊载在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纽约客》上。 德·纳博科夫 《娜塔莎》 《娜塔莎》首次发表是由我译成意大利文，于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登在米兰的《晚邮报》副刊IO Donna 上。之后又收入意大利语版纳博科夫选集《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艾德菲出版社）。我翻译的英语版本登在二○○八年六月九日的《纽约客》上。 德·纳博科夫 (1) 　拉丁文转写的俄语，灾难 。 (2) 　纳博科夫代表作《洛丽塔》中的主人公。 (3) 　《国王，皇后，侍卫》（Korol', dama, valet ）是长篇小说，由柏林斯洛沃出版社出版，英译本改名为《王，后，杰克》（King, Queen, Knave ）。登在《方向报》上的是其中一章。 (4) 　Ivan Bunin（1870—1953），俄罗斯作家，一九三三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5) 　即列奥纳多·达·芬奇。 (6) 　S. P. Diaghilev（1872—1929），俄国文化名人，自一九○七年起每年举办“俄罗斯演出季”，组织俄国音乐家、舞蹈家赴国外演出，将俄国独特的芭蕾舞姿和音乐剧作带到欧洲各地。 附录 以下是纳博科夫对《纳博科夫的“一打”》（纽约花园双日出版公司，一九五八年）所作的题解注释，以及他为纽约麦格鲁－希尔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三部他的短篇小说集：《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三）、《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写的前言。 为《纳博科夫的“一打”》（一九五八）作的书目注释 《昆虫采集家》、《云·堡·湖》和《菲雅尔塔的春天》本来是用俄文写成的，最初发表（标题分别是“Pilgram”，“Oblako，ozero, bashnya”，“Vesna v Fial'te”）在俄国流亡者杂志《当代年鉴》上（巴黎，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用的是我的笔名弗·西林，后收入我的两种短篇小说集（《眼睛》，俄国年鉴出版社，巴黎，一九三八年；《菲雅尔塔的春天》，契诃夫出版社，纽约，一九五六年。）这三篇小说的英文翻译由我（凡是与原作有出入之处，由我一人负责）和彼得·佩佐夫合作完成。《昆虫采集家》和《云·堡·湖》英文版本登在《大西洋月刊》上，《菲雅尔塔的春天》登在《时尚芭莎》上，三篇一起收入《故事九则》，一九四七年由新方向出版公司在“方向”系列中出版。 《O小姐》本来用法文写成，最初于一九三九年发表在巴黎的《尺度》（Mesures ）杂志上，仰仗已故的希尔达·沃德小姐译成英文。英文版本登在《大西洋月刊》上，后收入《故事九则》。最终的版本略有改动，更为严格地坚持了自传的真实性，在我的回忆录《确证》中作为第五章。《确证》一九五一年由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出版，一九五二年由英国维克多·戈兰兹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说吧，记忆”。 该集中其余的故事都是用英文写的。其中《被遗忘的诗人》、《助理制片人》、《“那曾是在阿勒颇……”》、《似水流年》几篇曾登在《大西洋月刊》上，后收入《故事九则》。《谈话片断，一九四五年》（又名《含糊其辞》）、《符号与象征》、《初恋》（又名《科莱特》）、《兰斯》几篇最初登在《纽约客》上，《含糊其辞》收入《故事九则》，《科莱特》收入《纽约客》合订本，又在《确证》中作为第七章。《连体怪物的生活情景》曾登在《记者》杂志上。 只有《O小姐》和《初恋》（除了题目改动外）在各种细节上忠实于作者记忆中的生活。《助理制片人》则是基于事实的创作。其余的几篇，我不再因模仿了“现实生活”而愧疚，如同“现实生活”抄袭了我也并不负责一样。 弗·纳博科夫 《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三）前言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十三篇英译小说，原文都是俄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年间在西欧写成，逐篇登在各种流亡者报刊上，或收在不同的选本中（最后一个选本是《菲雅尔塔的春天》，契诃夫出版社，纽约，一九五六年）。这十三篇中的大多数是由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和作者合作翻译的。现在的英文版本为终稿，由我一人负责。西蒙·卡林斯基教授是第一篇小说的译者。 弗·纳博科夫 《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五）前言 这个集子里的十三篇小说中前十二篇由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和作者合作从俄文译为英文，代表着我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在柏林、巴黎、芒通镇等地无忧无虑的侨民tvorchestvo（一个有尊严的俄语词，意思是“创造性的产出”）。零星的篇目说明在各个故事的前言里有交代，欲知更多则可参见麦格鲁－希尔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安德鲁·菲尔德所著《纳博科夫作品目录》。 第十三篇小说是在纽约北部的伊萨卡用英文写成的。当时我住在东西尼卡大街八○二号一幢阴暗的灰白木头房里。我们主观上认为这个地方和新英格兰拉姆斯代尔镇劳恩街三百四十二号那幢更有名气的房子(1) 有一定关联。 弗·纳博科夫，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瑞士蒙特勒 《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一九七六）前言 这个集子是我最后一批值得译成英文的俄文故事。它们在十一年间（一九二二——一九三五），前后登在当时柏林、里加、巴黎等地的流亡者报刊上。 近二十年来我在美国出版了四部短篇小说集，在此把其中所有翻译过来的短篇列出个单子，我隐约觉得会有用处。 《纳博科夫的“一打”》（纽约花园双日出版公司，一九五八年）收有以下三篇英译小说，由彼得·佩佐夫和作者合作译出。 1．《菲雅尔塔的春天》（Vesna v Fial'te ，一九三六） 2．《昆虫采集家》（Pil'gram ，一九三○） 3．《云·堡·湖》（Oblako, ozero, bashnya ，一九三七） 《俄罗斯美女及其他故事》（纽约麦格鲁－希尔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七三年）收有以下十三篇英译小说，由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和作者合作翻译，书名由西蒙·卡林斯基与作者合作翻译。 4．《俄罗斯美女》（Krasavitsa ，一九三四） 5．《列奥纳多》（Korolyok ，一九三三） 6．《滞烟》（Tyazhyolyy dym ，一九三五） 7．《婉言相告》（Opoveshchenie ，一九三五） 8．《嘴对嘴》（Usta k ustam ，一九三二） 9．《博物馆之行》（Poseshchenie muzeya ，一九三一） 10．《事关面子》（Podlets ，一九二七） 11．《未知的领域》（Terra Incognita ，一九三一） 12．《风流成性》（Khvat ，一九三○） 13．《极北之国》（Ultima Thule ，一九四○） 14．《单王》（Solus Rex ，一九四○） 15．《土豆小矮人》（Kartofel'nyy el'f ，一九二九） 16．《循环》（Krug ，一九三四） 《被摧毁的暴君及其他故事》（纽约麦格鲁－希尔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七五）收有十二篇英译小说，由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和作者合作翻译。 17．《被摧毁的暴君》（Istreblenie tiranov ，一九三八） 18．《一则童话》（Skazka ，一九二六） 19．《音乐》（Muzyka ，一九三二） 20．《利克》（Lik ，一九三九） 21．《新遇》（Nabor ，一九三五） 22．《恐惧》（Uzhas ，一九二七） 23．《海军部大厦塔尖》（Admiralteyskaya igla ，一九三三） 24．《纯属偶然的事情》（Sluchaynost ，一九二四） 25．《纪念希加耶夫》（Pamyati L.I.Shigaeva ，一九三四） 26．《巴赫曼》（Bachmann ，一九二四） 27．《完美》（Sovershenstvo ，一九三二） 28．《瓦西里·希什科夫》（Vasiliy Shishkov ，一九三九） 《落日详情及其他故事》（纽约麦格鲁－希尔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七六）收有十三篇英译小说，由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和作者合作翻译。 29．《落日详情》（Katastrofa ，一九二四） 30．《倒霉的一天》（Obida ，一九三一） 31．《菠菜》（Lebeda ，一九三二） 32．《乔尔布归来》（Vozvrashchenie Chorba ，一九二五） 33．《旅客》（Passazhir ，一九二七） 34．《一封永远没有寄达俄国的信》（Pis'mo v Rossiyu ，一九二五） 35．《柏林向导》（Putevoditel'po Berlinu ，一九二五） 36．《门铃声》（Zvonok ，一九二四） 37．《雷雨》（Groza ，一九二四） 38．《重逢》（Vstrecha ，一九三二） 39．《一段生活》（Sluchay iz zhizni ，一九三五） 40．《圣诞节》（Rozhdestvo ，一九二五） 41．《忙人》（Zanyatoy chelovek ，一九三一） 弗·纳博科夫，一九七五年于蒙特勒 (1) 　这是纳博科夫代表作《洛丽塔》中洛丽塔家的地址。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